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来自金星：
第一本能 VS 第二本能
我们这个时代的希腊，生育率低靡，人口迅速萎缩，即便没有连年的征战，也没有肆虐的瘟神，不少城市仍被废弃，土地也变得荒芜……所有这些皆因人类变得狂妄自大、贪婪自私、好逸恶劳，他们不愿缔结婚姻，或者缔结婚姻之后也不愿生儿育女，即便有人生育也只是其中一两个特例，他们只愿衣食无忧地虚度一生，然而恶魔的种子却由此急速地潜滋暗长。
——波利比奥斯，《历史》，第36卷
当今的人口灾难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作为世界进步的领导力量，人类史上最繁盛的西方文明又是如何一步步屈服于当下最落后的文化，最终走向了自我的毁灭？时至今日，这些发达的西方文明社会依然是当局者迷，把自身的缺陷全然视作了优点。诚然，外来移民对一个地方而言也并非一无是处，英国的乡村餐馆要是少了咖喱饭也将要黯然失色呢……但若是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道德优越，便肆意吹嘘并捏造移民带来的种种好处，那可就是愚蠢透顶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由于人口匮乏而增加对外来移民的依赖，这不是强大的表现，反而是软弱的证明。眼下，欧洲大陆的阿訇们终于可以确信无疑：如今的欧洲已经俨然成为一片穆斯林的殖民地。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前任撰稿人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曾说过，加拿大的战后历史可以用英国喜剧组合巨蟒剧团[1]（Monty Python）的一首老歌来概括。这首歌曲以欢快的颂歌开头：“俺是个樵夫，俺骄傲！”之后的序曲悠然见南山，以歌声赞美了北国森林里的质朴生活：“俺从这棵树欢快地跳到那棵树！俯视万物在不列颠属哥伦比亚省的奔涌大河中肆意地漂浮！”到了结尾，颂歌的旋律再次响起，然后渐渐过渡到一段男声的高调门假音，歌手用女性化的声线娓娓道来，声言自己喜欢“穿着高跟鞋、吊带袜和性感胸罩”，憧憬着“穿上姑娘的裙子去酒吧里逍遥”。
我特理解奥沙利文的这篇文章到底想说点啥。2005年，我偶然看到一组新闻照片，拍的是在多伦多市政厅外的广场上举行的“世界人妖小姐庆典”。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惊呆的，并非“人妖小姐”们为了炫耀那些注满硅胶的夸张假体竟举办了一场如此盛大的活动——就算是从美国道康宁公司[2]购买的上好硅胶，人妖身上的这些“零件”也还是假得无可救药。真正让我瞠目结舌的，是多伦多市政府竟然昏聩至此，认为“世界人妖小姐庆典”应该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当然了，要是他们不支持，大概会因为“没有包容心”而受到某些舆论的指责。奥沙利文引用那首歌，倒并非是意指加拿大的男性都已变成了“不爱武装爱红装”的异装癖——“没那么夸张啦，整个加拿大有异装癖的男性人数还不到全国人口的35%或40%，而我本人也只在周末才这么干呢！”——这位撰稿人真正的言下之意是，一个曾经散发着男性魅力的北方国家，如今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精神上都日益散发着浓浓的女人味儿。1945年，加拿大皇家海军曾拥有世界第三大水面舰队；加拿大皇家空军是世界上最具战斗力的空中武装力量之一；加拿大陆军更曾在诺曼底登陆日夺下了世界上最难占领的一片海滩。只可惜时过境迁，经过两代人的代际更迭，昔日的硬汉特征已经完全融入了一个女性化的阴柔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的第二本能——终身享受权利与利益——被摆在了生命的首要位置，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人类第一本能。
在这一点上，加拿大绝对不是唯一一个把第二本能置于首位的国家。如果奥沙利文的论断存在纰漏的话，那只可能是——巨蟒剧团的那首歌曲讽刺了战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而不单单指向加拿大。要想了解为何西方国家在愚昧落后、未经开化的敌人面前如此弱不禁风，那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二战”以来各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在如今的政党竞选中，除了美国共和党以外，西方世界的几乎所有政党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在竞选台上宣扬人类的第二本能：政府提供的医疗保健（美国也正朝此目标坚定而缓慢地迈进）、政府创立的托儿所（可能是加拿大2006年大选的最热议题）、政府准予的男性陪产假（英国已经批准实行），等等。我们已然把第二本能凌驾于第一本能——国防建设、政治自主、家庭建设以及最基本的生育需求——之上了。可是，如果不能“繁衍生息”，哪来那么些人去负担人类的第二本能？要知道维持终身福利制是需要庞大开支的，而这些开支的增长速度远比我们的繁衍速度快多了。道理说出来大家都懂，可是人类对于第二本能的痴迷与依赖已然无法自拔，这大体是由我们的自满与自私所造成的苦果：我们想摆脱赡养老人的重担肯定不会是为了老人好，而是因为不想让那些老家伙占用我们自己的时间。不过世界是公平的，如果你懒得照顾祖父母，有朝一日你的孙子孙女们大概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一直很喜欢林肯在就职演说中发表的一段讲话，他用“记忆的神秘和弦”一词完美地比喻了一个健全社会的不同层面：最顶层好比乐曲的主旋律——也就是我们所身处的当下，然而，类似于和声部分的第二层也并非一点都不重要：和声能够将当下的主旋律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遵照永恒的真理前行，从而将我们同历史紧紧地系在一起，也鞭策我们为了未来而不懈奋斗。然而，从1945年开始，西方世界出现了一大批政府干预社会的政策举措——国家养老金、高等教育资助、提高税收以支付其他项目——这些政策措施打破了不同代际民众之间相互联结的传统模式，转而使他们完全陷入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催眠状态。然而，人类的第一本能最终仍会显现，悲剧也就随之而来了。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关于“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的观点[3]也许还不能很好地概括当今世界的状况，其实应当说西方人本来都是火星人，偏偏欧洲人要伪装成金星人。巨蟒剧团的歌曲、世界人妖小姐庆典无非都只是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些火星人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乔装打扮成金星人就万事大吉了。那些在多伦多市政厅招摇过市的身材火辣的变性人，一再提醒我们——现代西方民主的所谓包容性，已经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娘”了。
美国人大概还没明白，西方世界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内阁中，国防部长的职位远比不上卫生部长有吸引力。想想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4]（Donald Rumsfeld），如果这位老炮儿被调任为卫生部长，他会将之看作升职吗？我敢肯定这位美国部长绝不会这么想。然而不幸的是，第二本能看起来实在是太高级、太具诱惑力了，以至于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无法抵抗，甚至在“实力”这个词的涵义上都已经无法和美国达成一致了。2002年，芬兰总理帕沃·利波宁（Paavo Lipponen）在伦敦发表了一场演说，声称“欧盟决不能发展为一个军事意义上的超级联盟，而应当成为一个在需要捍卫自身利益时，不用武器也能解决问题的强大联盟。”
对于芬兰而言，不使用武力大概是绝佳的选择。然而，这位芬兰总理却不应就此判断：对所有欧洲人而言，以前那套老规矩都已经不再适用。如今，传统的军事硬实力已经逐渐被某些权力新手段所替代，我们也逐渐习惯了一场又一场的“国际茶话会（欧盟、联合国、国际商会，等等）”。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对国家再定义的思路根本就行不通。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为了迎合保守派选民的观点曾违心地说过：“一个大到足够满足你任何欲望的大政府，也已经大到能够夺走你的一切。”的确如此，但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还有一个过渡阶段，那就是——政府也许已经大到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欲望了，但却并未大到可以令你上缴足够的税金以让它得以持续满足你的各种欲望。
欧洲各国政府恰好处于上述的过渡阶段之中。欧洲的公民已经被他们无力继续负担的社会福利给套牢了，导致现在已成了政府寅吃卯粮、整个国家最终只能走向崩溃的不利局面。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考察，我们可以预计到了2040年，美国的养老金支出占全国GDP的比例将上升至6.8%。而在希腊，养老金支出早已占到了全国GDP的25%——也就是说，希腊社会事实上已经崩溃了。但欧洲国家的选民们丝毫不以为意，他们一个个心里盘算的只是——老子纳了税，就该享受应有的权利。
这里就存在一个关于“社会民主”的悖论。你想要降低赋税，缩减政府权力，左翼人士就会谴责你“自私自利”，我自己就曾被这样口诛笔伐过。我很享受每天去上班时能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公家道路上，也很乐意能为军队和消防部门的必要开销缴税纳贡，但除此之外，我希望能保留我辛苦赚来的个人财产，并且只为我个人的需要而消费和买单。
左翼人士常常鼓吹伦理道德，他们宣称：多多纳税就等于为社会减轻负担，是更友善、更宽厚、更仁慈、更公平的一种做法。但是很可惜，最新的欧洲选举结果（穆斯林当选人数的比例持续上升）表明，选民们根本就不会关心什么社会的共同利益，穆斯林也只会给穆斯林的候选人投票，没有什么比主张社会平等的社群主义[5]更能让一个公民变得自私自利了。一旦一个人能够享受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他/她就不会在乎什么社会的共同利益，并且从那以后也便有了私心，只要能在有生之年满足一己私利，就算种种私利会导致整个国家在二三十年后崩溃，那也“关老子何事”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事实证明，“社会民主”的本质就是公开的反社会。本章开头引用了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的话，其实应该更正一下——人类的“贪得无厌”披上了“狂妄自大”的外衣，从而带领着欧洲和其他国家一同走上了“好逸恶劳”的不归之路。
从某种程度上讲，欧洲国家已经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定义，这种重新定义的关系更接近于毒贩子和瘾君子之间的关系。一旦让公民在这样的社会里安身立命，就很难说服他们戒掉毒瘾，再回到之前的社会了。正因如此，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都已由政府来负担公民的医疗保险了。说来也怪，在所有的发达民主国家，公民都希望在超市有更多品牌的早餐麦片可供选择，都希望在电影院有目不暇接的电影作品可供欣赏，也都希望在屏幕前有越来越多的色情网站可供浏览，然而，一到了生死攸关的健康医疗问题，大家却都乐意把选择权交到政府的手里。
实际上，“大政府”根本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关乎道德优越感的问题。据加拿大前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Lloyd Axworthy）称，美国一直热衷的“硬实力”早已过时，而加拿大正为了更加强大的“软实力”而上下求索。且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个人认为两种力量之间的真正区别应在于更深层次的两种文化——硬文化和软文化——之间的差别。研究人口与政治趋势的迈克尔·巴罗内（Michael Barone）是一个明白人，他曾出版过一本书，名为《硬美国，软美国：竞争与溺爱之争以及国家前途之战》（Hard America, Soft America: Competition vs· Coddling and the Battle for the Nation’s Future），但是很难想象会有人写出一本名为《硬加拿大，软加拿大》或者《硬欧洲，软欧洲》的书来，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有了答案。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没有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牺牲。所有的日本士兵都把手里的军刀换成了唱卡拉OK的麦克风，口中高唱着反战名曲《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这事儿听起来似乎甚是美好，但美好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最残酷的现实——日本遭受了比战时还要严重的人口危机。
“软实力”起源于“软文化”，其根本原因是“软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失去了维持自己“硬实力”的意愿。一个国家能够永久地维持软实力吗？不能，也许只能维持大约20到60年，因为软文化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抵御持续性的外来武装侵略——就好像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公交车上的古惑青年，或者法国境内的穆斯林集体强奸犯一样，他们最热衷的成人礼便是以轮流猥亵的方式蹂躏受害者，或者冷漠地撇出一句“该你上了”。“9·11”事件发生的当晚，英国北部的穆斯林青年就在街头引发了骚乱，歌颂伊斯兰在与大撒旦美国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们砸烂汽车的前盖——或者用更加优雅、更加英式的说法——砸烂汽车的引擎罩，他们还强迫路上的司机加入他们一起吟诵，高喊“奥萨马·本·拉登是一个伟人”。
你要是敢在美国德克萨斯试试，德州人肯定得从工具箱里掏出机枪爆了你的头。就算是在佛蒙特州，穆斯林也不敢这么放肆。但在英国，民众持有枪支是违法的，甚至面对袭击时连奋起反抗都不行（无论反抗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所以英格兰布拉德福德的市民只能可怜巴巴地躲在家里心惊胆战，而相比之下，看到此情此景的穆斯林犯罪团伙们却一个个都自信心爆棚，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了。穆斯林移民在欧洲胆大包天、胡作非为，但到了美国就畏首畏尾了起来，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美国公民的强硬态度让那些狂妄之徒绝不敢铤而走险。
具有花岗岩州之称的新罕布什尔州的犯罪率低，就是因为该州的持枪率极高。当然，你也不是非得揣着把枪。你没瞧见吗？好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伪娘们也都没有枪呢。不过，也多亏了他们的邻居中不乏五大三粗、凶神恶煞的壮汉，这些胆小鬼们才能平安无事地苟且偷生。还有，如果你打算在新罕布什尔州入室抢劫，最好再三确认一下，你要打劫的是人恰是全州人口中笃信“天下大同”的那1%，可千万别跑去那些剽悍的枪械迷家里，可能你刚把手放到他那用70美元买来的二手电视机上，他就一枪把你的头打爆了。在英格兰北部，坚持私人不应持枪的人可能早已被那些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6]（Second Amendment）的持枪疯子们吓坏了，他们极有可能干脆搬家，移居到一些人人都拒绝持枪的地方，比如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等。不过到头来，这些人肯定会幡然顿悟，想要生活在一个完全解除了私人武装的社会里，他们就必须在家里装上报警器、铁栅窗和安全摄像头。
一个国家如果实行枪支管制，就好像那些超理性主义者对上帝实行了“管制”。超理性主义者完全可以把关于上帝的论述当作不经之谈，但没有了犹太-基督教文化的认同与支持，超理性主义在社会中也将四面楚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就像有些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写的：把持枪定义为非法，就只有亡命之徒才会佩枪。同理，把宗教边缘化（恰如欧洲现时所为），就只有落后地区才会保留宗教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贫困的穆斯林聚居区比巴黎的富人区更加具有文化自信。
道高一筹
“9·11”袭击终使软硬文化之间的长期争论成为了社会的焦点，而在这场你死我活的舆论斗争中，硬文化必将战胜软文化，成为最后的幸存者。然而，欧洲的软文化已经无处不在：政府养老金、劳动法、每年六周带薪休假制，如果你觉得每周工作35个小时实在太累，还可以选择去领取政府慷慨提供的失业保障金——享受着政府提供的麻醉剂，欧洲公民与毒品瘾君子相比，似乎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面对不断膨胀的养老金负债，加上几乎崩溃的生育率，就连欧洲的政客们也开始意识到应当给公民们戒戒毒瘾了。可是，公民们不买账啊，他们才不管20年甚至70年以后政府会不会破产呢，他们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得先去海滩度假啦，回见了您嘞。”
2006年，《经济学人》（Economist）作了一篇报道，大概内容是说政府正越来越倾向于运用权力引导公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禁止吸烟、健康饮食等，报道的结尾还写道：“那些支持政府引导公民习惯的人们认为，温和式的家长管理模式将能够实现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目标——宣扬一种理性、谨慎、克制的行为方式。”然而，如果个人的美德需要全权交由政府控制和引导才能苟且存在，那么这些美德在被鼓吹和宣扬的同时其实已经走向没落了。
《经济学人》说得没错，家长式管理的确应该用以引导人们实现“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生活目标，然而无情的事实却是，现在选择这种管理模式的政府正做着“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蠢事。多亏了政府帮忙，现在好些人才能把年迈的父母丢在家里，然后自己出去花天酒地。因此，让政府承担起赡养老人和监护孩子的责任，并不代表天下就太平了，相反，把公民从坚持“个人品德”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就等于彻底地把公民在社会中的身份与责任边缘化了。
现代的民主社会正是这样一点点地消磨着公民的意志，漫不经心地调动起人类的第二本能，并使之越到了第一本能之上。最后的结局就是，就算没有穆斯林的威胁，大多数西方国家还是无法安然无恙。所以有人说，欧洲根本就不需要敌人，它已经败给了自己的散漫无能——说这话的人也真是绝了。正如之前所说，一个大到足够满足你任何欲望的“大政府”，也能大到夺走你所拥有的一切；而这剥夺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断送你独立自主的第一本能。
不过，在西方世界“软实力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个（或者半个）例外：一个仍在繁衍生息、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维持着强大军队的国家——美国。面对这个例外，发达世界的其他成员（包括美国国内的民主党、主流媒体以及痴迷于“国际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又作何反应呢？他们竟然要求美国别再闹了，赶紧加入欧洲的自杀联盟吧。《观察家》（Observer）的前总编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大军师、整日都在谈论“新欧洲”的超级话痨——威尔·赫顿（Will Hutton）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搬出赫顿这个例子，倒不是想要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或者，不仅仅是想要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我这么做，首先是因为赫顿先生到今天依然在支持着早已过时了的中央集权主义，而这也正是现代欧洲人与大多数美国人的核心分歧。
赫顿在其2003年出版的《不再独立的宣言：为什么美国应该加入世界》（A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Why America Should Join the World）一书中写道：“我很欣赏雪儿·克罗[7]（Sheryl Crow）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8]（Clint Eastwood）这类的艺人，也一直很喜欢看伍迪·艾伦[9]（Woody Allen）的电影……”我敢打包票，这三个他所声称喜欢的艺人里至少有两个是瞎掰的，他怎么可能喜欢美国人呢？唯一一个可能的是伍迪·艾伦，作为美国知名导演，他却曾受法国政府委托，帮助法国在美国重塑国家形象。有了伍迪·艾伦的帮忙，就能提升法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好感度，这种蠢招儿也只有法国政府才想得出。回到赫顿先生的书，在对自己的文凭吹嘘了一番之后，他又絮絮叨叨地说他其实是“为了美国好，所以看到眼下美国越来越与其应有的样子背道而驰时”，也只能“恨铁不成钢”了。真是巧了，美国的左翼和右翼人士也都是这么想的，他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照搬过来写进自己的书里。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位欧洲贤人并不是说美国与当初国父们所擘画的国家蓝图背道而驰了，而是说美国国父们打从建国一开始就已经大错特错了。从他对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比较论述中就能清楚地看出，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比美国独立战争更伟大，因为独立战争在十三个殖民地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此处应有嘘声），而法国大革命却促成了“新的集体社会契约”（此处应有掌声）的诞生。
哼，谁知道呢，兴许正是因为国父们所犯的“错误”，美国才在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军事力量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法国吧。赫顿先生坚称：“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都认同一大套自由主义或者激进主义的理念。”但是，就拿新罕布什尔州来说吧，它实行民主制度的年头可是比德国还要早上200年，把奉行民主制度已久的美利坚与民主历史极其短暂的欧罗巴都说成是“认同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这话听起来好像有些站不住脚啊。所以，还不如说“所有欧洲国家都认同一大套中央集权主义理念”呢。或者换成赫顿自己的话可能更加贴切一些：“更为科学谨慎的欧洲传统认为，人类是社会动物，个人自由仅仅是建立美好社会的众多价值标准之一。”而这种将个人自由屈尊于赫顿所谓的“社会首要因素”——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在欧洲盛行了100多年之久，要知道，这种中央集权制——或者“社会首要因素”——正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欧洲联盟所拥有的共同之处。整个欧洲大陆的诅咒其实就是“大政府”思想，每逢灾难降临，欧洲人就指望着有个“大政府”来救世：“二战”前夕，德国的中产阶级就寄望于希特勒能够抵抗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扩张；同样地，战后的德国中产阶级又将欧洲共同体视作可靠的保护伞，希望能借此防止纳粹的东山再起。
诚然，跟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相比，欧盟看起来要面善得多——它所造成的混乱完全不是那种狂轰乱炸的大场面，有的只是些不疼不痒的小打小闹，一旦碰到问题，欧洲就会有一大堆官方声明想当然地告慰各国民众：我们的世界秩序就是——所有七零八碎的琐事都须经过政府批准、规范、合法化之后才能进行，一切都由政府保障。欧洲人从来不会为他们对中央集权制的诡异理念作任何辩护，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后基督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到了中央集权制的问题上，他们却产生了一种毫无理性的盲目信仰。
如今，地球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国家还在质疑“大政府”的效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大政府”的盲目信仰，使得威尔·赫顿在身处其他国家时，甚至惶恐到觉得自己小命不保。他对美国的评价是：“在一个完全崇尚私有的世界，我们便完全失去了方向，一切对公众的引导都被收回，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听任个人主义的主观价值以自求多福了。”赫尔还对美国第一修正案大加痛斥，说自己在身处美国的日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由政府管控媒体的欧洲大陆——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的所有公共言论都必须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得以发表（比如，在一场标准的欧洲政治座谈会中，必须得有中左派、极左派和左到没边儿的左派们一齐参加）。他还说：“欧洲会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电视和广播媒体符合公众利益和价值观标准。”
“公众利益和价值观标准”：你要是想弄懂欧洲为啥一团糟，就把这句陈词滥调给牢牢记住吧。而且，要想毫不费力地理解“暴政”的概念，这句话也是一大关键。
“公众利益和价值观标准”根本不是指公众依据自己的利益所决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少数精英——通过各种指定媒介——替公众作出的决定。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不可能从欧洲的广播里听到类似于美国知名保守派拉什·林堡[10]（Rush Limbaughs）或者詹姆斯·多布森[11]（James Dobsons）发表的言论。不过你确实可以听到不少来自威尔·赫顿的长篇大论。
不管你愿不愿意听，眼下根本不是你喜不喜欢欧洲中央集权制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欧洲中央集权制已成为明日黄花。欧洲赌上自己的身份认同，积极地开展反美活动，最终只能导致自我毁灭。有这么多欧洲国家愿意满足人类的第二本能，这当然是不少人喜闻乐见的——假如一个政府整日都在为争取儿童日托补贴、同性恋婚姻合法而忙碌不暇，把强制带薪休假的时间究竟定为六周还是八周视作当务之急，有谁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政府包办一切的社会中呢？但这样的国家顶多只能满足一两代人的第二本能。看看人口锐减、经济停滞的欧洲就知道了，不管怎样，第一本能才是重中之重。欧洲人一直坚信他们能够避免英美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端，生活在永久富裕的福利社会之中，殊不知正是这种错误的想法和对社会发展的错误评估使得欧洲正一发不可收拾地加速走向灭亡。如今，欧洲政府的社会福利事业已经不可逆转地构成了对于社会安全的威胁，因为福利体系直接削弱了国防力量——尚未被“大政府”剥夺独立意识的自由公民们已经寥寥无几了。
假如美国遵照赫顿先生的建议“加入世界”会怎样呢？“4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民众”将能够享受到政府社保体系所带来的崭新福利，不过也像2.5亿欧洲邻居一样，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在实行医保之后，自己想要看病时排在“等候名单”上的时间真是愈益地使人绝望——即便只是接受常规手术治疗，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可能也要在病痛的折磨中等上个一两年，甚至更久些；加拿大人为了能做个核磁共振扫描可能要排队等候半年或者一年，有时候甚至要等一年半，因为全加拿大的核磁共振扫描仪加起来还没有区区一个费城的扫描仪多。现在，这些人又在发挥带头表率作用，给政府医保增添了又一道终极规定：产妇需要等候整整十个月，临近预产期才有资格住进产科病房。
2004年，一位名叫德布拉·科恩斯维特（Debrah Cornthwaite）的准妈妈在埃德蒙顿市的皇家亚历山德拉医院（Royal Alexandra Hospital）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儿，这所医院位于加拿大的亚伯达省。然而，当天早上，科恩斯维特女士本来是去的她家附近的兰里纪念医院（Langley Memorial Hospital）等待分娩，这家医院位于亚伯达省隔壁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医生们告诉她：你现在的宫缩已经到了每四分钟一次的地步，情况是很紧急的；不过很抱歉，我们产科病房已经没有床位了。随后，待医生与该省的“医院床位查询热线”沟通核实之后，他们又告诉她一个更“好”的消息：全省的产科病房都无法接收她进行分娩了。接着就是总计长达7个小时的官方登记程序和一大堆文件填写工作。一直到了下午，这位女士才被车送往机场，坐着一架双螺旋浆直升机飞向了跨省的埃德蒙顿市。飞机行驶过程中，科恩斯维特的宫缩频率已经加剧到每2分半钟一次，专为孕妇开设的无痛分娩课程也没教过如何在落基山脉上空的颠簸气流中调整呼吸啊！试问有多少美国人想要在分娩日拥有这样的非凡体验呢？你收拾好了行李箱，好不容易到了加州奥克兰当地的一家医院准备分娩，却被医生们如此告知：“别担心，我们已经帮你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订好床位啦。”
实际上，欧洲和加拿大能有钱维持公费医疗，全都多亏了美国纳税人的一手扶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为其盟友承担了高额的防务费用，使得盟国得以在烧钱的社会福利上花掉大把大把的税收。假如美国也遵从赫顿的建议——“加入世界”，那么美国的国防开支就要降到跟欧洲和加拿大同一个水平。真到了那时，要是斯里兰卡或者印度尼西亚再发生一次海啸，哪个国家都没法调动航母舰队来转移和抢救难民，更多的百姓将死于非命，人们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救援，随着时光流逝，联合国那帮还没睡醒的胆小鬼才会最终姗姗来迟。一旦美国“加入世界”，为了增加社会福利的支出，它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投入就会下降至欧洲国家的水平。而且美国很可能得搞一次政府精简，此后就无法再继续承担原先不亚于国际组织的全球责任了。举个例子，在世界的另一端，某个贫困村的小孩儿被诊出患有一种前所未闻的罕见疾病，医生们想弄清这一病例，可以将带有病原体的试管快递至位于亚特兰大市的美国疾病防控中心[12]（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简称CDC）。事实上，即便是威尔·赫顿之流们所倾慕的欧洲国家，也无法否认美国的疾病防控中心扮演着“世界最高卫生部”的角色。2003年，当非典型肺炎（SARS）从中国蔓延至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时，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全球旅客发出旅游警告，告诫他们在旅途中避开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然后便把烂摊子交给了美国疾控中心，拜托其对“非典”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为了记清由英文缩写所代表的各类卫生机构，多伦多市长梅尔·拉斯特曼（Mel Lastman）简直心力交瘁。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市长大人认为美国疾控中心（CDC）发出旅游警告给多伦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由此便对CDC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可是，实际上旅游警告明明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的。
坐在拉斯特曼市长旁边的一名女医生想要纠正他，于是便提醒道：“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与“谁”谐音）。”
市长重复道，“美国疾控中心（CDC）。”
女医生又说：“WHO！”
“CDC啊！”市长又重复道。他实在搞不懂为啥她没听明白自己已经说了两遍的标准答案。两个人又重复了好一阵子同样的对话，就像在演《二傻双人秀》[13]（Abbott and Costello）中的一对神经病一样。后来这位女士终于开了窍，把字母一个一个地拼了出来：“W-H-O，世界卫生组织。”
市长终于反应过来，马上说：“哦，对，还有这个组织也一样。”
在这场滑稽又荒唐的笑话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如果美国亚特兰大的医院里出现了感染病例，没有哪个美国医生会遵照加拿大政府机构的指示行事。但是，假如病例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里出现，加拿大的医疗卫生系统就会把所有希望都押在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控中心里的一群聪明绝顶的医疗研究者身上，指望着他们能鞠躬尽瘁，加班加点地搞明白病人到底得的是什么疑难杂症。
其实，对于那个加拿大医生提出的搞笑问题——到底是“谁”——答案毫无疑问应是美国。每当事情脱离掌控，不管是在斯里兰卡的海滩景区还是在加拿大的医院病房，总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及时现身来力挽狂澜。美国人根本无须“加入世界”；它早就为世界贡献了一大堆的基础设施。赫顿真正的意思是想让美国变得跟欧洲一样，不再成为一个世界的“例外”。那么，到底什么才叫“不例外”呢？直说吧，就是政府色彩应该更浓，宗教色彩应该更少，外加一个超低的人口出生率。
在考虑社会结构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慎之又慎。现在，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跌，所有专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挽回局面。生育率下降是缺乏宗教信仰所造成的吗？先别急着这么说：在欧洲，在那些民众出席教堂活动频率最高的地中海国家，偏偏生育率却是最惨不忍睹的，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虽没有那么多的宗教活动，却有着全欧洲最健康——或者至少不是最病态——的生育率：比如瑞典每对夫妇平均生育1.64胎，相比之下西班牙夫妇的生育率却仅为1.15。
同样，在给整个世界带来灾祸的伊斯兰国家中，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生育率分别达到了5.08和4.53；在伊朗，由于深陷与伊拉克兵戈扰攘的漫长岁月，其生育率倒是下降到了2.33。
那么生育率的高低跟经济自由度有关吗？就拿欧盟东扩前的14个经济体来说吧，在出生率最健康的五个国家中，前四个恰好也正是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四个国家：爱尔兰、丹麦、芬兰与荷兰。生育率第五高的国家是法国（1.89），而法国的经济自由度却排在了倒数的位置。不过，法国倒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有证据表明法国1/3的新生人口都是穆斯林，因此本土法国人的生育率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这么一来，如果大家从欧洲的角度来判断，经济自由度确实和生育率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也确实在经济自由度排行榜中敬陪末座。
然而，无法解释的是，在世界的其他区域，实行高度自由经济的地方——香港、新加坡——人口的出生率却惨淡异常。
那么结婚率呢？它和生育率的高低有关吗？
这组数据足以很好地说明结婚率与生育率确成正比。但是，假如你们国家的税收和社会政策都诱使你选择一种非传统的家庭模式，其结果之一就是你大概不再想生那么多孩子。因此，数据表上显示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日本。日本一直维持着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高的结婚率，可是其生育率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又或者，生育率可能与是否为英语国家有关？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大国中，把以英语为母语的盎格鲁-凯尔特人[14]后裔的民主国家同八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作个比较，就不难看出端倪：
再或者，欧洲的妇产医院还没关门大吉，其实全都是托了穆斯林人口的福。在文化多元政策的感召下，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迅速攀升，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五个欧洲国家（饱受战争摧残的波斯尼亚除外）——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法国、荷兰和丹麦——同样也成了生育率最高的五个欧洲国家。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以上对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分析其实都是庸人自扰。
近些年来，所有人都在研究西方世界的内部差异——特别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2004年，哈佛大学历史系的英籍教授尼尔·弗格森声称英美之间的“特殊纽带”关系已经崩断。他在文章中写道：“现在，最典型的英国家庭看起来更像是标准的意大利家庭，与标准的美式家庭已经相去甚远了。如今的我们吃着意式美食，喜欢观看西班牙足球队的比赛，驾驶德国生产的汽车，按照比利时时区的时间上下班。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只有真正的欧洲人才会做的事——臣服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大政府’。”
虽然弗格森的确说得很有道理，但表面的文化相似性并非问题的本质：加拿大人吃着美式食品，喜欢观看美国赛事，驾驶美国生产的汽车，按照美国时区的时间上下班，还在佛罗里达州购买度假别墅。但他们还是会做只有真正的欧洲人才会做的事——臣服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大政府”。
不过，眼下最紧要的还不是差异，而是差异所带来的后果：美国的人口增长率仍保持在健康水平，而欧洲的人口增长率正一发不可收拾地跌至谷底。要想挽救时局就必须抓住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出生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恰在于“大政府”。不妨拿美国与“大政府”管理之下的加拿大作个比较：两个相邻国家（基本上）说着同样的语言，经济联系极为密切，不管是甜甜圈和咖啡专卖店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还是席琳·迪翁（Celine Dion）的圣诞节专辑在美、加两国都是一样地人气颇高。即便如此，美国每千人的结婚率是11.7，而到了加拿大却只有6.8。
在英国女王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北方雪国的异性恋和同性恋婚姻都受到法律的庇佑和保护。但结果却让人心寒：美国的生育率为2.11，而到了加拿大却只有1.48。
结婚率和生育率偏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加拿大人比美国人要衰老得更快。2000年，美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3%，而加拿大的老年人口比例为17%——两国比例相当接近。按照现在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预测，到了2040年，美国将会有26%的老年人口，而加拿大的老年人口比例则将攀升至33.3%。
那时候，养老体系的开支也将与日俱增，能够支撑起养老体系的年轻人却只会越来越少。这就涉及“老年抚养率”这个词了，也就是指非劳动年龄的中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的青年人口——也就是每天拼死拼活赚钱赡养老人的劳动人口——之比。2000年，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平均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0.26个老人。到了2040年，美国老年抚养率将上升为0.47，澳大利亚将增长至0.56，加拿大最为夸张，平均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0.63个老人。
纵览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状况，似乎民主国家的末日即将到临，现在的一切不过仅仅是个开始。最为深陷于“人口死亡螺旋”的，是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拉脱维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国家的出生率已是全球最低。而下一批必死无疑的国家就在传统的欧洲：在出生率最低的20个国家里，前19个都是欧洲国家（第20个是日本）。然而，美国却与这些欧洲国家截然相反，是唯一一个维持着“替代生育率”——也即“人口增长率刚刚好”的发达国家。诚然，在美国，支持民主党的蓝州与支持共和党的红州之间，外来移民与本土公民之间，还有其他各种矛盾之间都存在着天壤之别：在犹他州，摩门教徒的生育率在全球范围中都是数一数二的，但光看旧金山的生育率，却简直可怜得都能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座欧洲城市了。为了显示社会的公平与多元，旧金山恰如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接纳并适应了本地公民的同性恋婚姻以及由此而来的低生育率状况。
尽管如此，事实就是事实：欧洲已是风烛残年，美国却远未到衰亡之期。欧洲的社会体系毫无成效，美国却仍可大显身手。
因此，面对威尔·赫顿和欧洲人的言行，我陡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呼吁美国“加入世界”，为什么不呼吁欧洲重新面对现实呢？如果还不醒悟，欧洲很可能将继续生活在一个“被蒙蔽的世界”之中。
或者，我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世界”不能试着加入美国呢？
嗐，我这话一出口，你大概已经听得到威尔·赫顿、雅克·希拉克以及比利时内阁成员们满地打滚儿的嘲笑之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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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六人喜剧团体，他们的“无厘头”搞笑风格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影响甚大。
[2] 成立于1943年，是一家由陶氏化学公司和康宁公司均等持股的合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密歇根州米德兰市。道康宁致力于探索和开发有机硅的工业应用，现为硅胶技术的全球领导者。
[3] 罗伯特·卡根认为，欧洲正在摒弃武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新时代，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正在陷入历史的泥沼，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炫耀蛮力。作者实际上借此表达：在人类本能的范畴中，欧洲在追求第二本能，美国仍在追求第一本能。
[4] 德裔美国人。1975年被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委任为国防部长，成为美国历届内阁中最年轻的国防部长。2001年小布什当选总统后，被再度委任为国防部长，成为美国历届内阁中最年长的国防部长。
[5] 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其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由他或她所在的社群所决定的。
[6] 美国权利法案的一部份，于1791年12月15日被批准，赋予公民备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