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牢笼：
大穆罕默德 VS 大汉堡包
那时候，所有信徒都极度排斥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内志人。在内志，多神论广为传播；人们对着屋顶、树木、岩石、洞穴或者任何可以称之为苏丹（圣人之尊）的人像顶礼膜拜。魔术和占卜也已深入人心。酋长发现，多神论已主导人们的思想，没人反对多神，更没人想要召唤人们回归对于安拉的信仰，于是他决定单枪匹马、按部就班地说服他们重新皈依。他知道，除非依靠圣战、拥有耐心并历经磨难，否则穆斯林将一事无成。
——酋长 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阿卜杜拉·伊本·巴兹，《阿訇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布——他的生活和使命》
2005年，我和一个朋友共进午餐时，他带来了刚刚买下的一组照片，上面的场景是亚伯拉罕·林肯第二次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刺杀总统的叛国者都在这儿，你瞧瞧。”他一边说着，一边在人群中指出一张形容模糊却又似曾相识的脸庞，这个人离总统仅有几步之遥：他就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1]（John Wilkes Booth）。他又用手指点了点照片的其他地方，一一指出林肯身边的其他叛国者，这些密谋绑架林肯的人竟然全部出现在了同一张照片之上。1865年3月4日，华盛顿特区的周六阴雨绵绵，国家元首正在发表演讲，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旅程只剩下六周，而想要刺杀他的凶手正站在他的周围，对着他虎视眈眈。
距离才是最致命的问题。如果他们无法接近你，也就无法杀掉你。大多数人都以为，令我们恐惧的事物都在无法触及的千里之外——就像一张老地图，一些未知的远方会被制图员信手涂写上一句：“此处有恶龙。”正如林肯遇刺的教训一样，我们也从中幡然醒悟：有时候，敌人就在你的卧榻之旁。
看过这组照片之后几个星期，我出差途经伦敦，发现这里正经历着一场禽流感危机：英国的多佛白崖[2]（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上空随时都可能飞过一只携带病毒的鹦鹉，而伦敦东区亦将经历一场由小鹦鹉引发的喷嚏大战。然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不以为意的人坚信：关于禽流感的新闻都是危言耸听，把禽流感说得那么可怕着实夸张，那些紧张兮兮的人简直就和《飞越疯人院》[3]（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里的神经病一样。美国“9·11”事件之后好几年里，英国政府一直都在就城市地铁站可能遭遇化学恐怖攻击事件发出警告，甚至还曾就萨达姆企图以核武器攻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发出过严重警告。好嘛，这一次又来警告禽流感？
一样是托尼·布莱尔捏造出来唬人的诳语罢了。
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之时，那些反对全球化的乌合之众与环保斗士们却一直逆潮而立，他们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认为第三世界本是风景如画、生活淳朴的世外桃源，但第一世界国家却硬是将贪婪的资本主义强加给了这些亚非拉的落后地区。然而，全球化之于第一世界，何尝不也是一把双刃剑。落后地区的特有属性也能通过飞机运输传入先进的大都市之中。比如，非洲的蚊子就搭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凭着瘦弱之躯生生将西尼罗河病毒引入了北美。14世纪40年代，在一艘从东方返航的意大利航船上，一群被跳蚤寄生的老鼠兄弟们给意大利带来了黑死病。非洲的蚊子就好似那些老鼠的继承者，只不过这一次它们是通过高空飞行不远万里来到北美传播病毒的。这就是全球化的代价：欧洲人成功地打通了与东方的贸易往来，却同时也对东方的流行疾病敞开了自家大门。
这亦是“9·11”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恶龙早已不再盘踞于地图的边缘。一旦从这个角度审视问题，我们便会发现，全球化最成功的案例并非麦当劳或微软，而恰是宗教激进主义：沙特的贝都因人常年居于沙漠之中，远离任何其他人类文明，可就在这个地处边缘的游牧部落里却诞生了极其严苛的伊斯兰文化，沙特人并成功地将这种文化出口至世界各地：雅加达、新加坡、阿拉木图、格罗兹尼[4]、萨拉热窝、里昂、卑尔根[5]、曼彻斯特、渥太华、迪尔伯恩[6]和佛尔斯彻奇[7]。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伊斯兰本是沙特独有的，然而最终却冲破了国界的限制。如今，原有的限于一地的恐怖主义运动被跨越国界的恐怖组织取而代之，我们见证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的暴动。2006年，由于丹麦爆发了“漫画圣战”事件，丹麦商品遭到全球穆斯林的抵制。丹麦人何不也抵制伊斯兰的土特产？呵呵，能有穆斯林抵制丹麦商品的一半效力就不错了。
美国电影演员迪恩·马丁（Dean Martin）曾在大银幕上留下经典的一幕——他卖力演绎着困惑的神情，一开场便睡眼惺忪地问道：“这些人都是怎么进入我房间的？”这话问得真好！今天我也想问，这些圣战分子都是怎么进入迈阿密、波特兰和蒙特利尔的？不仅是在中东的加沙，为什么连英国的约克郡也训练出了一批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呢？“9·11”事件之前，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西方人一般是以国籍来认知世界的——美国人、法国人、中国人——至于说一些跨国的族群，我们则倾向于以人种相区别——白种人、黑种人、拉美裔人。宗教其实一直不在考虑范畴之内。如此一来，潜伏在伊斯兰教之中的风暴便在我们不知不觉时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你根本无须伪装为“卧底”：你完全可以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晃着个宣扬伊斯兰宗教教义的告示牌，我们根本不会多看一眼。而当我们真正留意到你的时候——就如同当年留意到“9·11”事件那样——我们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谁让这是宗教呢？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眼下不少现代人除了利己之外，已经根本不愿追随任何信仰了呢。
然而，伊斯兰不只是一个宗教。西方的左派政客们一直都在哀叹美国究竟是如何激怒“伊斯兰世界”的，若是他们听到有任何西方政客提出也要建立一个“基督教世界”，肯定要气疯了。敏感的左派人士愿意承认一国之中的政教合一，愿意承认有“伊斯兰世界”，却偏偏不愿承认有“基督教世界”，可见他们已然接受了伊斯兰拥有政治主权的事实。穆斯林组建了一个“伊斯兰会议组织”，看起来与欧盟、英联邦和八国集团十分相似——在这些国际组织的框架内，民族国家的政府首脑定期举行协商会议。在联合国新一届人权理事会中，伊斯兰会议组织已成为规模最大的机构会员，我看这也是人权理事会这个可怜的笑柄为什么在人权问题上始终碌碌无为的原因。试想如果有人提出建立一个“基督教会议组织”，还要定期召开最高领导人会议，各成员国的总统和总理都悉数出席，且其在联合国中还拥有作为实体的投票权，这种提议是否能被通过呢？伊斯兰教义还是一整套法典，而相比而言，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基督教法”：确实，英国普通法和法国拿破仑法典的哲学思想都与基督教义大相径庭。
所以，不仅仅是说伊斯兰教内部潜藏着全球化的圣战运动，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项政治运动——事实上，它还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运动——而现代社会中，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宗教活动却都算不上有任何政治意义。此外，回顾历史，伊斯兰这一特殊的宗教历来有着嗜血的信仰，信徒的暴力行为总能在教法中得到合法化。没错，基督教也曾经历腥风血雨的狂暴岁月，在以神权暴政著称的西班牙宗教法庭上，法官们的双手也曾沾满鲜血，可在其存在的150年间，西班牙宗教法庭所杀之人还比不上伊斯兰圣战在一年之内的杀人战果。
所以，如今遍布全球的恐怖主义运动实则隐藏于全球化的政治运动之下，这种政治运动又披上了极度愤世嫉俗的宗教外衣，而其宗教信徒又恰是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族群。因此，通过分散于世界各国的全球网络，伊斯兰恐怖主义打出了号召力极强的政治广告，甚至比美国中情局（CIA）的号召能力更强。不过，在朗朗乾坤之下，圣战分子依然隐藏得颇深。正如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在2006年所报道：
穆罕默德·西迪基·可汗（Mohammad Sidique Khan）是基地组织安插在美国的一名间谍，同时也是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案的主谋之一。此前，在纽约皇后区[8]（Queens），西迪基·可汗被一个由英国激进分子赞助的清真寺——法蒂玛伊斯兰中心（Masjid Fatima Islamic Centre）——招募加入了基地组织。英国激进分子通常都在该清真寺进行招募，再将这些美国志愿者送往巴基斯坦接受圣战训练。据报道，有调查者已经发现，在2005年那场致使52名无辜群众丧生的恐怖袭击发生前几个月，西迪基·可汗曾频繁致电法蒂玛清真寺进行联络和策划。
穆罕默德·朱奈德·巴巴尔（Mohammad Junaid Babar）也是由法蒂玛清真寺招募的圣战士，据他向美国情报官员透露，他曾于2003年7月在巴基斯坦的圣战训练营中见到过西迪基·可汗。他说，在学习组装爆炸装置的过程中，他俩结为了好朋友。巴巴尔今年31岁，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坦言是法蒂玛清真寺将他变成了一名激进分子。
不难看出，清真寺已成了圣战分子的召集之地，在思想意识和组织纪律方面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以全球化的视角观之，清真寺堪称一个完美的典范。苏维埃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非自由的私营经济，用实行严格的等级秩序以“控制”住那些“被深度催眠的人们”。然而，伊斯兰不一样，它根本就不需要借助这些工具。顺带一提，我此前也曾说过，“9·11”事件以后，新闻里只要一出现关于暴乱的报道，就一定会伴随出现“穆罕默德”的名字。我就是姑且一说，你要是想核实一下是否属实，每周的新闻里保准都能看得到。
是谁劫持飞机撞向了世贸中心的大楼？穆罕默德·阿塔[9]（Mohammed Atta）。
是谁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加油站枪杀了顾客？约翰·艾伦·穆罕默德（John Allen Muhammed）。
是谁刺杀了丹麦的电影导演？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
是谁在洛杉矶机场枪杀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地面柜员？希沙姆·穆罕默德·希达亚特（Hesham Mohamed Hedayet）。
是谁在印尼巴厘岛屠杀了数十名游客？努尔丁·穆罕默德（Noordin Mohamed）。
是谁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间酒吧里实施了自爆袭击，尽管他拥有着英国国籍？阿西夫·穆罕默德·哈尼夫（Asif Mohammed Hanif）。
是谁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炸了美国的大使馆？阿里·穆罕默德（Ali Mohamed）。
是谁参与了澳大利亚悉尼的强奸团伙案？穆罕默德·斯卡夫（Mohammed Skaf）。
是谁被控告在美国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市为筹资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而实施了经济诈骗？法迪·穆罕默德-穆斯巴赫·哈蒙德（Fadi Mohamad-Musbah Hammoud）、穆罕默德·法齐·扎伊丹（Mohammed Fawzi Zeidan）、伊玛德·穆罕默德-穆斯巴赫·哈蒙德（Imad Mohamad-Musbah Hammoud）。
是谁在加拿大因谋划渥太华爆炸案并企图将总理砍头杀害而遭到了逮捕？穆罕默德·迪里（Mohammed Dirie）、阿明·穆罕默德·杜拉尼（Amin Mohamed Durrani）、亚希姆·阿卜迪·穆罕默德（Yasim Abdi Mohamed）。
据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助理警监迈克·麦克唐诺（Mike McDonnell）所述，上述3名罪犯来自加拿大社会的“不同阶层”。哇塞，迈克警官在警校的反歧视课程中一定拿了最高分，不然怎么会轻易判断这仨人儿代表了“不同阶层”呢？！傻子都看得出来，这些罪犯明明都来自于同一个单一阶层：在安大略省法院的第一场出庭审理中，12个被捕的嫌疑人全部要求，法庭必须为他们提供《古兰经》。
当我针对新闻中频频出现“穆罕默德”发表评论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16卷《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slam）的东南亚卷主编莫尔·里克莱福斯（Merle Ricklefs）语带讥讽地评论道：“的确是思想深奥。”哎呦，天呐，我觉着我的话还真没什么深奥的。我再强调一下，当有人在伊拉克将从事国际救援的女性志工残忍的砍头杀害，当有人在俄罗斯对劫为人质的幼龄学童大肆屠杀，什么深奥的话都只不过是满纸空言罢了。特别是一些专家总是对“伊斯兰”这一概念做出些故弄玄虚的解释：除非你看了他们编纂的16卷百科全书，或者最好自己能写出一套来，否则你大概永远都不会理解伊斯兰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得了吧，对于我们这些并不研究伊斯兰的专家而言，观察现实的最好方法就是回到原点，努力从基本的事实中发掘真相：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人干的？只要是个明理之人，都能从新闻中成千上万个“穆罕默德”的名字中找到答案：也就是说，只要你识字，只要你不是什么文化多元主义的拥护者，你就绝对能注意到——在《晚间新闻》中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出现的“穆罕默德”的大名。
有些自以为通情达理的人还是不同意，认为上述名单里出现的穆罕默德们，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基地组织的正式代理人。但是那又如何呢？正是因为敌人中没有所谓“正式成员”，他们才成为了更加严重的威胁。你根本不必去刻意栽培恐怖分子。“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是基地组织的正式成员，“鞋子炸弹客”理查德·里德[10]（Richard Reid）与基地组织有着松散联系，华盛顿特区狙击手和洛杉矶机场杀人犯都只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志愿者，是那种某天一觉醒来便决定尝试一下自由圣战的自我催眠者。如果你拥有充足的志愿者人力，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各种绝妙的犯罪计划——恰如西方世界的霓虹灯，日日夜夜都在黑暗的角落里动人闪烁——这便足以酿成无穷无尽的麻烦了。正如我此前所述，穆罕默德如今已成为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许多欧洲城市最流行的男孩名字，虽说表面上只有一小部分穆罕默德将来会肆意杀伐、制造爆炸或者开着飞机冲向大楼。然而，事实证明，穆罕默德的确是：
西方世界很多地方最流行的男孩名字；
恐怖分子最常用的名字；
当下在西方世界发展最快之宗教所尊崇的先知之名。
所有这些事实相互交叠——在宗教、人口、恐怖分子三者的共同影响下——黑暗的未来即将降临。
不仅如此，这帮“穆罕默德”们与伊斯兰世界中的大多数显赫人物以及位于西方世界中心的重要机构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2003年，阿卜杜勒·拉赫曼·阿穆迪（Abdurahman Alamoudi）因涉嫌将利比亚一个恐怖组织所获的“善款”经伦敦转汇入叙利亚而被捕入狱。阿卜杜勒·阿穆迪是谁？他是1998年美国军方指派的穆斯林士兵的专职随军牧师，隶属于由沙特资金支持的“美国穆斯林军官与退役军人事务委员会（American Muslim Armed Forces and Veterans Affairs Council）”。1993年，阿穆迪即出现在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在出席美军首个随军阿訇的任命仪式时，他就已经身佩着崭新的伊斯兰新月形银质徽章了。
与此同时，阿穆迪还在加州的公立学校资助开设了为期三周的伊斯兰教课程。课程要求学生使用穆斯林名字、穿戴穆斯林服饰、在斋月不能看电视和吃糖果、背诵《古兰经》中的重要章节、了解“圣战”是“个人的内心斗争”，直至公开宣称信仰穆斯林、每日祷告言必称“以安拉之名”，等等。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就是那个因一句“在上帝的庇护下”而裁决“效忠誓词”违宪的法庭——认为让初一学生扮演两个礼拜的穆斯林信徒是个很棒的主意，毕竟这种活动能够让学生接触妙趣横生的异域“文化”，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中受益匪浅。政教分离？只适用于基督教吧，到了伊斯兰教这里，他们却对“政教分离”的原则只字不提。
哦，对了，那个叫阿穆迪的人除了对多元文化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还是希拉里·克林顿[11]（Hillary Clinton）的前伊斯兰事务顾问呢。
结果呢，他竟然是个协助恐怖分子汇款的作案中介。
无间道的大智慧，我只能说了不起啊。中央情报局（CIA）里那些把办公室坐穿了的大闲人们却一再强调：哦，绝对不会，我们CIA不可能将自己的人渗透进基地组织内部；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反过来对我们如此。可是事实如何呢？恐怖分子轻而易举就能把自己人安插进美国军队、教育体系、政治机构甚至参议员兼前第一夫人的办公室内部。
“鞋子炸弹客”理查德·里德正是在监狱服刑时受到伊斯兰牧师的影响，进而转变成为极端的宗教激进主义者——而这个监狱牧师恰恰是经由英国开通的“伊斯兰阿訇移民快速通道”引进的，当时英国人认为本国急缺伊斯兰牧师，鉴于他们自己对这档业务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才找得到阿訇，所以政府决定干脆在伦敦希思罗机场摆上个大大的指示箭头，上面写着“嗨，阿訇们，往这儿走”，如此一来招聘阿訇的工作可不就简单多了嘛。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直到“鞋子炸弹客”出现的那一刻，他们才赫然发现这帮阿訇早已成为一大堆古灵精怪的恐怖分子们的精神导师啦。
圣战的宣传专家往往会盯上北美、澳洲和西欧的囚犯，认为他们是最好的宣传目标。的确，许多宗教都试图拯救那些堕落之人，然而事实证明，基督教公理会之类软弱无能的宗教机构对囚犯们并无多大吸引力。宗教激进主义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如果你是一个恶棍，支持这个特殊的宗教并不需要你做一些令自己厌恶之事，比如帮助教会主持义卖或者对同性恋者友好相待。成为宗教激进主义者，你可以做许多你喜欢做的事，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你做这些事同时也是为了你所皈依的宗教：你可以撒谎、欺骗、偷盗、强奸甚至杀害妇女儿童，只要你是为了安拉，为了协助安拉征服异教徒。多酷啊，这下子我们不仅亲历了席卷全球的恐怖主义和政治运动，更见识了由西方世界中人口增长最快的穆斯林群体所独领风骚的全球黑帮文化。
假定你将成为下一个在地铁上遇袭的目标，而且你打从心眼儿里认定那些危险而狡猾的恐怖分子的形象大抵一致——穿着大长袍、留着大胡子，那么，若是遇到了穿着时髦的阿西姆·哈蒙德（Assem Hammoud）你该如何是好呢？因密谋炸毁纽约的荷兰隧道[12]（Holland Tunnel）而被逮捕的哈蒙德说，他正是按照拉登的吩咐，才一直“过着花花公子的日子……享受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使他更好地隐藏，避免被人发现。狡猾，对吧？从一张哈蒙德与三个没穿罩袍的美艳辣妹在加拿大执行“任务”时的合影照片便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地严肃认真啊，看起来就像是前一晚刚在三个女人身上挥金如土的富二代一样——多么厉害的伪装大师啊！哈蒙德曾说：“能执行如此伟大的任务，我骄傲。”——即使他们要求哈蒙德每日嗜酒成性，要求他与美丽的异教徒频繁上床，他也在所不惜、甘之若饴。不过，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吧，反正都是为了真主安拉才无怨无悔、勇往直前的。于是，哈蒙德安心享受着公元1999年的纸醉金迷，可是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本该遵循的是公元799年的传统伊斯兰教法。
随着宗教狂热愈演愈烈，看起来伊斯兰恐怖主义不会成为一场乏人问津的政治运动。
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化意义的术语，伊斯兰是一种具有多重精神诉求的单一意识形态。例如，对扎克·莫萨维（Zac Moussaoui）和理查德·里德来说，加入这一全球化犯罪集团简直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在许多欧洲女性看来，伊斯兰是女权主义时代里免于堕落的精神避难所；在阿西姆·哈蒙德看来，执行圣战任务可以帮其勾搭上许多水性杨花的西方女性；在美籍塔利班成员约翰·沃克·林德[13]（John Walker Lindh）以及英国查尔斯王子[14]等各种易受域外文化影响的西方人看来，东方的异国情调比西方的沉闷信仰更具吸引力；在传统而偏执的穆斯林保守派看来，眼下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以伊斯兰教攻破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而在基地组织的第三号人物阿布·穆萨·扎卡维、屠杀别斯兰中学生[15]的刽子手、为哈马斯组织[16]（Hamas）牺牲性命的圣战信徒们看来，伊斯兰就是虚无主义堕落思想的最终归宿。前阵子，我带我的小女儿参观了佛蒙特州的科技展览，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开心地玩了一种弹球游戏——把玻璃球弹进一个高低不平、设有各种跑道和升降机的大型机械装置中。无论你把球弹到哪个角落，最终它们都会落入一个存放于装置中心的小桶里。这显然也是当今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最大特征：从理查德·里德到约翰·沃克·林德再到塔利班，无论是谁最终都将落入处于中心的伊斯兰黑洞之中。
对于这种意识形态，我们至今依然没有找到应对之方略。事实上，在反恐的最初几年，西方的领导人拒绝承认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分子仍然能够在美国的军事基地、监狱和任何他们想要渗入的地方安插间谍与猎头。何以至此呢？究竟是什么让伊斯兰圣战覆盖全球？其实不难理解：瓦哈比是伊斯兰最激进的教派之一，也是“9·11”事件中的19名恐怖分子和奥萨马·本·拉登所追随的教派。瓦哈比教派还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通过慷慨资助的学校和清真寺，沙特已将瓦哈比主义和相关的意识形态输送至了全球各地。结果，从巴尔干半岛到南亚地区的传统温和穆斯林，如今也都成了狂热的激进分子。
这种跨国输送必然耗资不小，那么，究竟是谁来买单的呢？
当然就是你本人了。“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告诉全世界：“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事实上，世上的大多数人都不属于这两者，而剩下的那些人则两者兼顾。你美国自己都拒绝选边站，凭啥非要我们按照你的要求选边站呢：毕竟，美国确实同时包揽了“与我们一边”和“与恐怖分子一边”的双重殊荣。因此，美国纳税人的处境实在是尴尬至极，他们遵照义务纳税，在反恐战争中同时为交战双方集资。“9·11”事件后的5年里，油价从每桶12美元涨至70美元——所以，假如你是卖油的，你的收入生生涨了5倍。没有什么能像滚滚而来的石油横财，强力推动伊斯兰暴君走上更加疯狂的扩张道路了。弗兰克·盖夫尼（Frank Gaffney）在他的《战备状态》（War Footing）一书中曾经写到：“沙特阿拉伯现今出口1000万桶石油，平均每日的收入超过5亿美元。”那么，这5亿多美元都去了哪儿？都流向了世界各地由沙特捐资建立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明白了吧，沙特出口的主要产品不是石油，而是意识形态——石油只不过是用以给意识形态筹资的商品罢了。
可是，美国政府何以如此自信，竟然把美军基地的牧师职位转包给了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团体呢？
好吧，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注意到的时候却已然为时晚矣——恰如当年在多伦多医院中肆虐妄为的“非典”病毒一样。如果你眼中的全球化就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就是麦当劳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建立门面，或者肯德基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开设分店，那么，究竟是谁在英国和美国的监狱中负责招聘阿訇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沙特人四处捐助清真寺，进而使遥远地区——从印度尼西亚到美国俄勒冈州——的温和派穆斯林日益走向激进之路；沙特人还四处资助伊斯兰学校，为地表之上的各大洲培养并输出了源源不断的恐怖分子。他们还建立了伊斯兰游说团体，在我们的军事基地派送间谍，在我们的监狱里安插恐怖分子的招募者。他们以组建智库的方式收买和利诱了不同级别的退休外交官、助理国务卿甚至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正如记者马特·韦尔奇（Matt Welch）所调侃的，如果你闭上眼睛聆听美国历任驻沙特大使的言谈主旨，你真的会以为这是沙特人自己在演讲呢。
哦，对了，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的夫人——海法公主[17]（Princess Haifa）还曾“偶然间”资助了一名“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呢：每个月，通过华盛顿特区的里格斯银行，海法公主都会开具一张几千美元的本票汇给马加达·易卜拉辛（Majeda Ibrahim）——据说这是一位公主素不相识的尼日利亚的贫苦女人。易卜拉辛每次都在公主寄来的一些支票上签名，然后再转汇给她在美国圣地亚哥的一位闺蜜，这位闺蜜的丈夫继而以此替哈立德·阿尔米达尔（Khalid Almidhar）和纳瓦夫·阿尔汉兹（Nawaf Alhamzi）交付租金——而这两个人正是驾驶着第77号航班撞向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巧舌如簧的沙特太子党们在美国脱口秀上信口胡诌：纯属巧合呀，这种事儿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古道热肠的沙特公主身上。老布什总统的夫人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鲍威尔国务卿的夫人阿尔玛·鲍威尔（Alma Powell）竟然还双双致电海法公主，希望她对那些诋毁她的闲人和那些空穴来风的报道施以怜悯之心。
起源于散居沙漠腹地的贝都因大帐篷，沙特阿拉伯人竟然比加拿大人和北欧人更快掌握了建立全球关系网络的秘密诀窍。
全球化外卖
究竟是哪一种全球化正在塑造着我们的当下世界？好莱坞电影还是伊斯兰学校？美利坚汉堡王还是阿拉伯罩袍王？麦当劳的大汉堡还是穆斯林的穆罕默德？一位英国朋友曾告诉我，麦当劳在英国开设第一家分店后几个星期，一个伦敦人问他：美国的这家“快餐店”到底是个啥样子？朋友做了一番解释后，那个伦敦人惊叹道：“你们就用塑料的饭盒吃汉堡包？天呐，我看他们要赔得连裤衩儿都不剩，这在英国永远都不会吃香的！”其实，美国人一直无意改变世界的饮食习惯和审美偏好，不过，确实想把更深层次的文化帝国主义向前推进一步，或者直说吧，就是把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推向全球。然而，无论你能否“给予”人民自由，全世界的“中东宗教激进主义者”已经向亚洲、非洲、欧洲（没错，还有北美洲）的数百万人灌输了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而当地民众也发现那才是他们一直以来想要的文化。很难说有朝一日，美国是否也将被这种意识形态彻底侵袭。1871年，英国驻印度首席大法官约翰·诺曼（Jhon Norman）被伊斯兰瓦哈比教派[18]（Wahhabi）的一名信徒阿卜杜拉刺死。次年，英国驻印度总督玛优勋爵（Lord Mayo）也被瓦哈比教徒谢尔·阿里（Shere Ali）刺死。阿里在审判时宣称，安拉就是他的“共犯”，直至行刑的那一刻，阿里仍在绞刑架上背诵着《古兰经》中的章节。
1857年，印度土兵叛变[19]（Sepoy Mutiny）之后，威廉·泰勒（William Tayler）写道：
逊尼派教徒和逊尼瓦哈比教徒们正在商讨达成相互容忍的协议。
即使教徒们在很多关键点上意见相左，但是他们正开始相互妥协。
而在什叶派看来，瓦哈比教派完全不同，
和所有宗教仇恨一样，他们的狂暴情绪令人痛苦不堪且无法忍受。
然而，瓦哈比教派的最显著特征，也是整个协议过程中的最关键之处恰在于：
瓦哈比教徒们对于教长或精神领袖是完全服从的。
威廉·泰勒是一位在孟加拉工作的英国殖民政府的小公务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多元主义者”。泰勒坚信英国文化是最优秀的，不过他还是会被其他文化所吸引，亟欲探寻本国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差别之处。然而，与之不同，今日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则认为，如果人们赖在本土文化的安乐窝中，那也就没什么必要再去了解其他文化了。毕竟，如果一个人已经主观地断定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好，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之处呢？因此，在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文化多元主义者始终以盲目的态度“颂扬”着异域文化。在西方开启伊斯兰化进程之后，如果你恰好碰到了威廉·泰勒，然后你告诉他，沿着这条街走下去有一座清真寺，他一定会问：什么样的清真寺？那儿的阿訇是谁？属于伊斯兰教的哪个分支？瞧瞧，当遇到异域文化时，老派的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转身就走，而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自负嘴脸。
泰勒还说过：“起初，瓦哈比教派宣扬的教条极度强调宗教道德，被称为伊斯兰教的清教主义。这些教条为贝都因人的氏族部落所用，那里的酋长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宗教领袖。”
说得太对了。1946年，沙特阿拉伯的创始人、老国王伊本·沙特（Ibn Saud）在会见首位美国驻沙特公使威廉·艾迪上校（Colonel William Eddy）时就曾告诫他说：“我们需要你们的武器，但是你们不能干涉我们的信仰。”
如果威廉·泰勒当时在场，他可能会对这笔买卖是否划算产生怀疑。美国的“武器”——注入石油产业的金钱和技术——彻底扭转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命运，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不能干涉沙特的信仰和其他事务。1974年，石油产业占沙特出口份额的91%，到了2000年仍然占到91.4%。20000亿美元涌入了沙特国库，他们是如何使用这笔钱的呢？促使经济发展多元化？开发其他新工业？抑或是开放旅游业？以上答案皆错。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是表面上还是实际上，这个国家仍然是同一片一望无垠的沙漠。所以，钱都花到哪儿去了？自70年代始，沙特便开始用石油赚来的美元出口他们的信仰——出口的范围甚至比石油更广。他们从未考虑实现工业产品的多样化出口，反而自始至终都在输出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他们资助伊斯兰中心和清真寺，大力扶持位于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波斯尼亚、尼日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伊斯兰学校。2005年，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奥马尔·阿布·阿里（Ahmed Omar Abu Ali）的23岁美籍公民企图刺杀美国总统。正如本章开篇提到的老照片一样，林肯与谋杀者布斯之间仅是咫尺相隔，而阿布·阿里和我们总统之间的距离比你想象得还要更近：《纽约时报》引述美联社的报道称，他“出生于休斯顿，后迁至弗吉尼亚州的佛尔斯彻奇，并在那里读完了高中，毕业典礼上还曾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啊？北弗吉尼亚州的高中毕业生？那他是不是还出演过那一年当地的毕业音乐剧《欢乐今宵》[20]（Bye Bye Birdie）呀？我看那倒未必。《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只字未提的是，阿布·阿里就读的那个特殊的弗吉尼亚高中其实是一所伊斯兰学校，由沙特阿拉伯出资建立。虽然这所学校在美国开办，但它自称“归沙特阿拉伯政府管辖”，而且它的课程都是以“沙特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为基础设计的。所以这个学校都教了些啥？美国历史课是绝对没有的，不过在如今的弗吉尼亚州，不开设美国历史课的学校倒也是稀松平常的。不过，这所学校还极度关注瓦哈比教派的历史、“伊斯兰价值观、阿拉伯语言和文化”以及“圣战的无上地位”。学校在为高二学生上课时专门讲解了“审判日”的到来，那时候穆斯林将奋战到底并杀光所有的犹太人，亟欲逃跑的犹太人会发现，曾经供他们躲藏的大树此时也已反戈一击，大树对伊斯兰圣战者们喊道：“噢，穆斯林！噢，真主的仆人啊！有个犹太人正躲在我的身后，快过来杀了他！”[21]除此之外，什么关心气候变化、支持同性恋者以及基督教会学校所组织的一切常规活动，在这里却全部付诸阙如。
沙特阿拉伯教育部有一套标准习题，在弗吉尼亚州的伊斯兰学校和其他由沙特资助的西方学校里，刚入学的新生都必须完成这套习题：
填空题：
除____之外的其他宗教都是假的。伊斯兰以外的人死后进入____。
第一题的答案是“伊斯兰”，第二题的答案是“地狱之火”。
呵呵，反过来，美国的总统、国务卿、常务副国务卿和副国务卿们又是怎么看待沙特的呢？
沙特是我们的____。
朋友？哎呀，不好意思，答案还真是“朋友”。无论他们杀了咱们多少人，沙特阿拉伯仍是美国的朋友。
“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曾借助“哈哈勋爵”[22]（Lord HawHaw）和“东京玫瑰”[23]（Tokyo Rose）勉强发动了一些宣传攻势。然而，如果当时他们换一种方式，在从阿拉斯加到佛罗里达的美国城市捐助建立第三帝国学院和裕仁天皇高中，同时在世界各地的中小城镇推动建立希特勒地区教堂，也许他们早就胜利了。我们已经听过了太多故事，讲述文化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想是如何神通广大，将极端分子从黑暗的边缘带回了西方世界的中心，其中，女学生沙碧娜·贝古姆（Shabina Begum）在2004年的胜诉案最具代表性。如若在即将开庭的上诉审理中未获改判，那么，今后所有英国学校都必须允许学生穿着“吉尔巴布”——穆斯林的一种遮盖全身、只露出眼睛和双手的传统服饰。这一规定能够通过，全赖托尼·布莱尔首相的爱妻切丽·布思（Cherie Booth）的特别照顾，以及伊斯兰解放党（Hitzb ut-Tahrir）的鼎力支持。据BBC报道，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鼓励穆斯林杀害犹太人”的恐怖组织，主张以暴力筹建全球性的哈里发政权。我真是纳了闷了，究竟这些“极端分子”要闹到哪样，才会让英国首相夫人觉出他们的“极端”呢？
布莱尔夫人在高度评价案件的初次胜诉时说道：“穆斯林不顾他人的偏见与执念，一直希望能坚持自身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价值观，这场胜诉无疑是所有穆斯林的胜利。”为了保留小沙碧娜·贝古姆的穆斯林身份，却要以牺牲所有英国人的身份认同为代价，这种假仁慈的想法实在是迂腐不堪。人们在正常运转的现代社会中需要建构共同的文化，有人认为穆斯林长袍阻碍了共同文化的形成——这种纯属探讨的观点难道竟成了“执念”吗？在英国，穆斯林女性应该如巴林的女医生一样在穿着打扮上束缚自我——这种建议难道就不带“偏见”了吗？
顺带一提，女学生贝古姆其实并没有“保留”任何身份：她出生于孟加拉，她长大后身穿的“吉尔巴布”其实是南亚（也包括非洲、欧洲以及北美）“伊斯兰化”的象征，这也是当今很多问题的根源。看似是一种久享盛名的伊斯兰传统，其实“吉尔巴布”的渊源只能追溯到70年代——不是11世纪70年代，亦不是16世纪70年代，而是20世纪70年代。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穆斯林妇女在迪斯科流行的年代之前即开始身穿长袍，这一习俗实则是70年代由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政治组织新创的。由此可见，穆斯林长袍并没有比已经过时了的松糕鞋、喇叭裤、棉衬衫等等资格更老。乍看起来，沙碧娜·贝古姆的长袍服饰与我家小儿子爱穿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之中黑武士的那身儿行头没啥两样，根本不可能构成她必须继承的所谓身份认同。这完全是一种虚构的身份认同，是个人的下意识选择而非集体的历史传统。穆斯林长袍既不属于孟加拉的文化遗产，也不是英国服饰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印度次大陆和不列颠群岛，这种服饰都与当地社会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事实上，穆斯林长袍在两地所体现的含义更多是政治性的而非精神性的：这明显是一种与托尼·布莱尔所呼吁的“我们生活的方式”完全对立的政治运动。假如你觉得让沙碧娜·贝古姆接受英国的身份认同不太可能，那么，布莱尔夫妇是否能至少鼓励她保留对于孟加拉母国的身份认同呢？
在丹麦爆发“漫画圣战”后，多伦多的穆斯林示威者也上街怒吼道：“我们绝不会停止反抗，直到全世界都遵守伊斯兰教法！”
或者，换一种平缓的语气复述，就是科菲·安南[24]（Kofi Annan）所言之意：“近年来，欧洲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穆斯林新增人口，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欧洲国家最先出现了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面对西方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各个欧洲国家都束手无策，尚不知如何调节自己以适应当前的窘境。”
如果你也面临很多“新增”的穆斯林人口，也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以适应当前的窘境，好吧，我来告诉你吧，“调节”到最后无非就是一点不同：想当年，我的外祖父母从比利时移民加拿大之后，很快就都被移民东道国所同化。而如今，正如安南和其同侪所心知肚明的，东道国却正在被外来移民所同化。当然，事情还远不止这么简单——移民群体自身也正在调整，比起对其真正祖先的身份认同，他们甚至将自己的伊斯兰身份认同演变得更为激进了。纳达·法鲁克（Nada Farooq）就是其中一例，她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米西索加市（Mississauga）梅多韦尔中学（Meadowvale Secondary School）的一名学生。2004年，她作为版主开设了一个面向本地穆斯林孩子的网上论坛。有一位发帖人建议，大家是否能跟帖讨论一下“究竟是什么让加拿大独一无二的”。然而，纳达否决了这个提议：“谁在乎呢？我们恨加拿大！”
那么，什么才会引起纳达的注意呢？在听到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阿卜杜勒·阿齐兹·兰提西（Abdel Aziz al-Rantissi）被以色列的导弹炸死的消息之后，她毫无欣喜之情，甚至悲壮地说道：“真希望安拉能彻底摧毁犹太人，让他们跪下，令他们蒙羞！安拉啊，让犹太女人都变成寡妇吧，让他们的孩子都变成孤儿！”除此之外，纳达和她的小伙伴们还特别喜欢观赏美国人质在伊拉克惨遭砍头杀害的血腥视频。
唉，好吧，青春期的孩子们总是要经历一段情绪反复的叛逆时光。然而，两年后，就是这位纳达的丈夫，协同其他16名男子因策划多起恐怖袭击而遭到逮捕——他们企图炸毁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企图攻占位于首都的加拿大国会，还企图绑架首相并将其公开砍头杀害。
我经常被攻击为是“自我厌恶的加拿大人”，因为我反对加拿大政府的社会医保福利和文化多元主义等政策。然而，就算再怎么厌恶加拿大，我也没有变成纳达·法鲁克。她清清楚楚地说过“我们恨加拿大”这种话，但迄今却没有人攻击她是“自我厌恶的加拿大人”。或许因为她只不过是一个你不愿与之多费唇舌的小姑娘罢了；可是我告诉你，在纳达结婚时，她经过慎重考虑签下了婚前协议，称如果她的丈夫今后未能参加圣战，他们的婚姻关系即宣告解除。又或者原因是，在内心深处人们并没有期待她会将自己视为“加拿大人”，无论这个身份认同当下在法律意义上代表着什么。纳达的父亲是一位药剂师，在亚伯达省温赖特的一个军事基地负责配药，据说他非常支持加拿大派遣帕特丽夏公主轻步兵团[25]（Princess Patricia's Canadian Light Infantry）去阿富汗执行反恐任务。在女儿和女婿的恐怖阴谋败露后，穆罕默德·欧麦尔·法鲁克（Mohammed Umer Farooq）告诉记者，对于女儿的观点——比如憎恨加拿大，以及支持将同性恋者送往沙特执行死刑等——他真的闻所未闻，不过，女儿在宗教方面的确总是比他“更加虔诚”。据这位父亲估算，对于伊斯兰教，纳达可以算是“100%的虔诚”，而自己却只有“30%的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