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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

作者:加-马克·斯坦恩/译者:姚遥 当前章节:7589 字 更新时间:2026-6-12 18:39

纳达·法鲁克属于青年穆斯林中典型的极少数派:生长在西方国家,被“现代的穆斯林”父母抚养长大,但却一点都不像父母,而是变成了残暴的激进穆斯林,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一名圣战主义分子。她父亲那一代人来自印度次大陆,将传统的温和伊斯兰思想带至西方。而现在呢?在巴基斯坦、英国和加拿大,温和的苏非主义[26](Sufism)正在向强硬的“迪欧班地”[27](Deobandi)伊斯兰教派低头——这本质上是瓦哈比主义的某种地区附属教派。纳达·法鲁克与她的父母截然不同,她实际上并不具有祖籍地巴基斯坦的身份认同,更拒绝接受加拿大浅薄的文化多元主义身份认同,最终,她选择了跨越国籍的泛伊斯兰意识形态:在车臣战争中的圣战分子指挥官哈塔卜[28](Khattab)于2002年被杀之后,她甚至还打算给儿子取名为哈塔卜以资纪念。她在多伦多的郊区长大,却发现车臣的历史要比加拿大的历史更加荡气回肠——权当她学过加拿大历史吧。

在我们身边,到底还有多少个纳达·法鲁克呢?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袭击一周年纪念日,《泰晤士报》发起了一份面向英国穆斯林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6%的英国穆斯林认为,即使爆炸袭击的行为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袭击的动机是正确的。

13%的英国穆斯林认为,运输炸弹的4个人应被视为“殉道者”。

7%的英国穆斯林认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是正义的,而且如果是针对军事目标,认同比例更将上升为16%。

2%的英国穆斯林认为,他们为亲属加入基地组织而感到骄傲。另有16%认为此事无关紧要。

如果这是一场战争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名副其实负责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29]。在伦敦,官方统计的穆斯林人口为100万人,他们中有一半的年龄在25岁以下。如果在这100万人中有7%认为“针对平民的自杀式袭击是正义的”,那么你算一算,在英国首都就足足有7万名恐怖活动的潜在支持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引爆巴士,或者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和避难所;然而,总还是会有一小撮人走上极端之路。以“9·11”事件为参照,你只须从7万候选人中挑选出19个视死如归的勇士也就万事俱备了,这其实并非什么难事。

与此同时,对于恐怖分子的几乎所有战略目标,大多数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都表示支持。根据民调显示,60%的英国穆斯林希望在英国也能生活于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之下。另一个民调则显示,希望生活于“严苛”的伊斯兰教法下的穆斯林教徒的比例也达到40%。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关于“温和派穆斯林”的定义:某人希望将石刑引入利物浦以惩罚通奸罪行,他的“温和”之处在于他懒得去劫持飞机撞向大楼以呼吁自己的目标。还有一个民调显示,20%的英国穆斯林对“7·7”伦敦地铁爆炸案袭击者们的“感受和动机”报以同情。或者更确切地说,20%的英国穆斯林对采访者公开坦白了他们对犯罪分子的深切同情——这就暗示着,倘若加上未坦白承认的英国穆斯林,实际的数字或许会比20%更高。也就是说,不少穆斯林——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看见他们的英国同胞在火车、巴士上被炸成碎片时,仍然愿意为那些犯罪分子的罪恶行径辩解和开脱。

伊斯兰游说团体不断施压,要求西方政府对他们、而非对恐怖分子让步——尽管他们与恐怖分子的目标其实并无不同。事实上,与恐怖分子共享同样的目标,反而是伊斯兰游说团体在穆斯林中享有信誉的原因。假如面对一个“温和派穆斯林”团体——他们即便反对以色列,却认为自杀式爆炸袭击是错误的手段,再者他们还愿意听从伊拉克人民的心声而支持伊拉克的解放——西方政府却立马会疑窦丛生,怀疑这样的团体究竟是不是“正统的”穆斯林。反过来,如果你反对西方占领伊拉克,而且想方设法地替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恶行辩解,那么恭喜你,你便立刻成了最正宗的伊斯兰游说团体。因此,面对反恐问题,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反倒会花费大量时间向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目标的人们征求意见。随便抛出几则新闻就不难看出:在伦敦,一部关于“宗教仇恨罪”的法律,反而使得关于伊斯兰教的坦诚探讨更难开展;在渥太华,政府竟然发布报告,建议使“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在西雅图,市区游泳馆引进了男女分区的穆斯林专用泳池……这些目标无一不是“9·11”恐怖分子所奋力支持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只在于——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

前不久,我在佛蒙特州驾车出行时,发现前面一辆车的车尾贴着一张标语,上面写着一个饱含训诫意味的英文单词:“共存”(CO-EXIST)。“共存”是西方进步人士最热衷的观点之一,也恰是为了迎合这帮人的道德优越感所创造的新词,更像是一篇渲染文化多元主义氛围的曼妙乐章,让左派人士好似搭乘着高速电梯一般直入云霄,在脱离现实的太虚幻境中聊以慰藉。不妨这么看,在“共存”(CO-EXIST)这个单词中,字母“C”代表伊斯兰新月(crescent),字母“O”代表嬉皮士崇尚的和平标志,字母X代表纳粹钟爱的图腾——大卫之星[30](Star of David),字母“T”则代表着基督的十字架。妙不可言吧?简直难以反驳!然而,现实却是,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却正是给“共存”造成困扰的罪魁祸首。一旦把代表伊斯兰教的“新月”从这个方程式中拿出,你就不需要再贴任何车尾标语了。事实上,“共存”正是伊斯兰的作战对象——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共存”这个词换成“多元主义”;“共存”就是指不同群体可以与来源广泛的街坊四邻和睦相处。不过,一些口口声声说尊重这一想法的人,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行后就会发现,他们嘴上说的“多元主义”其实更准确的意思是让你“屈服”。就拿著名的“温和派穆斯林”阿訇——扎伊德·沙基尔(Zaid Shakir)举例吧,他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谄媚式的文章,标题为《美国穆斯林神职人员寻求现代社会的中间地带》。鼓掌!好棒的神职人员哎!不过,啥是“现代社会的中间地带”啊?沙基尔阿訇——原名里基·米切尔(Ricky Mitchell),在美国乔治亚州和康涅狄格州长大——认为:“每个诚实的穆斯林都会说,我希望美国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我认为那样会有助于世人,如果我不这么认为的话,我就不是个真正的穆斯林了。”

我相信,沙基尔阿訇说“诚实的穆斯林都希望美国变成穆斯林国家”,是所言不虚的。然而,这些穆斯林却并不认为同样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基督徒身上,要是基督徒都认为美国应该是个基督教国家,那穆斯林是断断不能接受的。建立所谓的“穆斯林国家”,并不单单是指建立一个主要由穆斯林人口组成的国家,而主要是指建立一个由穆斯林政教机构统治的国家。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清真寺中,宗教激进主义者大肆煽动圣战,且至今依然逍遥法外。西方精英们却如条件反射似的立即退避三舍,只会躲在推特网上发一些讨好敌人的微博,比如胡诌我们缺乏对穆斯林的“尊重”啦、我们的“伊斯兰恐惧症”都是庸人自扰啦,等等。加拿大骑警、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警察厅以及其他西方机构都正为摧毁恐怖主义基地、粉碎恐怖主义阴谋而日夜忙碌,可是殊不知,基地与阴谋只是病征,却远非病根,我们真正需要切断的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输送渠道。通过穆斯林学校和清真寺所构成的全球网络,沙特阿拉伯正打算把自身打造成为穆斯林版的梵蒂冈——如果这样说还不够准确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沙特阿拉伯必将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最具话语权的精神领袖。假若我们能够像威廉·泰勒一样,将逊尼派和什叶派、苏非派和萨拉菲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教派分支加以清晰鉴别,并且能够妥当地利用他们之间的差别与矛盾,我们也许早就能够应对瓦哈比教派发起的种种挑战了。然而,作为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者,我们一边颂扬着多样性,一边却又把各色教派堆叠在一起并笼统地称之为“伊斯兰”。

假如伊斯兰圣战确有其目标,或许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战争目标了。究竟什么样的胜利才算是胜利?恰如当年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宗教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已成为当代愤青们的不二选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摧毁这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摧毁它发展的内在潜力——并非伊斯兰本身,但至少要摧毁瓦哈比教派的毒瘤。这些年来,多亏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收入,瓦哈比教派才得以从与世隔绝的沙漠中结出狂热的思想之果,并一跃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激进主义力量。西方政客经常声称“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假如针对任何一个斩首狂魔和自杀炸弹客而言,这句神乎其神的魔咒还能有那么一丁点儿劝导其回头是岸的战略价值,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很遗憾,瓦哈比主义绝对是个例外,它根本不具有崇尚和平的圣洁精神,它就是个崇拜毁灭的邪恶宗教。你瞧,大马路上那些由阿訇创办的伊斯兰学校究竟属于哪种教派呢?我们对此毫不关心,于是乎,泛伊斯兰教主义也就随之加速形成了,伊斯兰学校也由此成了比麦当劳更加经典的全球化范例。在孟加拉和波斯尼亚,本土的伊斯兰教早已走向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沙特人在位于利雅得的宗教组织总部里所精心编造出的一整套瓦哈比主义思想,由此,瓦哈比主义俨然变成了一种在大卖场中批发销售的标准化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你若是想逆转瓦哈比教派的商业优势,看上去就带有点反垄断的意味了,由于沙特的“罩袍王”[31](Burqa King)连锁店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瓦哈比主义的同质化销售,一些温和派伊斯兰思想早已因此而销声匿迹了,唯有实施一种反垄断的商业战略,才能够使其重新找到上架销售的可能。

与宗教激进主义相反,受尽谩骂且多为虚构的“美帝国主义”如今却正在四处碰壁,被人们弃之如敝屣。《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的专栏作家约翰·德比夏尔(John Derbyshire)即厌倦了兜售自由的小布什主义信条[32],认为那都是些骗人的理想主义,他于是提出一个更具实效的口号:“残垣断壁,不生祸端。”可爱哟,希望他能靠这个口号多卖出几件文化衫。然而,在为对外国实施远程轰炸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唱赞歌时,他显然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关键事实——残垣断壁的确会滋生祸端:波斯尼亚的残垣断壁上孕育了一整代激进的欧洲穆斯林,包括将丹尼尔·珀尔[33](Daniel Pearl)砍头处决的刽子手;阿富汗的残垣断壁使其变为了国际恐怖主义的训练营地,其中走出了“鞋子炸弹客”理查德·里德、“千禧年炸弹客”艾哈迈德·雷萨姆以及“9·11”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车臣共和国首都格罗兹尼的残垣断壁则将车臣的民族主义者催生成为泛伊斯兰的圣战主义者。一些朋友曾给我发来题为“核爆巴勒斯坦!”的电子邮件,他们真该好好思考一下,对巴勒斯坦实施核爆炸的举动,将对从印度尼西亚到英国约克郡的10亿穆斯林人口产生什么样的战略影响——他们远离事发地,不会因此在身体上致癌,但却必将在心理上受创。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创造残垣断壁,绝不是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除非你继续关注伊斯兰世界的真正问题:深处其精神世界中的残垣断壁。

阿拉伯穆斯林在阿富汗殊死搏斗,英格兰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奋勇杀敌,巴基斯坦穆斯林在车臣死伤无数。当美国想要反抗一个全球化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全球化,而不是退居美国堡垒,在孤立主义中畏首畏尾。

谁才是更大的威胁?是美国汉堡包的全球化?还是严苛残酷的穆斯林文化的全球化?今日,还是有太多的美国保守派人士认为,恶龙依然盘卧在地图的边缘——他们坚信,21世纪的美国依旧能与19世纪时一样,由于距离的遥远而免受外界各种病原体的感染和侵扰。然而,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已身处于现代西方的多元文化社会之中,恰如周六清晨站立于国会山台阶上的林肯总统一样:世界与我们近在咫尺。在21世纪的开端,马歇尔·麦克卢汉[34](Marshall McLuhan)关于“地球村”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只不过出了一点点偏差:中国人开餐馆,美国人开诊所,沙特人开教堂。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看,这绝非一个最佳的分工安排。

* * *

[1] 美国戏剧演员,于1865年4月14日刺杀了美国时任总统林肯。他同情南部邦联,对南北战争的结局甚为不满。1865年4月26日在逃亡途中被警察击毙。

[2] 位于英国英吉利海峡比奇角,是一片长达5公里的白色悬崖,最高点达110米,由细粒石灰石组成,被认为是英格兰的象征。

[3] 改编自美国作家肯·克西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了迈克·墨菲为了逃避监狱的强制劳动,佯装精神异常,被送进精神病院后,给死气沉沉的精神病人们带来了剧烈冲击。

[4] 俄罗斯北高加索联邦区车臣共和国首府,其人口中信奉伊斯兰教的车臣族裔占95%。

[5] 挪威西南海岸港口城市,也是挪威第二大城市,极为重要的航运和商业中心。

[6] 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位于鲁日河畔,是底特律西郊卫星城市之一。现为著名的汽车工业城,并有飞机零件、金属制品等工业企业。

[7] 意译名为瀑布教堂市(Fall Church City),是美国维吉尼亚州北部的一个独立城市,面积5.2平方公里,城名来自1734年在波托马克河畔兴建的一家英国国教会教堂。

[8] 美国纽约市5个行政区中面积最大的一区。

[9] 2001年9月11日劫持客机撞向世贸大厦南塔的恐怖分子之一,也是这批劫机犯的主谋。

[10] 2001年,一名同情“基地组织”的英国人理查德·里德在运动鞋中装上炸弹,企图在客机上引爆,幸亏被空乘人员及时发现并与乘客协力将其制服,避免了一场灾难。

[11]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家。美国第42届、43届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妻子,卸任第一夫人后历任联邦参议员(代表纽约州)和国务卿,同时也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候选人。

[12] 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地下隧道,穿越哈德逊河之下,连接曼哈顿与泽西市。

[13] 一名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效力的美国人,2001年11月在阿富汗战争中被捕。

[14] 全名查尔斯·菲利普·亚瑟·乔治·蒙巴顿-温莎(Charles Philip Arthur George Mountbatten-Windsor),现为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一向推崇伊斯兰文化,身边有一个穆斯林专家小组,并将乡下的一个伊斯兰花园作为行宫。“9·11”事件发生后,查尔斯王子参观了伦敦的一所清真寺,还为穆斯林社团的重要成员举办了一次晚宴。

[15] 2004年9月1日,车臣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在俄罗斯联邦南部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劫持了1200多名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最终造成333人死亡、958人受伤、123人落下残疾、26名儿童父母双亡。

[16] “伊斯兰抵抗运动(Ḥarakat al-Muqāwamah al-ʾIslāmiyyah)的缩写,也被称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成立于1987年,集宗教性与政治性于一体,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主要活动区域是巴勒斯坦地区(加沙地带)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

[17] 全名为海法·阿尔-费萨尔(Haifa al-Faisa),沙特阿拉伯前驻美国大使班达尔·本·苏丹(Bandar bin Sultan)之妻。

[18] 兴起于18世纪中的伊斯兰教逊尼派支脉,在教义上极度保守,自称为唯一神教徒,信徒主要分布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

[19] 1857年由印度封建主领导、印度雇佣兵为骨干的一次反英运动,抵制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

[20] 20世纪60年代上映的美国歌舞喜剧。主人公康拉德·伯蒂(Conrad Birdie)是一名流行歌星,其生活原型是“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剧中,康拉德即将参军时,为了安抚歌迷,举办了一场告别演唱会,并邀请了一名幸运的歌迷和他同台演出,但结果却变成了一场闹剧。

[21] 选自《布哈里圣训实录》的第57篇——“吉哈德”。瓦哈比穆斯林被教导:犹太人被全部消灭后救赎才会到来,因此他们不会停止对犹太人的战争;犹太人将藏于石头和树木的后面,而石头和树木也会呼唤穆斯林杀死藏于它们背后的犹太人。

[22] 指威廉·乔伊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电台的英语广播明星,外号“哈哈勋爵”,因效忠希特勒而臭名昭著。

[23] “二战”时期东京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善于以宣传攻势瓦解美军士气,通过电波向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士兵模拟以下场景:美军已经战败,而他们的娇妻正在家中红杏出墙。

[24]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加纳库马西人,1972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2001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25] 最早参加第一世界大战的加拿大军队,也是“9·11”事件后加拿大参与国际反恐、投入阿富汗战争的第一批特种部队。

[26] 伊斯兰教中信奉出世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教派,主张面对现实苦难要忍辱负重、与世无争。

[27] 伊斯兰教中的激进主义教派,具有复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鲜明政治目标。

[28] 阿拉伯人,出生于约旦。1988年至1993年间,参加了阿富汗各派之间的几乎所有内战。1992年还参与了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多次策划恐怖袭击案,并自称是拉登的同门师弟。

[29] 出自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战地名作《第五纵队》。《第五纵队》以西班牙内战时期的马德里保卫战为故事背景,当时西班牙一叛军将领扬言有4个纵队围攻马德里,同时城内还有一批同情者将配合部队里应外合,他名之为“第五纵队”。因此,“第五纵队”常被用来比喻内奸和叛徒。

[30] 纳粹的标记之一,为两个三角形叠成的六角形。

[31] 仿自美国大型连锁快餐店“汉堡王”(Burger King)之名。

[32] 2005年1月,小布什在就职演讲中宣称将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向全世界撒播自由”,并不厌其烦地近30次提及“自由”一词。

[33] 《华尔街日报》遇害记者,2002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采访“基地组织”的新闻时遭伊斯兰恐怖分子绑架,后被“基地组织”砍头杀害。

[34] 加拿大著名媒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1951年)和《理解媒介》(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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