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斐济，有没有一个与今日法国更相似的例子？当然有。在那些相对和平安宁的二元文化社会里，政治阶层也是各自为营的：在北爱尔兰，共和派与保皇派针锋相对；在加拿大魁北克，分离派和联邦派旗鼓相当。不妨想象一下，到了2020年左右，伊斯兰共和党联盟在法国大选中将赢得国会的多数席位。支持希拉克总统的政治派别只能耸肩认命，而为了迎合民意，德维尔潘先生也不得不开始在诗朗诵一般的演讲词中加入《古兰经》里的精彩章节了。但作为政治极右翼，让-马利·勒庞先生或者（那时已继承大任的）他的女儿也会轻易接受这个事实吗？还是说不接受也无可奈何？毕竟要想在法国成为发动兵变的兰布卡上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斐济的情况还算好的——起码一系列政变都是以不流血的形式发生的——与充斥暴力的二元文化社会如卢旺达相比，斐济的暴力程度确实较低。但不流血的政变背后，更多是源于斐济原住民与印度裔居民之间并非格格不入的思想差异。相比之下，法国原住民和穆斯林移民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简直就是天差地别了。反对小布什总统外交政策的人一直声称，伊拉克如今只是个法律意义上的实体，根本不可能再成为正常国家了——他们真该先看看荷兰的情况。你是不是觉得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一直以来都是势不两立？那么，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荷兰，世俗化的同性恋吸毒者与反嫖娼、反淫乱、反一切的宗教激进主义者之间，其关系简直可谓不共戴天。在伊拉克成立一个名为“库尔德斯坦”的国家，绝非伊拉克人所能容忍之事；与之相似，你若敢在“荷兰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一个名为“淫秽斯坦”的国家，穆斯林还不把你给吃咯？欧洲当下的问题非但没有击倒小布什主义，反倒成了小布什主义可以大展身手的重点战略地区。
说到“法籍”的“青年”，一位住在法国昂蒂布的先生曾告诫我，不要把那些不受待见的小青年说成“宗教激进主义者”，建议我再好好端详一下这群人。他说：“这些年轻人看起来就像洛杉矶的街头黑帮，一点儿也不像那些未经开化的蒙着头巾、假扮先知的猴子。”
且不谈大街小巷里呼喊而出的“真主万岁”，我这位法国朋友说得一点儿都没错。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理论上说，“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在于将各自美好的异质文化进行交互传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就现实来看，“文化多元主义”却总是把异质文化中的糟粕广为传播：穆斯林文化中最糟糕的一点——蔑视女权——与西方文化中最差劲的部分——妄自尊大——完美地熔于一炉。君不见，在英格兰北部的大街上，那些理着光头、露着纹身、打着穿孔的巴基斯坦黑帮青年们正旁若无人地招摇过市，与加拿大皇家卫队里戴着头巾的锡克教骑警一样引人注目——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多元主义的产物。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者也曾这样自我描述：我们把伊斯兰的身份认同与过去的欧洲极权主义合而为一了。由此一来，无论是蒙着头巾还是扮成黑帮，伊斯兰教都成了当今世界最不受待见的一个身份认同，恰如当年的共产主义一样。
2001年，巴黎选出了首位明确“出柜”的同性恋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ë），同往常一样，这再次证明了巴黎市民对同性恋话题是多么地开放宽容。为了给优雅的巴黎增添几分同性恋的气息，这位新科市长可谓煞费苦心——比如，他不惜成本，命人沿着塞纳河摆放了数也数不清的盆栽棕榈树和五彩大阳伞。此外，该市长最伟大的功绩之一要数发起了于2002年10月5日举行的“不眠之夜”——巴黎的各大地标建筑灯火通明，全城的百姓共襄盛举，彻夜不归。你可以夜游卢浮宫，可以一览夜色中壮观的凯旋门，也可以整晚盯着光彩四射的埃菲尔铁塔，若是在黎明来临之前你已遍赏美景，还有免费的咖啡和牛角面包供你品尝充饥。那一夜，巴黎市政厅也装扮得像个时髦夜总会——而且门口连一个拿着金属探测器的安检人员都没有——咳，一个播放着爵士乐的夜总会要啥金属探测器啊？
然而，就是在这个“不眠之夜”，德拉诺埃市长在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差一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遇刺身亡，刀口与他的主动脉仅仅差了一英寸而已。不过，在受伤之后，勇敢坚毅的市长先生坚持让庆典继续，而他本人则被送往萨勃特慈善医院（PitiéSalpêtrière hospital），经过3小时的紧急抢救才得以保住性命。
那位差点置他于死地的杀手是个穆斯林移民，名叫阿瑟丁·贝尔卡内（Azedine Berkane）。然而，当权派却煞费苦心地强调，市长先生虽然险些遇刺，但好消息是这个杀手不是恐怖分子，他不过只是个仇恨同性恋的普通穆斯林而已。
我倒是纳闷了，这条消息究竟是怎么个“好”法？
据称，贝尔卡内生活在一个随时暴动的贫民窟里，法国《世界报》（Le Monde）曾经采访了他的邻居，其中一人说，“他跟我们很像，我们都憎恨同性恋，因为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有违天理了。”
“同性恋是反伊斯兰的，”另一个邻居说，“穆斯林是不允许出现同性恋者的。”
在大多数案例中，一般恐怖分子的行动诉求都是和外部压力直接相关的：当你的军队入侵了他的国家，他能安之若素吗？好吧，我们确实也可以考虑把军队撤走。
然而，如果一个穆斯林仇恨你，你以为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吗？不，他们的憎恨完全不受外部压力的影响。
有人把英属巴勒斯坦戏称为与上帝二次立约的应许之地：一个西方民主社会与一帮穆斯林的不逞之徒共存于同一片土地（的大部分地区）。瞧瞧，这话说的难道不也正是欧洲吗？圣战分子深知，欧洲是唾手可得的地盘，美国则太过遥远。随着穆斯林移民不断壮大，中东地区老谋深算的伊斯兰领导人开始充分利用现代的人权观念说事儿，动员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争取权利，就像当年号召巴勒斯坦人众志成城、斗争到底一样。比如，当法国考虑在学校实行“面纱禁令”时，政府不得不同时派出了好几个内阁部长去征询埃及裔伊斯兰阿訇的意见，我看他们甚至还默认了伊斯兰学者关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是伊斯兰共同体中一个偏远省份的离奇观点。正如犹太复国组织所证明，伊斯兰共同体可不是一个你随便签约就进得来的健身俱乐部（不过伊斯兰学者的离奇观点，确实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外交部能够容忍伊朗成为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照这样下去，法国必将成为第三个拥核的伊斯兰国家无疑了）。
假如伊朗开始在法国或荷兰稍稍撒些钱支持恐怖袭击，恰如其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在黎巴嫩和加沙已经开始的所作所为，事态会如何发展呢？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你以为究竟是什么动力能让一个欧洲穆斯林心甘情愿地在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恋酒吧里引爆自己呢？
然而，真正明白该出何对策的欧盟领导人却是凤毛麟角。从法国施行“面纱禁令”和英国实施“惩治煽动种族仇恨法案”的曲折过程就不难看出，欧洲国家正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口中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与穆斯林的价值观之间游离徘徊，而如何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斡旋妥协，也已成为欧洲政治文化的核心活动——对于一个少数族群而言，这是何等可观的成就！对此情势，“9·11”事件之前鲜有几个欧洲人先知先觉。与此同时，跨越国界来到欧洲的，也不都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或者提着核武器手提箱的恐怖分子——他们终有一天也会来的——然而，即便手无寸铁，他们依然带来了血腥暴力、蛊惑人心、激进狂躁的意识形态。最后说个有趣的讽喻，可能会触碰到欧洲反犹太主义者的脆弱神经：现如今，欧洲的老牌反犹者们竟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化身成了穆斯林所意欲赶尽杀绝的犹太人，这岂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笑的笑话之一吗？
四部曲：征服
2005年，英国《卫报》报道称：“昨晚，一群法国青年朝警方开枪，并烧毁了逾300辆汽车，自暴动发生一周以来，巴黎附近各市镇都经历了最恐怖的一夜。”
咦，这些“法国青年”是谁？是那些名叫皮埃尔（Pierre）、雅克（Jacques）、马塞尔（Marcel）和阿方斯（Alphonse）的小青年吗？就算这些“青年”大部分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国公民，你只须在巴黎市郊观察一阵儿就不难发现，这些暴徒从来都没把自己的身份认同视作“法国人”，以后可能也永远不会。事实证明，“9·11”事件四年后，法国“街头无赖”的人数在与日俱增，且大部分集中于巴黎的北郊小镇——克利希苏布瓦（Clichy-sous-Bois）。自21世纪初以来，法国的穆斯林一直在策动着反犹太教堂、反犹太屠夫、反犹太学校的起义运动。对此，政治人物关心的却是，只要袭击目标未向犹太人以外的族群扩散，就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在一点点地败下阵来。与美国的亲欧派相比，法国的穆斯林混混们对于希拉克总统为何反对伊拉克战争可能看得更加透彻：这无非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征。
历史上，法国也有类似的经历。732——不是指代穆斯林在晚上7点32分于巴黎郊区策动的焚毁雪铁龙汽车的暴力事件——而是指公元732年，也就是距今1300多年前。彼时，穆斯林军队所向披靡，一直将阵线推进至直布罗陀海峡以北的1000多英里，控制了整个西班牙以及法国南部直至卢瓦尔河畔的大片区域。732年10月，摩尔将军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l-Rahman）及其率领的穆斯林军队并未兵临巴黎城下，但他们已然行至位于图尔城[18]的圣马丁法兰克神殿（Frankish shrine of St. Martin）以南，距巴黎不到两百英里。然而，在从普瓦捷市行军至图尔市途中，他们与一支法兰克军队狭路相逢。不像欧洲的其他基督教军队，这支法兰克军队的气势“如一堵围墙……如坚固的冰川”，《伊西多尔纪事》（The Chronicle of Isidore）这样记载道。一周之后，阿卜杜勒·拉赫曼战死，穆斯林向南溃逃。这位法国将军——查理（Charles），自此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名号——“马特尔”（Martel）——古语意为“战锤”。
法国普瓦捷市曾是西欧穆斯林的弄潮之地。对于穆斯林摩尔人来说，引发骚动固然只是偶然，可一旦他们遇到机会，就绝不会停下脚步，而一定会挺进巴黎，一路迈向莱茵河，甚至愈行愈远。爱德华·吉本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曾这样写道：“到那时，也许牛津大学的老师都在讲解《古兰经》，受过割礼的人们也正在聆听布道，学习穆罕默德那些来自天启的真谛。”果有此事，欧洲已不再是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若非不少盎格鲁-凯尔特人已经移居北美，他们也得变成穆斯林。正如吉本在书中所言：“普瓦捷只是世界历史开始被颠覆的起点罢了。”
战争就是这么胜负分明：一方获胜，另一方即失败。但欧洲的情况却远非那么简单。今时今日，如狼似虎的穆斯林对欧洲的渗透远比阿卜杜勒·拉赫曼时期要深入得多。在布鲁塞尔，比利时警察被告诫不得于斋月期间在公共场所喝咖啡；在马尔默，瑞典的救护车司机拒绝在没有警察护送的情况下接送病人。什么，你想再打一场普瓦捷战役？为时已晚矣。法国前总理及欧盟要员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的女儿——也是现任的里尔市市长以及希拉克卸任后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玛蒂娜·奥布里（Martine Aubry）——在法国北部的鲁贝市与一位穆斯林阿訇举行了会谈，这位阿訇明确要求会议必须在法国的边界城市举行，以表示他的地盘是穆斯林领地，而法国人不得随意进入。对于这一提议，奥布里夫人竟欣然妥协，想必未来几年，更多政客也都将萧规曹随。
欧洲人绝不愿像往日的统治者一样走上绥靖之路，但欧洲的政治社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往往要待执政者走了相当长的一段弯路之后，人民才有机会把他们拉回来。但我们会发现，那些对执政者的愚行有所察觉的英勇公民，不分男女，无论是荷兰导演提奥·梵高、埃及裔英国女作家百特·耶沃[19]（Bat Ye’or）还是意大利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最终或是被残忍杀害，或是被严加看守，或是被迫流亡海外，抑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起诉。于是乎，受尽欧洲权力部门的打压，他们被渐渐驱逐至社会的最边缘。阿亚安·希尔西·阿里是一名索马里出生的荷兰国会议员，受其亲身经历影响，她公开反对虐待穆斯林妇女，却竟因此收到了死亡威胁。祸不单行，街坊邻里、司法部门与荷兰政府联合将她告上了法庭，勒令将她驱逐出境，并宣称要撤销其荷兰国籍。一个兼收并蓄的欧洲，此前对于是否驱逐一个煽动圣战的叛国阿訇都举棋不定，此刻面对这个女性穆斯林倒是毫不犹豫地必欲将之驱逐而后快。
与此同时，不可一世的执政者一边对欧洲的大学和智库严加管控，一边向我们保证现世一切安好、无须多虑。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教授、也是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每当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需要咨询欧盟问题时，便会以“专家”的身份请他出山。一直以来，他都是个老成持重的理性之人，2003年，他甚至理性到在每一份欧洲大报上都对鄙人的拙作横加指责，称我在美国煽动“反欧言论”。然而，吊诡的是，就在对我的“反欧言论”嗤之以鼻多年之后，加顿·阿什最近却好像接受了我的观点。只不过，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认为欧洲的伊斯兰化并非坏事：
欧洲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极为迅猛，因而急需更多的移民迁入以填补退休人员的岗位，而这些移民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因此，如果一个日益伊斯兰化的欧洲反对伊斯兰教，那就等同于自杀，简直荒谬绝伦……我们不妨想象一下2025年时欧洲最好的境况。作为一个大约由40个自由国家和6.5亿人口组成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它既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是当今世界财富的重要生产者。可是，就在这同一个世上，另有6.5亿人口出生于21世纪早期最动荡不安的地区，别忘了现在他们与欧盟情同手足，同处于一片宏阔的苍穹之下，这情谊从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开始，穿过埃及的开罗、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伊拉克的巴格达和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一路延伸至俄罗斯的海参崴。这必将成为世所瞩目的历史新章。
哈，到了那时候，当然为世所瞩目了，不过人们瞩目的似乎并不会是加顿·阿什所幻想的景象。如你所闻，他所预见的欧洲大陆“最好的境况”就是——欧洲人与穆斯林“情同手足，同处于一片宏阔的苍穹之下”。欧洲正在大踏步地“伊斯兰化”，是螳臂挡车还是推波助澜，显然加顿·阿什下意识地选择了后者。而他断不会是作此抉择的最后之人。
欧洲的人口趋势将继续加速恶化，罗马帝国在衰落时期也曾出现同样的境况，那时，帝国首都的人口曾一度锐减至区区500人。一些法国人不愿奔赴战场送死，便选择逃往别处安享天年。那些不愿屈服的人们势必将走向“新民族主义”的老路，以强悍的姿态誓死冲破当前的困境。这也是为何我把这场战争称为“欧洲伊斯兰化内战”的原因。支持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和总统希拉克的人更偏向于包容和投降，但冥顽不灵的少数派绝不会归于沉寂，他们必将采取报复行动。与此同时，只要穆斯林尚未完全渗入法国、比利时和丹麦，他们就只得迅速与各国的党派建立联系，穆斯林游说集团也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如此一来，真正建构起“泛欧身份认同”的人将会是穆斯林。如今的欧洲联盟已然成了没有生命的行尸走肉，不过，一个伊斯兰化了的欧洲联盟却极有可能成为主宰欧洲的下一个共同体。
若说希拉克、德维尔潘之流的领导人完全不像公元732年的法国将军查理·马特尔那般勇猛剽悍，那么今日伊斯兰暴乱者的行为方式也已完全不像1300多年以前的穆斯林军队那般简单粗暴。如今，他们伺机而动、洞若观火，试探敌人的一切弱点。假如焚烧邻居的住宅能使其获得更多“尊重”，他们定会一直这么干下去。如今的移民模式也与往日不同，比之他们的祖父母，新一代穆斯林青年被欧洲同化的程度更低。这究竟是何原因呢？其实，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巨幅缩减的欧洲本土人口反倒成了被同化的目标。正如英国作家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在纽约的《城市杂志》（City Journal）中就英国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所作的刺骨锥心的总结：“文化兼容的春秋大梦已然被永久冲突的百年梦魇所取代。”
这听上去仿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或者可以借用红衣主教拉青格（Ratzinger）担任教皇时所自封的名号隐喻：本尼迪克特十六世（Benedict XVI）。圣本尼迪克特出生于公元480年的翁布里亚，在兵荒马乱的黑暗时代里，他使得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的关键元素得以保存完好并融入基督教文化，最终呈现出一种焕然一新、愈益强盛的文化形态，亦由此构成了欧洲和西方文明的奠基石。谈到命名之由，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引述了圣本尼迪克特的一句座右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对基督教来说可能确实如此：它在非洲和中国的信众不断增长，且很可能在没落于欧洲之后再实现新一轮的复兴。到那时，改信异教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会否重新皈依，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在21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德国人口的下降幅度将超过50％，最终减少至不到3800万人——这些人口的消失并非因为疾病或战争，皆归因于德国人臆想之中的一个乌托邦世界。每当要对一个问题进行表决，德国人就坚信他们大可像那些法国人一样，只要国家福利滚滚而来，他们便能在散发着死亡恶臭的世界中继续苟且安生。正因如此，一旦政府揽下太多事情，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有所作为了，这也是迄今为止民主国家的最大烦恼。
“9·11”事件发生后，我在撰写一篇专栏文章时提出一个略带夸张意味的问题：西方人将为何而死？一位法国教授给我发来一封内容离奇的电子邮件，指出至少欧洲人不准备为任何东西而死，而这也正是欧洲优越性的最佳证明：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创造历史的新乌托邦——一个人们无须为之赴死的新欧洲。
话虽如此，稍不留神你还是保不齐会一命呜呼的。
* * *
[1] 克洛维一世（Clovis I，46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系图尔内的法兰克军事首领希尔德里克一世之子。486年，克洛维一世在南征北战之后，在臣民的拥护之下，正式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并以自己祖先的名字将王国命名为墨洛温王朝，克洛维也成为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2] 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AbderramánI，731或734—788），后倭马亚王朝的创立者。系7世纪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室的直系后代，建立了伊斯兰政权对西班牙的长期统治。在位期间，他对习惯于散漫生活的阿拉伯部落和柏柏尔部落的臣民进行严酷镇压，以防止统治阿拉伯帝国本土的阿拔斯王朝遭到颠覆。与此同时，他对西班牙以北的欧洲各基督教王国也发动了若干次战争。
[3] 作者认为，历史上纽约的一大地标正是无处不在的生蚝养殖。几百年来，德拉瓦人、荷兰人、英国人以及各国移民都喜爱吃生蚝；可是后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哈德逊河附近的环境受到化学废料的污染；到了1927年，最后一片生蚝养殖区被迫关闭。从此，纽约作为“大生蚝”的历史时期一去不复返。
[4] 被称为“布什的大脑”，曾协助小布什策划总统竞选并辅佐其执政。小布什执政期间，从议会到州长的选举，卡尔·罗夫都亲手挑选候选人、部署选举策略、筹集和调动资金，成为共和党的选举指挥中枢。
[5] 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也是美国开国元勋和《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6] 2004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赢得议会大选，其党首萨帕特罗于2004年4月出任西班牙首相，执政期间开始将西班牙在伊拉克的军队撤回。
[7] 美国著名政治人物、律师、作家、公民活动家，曾五次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同时也是美国“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曾催生“汽车召回制度”。
[8] 美国竞选文化中特有之现象，指那些政治色彩不鲜明的州，在历届大选中主流民意频频摇摆，时而倒向民主党，时而倒向共和党。这些“摇摆州”的选票一般都是竞选双方的争夺重点，尤其是“关键摇摆州”的选票，最终往往能够决定大选结果。
[9] 《〈圣经〉启示录》中曾提及“末日四骑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暗喻人类的四大祸端──征服、战争、饥荒、死亡。
[10] 德国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
[11] 英国著名摇滚乐队“披头士”的名曲《想象》（Imagine），下文的引言也出自其歌词。
[12] 美国政府面向农村青少年的一种教育形式，其目标是使农民具有聪明的头脑（Head）、健全的心智（Heart）、健康的身体（Health）以及较强的动手能力（Hand）。
[13] 英国作家、诗人，作品想象力丰富，语气轻松幽默，经常为罗马天主教辩护。
[14] 流行于20世纪50至80年代的美国著名黑人流行歌手。
[15] 好莱坞经典歌舞片《音乐之声》中的插曲。
[16] 金融领域投资诈骗的一种术语，该骗术由一个名为查尔斯·庞兹的投机商人“发明”，即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人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17] 一种带有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色彩的复古艺术风格。
[18] 法国中西部城市。
[19] 埃及裔英国女作家吉赛尔·利特曼（Gisèle Littman）的笔名，其作品主要关切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少数群体以及现代欧洲的文化与政治现象。
第三部分
美国：新黑暗时代……
如何重启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