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降临
文明毁于自杀，而非谋杀。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
我有个故友叫乔治·艾博特（George Abbott），曾导演过很多音乐剧，比如《都市掠影》（On the Town）、《失魂记》（Damn Yankees）、《酒绿花红》（Pal Joey）。艾博特于1995年溘然长逝，享年107岁，当时他正在重排百老汇音乐剧《睡衣仙舞》（The Pajama Game）。艾博特已近期颐之年时不得不放弃打网球，因为他的老球友们一个接一个都驾鹤西归了。而现在的美国就跟艾博特一样，不管是在八国集团[1]、北约组织还是欧盟峰会中，美国很快就会发现，它的昔日伙伴们都已经老而将死了。
21世纪初期最为关键的事实就是，除美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欧洲、日本等国和地区的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老龄化程度都更高，老龄化的速度也更快。假如一个社会的出生率下降，小孩儿越来越少，而老人却越来越多，那么老龄化问题就会出现。为了维持人口稳定——也就是说，人口既不增也不减，1950年是100万人口，30年甚至60年后还是100万人口——生育率就需要维持在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胎，而现在的美国生育率正好是2.1左右。加拿大目前的生育率为1.48——突破了本国新低，加拿大人一贯因持枪率更低、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更多以及拥有公费医保等事迹而睥睨美国人，但貌似1.48的生育率才更能突显这个“北方雪国”与“大撒旦”——美国之间的差别吧。欧洲的生育率为1.38；日本为1.32；俄罗斯的生育率最低，为1.14。这些国家——或者，确切地说，这些国家的人们——眼看着就要断子绝孙了。
老人本身并没有错：就拿我自己来说，假如能够选择一场晚会的音乐节目，比起最近流行的一些说唱歌手在台上无病呻吟，我更喜欢听多丽丝·戴[2]（Doris Day）献上一曲；而比起跟安吉丽娜·朱莉[3]（Angelina Jolie）约会，我更愿意同黛比·雷诺兹[4]（Debbie Reynolds）共进晚餐。但不妨想象这样一幅场景：在美国北部的一座磨坊小镇里，工厂大门紧闭，街头凄凉万分，镇上的年轻人为了生计早已迁居别处；而在美国南部，一座新生的小镇正沐浴在阳光之下，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那里坐落着鳞次栉比的商店和餐馆，拥有比北方小镇更多的工作岗位，还有更好的教育条件。现在，你觉得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人口增长，还是人口下降呢？光是想象一番这样的景象，我们就已经一目了然——年轻人的创造力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既然如此，假如比之南方小镇，一整个国家或者一整个欧洲的人口形势都与北方的磨坊小镇更加相似，那将是何其地触目惊心。
此外，如果你是个“反资本主义者”，千万别以为反正自己拥有“大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便不需要关注商业的创新与发展，更不需要在乎年轻人的数量有多少。须知，“大政府”是以比它更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基础的：相比于加拿大和欧洲，美国算是“小政府”了，假设到2075年美国人口比现在增长30%，那么，美国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上从2017年起就要进入赤字时代了。你且想想，西班牙的人口总数每过35年就会减半，相比于纳税人口尚且在增长的美国，福利负担大得多的西班牙又会何时破产呢？激进派的左翼分子可以为“大政府”摇旗呐喊，也可以高举控制人口的大旗，但绝无可能做到两头兼顾。把两个相互排斥的政策硬绑在一起，只会让欧洲走向社会崩溃的边缘。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口下降的同时经济反而增长的先例，况且现在还多了个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重担——社会福利体系。
全世界的婴儿出生率都在下跌，到最后，全世界的每对夫妇都会像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平均在39岁时才生下第一个孩子。而这终归是一场要决出最后赢家的比赛。在人口困境中挣扎到最后一刻的种族将赢得最大的胜利，而到了那时，本来就指望着外来移民带动社会发展的国家早已经财殚力竭了。即便第三世界的人口出生率也在减少，看看自己更为惨淡的出生率，欧盟国家也没什么好高兴的：第三世界就是欧盟国家的育婴室，养育着欧盟国家不须费心照看的未来劳动力；当第三世界的出生率与欧盟国家一样下降时，比起给第三世界带来的麻烦，更头痛的应该是欧盟国家。除非欧洲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内悬崖勒马，否则到了本世纪末，欧洲就会像经历了一场中子弹[5]爆炸一样：高楼大厦依然林立，但造楼的人却都死光光了。之后再过不到100年，所有德国人就可以下地狱去跟希特勒（Hitler）、希姆莱（Himmler）、戈培尔（Goebbels）和戈林[6]（Goering）等纳粹先驱们一起打扑克了。在马尔代夫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之前，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早都被埋在地平面以下六英尺了。不过安啦，这都不是事儿，还是继续操心您那“气候变暖”的鬼问题去吧。
直截了当地说吧，再过不到20年，欧洲就会半伊斯兰化，其原有的政治—文化特征将被彻底改变。
14世纪，黑死病曾带走欧洲1/3的人口；21世纪，远不止1/3的欧洲人口行将消失——但这一次并非被迫，而是缘于自我选择。我们生活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无论怎样，文明的自我衰落已经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若是讨论偏远落后的原始部落因为与现代社会的接触而土崩瓦解，你大概可以举出一大堆历史案例，但要说现代社会由于落后族群的兴起而走向没落，那真是闻所未闻。现在的我们在回顾罗马衰亡史时都会唏嘘不已，殊不知未来的人类学家在面对我们的衰亡史时，一定也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呢。
地图上的数学题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一个此前陌生的群体进入了我的视野，正是这一群人引发了我对人口问题的浓厚兴趣。他们并非开着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而是与那些恐怖分子有着共同信仰的伊斯兰同胞，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英国的约克郡、丹麦的哥本哈根，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为这次袭击而欢呼雀跃的活泼身影。然而又有几人知晓，在欧洲的西北角，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穆斯林人口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地增长，他们对自己的伊斯兰文化更是前所未有地充满自信。
人口当然不能解释所有事情，但也足以解释90%了，其中有些事情即便是傻子也能看出是由人口问题所致。比如，当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科林·鲍威尔[7]（Colin Powell）向法国呼吁在伊拉克战场上进行国际合作时，为什么法国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对其提议毫不买账：如果一国30%的城市人口都是穆斯林，青年失业率又居高不下，人民也为此怨声载道，那还谈什么派兵出征阿拉伯战场，还谈什么与大撒旦美国并肩作战呢？人，是一切问题的开端，随手往世界地图上那么一指，甭管远近你都会发现：比起何事、何地、何时、何因，何人才是一切问题的本质原因。还记得1980年代的电视节目吗？那个时候，我们被“黄祸威胁论”的新闻狂轰乱炸，零售商都在说“黄祸”正吞噬着美国，甚至预言很快他们就不得不在商场中用日语跟顾客交流了。然而，这些预言并没有应验，而且也永远都不会应验。到了1990年代，专家们又说，由于坚持贸易保护主义，且任人唯亲、昏聩无能，日本已然日薄西山了。但这真的说得通吗？你大可以把这套原因搬到六七十年代，照样能解释为何日本当时的经济也不行。对比往昔，日本在1990年代发生的唯一一个结构性变化，其实就是“黄祸”的大幅萎缩，正如东京学艺大学的山田弘毅教授（Yamada Masahiro）所言，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出生率大萧条”。这场大萧条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愚昧的经济学家由于对人口问题的过分忽视而引发的一场种族危机。日本社会已经老龄化了，而一个老龄化了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畏首畏尾、萎靡不振：因为老人总是倾向于把风险看得比收益更大。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能在21世纪崛起吗？问题是：中国将未富先老。
那波斯尼亚呢？为何自“二战”之始，它就一步步走向崩溃，最终成为上演了一幕幕种族大屠杀的修罗场？答案是：因为“二战”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口从43%降到了31%，而穆斯林人口则从26%增长到了44%。在民选时代里，没有人能抵挡得了人口多寡的选票威力，除非爆发一场内战，以死相抗。而塞尔维亚人也发现，若不能超越敌人，唯有除之而后快。但现在，欧洲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波斯尼亚的人口问题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穆斯林人口猛增的事实也曾引发过一场“漫画圣战”的怪诞事件。2005年9月，一家丹麦报社发表了几位漫画家拿先知穆罕默德开涮的漫画，结果引发了持续数周的抗议、诉讼、威胁、暴乱、纵火、毁房以及暗杀等一连串事件，恐怖情绪从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蔓延至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伊斯兰的怒火自英国的伦敦一路延烧到印尼的雅加达。回到2006年9月10日，没有几个人能预料得到再过几年将从大众媒体上看到这样离奇的新闻头条：“丹麦漫画圣战中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9人。”死人的事固然不是闹着玩儿的，特别是看到死亡人数翻了一番又一番的时候，但我们竟能这么快就把危机四伏的人口问题深埋于心、不复重提，也真是让人醉了。与“9·11”事件后席卷欧洲大陆的一场场小型恐怖袭击一样，“漫画圣战”事件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欧洲人口正日渐衰老，而穆斯林人口则正当年轻气盛。在一场文明的冲突中，恰似新主人在搬入新家之前要将厨房重新修葺一番，穆斯林也正在为他们在欧洲的新家设计更加适合自己的装修方案。在“漫画圣战”中，也许每个网络大V都会在原则上力挺勇气可嘉的丹麦报社员工，可是满打满算也就只有500万人写了博客，相比之下，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官方统计数据为2000万。这是个什么概念？你不妨自己算算。
鹿特丹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是多少？40%。比利时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是什么？“穆罕默德”。那瑞典的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呢？还是“穆罕默德”。截至2005年，“穆罕默德”已在英国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排行榜上名列第五。即便如此，在“9·11”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马德里、巴黎和伦敦的恐怖袭击案之前，大部分欧洲人从未意识到主流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
让我们从另一个最基本的角度来审视问题：为什么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今这般模样？为什么本书原版的写作语言来自于远离欧洲海岸的一个小岛呢？为什么英语成为了全球贸易、互联网和国际组织的通用语言？为什么除了英国以外的其他十几个国家，从拉丁美洲的伯利兹（Belize）到非洲的博茨瓦纳（Botswana），从西非的尼日利亚（Nigeria）到西太平洋上的岛国瑙鲁（Nauru），都在说英语？为什么加拿大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同一个女王？为什么1/4的世界人口都来自英联邦，并且多多少少都受制于历史悠久的英国普通法和英国议会传统呢？
因为在19世纪早期，英国成为了第一个真正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在此之前，英国不列颠群岛上的景象和世界其他地方别无二至：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堆孩子，但大部分孩子在能为家庭和社会产生经济回报之前就已经夭折了。到了1820年，情况大有改观，医学的进步以及基本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15岁以下的青少年构成了英国人口的半壁江山。纵然单纯从数量来看，相比于中国的3.2亿人口，英国的280万人口只不过是北大西洋群岛上极不起眼的一小撮人，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人口基数，而是潜在的人口增长趋势。此后，英国凭借着富裕的人力，不仅占领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高度渗透了西印度群岛、非洲，乃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命脉。与此同时，让世界感到万分幸运的是，人口的转移也带去了英国文化，使得历史悠久的法律体系、财产权利观以及个人自由理念均由此传播至五洲四海。
试想一下，倘若第一个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并非像英国这般拥有崇尚个人自由的悠久传统——比如中国、日本、俄罗斯或者德国——那世界又将会变成什么模样？何事、何地、何时固然重要，但何人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假若你所归属的族群人口稀少，而你们自己又一天天地年华老去，那还谈何去改变世界呢？
时至今日，谁的境况同19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呢？究竟在哪个国家15岁以下的青少年构成了全国人口的半壁江山？
在西班牙和德国，15岁以下青少年的比例占14%，英国为18%，美国为21%——而沙特阿拉伯15岁以下青少年占全国人口的39%，巴基斯坦为40%，也门为47%。正是一个小小的也门，如同200年前小小的不列颠，即将通过各种途径把富余的年轻劳动力输往世界各地。对英国文明思想嗤之以鼻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着实应当考虑一下，当美国最高法院、印度国会以及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都开始按照也门的价值观运行，连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些高等学府也都建立在也门的价值体系之上，世界将变成什么鬼模样？
“海平面升高”这种不是问题的鬼问题，毫无道理地使人们整日里担惊受怕，而对于真正是问题的人口问题我们却丝毫未加留意，这也从两个不同侧面印证了当今人类文明的可悲现状。作为以深挖新闻真相著称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总编辑，大名鼎鼎的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向广大读者宣称，地球“或将变成不宜人类居住的星球”。事实上，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在还未变得不宜居住之前，早就已经无人居住了。然而，我们的环保主义者最不关心的就是关于人口的政治——人，才是人们生存发展的最大资源。对不住了，热心环保的芭芭拉·史翠姗[8]（Barbra Streisand），我们马上就会发现，环保主义者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那样。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一个邻居忠告我：“好啦，你都有俩孩子了，可别再生了。”可见她是个多么开化又有责任感的人，毕竟具有进步思想的她一辈子都在为“人口过剩”操碎了心。这种人口过剩的观点实在是深入人心，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到处都有人因为害怕“资源正日渐衰竭”而歇斯底里地奔走相告，相互劝诫少生孩子，以至于依靠人类最伟大的资源——我们自己——来解决资源危机的根本出路无人问津。然而也正因如此，日益衰竭的宝贵资源不是什么石油，而恰恰是我们自己。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不是什么斑点枭[9]，而恰恰是我们自己。如今，在西方进步人士中，死亡崇拜的思想日益盛行，而“人口爆炸”更支持了这一荒诞无稽的意识形态。我们穷凶极恶、藏污纳垢，我们罄山采木、竭泽而渔，我们巧取豪夺、兴妖作祟，因此饱含罪恶的我们根本就不应该降生于世。休·布莱克摩尔（Sue Blackmore）博士（在英国《卫报》上）写了一篇关于生化危机的专栏文章，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字有多么幼稚可笑：
未来几十年内，数以亿计的人类很可能行将灭亡。我们被万般蹂躏而残破不堪的家园已无法再承载更多灾难……假若我们抱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希望确保世上的每个人都安然无恙，其结果必将是引发一场争夺资源的战争，并继续对地球进行无情地蹂躏，直至所有人类都走向灭绝。
如果把地球的安危放在第一位，那人类本身就是地球的病原体。所以我们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类消失，这样其他物种才能得以存活，我们还应接受人类文明的崩塌以及一切人类成就的灰飞烟灭。
最后，人类可能意识到有些文明还是具有珍存价值的，但是也必须搞清楚哪些东西应当被保存下来，哪些人需要在锐减的人口中存活下来——比如，掂量一下科学家、音乐家等与政治家的存在价值，以便考量孰轻孰重、谁死谁活。
嗯，那就掂量掂量吧。一边儿是休·布莱克摩尔博士和酷玩乐队的那帮毛头小子，另一边儿是副总统迪克·切尼。究竟哪一方“应该存活下来”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关注全球变暖的环境学家阿尔·戈尔，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董事会成员，可能还有好莱坞女明星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她那时也许正穿着比基尼、划着独木舟在被大水淹没的曼哈顿里穿行，只为在曾经风靡一时的高档餐厅里摘些漂在水面上的菊苣充饥。
有趣的是，呼吁大幅缩减人口的环保主义者从未身先士卒，不论诺亚方舟多么狭小，他们的手里永远攥着头等舱的船票。不过也巧了，布莱克摩尔博士不必再发愁是否应该牺牲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以保住流行歌手斯汀（Sting）和天才乐手博诺（Bono）了。从欧洲、俄罗斯、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直线下滑的出生率就可以看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为解决全球变暖已经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势，甚至选择了走上一条自杀之路。事到如今，我们面临的危机已与“人口过剩”截然相反：发达国家非因战或因病死亡的人口缩减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迅猛。难道环保行动仅仅局限于保护黑犀牛和绿颊鹦鹉吗？难道人类就不是生态环境的一分子吗？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存亡危机就在眼前，单说一点，环保主义者就即将变得越来越稀少。21世纪末，急剧下滑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口必将无法填补当地绿色和平组织的空缺职位。比利时为气候变化而四处奔走的说客也将与喜马拉雅雪豹齐名，双双列入濒危物种名录。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中支持民主党的环保主义者们马上就会发现，那些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将会变得更加门庭冷落。
至于说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成就如何优于政治家，看看某些出生率仍在增长的国家吧，他们对于音乐的钟情倒可谓享誉世界，但其在科学领域的建树100年来却始终未见起色，而政治成就又偏向于产生新的独裁者、毛拉与核武器，等等。如此说来，之前想象的画面出了点差错，撕碎斯嘉丽·约翰逊镶着毛边的比基尼吧，应该让她穿上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浸湿了的穆斯林罩袍才对。
近20年几乎所有的预测（经济增长、全球变暖等）充其量只是些可笑的推测而已，绝大多数的末日预测也同样如此。兜售世界末日的言论贩子们屡屡失误，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人类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考虑在内：“我们没法保证全球粮食供给了！”末日贩子们叫嚣着。但是，人类却轻而易举地发明了更加高产的耕作技术。“公元2000年，石油就要枯竭了！”末日贩子们不断发出警告。然而，人类却发明了新的开采和提取工艺，事实证明如今石油仍然足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殊不知，人类创造性所依赖的恰是人类本身——人类才是当今世界正在日渐枯竭的宝贵资源，至少在一些自掘坟墓的发达国家中的确如此。
西方人口告罄
按国名的英文首字母排序，我们从世界各国列表中的头几个看起：
1.阿富汗 2005年每千人生育率为47.2。
2.阿尔巴尼亚 2005年每千人生育率为15.08。
这意味着阿尔巴尼亚的生育率是阿富汗的1/3。上文提到，“替代生育率”——也就是维持人口不增也不减，使人口规模基本稳定的生育率——是每位妇女生育2.1胎。有些国家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是尼日尔，每位妇女平均生育7.46胎；马里为7.42；索马里为6.67；阿富汗排在第4，为6.69；也门为6.58。注意到这些国家有什么共同点吗？全是伊斯兰国家。
回到阿尔巴尼亚的生育率上。与阿富汗相比，阿尔巴尼亚的生育率不算高，但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却已经是最高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一个以穆斯林为人口主体的国家——截至目前为止。
顺着生育率排名前一百的国家往下看到底，终于能找到每位妇女生育2.11胎、恰好在“替代生育率”的指标上徘徊的美国了。新西兰紧随其后；爱尔兰的生育率为1.9；澳大利亚为1.7。而加拿大的生育率为1.5，已远远低于替代生育率；德国和奥地利均为1.3，接近灭亡边缘；俄罗斯和意大利均为1.2；西班牙为1.1——相当于替代生育率的一半。因此，西班牙的每一代人口都会比上一代人口减半。两个成年人仅仅生育一个宝宝，所以孩子的数量是父母的一半，也是祖父母的1/4，曾祖父母的1/8。再往后推也就没啥意义了，毕竟现在孩子的数量已成事实，想回到过去为时已晚。我曾收到很多西班牙人写的信件，由于政府决定把出生证明上的“父亲”和“母亲”两词替换为对同性恋者不那么具有冒犯意味的“先辈A”和“先辈B”，他们感到异常愤懑。伴随着“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这次称谓修改是官方实施的“传统语言大清理计划”的一部分。但由于后代人口总数开创了历史新低，改换抚养人的称谓根本没有碰触到问题的核心。假如根本没人来参加比赛，那光起个队名又有什么意义呢？政府至少应该先去鼓励西班牙的年轻人走进巴塞罗那的单身酒吧，尝试一下这样的对话：“你愿意跟我回家，玩一个先辈A和先辈B的角色扮演游戏吗？”“嗯，好呀，不过我要当先辈A……”
2006年，有报道称，西班牙的执政党——工人社会党向议会提出了一项议案，将猩猩列入“人的范畴，并给予它们人类当前享有的道德和法律上的保护”。工人社会党的论据为，西班牙人确实与黑猩猩拥有高达98.4%的共同基因，与大猩猩拥有97.7%的共同基因，与红毛猩猩的共同基因也占到了96.4%。真是不幸，依我看，西班牙人与猩猩之间那2%的基因差别显然包括了对于繁殖后代的需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如今的欧洲已经没啥意义了，反倒是应该有人写本《长臂猿的崛起与胜利》（Gibbons’ Rise and Triumph）。不过干吗只保护猩猩呢？为什么不给予羊以堕胎的权利？或者允许沙鼠和凤头鹦鹉缔结同性婚姻？西班牙国王干吗不干脆以皇家的名义宣布从今往后猪可以飞呢？
到了2050年，意大利人口将下降22%，保加利亚人口将下降36%，而爱沙尼亚人口将下降52%——甚至更多。现在，17个欧洲国家都处于人口学家所谓的“超低生育率”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3胎。理论上讲，这些国家的人口每35年左右就会减半。而实际上，人口减少的速度比理论上更快，因为比老一代更加精明的年轻人发现，身处一个已经变成火葬场等候室的国家实在是半点意义也没有，况且不是所有收入微薄的青年都心甘情愿地独自负担起一个全是老人的畸形家庭。同时，除去经济状况不说，生育率的降低对文化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我特喜欢去逛维也纳的唱片行，在一层大厅里你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华尔兹和轻歌剧的老唱片，而至于嘻哈曲风的新唱片，你得在地下楼层最里面的一个小箱子里才翻得到。瞧瞧，假如你是个年轻人，痴迷于时髦喧闹的现代文化，恐怕到了大概2020年，你在西欧可能就再无立锥之地了。
在美国，人口变化的趋势表明，支持民主党的“蓝州”的生育率已经低得可以申请成为欧盟的神圣一员了；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的“红州”的生育率比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蓝州”高出了12%。如此一来，除非在大选中有奇迹发生，否则民主党在2010年和2020年的议会席位重新分配中一定会更加心塞。不过，对于美国相对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也有不少人感到不满，认为美国的高生育率除了证明拉美裔移民的强大生殖力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君不见，水泄不通的产科病房里满眼都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事实上，美国的白人女性生育率为1.85，比欧洲或者加拿大的白人女性生育率还是要高得多。这边厢，在支持民主党的“蓝州”——从旧金山到佛蒙特州乡下，入学儿童的数量每况愈下；不过那边厢，在支持共和党的“红州”，白人女性的生育率已经超出了“替代生育率”。从人口角度看，支持堕胎、承认同性恋婚姻、无限推迟成年年龄——无论民主党的这些“进步议程”看上去多么具有吸引力，人口锐减的形势终将使它们变得毫无意义。
生育率枯竭时，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将衰竭。人口缩减是文明崩塌的最显著特征，人口数量也是人类未来最清晰的命运风向标。所有那些生育率极速下滑的国家都正在逐渐衰落，除非它们采取措施改变现状，或者训练那些已被当成公民的红毛猩猩们在老年社区中心提供服务，否则必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要知道，供养日益增长的老年和退休人口的税收收入，必将由同样数量的年轻在职人口来缴纳。而完全世俗化的乌托邦社会的设计瑕疵恰在于，它最终还是得依赖其他宗教社会的人口出生率以补充人力。
所以，当欧洲人和加拿大人不再想要孩子，那劳动力从哪儿来呢？
很简单，多伦多《环球邮报》上自命不凡的编辑给出了答案。2004年，加拿大的生育率出现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最低值，比1992年跌落了25.4%。对此，《环球邮报》的撰稿人写道：“幸运的是，加拿大经济和财政上的宽裕现状使我们能够继续鼓励人口过剩国家的人才移民至我国，以便很好地解决人口规模缩减的问题。”
哟！所以我们没啥好担心的了，是吧？感谢上帝啊。加拿大人全都可以回家了，捧着文化多元主义组织派发的“为多样性喝彩”的宣传小册子，倒头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不过，请稍等一下：来自“人口过剩国家”的“人才”？好吧，你倒是说出几个人才的名字来听听呗。
在西方世界，“专家”转变观点的速度比远洋游轮掉个头还慢。如今，欧洲的“专家”们还在为“人口爆炸”而喋喋不休，当初考虑到传统天主教家庭的高生育率而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校舍，到了90年代左右已渐渐人去楼空，即便如此，这些所谓的“专家”还在为人口过剩问题无谓地叫嚣着。在关于世界末日主题的登峰造极之作《人口爆炸》（1968）一书的开篇中，保罗·埃尔利希就以戏谑中带有几分犀利的口吻描写了他穿越汹涌的人潮到达印度德里一家酒店时的感受：
吃饭的人，洗衣服的人，睡觉的人，走亲访友的人，歇斯底里争论不休的人。双手伸进出租车窗乞讨的人，随地大小便的人，拥挤在公交车里的人，遛宠物的人。人，人，人，全都是人。
然而，到了21世纪，即使是德里这样的城市也将会日渐冷清。保罗·埃尔利希笔下的这个污秽肮脏之地也无法长期维持足够高的生育率了。即便如此，那些自诩聪明的人还坚持着长久以来欧洲和加拿大所奉行的政策——把第三世界当成人力梯队，不断夺走第三世界国家哺育出的各界精英。2004年大选时，针对一些美国公司把客户服务呼叫中心“外包”给爱尔兰和印度，约翰·克里和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展开了慷慨激昂的争吵。这种外包简直不可理喻！但更不可理喻的是，西方大多数国家正把整个未来都外包给了第三世界！就像美国委托中国人制造廉价的芝麻街玩偶厄尔莫（Elmos）和迪士尼小熊维尼（Poohs）一样，加拿大更指望着中国人能造出廉价的人类——毕竟在加拿大、欧洲还有其他刚才提到的一些国家，一个家庭生小孩的成本简直高得离谱。就个人来说，我从未见过比夺走第三世界的医生和工程师更加自由开明的政策了，一点儿也谈不上懒惰和自私。但是，即便支持这一政策，它也不会一直行之有效。联合国最新的人口统计报告显示，全球生育率已从正常的“替代生育率”2.1下降到了1.85。1.8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口总数将日渐减少。减缓增长的世界人口总数在2050年将达到巅峰（我猜实际上应会更早），随后就要开始走下坡路。由于欧洲人的自私，加上税负过重，人们根本不愿生育，而拯救欧洲人不孕不育的权宜之计——把第三世界当成生育婴儿的温床——也只是死路一条。
客观而论，后基督教的超理性主义其实比天主教教义和摩门教教义更加缺乏理性。欧盟在21世纪依靠移民开创美好未来的政策，看起来就像传说中的震教徒一样——震教徒是禁止生育的，因此要想增加他们的人口，除非让其他人改信震教。
世界上一些曾被称为“人口过剩”的国家，现在其婴儿出生率也仅为2.9，甚至还在继续下降。印度便是如此，中产阶级人数正在直线上升，生育率却在一路下滑。到了2020年，人口不断减少的发达国家都会积极地寻求引进所谓的海外“人才”，但是，加拿大人怎么能确定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会放弃美国和澳大利亚，选择来到相比之下税赋负担更高、法治程度更低的加拿大呢？又或者，他们难道不想留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印度吗？至少在自己的国家，他们的劳动果实不会一股脑儿地直接变成为了供养上一代老人所上缴的税负。如今，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生人口将在成年之后拥有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到了2015年，头脑发达、精力充沛的中国人和巴西人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奋斗。那时，他们又何必非要迁入欧盟，支撑一个年老体弱、知恩不报的老龄化社会呢？况且，假如欧盟国家的劳动人口继续减少，退休人口却持续增加，那今后必将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税率最高的地区，在全世界的税率排行榜上也必将首屈一指。现在，印度的中产阶级、新加坡人或者智利人已经对移民欧盟没有多大兴趣了。如果新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再造中东”的疯狂政策真的出台，即便是阿拉伯人也宁愿选择继续待在自己已被改造成功的国家之中。
当东方遇上西方
今时今日，根本没有什么“人口爆炸”，以前也从未有过。甚至在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及其同流也应当心知肚明，他们口中的“人口爆炸”其实就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结构调整。当今世界的人口不再像以往那般“西方化”，而是变得日益“伊斯兰化”了。伊斯兰教不论在欧洲还是北美，发展都极为迅速：在英国，参加每周宗教活动的穆斯林人数已经远超基督教徒。与此同时，在传统的伊斯兰温和教派地区，从巴尔干半岛到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宗教观念也正在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激进。
假如一个国家选择把生孩子的活儿都外包出去，那供货方是谁就异常重要了。澳大利亚的民主党领袖琳恩·艾利森（Lyn Allison）在与其政敌戴安娜·韦尔（Danna Vale）的辩论中就曾警告公众——澳大利亚即将被穆斯林所吞噬，她说：“我小时候就听到很多对澳大利亚新移民的无聊调侃，他们说的那些移民有希腊人、意大利人……还有越南人。”不过，他们口中的这些移民指的是特定的种族或民族，而穆斯林则不然，它是一个宗教，一个带有明显政治意义的宗教——不像你祖父的出生地，一旦他来到新的地方定居就大可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事实上，对许多身处西方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已经变成了他们主要的表达方式，他们身上拥有一种超越国界的泛伊斯兰身份认同。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也曾明确表达了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不敢置喙的观点：“你不可能从来自意大利、希腊、黎巴嫩、中国或者波罗的海的移民身上找到任何能与伊斯兰教相提并论的东西，没有什么能同发动圣战的痴言呓语相比的了。假装伊斯兰教的威胁根本不存在，真的无异于是掩耳盗铃。”
伊斯兰教徒已然成为了欧洲新增人口的主力军，也是加拿大新增人口的第二大来源。那么眼下就很有必要好好思考一下约翰·霍华德提出的问题了：穆斯林在欧洲总人口中占到多大比例时，会有爆发圣战的危险？5%？10%？12%？还是20%？“9·11”事件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然而在这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依然对该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不过，除非我们故意视而不见，艾利森女士所说的“希腊人、意大利人和越南人”同穆斯林移民之间的区别的确是显而易见的。在欧洲大陆，文化大熔炉的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信仰的转变：一个苏格兰人完全可以和希腊人或者博茨瓦纳人结婚，但要是和一个也门人结婚，那他/她就必须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一个穆斯林。而作为穆斯林移民者的目的地，欧洲国家也弃传统的移民方式于不顾，转而积极投入到了被伊斯兰教同化的进程之中：法国巴黎市立的室内游泳馆开始分男女专用水区了；澳大利亚的医院餐厅也不再供应猪肉食品了。
大部分西方国家近些年才真正建立起“西方文明”，这话并没什么不对。直到20世纪70年代，南欧还遍布着法西斯独裁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等。二三十年前，意大利还是个流氓国家，德国也接近种族灭绝的边缘。批评西方人粗鄙颓废、自命不凡、荒淫无度的穆斯林也并非没有一丝道理。但是，当人口增速最快的群体恰好也是最抵触民主国家神圣性的群体，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至少对政治左翼人士来说确实如此。由于穆斯林对于“女性选择权”的异常抵制，女权主义者根本无法在穆斯林中开展女权运动，如此一来，欧洲女性就将在一个从不给予女性任何选择权的社会文化的桎梏中度过余生。而且就在当下，住在穆斯林家庭附近的非穆斯林女性在出门时也要戴上头巾了。好吧，好吧，我知道伊斯兰文化有时候也很多元，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也会有许多同性恋者出现，苏丹的首都喀土穆还有一家女权主义出版社，其为数众多的成员甚至还在专门为女性实施割礼手术的门诊楼上租了好几间豪华办公室。我其实不想假装什么都知道，除了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假装什么都知道总比假装这个世界上一丁点儿问题也没有要好太多了吧。
暂且忘了犹太人、同性恋者和女人吧，就说最基本的一点：在伊斯兰文明绝大部分的范畴中，根本没有关于探讨和研究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一社会思想价值观，人们根本没有挑战、质疑和检验的概念，而这种情形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致。在伊斯兰教刚兴起的二三百年，学者们始终致力于研究《古兰经》的神圣预言对伊斯兰教徒的日常生活有何影响。但到了11世纪，伊斯兰教法的四大学派都坚称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真理，无须再对《古兰经》进行更多的阐释和探究了。也正是从那时起，伊斯兰教逐渐走向了衰落。2002年，联合国数据报告称，一年之内被翻译为西班牙语的书籍总量比一千年来被翻译为阿拉伯语的书籍总量还要多——由此也证明了阿拉伯世界的封闭程度。那么，这些被翻成阿拉伯语的少得可怜的书籍到底是些啥呢？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还有《犹太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两本书在温和教派的伊斯兰国家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甚至在伦敦市中心的埃奇韦尔路上的穆斯林书店里，两本书也同样十分畅销。从来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能够造得出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也没有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可能发明互联网，仅仅是因为一千年来，伊斯兰文化早已将信徒们的好奇心消磨殆尽，而登上月球、发明互联网等等冒险行为需要的恰是一种求知的精神。
当然了，你也不必认定了每个穆斯林都是冥顽不化的圣战分子，个个都想要劫持一架波音747飞机撞向最近的高楼，以此证明即便他们干不了别的丰功伟绩，最起码能给人类的未来画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不妨让我列举两条有趣的数据吧：
2001年秋，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Ottawa Citizen）针对加拿大的阿訇开展了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岸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两人坚称并无穆斯林涉案“9·11”事件。哦，好吧，调查时间仅在恐怖袭击后几周，大家都惊魂未定，坚称不相信是穆斯林所为也情有可原吧。
五年后，也就是2006年夏，英国发起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仅有17%的英国穆斯林相信，阿拉伯人与“9·11”事件有关。
然而，所有去过中东旅游的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经历——不是和那些要和大撒旦美国决一死战的恐怖分子碰面的场景，而是和已被西化的、来自巴林[10]的性感女医生打情骂俏的有趣经历。聊天的时间过去10分钟、20分钟、45分钟——她们不断讲着些语无伦次的蠢话。其中最蠢的话完全不合逻辑：2002年春，我遇到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的阿拉伯人，他们坚信（1）“9·11”事件是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11]（Mossad）发动的；（2）这次袭击是穆斯林同胞的巨大胜利。
英国的民意调查表明，西方穆斯林中出现了一个相同的现象。在服饰、运动、流行音乐、经济状况、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小问题上，你都可以被同化，但是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上，英国迅速增长的穆斯林群体中有83%的人都不能苟同英国同胞们的看法。关于现实情况的巨大争议，永远不可能为一个社会带来内部的稳定。西方国家的穆斯林正在全天候地玩着小孩子才会迷恋的“说反话”游戏。
因此，当“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恰如菲利普·朗曼所言）的一群人已成为地球上繁殖速率最快的群体，“现代世界”到底还有多少苟延残喘的概率呢？美国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不能再和他远在大洋彼岸的情人盟友们你侬我侬了。考虑到约翰·克里曾倚靠的欧洲老朋友们已经都自顾不暇，美国在新兴国家中寻找新的盟友就显得愈加紧迫。我本人是小布什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支持为中东带来自由的外交政策。但无论怎样，这种政策的风险还是极大的，毕竟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由于具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很可能反过来给自由国家带来变革。相比之下，欧洲国家面临着更为棘手的任务——一边应对文化崩溃，一边维护社会自由。绝大多数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使命的。看着电视上反丹麦人的抗议活动，再看看穿过大街小巷的愤懑难平的游行队伍，每个人口中都高喊着自由是“西方的恐怖主义”，声称“伊斯兰的敌人”必将“断子绝孙”，这样的场景每每让我忆起在阿拉伯世界游历的日子。那时候，随便逛到某处就可能看到让人触目惊心的场景——一群热血沸腾的男子跳着诅咒“大撒旦去死”的舞蹈走街串巷。在中东，你马上就能学会如何避开那帮疯子们的眼睛、悄悄溜出房间以保住一条小命的生存艺术。不过，现在的问题却是，那个挤满了疯子的房间正是偌大一个欧洲。
第七个阶段
莎士比亚笔下曾描写过人生的七个阶段，借此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世界的现状：
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
他们都有离场的时候，也都有登场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