隋唐东征，是隋唐两代历史上具有全局影响的大事。史载，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的70年中，大规模的东征高句丽先后计十余次。隋唐历次东征，从东北古代交通地理上看，主要分为水、陆两个方向。其水路军主要集船只于山东“东莱海口（今山东掖县）”，然后北经“三山浦”，过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南端海渚，先抵“卑沙城”（今金州大黑山城）或旅顺老铁山等辽东半岛南端津要，而后沿黄海北岸趋鸭绿江口的汉魏晋之“安平口”即今鸭绿江口，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亦可陆行北进鸭绿江流域和长白山南北，进入咸境南、北道。如欲东过鸭绿江再去大同江口，则沿黄海西岸，舟行进至“安平口”“泊汋口”，然后至“列口”和“平壤城”。以上是为《新唐书》中记载的当时“登州海行入高丽、日本道”的水路前一段。
隋唐东征陆路，则从隋东都洛阳出发，东出潼关经幽州燕、蓟之地，傍海出“临渝关”，然后转北行辽西“营州”，再东渡“辽泽”而至“安东都护府”所在地“辽东城”。如《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九年（645）九月首次亲征班师，“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皇太子自定州迎谒。戊午，次汉武台，刻石以记公德。十月辛未，幸幽州。”唐太宗走的此段，应即当年秦皇、汉武的东巡“碣石台”之道，而且其不忘先帝功德，于进入临渝关前先“次汉武台，刻石以记公德”。其间步秦皇、汉武之后，驰行数千里，从关中腹地通往东北边陲。其征程之远、征发人马数量之巨及交通之艰难，实属空前。如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第二次诏二十四军出辽东诸道讨高句丽。当时征发人数达113万，“号二百万，……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10]。
隋代虽以倾国之师先后三次东出辽左，但终因国力不达和杨玄感等人的内部变乱，以无功而终。唐朝立国以后，吸取隋征辽东的历史教训，集军队储粮秣于水、陆两道，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继续进行统一辽东的战争。据新、旧两《唐书》中记载，唐代东征的主要战役计有以下9次：
1.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统六军发洛阳。……夏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五月丁丑，车驾渡辽。甲申，上亲率铁骑与李世勣会围辽东城”[11]。
以后在两《唐书》记载的主要东征战事有：
2.贞观二十一年（647），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出“新城道”；牛进达出“青丘道”，二路并行进攻辽东高丽。
3.贞观二十二年（648），青丘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以楼船战舰由海路征高丽，兵“次鸭绿水，以奇兵袭大行城”。
4.永徽六年（655），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出“营州”，取北路攻辽东，破高丽于“贵端水”（今浑河）。
5.显庆三年（658），程名振与薛仁贵渡辽河出兵辽东。程名振与高丽战于“赤峰镇”；薛仁贵与高丽大将温沙门会战于“横山”“石城”。
6.显庆五年（660）,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和苏定方等分道征辽东，攻下高丽之“新城”“南苏”等名城。
7.龙朔元年（661），唐高宗遣兵，分“扶余、浑弥、辽东、平壤、镂方、沃沮”等六道东征高丽。
8.乾封元年至乾封二年（666—667），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大总管兵以伐高丽”。又有薛仁贵、契芯何力等分道集军东征。
9.总章元年（668），李勣、薛仁贵等统诸路军，终于攻下平壤城，执高丽王高藏，高丽遂平，以其地置为“安东都护府”。
上述隋唐时的历次东征，除水路舟师以外，陆路之师，均由“幽”“平”二州，东北出“渝关”傍海道，然后北指“营州”（今朝阳）而东趋“辽东城”（今辽阳）。其中辽西“营州”以南的“临渝”“平州”之傍海陆路，汉晋以来历世通行，已详见于以上各章，古今经行路线无大异，不详述。唯由唐代“营州”至“安东”的陆路交通，唐代以后有所新拓。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有当时“边州入四夷七道”。其中第一条道即为“营州入安东道”[12]，这是横贯辽东腹地的陆路干道。考于《隋书》和新、旧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以隋唐时历次东征的军事交通地理考察，隋唐时由辽西“营州”，渡“辽泽”，东行“辽东城”一线，可分为南、北、中三道。最先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已故著名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他在《东北通史》中说，唐征高丽“其陆路之师，盖分三路：其一为北路，由李勣统之，自通定镇济辽水，通定镇者，盖即今新民县境之辽滨塔……其一为中路，太宗自统之，由怀远镇逾辽泽，以度辽水，经马首山，造辽东城下……其一为南路，由张俭统一，自今海城牛庄，渡辽水之下游，以至趋建安城”[13]。金先生对唐代东征之南、北、中三道的地理考证，多为研究者引据。但对三道中的诸交通城站及其经行走向，古今殊无定论，而又多存悬疑。本章以下诸节在1990年著《东北古代交通》的基础上，再试分别重新考定之。
一、营州至安东之南道—燕郡、汝罗、辽队道
隋唐时由辽西“营州至安东”之南道，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参证隋、唐二史和有关碑志等材料，可知这条南道是由营州东南陆行，经大凌河下游的“燕郡”“汝罗城”，绕行“辽泽”之南，再经古“辽队县”，去往“安东都护府”（今辽阳）的古道。以其交通路线经行地名为序，可称为“燕郡、汝罗、辽队”道。
传世的“唐左监门大将军樊兴碑”记载：“公讳兴，字积庆，安陆人也。……（贞观）十九年，銮舆东指，袭行辽隧。”[14]其碑文所指应即渡“辽泽”而至辽东郡“辽队县”的汉魏古之“南道”。在汉魏时为由“交黎”过辽泽，趋向“辽队”和“安市”“平郭”古道。其中过“辽泽”所经的汉代“辽队”是“南道”重要坐标。
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记：“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其建安城，正是汉“平郭”（今盖州）之北今青石关山城。
唐贞元年间，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道里记》中，也明确记载这条唐代由辽西“营州”渡辽水东行“安东都护府”的南道：
唐营州至安东陆路三道示意图
“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 [15]
上述史籍中所指的由“营州”东经“燕郡”“汝罗”，至“安东都护府”（汉襄平），南至“辽队”“建安”故城的陆路交通，是为唐代东征时的“南道”。确定这条陆路道为营州至安东之南道的重要的交通地理坐标，是这条交通线上的如下交通要镇即“燕郡”、“汝罗”和“辽队”“建安”诸城的地理位置。此分记如下。
（一）燕郡城
燕郡在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在唐代“燕州辽西郡”以南。《太平寰宇记》“燕州”条：“（燕州）今理辽西县，……乃燕郡之北，炀帝大业八年（612），为置辽西郡，并辽西、怀远、泸河三县以统之。”[16]
此条之唐代“燕州辽西县”，至辽代继续设为“辽西州”。据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辽代辽西州应在“显州西五十里”“宜州南六十里” [17]。经考古调查，辽代“显州”在今北镇庙前古城；“宜州”为今辽西义县城。以如上二州为基本坐标，可审定隋、唐之“燕州”（辽西县）即辽代之“辽西州”,应置于今大凌河下游东岸义县以南、北镇以西的王民屯一带。近代于王民屯曾出土一方金代的“辽西镇”石碑，进一步确证了隋唐之“燕州辽西郡（县）”，应即辽代“辽西州”和金代“辽西镇”，同应在今义县东南大凌河下游的王民屯之地。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21°20′、北纬41°25′。其前身应是前燕时慕容廆创立的大凌河下游的“燕郡”。
唐代“燕州辽西郡”确定在今义县王民屯一带以后，以《太平寰宇记》所载（唐）辽西郡“乃燕郡之北”的方位看，唐代辽西交通重镇“燕郡”城，其相对位置应在王民屯稍南。参据唐贾耽《道里记》说，“营州（今朝阳）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则可将唐代“燕郡”置于今义县南大凌河下游七里河镇一带。考今义县七里河镇东北“开州城”村，有辽代“海北州开义县”古城遗址，七里河一带又多次有汉至隋唐文物出土。其开州城西北距朝阳为80多公里，折合《唐书》中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于方位和道里亦基本相合。另外，辽代“海北州”之地，古今素为大凌河下游交通孔道。唐末五代时，晋少帝重贵为契丹北掳，即曾由“锦州”，经“海北州”，由南道东渡大凌河与辽河，过“十三山”后、东至“海州” [18]（今辽宁海城）。所以综合考察，初定唐代由“营州”东行南道首镇之“燕郡城”，置于义县七里河镇的辽代“海北州”，即今义县“开州城”村故城。这适与隋唐、五代和其后辽金时期的三道交通地理方向吻合。
（二）汝罗城
汝罗地名在史籍中始见于北魏以前。唐代设为“汝罗守捉城”，亦为辽西交通和军事镇城之一。前以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渝水（大凌河下游）又东南，迳一故城东，俗曰女（汝）罗城。”[19]
郦注说明至少在北魏时期，今辽西大凌河下游西岸已有“女（汝）罗”城。其后在唐贾耽《郡国县道记》中亦有明确记载：“炀帝（大业）八年为置辽西郡，以突地稽为太守，理营州东二百里汝罗城。”[20]可知唐之汝罗城是继承魏晋而设的“守捉”城。
贾耽《郡国县道记》的著录，以当世人记当代史事，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他既明确记载汝罗城在“营州东二百里”，如与前条“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比较，汝罗故城更应在“燕郡”以东约二十唐里的大凌河西岸。这一方位与里距，可把唐代辽西之“汝罗故城”推定在今辽宁义县南开州城村以东大凌河西岸的老君堡一带。义县老君堡一带，早在战国时即有人聚居。《东北通史》曾记此地文曰：“观老君堡大凌河岸，早年出土有数座战国初至汉代的‘明刀’钱和‘安阳币’。足证这一带早在燕秦时，也有人聚邑……”[21]这条由辽西东渡大凌河，进入辽河下游的“辽泽”，再通向辽东的陆路孔道，在隋唐两代即称为营州之东的“燕郡—汝罗道”。而“汝罗城”可置于大凌河下游义县老君堡。
上述这条经由“营州—燕郡—汝罗”，东渡大凌河下游和“辽泽”，往趋辽东城的故道，从历史上看，应是前章记述的汉魏时由辽西“柳城—昌黎—辽队”至辽东“襄平”的古道。这条古道中渡大凌河下游，绕辽泽之南，先抵“辽队”城，而后再东北趋“襄平”，正是当年魏司马懿、毌丘俭兵发辽东的“南道”。因为此道需绕道辽泽之南曲行至襄平，故从营州（今朝阳）东至辽阳全程约七百里。宋曾公亮在其军事地理著作《武经总要》中记载：“按《皇华四达记》，营州东百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守捉，渡辽州（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今以契丹地图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22]
盖州青石岭山城（建安城）山上石墙
从《武经总要》引据的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皇华四达记》来看，这条“南道”应是隋唐至宋辽时的东北南部干线之一。审定从“燕郡”东至“安东都护府”共十七驿，凡“五百二十里”的里距看，唐代每驿距约合三十余里，恰与《旧唐书·百官志》记载驿传“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的著录相合。证明了当时这条辽东陆路之“南道”，实为唐代东北地区南部“营州”至“安东”境内的标准驿道。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宋人曾公亮以“契丹地图校”“燕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加上贾耽所记由“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的里程，从“营州”东至“安东”合计恰为七百里。这与后代《明一统志》及清初《朝鲜八道记》中记载的由今朝阳（古营州）经义县、广宁、南盘山、高平、沙岭、牛庄，然后东北至辽阳七百里的干道，古今道里恰好勘合。它进一步证明，这条自汉魏隋唐以来的辽东“南道”，尽管古往今来历代建置多变，但在交通地理上并无大的变异。它保持着历久千年不衰的相对稳定性，由此形成了这条东西横向的陆路干线，使其在古代东北南部交通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延至明、清两代。
（三）辽队县与建安城
这两处交通故城，均是唐代继承了汉晋时代的东征名城旧称。前者“辽队”，在辽河下游今海城西下夹河卢屯古城，地处“辽泽”之险；后者“建安城”在今盖州境北。
二、营州至安东之中道—怀远、襄平道
唐代营州至安东的中道，即发自“营州”，经“怀远镇（县）”，东至“襄平”的干线。这条陆路史籍中屡有记载，如《通鉴》所记：
隋大业八年（612）三月“癸巳，上（炀帝）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23]。
大业十年（614），“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高丽亦困弊”[24]。
隋朝时三出辽东，均以无功而还。至唐时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首次亲征辽东，亦曾取此道：（贞观）十九年三月，“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辽）泽东。……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堑”[25]。
同年九月，太宗由辽东“安市城”班师途中，“乙酉，至辽东（城）。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26]。
上述隋炀帝和唐太宗两次亲征辽东，取由的这条发自“营州”，经“怀远镇”、渡“辽泽”，而军于马首山，最后抵达“辽东城”下的干道，应即隋唐时由“营州至安东”（辽东城）的陆路中道。此道中古今著名的经行地，除“营州”（今朝阳）和“辽东城”（今辽阳）以外，尚有“怀远镇”“辽泽”和“马首山”等。以下按交通顺序试依次考述。
（一）怀远镇
该镇始设于隋代，初为怀远县，应设汉魏旧城上。《太平寰宇记》引《北蕃风俗记》云：“炀帝大业八年（612），为置辽西郡，并辽西、怀远、泸河三县。”[27]大业八年隋炀帝所置辽西郡“怀远县”，即后来东征交通地理中的“怀远镇”之地。因其地有兵家之重，所以唐代于怀远旧镇又置有“怀远守捉城”[28]。
从隋、唐两代东征所记录的交通地理看，“怀远”应在“通定镇”西南，“汝罗城”稍东北的中道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载，唐贞观十九年（645），“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趋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镇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29]。
从《通鉴》著文看，贞观十九年“李世勣军发辽西柳城（营州治），多张声势，若出怀远镇”为虚；而“潜师北趋甬道……自通定镇济辽水”为实。证明该战役中的怀远镇必在北趋甬道的通定镇之西南。以往史家或多定唐“怀远镇”在今辽宁省辽中县辽河西岸辽中境，但多未能提出确证[30]。笔者认为唐代“怀远”应置于今黑山县境西南之“蛇山子古城”。此地为见于前章的自汉魏以来的辽西重镇。
因为根据对隋、唐两代多次相继东征的交通地理分析，本书以为定怀远镇在辽河以西的辽中县境殆失之偏东。因为以隋、唐两代史籍中看，怀远与辽西、泸河二镇，俱设于大凌河流域及其毗邻地区。如大业七年（611），隋炀帝曾为东征下诏令：“其所役夫匠，至柳城以西者，复（免役）四年，至泸河、怀远以西者复五年。”[31]
隋唐时“柳城”即在今辽西朝阳市。“泸河”当以平泸水得名，故地应在小凌河（平泸水）下游今辽西锦州北一带。而与“泸河”相邻、排列在泸河稍东，同时可“复五年”工役的“怀远”之地者，也必应在近邻小凌河下游和大凌河下游以东，而不可能东至辽河西岸的今辽中县境。从当时准备东征的军事地理上看，当年隋炀帝及其谋臣，亦绝不会不顾基本军事常识，把东征的“屯粮之所”怀远镇设置在紧靠辽河西岸、距离高句丽的“武厉逻”城近在咫尺的今辽中或新民市境。因此本书综合审定，隋唐东征之“辽西、泸河、怀远”相邻三县（三镇），都应设在靠近“营州”而远离辽东城的辽西为宜。故三县之地，都应分布在辽西大、小凌河流域及以东。如以三地均作为东征的屯兵储粮之所，又同在一条相邻的交通线上排定：“泸河”应在今锦州一带；“辽西”应在大凌河下游义县之南；“怀远”应在凌海市稍东北的今北镇以东的黑山县西南蛇山子一带[32]。这样排定方与汉唐以来由辽西“柳城”出发，东渡大、小凌河，经“无虑”（北镇南）、渡“辽泽”东至“襄平”的古道交通相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黑山县西南蛇山子，再次复查，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发现的重要城址，有汉唐至辽金遗物丰富。2010年，在赴黑山县等地检查验收“三普”文物资料后，笔者更加勘信“蛇山子”古城应是继汉代以后的“无虑县”，亦即后来唐代的辽西交通重镇中道之“怀远镇”。
（二）辽泽
隋唐东征时的“怀远”中道，需要横渡辽泽达于辽东，史有确载。新、旧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屡次记载隋、唐两代东征，都曾跋涉于“泥淖二百余里”的辽泽之险。关于“辽泽”的地理位置，古今论者颇多，但亦多不能确指其地。其原因是，“辽泽”并不专指一具体地名方位，而应泛指渡大凌河东行，过北镇医巫闾山南北分水岭以后，由今北镇市闾阳以东，进入西沙河、绕阳河直至辽河右岸诸支流汇成的约100公里低洼泽沼之地。从《资治通鉴》中记载渡“泽东”而过“辽水”的方位看，准确地理意义上的古代“辽泽”，应指由辽河以西至西沙河下游约二百里泥淖之地。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为辽河、绕阳河下游的沮洳泥淖之地，故称为“辽泽”，古今谓为险途。前章东晋咸和八年（333，前燕慕容皝欲东攻割据辽东的慕容仁，两军曾会于“险渎”。险渎者，为汉代辽东旧县，故址已知在今辽河西台安县孙城子古城。2010年6月，笔者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专家验收组，亲赴该城实地又一次考察，仍可见其地高出河岸数米的城垣台地及散布的汉陶片，城址明确。今台安县境，古时正在“辽泽”东境，数有辽水之患。“险渎”正是以古“辽泽”之险得名。故知由大凌河东渡辽泽，古来已有军旅通行。但因困于盛夏之际辽水下游以西“辽泽泥潦”“人马不可通”，军旅多选择春、秋少雨之际或冬季通行。即使如此，交通亦备受其难。古往今来，涉渡辽泽打通辽西陆路，成为东北古代道路交通史上的专门之篇。隋唐东征陆路之师，横渡“辽泽”，越“中道”天险，更采取了辽东交通地理上有史以来第一次采用的两项措施：一是“布土为桥”和“剪草填道”；二是建造浮桥以车梁渡辽泽之上，以越天险。
其一，如前引《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车驾至辽泽……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辽）泽东”。同书卷一百八十二：“辽东久不拔，（炀）帝遣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
其二，如《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十月唐太宗回师渡辽泽“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
上述隋、唐两代东征中，进军途中多为夏历四月初。时辽泽之地，表土解冻，气候干燥，而下部冻土尚未化通，有一定承载能力，故可采取“布土为桥”。作法当在软泥上以布袋装土，逐次摆放，以形成如隋炀带渡辽泽时的“鱼梁大道”。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所以要求“军不留行”，是防止由于人、马的通行震动，使新的“布土为桥”因失去承载能力而下沉。这是唐军出师途中大队人马迅速渡辽泽的成功尝试。
至唐军回师途中，再路经“辽泽”时，适逢农历冬深十月，这时的辽泽之地应已有薄冰履道。但下部并未封冻仍泥淖松软，故采取了“剪草填道”和“以车为梁”的办法。广阔的辽泽之地，秋冬有丛生的苇茅长成，割草填道，可就地取材既方便又适用。而“以车为梁”，是解决较深水段的应急措施，它与架浮桥有异曲同工之效。隋唐东征时古代渡辽泽的这些办法，时至今日，在紧急处理陆路交通沼泽地段的松软路基时，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是中古时期东北亚陆路交通史值得记述之篇。
其三，所谓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阻于辽水，命工部尚书宇文恺于辽水西岸造浮桥三座”，仍是抢渡水深浪急之辽河的良策。由于辽水为辽泽中的干流，河宽水深，无法“布土为桥”和“以车为梁”。故隋军采取架浮桥，由西岸引渡东岸的办法。这种方法是古代交通技术上的又一创造，至少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尚属第一次出现，对古今交通设施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以浮桥跨渡辽河这条天然防线后，“马首山”（今首山）和“襄平城”（今辽阳）就在隋唐将士的控弦之下了。
（三）“唐寨馆”与马首山
隋唐东征时，由“中道”过辽泽渡后，过今黑山县“怀远镇”首抵太子河流域的“唐寨馆”，在宋曾公亮《武经总要》中记为辽阳西六十里的“唐叶（葉）馆”，应为以隋唐东征驻寨得名的“唐寨馆”之误。经1982年实地调查，应在今辽阳西南“唐马寨”。由唐马寨东北行25公里之“马首山”，即今辽宁省辽阳和鞍山之间的首山。从交通地理看，渡辽河以东唐马寨，抢占首山，是攻取辽阳即古“襄平”城的战略要领。从战国时秦将李信追燕太子丹，到汉末司马懿攻辽东公孙氏，历次征辽东，欲下“襄平城”无不如此。而由辽河东趋首山（马首山）之道，古今有必经之路。这条路走向为：先经辽水西今台安县东南“险渎”，次渡辽水东，再经今辽阳西南约30公里的太子河东岸唐马寨一带。该地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实地考察，至今仍有辽金古城，应是在“唐寨”上建的辽代“衍州”故地[33]。“衍州”得名于古“衍水”即今太子河。过唐马寨然后渡太子河（古梁水）可直达辽阳。自此，隋唐时东征的“中道”即“怀远—辽泽—马首山”之道的东西经行路线，已逐一指证、昭然若揭。这是从汉唐以来，由辽西通往辽东的陆路交通干线之一。
三、营州至安东之北道—通定、玄菟（新城）道
位于隋、唐两代由营州东行安东都护府的“南道”和“中道”以北的“北道”，史称为“通定—玄菟道”。因此道东渡辽河后，可直达“新城”，故又可称为“通定—新城道”。宋《册府元龟》记载，唐贞观十九年“四月戊戌朔，李勣师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壬寅，江夏王道宗率众数千至新城”[34]。
这条由通定镇渡辽水，直趋玄菟、新城的陆路交通，从史籍中看，应开辟于长城戍边道而继承于隋代。据《北史》和《隋书》记载，大业七年，“于辽水西，拔贼（高丽）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35]。《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元胡三省注：“通定镇在辽水西，隋大业八年伐辽所置。”《北史》和《隋书》中的“通定镇”，即后来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北趋甬道……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交通路线，而“通定”是关键。
从上述史书中记载的方位看，“北趋甬道”上的通定镇，应位于辽水（今大辽河）西岸。是隋唐之际，由辽西“营州”（今朝阳）通往古“玄菟”的重要交通枢纽。古今据此，如《东北通史》[36]和《奉天通志》《满洲历史地理》等多推定通定镇在今辽河西岸辽宁省新民辽滨塔古城[37]。但从现代考古发现和自然地理诸条件审定，旧说定新民辽滨塔为隋唐时“通定镇”，主要因为辽滨塔者，系辽代“辽州辽滨县”治所。但从多次实地调查考古遗迹看，该城址上限始于辽，并仅存辽金古城址而非隋唐以前古城。另外辽滨古城，紧靠辽河西岸，地势平沃，这里纵有交通之便，但无山险之利。而隋唐时的“通定镇”，本建于高句丽“武厉逻”旧址上。按一般规律，作为辽河西岸屯兵戍守的高句丽“武厉逻”城，一般都建于据山险或高地上。这一点与“通定镇”应当具备的地理条件相差较远。近年有的研究者考“通定镇”在今新民巨流河。其失误在于混淆了隋唐“北趋甬道”和清代“大御道”的区别。审定隋唐二史中，辽东“北道”上的通定镇，似应有如下地理条件：一应是交通要冲，东临辽水又为师旅进出便途；二应是辽河西岸的高阜之地，有屯兵戍守的地利之险。以此寻证“通定镇”的地理位置，本节认为应置于辽河西岸、今新民市境公主屯后山附近以东的“乌尔汉”遗址。理由如下：
其一，新民“乌尔汉”正在地处紧靠辽河西岸的古今交通孔道上。20世纪80年代到2013年3月，笔者偕李健才和沈阳市考古所李晓钟先生等，先后多次赴法库、新民考察叶茂台、辽滨塔等和辽河西岸新民市东蛇山子乡乌尔汉遗址。该遗址地处紧靠辽河西岸乌尔汉村西南的高丘台地上，为现今101国道旁的一处临河重要聚落址。据李晓钟先生介绍，在“二普”中，该处即有晋、唐及早期遗物发现，并出有高句丽时代陶瓦，应为重要古城遗址或渡口驿城。考其为“通定镇”遗址，于交通地理和考古遗存均可据。
其二，从自然地理上观察，乌尔汉遗址正好位于紧靠辽河（一称巨流河）西岸的平原高处，地理坐标为北纬42°5′、东经122°5′左右。东距辽河干流不到10米，控制着辽河要冲的三角地带，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和军事地理的优越条件。由这里渡辽河，去往今沈阳、抚顺一线的古“玄菟”和“新城”，比其南的辽滨塔更有便捷之径。而且这一段巨流河，是新民境内最险窄的段落。今101国道，即明清以前的辽河渡口古道。所以古今此地为兵旅必由之地。不仅古代兵家多由“通定镇”渡辽水，就是近代的郭松龄反奉之战，郭、奉两军也曾会战于新民高台山一带。现经过乌尔汉的101国道，正是沈阳西通向古“营州”（朝阳）的北路干道。2013年春，笔者又与张福有再次实地调查，可确认今新民“乌尔汉”遗址应为“通定镇”。其文物史迹和古道方位历历可证[38]。
从乌尔汉遗址俯瞰辽河（左上为现代建筑）
其三，据《盛京通志》记载，通定镇“在广宁县东一百八十里”[39]。明清广宁城，即今辽宁省北镇县城。清人记载通定镇方位竟如此翔实，不知其所据如何。但从今天的实地方位看，今新民乌尔汉遗址（城址）正在北镇东北约200里，这与《盛京通志》中的“东百八十里”基本相合。如以旧说“辽滨塔”为通定镇，与北镇相距约250里，与史志中记载相差更远。因定新民市西北辽河西岸的新民市东蛇山子乡乌尔汉遗址为隋唐之“通定镇”，正与古今辽东交通地理和古迹遗存相合[40]。其后至辽金时，在此处交通要津西南10多公里处重建辽州“辽滨县”[41]，亦符合古今地理条件。
至于“北道”上过辽河东的“玄菟”和“新城”，前者为东汉、三国以后玄菟郡的第三迁旧址。至高句丽据有辽东以后，废郡制而称为“玄菟城”。故址详情见于本书第四章，确知应在今沈阳东陵区上伯官屯古城。而与玄菟旧城隔浑河相望的“新城”，以对应于玄菟旧城得名，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中，均确知为今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两城之间隔“小辽水”（唐又称“贵端水”）相望数十里，为唇齿相依拱卫之城。玄菟郡城始建于汉末，而新城则应始建于东晋以后，高句丽据有辽河左岸之后。两城在辽东交通和军事地理上，均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故《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高丽”条记载：“新城为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隋唐历次东征，由“新城”或“新城道”（浑河谷道）以进，计有五六次。自晋唐以来，由辽东“新城道”以进，东行沿苏子河可抵“木底”“苍岩”，去往高句丽古都“丸都”；东北可行“南苏”“扶余”诸城；东北行经渤海“长岭府”，可至渤海国国都“渤海王城”；东南沿浑河经“盖牟”城，可到达辽东城（今辽阳）。可见，辽东之“新城”实为晋唐时期东北南部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
该道在前章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三燕”与高句丽争据辽东的交通地理中已经详述过。上述隋唐东征时的辽东陆路三道，基本上沿袭了汉魏晋时期古道。只是在“中道”和“北道”的交通地名上，隋唐时明确增加了“怀远”“汝罗”“通定”等新地名。这是隋唐收复辽东过程中对辽东陆路交通地理和建置的重新调整。这也为其后辽代的东京至中京的交通地理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