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世纪初开始，兴起于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两河流域”的契丹族，以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之“上京”为中心，建立起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大契丹国”，亦称“大辽”。从此，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历史上，经历了辽、金、元三个以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契丹国家的兴起，在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的建置历史和交通地理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辽代在北方草原地带普遍建立府、州、县和头下军州城，使它的北部疆域空前广袤，囊括今中国东北全部、南至白沟拒马河和山西大同，东及滨海，西尽蒙古草原，版图大大超越了唐代“海东盛国”渤海的建置。由此奠定了近千年来东北亚地区建置与交通地理的基础。但是由于传世的辽代史籍鲜见和元修《辽史》记载的疏略，致使对有辽一代交通地理的考察，主要依赖同时代或稍后（涉及金初）宋人留下的笔记或北行记录。这些史录流传至今举其要者有以下诸种：
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家人传》
2.《王沂公（曾）上契丹事》（见《辽史》卷三十七和《契丹国志》卷二十四）
3.宋绶：《使辽行程录》
4.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七）
5.洪皓：《松漠纪闻》
6.《薛映记》（《契丹国志》内“富郑公行程录”）
7.路振：《乘轺录》（商书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8.陈襄：《使辽语录》
9.《张舜民使辽录》
10.胡峤：《陷辽记》（《五代史·四夷附录》）
11.赵彦卫《御寨行程》
12.王易《燕北录》（《辽史拾遗》引）
审读比较上述史籍，参证正史和历年来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辽代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辽代陆路交通地理的通达范围，在东北亚地区，超出了汉唐而达到了空前的广袤领域。其南起幽燕，北达黑龙江以北黑水靺鞨故地和克鲁伦河南北的于厥里等部 ；东及日本海西岸，而通高丽、日本；西越呼伦贝尔草原，而达今内蒙古和外蒙古草原纵深腹地。
其二，草原城市的崛起，使辽代道、府、州、县间的交通进一步发达。其中以“五京”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形成了包括整个中国东北、旁及大部分东北亚邻国之间纵横四至的新的交通网络。
其三，独具特色的辽代“四时捺钵”交通，是契丹贵族占统治地位的草原帝国将逐牧游猎和横帐行宫化于一体的特殊的交通载体。它对后世的金元草原交通的形成和发展，亦具有深远影响。
其四，依托游猎、群牧的车马驼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开辟了东北亚中古时代交通制度与交通文化的新时代。特别是“捺钵交通”和“骑射文化”独具特色。
其五，辽代以草原民族建立的具有“南北官制”的草原帝国，重视草原和内陆的州县建置和交通发展，而对边海、边域经略衰弱，尤其与高丽、日本诸国，采取相对封闭的政策，加之对汉文典籍限制，往来交通史籍罕见。故本章不单列辽代与高丽、日本之东北亚交通，而将相关内容一并追述在第八章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