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归何处：
教会 VS 政府
伊斯兰教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完全是一种生活方式，引导着穆斯林教徒的生生世世。《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训诫以及《古兰经》在生活中的运用方式不允许被轻易篡改。
伊斯兰将永远引导他的子民，直到审判之日的降临。伊斯兰教义规定，教徒们不可皈依其他任何宗教。一旦背叛，唯有一死，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一直以来都有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的事例，但人们必须明白，他们对伊斯兰教能做的，唯有笃信之，而永不可灭之。这条准则也并非穆斯林教徒所定，而是由上帝的法则——美国最高宪法定下的。
还有，千万别试图要求穆斯林教徒只信守某些准则而抛弃另一些准则，他们生来本就该对全部的伊斯兰教义深信不疑。
——娜孜拉·库拉一什，幼儿园教师
“9·11”事件以来，在伊斯兰教徒、特别是西方世界穆斯林的内心深处，发动圣战的狂热意识到底有多么根深蒂固，我们依然无从知晓。伊斯兰恐怖主义者既曾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俄罗斯学生，也曾将美国记者丹尼尔·珀尔和其他人质一同残忍地砍头杀害，有多少人对这些穆斯林恨得咬牙切齿？又有多少人最终还是选择了以理智压抑愤怒？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以伊斯兰教之名逞性妄为的种种暴行，有几个穆斯林站出来为自己的宗教进行辩解？有几个西方的穆斯林走上纽约、马德里和伦敦的街头，举着“勿以我们之名”的旗号抗议发动恐怖袭击的伊斯兰同胞？有几个穆斯林加入了以“伊斯兰反对自杀式炸弹袭击”为口号的抗议活动，或者聚集起来把阿訇们赶出清真寺？又有几个身在美国或欧洲的穆斯林敢说他们从没打算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身心灵皆忠诚于安拉的虔诚信徒?
有人回答吗？怎么这时候都不吱声儿了？
我们——误入迷途的异教徒——经常轻描淡写地谈论着要“改革”伊斯兰教。但假如改革业已发生，而改革的内容恰恰就是发动一场伊斯兰圣战呢？假如所谓的改革就是长期通过瓦哈比教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等向西方渗透伊斯兰教义，这算不算是某种令人口诛笔伐的“殖民主义”呢？
我们整日闲聊着关于“同化”西方穆斯林的问题。但是，看看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穆斯林政治领导人和宗教领袖，再看看伦敦、底特律或者悉尼的同样一群人，你就会发现，比起在西方国家为穆斯林游说的宗教团体的荒谬话语与偏激言论，伊拉克的宗教领袖们相对而言要温和得多，所说的话也入情入理得多。你是否想过，可能真正的问题并非身处西方的穆斯林不了解西方世界的生活习惯，而恰是因为他们太过了解了呢？穆斯林太清楚他们应该如何对待异教徒了，其结果只能是他们对西方国家萌生出某种不可消退的敌意——更甚者，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各种敌意，都可能因为要对抗西方异教徒而搁置消融，转而联合起来走向泛伊斯兰族群的身份认同。
穆斯林其实被同化得很好，至少在利用发达民主国家的主流话语方面——比如守法观念、权利文化等，他们已然驾轻就熟。拿两个不起眼的新闻消息举例：第一，《波士顿先驱报》曾报道称，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通过决议，驳回州立监狱拒绝向被关押的穆斯林罪犯在斋日提供肉食——比如牛肉、骆驼肉——的辩诉。
连第三步兵师的将士们吃的都是即食快餐，可一个穆斯林囚犯却能因为监狱不为其准备骆驼肉就提起上诉。
还有个新闻，英国正在对国内各监狱的卫生间进行大改造，原因是穆斯林犯人抱怨马桶的位置朝向了麦加，导致他们上厕所时必须侧身坐在马桶上，而这样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
你要是想探究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何不从欧洲和加拿大的福利体系着手呢？虽不能说在美国享受社会福利的外来移民都是伊斯兰恐怖分子，但却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欧洲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一边享受着纳税人提供的社会福利，一边围坐在一堆图纸旁密谋着他们的伟大圣战，剩下的时间就整日待在贫民窟里游手好闲。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梅廷·卡普拉（Muhammed Metin Kapla）的穆斯林移民，一面享受着德国政府赋予的社会福利，一面又悄无声息地组建了一个伊斯兰政教组织，即哈里发国家；这个自称为“科隆的哈里发”的伊斯兰组织将一名成员偷渡至土耳其，企图让他驾驶一架飞机撞向土耳其开国总统——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Ataturk）的陵墓。艾哈迈德·雷萨姆（Ahmed Ressam）在谋划炸毁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途中于华盛顿州被捕，此前他正享受着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福利供养。阿卜杜勒·纳赛尔·本布利卡（Abdul Nacer Benbrika），澳大利亚一个伊斯兰组织的头目，在墨尔本待了整整十年却没有工作过一天；现在，本布利卡因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锒铛入狱，而纳税人却要每年交出5万美元来供养他的妻子。阿布·哈姆扎（Abu Hamza）在伦敦接受福利救济时，已是个在英国声名远扬的激进派阿訇，在因被指控煽动谋杀而蹲了班房后，哈姆扎竟向政府提出上诉，认为其家人除每星期收到1000英镑的福利救助外，还应获得来自政府的额外补助。阿布·卡塔达（Abu Qatada），基地组织的头号人力资源主管，既是伊斯兰世界的风云人物，同时还享受着英国政府的各种福利，直到政府有一天发现他的银行账户上竟然有115万英镑的存款时，就业与退休保障部才关上了为他发放救济金的阀门。哦，对了，英国《泰晤士报》还曾登载过一条社会福利造就百万富翁的新闻：“7月21日自杀式连环爆炸案的四名嫌疑人受到指控称，他们通过英国的福利救助制度积攒了高达50万英镑的资金，警方正对此介入调查。”
谁能想到，一个游手好闲的圣战分子，在20啷当岁时其个人账户上就已经有25万美元的福利金存款了。我不是说每个接受政府救济的人都是靠福利发家致富的恐怖分子，可是我们必须改变欧洲这种臃肿无效的福利体系，眼下欧洲自己已经无力回天，最好的办法只有让美国来宣布欧洲的福利制度已然构成了对西方世界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周一清晨，一名恐怖分子在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家中醒来，把还没有用完的弹药往肩上一绑，然后晃晃悠悠地走出家门，准备随机炸死几个从门前经过去往安全区[1]的异教徒，脑子里还不断幻想着午饭之前抓两个少女回家享用的龌龊场景。只可惜弹链卡住了，他被美国部队逮了个正着，直接被塞进一架飞机送到了关塔那摩监狱，48小时后，他就开始一边对着从华盛顿请来的律师抱怨监狱里的法式烩鸡有多么难吃，一边共同起草之后在最高法院的滔滔辩词了。其实，只要伊斯兰教徒想要被西方同化，意图将西方的制度为己所用，那他们便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受同化。正因如此，激进的阿訇们才会从欧洲国家的政府身上不断榨取福利收入，擅长口舌之争的穆斯林院外游说集团也才能高薪聘请法律团队为自己维权。这些所作所为皆不属于传统的伊斯兰生活方式，相反，这些所作所为恰恰揭示了伊斯兰在西化进程中是如何选择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化和制度来为己所用的。
且不管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具体如何，总之支持派的人数一直都不算太多。不过，声援同性婚姻的一整套辩词，如今已为一夫多妻制的倡导者们所盗用，而且确实为他们招来了一大批支持者。在法国全境、加拿大安大略省，还有西方国家的其他地区，一夫多妻制即便还没有合法化，在实际生活中却已经被默许接受了。还有很多政府机构（比如英国的退休保障部门）根据《继承法》的要义已经开始将一夫多妻制逐渐合法化了。很显然，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同性恋者，怎么看都不像是伊斯兰的盟友，但伊斯兰的游说集团却在不遗余力地学习这两个群体在维权过程中扮猪吃老虎的演技和本领。
举个例子，伊克巴尔·萨克拉尼（Iqbal Sacranie）因被标榜为“现代”穆斯林的典范而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断背山》[2]（Brokeback Mountain）刚上映那会儿，伊克巴尔伯爵作为英国穆斯林委员会的负责人接受了BBC的采访，在访谈中表示同性恋是一种既“邪恶”又“不可理喻”的行为，同性恋是一种“肆虐蔓延的传染病”，“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根基”。这一言论立即引起了某个同性恋组织的强烈不满，最终使得伦敦警察厅的“社区安全部门”将伊克巴尔伯爵带走调查，而这一部门是负责处理“仇恨犯罪”和“同性恋恐惧症”的专门机构。
无巧不成书，就在伊克巴尔被调查的同时，由“同性恋者人道主义协会”创办的一本杂志声言，伊斯兰教是一种“发酵的学说”，“像口腔溃疡一样”不断扩大影响，并指责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反同性恋”心理。针对此事，“伦敦种族仇恨犯罪论坛”以该协会有“伊斯兰恐惧症”为由要求伦敦警察厅介入调查。
看明白了吗？假如一个穆斯林说伊斯兰教反对同性恋，他就会因为有“同性恋恐惧症”而卷入调查；反过来，假如一个同性恋者指责伊斯兰教反对同性恋，他也会因为“伊斯兰恐惧症”而卷入调查。
就像那些一周七天都被说成有“伊斯兰恐惧症”和“同性恋恐惧症”的人一样，我不禁对穆斯林团体学习、掌握并运用同性恋团体“受害人话语”的速度感到震惊。如果我是后者，我肯定会对这帮偷师的学生感到不爽。“同性恋恐惧症”这个词实在是很可笑：反感同性恋的人其实一点儿都不害怕同性恋。之所以要用“恐惧症”这种胡扯的词汇，是为了把反对同性恋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心理疾病，相当于告诉你：别担心，你不是真的反对同性婚姻，你只不过是有些怕怕而已，乖乖吃药就好了。
但另一方面，“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却不是胡扯的，甚至连心理疾病层面的含义都没有，它就只代表着字面上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位荷兰的国会议员、英国的小说家或者丹麦的漫画家，正在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死亡威胁下躲躲藏藏，又或者你是个住在城郊的法国女学生，受尽穆斯林邻居的侮辱和嘲笑，被说成是异教徒妓女，那你的确具有很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不过伊斯兰在借鉴同性恋游说团体的辩论技巧方面的确颇具艺术天分。比如说，伊斯兰一直以来都用受害人的语气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受到了迫害，从政治方面看这确实也说得过去。你肯定能想起来，众多西方媒体已经拒绝刊登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丹麦漫画了。因此，尽管大众媒体一直都在苦口婆心地警告外界：一种貌似“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势头正在明显上升——比如，人们面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所油然而生的担忧情绪，其实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一种表现——然而，说到底，真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其实恰恰就是大众媒体自己——比如，这些媒体人极度恐慌，一旦他们刊载了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一群愤怒的暴徒就会冲进大楼血洗他们的办公室。媒体人的这种行为和心理极好地说明了激进穆斯林分子制造威胁和恐惧的高超手段：他们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威吓，即便没有只言片语，也足以让人们嗅到迫在眉睫的恐怖气味。
不见踪影的少数派
我们常说，“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是反对“极端主义”的。还有个专有名词用以指代反对“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叫作“温和派穆斯林”。说到这词儿，有人曾改过一个老笑话：十字路口掉了一张面值10美元的钞票，北边来了个圣诞老人，西边来了个护牙仙子[3]，东边来了个激进派穆斯林，南边来了个温和派穆斯林，谁将第一个捡到这10美元呢？
答案是：激进派穆斯林。因为其他三个都是童话里才有的虚构人物。
当然，“温和派穆斯林”也不完全是虚构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把他们称为“安静派穆斯林”。至于“温和”这个词，回想20世纪30年代，倒是有不少“温和的德国人”给全世界干了不少好事儿呢。[4]今天，“温和派穆斯林”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为文化多元性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不像那些可见可闻的少数群体，“温和派穆斯林”是不见其人的——或者，至少可说是不闻其声的一帮人。但这并不影响一些政客打着他们的旗号说话。最近，欧盟的官员为了探讨……呃……最近发生的一些“不快之事”，制定了新的话语“准则”。比如说，“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说法就已经禁用了，欧盟官员主张用“滥用伊斯兰教义的恐怖分子”替而代之。
乖乖，哪个比利时的中产白人能搞得清，圣战领导人约翰尼是否“滥用”了伊斯兰教义？若是真谈起这事儿，众多穆斯林学者和阿訇们必定认为他并没有“滥用”。那我们又凭什么坚称约翰尼“滥用”了伊斯兰教义呢？是因为西方政客和宗教领袖没完没了地强调“绝大多数”穆斯林不支持恐怖主义吗？那少数支持恐怖主义的人到底又有多少呢？1%？还是10%？有两个例子可资证明，所谓的“少数”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少。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有一所皇家山学院（Mount Royal College），马赫福兹·坎瓦尔（Mahfooz Kanwar）博士是该学院的一位社会学教授，他在卡尔加里一座最大的清真寺参加朋友的葬礼时，被一位带领参礼的领祷人搞得心烦意乱，那人用乌尔都语[5]念叨着：“哦，真主啊，请保佑我们远离异教徒的迫害，他们以极其邪恶的方式玷污着我们的灵魂。”坎瓦尔博士对他说道：“你怎么敢这么侮辱我的国家！”接着他对人们阐明，他认识逝者已超过30年，逝者生前大部分时间都依靠政府提供的福利金度日，他餐桌上的食物全都来自异教徒辛劳工作后缴纳的税赋，正是异教徒给予的恩惠才使他得以免受饥饿之苦。
故事讲到这儿，问题却出来了，正如撰稿人利西亚·科尔贝拉（Licia Corbella）在《卡尔加里太阳报》（Calgary Sun）上随后为读者出的题目：“猜猜看在坎瓦尔博士和那个领祷人之中，哪一个从此不再受撒西特雷尔清真寺的待见了？”
最终结果是：坎瓦尔博士完败。
还有另一个故事：苏莱曼·加利（Souleiman Ghali）生于巴勒斯坦，在儿时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被教育要憎恨“什叶派教徒、基督徒——特别要憎恨犹太人”。移民美国后，加利开始反思这些古老的偏见，1993年在他资助下，洛杉矶建成了一座新的清真寺。正如他在网上所言：“我们的愿景就是构建一种美国穆斯林的身份认同，这种新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仁慈、尊重、尊严和爱之上。”这可不是件易事，特别是涉及了招聘阿訇这类极具挑战性的工作。2002年，加利先生解雇了一名阿訇，原因是他曾要求加州的穆斯林仿效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袭击中的恐怖分子。这位名叫萨夫瓦特·穆尔西（Safwat Morsy）的阿訇是个埃及人，几乎不会说英语，但他还是懂得以非法解雇为由将加利告上法庭，并因此获得了40万美元的赔偿金。
故事讲到这里，一切都看似顺理成章。但万万不可忽略的关键事实是：一个激进的阿訇竟拥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而对他的解雇竟能成为压垮加利的最后一根稻草。加利先生最后落了个被驱逐出自己亲手创建的清真寺的下场，在管委会中任何角色都不能再扮演。而萨夫瓦特·穆尔西，一个坚信美国的穆斯林应该腰缠炸药在街头招摇过市的人，正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所称，现在的事业却如日中天：“今日，在穆尔西主持的清真寺中，周五祷告日的信众日益增多，清真寺近期正计划购置一栋用以容纳更多祷告者的大楼。”
听完了这两个故事，你便可知两派受欢迎程度的比分是：激进派穆斯林得2分，温和派穆斯林得0分。
被定义为“极端主义”的清真寺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礼拜者”是圣战分子？20%？2%？还是0.2%？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包括大多数西方的法律体系）一直以来都把他们想当然地看成是类似于天主教堂或者公理会议事厅的平常之物，根本没人去计算到底有多少清真寺，又到底有多少穆斯林信徒。
那么，人们能够如此平常地看待清真寺和穆斯林信徒，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又有一连串的“想当然”可以作解释，比如：当然了，绝大部分西方穆斯林都不是恐怖分子；当然了，他们也不想成为恐怖分子。有人据此推测，对于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使他们不忍把那个言论激进的阿訇扫地出门，就像平头老百姓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在一些住在城郊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里，孩子一回家就骂骂咧咧地嚷着“贱货别挡道”“我要干死那条子”或其他一些时下最流行的街头脏话，而当父母的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外加翻个白眼。不过，不得不说，除了像加利先生这样英勇无畏却又受尽打压的少数人以外，人们印象中更为典型的“温和派穆斯林”更像是倡导女权主义的加拿大同性恋者伊尔沙德·曼日（Irshad Manji）和美国加州的阿拉伯裔学者瓦法·苏尔丹[6]（Wafa Sultan）一样，这些人似乎往往都被穆斯林视为变节者或叛教者。“温和派穆斯林”如此不受待见，可见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想法的确更接近于“9·11”事件中最先撞向世贸大楼的穆罕默德·阿塔的激进念头，而非伊尔莎德·曼日女士的女权主义理念。
一位使用假名的叛教者伊本·瓦拉克（Ibn Warraq）把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做了个重要的区分：只有温和的穆斯林，没有温和的伊斯兰教。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每天只求能安稳度日，在远离圣城麦加的某个偏远角落里正在努力——或者曾经努力——与当地的习俗融合。然而，所有教授伊斯兰教法的官方学校无一不歌颂赞扬着沙里亚法规和血腥暴力的圣战。也正是因为如此，“温和派穆斯林”主张温和教义的立场根本得不到官方支持，公开亮明“温和派穆斯林”的身份就意味着要面对所有穆斯林宗教领袖的舆论压力而孤军奋战。在这些穆斯林宗教领袖之中，就有美国最大清真寺之一的达尔·希吉拉清真寺（Dar al Hijrah）的负责人沙克尔·赛义德（Shaker Elsayed），这位宗教领袖曾对信众们斩钉截铁地说过：“那些改革伊斯兰教的论调净是无稽之谈。”
就算你真的是个“温和派穆斯林”，瞧瞧如今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在激进派穆斯林面前都得阿时趋俗，对于这样一个党坚势盛的宗教团体，你能奈它何？难道你也有给你撑腰的后台不成？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就是一位敢于与激进派针锋相对的温和派穆斯林，对此，伊朗人却宣称要对他进行教法裁决，为了逃避本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还未取消的死刑刑罚，拉什迪不得不展开了十年的逃亡生涯。荷兰电影制片人提奥·梵高因勇于发声而死于非命，就在他去世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台上，那些装腔作势反对激进派穆斯林的电影人声泪俱下，说了一大堆空洞无物的感谢词，只顾着为自己敢于和小布什政府作对的勇气叫好，却对他们刚刚逝去的可怜同事——梵高——的事迹只字不提。事实证明，于我们而言，处于所谓“自由世界”的中心，公开反对伊斯兰教者，就意味着要在危机四伏的生活中无处安身。
不仅如此，耶鲁大学还在其校区内为恐怖政权——塔利班——的一位前无任所大使提供了在美国的寓所。
在伊斯兰世界里，在那些距麦加圣城山遥路远的边缘地区中，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教文化已经传统悠长，当你审视这些地方——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亚地区再到印度尼西亚，你会发现这些文化的“温和”特质并非来自某个伊斯兰学校的宗教理念，而是被其所在地区的文化传统所塑造。苏联政权、中国商业文化、欧洲帝国主义都有效地消解了伊斯兰教的某些极端特质。无怪乎当西方的原有自信日渐减弱，自由世界的穆斯林人口便一代更比一代骄横跋扈、激进猖狂。
穆斯林人口的与日俱增，就是西方穆斯林人口的与日俱增；而西方穆斯林人口的与日俱增，也就是西方激进派穆斯林人口的与日俱增。当你深入所有穆斯林社会底层，就会发现伊斯兰教中存在着一个最不容触犯的规矩——宗教忠诚。这一点可以从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拉赫曼因改信基督教的罪名而被塔利班倒台后的阿富汗政府判以终身监禁。面对拉赫曼的罪名，阿富汗最重要的穆斯林机构——阿富汗乌力马理事会（Afghan Ulama Council）——的成员，阿卜杜勒·拉乌尔夫（Abdul Raoulf）说道：“我们不能允许真主被玷污。那个人必须得死。应该砍了他的头！然后我们要召集大家把他撕成碎片，让他尸骨无存。”毋庸置疑，这位名叫拉乌尔夫的阿訇还是阿富汗最主要的“温和派”神职人员之一。喀布尔大学（Kabul University）的伊斯兰“教法”讲师毛拉维·恩雅图拉·巴莱（Maulavi Enayatullah Baligh）声称：“就算政府没判拉乌尔夫死刑，阿富汗的人民也要杀了他。”这位讲师似乎很喜欢把工作带入生活，而且特别钟情于利用当地暴民施以私刑的方式践行他所理解的法治精神。
最终，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i Rice）给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吹了吹耳边风，再加上西方各国政商名流的私下建议，阿富汗政府最终通过秘密途径将可怜的拉赫曼从喀布尔绑上一架飞机并送往了意大利罗马。然而，不是每个如阿卜杜勒·拉赫曼一样的叛教者都有赖斯或者其他西方名流罩着，因此，伊斯兰叛教事件的核心问题依然亟待解决：倘若正如本章引言处娜孜拉·库拉一什所言，人们“对伊斯兰教能做的，唯有笃信之，而永不可灭之”，也就是说，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只得皈依，而一旦皈依，便不可改信他教，那么从长远来看，伊斯兰教对于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公民都有如洪水猛兽，暗藏杀机。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多元文化国家的核心，更是威胁到了信仰本身的真正涵义。学者福阿德·阿加米[7]（Fouad Ajami）就曾说过，“伊斯兰激进分子已经与国籍和公民的身份认同极为接近了。”换个说法就是，一旦叛教，等同叛国。
然而，推广国家身份认同是不是特别难呢？如今，加拿大、英国、荷兰和瑞典都在大规模推广国家身份认同。加拿大前总理约瑟夫·克拉克（Joe Clark）就曾极力鼓吹加拿大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像克拉克一样，所谓的“保守派人士”也在宣扬印度民族、因纽特民族、魁北克民族还有怪异的乌克兰-加拿大民族等身份认同，但他们却丝毫未曾考虑过，沐浴在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观念之下，西方的土地上还会滋生出其他哪些势力来。所谓圣战文化正是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的多年努力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这边，左翼政治人物正高谈阔论着幼稚而可悲的世界大同主义；那边，泛宗教激进主义者正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践行着世界大同主义——他们排山倒海，一意孤行，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各国的疆土。
现年39岁的安杰姆·乔达瑞（Anjem Choudary）是一位英国籍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他曾赞颂“9·11”事件是一次“壮举”，并把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称作“英雄”；他还公开嘲笑伦敦地铁爆炸案中丧生的受害者，号召穆斯林同胞拒绝配合英国警方的调查，同时支持将伊斯兰教法引入英国。乔达瑞和他的妻子都领着政府提供的福利救济，然而同时他却是航空公司的贵宾会员，为了与意见相合的国外穆斯林同胞保持联络，乔达瑞积攒了不少飞行里程。在接受BBC采访时，他被问到为何不直接迁居一个已经拥有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他回应道：“究竟是谁告诉你可以独占英国呢？英国是安拉的，全世界都是真主安拉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补充道：“假如我来到了一个热带雨林，我才不会像动物一样生活，我要普及一种更为高级的生活方式。而伊斯兰教无疑就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生活方式。”
不过，要说英国是热带雨林，这片热带雨林里一定都是些既无尖牙也无利爪的病狮。而那些呼吁穆斯林仿效基督教改革精神而大兴宗教变革的人们也似乎忽略了极其明显的一点——穆斯林（不像马丁·路德[8]和加尔文[9]）对于欧洲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心知肚明，那就是：将真主遗弃至社会的边缘之地。
穆斯林绝不会轻而易举地被遗弃，相反，他们会尽一切可能抓住所有摆在眼前的机会以拓展空间。离伊斯兰教在西方世界再次崛起还有多长时间呢？如果你是当今欧洲大多数城市的普通青年之一，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身份认同之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边是自信而又强悍的伊斯兰身份认同，另一边是畏敌如虎、带有后民族主义性质的欧洲身份认同，你会选择哪个？如果你敢断言，伊斯兰身份认同只对西亚和北非的年轻人具有吸引力，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国家
前不久，恰逢大伙儿都在为圣诞节准备年货。我在佛蒙特州的一家商店里进行节前的最后一次疯狂大采购，偶遇了老板娘那芳龄20岁左右的大闺女，她翩然走进店里：“老妈，谢谢你的毛衣啦！”接着又说道：“凯文也超喜欢你送给他的礼物呢。”
“明天才是平安夜啊！”老板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妈……”闺女轻叹一口气，有气无力地说：“我还得跟您说几次呀？我们一直都是冬至日这天就拆礼物哒！”
又过了几个礼拜，我有一位老邻居，在新罕布什尔州新婚燕尔。他是一名摩托车手，也是一个纹身爱好者，除此之外，还特别笃信神灵。于是乎，这对新人的婚礼现场到处都充斥着祈祷之声，他们对主神奥丁（Odin）、雷神托尔（Thor）以及其他源自挪威神话的众神倾诉衷肠。摩托车手们一边颂着祷辞，一边翻着白眼，鬼才知道这样的行为到底是不是挪威人对神祇表达尊敬的传统方式。
事实上，一旦人们不再信仰上帝，阿猫阿狗都可能会来填补真空。至于人们会选择信仰什么新鲜事物，部分是由周围的环境所决定的。正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限制，才使得祭祀冬至日或敬拜挪威神等奇异信仰，看上去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北部的地貌景观出乎意料地彼此契合。不过，在英国的格拉斯哥或荷兰的鹿特丹，稀奇古怪的新潮信仰却并无滋生的土壤。那么，在人口稠密的西欧地区，当上帝不再被人们敬畏，在人们的信仰世界中究竟谁主沉浮？那就是——伊斯兰教。知道了这个真相，你的脑海中是否像拉洋片一样浮现出一个接一个的末日惨景？我们还是应当首先看到，综观整个西方世界，伊斯兰教不仅仅通过穆斯林的移民和繁衍日益扩大着影响，还通过越来越多转信安拉的异教徒们不断提升着威望。
作为一名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在美国算不上家喻户晓，但他却带领自己的国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统治，并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了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世事无常，他的曾曾孙女——艾玛·克拉克[10]（Emma Clark），现在却成了一名穆斯林。克拉克是一个园林设计师，她曾亲手设计了查尔斯王子府邸的一座“伊斯兰式花园”。无独有偶，乔纳森·伯特阁下（The Honorable Jonathan Birt）——伯特勋爵（Lord Birt）的儿子，既是BBC的前总监，也是一名穆斯林，还有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名——叶海亚·伯特（Yahya Birt）。更离谱的是，传袭已久的亚伯勒伯爵竟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并给自己改名为阿卜杜勒·马丁（Abdul Mateen），不知道顶着这么个名号，这位当代爵爷还能不能继续在英国上议院的休息室里享受服务。
以上这些“转变信仰者”均被伊斯兰教徒称作皈依者。（在他们看来，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穆斯林，只是当中的某些人还不自知而已。）与皈依佛教的理查·基尔（Richard Gere）和笃信科学教[11]的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等好莱坞大明星不同，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已成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宗教先驱。在英国、比利时和北欧诸国，当一座座城市日益伊斯兰化，当地居民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道二选题：作为少数群体存在，还是加入多数群体。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不过，伊斯兰教还有一重考验要应付，恰似没头没脑的冬至日祭祀者们在佛特蒙州所遭逢的考验一样：它必须看上去和周围的环境高度契合。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伊斯兰教为他们带来了只会和稀泥的文化多元主义者所无法提供的身份认同。在英国，一个坚信白人至上的新纳粹主义者发表了一篇表达个人观点的文章，从而在1999年引发了伦敦苏豪区的恐怖爆炸案，最终酿成了3人惨死——如今，这位新纳粹主义青年已经转信了伊斯兰教。大卫·米亚特（David Myatt）是英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起者，现在，他已改名为阿卜杜勒-阿齐兹·米亚特（Abdul-Aziz ibn Myatt）。米亚特先前还曾反对非白色人种移民英国，如今他却宣称：“最为正统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将圣战视作一项使命，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是唯一能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狂妄自大、物欲横流作斗争并将其摧毁的力量……在伊斯兰教影响下，西方国家臭名昭彰的事物已屈指可数了，除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拥趸，恐吓‘大屠杀’的战争狂人，以及西方世界及其追随者们真心或假意尊崇的一些谬论，比如说所谓的民主。”很难想象这个人有朝一日还能回心转意，他坚决支持处决那些不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许多“白人至上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迟早会发现，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并非“白人”，而是“至上主义”。
伊斯兰教早已声名远播：奥玛尔·布鲁克斯（Omar Brooks）作为皈依者的一员，于伦敦地铁爆炸案一周年纪念日当天，在伯明翰的一家青年康乐与社区中心发表了一篇支持宗教激进主义的个人演说。正如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所称：“他一度声情并茂地谈论‘9·11’事件，认为炸毁世贸中心的‘9·11’袭击‘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停顿些许后，他补充道：‘特别是那些身处世贸中心的人们。’这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都快要把一栋楼震塌了。”
然而，他倒没有真的把楼给震塌。他把这项艰巨的任务留给了撞向世贸中心的劫机者，穆罕默德·阿塔。不过，即便“9·11”事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创伤，如今，一部关于“伊斯兰休息室”的法案却正在发挥效力，规定为在押的圣战分子建造面积更大的游泳池以供他们运动娱乐。
2005年，一位亚洲的读者以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个网页链接，网页上写道：“基地组织正在招募加拿大的伊斯兰教皈依者。”该网站来源于印度主要的新闻社——报业托拉斯（Press Trust）。如果它出现在加拿大的任何一家报纸上，我应该都会有所留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报道。但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真的发生了“加拿大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事件，其中17名多伦多人因预谋炸毁股票交易所而遭逮捕。他们也并非“9·11”事件后唯一出现在新闻里的伊斯兰教皈依者：
“迈阿密神秘电话案”，预谋摧毁芝加哥西尔斯塔楼
理查德·里德（Richard Reid），鞋子炸弹事件
杰曼·林赛（Germaine Lindsay），“7·7”伦敦地铁爆炸事件
约翰·艾伦·穆罕默德（John Allen Muhammad），华盛顿狙击事件
比利时妇女穆雷尔·德高克（Muriel Degauque）在对驻巴格达美军的一次自杀式袭击中自爆身亡
澳大利亚工人杰克·罗奇（Jack Roach）预谋炸毁堪培拉的以色列大使馆而被判刑
一个菲律宾穆斯林团体——拉惹苏莱曼运动（Rajah Solaiman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主要成员声言为2004年发生的造成百余人死亡的渡轮爆炸事件负责
阿卜杜勒·瓦希德（Abdul Wahid），原名唐·斯图尔特-怀特（Don Stewart-Whyte），其父为一名英国保守党籍官员，其同父异母的兄长是一名世界名模，其前大舅子为法国网球明星亚尼克·诺亚（Yannick Noah），他于2006年8月因意图在从伦敦飞往纽约的一架航班上引发自杀式炸弹装置而被捕
同样的戏码不断重复上演。显然，利用伊斯兰教皈依者发动袭击，是一种惯用的策略。对于印度报业托拉斯刊登的新闻标题——“基地组织正在招募加拿大的伊斯兰教皈依者”，我唯一费解的就是：号召皈依穆斯林的进程竟开始得如此之早，且穆斯林的招募活动竟然与圣战的招募活动是分开进行的。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两个过程应是同时发生的——人们先进行宗教皈依，目的是为了随后成为圣战分子。这应是一种惯用的操作模式：以不要命著称的普什图族群固然是殉难的热门人选，但他们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最好还是远离美国机场的安检线吧。能够顺利通过安检并办理登机手续的恐怖袭击人选，最好是个加拿大籍穆斯林的第三代子孙，他们长得根本不像阿拉伯人，名字也不可能上安检电脑中的黑名单——“史提芬·昌德”“理查德·里德”“杰克·罗什”等——根本不会暴露他们的身份。有统计表明，在加拿大，80%的清真寺阿訇们被称为“极端”分子，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他们到底在寻觅什么样的皈依者，又是什么样的皈依者才能践行他们的极端教义。
2002年，我在巴黎询问一名穆斯林：“为什么伊斯兰教成为整个西方发展势头最猛的宗教？”他答道：“在欧洲，4/5的信徒都是妇女。”由此我们可知，除了部分女性是随其配偶转换信仰，相当一部分西方女性的女权主义观念正在减弱，女权主义已不是往日的香饽饽。无论是否有道理，反正在随后的几周时间里，我接连从荷兰和英国的女性熟人那里听说，她们外出时已经开始“全副武装”了，这令我颇感震惊。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城郊的一位女士说，当你身着伊斯兰服饰站在大街上时，男性穆斯林会对你微笑以示尊敬，而不是当头呵斥你是一个“异教徒的婊子”。无独有偶，另一位住在伦敦富人区的英国老太太向我讲述的事实，与那位荷兰女士不谋而合。她们二人都觉得，身着穆斯林服饰能够同时带来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他们不算“皈依者”，但至少从宗教在公共空间的扩张影响上看，他们已成了穆斯林的支持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变得“伊斯兰化”，异教徒遵从穆斯林的生活习惯也会越来越显得自然而然。
这一进程将有多快呢？2005年下半年，英国《观察家》报（Observer）刊登了一则文章，标题为：“奥运成本将翻一番：伦敦居民的课税将巨幅上涨。”
天呐，拜托了，只是翻一番而已吗？伦敦人，相信自己，你们一定能翻得更高、更快、更强。瞧着吧，翻它个好几番也未可知呢，这不过只是2012年奥运会财政赤字的开胃菜，自命不凡的英国人早就胸有成竹了，等到女王宣布奥运会开幕的时候，税单上的数字保准会加上好几个零。与此同时，就在《观察家》报刊登这则文章的同一个礼拜，塔布里·扎马特（Tablighi Jamaat），一个伊斯兰传教组织，宣布计划在伦敦东区修建一座清真寺，它将紧邻新的奥运场馆，成为英国最大的礼拜场所：可容纳70000人——仅比奥运场馆的容量少了10000人，同时还将比英国最大的基督教建筑（利物浦圣公会大教堂）多容纳67000人。塔布里·扎马特通过来自英国和“海外”的捐款已经筹集了高达1亿欧元的筹建基金。
我敢肯定他们一定能实现这个计划。塔布里·扎马特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伊斯兰传教组织，此外，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称，该组织还在为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招募前线作战人员。作为旁观者，在奥运场馆和清真寺两个建设项目中，远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我一眼就能看出到底哪个项目出现了严重的财务亏空。手捧着一笔接一笔的大额税单，伦敦人恨不得盼着干脆把整个奥运会项目都转包给塔布里·扎马特算了。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也能宣布，为了纪念2012年伦敦奥运会，将计划修建一座能容纳70000名信众的世界级的圣公会大教堂，这将是何等振奋人心之事。即便真的如此，要让偌大的教堂里坐满信众，可得举行些什么活动呢？莫非要同台举行两场大型全明星真人秀活动吗？一边是向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联合致歉活动，另一边是任命多位同性恋主教的宗教仪式（正式演出或预告演出皆可），可即便如此，似乎还是不太可能填满大教堂的数万座位啊。不管你愿不愿意，2012年之后，与隔壁由皇家骑兵驻守的英国国家体育馆相比，伦敦的这座世界级清真寺终将成为一个更能代表英国形象的著名地标。
有名无实的教堂
顺便说一句，对萨达姆的道歉活动并不是开玩笑。2005年，一个由英国圣公会主教组成的“工作小组”颁发了一份共计101页的文件，名为《打击恐怖主义》（不带任何讽刺意味）。文件的中心议题就是，西方基督徒应该为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表达“对自身制度的悔悟”，基督教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们应该为其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宗教领袖集会中的不当言行发表正式道歉。除了道歉活动的喜剧效果，这种毫无意义的屈服本身足以令穆斯林更加确信某种流传已久的猜测，即基督教开启了新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假如这些主教并没有发起伊拉克战争，他们又为何要为此而道歉呢？
假如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穆斯林大可不必担忧圣公会主教们会紧随军队而来。英国利奇菲尔德教区的主教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当晚发表了祷告，极力向信众保证：“正如爱尔兰共和军与基督教无关一样，这一恐怖行为也和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无关。”圣潘克拉斯教区的教堂离案发现场仅数百码，教堂的保罗·霍金斯神父（Father Paul Hawkins）在爆炸发生后的周日祈祷中告诉信众：“世上并无什么穆斯林恐怖分子，只有恐怖分子。”
显然，最荒谬的不是神父和主教的言论，而是其传递的深层含义：我们是懦弱无能的胆小鬼，尽管轰炸我们吧，炸完之后我们还会给你道歉！即便在我家，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内，当地的兼职牧师也在2001年9月16日的周日清晨发出了重要警告，提醒民众不要攻击穆斯林，即便在这个不太支持文化多元主义的保守地区，你就是驱车三个小时也未准能碰得上一位穆斯林。由此可见，英国国教会、美国新教圣公会和公理教会、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以及其他诸多教会正被其内部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们弄得束手束脚，而在那边厢，伊斯兰教则已然成为在西方世界发展最为迅猛的宗教。如果一种宗教信仰根本就不自信，那它何来招募信徒的可能呢？
发达国家之所以很难应付伊斯兰教的威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拒绝正视宗教危机，而且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于欧洲这样一个已然完全世俗化的社会来说，美国一直以来因其对宗教的狂热信仰而显得极其原始且怪诞不经。因此，美国经常被欧洲视为人类学价值极高但却食古不化的蛮荒之地，与非洲的偏远部落或太平洋上以运输船货为生的小岛列入同一个范畴。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就曾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