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是以契丹和奚族为主体的草原帝国。10世纪初的东北亚交通史，是以契丹辽王朝与刚刚建立的朝鲜半岛王氏高丽东西并立为主要背景。而在交通文化上，又以契丹族的车舆制度和骑射文化最具特色。
一、契丹族的交通车帐制度
契丹和奚族的交通车帐制度，与契丹和奚族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习俗息息相关。辽代全盛时，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阿尔善沙地），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拒马河），幅员万里”[76]。可以说是当时东北亚地区版图最辽阔的草原帝国。在如此广阔的辽代疆域内，契丹贵族对外要开辟通向“五京”和邻国的交通道，连续征伐渤海、高丽、北宋、西夏；对内要每年发“横帐”设“行宫”于“四季捺钵”转徙之地，于平时更有“逐水草而居”的民生需求，所以其交通车帐等制度，必顺应这一基本社会功能而设定其不同层次的需求。
（一）如前节记述的“四季捺钵”行帐交通制度
这是辽代国家等级的交通行帐制度。《辽史·营卫志》：“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77]可见，在辽代“捺钵行营”已是一种国家制度。其表现为具有相对固定的行帐路线、固定的行帐时间和特定的行帐礼仪。以辽帝“夏捺钵”的庆州、怀州和归化州（今宣化）等地的行帐活动为例：三地大都有辽帝捺钵行驻的“行宫”，如怀州西山有“清凉殿”，庆州城中“辽行宫”[78]。据20世纪70年代和2010年秋两次实地调查，庆州（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城内城中偏北居中的大型建筑址，应即辽帝“夏捺钵”至庆州、黑山一带的行宫所在遗址。这种固定的专设行宫遗址，反映了辽代捺钵制度在辽代交通行帐上的独特性。恰如前引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所云，（由中京北）“复逾沙陁十余叠，乃转趋东北，道西一里许庆州。塔庙廛庐，略似燕中。过庆州东北十里，经黑水镇，济黑河，至大河帐。帐之东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
从沈括的详细记载来看，设有辽帝“行宫”的庆州东当有“草原御路”。而庆州内的“塔庙廛庐，略似燕中”，可见其行宫驻地的繁盛。出庆州东北十里有“黑水镇”，当即行帐转移的又一交通重镇，一称“黑水州”。而过黑河的“大河帐”以后，其东西有黑山，一称炭山，乃辽代圣山。宋张舜民《使辽录》亦记载，北狄（辽）黑山“犹中国之岱宗……云虏人死，魄归此山……非祭不敢进山”。可见，辽代“夏捺钵”的行帐驻地之一庆州及其黑山在辽代契丹人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辽代行帐交通与众不同的文化意义。因此，庆州所在的“黑山”，正是辽代中兴的圣、兴、道之“庆陵”和“奉陵邑”所在地，也是辽代行帐制度的典型区域之一。而辽代“春捺钵”行营的“长春州”（城四家子古城）更是辽代“五京”以外专设的最大“行营”驻地。
（二）为服从于争战和信使往来的草原交通制度
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讲，是服务于军事角度和政治角度的车帐、骑射文化。骑兵和骑射，是辽人的文化传统。如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至二十九年（1011）正月，辽征高丽，“冬十月丙午朔，女直进良马万匹，乞从征高丽，许之。……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师，所降诸城复叛。至贵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79]。此段辽兵偕女真骑兵数万攻袭高丽，曾渡鸭绿水以东攻高丽“西京”（今平壤），“围之五日不克，驻跸城西”，又攻至“开京”（朝鲜开城）而还，可谓长袭千里的长途之战。一路所经的辽东铜、霍、贵、宁和来远诸城，俱辽东京去高丽的军旅之道的实际经由。
再如重熙十八年（1049），辽征西夏。当契丹铁骑逼近西夏大营时，为不暴露军情，驸马都尉萧惠令“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80]。而与契丹毗邻而居的奚族，其衙帐制度亦很发达，甚至远传唐时京城。“奚车，契丹塞外用之，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81]。至辽代契丹之“奚车”当更精进。
以上举两次大举攻高丽、西夏之役，不仅骑兵千里奔袭，而且有车马随行运载辎重、粮草，可谓辽代从军事交通史上反映出来的行旅盛况。如同《辽史·萧惠传》所载：“明年（重熙十八年），帝（兴宗）复征夏国。（萧）惠自河（拒马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82]足见辽代军旅交通的盛况。
至于服务于信使往来的交通馆、站，在上述宋人使辽的行程录中，亦有具体记载。如前引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记载，出古北口“过顿，东北十余里，乃复钩折而南，数里至卧如馆。卧如馆西南距新馆四十里。……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济滦水，东出度摸斗岭。三十五里至柳河馆”。可见在辽国境内的主要驿路干道上，为供行旅驻行，均有馆、顿一类驿站之设。馆者设于部落或州、县关要处，多有城寨一类建筑以居行旅；而顿者，为行旅的中食或停歇处，在契丹和奚族地区，多为临时的“毡帐”。如沈括行至“临都馆”与“崇信馆”之间，“自馆稍西北行，路小（稍）平，二十里至中顿毡庐”。这种适合于草原交通的馆驿制度，实效法中原的驿传制度，而又辅以独特的部落营寨和中顿毡庐，是中古时期以来东北草原民族传统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的交通管理制度。
（三）为服务于本族民生的逐水草而居的群牧制度
辽代服务于契丹族民生的以“群牧”为标志的居行制度，是契丹人以群牧经济为依托的基本经济形态。无论官私，均以养马为多，辅以牛、羊、骆驼。如《辽史·食货志》所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83]北宋苏颂在使辽诗《契丹马》中亦云：“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人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84]即辽代社会不仅以养马为富国强兵的要务，而且以拥有马、牛等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与此相应，其除国家层面的对外争战和聘使往来外，普通部落和牧民间的往来，则以良驹和牛、驼车为盛。
为经略好具有国体经济形态的“群牧”制度，辽代与重视“四时捺钵”一样，重视生产方式的管理。契丹王族选择最好的草场，建立国家牧场，称为“群牧”，并在中央设一统一管理群牧的最高机构——“总典群牧使司”。其主官为“总典群牧部籍使”和“群牧都林牙”等。在地方州府，分设某路“群牧司”，设有“群牧使”等专司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层面的最高官制中，专设管理各级“群牧”的开创之制。它不仅在民生和经济上推动了辽代畜牧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推动马、驼、牛、羊饲养，车具、马具和骑射文化的发展过程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
二、辽代交通文化中的契丹族马具和马具文化
契丹人的车马具（含驼具）是辽代交通制度和交通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草原民族的契丹人，其交通工具中的马、牛和骆驼，主要用于战时驰骋和平时转徙、驮运及牵引车辆等。如《辽史》所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所以考古发现墓葬壁画中的马具、驼具多与射猎、出行、毡帐并存，具有实用兼形象性；而墓室中的马具，则多具有陪葬的礼俗性和真实性。如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子一号辽墓壁画上，画有一匹全鞍辔的枣红色配辔马。鞯为灰黄色并绘有虎斑纹，为虎皮彩饰，绿釉马鞍、辔勒皆为白色，勒头打花结，绕脖子后系成一圆套，有黑灰色眉和镫（应为铁镫）。在该墓东壁壁画上又有一匹黄色公马，灰色鬃尾，全鞍辔，绛色辔勒、白色带饰、淡红色鞍轿，马颈下垂一黄色花状铃，马头向前扬起，目前视，嘴张开，似呈奔走状[85]。
再如：20世纪70年代作者曾经亲自借展到辽博、现藏于赤峰市博物馆的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壁画和石棺上，都有驮马、毡帐和前有人牵引的马背挂鞍的形象图案。在邵国田先生主编的《敖汉文物精华》中，更有辽代披甲执锐的《鹰军图》。其画面的战马披铠束尾、前导鹰旗，凸显了契丹人铁骑方阵和驰马猎战的壮阔场面[86]。
上述略举的辽代壁画和石刻上的马与马具的最大特色是艺术的真实性。与发现的实物相比，在辔具的形制、色彩，配饰部位和系结方式，以及材质方面都具有写实性。如黑色的乌镫，显示铁马镫的乌黑锃亮；黄色玄铃，则与出土的鎏金黄色辔饰、花铃等相证无误。而灰黄色中深外浅的带有虎斑纹的鞍鞯（马鞍下垫子的花边），可能是仿虎皮图案（真正的虎皮鞍极少）的鞍饰。诸如此类，反映了辽代交通文化中马具、车具和马具文化的成熟和先进。如同本书第五章第八节“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北亚大陆鲜卑、高句丽的骑射、马具与马具文化的东传”所说，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奠基于山戎、东胡、匈奴的骑射文化到东汉后期和两晋南北朝的乌桓、鲜卑、高句丽时代，马具的发展（以鞍、镫、勒代表）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那么以契丹兴起为标志，10至14世纪的辽、金至蒙元前期，马具和马具文化，应当在前代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成熟期和黄金时代。几个世纪后满洲射骑文化的兴起，不过是对契丹、蒙古、室韦和女真骑射文化的继承，而终究是强弩之末。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历史上，四次骑射文化和马具文化（汉以前、两晋南北朝、辽金元、清初）的发展，尤以两晋南北朝和辽、金、元三代为中兴之骄，这是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关系尤重的两个重要时期。曾经风靡世界的所谓“骑马民族”与“骑射文化”，作为东亚和东北亚历史上的瞩目话题，尽管对它定义的准确性的理解，可以仁智互见，但它在广义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和民族文化史上的广泛影响，却是深刻而真实的。正如北宋文人苏颂在《观北人围猎》一诗中写道：“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平芜兽轶群。画马今无胡待诏，射雕犹惧李将军。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
引马图局部（敖汉南塔乡北三家子1号墓墓道东壁）
三、宋人笔下的契丹族的车舆、骑射与草原交通
辽代契丹族的骑射文化与草原交通，在北宋的诸多北使行程录和诗文中多有记载。如北宋苏辙在出使辽国时曾留有诗云：“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一时迁。”[87]此句的“古北阙”即古北口。他在《魏公集》中还记述，“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
亲历契丹和奚族腹地的北宋文人苏辙已经将辽代北国的骑射习俗和居行交通文化跃然纸上：宋朝的燕云地区，与契丹的接界，北不过“古北阙”即古北口关隘。自此北去，进入契丹、奚族所居草原。连山渐少而多属平地松林草原。奚人之居，多依茅草屋，殆多指辽中京一带“奚王”属境已有田园耕牧之事。而其北的契丹族，则“骈车依水泉”和“橐驼羊马散川谷”，完全是一派游牧景象。其“骈车”，当为一种游牧时临水而居的草原放牧时的行舆。如同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毡车出行图》中的“毡车”——长辕、高轮，车上前后有彩色车棚。车棚用四根细木立于辕和车厢之上，上有轿顶盖。一般的放牧骈车或装饰较为简便，但其遮风挡雨以利草原流徙居行的功能不可或缺。这是契丹和奚族依托游牧经济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由奚族和契丹人制造的草原上的车舆和马具，早在契丹国建国前已见诸中原记载。唐代李商隐的《为荥阳公贺破幽州奚寇表》中已记载，幽州刺史张仲武奏，破奚人部落，其战利品中竟有“奚车五百辆”。而从南北朝以来，奚与契丹一直毗邻在“二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同种、同源而习俗尽同。而北宋著名学者沈括在《熙宁使契丹图抄》中，更形象地目睹了契丹的“辎车”：“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在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88]
这种契丹车帐，广义上称“辎车”，而基本形制类同，唯材质优劣和装饰以贫富、等级稍有别。其“材俭”者“易败”，显为沈氏所指途见中京“打造部落”普通牧民所用。而辽墓壁画中发现的“青驼车”应是较好的一种。如赤峰敖汉旗高家窝铺乡韩家窝铺三号辽墓墓道壁画上即绘有双辕驼车。辕旁卧双驼，车前立一契丹男子，外侧立侍女二人，车后有持骨朵的侍卫，其显系贵族辎车。其仪卫森严而车制大体相同，为长于草原山地行使的以驼车为主的辽代辎车的典型形象[89]。在其他一些辽墓壁画中，也有少量牛车的形象。总之，从辽代皇族的“四时捺钵”，到一般部落的群牧生活，都应了元人所著《辽史》营卫志中所说，契丹人“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真实写照。这是辽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交通文化史和民族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社会历史真实写照。在10世纪前后的东北亚交通史上，契丹族的车舆、骑射和马具文化，是上承鲜卑、下启女真、蒙古的独具特色的草原交通文化载体。
* * *
[1]《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73页。
[2]《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承矩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第9330页。
[3]《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61页。
[4]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172页。
[5]《辽史》卷十六《圣宗本纪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92页。
[6]《辽史》卷十六《圣宗本纪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90页。
[7]《辽史》卷十八《兴宗本纪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页。
[8]宋德辉：《白城历史文化之旅》，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9]《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皇统五年二月乙未”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 第81页。
[10]《金史》卷八《世宗本纪》“大定二十四年正月戊戌”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86页。
[11]《金史》卷九十二《曹望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037页。
[12]《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京会宁府”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0页。
[13]沈括：《熙宁使虏图抄》：“（大河）帐之东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引据自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50页。
[14]《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74页。
[15]转引据自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52页。
[16]玛希：《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所记赤峰地名考》，《松州学刊》1987年4—5期专号。
[17]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52页。
[18]玛希：《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所记赤峰地名考》，《松州学刊》1987年4—5期专号。
[19]张松柏:《辽怀州陵调查记》,《松州学刊》1987年4—5期专号。
[20]详陈得芝：《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1]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59页。
[22]详《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23]《契丹国志》卷五《穆宗天顺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24]《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75页。
[25]详胡廷荣：《辽中京至广平甸捺钵间驿馆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26]《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永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445页。
[27]姜念思、冯永谦：《辽代永州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7期，第34页。
[28]《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部族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78页。
[2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太祖乾化元年”条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8750页。
[30]《武经总要》卷二十二《北蕃地理》。
[31]详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承德地区文物局《辽中京至南京口外驿道调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1期；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地理和地名学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卷4期，2004年。
[32]《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485页。
[33]《契丹国志》卷二十四《王沂公行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
[34]详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
[35]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
[36]《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 497页。
[37]《密云县志》卷七。
[38]《契丹国志》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39]详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36页。
[40]《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中京道泽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84页。
[41]《辽史》卷二十九《天祚皇帝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42页。
[42]详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43]《契丹国志》卷二十四《富郑公行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44]《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441页。
[45]《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50页。
[46]详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东北历史与考古》（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47]《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48]《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庆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44页。
[49]杨森（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50]《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2页。
[51]王绵厚、郭守信：《辽海印信图录》，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52]《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3年版，第148—149页。
[53]《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二《北蕃地理》。本节所引《武经总要》，系以明万历廿七年金陵富春堂刻本为底本，一般不具体标注页码。
[54]《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57页。
[55]详王绵厚：《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6]详王绵厚：《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7]《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4页。
[58]《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560页。
[59]《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559页。
[60]赵振新、吴玉林主编：《锦州市文物志》，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61]《旧五代史》卷八十五《少帝纪第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1126—1127页。
[62]《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第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78页。
[63]《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高祖天福十二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9329页。
[64]《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387页。
[65]《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3页。
[66]《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0—461页。
[67]《满洲源流考》卷十一引《明一统志》。
[68]详《辽宁史迹资料》，1961年版，第70页；冯永谦：《辽代部分州县所在地考证》，《博物馆研究》1992年1期。
[69]《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1页。
[70]《契丹国志》卷十《天祚帝纪》“天庆四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71]详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6—91页。
[72]《辽史》卷九十八《萧兀纳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02页。
[73]《辽史》卷二十七《天祚皇帝本纪》“天庆四年七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29页。
[74]《金史》卷一《本纪第一》：“既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叛辽，鹰路不通。”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页。
[75]《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五国部”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92页。
[76]《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38页。
[77]《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61页。
[78]《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庆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62页。
[79]《辽史》卷十五《圣宗本纪六》，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68—169页。
[80]《辽史》卷九十三《萧惠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375页。
[81]《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 第1957页。
[82]《辽史》卷九十三《萧惠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375页。
[83]《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923页。
[84]蒋祖怡等：《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04页。
[85]详邵国田：《敖汉旗北三家子辽代壁画墓》，《松州学刊》1987年第4—5期。
[86]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87]《辽史拾遗·附录》卷二。
[88]引自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二辑，第131页。
[89]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