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
乌托邦化的欧洲 VS 伊斯兰化的欧洲
法国君主制的衰落招致了一众伊斯兰狂热之徒的侵袭。克洛维一世[1]的后代早已失去了自祖先那里继承的精湛武艺，勇猛剽悍的尚武精神亦荡然无存。客观的厄运与主观的缺陷使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的末代国王们被贴上了“懒惰”的标签。最终，墨洛温的国王们头顶着无权的王冠，又葬入了无名的窟冢……法国加斯科尼的葡萄园和著名的波尔多市都被来自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的阿拉伯统治者们所侵占。在法国南部，从加伦河口到罗纳河口，人们假意皈依了阿拉伯的宗教和礼仪。然而，对于这些假意皈依之人，外号“外来统治者”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2]蔑视之极，作为哈里发王室哈希姆家族的后人，他已经统治着被伊斯兰化了的西班牙，以唤醒当地士兵和百姓对真主的信仰为己任。现在，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骁勇无畏的将军又将目光投向法国甚或整个欧洲，命令那里的人们服从伊斯兰先知的预言，并做好执行圣战的准备，即便前方困难重重，也须充满信心，与天斗、与人斗，且斗争到底。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2006年7月4日，《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曾写过一本畅销书——《大生蚝：贝壳上的历史》[3]（The Big Oyster: History on the Half Shell）。在文章的开头，克兰斯基写道：
我实在是受够了美国国父们不可告人的背后企图——如今，必须得有人站出来，大胆地说出心声，否则我们必将永远自欺欺人地苟活下去。我们时代的“美国难题”其实是，究竟这个国家是如何在建国仅200多年后，便从人类的一大希望沦为西方最落后的民主国家？美国拥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医保制度、最混乱的公立教育，以及最差劲的公民福利。在欧洲的贫富差距缩小之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在众多民主国家之中，我们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最欠谨慎，对国际法律的权威最失尊重，此外，我们还成了国际环保合作的最大绊脚石。世上的有识之士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美国以寻求进步之思想。
我们急需作出改变。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如此，却整日操心着一群戴着假发、穿着马裤、崇尚男权还拥护18世纪奴隶制的白人奇葩们的异想天开。
科兰斯基这篇文章的背后假定被广泛认可，且不仅仅受到左翼人士的支持。比如，他认为北欧人的眼窝和脑容积是西方民主国家公民进化的最佳范例；相较于荷兰人和加拿大人，美国人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进化为这一标准。这大概就是“最落后的民主国家”的含义吧：最不像欧洲人的西方人。然而，我们现在应该看清的是，所谓“欧洲领先于美国”，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比美国做得更差劲。美国或许确有不足之处，但在与欧洲的比较中，只有那些对近20年以来的世界发展知之甚少的愚民才会选择赞美欧洲。美国的公民福利最差？也许吧。但是它的失业率也是最低的，大约是法国与德国的一半，常年维持在10%左右。至于“成为国际环保合作的最大绊脚石”，一些欧洲国家确实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迄今也未能达到减排目标；美国虽未签订协议，却通过其长期积累的创新能力实现了真正的减排。那些自暴自弃、妄自菲薄的美国人很可能是一群将希望寄托于“乌托邦”的老顽固，而“乌托邦”这词儿大概也已经过时了有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啦。
如今，两股势力正在欧洲大陆展开激烈对抗：一边是现代民主社会，即美国左翼人士眼中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另一边是复苏的伊斯兰社会，左翼人士声称它不过是卡尔·罗夫[4]（Karl Rove）炮制的一个骗局。这场对抗恰好让我们遇到一个绝佳的机会以验证左翼人士的上述两种说法。欧洲接下来的局面会是如何？要多糟，有多糟！比如社会崩溃、法西斯复兴，然后是欧洲伊斯兰化的漫漫长夜——伊斯兰即便还未蔓延至整个欧洲，至少也已覆盖其最核心的部分。而想方设法逃离黑暗的某些欧洲国家其实也是瞎折腾，终将在国内动乱之后被伊斯兰世界所活活吞噬。
假如欧洲领导人积极应对，我们或可避免一些残忍的杀戮。然而，他们却花费了大把的时间来兜售乌托邦的幻影，至于其他芸芸政客看来也将誓死追随他们同下地狱。不过，若想建立一个横跨欧洲的乌托邦社会，就必须确保欧洲不再屈服于好勇斗狠的激进民族主义。事与愿违，欧盟的执政者现在恰恰成为了招人讨厌的“后民族主义者”——与过去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所谓“后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好战的民族主义的最新变种，而且是最激进的变种。除此之外，在“后民族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美国这个传统意义上最模范的民族国家，竟然成为了欧洲怒火的抨击目标。
事实上，大多数欧洲人并非真的希望步入“欧洲伊斯兰化”的漫漫长夜。然而，真是哀其不幸，眼下的欧洲政治似乎已完全对百姓的内心诉求充耳不闻了。不妨用计算机语言打比方，这并非一个系统故障，而恰是一种系统功能：欧盟的成立，好比是用20世纪70年代的方法去解决20世纪40年代的问题——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正深受群众的狂热追捧。恰如沙特的王室成员、埃及的军事强人穆巴拉克以及其他阿拉伯独裁者在西方努力营造的形象一样，他们俨然成了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航行舵手，而欧洲的领导人其实正以相同的手段蛊惑人心：天啊，如若没有欧盟，我们就得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了。正如2005年年初，当荷兰对《欧洲宪法》进行全民公投之时，总理扬·彼得·巴尔克恩德（Jan Peter Balkenende）警告国民，如果他们过分激进而投票否决，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说：“我去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曾到过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那些血腥屠戮的画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们必须避免类似的悲剧在欧洲重演，这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将至关重要。”
天啊，听他这么一忽悠，欧洲选民该如何选择倒是显而易见了：要么赞成欧洲立宪，要么遭逢新一轮大屠杀。要是有态度中立的选民呢？欧盟的领导人大概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吧。欧洲人总不能都是一群祈盼大屠杀的疯子吧，要是有人觉得欧洲人都是支持种族灭绝的变态，连我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当反驳。然而，在选举中，似乎一直都有种屡试不爽的古怪定律——烂选项有着一种魔力，不停在对选民说：选我、选我、选我，我肯定不是最烂的选项。然而这一次，法国和荷兰的选民却对新宪法投了反对票。这不禁使人回想起美国女权运动盛行时，一些女士T恤衫上所流行的一句口号：“我就是爱说‘不’，你哪儿不理解？”就欧洲的领导人而言，我看他们应该是哪儿都不太理解。宪法公投时，正值卢森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个国家可能比你家别墅的棋牌室大不了多少。时任卢森堡首相、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Juncker）巧舌如簧——就像是一个在约会之日强暴了女友的学生犯，在被告席上油嘴滑舌地为自己辩护——他坚称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会理解，“反对”其实就意味着“赞成”。正如他在全民公投之前所说：“如果公投结果是赞成，我们会说‘历史前进了’；如果公投结果是反对，我们会说‘继续推动吧’。”
这下你明白了吧，假如最终结果是弃权，他肯定会说：“还是有进步呀。”面对人们的种种质疑，容克主席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啦啦啦啦啦，俺就是听不见！”
恐怕只有在独裁者的极权统治下才会出现某种预设标准答案的公民投票。这位欧盟的容克“主席”实则将《欧盟宪法》核心理念中的巨大瑕疵彰显得一览无余，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其对人民意志的极大蔑视。在他面前，这部宪法的设计者——法国前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在选前不停地夸夸其谈：别慌，法国人和荷兰人都是乡巴佬，就算他们想对宪法投反对票，最后也肯定投不下去，咱爷们儿设计的这套东西远不是他们的小脑瓜儿能理解得了的。德斯坦确曾声言：“没有人能真正看懂这部宪法。”德斯坦在起草宪法时，还曾大言不惭地对容克说，他已然视自己为“欧洲的杰斐逊[5]”。是不是杰斐逊很难说，公投前夜，这老家伙儿倒是俨然变成了欧洲的“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一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迷幻乐队，满口吹嘘着一些不知所云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的主旨无非是，对于这部宪法，人民只须记住第一句话就足够了：“我们同意把制定宪法之事交由比我们更加博学的智者全权处置。”
有了这句话，剩下的话也就都无关紧要了：反正你也不可能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这便是家长制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家长制，就是统治者把人民都当成三岁小孩儿，允许旁观，却不准插嘴。由此，一边是欧洲不接地气的政治体制，另一边是老百姓日益增长却又投诉无门的民生关切，两者之间出现了一道日渐加深的鸿沟。如果你继续支持容克和德斯坦的《欧盟宪法》，你不光是在自我了断，而且是拉上尽可能多的陪葬者与你一起跳楼。
欧洲与美国跨越大西洋的分裂之势，既与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无关，也无法因美国选出个更加亲欧的总统而得以修补：假如对岸已被河水吞噬，谈何“搭建沟通的桥梁”？2004年，西班牙在恐怖爆炸之后却选出一个准备从伊拉克撤军的新首相，如果美国人觉得这次大选结果[6]是个奇耻大辱的话，那就等着瞧瞧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下一轮选举大戏吧。试想在美国，独立参选人拉尔夫·纳德[7]（Ralph Nader）在摇摆州[8]仅获得2%—3%的支持率，选举学家们已然觉得不可思议，开始对这一结果的影响力进行评估。试想，在未来的某次选举中，倘若20%的选民都是离群索居的穆斯林人口，情况又将如何波诡云谲？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从欧洲获得的支持微乎其微。当年尚且如此，你自己琢磨10年或15年之后，欧洲还能对美国有多大帮助吧。
哦，对了，10年或15年之后，还不一定有没有欧盟了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欧盟将在2020年以前宣告解散。我个人觉得这个预测结果还算是保守的呢。“9·11”事件之后，我一直对欧洲形势持悲观态度，预言欧洲的“穆斯林火药桶”马上就要引燃，也预言与前几轮选举一样，在接下来的几轮选举中，欧洲的这种内部矛盾将愈加展露无遗。假如你恰是国际媒体口中借以讽刺美国的“坚持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乡巴佬”中的一员，你或许会觉得欧洲像极了《〈圣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9]——只不过因为欧洲的任性乖戾，四位骑士的出场顺序与《〈圣经〉启示录》恰好相反：死亡——因太过自私而不克繁衍的欧洲种族的灭绝；饥荒——中央集权保障下的穷奢极欲的福利制度的终结；战争——由经济和人口因素导致的血腥内战和实力衰竭；征服——欧洲重新沦为伊斯兰的殖民地。
幸好，大多数欧洲人都堪称“理智”“开明”，也告别了唯“基督教”马首是瞻的阶段，才不会相信诸如启示录之流的过时观念。不过，一目了然地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其实都心知肚明，其所身处的欧洲大陆正在日益衰竭，唯一的疑问只是——究竟是以风平浪静的方式寿终正寝，抑或是在兵荒马乱的暴戾中溘然长逝。
无论如何，我敢打赌欧洲一定命不久长矣。
一部曲：死亡
老欧洲有很多地方令人心驰神往，比如一些古建筑、美食，还有那些花枝招展、炫耀身材的性感女人。相较于美国泽西岛的大卖场，欧洲大陆是“浮华造作”的。不过，这种造作专属于那些生活在“一战”之前的巴黎、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表面上，他们穿着考究整洁，行事圆滑世故，谁知其体内却遭受着梅毒和淋病的蚕食与折磨？一个享乐主义者的人生前途必然是死路一条，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他倒下之前，还有多少个已然染病的享乐主义者即将油尽灯枯。眼下，17个国家的生育率已经跌破了“史上最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育1.3胎，而这些国家迄今仍在前所未有的自我灭绝之路上奋力前行。我衷心希望还未染病的某些国家能够鼓起勇气改变时局：我不相信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当初能够拼上性命赶走苏联人，仅仅二三十年过后就被来自大陆西端的另一场浩劫蚕食殆尽。然而，欧盟的逻辑却是让目前染病程度最低的国家——美国——介入到其核心成员国——德国和法国——的问题中来，而这些国家的严重问题可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愿意牵扯的。
到了205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一亿，欧洲人口却将减少一亿。1970年，意大利5岁以下的儿童共计460万人；2004年，这个数字减少到了260万。倘若今天我们身边的儿童数量越来越少，20年后我们身边能够生儿育女的成年人也自然会相应地越来越少。如此算来，你觉得2020年意大利的人口数字会是什么鬼样子？假如你认为一个国家只不过是个人来人往的“大酒店”（加拿大小说家扬·马特尔曾这样赞许地称呼自己的国家），每当你想广纳房客以填满闲置的房间，你大可降低房费以吸引外来的潜在顾客。然而，如果你把国家视作一个集体，由无数拥有着共同历史体悟的智慧之躯会聚而成，那么单单依赖外来移民进行人口补充，最终只会使你陷入一片茫然，一旦面临困境将会完全不知所措。
“一切为了孩子的未来”，欧洲议会选举中所乱扯的口号，在美国人眼里是多么地空洞虚伪。2005年德国大选时，选民们的投票对象竟只有——一个无儿无女的男人（施罗德先生）和一个无儿无女的女人（默克尔夫人）——这在美国被视作一个统计学上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稀有现象。看来中央集权下的欧洲大陆，打定主意要将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演讲中曾提到的一句非洲谚语作为座右铭：“全村尽力才能养育好一个孩子”，不过，末了他们会发现事与愿违：在欧洲，儿童数量的骤减终将导致“全村”都走向人口灭绝。大多数欧洲“村民”至今仍对一对儿显而易见的矛盾视若无睹：你不可能一边拒绝繁衍后代，一边又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满腹怨言——其实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那些土耳其人正好就是欧洲人嫌麻烦而不想生养的孩子。
其实，人口灾难恰是在你静享美好岁月之时而悄然降临的：你在大学里待到38岁，你45岁就提前退休，你每年都有两个月泡在蔚蓝海岸美滋滋地度假，你品味着葡萄美酒的甘醇和鹅肝松露的美味，你每周只须工作28小时因而有大把的时间在街上闲逛……这一切都是如此其乐无穷，以至于你根本找不着时间生孩子。当你去郊外别墅欢度周末时，你以为在你经过的下一条街、下一个镇，或者沿途的田园村庄中，一对小夫妻正在努力“造人”？他们真的没那时间。
然而，奇怪的是，欧洲人还是不快乐。由于德国人太过忧郁颓废，德国政府不得不于2005年发起了一个“日耳曼乐在其中”的宣传活动。在该活动中，老人们出面抗议年轻人的安逸生活，同性恋们在大屠杀纪念碑周围集会，著名运动员卡特琳娜·维特[10]（Katarina Witt）和一群漂亮的小孩儿一齐把手指指向镜头并高声喊出“你就是德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激励那些整日宅在家里看电视的萎靡不振的德国青年。不过在我看来，这招儿也不怎么管用。欧盟自以为已经摆脱了通往幸福终点的各种阻碍——战争、政治、工作、寥寥可数的闲暇时间、惹人烦厌的三姑六婆，特别是还摆脱了基督教的精神压迫——然而，这些欧洲的公民却还是觉得郁郁寡欢。正如利物浦的约翰·列侬国际机场（John Lennon International Airport）打出的广告语所言：“举头三尺，唯有蓝天。”[11]在欧洲，人们执迷不悟地陷入了多愁善感与虚无缥缈的“想象”之中：
“想象世上本没有天堂。”没问题。大多数北欧人以及荷兰人和比利时人都是如此，他们是历史上最早一批无法相信天堂可能存在的人类：此前还未曾有过如此自甘堕落的上帝子民。
“想象所有人都只是活在当下。”可不吗，眼下欧洲不就是这般世俗的鬼样子？
“想象这世上再无国与国的界限”。可不吗，眼下欧盟不就是一个“后民族主义”的伪国家？
“没有杀戮或死亡/也没有宗教信仰。”你说对了。
然而，不知何故，“世人皆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想象，似乎并未成真。
不难发现，自从欧洲放弃了虚无缥缈的宗教信仰，它似乎也日渐对实际可见的未来生活失去了信心。2002年9月11日，“9·11”事件一周年，有一组民调结果显示：61%的美国人对未来感到乐观，相较而言，加拿大为43％，英国为42％，法国为29％，俄罗斯为23％，而德国仅为15％。我估计欧洲的这组数字近几年不可能再增长。
过去十年，在美国各大报纸上刊登的文章中，哪一篇最可笑？最有希望夺魁的是2005年8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题为《法国的家庭观念》的专栏文章，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权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的主要观点是：当狭隘的美国保守派们针对“家庭观念”而嘴上絮叨个没完之时，欧洲人早已开始在行动中实践“家庭观念”了，他们甚至还制定了更加有利于“家庭和睦”的政策措施。克鲁格曼教授声称，在欧洲大陆，“政府的政策创新实际上使得公民能够实现一种于公于私两得其便的公平交易——人们能够以降低收入为代价，换取更多与朋友和家人的共处时间”。
一个本应敬终慎始的经济学家是如何妄下此种谬论的呢？他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些所谓的“家庭友好型”政策，其结果反而使得没有人再拥有家人吗？检验政策效果的首要标准，难道不是其对家庭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吗？
既然公民有了这么多闲暇时间，欧洲是否因此而取得了什么瞩目的成就？欧洲人的工作时间少于美国人，他们也不需要支付自己的医疗花销，他们不用去教堂做礼拜，他们不参加任何民间社团活动，他们不结婚，他们也不生孩子，当然也就没有可能送孩子上学、看孩子打篮球，或者带孩子去乡村集市参加四健运动会[12]。
那么，这帮欧洲人到底整天在忙些什么呢？
咱们暂且不提欧洲缺乏世界一流企业这档子事儿：毕竟欧洲人把世界一流企业都视作美国物质主义所催生的洪水猛兽，大多数欧洲人都瞧不起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不过话说回来，欧洲的一些准国有企业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比起美国联合航空或大陆航空公司，我更钟情于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然而，欧洲人原本重视的其他成就怎么样了呢？既然有这么多闲暇，曾经伟大的欧洲艺术眼下去了哪里？诚然，美国作曲家格什温（Gershwin）和伯恩斯坦（Bernstein）比不上欧洲的巴赫（Bach）和莫扎特（Mozart），如今，在欧洲大陆上又孕育了哪些当代文化巨匠？我看到的情况是，欧洲的流行文化反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了。50年前，当欧洲的福利主义还没有钳制住人们的灵气，法国还有比美国更好听的流行歌曲，意大利还拍得出比美国更好看的艺术电影。如今，欧洲的科学精英又身在何处？告诉你吧，他们都待在美国的高校里苦心钻研呢。与此同时，欧洲政府将大量财富注入了一些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恰如空客380和QE2飞机一样，号称一次可承载500至800甚至1000名乘客——只不过要是真有人想订购这种飞机，他们首先必须考虑在所有的机场重修跑道以兜住这个庞然大物。不过千万别误会我，我觉得这种飞机终有一天还是能派上用场的。到了大约2015年，它在灾后的大规模疏散行动中肯定有用武之地。
美国作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曾在《以我们之手》（In Our Hands）一书中写道：“当生活变成一场没完没了的野餐聚会，人们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伟大的思想文化将成为一剂救命的强心针。而这恰是欧洲综合症的病根儿之所在。”欧洲大陆早在人口消亡之前就已经进入了漫长的精神死亡期。17个欧洲国家的生育率已经跌破了“史上最低”，孩子们都去哪儿了啊？其实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就在你的身边：你瞧，那个正在路边小店里呷着咖啡、听着音乐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也真是怪了，一个意图掌控大局的家长制国家，最终却要一些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为其承担责任。政府制度了针对成人的福利决策，而成人们却把省下的零花钱花在了唱片收藏上。无巧不成书，英国作家西莱尔·贝洛克[13]（Hilaire Belloc）在《奴性的国家》（The Servile State）一书中极富先见之明地预见了欧洲大陆的此情此景——该书出版于1912年，那时候，唱片都还没有发明，成年人也并不像今天这般积弱寡能。贝洛克认为，福利政策的长期成本便是人口的幼龄化。在富裕的民主国家中，民众普遍期望对于收看哪些卫星电视频道拥有完全的自主选择权，可是，到了医疗健保的问题上，他们竟愿意把自主选择权全部交由国家统一处理。希望自主掌控无关紧要的休闲活动，却又愿意将足以改变生活的核心事务“外包”给政府，欧洲公民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然而，眼下的欧洲社会就是如此，它专注于一种“生活就是昏睡”的执念，你又如何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呢？
二部曲：饥荒
2005年，在英国及世界各国遭受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后，据报道德国将考虑设立一个专属于穆斯林的公共假日。德国斯普林格出版集团（Axel Springer）的首席执行官马塞亚斯·多夫纳（Mathias Döpfner）评论说：“（如果民意调查是可信的话）有相当一部分的德国政府成员和德国民众均认为，设立官方的穆斯林国立节日将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从狂热伊斯兰分子的怒火中解救出来。”
好极了，20世纪30年代的绥靖主义者就是这么想的。以带薪休假的方式重蹈绥靖主义的覆辙，德国人的方案把欧洲的新旧劣根巧妙地合二为一了。如果你想概括眼下的欧洲情势，请参考2005年发生于法国南部的一则新闻：在马赛市，一位男子被控犯有欺诈罪，为了继续领取已经辞世的母亲每月700欧元的退休金，他竟和亡母的尸体同住了五年。这位马赛男子的母亲咽气之时已94岁高龄，截至去世她已领取了30年左右的政府退休金，但她贪得无厌的儿子并不满足，期许可以让这笔不劳而获的钱财继续滚滚而来，或许一直延续到其母百岁冥诞之日。于是，他将母亲的尸体埋在卧室的一堆垃圾之下。此外，他还录制了一段女声录音，每逢社保办公室来电便为其播放，足以令人以为其母尚存于世。路透社将这则新闻的标题定为：“法国男子为续领退休金与亡母同居一室。”
这个标题真是对欧洲问题的完美概括：人口枯竭，福利成瘾。
我们不妨打个比方，欧盟就是马赛市的那栋公寓，欧洲的乌托邦政治理想就是那具死尸，奢侈的政府福利就是那位母亲的退休养老金。就拿德国这个欧洲的经济发动机举例，我们随便挑一个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发展指标来衡量一下它是否健康吧。失业率——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房价——一路下跌。新车购置率——2005年不到15％，比1999年还低。哈，社会疯狂程度呢？在30岁以下的德国人中，有1/3认为该为“9·11”恐怖袭击事件负责的是美国政府。
失业率、房地产和汽车销量，这些都是可以逆转的经济指标；然而，最后一个数据表明，德国选民不太可能成为理性的辩论对手，尤其是事关当务之急的重大问题，比如是应放弃无以为继的福利制度，还是应创造更多的人口去维系它——假如要创造人口，究竟是应通过吸纳外来移民，还是研究制造一批机器人，抑或是以传统的方式赠送巧克力、调暗灯光、用高清音响播放约翰尼·马西斯[14]（Johnny Mathis）的销魂金曲以勾引成年男女闭门“造人”。不过，统计数据显示：30%的德国成年女性至今仍未生育。在德国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40%。看来，鼓励国民生育以增加人口的法子收效甚微。
即便如此，2005年德国大选之前，民意调查显示70％的民众不希望继续削减福利，只希望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不管这富人是谁），同时，只有45％的德国人认为竞争对经济成长和增加就业有益。似乎总要等到一切都覆水难收，欧洲选民才会认真考虑“必要的革新”和“痛苦的改变”。实际上，欧洲国家越是拖延“痛苦的”变革，他们的未来就会越发痛苦。
事实上，欧盟面临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从过高的移民率到刺眼的养老金赤字，背后都有一个关键原因：新生儿的极度匮乏。每天你都能听到越来越多对于欧洲未来的尖锐评论，不过也仅是限于说说而已。你可以信口开河，说自己被历史的抽水马桶冲走了，并且淹没于污秽的过往之中；不过按现在的形势看，真被抽水马桶冲走也是不大可能。德国东部的村镇社区已经黯然凋敝，其结果之一就是，村镇的污水处理系统由于极少使用已难以运转。由于人口急剧下降，马桶的冲水量也跟着迅速减少，最终导致废物难以正常流动。一般来说，政府的基建开支皆源于需求的增加。可现如今倒好，由于居民排水的需求量急剧下降，政府还得花高价去收窄下水道。
从未有过类似欧洲这样的先例，好端端的一个发达社会竟会出现治理能力的严重衰退，且早期的迹象已经表明这将会带来高昂的代价。有识之士一再点明，环保主义者对此开出的药方完全是本末倒置：现代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什么“可持续增长”，而是持续缺位的增长本身。直到最近，才有些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妨比较以下这组数据：到2050年，美国公共养老金的支出总额预计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5％，德国是16.9％，西班牙是17.3％，希腊则高达24.8％。在欧洲，与其讨论不得不削减福利的暗淡前景，不如平静地等待末日的降临，恰如电影《音乐之声》中的著名插曲《珍重，再见》[15]（So Long, Farewell）所言：“别了，晚安，所有的人儿啊，珍重，再见。”美国的改革者们喜欢拆穿真相，直言社会福利其实就是一个庞氏骗局[16]（Ponzi scheme）。而欧盟面临的问题则更加复杂：整个现代欧洲的政治大厦都是一个庞氏骗局。而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等政治地标迄今都没有任何迹象能造就出什么像样的领导人，以坚强的意志去解决迫切严重的社会问题。
德国的经济正在萎缩，德国的人口趋势更糟，不仅正在萎缩而且日益衰老，福利债务导致的灾难性问题即将来一次大爆发。这也不稀奇，德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平均比美国人少了22%，原因是没有哪个想获得选票支持的政客会提议增加德国人的工作时长。与之相比，荷兰人和挪威人则更是出奇地好吃懒做。
上述现状并非源于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它应该一路追溯到……哦对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福利社会其实应归功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正是由于美国的军事援助，欧洲国家便不必在枪支弹药上砸钱了。由此一来，政府减轻了军事预算负担，转而将更多的财政支出集中于经济民生，当然还有巴结选民。可是，即便降低了军事开支、减轻了国防压力，欧洲国家要想维持社会福利的发展，归根结底依然要依赖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遗憾的是，欧洲的经济增长早已不见踪影，其人口总量也呈一路下跌之势。
当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对国内这些鲁莽的选民做出了回击。他任命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一个与民意隔绝的精英统治集团的代表——为法国总理。这位老兄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在伊拉克战争的备战阶段，他顶着个大背头极力阻挠参战议案的通过。德维尔潘先生在家里喜欢用拜伦式风格[17]的门锁，此外还热衷于以最最蹩脚的方式创作拜伦式的打油诗。不过，无论何时他上CNN频道的新闻节目，支持美国民主党的那帮幼稚观众们都会给主播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和杰克·卡弗蒂（Jack Cafferty）发去追星邮件，质问为什么粗鄙的美国出不了一个如德维尔潘一样谈吐儒雅、博学多识的政治领导人呢——如果说小布什总统是电影《第一滴血》中的莽汉兰博（Rambo），德维尔潘简直就是法国诗人兰波（Rimbaud）再世——名字倒是相似，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于是，面对着鲜花和掌声，在就任法国总理后的首场演讲中，这位老于世故的法国绅士便忍痛向选民再三保证：尽管过度管制的福利社会已经暮气沉沉，这一内部矛盾完全可以交由“法国精英”顺利解决。德维尔潘说：“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主要矛盾并非存在于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墨守成规者与革故鼎新者之间。众志成城、未雨绸缪、济弱扶倾、勇往直前——这就是我等法国精英的本色！”
哎哟我的天啊！说得太好听了！简直酷毙啦，不是吗？那一套一套的优雅词句正是“文章本天成”，时刻等待着一个头顶时髦大背头的法国妙手恰到好处地信手拈来。在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中，德维尔潘对于繁复措辞的拿捏分寸真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什么众志成城和未雨绸缪，什么济弱扶倾和勇往直前，什么墨守成规和革故鼎新，什么怠惰不前和恐慌失措，更不用说他那冷酷的神情和无谓的手势，以及各种专业术语和街头俚语的任意混搭……法国选民的内心忧虑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社会治安、就业情况、移民问题。然而，对于舞文弄墨的德维尔潘来说，这些话题都太过于沉闷无奇，还是讨论些云山雾罩的东西吧，围绕着众志成城和未雨绸缪的法国精神，他可以慢条斯理地一直讲到下个世纪。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的政治情势已经堕落至此，任何真正值得商榷的关键问题从来不会被政客们谈起。在这一点上，奥地利是个典型：年复一年，不管你把选票投给中左派还是中右派，最后的结果都是两党联合执政，且谁是略占多数的执政党都无甚差别——这么看来，奥地利表面上是两党制，其实就是个一党制国家。在法国，希拉克总统也不是大家印象中的“中左派”政客，简直是“似左似右又似中”——而只有当他与“似左似右似中又似中左且似中右”的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站在一起时，才能显出一丁点儿政治立场的微妙差别。然而，即便是本该针锋相对的竞选对手，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中，两人关注的热点依然如出一辙，无非都是高税收、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的“三高”问题。
美国人也常用这种方式嘲讽本国的政治体制——比方说，他们把美国的政党统称为“共和民主党”。不过，相较于西欧的任何一个国家，美国的政策措施依然更加迎合民意，意识形态也更加丰富多彩。在欧洲，装聋作哑的各大政治派系都已趋于一致，不再具有明显的政策差异。人们早已厌倦了战后以来的社会现象——比如永远保持在两位数的失业率，比如自己所居城市的日益伊斯兰化——尽管如此，他们仍未打算放弃优渥的福利、短暂的工作日、漫长的带薪假期和终身无忧的工作铁饭碗。正因如此，要想解决欧洲的结构性难题，首先要在民众心中开启剧烈的文化变革。欧洲能否真的将人民动员起来，大干一场“壮士断腕的经济改革”呢？其实，经济改革永远都只是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运动，统治阶层推动改革时无不掺杂着特殊的政治情感和意识形态。针对布莱尔首相亲欧盟的农业改革政策，英国《卫报》就曾予以严词揭露：
布莱尔先生对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反复鼓吹，其实反倒一再证明了其改革政策的不合理之处。将40%的税赋收入毫不含糊地投入到全欧洲区区4%的劳动力（农场主）身上，怎么看都是件不靠谱的事情。对于欧洲大陆的其他芸芸众生而言，农村地区不论是在社会、心理或者审美层面，也都具有不可剥夺的重要性。
我估计“审美层面的重要性”是说，“乡村本来风景如画，真的都划给了农场主，我们以后得驱车绕过好几个法国农场，才能到达度假别墅，看到如画的田园风光。”在法国文化中，田园生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是那又怎样呢？天主教堂本来也是如此啊，如今还不是门可罗雀，凄凄惨惨戚戚。天主教传统的大家族也是如此啊，如今不也退化成了人丁冷落的独生子家庭。那些古老的村落也早已容颜逝去，如今都挂上了法国遗址公园的牌子，英国的纳税人为何要出血去维护法国的这么一个破落之地呢？这与投资给迪士尼拍摄动画片《巴黎圣母院》（Hunchback of Notre Dame）一样毫无意义。既然法国人离得了大教堂和大家族，少了几个大农场又算得了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法国而言困扰不了多一会儿，按照现有的经济共同体规划，欧盟迟早还是得掏钱为那些大农场买单的。
三部曲：战争
据法国埃夫勒市旅游局发布，2005年11月的第一个周末，一场盛大的奶酪文化节在市政厅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天，小伙伴们本应愉快地玩耍，尽情品尝清甜的苹果、甘美的果酒、香郁的奶酪。然而就在这一天，作为诺曼底大区厄尔省的首府，这座遍布教堂与钟楼的秀美小城却经历了一场浩劫，城中心的商店、邮局、两所学校和50多辆汽车，哦对了——还有警察局——都在短短一天之内被毁得满目疮痍！谁干的？——“青年”！
在市政厅广场前，正在接受次访的市长让-路易·德布雷（Jean-Louis Debré）义愤填膺，对于本该兴冲冲地品尝奶酪的平民百姓们所遭遇的这场无妄之灾，他似乎感同身受。德布雷对记者说道：“当时大约有100人肆虐横行、残民害物，最后只留下一片残垣断壁。不过别担心，他们的势力微不足道，丝毫撼动不了我们的社会秩序，这帮人根本算不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员。”
呵呵，他们可能的确算不上社会的一员，但是市长先生，我看您应该算是他们的一员吧。
德布雷市长——希拉克总统的政治亲信——在对记者说明情况时，似乎说错了暴民的人数。据估计，当天约有200名“青年”参与了暴动事件。他们挥舞着棒球棍，肆意袭击无辜平民，受伤者中甚至还包括十几名消防员。对此，德布雷市长还在接受法国信息电台采访时说道：“那些为此次暴行负责的罪犯，可别当我在开玩笑！你们若是还想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友好的社会，就不能再这么猖狂下去了。”
哎哟喂！谁敢当您在“开玩笑”啊？看来在诺曼底，可不是只有奶酪才软趴趴的，软弱可欺的人也多了去啦。就算高度集权的法国体制已经严格限制了穆斯林移民的跨区流动，德布烂先生——呀，说错啦——德布雷先生也不至于这么天真烂漫地自以为天下太平，以至于一点儿都没想想这些暴徒是否真是为了“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友好的社会”才实施了暴动。也可能他确实想过，只是政治人物和大众媒体似乎都已习惯了为“天下大同”的过气幻想涂脂抹粉，而将真实的想法深深掩埋于心。
2002年12月，我受邀参加一个有关欧洲问题的研讨会，轮到我发言时，我便开门见山说道：“我发现，对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未来抱持乐观情绪，要比对荷兰和丹麦的未来心存天真幻想容易得多。”话音刚落，左派人士就认定我神志不清了，他们坚信：欧洲仍然是西方世界发展与进步的桥头堡。到了2006年，右派人士也对这一论点提出了毫不客气的质疑，批评如我一样的小布什主义者荒谬绝伦、鬼话连篇：当穆斯林已对欧洲自由构成威胁，自由又如何拯救伊斯兰世界？
不过，穆斯林和欧洲也并非完全站在彼此的对立面。在中东，情况可能确实如此，正如旅行团的导游常对游客念叨的那句词儿：从这儿到那儿不通。但我还是觉得存在输赢参半的机会，能让咱们从此时此地的欧洲在去往伊斯兰世界时至少也能走到旅途的中点。不管现时有多少问题，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还是会进化为与其他理性的和谐社会一样的自由国家。欧洲国家则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社会动乱与日俱增的同时继续坚守自由价值：他们正在去往伊斯兰世界的单行快速路上勇往直前，直到抵达一个无法令人欣喜的终点站为止。“9·11”事件后半年，我在欧洲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旅程——那里竟和穆斯林的贫民窟一样。接着我又飞往了中东地区。说句实话，比起阿拉伯半岛，我在欧洲遇到的穆斯林要古怪暴躁得多。倘若我说的话不足为信，瞧瞧欧洲穆斯林们说的话吧：“9·11”袭击是由一个名为“汉堡支部”（Hamburg cell）的德国恐怖组织发起的；鞋子炸弹案的主犯是个英国人；将美国记者丹尼尔·珀尔残忍处决的是一名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
没错，在西方世界中，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民主制度更为完善，成功带领着相对同质的人群走进了“多元文化”社会。相较而言，欧洲社会似乎更接近二元文化，而非多元文化。如今，北欧国家也逐渐同质化，短短二三十年间，40%的公民都成了穆斯林。不妨想象一下，我们重返了殖民时期的北美新英格兰，那时，乘坐五月花号跋涉而来的英国清教徒已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繁衍。一天清晨，当这些清教徒们醒来，却赫然发现名叫奥尔登（Alden）、斯坦迪什（Standish）、库克（Cooke）和温斯洛（Winslow）的老伙伴们都已经年逾半百，而那些朝气蓬勃的小青年的名字里却都带着艾哈迈德（Ahmed）和穆罕默德（Mohammed），这真是何其悲催，令人不胜唏嘘啊！今时今日，这一幕其实就在荷兰的鹿特丹与瑞典的马尔默活生生地上演着。人老力衰的本土公民和年富力强的穆斯林移民泾渭分明，恰如加拿大魁北克的英国后裔和法国后裔一样隔膜。倘若你所生活的社会中有三四种甚或更多的异质文化，你们大可一起手拉手高唱一曲《天下一家》。可是，假如一个社会里只有两种文化——你们自己一种，其他人一种——那情况可就棘手了。二元文化社会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一种社会形态，特别是当两种文化势均力敌时，就更是祸乱交兴了——今日的欧洲正朝着此种社会形态加速前行。如你所见，法国、奥地利、比利时与荷兰的妇产医院里，成群的穆斯林产妇早已印证了一切。
拿斐济来说吧——斐济当然不能与法国同日而语，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斐济已经荣享了一个世纪的和平、稳定与法治进步，这份长久的安宁，法国也望尘莫及。斐济的人口基本上是由斐济原住民和作为英国雇工迁居而来的印度人所构成。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斐济原住民占总人口的46.2%，印裔斐济人占48.6%。不考虑近亲通婚的情况，两种人口比例基本上是一半一半。1987年，斐济诞生了第一个由印度裔占多数席位的政府。然而，内阁成立一个月后，曾获不列颠帝国勋章的斐济族军官西蒂韦尼·兰布卡（SitiveniRabuka）上校就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若干年后，他还将发动另外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