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是唐代由中国东北靺鞨族建立的国家。其建国后，南临新罗，北略诸部，疆域扩大。“南与新罗，以泥河为界，西南以鸭绿江泊汋口，及长岭府之南境，与唐分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界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56]。其“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57]。置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二十余县。境内物产丰富，交通发达，“遂为海东盛国”[58]。渤海的交通文化与盛唐的渊源甚深，正如晚唐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一诗中所写：“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渤海以上京龙泉府为中心，开辟了通往唐朝以及邻族、邻国的五条交通道。按照《新唐书》记载，即“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渌，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余，契丹道也”[59]。其中，以“鸭绿朝贡道”和“长岭营州道”在东北交通中最为重要。唐朝的使节和渤海的贡使往来频繁，对渤海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该道并由渤海可转南行新罗和日本。
现将渤海通往唐朝和邻族、邻国的东北亚六条水陆交通道分述如下：
唐渤海“鸭绿朝贡道”和“长岭营州道”后段
一、鸭绿朝贡道
这是一条水陆兼行的交通道。关于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城镇和路线，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载：“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濡，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自鸭渌江口舟行百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60]这条鸭绿朝贡道即贾耽在《道里记》中所说的“登州海行入渤海道”，可考略如下。
（一）这条道路首先由唐朝的首都长安东行到登州。登州，唐如意元年（692）置，当时州治在登州之“牟平”[61]。神龙三年（707），州治移至今山东蓬莱。由此航海东北行到辽东半岛南端，这是一条自古以来的航道。唐平卢淄青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藩使李正己割据山东时，在登州城内设有“渤海馆”和“新罗馆”与渤海贸易。《新唐书》记载这里“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62]。唐文宗至宣宗年间，出使唐朝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亦明确记载，“（登州）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由此可知，登州不但是出海口，也是和渤海进行贸易的地方。自登州（今山东省蓬莱）渡海东北行，过大谢岛（今长山岛）、龟歆岛（疑为今之砣矶岛或今之钦岛）、末岛（今庙岛）、乌湖岛（今隍城岛）——这几座岛屿均为山东省渤海湾辖境内庙岛群岛中的岛屿，再北渡乌湖海——当过今渤海海峡，由此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马石山一称“乌石山”，应指岩石乌黑的山，即今旅顺口之老铁山；都里镇即今之旅顺。唐玄宗先天二年（开元元年，713）立于旅顺口黄金山麓的《崔忻井题名刻石》，亦名《鸿胪井刻石》，就是唐和渤海来往必经之地的有力物证。由今旅顺口沿辽东半岛东海岸东北航行，过青泥浦（即青泥洼，为今大连之旧称），由此再沿辽东半岛东岸东北行，经“桃花浦、杏花浦（金州杏树屯）、石人汪（长海石人岛）、橐驼湾（大北岛）而到乌骨江”。从乌骨城在今叆河上游凤凰山山城（在凤城市东南5公里）的情况来看，前已考证乌骨江即今之叆河[63]。叆河入鸭绿江口即“泊汋口”。从泊汋口距鸭绿江口百余里的记载来看，泊汋口即今叆河与鸭绿江汇流处。所谓“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的记载，是指从今叆河口溯流而北上，因江面狭窄，所以换成小船、东北行三十里到泊汋口，由此进入渤海境内。这里所说的“泊汋”不仅指今叆河口，也是指10公里外的泊汋城。“泊汋城”，即今丹东市东北之虎山山城。文献所载“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是指泝鸭绿江和今叆河而上。同时，从乌骨江口即今叆河口，泝流东北行三十里，即今丹东市东北10公里的叆河尖古城。这一古城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者即多次调查。曾出土过汉代绳纹瓦、五铢钱[64]、“安平瓦当”[65]。从出土的汉代文物，尤其是从出土的“安平瓦当”来看，与泊汋口鸭绿江北汉代“故安平县”[66]的记载相符。这里所说的泊汋口之泊汋城，亦即汉代安平县故址北今丹东虎山山城。《汉书·地理志》所谓“马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 ，即指至安平县辖境内入海，亦指安平城入海口。因此，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今河道有变迁，乌骨江即今叆河与鸭绿江汇流处，泊汋口当为唐代鸭绿江入海口的说法，是没有考古学根据的臆断[67]。因为和“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航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的记载不符。今丹东叆河尖古城，经多次实地勘查，不但出土过汉代文物，还出土过高句丽和辽金时代的陶片[68]。和文献所载高句丽的“安平城”（平地）及后来金代婆速府、元代婆娑府治所的方位和史迹均相符。“婆速、婆娑”当即古“泊汋”的音转。前已释读“泊汋”，乃指河（海）湾停泊处。今丹东市叆河尖古城即西汉安平县、高句丽之安平城、唐代渤海泊汋城之平地城、金代婆速府、元代婆娑府故地。这里正当辽东城（今辽阳）到平壤之间的交通要冲，地处鸭绿江口，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当年“鸭绿朝贡道”在连接中原与中国东北暨东北亚的重要性，南宋诗人陆游曾写道：“鸭绿桑干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著鞭。”可见在宋朝诗人笔下，鸭绿江与桑干河，自古已是华夏的名川和交通要冲。
由泊汋城又溯鸭绿江而行250公里至丸都城，即今集安县城。又东北泝流100公里至神州，即今吉林省浑江市临江镇。今临江镇北文成街中部，原有一段城墙，残长30米左右，高出地表半米左右，并有素面布纹、绳纹等筒瓦，具有渤海文物特点[69]。从出土文物和文献所载西南距丸都（今集安）200里的情况来看，渤海之“神州”亦即“西京鸭绿府”的所在地，当在今临江镇内的渤海古城。此西京鸭绿府，也是唐与渤海和渤海与高丽之间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重镇。从这里开始，弃“鸭绿水路”，取陆路北行“中京显德府”去渤海上京；南行则进入朝鲜半岛北部高丽、新罗之境。
（二）由神州（今临江镇）东北改为陆路，经显州到上京龙泉府。过去多误以今桦甸县苏密城为“中京显德府”即显州的所在地。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资料证实，今延边和龙县西古城子，应即渤海中京显德府的所在地[70]。由神州到显州的陆路交通线，亦从渤海古城的分布情况来看，从神州（今临江镇）应当是东北行到今抚松县城，然后再东行。今抚松县为一大盆地，松花江从北、西两面流过，在县城原汽车站油库院内曾发现过渤海时代的遗址。据1977年7月李健才等人亲自调查，当时还能看到红褐色和黄褐色布纹瓦片以及红褐色和灰色的细泥陶片。据寻访当地老人讲，过去在这里曾挖出过渤海莲瓣纹瓦当和铁镞。在抚松县城西、松花江西岸，过去亦曾有许多积石墓。此外，在抚松县城西5公里多的靖宇县榆树川乡有两座渤海古城：一座在松花江南岸，称为榆树川城，周长约为1.5公里，出土过渤海泥质灰陶和筒瓦残片[71]；一座在松花江北岸，在抚松县松郊乡新安村内，称为新安城，亦出土过渤海莲瓣纹瓦当等文物[72]。两山城隔松花江南北相对，皆在江岸峭壁上。从这一带的山川地理形势以及渤海古城和交通路线来看，从临江镇到抚松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沿河流两岸的平地和现在的铁路、公路交通路线通行，古今别无其他道路可行。抚松县城的渤海遗址，周围环山，北、西两面临江，中间为一广阔地的盆地，地理环境较榆树川两座古城更优越。尤其从丰州东行到显州的路线来看，当从今抚松县城，而不是从今抚松县城西的两座山城东行。因此，推定今抚松县城的渤海遗址，当为渤海的“丰州”所在地。榆树川乡的两座山城，当为丰州的卫城或所辖县城的所在地。从丰州即今抚松县城东行，完全是高山地区，只有沿今河流两岸或今铁路、公路沿线东行，别无道路可行。由抚松县东行，经今泉阳、露水河东行，到安图县二道乡西北6公里的报马城（又书宝马城）。古城在宝马屯东南500米，周长468米，城内有大量的砖瓦，内有辽金和清代瓦片，并在城内曾采集到一片渤海指压纹板瓦。据“兴州”在中京（今和龙西市古城子）西南150公里的方位来看，宝马城及其北三四十里的仰脸山城（亦出土过渤海指压纹板瓦）[73]，当为渤海中京所辖兴州州治的所在地。据当地人介绍，从今露水河或报马城到仰脸山城，虽有山间小道，但极为难行。因此，由露水河只有东行到二道白河的报马城，再由报马城东北行到安图县城的道路，才是古今比较平坦可行的。由安图县城西北行，经永庆乡到柳树屯，由柳树屯沿富尔河西北行到大蒲柴河，然后由此北行，沿牡丹江可到达敦化（渤海旧国）。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派郎将崔忻赴渤海时，当时的渤海王都尚在“旧国”（今敦化北）。因此，上述这段路线当即崔忻所走的北段陆路交通线。而去显州即中京显德府的路线，当即从今安图县永庆乡柳树屯，沿古洞河东北行，经万宝古城到新合乡，由此沿古洞河折向东南行，然后沿海兰江的支流，经卧龙乡和西城乡之间的獐项古城（渤海城）,又东行到达今和龙县西古城子，即渤海显州之“中京显德府”。
据1977年和1979年《东北古代交通》两位作者等先后对吉、黑两省渤海古道的调查，参证《吉林省文物志》等资料，进一步明确了由西古城子到东京城的渤海镇，即由渤海的“中京”到“上京”之间的若干渤海古城的分布情况。把这些渤海古城相连起来，显然是一条古代的交通道。从渤海中京到上京，即由和龙西古城子到渤海镇，无疑首先是沿海兰河东行，到延吉县（即龙井），这里有渤海古城和墓群。由今延吉县城东北行到延吉市，再由延吉市北行，沿嘎呀河流域的一些渤海古城到达渤海镇。从延吉市到渤海镇之间的渤海古城，有汪清县仲坪乡高丽城、安田古城堡、仲安乡兴隆屯古城、大兴沟乡庙岭屯南十里的半城（周长880米，矩形城，无瓮城、马面），再经汪清天桥岭（曾出土过渤海莲瓣纹瓦当），由天桥岭北行到春阳乡阳光屯所在的小城子（出土过渤海板瓦），再由春阳乡西北行一直到渤海镇（在东京城西），即达渤海的上京龙泉府。这些渤海古城都分布在今河流或公路、铁路附近，从实地勘查可知古今这条交通路线沿山川走向基本相同。
笔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多次实地考核古今交通地理基础上，参证吉、黑二省《文物志》，于1990年所著《东北古代交通》中已对渤海从“安平口”至中京、西京、上京的方位进一步确认，并将《文物志》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进一步明确了唐代渤海从“安平”北行“神州”和“显州”到达渤海“上京”这段陆路朝贡道。这些经实地踏查与文献印证的交通史迹，有别于单纯的文献推考，对澄清古今素有争议的唐代渤海的“五京交通”及历代东北三省沿黄、渤海北上鸭绿江口，又溯江而上进入长白山南北的渤海国境内，并由渤海进入今俄远东滨海地区，以及南行朝鲜半岛的相关交通地理，都有其重要实证意义。
二、长岭—营州道
这条道路，是当时从唐朝首都长安到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再从营州经辽阳（安东都护）转到渤海的上京路线。其中唐都长安（今西安）作为中亚“丝绸之路”的中心，西出阳关连接“安西都护府”（今吐鲁番交河古城），东出洛阳、幽州、辽西营州，连接“安东都护府”，是横贯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真正的万里“丝路”。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74]营州（今朝阳）是唐朝经略东北诸蕃的重镇，又是唐朝平卢节度使的驻地。前考燕郡城即汉辽西郡，在今义县南七里河镇开州城村古城。“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这一辽西郡在今义县东南大凌河东岸的王民屯，汝罗城在今大凌河西岸[75]，则汝罗城正与辽西郡隔大凌河东西相对。从营州经燕郡、汝罗东渡辽水，到安东都护府的道路即隋唐时代的南道[76]。再自安东都护府（今辽阳）经古盖牟、新城、长岭府到渤海上京龙泉府。古盖牟前已知为当今沈阳陈相屯塔山山城[77]。长岭府即今吉林省桦甸县苏密城。从山川地理形势以及渤海古城和历代交通路线来看，从今辽阳沿浑河东北行，过分水岭以后，再沿柳河、辉发河沿岸东北行，然后再沿牡丹江东北行，经旧国到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同见“朝贡道”图）。
营州道在“安史之乱”以前已是通往东北的主要交通道之一。其后由于“安史之乱”和契丹之兴起，营州道多次被阻，故多走“鸭绿朝贡道”即登州入海道这条水、陆交通道。因此，鸭绿朝贡道成为中后期渤海和唐朝来往的主要交通道。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当时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不但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上特别是东北亚诸国中的首屈都邑和著名的繁华城市。正如唐太宗诏令中说：“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78]在盛唐“海宇会同”的形势下，国内边疆各族的贡使和外国使者、商人往来不绝，唐朝的册封使和渤海的朝贡使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朝贡道进行频繁的往来，并经辽东和渤海两路通向高丽、日本。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特遣郎将崔忻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经登州渡海至辽东旅顺黄金山海岸，再转“鸭绿道”去渤海，并在其统治地区置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79]，并每岁遣使朝贡。归来在今辽东旅顺黄金山凿井以为记验。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唐派遣册封使达13次之多[80]。渤海遣使朝贡者，玄宗时29次，大历时25次，建中、贞元间4次，元和时16次，长庆时4次，宝历时2次，太和、开成时12次，会昌时4次，咸通时3次。其间并“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81]，有些学生就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亦有不少。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由此可知，在唐代，中原文化已大量经此诸交通道辗转传入东北。
渤海和唐朝的贸易往来也是比较频繁的。前指唐在山东登州置“渤海馆”，专管渤海贸易，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82]。渤海向唐朝输出的有马、虎皮、海豹皮、熊皮、貂鼠皮以及人参、麝香等各种名贵药材。从唐朝输入的有帛、锦、绢、粟、金银器皿等。频繁的贸易往来，丰富了国内各族人民的生活，加速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渤海第十代宣王大仁秀（820—830）统一海北诸部以前，居住在今黑龙江下游的黑水靺鞨，以及居住在渤海北部和今乌苏里江东西一带的拂涅、铁利、越喜、虞娄等部，向唐朝进贡也经由渤海境内的朝贡道。所谓“黑水入唐，道由我（渤海）境”[83]。不仅指黑水靺鞨的朝贡，其他“海北诸部”的朝贡，也经由渤海境内的朝唐道路。渤海王城“其北经德里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84]。德里镇（当今牡丹江下游）是渤海与黑水靺鞨来往必经之地。其路线当是从渤海王城沿今牡丹江北上到牡丹江口，然后沿松花江到黑龙江。如开元十三年（725），“渤海武王仁安六年（编者按：应为七年）正月，黑水靺鞨遣其将五郎子来贺正，且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鱼带，放还蕃”[85]。开元十六年（728），“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86]。其他如“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87]。高度发展的唐代经济文化由朝贡道输入渤海以及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东西各地，对渤海以及东北靺鞨各部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由渤海上京龙泉府，再北行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道”，继承了汉晋之北行肃慎、挹娄诸交通道。迄今在黑龙江省牡丹江、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的三江平原地区发现的大量从1世纪至七八世纪的古城址，即该地区的交通和社会发展的明证。
三、扶余—契丹道
扶余—契丹道，亦是古今未能确指的渤海西行契丹的交通古道。《新唐书·地理志》仅记“扶余契丹道也”。扶余府是渤海西部的边防重镇和交通要冲，“常屯劲兵扞契丹”[88]，由此道通往契丹必发自古扶余。渤海扶余府的故地，过去多从金毓黻先生的推论认为，“当在今农安城的西南百里之外求之，则今长春县之西南隅怀德、梨树等县地”。并认为“古扶余国当在是处”[89]。但从《辽史·地理志》“东京道通州条”和“龙州黄龙府”条的记载对照来看，辽初的渤海扶余府，为扶余国后期的王城。而辽初的黄龙府才迁置在今农安。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南迁，仍名黄龙府。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又迁回原地，即今农安。黄龙府迁回原地后，将南迁的黄龙府改名为通州。经实地考察可知，扶余王国后期的王城和渤海的“扶余府”，均不应在农安县城，今农安只是辽代黄龙府的所在地。辽初继承的渤海“扶余府”，经调查应在今松花江畔的龙潭山城或上游辉发河流域的柳河县罗通山城[90]。这是沿浑河上游和松花江上游诸川（扶余川）通向古扶余的重要东北亚古代交通。其中该道上确认的“长岭府”（桦甸苏密城）和“扶余府”（罗通山城）以及“扶余川”应是其重要的地理坐标。
关于从渤海扶余府通往契丹的路线，因缺乏记载，亦众议纷纭。据《辽史·太祖本纪》载，天赞四年（925），契丹太祖从上京出发，在木叶山、乌山、撤葛山祭祀后进攻渤海，十二月“次商岭，夜围扶余府”[91]。商岭当今柳河罗通山一带，从松花江上游的山川地理形势、古今交通道路以及古城分布的情况可以推知，从渤海之上京龙泉府（今宁安），西南去“契丹道”，应循牡丹江上游“旧国”敦化境，过牡丹岭而进入扶余故地今松花江中游吉林市，故史称“扶余契丹道”。由古“扶余城”，沿松花江上游至桦甸苏密城即“长岭府”。过长岭府，经柳河、东丰后，应进入开原、西丰境的寇河或清河一线。再西过辽河新民北，经彰武、阜新塔营子西行，经今医巫闾山北麓的“牵马岭”，至“兴中府”（朝阳）和辽“中京”。沿大凌河西北上，出大青山关隘。最后沿乌尔吉木伦河到达“永州”或巴林左旗辽“祖州”契丹故地，为基本的“扶余—契丹道”走向。按上述路线推定，以当代考古发现的扶余、渤海和其后辽代古城址的连线，可确定其大体走向：发自“扶余川”上的吉林龙潭山或南城子（古扶余城）—西南桦甸苏密城（长岭府）—柳河罗通山城—东丰山城镇—开原东（八棵树古城）—老开原（咸州）—康平小塔子（祺州）—法库四家子古城（熊山县）—彰武苇子沟（洪州）—阜新塔营子（懿州）—阜新红帽子（成州）—兴中府（营州）。然后由朝阳西北出大青山（青峦岭）关隘，至今赤峰宁城以北的古契丹部族之境。是为从古“扶余故地”到“契丹故地”的唐代渤海与契丹间的“扶余契丹道”草原交通的基本走向。
四、南海—新罗道
《新唐书·地理志》记“南海，新罗道也”。南海即渤海“南京南海府”。关于南海府的位置历来有咸兴、镜城、北青三说[92]，今以北青为是。北青古城位于今朝鲜半岛北部咸镜南道北青郡土城里古城，在汉魏晋时，为东沃沮重镇，至隋唐以后为渤海滨海交通重镇“南京南海府”。它比以往认定的咸兴、镜城等说的优势，是具有明确的渤海古城和遗物，而且地控由渤海南入新罗和日本的要途。南海府是通往新罗的重要城镇。《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引贾耽《古今郡国志》云：“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93]新罗泉井郡[94]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德源，其古今南北经由德源、咸兴、北青、定州、昌城，而至镜城、清津、庆兴，可达图们江下游的珲春、栅城一带渤海古都。而南京南海府正是这条陆路交通道上必经的重镇。这条陆路交通道从今德源到咸兴，沿朝鲜、日本海东海岸陆行北行到珲春，基本上当和现在的交通道一致。其中“栅城”旧为高句丽，后为新罗道的北境重镇，在今珲春市萨其城。而南海府（北青古城）居中，为沿日本海西岸南行至新罗的“躭罗”（济州岛和庆州）等的交通要镇。由此跨海经对马海峡去往日本，可达日本北九州等地。
20世纪上半叶的农安古塔
五、龙原—日本道
《新唐书》记：“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龙原即渤海“东京龙原府”，故址在今珲春县八连城。龙原府是通往日本的重镇，从渤海上京龙泉府到东京龙泉府，然后东南行到盐州出海到日本。关于渤海与日本交往的基本情况，据王侠先生考证，渤海使者访日共35次。渤海政权成立不久，于武王时期的仁安八年（727），即派高仁义、高斋德为使者共24人，携带渤海武王给日本天皇的国书前往日本。首次抵达日本的地点在日本东北部的出羽。当时出羽一带居住着土著虾夷人。渤海人中有16人被虾夷人杀害，只有8人到达日本京城平城京（奈良）。渤海使者最后一次访日的时间是922年，距渤海灭亡仅有4年[95]。
日本使者访问渤海共13次。自728年引田虫麻吕为送渤海使始，迄811年林东人为止，历时80余年。其中送渤海使出访9次，遣渤海使出访4次。从渤、日交往的基本情况看，全部交往的200余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727年渤海使者访日始，到818年第18次渤海访日使慕感德时为止，历时近100多年。后期自819年第19次渤海访日使李承英始，到922年渤海最后一次（第35次）访日为止。也历时100多年。日本使者访问渤海的截止时间为811年，正好包括在前期之内。前期渤海使者和日本使者归国到达日本的时间绝大多数在夏历九月以前。登陆的地点在日本中部的能登、加贺以及东北地区的出羽等地。后期渤海使者到达日本的时间绝大多数在十一月以后，登陆地点有能登、加贺、隐岐、但马、长门、出云、伯耆和若狭[96]。近年日本学者又提出渤海通日本的“北方海路说”，值得关注。
这一通往日本的陆路、海路交通道，史统称龙原—日本道。其主要经行地可考略如下。
（一）从渤海上京龙泉府到东京龙原府和盐州的道路
此道与今从宁安渤海镇到珲春八连城的路线基本相同。即从今宁安渤海镇（上京）沿上马河南下，过哈尔巴岭，再沿吉林省汪清县嘎呀河流域的渤海古城和遗址南下，经汪清县春阳乡石城村西北的石湖古城、大兴沟镇庙岭南八里的半拉城、汪清镇东北1公里的河北古城、新兴乡龙泉坪古城，到图们市石岘镇东南1公里的东兴村渤海遗址、曲水菜队渤海遗址、石岘镇河北渤海遗址、原红光乡碧水村西的渤海遗址。再由图们市沿今图们江东行，经凉水镇北11公里的亭岩村北山上的亭岩山城、密江古城，到珲春八连城（龙原府）。从上述渤海古城、遗址分布的情况来看，古今道路基本相同。从上京龙泉府到东京龙原府的路线，和现在铁路、公路的路线亦基本相同。即由珲春八连城沿石头河子东行，经石头河子渤海古城再东，过长岭子山口进入今俄远东境内。再沿车鹿河东行到波谢特湾北岸岩杵河口的毛口崴（俄国改名为“克拉斯基诺”），此即渤海东京龙原府所辖四州之一的古“盐州”所在地。由此出海到日本北九州的福冈（筑紫）一带，自汉晋以来为通“倭国”的海路。《日本书记》载，479年（高句丽长寿王六十六年，日本雄略天皇二十三年），助新罗，命“筑紫安致臣、马饲臣等，率师以击高句丽”。筑紫即今日本北九州岛的福冈。当时由筑紫率众赴海上大军行击朝鲜半岛之高句丽，非有庞大舰船和航海交通绝不可为。可以窥见当时日本与朝鲜半岛海上交通规模之盛况。
（二）从渤海盐州出海，在日本九州北端的“筑紫”（今日本九州福冈）登陆，则可从南道进入日本
日本主管对外事务的“太宰府”即设在筑紫。其附近的港口大津浦即“博多”，是外来船舶的指定停泊港口。此处在唐代日本高僧圆仁（794—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即由日本九州筑紫（福冈）之“博多”出发，经过朝鲜半岛赴唐。历经近十年，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十二月（843年1月）辗转再返日，经九州之“博多湾”回转日本。他留下了著名的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东北亚古代的礼佛求法的交通游记。但地处东北北部的渤海，从南道到日本的航程相对较远，而从北道直接到日本较近，故渤海使者也多走日本海之北道。故多在本州的出羽（今山形、秋田县）、佐渡（今名）、越前（今福井）、加贺（今新潟）、能登（今石川）等地登陆。渤海使者和随员少则数十，多则二三百，日本则在能登修造客院接待渤海使者。
（三）渤海使日者除主要经“东京龙原府”，从“盐州”（今俄属克拉斯基诺港）取北道渡海到日本以外，有时也从南京南海府的“吐号浦”出海到日本
如文王大钦茂宝历三年（776），派史都蒙等一行166人出使日本，即从吐号浦出发，十二月因遇风浪，120人遇难，仅史都蒙46人幸免。在第二年四月抵越前、加贺登陆进入日本本州的京都、奈良。
唐代渤海和日本的海上交通，是在南北朝以前，经高句丽和新罗至日本列岛的基础上，进入8世纪后，更是“沧波虽隔，不断往来”[97]。从大武艺仁安九年（727）第一次通聘日本，到大諲譔十三年（919），裴璆最后一次出使，在漫长的近200年间，渤海访问日本计35次，日本访问渤海计13次。渤海和日本使者，历尽艰险，多有海难发生，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附表：渤海与日本交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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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参据马兴国等《中日关系研究的新思考——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附《渤海、日本通骋年表》，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唐代渤海与新罗、日本海上交通示意图（一）
（四）由日本九州北端的“筑紫”（今福冈），沿日本海西侧北行，连接渤海“盐州”（今毛口崴），北行至东京龙原府的“龙原日本道”
日本奈良招提寺宝藏
这是9世纪渤海立“五京”后新开辟的跨渤海、新罗、日本的东北亚跨日本海两岸的重要水陆两栖交通。据《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引贾耽《古今郡国志》云：“渤海国南海、鸭渌、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高句丽旧地也。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98]泉井郡是新罗统一半岛后，设在今咸镜南道德源郡的傍海重镇。由此北行三十九驿至渤海之“栅城”（今珲春市萨其城），正是唐代渤海国沿日本海西北岸通向新罗和日本的主要路线[99]。它与故渤海“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境道北青古城），经“吐号浦”至日本的“南道”，共同构成了唐代渤海与日本的两条海上交通道。该“南道”，陆行辟行较早，从文献记载看，应开辟在汉武帝以后设立“朝鲜四郡”中的“临屯”和“玄菟”二郡。早在汉魏时代，由“汉四郡”经“三韩”海上通日本之道，即有“辰韩”六部南之滨海经对马海峡的“南道”和“玄菟”东之“沧海道”即出吐号浦之“北道”，分别通日本。至7世纪盛唐和渤海立国后，加上由新罗南通日本道和渤海东京龙原府，东行“盐州”出海去日本的“龙原日本道”，实际上在东北亚大陆地区，从朝鲜半岛南北海岸，已有环日本海西岸的南、中、北三道可通日本的九州、京都、奈良诸地。
这是近代远东日本海新航道开辟前东北亚大陆与日本列岛海路交通的极盛时期。其中由日本九州北部的“筑紫”（今福冈）的博多港登陆后，即可转向东北陆路，经今日本的北九州、山口、神户、广岛、冈山、京都、奈良、名古屋，穿越飞驿山脉，至关东而达东京及以北诸府州。其中奈良平城京，更是日本神户时代政治文化交通中心，留有唐代高僧鉴真等重要史迹。1999年秋作者再访“平城京”遗址，观其仿唐长安城等市井里坊遗迹和著名的招提寺等遗址犹存。
六、渤海上京北行黑水靺鞨道
该道是渤海境内的重要部族通道，虽不载于新、旧两《唐书》的“边州入四夷七道”中，但它不仅实际存在，而且在中国东北交通中极其重要。因为它实际上继承了古扶余—肃慎—挹娄的东北亚古道。1990年夏，笔者应时在渤海上京工作的张泰湘先生特邀，首次赴渤海上京博物馆考察期间，曾偕泰湘先生沿宁安县境牡丹江北行段，考察过少量渤海史迹。2014年春，又二次亲赴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考察“黑水靺鞨”史迹。今结合历年国内外同仁的考察研究成果，对松花江和牡丹江中、下游的相关靺鞨交通史迹，略记如次。
（一）黑水靺鞨道是唐代“长岭—营州道”的北延
前引《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记载：“自都护府（辽阳）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其北经德理镇至黑水靺鞨千里。”该书记载的由“安东都护府”至“渤海王城”的一段一千五百里的计程，是前述“营州—长岭道”的后段。而由渤海王城，“其北经德理镇至黑水靺鞨千里”的续段，可称“营州—长岭道”的北延。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传》中又记载：“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捷。……（望建河）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古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100]这一条记载，对“望建河”“东西室韦”“那河与忽汗河”及“南、北黑水靺鞨”等都提出了重要坐标。其中“望建河”即今黑龙江上源；“室韦”前已考应在今呼伦贝尔南北的嫩江流域；“那河”即今嫩江；“忽汗河”即今牡丹江。而《旧唐书》记“望建河”（黑龙江）东流段，与“忽汗河（牡丹江）”汇合处所经的“南黑水靺鞨”和“北黑水靺鞨”，显然应以今黑龙江为界。即黑龙江以南的称为“南黑水靺鞨”，黑龙江以北的称为“北黑水靺鞨”。可见当时的黑水靺鞨，是一个分布在从松花江和黑龙江中游东至日本海广阔领域的部族。金毓黻先生在《渤海国志长编·丛考》中，对《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宪康王十二年”本条有“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和通”14字解读说：“黑水国者，黑水部也，在渤海之北。宝露为勃利之对音。唐玄宗拜黑水酋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是勃利与黑水初为一部，后或分立。”
先贤考论极其精审。其一说明，黑水靺鞨部，确在“渤海（上京）之北”，与《新唐书》之“其北至黑水靺鞨千里”勘合；其二说明，“宝露”应即“勃利”，为定位黑水靺鞨方位提供了坐标；其三，宝露（勃利）与黑水二部，在唐时俱与新罗“共和通”，这是盛唐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的又一重要信息。 但是还应指出，隋唐时期的南、北黑水靺鞨，其“南黑水靺鞨”，主要分布于与渤海（粟末靺鞨）相邻的经考古发现的“牡丹江边墙”以北至黑龙江南岸；而“北黑水靺鞨”，则分布在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以南、东至日本海的广阔地域。这是考察隋唐及其以前“黑水靺鞨”民族地理和交通地理的基本方位的基础。
（二）由渤海上京北行“黑水靺鞨道”的重要史迹和交通走向
由上考知，唐代由渤海上京北行南、北黑水靺鞨的交通道，从文献记载看，应有如下三个地理和民族要素。
其一，黑水靺鞨应在渤海上京北千里，其经行应沿牡丹江中下游，由今宁安渤海镇（上京）北行至牡丹江下游与松花江汇合后的黑龙江两岸。
其二，由渤海上京北至黑水靺鞨，经由首镇为“德理镇”，该镇应是由渤海上京北行黑水靺鞨途中的一交通要镇。
其三，与北行黑水靺鞨相邻，这条交通道上亦应有渤海“勃利州”，应为“南黑水靺鞨”境内之重要边州。
以上交通地理要素，经近年黑龙江省学者刘晓东等先生研究，其由上京北行黑水靺鞨的“德理镇”，应在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北20公里桦林镇的“南城子古城”。该城西临牡丹江干流，与上京龙泉府同处牡丹江右岸，控扼牡丹江水路，城址略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58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2060米。城址内遗有建筑基址和残断的渤海时期筒瓦、版瓦和陶片。1990年夏，笔者偕张泰湘先生踏察时，仍见其有渤海遗物散布。该城南距渤海上京90公里，恰在由“渤海王城”北行“黑水靺鞨”的交通孔道上。在其城址相对的牡丹江左岸（西岸），自江西屯西沟北山峰向西北延伸至海林县交界处，又发现了一段长约50公里的“牡丹江边墙”。研究者推断，应是当时渤海靺鞨防备“黑水靺鞨”的边塞[101]，其与渤海上京与黑水部的交通尤重。从“南城子古城”再东北行约百公里至林口县三道通渤海古城及墓葬群，又至勃利县西北15公里的大四站渤海古城和兴农古城等，应都是“黑水靺鞨”的重要史迹[102]。有人推证：“德理镇”（南城子）古城，亦应是渤海上京龙泉府所领的龙、湖、渤三州中的“渤州”，并进而考证，“渤州”即唐玄宗以黑水靺鞨酋长所设之“勃利州”[103]。而由“渤州”（德理镇）沿牡丹江再北行数百公里，则到达勃利县西北与依兰交界处的勃利县大四镇渤海古城西北一线。至此，殆为距渤海上京北千里的南黑水靺鞨故地。由此继续东北可达唐代黑水靺鞨属地的东北边地库页岛地区，已经为当时东北亚交通所达之东北极边黑龙江下游部族地区。
唐渤海与黑水靺鞨交通略图
（据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黑龙江境内的松花江以北，黑水靺鞨的重要考古发现，是以20世纪80年代龙江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同仁遗址”和“萝北团结墓葬”等为代表。近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由萝北博物馆邓树平等同志调查发现的黑龙江右岸萝北“江岸古城”,其地理方位和考古遗存都非常重要（材料未正式发表）。经2014年春二次实地勘查，可与《旧唐书》印证，它不仅是由渤海北行“南黑水靺鞨”古交通道上的又一重要坐标，而且在今后研究隋唐及其以前，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包括“黑水靺鞨都督府”治）的地理位置和“黑水靺鞨”民族文化源头，都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在此处遗址（城址）中，有更早于隋唐时期的当地土著民族“夹砂红褐陶”片发现。而由萝北县“江岸古城”，继续东北行“北黑水靺鞨”部落，则到达黑龙江下游的隋唐时期东北亚部族交通的最北部边地。以萝北为中心的“南黑水靺鞨”故地，在隋唐东北边城交通地理和民族地理上的重要性，将随着考古新发现而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