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向前……快撤：
人口 VS 幻灭
恰如一匹好色的种马却突遭阳痿，我们为自己最重要的信仰的失落而羞愤难当。尽管我们有知识、智慧和蛮力，但如若缺少了思想，即便动物能做之事我们也力有不逮。
——P·D·詹姆斯[1]，《人类之子》
这段话出自英国作家詹姆斯女爵的某部小说之开篇，她借书中角色——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历史学家西奥多·法龙（Theodore Faron）——之口写下了这段话，小说的时间设定在2021年，那时候，人类已无法繁衍后代。我们似乎比她设定的时间表更早地进入了这一尴尬局面。不过，与我们的现实处境有一点差异，在詹姆斯女士所幻想的小说场景中，人类面临的实为生理意义上的不孕不育。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出现了身心意义上的双重不育——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特别是在一些排斥保守政党的“进步”地区，情况的确如此。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地缘政治挑战都源自于人口问题。当然，各国的人口危机也并非一模一样。正因如此，应对人口危机的难度才会更大——面对特定的国内环境，不同国家的不同措施反而造成了国际环境的不稳定现状。在日本，人口问题恰似在实验室条件下培植的——没有任何复杂的外部因素影响，比如移民。在俄罗斯，人口问题取决于该国及其近邻——中国的关系；在欧洲，新的房屋主人已经准备就绪——恰如一个已经签好了买卖协议的常住户。
让我们先来看看地球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吧。在日本，高空的太阳已开始进入漫长的落日阶段：人口总量持续减少。2005年，日本人口的出生率首次低于死亡率。这个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又纯粹的人口减少模型，没有外来移民、没有人数可观的少数族群、也没有任何引入外来人口的政策意愿：这片土地上只有日本人——日益衰老、日渐减少的日本人。
曾几何时，情况看起来并非一发不可收拾：与美国相比，大部分发达国家其实都很拥挤。如果你跻身于一个嘈杂拥挤的城市，花了几十万钞票却只住进了一间狭小的公寓，不过看似还是做了笔划算的买卖。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现代民主国家却都面临着劳动人口日益短缺的困境：据《日本时报》（Japan Times）报道，人口流失“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给政府带来了种种挑战，比如无法提供社保服务，也缺少充足的劳动力。”最首要的问题是，新生儿的减少导致产科大夫也随之减少。那些有能力、有干劲的医学院毕业生干吗要进入行情惨淡的产科医院坐冷板凳呢？这才叫恶性循环呢，产科大夫短缺也有后遗症，假如你生活在现今的日本，生孩子也是要看时间的。在隐岐岛（Oki Island），孕妇必须等到每周一的早晨才能生孩子。因为只有那时产科病房才开门——每周一早晨10点，产科医生搭乘飞机来到岛上，为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的准妈妈们一一接生，然后到了下午5点半，她便搭乘飞机下班回家了。假如你疏忽大意，把分娩时间定在了周二至周日，那么你就只能坐上狭小的直升飞机，孑然一人去往一个陌生的外地医院紧急分娩，身边也没有疲惫的爱人陪伴左右。也不知隐岐岛是否开设了无痛分娩的特殊课程，教你如何冲着那嗖嗖旋转的直升机桨叶调节呼吸？
早在2006年，隐岐岛的最后一个产科医生就已经离乡背井了，当地的公共医疗部门也再未外请产科医生常驻。毋庸置疑，我们能够回想起不少类似的报道，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也是如此。毕竟，一个不过几百人的小村子干吗要维持庞大的医疗系统呢？不过，隐岐岛可有17,000人啊，却还是没有妇产医院。在那里，接生确实是一个夕阳职业。
那么好了，未来的日本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略举两例说明。无论日本人对于外来移民如何反感，一个基础设施良好的发达国家迟早都会人满为患；恰如一家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即便破产了也不可能一直空在那里。等着瞧吧，到了某个节骨眼，革命自有后来人，定会有人陆陆续续迁入日本这个大工厂的。
还会带来什么变化？在詹姆斯女爵的小说《人类之子》中，女人们最终找到了玩具娃娃以抒发母爱，“伪妈妈”带着她们的“假孩子”招摇过市，甚至跑去公园里荡秋千。在如今的日本，这一场景已不是小说中的幻想，而恰恰是真实的一幕。21世纪初，日本的玩具制造商就已经想到这一问题：玩具是给孩子玩的，但日本眼下却没有多少孩子。这可怎么办呢？2005年，日本托弥公司（Tomy）开始向市场推广一款名为“梦娃娃”（Yumel）的新玩具——一个用以为老人做伴儿的小男孩，他熟练掌握了1200个日文短语，不只是咿咿呀呀地说些简单的短句——比如“我爱你”——还能问出一些犹如真实的孙辈们（假如你有的话）才能问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大象的鼻子那么长呀？”梦娃娃还有个小伙伴，名为“梦伴侣（Snuggling Ifbot）”，它是一个具备了五岁儿童会话能力的玩具娃娃，生产它的玩具公司体现出日本人特有的办事效率，早早就研制出了机器人的对话功能以避免老年人患上痴呆症。在一个幼稚又自私的社会中，成年人抛开所有应尽的责任，甘愿与玩具相伴到老——这似乎是对当代社会民主国家最为中肯的总评。我们自己充当了自己无福生养的孩子。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怎么能放任不管呢？人口不断减少的青年群体是否可能献出自己最有活力的韶华时光去照看那些不断增多的老年群体？或者，是不是只要充分利用日本的前沿科技，将未来寄托于机器人和梦娃娃之类的“后人类”，我们的处境就将变好吗？对于政府机构而言，究竟什么措施才更加简单易行呢？是劝说那些娇贵的公民改变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诱导他们寻回早已丢失的生理冲动以便生育造人，还是干脆授予索尼公司（Sony Corporation）以合法克隆人类的营业执照？假如你要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辩护，你可能会抄起一大堆图表说：你瞧瞧，人口下降是普遍现象啊，就跟几百年前的工业化一样，每个国家都得经历这个阶段，而且谁先经历完，谁先获得发展优势。然而，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片面地将今日之形势与英国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对比，而忽视了与英国19世纪早期的人口激增对比。在工业化时代，人力尚且被看作十分关键的经济因素；可在新科技时代，人力竟变得无关紧要了——更糟糕的是，倘若大多数的可用人力还都是些穆斯林，那么人力甚至将成为劣势。作为当今世界人口危机最超前、科技水平也最先进的国家，日本很可能会变成第一个宣布克隆技术合法化的国家，走上一条“超人类主义”的不归之路。
或许，我们的世界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日本老年人，且这一群体将万年长存，就像那个关于乡巴佬的冷笑话——乡巴佬拥有一把使用了70年的斧子：他换过七次斧刃，换过四次手柄，不过斧子始终还是原来那把斧子。好吧，我们终将战胜死亡，获得人类的终极胜利，不过这并非我们祖先所最初寄望的含义——在一个未知的世界中获得永生——而是就在当下，一些人类将永远活在世上。这就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了吧，不是吗？生命恒久远，万世永流传。
你们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我们很多人对转基因食品心存疑虑，并不断想方设法将其妖魔化，可是，当面对转基因人类的问题时，我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了。你敢破坏蔬菜的基因，我们就烧了你的工厂。不过，你要是来破坏人类的基因，我们还得把信用卡递过去任你刷爆。甚至就在你犹疑不决之时，克隆人已经用上了比我们额度更高的白金信用卡啦。
如果制造机器人和克隆人吓坏了你，咱们还有第三个选项。与那些逃离母国的欧洲人不同——他们的家园已经变成了伊斯兰化的新国家，日本人并无种族争端和国内战争之虞。所以，他们大可洗心革面，再次走上繁衍后代的正途。然而，他们真会这么做吗？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日本女性之中，有51%到了30岁却还没有生过孩子。《日本时报》根据最新公布的一组吓人的数据称：“日本已顺势加入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行列，人口规模的急速缩减已几成定局。”
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咦？若说“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2]对战败国的惩罚太过严苛，那么与之相比，“二战”之后的惩罚条款看来确实要更为宽容——可也更加致命啊。
末日清仓大甩卖
相对而言，日本人口减少的影响堪称是最无害的——日本的人口危机只须自己面对即可，而无须我们掺和其中。然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美国正在被敌对势力威胁——威胁并非来自他们的优势，而恰是其弱势：第一个威胁就是，如若一个政权摇摇欲坠又不甘沉寂，那便没有什么规则能束缚得了它。比如，俄罗斯即正处在权力加速衰落的旋涡之中，对于美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而言，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为了使权力的衰落放慢脚步，俄罗斯会抓住哪根救命稻草。
俄罗斯人口在1992年时达到顶峰——1.48亿，可到了2015年人口将减少至1.3亿；再到21世纪末，人口将减少至5000万至6000万，只占苏联解体前人口总量的1/3。当然，它也不一定非得照现在的速率一路下降，但我觉得其人口少于5000万的概率将高于人口多于1亿的概率。实际上，最坏的估计是俄罗斯人口总量将在本世纪中叶前就减少至8500万。一国陷入死亡旋涡的时间越长，荒野逃生的机会就越少。俄罗斯已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2胎——而祸不单行，这个国家还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堕胎率。在判断未来前途时，大部分俄罗斯女性都选择以流产胎儿的方式表达立场，70%的堕胎率足以亮明她们的观点：俄罗斯没有未来。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阿伦·C.兰什（Allen C.Lynch）曾回想起自己去俄罗斯旅游的经历。当时，美国一部以反堕胎为主题的电影《无声的尖叫》（The Silent Scream）正在俄罗斯上映。这部电影形象且直观地展示了堕胎的恐怖画面，意在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对堕胎的厌恶和反感。“可是，谁成想，俄罗斯女性在观影后竟然更加坚定了堕胎的想法”，兰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与婴儿遭受的痛苦相比，俄罗斯的女观众显然更关注影片中出现的干净的医院、先进的设备以及手脚麻利的医生与护士。于是，俄罗斯的女性们无不慨叹：“去美国堕胎岂不更好？”在共产主义统治70年后，与其说俄罗斯人是生理不育，不如说是精神不育更加贴切。
另一方面，死亡文化正如火如荼地在俄罗斯蔓延开来。如果你是公元2000年出生的俄罗斯男子，你的预期寿命只有58.9岁。虽然俄罗斯女性的寿命和美国女性的寿命相当，但俄罗斯男性的寿命却比孟加拉国的还短——倒不是因为孟加拉国对预期寿命的计算结果作假，而是因为俄罗斯男性的寿命实在是太短了，他们要是热带雨林里游来荡去的猴子，早该名列濒危物种排行榜啦。在和平时期相对发达的国家之中，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的降幅之大是闻所未闻的，而且还伴生了诸如老姑娘嫁不出去等许许多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对不住了，尊敬的女权主义者葛洛莉亚·斯坦能[3]（Gloria Steinem）女士，在这场关于男性是否为可有可无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中，截至目前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女性的确还是离不开男性的。
俄罗斯现在堪称“欧洲病夫”，就算与非洲国家比也同样是羸弱不堪。俄罗斯爆发过严重的肺炎潮，肺结核是这个国家最致命的传染病，耐药细菌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艾滋病增长率在全世界也是最快的。21世纪的前五年，HIV检测为阳性的俄罗斯人数已经超过美国近20年来艾滋病患者的总和，据称，俄罗斯总人口中的1%都受到了艾滋病感染，这个数字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黑非洲的艾滋病流行率相同。屋漏偏逢连夜雨，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本就没有超过中年，现在艾滋病也横插一脚来进一步缩短他们的寿命；而正值生育年龄的年轻男女，却因染上艾滋病毒而无法再为社会繁衍后代，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希望也就此破灭。根据某些预测，艾滋病每年将夺走25万至75万名俄罗斯人的生命。俄罗斯民族已经丧失了从自我毁灭中解脱求生的意志力，眼下，与发病率高的心脏病、肺结核以及毒品引发的丙肝一样，艾滋病只不过是另一个病征而已。
俄罗斯将变成一个遍地老太婆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年轻士兵保家卫国，没有足够的年轻商人经世济民，没有足够的年轻家庭传宗接代。如果说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曾经是20世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那么，俄罗斯的社会崩裂则将成为21世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伊朗核问题仅仅是美国面临的诸多地缘政治挑战之一，与之相比，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的不稳定因素才是最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更严重影响的关键之所在。
不过，在俄罗斯广袤的国土上，确实还存在着一些远离上述危险趋势的另类地区，它们维持着较高的生育率和较低的HIV感染率。在俄罗斯的89个联邦地区中，12个地区呈现出人口大量增长的可喜趋势。你能猜到是哪些地区吗？听好了，全都含有以“伊”开头、以“斯兰”结尾的那个词儿。对，就是“伊斯兰”！“9·11”事件后，西方媒体的“末日贩子”们便开始预言，美国的“阿拉伯聚居区”将日渐喧闹并与白人非穆斯林人口针锋相对，现在看来，其喧闹程度也就和纽约州威斯特切斯特县平日里的一个寂静街区差不了多少。然而，俄罗斯确实存在着喧闹非凡的穆斯林聚居区，至于其他地区则都已陷入了超低生育率的浩劫之中，无力支撑这只病恹恹的北极熊起死回生了。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无疑已在走向衰亡，当前最棘手的问题其实是——它垂死挣扎之际所承受的病痛究竟有多么剧烈。大多数全球性问题其实都只集中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非洲的艾滋病，中东的伊斯兰，朝鲜的核武器。然而，俄罗斯却是个什锦大拼盘：它拥有与非洲一样严峻的艾滋病流行率，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核武器，还拥有日趋激烈的宗教激进主义分裂运动。当然了，核材料据称都存储于“安全”的设施之中。但愿如此吧。
俄罗斯的存在恰恰证伪了某种咸吃萝卜淡操心的错误观点：当前，人口太泛滥，资源太匮乏！事实恰恰相反：在可怜又衰老的俄罗斯，资源丰富却人丁凋零——而且，我再说一遍，健康的人口才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如果你是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高官，现在应该作何打算？你有何本事让一个犹如行尸走肉般的垂死国家起死回生？没错，你掌握着核武技术——邪恶国家的宗教领袖和政治独裁者正对其虎视眈眈。你拥有遍地资源却杳无人烟的远东腹地——一些国家或许正采取各种方式欲对之鲸吞蚕食。这正是当年美国向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4]的交易逻辑。1850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5]（Alexander II）的胞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6]（Grand Duke Konstantin Nikolaevice）声称，沙俄帝国无法保住其远在北美的海外领土，总有一天美国或英国将轻而易举地将其占领，所以为什么不趁能大捞一笔之时干脆把它卖了呢？如此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今日长达2000多英里[7]的中俄边境线。在日渐空旷的俄罗斯东部领土，人口仅有1600万且仍在持续的锐减之中。而在中国，15亿人口大军亟欲开辟新的战场。中国的资源日渐短缺，俄罗斯东部却蕴藏着本国80%的丰富资源。依我之见，即便嗜酒如命的斯拉夫人现在的平均寿命仅为66岁，也绝对能在有生之年赶上符拉迪沃斯托克[8]（Vladivostok）改回其中文的原名——海参崴，俄罗斯或许宁愿笑着将符拉迪沃斯托克送回中国怀抱。面临人口灭绝，俄罗斯也没啥谈判筹码了——除了给中国做嫁衣也别无他法。
事实上，俄罗斯的确可以给中国做嫁衣，帮助其解决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构性难题：世界史上迄今最为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中国遍地都是“光棍”——也就是“没有对象的单身汉”。自从1978年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男女比例的不平衡现象即开始日趋严重，直至今日已达到了119:100。如今，身处“男多女少”时代的第一代人口已进入适婚年龄。除非中国打算成为继斯巴达帝国[9]之后的又一个“男同性恋大国”，不然这么多青年男子的余生将要何去何从？遵循往例，干柴烈火却难逢艳遇的年轻小伙们都可能有一个最佳的结局——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所用，化身为狂热的圣战分子。或者，鉴于俄罗斯也存在失衡的人口比例——多病短命的男性与长寿健康的女性——不难看出，中俄双方具有一种珠联璧合的互补优势，斯拉夫女人和中国男人何不互相勾搭，即使男孩们都还乳臭未干，女士们却已人老珠黄。
当年沙皇帝国和共产主义的黄粱美梦竟会以如今的惨淡之势化为泡影，实非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能预见的。然而，他们亦从未清楚地认知自身缺陷。基地组织坚信能摧毁西方的理由之一，便是他们认为当年造成苏联垮台的恰是阿富汗——而非美国。未来，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都将被伊斯兰世界侵占，这便是俄罗斯的最终宿命。
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极其危险的——俄罗斯衰落之际的所作所为必将伤害美国的利益。垂死挣扎之中，俄罗斯可能走向分裂，给世界留下的遗产将包括：若干新的伊斯兰国家，一个核武化的中东，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理论上说，继购入阿拉斯加之后，美国可以再下一城，将西伯利亚也收入囊中。可是俄罗斯的盘算却是，人类总有一天将回到两极世界，在几乎所有的可能性中，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似乎将更加合算。如果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恰是这一逻辑的外在体现，我们不妨未雨绸缪，一个“中—俄—欧—穆斯林同盟”也将呼之欲出。我曾收到许多美国人发来的大量邮件：“唉，美国有太多支持民主党、只顾政治正确却胆小如鼠的蓝州[10]了，以至于我们到现在都还赶不走伊斯兰人渣们，不过所幸俄国佬和中共分子打击穆斯林倒是很有一套，他们才不会像我们这些懦夫一样畏首畏尾，一到要开仗的时候就吓破了胆。”或许吧，或许有一天他们会像你们臆想的这样，不过现在，他们都认为圣战分子只是美国的问题，且这一问题的存在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君不见，为了掣肘美国，俄中联盟正在支持世界上所有的不逞之徒，从伊朗的疯癫总统到美国后院的乌戈·查韦斯[11]（Hugo Chavez）。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个大国的衰亡并非源于战争或毁灭，而恰恰源于自身的无能，源于无法使其自身摆脱自毁之厄运。撒切尔夫人曾说：“保守是生活的真谛。”谁最抗拒生活的真谛，谁亦将成为最快衰亡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拉开冷战帷幕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Churchill）或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俄罗斯外强中干，早已陷入深渊而无法自拔。
落叶知秋
何处起源不必意味着何处归宿。1775年独立战争时，本杰明·富兰克林[12]（Benjamin Franklin）在给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13]（Joseph Priestley）的一封信中谈到，既然同为说英语之人，自己理应为英国当前面临的困境开个药方：
战争以来，英国花费了300万英镑，杀死了150个美利坚人，平均每杀死1个人花2万英镑……可是，与此同时，6万个新生儿却降临在了美利坚。只消算一算，你们英国人那精明的脑瓜儿就应该清楚，若想把我们全杀了得花掉你们多少时间和多少金钱。
显然，富兰克林将问题过分简化了。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愿意反抗殖民母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出潮。如果你沿着多伦多东部的33号高速公路（Loyalist Parkway）开向金斯顿市[14]（Kingston），你就会知道有大量的纽约人离开美国前往今日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定居。此外，还有一些美国黑人十分渴望继续服从于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统治，为此他们不辞艰险地迁居至遥远的塞拉利昂[15]（Sierra Leone）。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首要的身份认同依然是英国的臣民，而非美国殖民地的居民。不过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他们的新身份是“美国人”，代替了原本忠于王室的“英国人”。今天，欧洲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对于欧洲内部人口增长最快的族群而言，他们首要的身份认同是穆斯林抑或比利时人？穆斯林抑或荷兰人？穆斯林抑或法国人？
这即是文明自信的来源：如果“荷兰人”或“法国人”的身份认同变得愈来愈脆弱，那么更为强大的身份认同就会占据上风。不难发现，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与现在的欧洲之间还有着其他相似之处：忠诚于大英帝国的人们年老体衰，却大多殷实富裕；反叛者则年轻气盛，却大多贫穷拮据。归根结底，前者缺少的恰恰是后者所独有的意志力。
欧洲其实与日本一样，出生率惨不忍睹，已被宠坏了的老年人们毫不顾忌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坚持日复一日地伸手向政府要福利过活。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欧洲大陆的新房主已经完全就位，唯一的问题只在于房产转让的过程是否会伴随着血雨腥风。
若说美国的“盟友”们并未对“9·11”事件的重要性投注热情，那是因为欧洲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问题早已使得欧洲民众变得麻木倦怠了，比如地跨爱尔兰与英国的阿尔斯特地区[16]（Ulster）和地跨西班牙与法国的巴斯克地区[17]（Basque）。事已至此，你大可保守估计，北爱尔兰的恐怖组织到底还有多大可能维持在某种“可控的暴力水平”——恰如英国政府中那帮缩头乌龟的战略家所言。就在阿尔斯特地区历经“磨难”的30年中，南亚的温和穆斯林已然变成了具有政治诉求的激进穆斯林；先前的非伊斯兰国家已然变成了半伊斯兰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另有大批穆斯林定居到了欧洲的某些地区，那里此前几乎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移民造访。
我们可以对上述趋势的意义为何争论不休，但断不能说上述趋势毫无意义——那些掉以轻心之人正是以此为由不断搪塞和妥协的。在欧洲大陆和其他西方国家，本地人正在日益衰老且日渐凋零，年轻的穆斯林则逐渐地取而代之。此时，我们总是会听到某些人抛出各种的“想当然”：当然，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即使有相当一部分热衷于圣战，他们以各个清真寺为据点，从维也纳到斯德哥尔摩，从多伦多到西雅图，形成了一个支持圣战的强大网络；当然，并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支持恐怖分子——即使相当一部分人确有共同的基本目标（希望在欧洲和北美也能生活在伊斯兰教法之下），其中一些人为此不惜投身激进运动，另一些人则佯装好人地唱起红脸儿来搭腔。往轻了说，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已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广阔缓冲区。往重了说，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实则已将恐怖分子的疯狂行为合理化了。在北爱尔兰，若是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战士炸了一家酒馆，那一定是出于对民主现实的不满——他十分清楚，大选投票结果必定是忠于英国的保皇派（Ulster Loyalists）胜出。然而在欧洲大陆，恐怖分子若是制造爆炸事件，绝不是对于民主现实不满，而恰恰是即将出现的民主现实的新征兆。他已迫不及待跳将出来，因为选举的天平已然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了。
你也许还依稀记得2005年底，晚间新闻中出现了一堆被焚毁的汽车。法国摊上大事儿了！那词儿怎么说的来着？——“青年”。法国摊上与“青年”有关的大事儿了。我在评论中指出，有些媒体就是不愿意用“伊”字开头的词语点明暴动“青年”的身份，之后我立马收到了一大堆邮件，来信者坚称此案之中不含任何伊斯兰的成分：这些“青年”并非伊斯兰学校的学生，他们或许是穆斯林，但早已被世俗化的西方洗脑；这些青年沉湎于毒品、摇滚以及没有任何情感投入的无聊性爱，他们滋事、抢劫、纵火、毁物，与其他常见的西方青年没啥两样；这些青年经济拮据，都是些无业游民，是衰落法国才独有的特殊情况；等等。其中一个来信者还骂我：“你这个大右派脑子进水了吧，怎么什么事情到了你那儿都和圣战沾上了边儿！”
当然，我并不认为什么事情都和圣战有关，不过我倒是确实认为——正如我之前所言，任何问题八成都与人口有关。比如，就以媒体把法国暴动者定义为“青年”这事儿为例。青年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乳臭未干。很少见耄耋老人会想去放火烧了雷诺牌[18]（Renaults）汽车吧。把土制炸弹扔进警察局也绝非易事，毕竟如果你做过髋关节手术，在爆炸的热浪把你的金属关节头熔化之前，别忘了你还得扶着助行器过马路呢。暴动只能是年轻人的把戏。
现在是时候研究一下你在报道中经常听到的无聊数据了：“法国10%的人口是穆斯林。”根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差不多确有100万穆斯林。然而你要注意，人口的分布情况并不均等，在法国，年龄低于20岁的人口中大概有30%是穆斯林，而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口中大概有45%是穆斯林。假如要来一场街道斗殴的话，《今日价值》（Valeurs Actuelles）的主编米歇尔·古尔范齐尔（Michel Gurfinkiel）说得好：“在任何种族战争中，参战双方的比例应是旗鼓相当。”如今，事实确实如此。顺便说一句，要想赢得种族战争，穆斯林根本不必在人口数据上成为大多数。公元八世纪，伊斯兰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伊斯兰世界”从西班牙延伸至印度，可当时穆斯林在人口总量中却仍是少数。到2010年，更多信奉天主教的白人法国佬将垂垂老矣，而更多年轻力壮的穆斯林将充斥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有一天他们甚至会出现在普罗旺斯的度假胜地——圣特罗佩沙滩，如果届时你和你的情人正躺在沙滩上，身上除了一层防晒油外一丝不挂，你最好希望BBC和CNN也在那里作现场报道，不带任何宗教、种族、文化偏见地帮你打抱不平。
2006年6月，一位54岁的列车员圭多·德墨（Guido Demoor）搭乘比利时安特卫普市的24路公交车去火车站上班，6名——那词儿是什么来着，哦对，青年——也上了这辆公交车，并对车上的乘客进行恐吓。车上有大概40多名乘客，但这些“青年”显然比他们更加年轻力壮。德墨先生挺身而出叫这些“青年”住手，然而“青年”们却群起而攻之，对他一顿拳打脚踢。当然，这40多名乘客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手相救。相反，等公交车停在下一站后，有30几个乘客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抛下已被打死的德墨先生落荒而逃。随后，三名“青年”被捕，且均被证实为——出乎一些人的意料！——摩洛哥人后裔。罪魁祸首逃跑后，尽管警察愿意担保证人身份的保密性，在40多名乘客中却仅有4人敢于协助调查。德墨在比利时铁道部的同事向《晨报》（De Morgen）慨叹：“要是你协助调查了，你定会遭到与德墨一样的报复；假如当时德墨没开口，他现在应该还活得好好的。”
不，他不会活着。他不过与其他40多名乘客一样，充其量就是个活死人。就像在比利时，人们时刻保持低调，避免任何眼神接触，蜷缩在角落的座椅背后，然后用报纸遮住自己，一心祈愿被人忽视。德墨先生有两个孩子，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又能有什么样的未来呢？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就来自于比利时弗兰德地区的小城圣尼古拉（Sint-Niklaas），那里是我儿时常去的地方，因此在记忆里甚是清晰。我们与姨姥姥和其他亲戚同住，楼上的房间没有洗手间，想方便的时候只能用夜壶。我和妹妹常带着小侄子在鹅卵石街道上闲逛，一逛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漫无目的地穿过烟雾笼罩的酒吧一条街，偶尔买一份炸薯条配蛋黄酱。今日回想，这就是我记忆中最标准的佛兰德[19]地区。然而，此时此刻，圣尼古拉已是今非昔比。就在德墨先生被杀的一个星期之前，圣尼古拉的公交车司机为了抵抗——那词儿又来了——“青年”们的勒索，刚刚举行了一次罢工。仅仅30多年时间，这个小城已然面目全非。
在比利时的欧洲本土人口中，低于18岁的公民仅占17%。而在比利时的土耳其裔和摩洛哥裔人口中，低于18岁的公民却占到了35%。“青年”的人数在增多，“非青年”却正在变老。为了避免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信中提到的杀人数据在现实中成真，我们必须让这些“青年”更加“比利时化”，更加倾向于比利时本土的身份认同。这种想法可行吗？卡扎菲上校[20]（Colonel Gaddafi）可不这么认为，他曾说：“已有迹象表明，安拉将在欧洲的土地上赐予伊斯兰胜利——无须刀剑，无须枪支，更无须征服。等着瞧吧，几十年间，定居欧洲的5000万穆斯林定将把欧罗巴大陆改造为一个全新的穆斯林大陆。”
西班牙苦雨
如果说对于美国人而言，21世纪最刻骨铭心的日子是2001年9月11日，那么对于欧洲而言，这个时间出现在两年半以后：2004年3月。3月11日，就在西班牙大选前夕，马德里发生了一系列火车爆炸案，超过200人在爆炸中丧生。就在那天，我收到美国朋友的一大堆来信，大部分都以这句话开头：“3月11日的恐怖袭击就是欧洲版的“9·11”事件。法国随后也将深受其害。”也有朋友感慨：“欧洲人开始尝到恶果了！”网络大V们都在其博客主页放上了西班牙国旗，以声援这个美国的反恐同盟国。小布什总统的兄弟、心如明镜的约翰·埃利斯·布什[21]（John Ellis Bush）在其博客上写道：“此刻，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深知，马德里就是罗马，是柏林，是阿姆斯特丹，是巴黎，是伦敦，也是纽约。”
然而，峰回路转。3月12日，星期五，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涌上马德里的大街小巷，面色阴沉地站在凄风苦雨之中，为逝去的同胞们沉痛默哀。仅隔两天，在星期天的大选日中，西班牙选民却抛弃了现任首相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22]（José María Aznar）所属的人民党——该党此前已受尽百般辱骂，转而将工人社会党捧上了执政舞台。阿斯纳尔及人民党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欧洲盟友和重要支持者；而工人社会党则在竞选时保证，一旦当选将撤出在伊拉克战斗的西班牙军队。在这场竞选中，民调原本显示人民党将获得胜利；不幸的是，选前发生的爆炸事件竟然扭转了选举大局。
西班牙政府允许选民在强马和弱马之间做出自由选择，然而，看到西班牙公民在大选中自我阉割的行为，即使是拉登也会大跌眼镜吧。在历时72小时的暴风选举中，西班牙选民对恐怖分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很抱歉之前冒犯了你们啊。”如此看来，不管马德里到底是不是罗马、柏林、阿姆斯特丹或巴黎，反正它一定不可能是纽约。
诚然，对于选举结果，出现了种种与约翰·克里输掉美国大选之后[23]颇为相似的同情声音。有人对西班牙选民表示同情，据报道他们也是义愤难平，因为人民党政府在爆炸案之后的解释与说辞着实令人又气又怜。面对逐渐浮出水面的如山铁证，罪魁祸首明明就是伊斯兰恐怖分子无疑，而阿斯纳尔首相竟然坚称袭击是本国的埃塔组织[24]（ETA）所为，是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者的杰作。然而，当西班牙选民因此将选票投给了打算从伊拉克撤军的工人社会党之后，原先对他们的同情也就不复存在了。没有人会记住其中的插曲，亦没有人会记住各方的说辞——唯一能被铭记的只有最终的大选结果：恐怖分子推翻了一个合法的欧洲国家政府。
因此，3月11日并非被钉上耻辱柱的一天，3月14日似乎才注定会是令后世难以释怀的一天。这一天才是能与“9·11”相提并论的日子，这一天定义了一个民族，这一天恰如20世纪30年代把人民推向战争烈火的绥靖纪念碑，铭刻着一次次妥协投降所带来的无法逃脱的人类灾难。在“9·11”事件和“3·11”事件相隔的两年半间，欧洲其实一直都有强化自身的机会。可是如今，美国已经确信：欧洲既不愿改变、也不能改变，即使想要改变，也为时晚矣。3月12日那天，抗议者撑起的雨伞最终只成全了相机拍摄的唯美照片，除此之外再无留下其他任何美好之物。凄厉的雨水都淋在了受害者的尸体之上。从惨剧发生到大选结束的三天时间里，对恐怖袭击的广泛报道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在恐惧的作祟下，西班牙人蓄意将大选之日变作了绥靖政策的胜利之日，最终也令那些逝去的同胞蒙羞。
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呢？一个生育率只有1.1的国家逞什么英雄呢？绥靖政策恰是向现实妥协的一种投票，是苟活于当下安乐窝的一种选择。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确是为未来而战；可是生育率如此之低的国家又何谈什么未来啊。所以，没有未来的西班牙人，到底要为什么而战呢？若想杀光西班牙人，恐怖分子还要加快脚步，否则可能赶不上西班牙人的自杀速度。你要如何才能“毁灭”一个每隔一代即人口减半的民族呢？
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遇了自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的首次攻击。犯罪分子全部来自国外——有沙特人，有埃及人。自“9·11”事件以来，欧洲经历了英国地铁爆炸、法国青年暴乱、荷兰政客被杀等一系列恐怖袭击，可是，犯罪分子却全部是其本国公民——英国籍、法国籍、荷兰籍。这就是美国与欧洲的不同之处：美国发动的是一场对外战争，欧洲则处于一场尚未公开宣布的内战初期。
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呢？在奥地利的林茨市，穆斯林移民要求女教师上课时必须戴上头纱，无论她是否信仰伊斯兰教。英国穆斯林委员会要求取消“大屠杀纪念日”，因为纪念日“只”针对（所谓）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而不纪念被以色列屠杀的巴勒斯坦人。
而欧洲国家作何反应呢？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市，先王斐迪南三世[25]（King Ferdinand III）已不再是一年一度的嘉年华的守护神，因为他当年从摩尔人手中争取西班牙独立的伟大战绩对于穆斯林移民而言可是毫无吸引力可言。在英国，法官同意将犹太人和印度人从陪审团中剔除，因为穆斯林的被告律师认为当事人将无法因此得到公正的判决。英国圣公会正在考虑免去圣乔治[26]（St. George）作为英格兰守护神的地位，因为许多牧师吐槽他太过“尚武”了，容易“冒犯穆斯林”。牧师们希望以圣奥尔本[27]（St. Alban）代替圣乔治，同时取消英国国旗上的圣乔治十字架[28]，改以圣奥尔本的细黄色条纹十字架代替。这种笑话简直荒唐透顶，恐怕连最毒舌的批评家也哑口无言了。
在未来的几年里，数百万穆斯林青年将进入投票站，一些欧洲国家即便不会正式生活在伊斯兰教法之下，其本土公民——恰如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一样——也终将与伊斯兰激进的群众妥协共处，他们极为擅长利用多元社会的“容忍”而对其他族群施以无法容忍的折磨。在其他欧洲国家，过程可能不会如此极端，但最终的结局仍将是殊途同归。
马德里和伦敦的爆炸袭击——连同其他恐怖事件，比如提奥·梵高遇刺案——打响了欧洲内战的第一枪。你若是想嘲笑西班牙和英国就先笑一阵儿吧，不过请记住，宗教激进主义者挂在嘴边的目标可不只是将异教徒赶出伊拉克，而是重建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国家，其范围将涵盖整个欧洲大陆，所有人民都必须生活在伊斯兰教法之下。有人可能不相信：姑且一听穆斯林的鬼话，看看他们是否会言行一致吧。由于伊斯兰激进派不断发起政治运动，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今世界已有更多地区施行伊斯兰教法了，且这一伊斯兰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加剧之中：2005年初，10%的泰国佛教徒因惧怕伊斯兰暴力纷纷弃家而逃——这种暴力恐怕比海啸还具破坏性，不过，这件事在国际媒体上却鲜有报道。有人觉得当前伊斯兰四面树敌反而使其不足为惧，可是殊不知，圣战分子早已习惯于与各路劲敌同时开弓了。如果你连以色列人和俄罗斯人都不放在眼里，那么征服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又有何难呢？
1903年，在英国第一部间谍小说《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中，厄斯金·柴德斯（Erskine Childers）笔下的帆船驾驶员戴维斯（Davies）企图说服英国外交部官员卡拉瑟斯（Carruthers），望他认真考虑德国海军夺取弗里西亚群岛（Fresian Island）的可能性：
这其实跟陆战是一个道理，和你一起攀山的同伴，是骁勇善战之人、足智多谋之士，他们熟悉每一条小路，他们分组行动，轻装上阵，步伐矫捷。
瞧瞧游击队这无法比拟的优势！敌人们却都走着常规的大路，背着大包，步履蹒跚，“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
戴维斯实际上是希望卡拉瑟斯能将陆战的老原则运用于海战的新战场之上。伊斯兰人何尝不也是如此。他们最牛的游击队其实已不在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在那里，普什图[29]（Pashtun）战士们曾惨遭炸弹的袭击。如今，他们已在欧洲轻装上阵，正在抄小路行稳致远——隐秘的据点、投机的阿訇、野心勃勃的游说团体在自由社会的角落与缝隙中暗自发力——而欧洲的政客们却仍然沿着已经过时的常规大路长途跋涉，秉持着多元文化的虔诚信仰，怀抱着一切都将皆大欢喜的美好希望。
2006年，定居挪威的伊斯兰阿訇毛拉·克雷卡尔（Mullah Krekar）在接受《挪威日报》（Dagbladet）采访时说道：“我们正是即将改写欧洲历史的一群人！且看欧洲的发展进程吧：穆斯林和清真寺的数量都在不断攀升；欧盟国家平均每个女性的生育率是1.4，而其中穆斯林女性的生育率却高达3.5。”最后，克雷卡尔总结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比你们的强啊！”
* * *
[1] 英国当代著名的推理小说女作家，被尊称为“推理小说第一夫人”。其作品曾经多次获奖，于1987年荣获英国推理小说家协会“钻石匕首”终身成就奖，1999年荣获美国推理小说家协会大师奖，并因其成就被封为女爵。曾任英国作家协会主席。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和同盟国经过巴黎和会长达6个月的谈判，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了一系列条约，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等战败国，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3] 美国女权主义者、记者、社会活动家。20世纪60至70年代，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
[4] 美国面积最大的州，相当于全国领土的20%，1867年被俄国以720万美元卖给美国。2012年，美媒曾调侃鉴于严重的财政危机，美国政府可考虑将阿拉斯加卖给中国还债。
[5] 全名为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沙俄帝国皇帝（1855年3月2日—1881年3月13日在位），尼古拉一世的长子。在沙俄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齐名，在任期间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