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格达市中心，有座乌阿玛瑞清真寺（Umm Al-Maarik Mosque）陈列着一件复制的展览品：用萨达姆·侯赛因的血写成的《古兰经》（过去的三年里，他总共捐献了24升血液）。然而，这本《古兰经》充其量只是萨达姆对毛拉定期献礼的面子工程。事实上，他是一位终生的世俗主义者，本·拉登将他称为“无宗教信仰者”。美国则不同，虽然美国国会没有一部《圣经》是用乔治·布什的血写成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布什在宗教信仰上比萨达姆更加虔诚。从这一点来看，在两位领导人中，布什才是精神和思想更加纯粹的人。我们听闻共和党内部最近成功地完成了“德克萨斯化”。德克萨斯州不正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吗？它们都拥有炎热难耐的气候、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不计其数的宗教场所，还有每周仍在执行的注射死刑。
欧洲人真是太棒了！美苏冷战结束后，经历了国际社会中“道德对等”关系的长期缺失，欧洲终于找到了一对新的“道德对等”关系。巴黎国际研究中心的皮埃尔·哈斯涅（Pierre Hassner）评论称：“‘我们是善的力量’，这种话毫无意义。如今，我们正经历着信仰的重生：布什是重生的基督教徒，而本·拉登是重生的穆斯林。”
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人类文明暗无天日。1944年也不例外，那一年，法国的红衣主教亨利·路巴克（Henri de Lubac）写下了《人文主义无神论》（Le drame de l’ humanisme athée）的名作，提出了对欧洲文明危机的尖锐批评。通过提出“美学人文主义”，路巴克宣扬有组织地反对上帝。这倒不是“个人怀疑主义”下的独立无神论，而是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的有组织的无神论。路巴克在书中写道：“人们常说，没有了上帝，人们就无法治理世界，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正确。事实上，没有了上帝，人们想要治理世界，就必须与他人为敌。”观看《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橱》[12]（The Lion，the Witch，and the Wardrobe）这部电影之后，英国虔诚的进步主义先驱波利·汤恩比（Polly Toynbee）提出高论，认为狮子阿斯兰（Aslan）“象征着无神论者所反对的一切。正是它的神圣存在，让人类不必为现世的一切负责，没有人静观事变，没有人统领大局，没有人能谋善断，所有人除了神明所指的方向，无处可往。倘若没有了阿斯兰，人类就只能自己承担罪孽，就只能自我救赎，到那时，人们别无他法，只有独自解决争端，只有全力以赴”。
说得倒好听。可是事实上，即便对神圣的存在缺乏信仰，人类也一样会习惯性地拒绝承担责任：如果能够掩盖现世的一切矛盾，保证再无其它新的纷争，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解决争端呢？你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争端延迟到自己去世之后就行了——欧洲的选民正是以此为指导，而使他们无法承受的社会争端持续存在的。信奉神明的人们一直都在期待着主动继承世界，然而，在后基督教时代，这种想法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很可能会被其他更具蛊惑性的宗教所钳制。看着吧，我的这个预言无须多久便会一语成谶的。
在欧洲，有些人对伊斯兰教的本质研究得十分通透，但最终却仍然坚持对欧洲崇尚世俗的现时状态感到沾沾自喜。奥利弗·罗伊（Olivier Roy）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伊斯兰问题专家，但他本人却强调“世俗主义才是未来”。从定义上看，世俗主义根本无法成为未来：这是一种现时的文化，它将当代社会与跨越代际的历史使命相分离。因此，所谓无神论文明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无神论人文主义”被视为非人道主义，也就是说毫无人性可言；现如今在欧盟时代，这种世俗文化的罪孽被看得稍微轻些，不过是以某种消解人道主义的形式存在，让公民沉溺其中，自得其乐，直至自我灭绝。由此一来，后基督教时代的欧洲文化，说到底就是没有文化，而迅速增长的穆斯林群体则很快就会转变为后基督教时代的欧洲公民主体。
假若真的存在一个时代，能让基督教自内而外地发出最强音，那恐怕也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了。然而，今日主流的新教教会就像最碌碌无为的政客一样，整日只顾念叨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近些年，如果不是因为同性恋的争议话题，这些所谓的“主流”基督教会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新闻报刊上。2005年，有关基督教会的大新闻就净和同性恋扯上了关系：美国圣公会新教派出现了第一位宣布出柜的同性恋主教；英国提名了一位奉行独身主义的同性恋主教；加拿大的新威斯敏斯特市成为首个为同性婚礼举行仪式的圣公会教区。与此同时，周日参加教堂祷告的尼日利亚人已经比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的总和都要多了。大主教们也都很心塞，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全是些与同性恋事宜相关的教规变更。当半个国家都已处于伊斯兰教法的掌控，当本土的伊斯兰信众巴不得将基督教堂付之一炬，落了个“西方高级别同性恋者和拜物主义随从”臭名声的基督教主教们，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也是无能为力了吧。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同性恋，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边缘。而鉴于新教的目标群体也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特殊性取向群体亟待解决的正名问题也成了新教团体的当务之急。这像极了“罗杰斯（Rodgers）和哈默斯坦（Hammerstein）的百老汇”与“史蒂芬·桑坦（Stephen Sondheim）的百老汇”之间的差别。前者是美国流行文化最为重要的窗口，后者的粉丝则孤芳自赏，认为桑坦技高一筹却不为世俗所容。与之相似，马里兰州的新教大主教也正在费尽心思地推动同性恋的认同进程，希望通过描述圣公会第一位同性恋大主教吉恩·罗宾森（Gene Robinson）丰富多彩的性生活，以修正《圣经》中关于同性恋的狭隘观点。他声称，上帝真的不反对同性性行为本身，反对的只是异性恋者进行同性性行为而已。
“我们也可以看看《圣经》中关于罪恶之地索多玛城的篇章。”马里兰州的大主教解释道，“那段文字并不是描述一群男同性恋者的行为不端，而是一群异性恋者行同性之欢的粗鄙行径。”同样，在《圣经·新约》的《罗马书》[13]（Romans）一卷中，使徒保罗（Paul）也并非反对同性恋者相互之间发生性行为，而是反对异性恋者之间进行同性性行为。”
谁以前听说过这等乱七八糟的新鲜事儿呢？这么说来，上帝对异性恋者是宽容的，对同性恋者也是宽容的，就是容不下双性恋者？还是说我误解了大主教的观点？
那还有没有和同性恋无关的议题呢？好吧，英国坎特伯雷教堂的大主教罗恩·威廉姆斯博士（Dr. Rowan Williams）提出了新的话题。他宣称，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空军飞行员和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道德上并无不同——两者都距离我们太远，以致我们无法看清他们的长相，也无法与他进行眼神交汇，更无法知道他们是谁，甚至想象他们的爱恨情仇。这两种暴力行为都是因为隔开了一段距离才得以施展完成的。
即便伶牙俐齿的政治左派能把上面这话给我说出花儿来，也还是于理不通的。自杀式炸弹携带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非站在遥远的地方冷眼旁观。他们完全可以看清你的面容，与你四目相接，但最终还是会引爆炸药，送你驾鹤西归，因为就算恐怖分子与你面对面，他也根本不在乎你是何人、你爱何物。除了认识到你和他绝非同类，他看不到你身上的其他任何特点。因此，恰如“别斯兰人质事件”中的刽子手以及杀害美国记者丹尼尔·珀尔的基地组织头目一样，这些杀手先是直勾勾地盯着你，随后便大开杀戒。美国空军飞行员使用着先进的全球定位技术，可以精确定位每一座清真寺的坐标，同时也能准确观测到每一个幼儿园的位置，如此一来，相比于地面观察，从数百英里、数千英尺的高空俯瞰，人类活动在美国空军飞行员的眼中甚至更加一览无遗。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距离让美国空军的视野更加清晰，而坎特伯雷大主教却被其自造的胡言乱语蒙蔽了双眼。
从某种程度上说，绝大多数主流的新教教派都应被归为“后基督教派”。假如新教教派不再费尽心思地胡言乱语，企图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至少还可以让非基督徒们深陷于温和左派所提倡的多元主义的陈词滥调之中，新教教会还可能借助这一机会展开更为有效的说服工作：如若耶稣他老人家还在世，他很可能是位圣公会大主教，而且是个同性恋者也说不定，他肯定会坚定地支持环保型汽车，还会给自己的环保车贴上政治标语，上面写着“坚硬的武装是为了温柔的拥抱”，他也一定希望能和不同信仰的人进行心灵对话，比如江湖术士和瓦哈比教派的阿訇。
如果说宗教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在于成为引领时代的政治先驱，伊斯兰教则明显表现得更加出色。去英格兰北部看看吧，看看那些镶着金牙的旁遮普族小混混，或是在法国教区穿得跟说唱歌手一样的柏柏尔人，他们对于穆斯林的文化认同看似已经所剩无几了。然而，穿戴如何其实只是由西方的信仰习惯而引发的认知假象。咱们大多有过与一些很优秀或者还不错的人共处一室的经历：当一些英俊潇洒的年轻基督徒登上飞机，坐在你的座位旁边，他们的优雅考究必定会让你感到自惭形秽。但清真寺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场所，它是一个政治会堂，在整个西方世界，人们在会堂里讨论的即便不完全是圣战主义，至少也是些和政治相关的事情。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并不是追求精神内省的场所，而是进行政治动员的地方。就法国的社会暴徒和英国的地痞流氓而言，他们的穆斯林身份或许在精神上已有所退化，但在政治上却是不断增强。也正因如此，前现代的伊斯兰反而战胜了后现代的基督教。
2006年，一些知识分子发布了一份反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宣言，意图捍卫“所有人的世俗观念”，这群知识分子包括荷兰国会议员阿亚安·希尔西·阿里[14]（Ayaan Hirsi Ali）、加拿大作家伊尔沙德·曼日、英国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这三位都是有胆有识之士，同样也是这场反伊斯兰浪潮运动中彼此支持的重要盟友。但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世俗的人文主义作为一个战斗口号是远远不够的。有位名叫凯西·沙代尔（Kathy Shaidle）的加拿大人这样回应道：“世俗主义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抑制伊斯兰浪潮的方法，因为恰恰是世俗主义导致了欧洲的精神真空与道德真空，伊斯兰教才得以在欧洲有机可乘，而后长驱直入，最终直捣黄龙。
这并不是一个前后不接的弧线运动，一切都是因果相连的。希特勒紧随着魏玛（Weimar）共和国所提倡的古典主义[15]而来——喜爱穿着圆角下摆衣服的异装癖以及大兴集中营的诡异行为，都像是对卡巴莱[16]（Cabaret）滑稽短剧的某种致敬。在“肆意违法”和信仰真空之间，的确存在着极为清晰的界限，可是，盲信世俗主义的西方精英却坚持认为，他们的信众在马力强劲的宗教宣传面前能够不为所动，并坚持不越过违法的边界——这真真是极傻的了。另一边，伊斯兰教正在欧洲和北美赢得越来越多信众的青睐，这一切皆有起因。《天佑杀手》（Prayers for the Assassin）描绘了2040年美利坚伊斯兰共和国的面貌，这本小说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如果……怎么办”的经典问题，发问者罗伯特·费里吉奥[17]（Robert Ferrigno）是个极其高产的作家，特别擅长以加州的经典案件为原型，写一些暴力犯罪小说，里面充斥着各路色情明星、瘾君子以及颓废的社会精英，而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情节正是这个黄金之州的生动写照。在这本新书中，菲瑞吉奥凭借超凡的想象力阐述了一种当代的伊斯兰文化，而他所描绘的这番图景对于现实社会的确具有几分警示作用：
吉尔·斯坦顿（Jill Stanton）在第二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时，在领奖台上曾宣告了自己的信仰，那一刻已足以引起美国数千万伊斯兰信众的广泛关注。但就在同一时刻，在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下，她还宣布与洛杉矶湖人队的最佳前锋及最有价值球员阿桑·拉赫曼（Assan Rachman）订婚。自那个奥斯卡之夜以后，短短数周已有不少名人相继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美国，确有像艾玛·克拉克和英国的穆斯林足球运动员一样的名人。但美国并未出现菲瑞吉奥小说中那种变革性的大浩劫。近几年，美国福音派新教的发展呈现突飞猛进之势。相比之下，比较不幸的是，该教在欧洲的发展势头却并不强劲。为了寻求上帝的指引，一些欧洲人选择回归本笃教皇（Pope Benedict）的天主教派，有的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人会接受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所代表的思想上偏左、陈腐过时又软弱无力的痴人呓语。英国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中曾这样写道：
信仰之海啊，
曾几何时，大潮涨满，涌向世界的海岸，银带飞舞，光环耀闪。
而现在，我却只能听到
悲伤悠长的哀鸣，潮声退落成晚风的呜咽，直至世界飞沙走石，广漠的边际一片昏暗。
那“悲伤悠长的哀鸣”之声越来越小，以至于欧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此刻所听到的其实是另一种嘶鸣，这新的声音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增强，最终鸣放出一片新的信仰之海，它很快将会像那条“飞舞”的“银带”一样，彻底占领欧洲的一切海岸线。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当日，奥运场馆隔壁的豪华清真寺也将敞开大门欣迎八方信众。那时，看到它如此应景地矗立于此，想必你能做的也就只有望“寺”兴叹了吧。
* * *
[1] 伊拉克战争后，美、英等国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原总统府（共和国宫）附近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内驻有伊战后各国设立的临时使馆。
[2] 华人导演李安于2005年指导的一部美国同性恋剧情片，影片讲述了1963年至1981年在美国怀俄明州发生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复杂情爱关系。
[3] 美国民间传说中专管儿童牙齿的仙女，反映了美国人重视牙齿健康的传统。
[4] “一战”后，德意志作为战败民族渴望实现“强国梦”，希特勒的纳粹党敏感地把握住了国民的这种心态，提出了“修改《凡尔塞和约》，收回失去的领土，把相信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联合起来，团结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宗旨，并允诺尽快改变因战后军工企业停产而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
[5] 巴基斯坦的国家官方语言，也是印度宪法承认的地方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主要分布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
[6] 著名的反伊斯兰人士，出生、成长于叙利亚，曾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1979年，一帮恐怖分子冲进大马士革阿勒颇大学（Aleppo University），当场枪杀了苏尔丹的教授。自此，她转而开始质疑所有伊斯兰知识，并公开在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和毛拉们针锋相对，痛斥伊斯兰文化，为犹太人和西方文明辩护。她也因此被穆斯林视为叛教者。
[7]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教授，专门研究中东问题，为麦克阿瑟奖学金获得者。
[8]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基督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9] 16世纪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基督新教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称胡格诺派）的创始人。
[10] 英国著名女园林设计师，2001年进入园林设计行业，专注于设计伊斯兰风格的花园。
[11] 正式名称为山达基教（Scientology），又称科学神教和科学教派等，新兴宗教之一，由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罗恩·贺伯特（L. Ron Hubbard）于1952年创立。
[12] 英国作家克利弗·S·刘易斯所著的《纳尼亚传奇》系列奇幻小说的第二部。小说中，四个孩子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衣橱，能够通向另外一个世界——“纳尼亚”，那里由于受到白女巫的诅咒，“一年四季都是冬天，却永远都不过圣诞节”，而纳尼亚的真正主人——一头名为阿斯兰的狮子将誓死一战，将这片土地从魔咒中解救出来。
[13] 《圣经》新约的一卷书，共16章，记载了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内容，包含他对基督信仰、原罪及救赎等问题的见解。
[14] 索马里裔荷兰人，作家、政治人物、女权主义者，以批评伊斯兰教、反对伊斯兰割礼而闻名。
[15] 魏玛（Weimar）为德国一城市，曾是德国文化中心，18世纪末19世纪初，歌德和席勒在此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使德国文学达到顶峰，史称“魏玛古典主义时期”。
[16] 流行于德国餐馆和夜总会的一种现场歌舞和喜剧的表演形式。
[17] 美国作家，1947年出生于佛罗里达州，擅长犯罪与推理小说。2004年自创了侦探与惊悚文体，并以此创作了一本关于美国被伊斯兰统治的虚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