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时髦的原始人：
已知的未知 VS 故意的无知
帕莱·埃比尼泽（Pale Ebenezer）认为战争是错误的，但“咆哮的比尔”（Roaring Bill）（正是他杀了埃比尼泽）坚信战争是正确的。
——西莱尔·贝洛克，《和平主义者》
正如里根总统以前常说的：英文中的“现状”（status quo）一词，在拉丁语中的词源却为——“我们所处的混乱状态”。所以，当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穆尔·穆萨（Amr Moussa）警告说美国正在威胁中东的全面稳定时（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他也曾如此大鸣大放），我们要切记阿拉伯人所谓的“稳定”其实不过就是“人间的乱世”。
然而，正如环保人士坚信全球气候正在急剧变化，外交决策者则坚信地缘政治永远不会变化。同样地，正如尚无证据能证实所谓剧烈的“气候变化”，也无任何证据能证实所谓现世的“地缘安稳”。实际上，地缘政治无法亘古不变，迄今一直处于变动之中。2005年，即便西方国家自以为有能力遏制丧心病狂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领导人，双方的优势对比实际上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伊斯兰世界的出生率高于西方国家，因此，在长达40年的“稳定”状态之后，伊斯兰人口将会越来越多，西方人口却会越来越少。而且，伊斯兰世界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迄今已用石油收益在本来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地区资助了很多激进派的宗教学堂和清真寺。此外，大量穆斯林已移民到欧洲，迫使投机的政客们不得不在边缘选区寻求他们的选票支持。更不必说在全球化时代，飞行如此廉价、通信如此便利、取款机随处可见、核技术唾手可得，这些都使得伊斯兰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不再仅仅局限在其内部；只须花上几百美元，飞上八九个小时，恐怖分子就可以站在纽约帝国大厦的门外。
“稳定”仅仅是种表面的幻象，就好像冰冻的河水，冰面之下其实川流不息，而对一个妄下判断的观察者而言，不管冰面的厚度是一英尺还是仅有两英寸，这冰面看上去都是同样地“稳固结实”。事实上，国际局势永无“稳固结实”可言。“稳定”是臆想出的辞藻，用以粉饰自己的好逸恶劳和自鸣得意，甚至将其诡辩为洞悉人情、饱谙世故。如若美国及其盟国在外交决策中倾向于所谓“稳定状态”，继续盲信联合国这类充满理想主义的国际组织，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终会再也找不到一寸自由之地。
“遏制”是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外交策略。这是一个用以收拾独裁者的代价高昂的解决方案，在其指导下，美、英两国空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实行了长达12年的空袭行动。12年来，伊拉克每隔一周便会遭受一次空袭，但事实证明，这种策略不仅收效甚微，还导致美国和英国因主导实施了联合国制裁并因此饿死了近一两百万的伊拉克儿童（这一数据是根据一些所谓的“人道主义”机构统计得出的）而备受各方谴责。当然，直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这种大屠杀式的制裁行动也便宣告结束了。一些左派人士认为，即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联合国主导的此次“遏制”行动依然是成果卓著、令人欣慰的。然而，即便是“遏制”策略的典型案例——西方对于华约（Warsaw Pact）的制裁——实际上也并非如他们所预想的那般功绩卓然，至少对于被遏制的一方而言并非如此。听任华约国家在共产主义下生活50年，现在说起来好似云淡风轻，可是对于它们自身而言却真的是度日如年。在“人口增长最慢排行榜”上，前五名都是曾经实行共产主义的苏东国家——拉脱维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前10名中，有九个国家都曾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剩下的一个是西班牙）；在前20名中，曾经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占了16个。
“稳定”与“遏制”策略在伊斯兰世界遇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强大挑战。这些国家处于出生率排行榜的前列，不论他们如何憎恶本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并不憎恶伊斯兰教：在多数情况下，清真寺还恰恰为他们提供了唯一的论政空间。因而，当我们年复一年地执着于“稳定”策略时，穆斯林正借此时机满怀热情地生儿育女，由此一来，“稳定”策略实际上助长了宗教激进主义者的首要优势：不仅助其壮大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宗教载体，而且使其原始动力——人口力量——也更为强大。
因此，再过一二十年的“安稳”日子，全世界将会步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今朝恰同往日，仍有不少无为而治的国王们统治着欧洲，只不过如今我们称其为欧盟委员会主席、总理或首相。今朝恰同往日，大规模的“白人迁徙”已然在荷兰发生，四面楚歌的荷兰人无奈之下只得背井离乡，迁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今朝恰同往日，我们必须服从包容异教徒的“宽恕法令”，法律和习俗也都在不断修订以自降其威严地位，所有规定都在一味追求着毫无底线的文化宽容。
然而，新黑暗时代的核心问题在于：在未来世界中，美国霸权衰落之后将不再有新的大国取而代之，所有人都将活在一个群龙无首的世界。今天，许多专家断言，将中国视作21世纪势不可当的崛起力量。然而，这个对手其实并无威胁我们的资本，人口增长并非其长处——而恰是其缺陷。中国的人口问题及其他结构性缺陷已经成为其实现远大抱负的绊脚石。俄罗斯也是一个羸弱的强权，是一个集世界上一切病征——人口疾病、核武器扩散、伊斯兰恐怖主义——于一身的大集锦。欧洲依然是一个羸弱的强权，一个传说中“更大版图的法兰西”正在日复一日、毫无休止地向着一个“更大版图的波斯尼亚”进化。
伊斯兰世界更是羸弱的强权。伊斯兰世界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Dr. Mahathir bin Mohammed）曾这样说过：“实际上，我们靠自己什么也生产不了，我们能够为自己做的事情也寥寥无几，我们甚至连自己的财富都管理不了。”不过，伊朗确是正在为研制核武器而开足马力，以便能将打击范围覆盖所有欧洲城市。
朝鲜是世界上最羸弱的强权。2006年7月4日，朝鲜的独裁者却勇敢地献上了一场壮美的烟花表演。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导弹闪耀着红光直插云霄，接着轰然之间绚烂爆炸——虽然看上去已和价格不菲的高级烟花效果相仿，不过持续时间似乎还是比预想的短些。别忘了，金正日（Kim Jong-il）还有“大屌”[1]（No Dong）呢。拜托先别笑，我是认真的。这可不是朝鲜生产的山寨壮阳药的副作用所致（我是认真的）。“大屌”是朝鲜导弹系统的音译。“屌”的原意为“打击”，而“大”的原意为“大摇大摆”——就是金正日观看核试爆时的那种姿势。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美国国庆日，金正日决定测试一下他最新版本的“大屌”导弹到底有多大威力。这听起来就好像我拿着把猎枪朝你家厨房的玻璃射击，来测试能否射到你家卧室里一样。果不其然，金正日的导弹升上天空，40秒后就掉头落地。从坠落轨迹来看，专家起先估计是朝着夏威夷去了，可是最终导弹只是掉入了日本海。
于是大家都笑了。太失败了，好一个笨蛋啊。这位核武先生和美国周旋了半天，却最终没能搞定自己的核武器。哈哈，真是讽刺。
等会儿，其实一点也不好笑，这恰恰就是重点，这恰恰就是危险之所在。朝鲜不是美国，不是苏联，也不是印度，连法国也不是。他连半点儿能耐都没有，但却可以拥有核武器。2006年，金正日瞄准了夏威夷却最终不小心清理了自家的篱笆墙。下次他若再瞄准夏威夷搞不好就击中了美国的圣地亚哥、奥克兰或者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也有可能命中缅因州的普雷斯克艾尔、中国的北京、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或者爱尔兰的都柏林。他可是一个自学成才、不通要领的核武狂人。打个比方，你驾车行驶在通往新泽西州的收费公路上，迎面看到一位老眼昏花的93岁老奶奶驾驶着一辆丰田车，这种情况下需要自求多福的主要还是她老人家；可是，如果这位老奶奶开的是一辆18轮的大货车，而且不断越过公路的中间线，那么这时候就该换你自求多福了。
朝鲜有数百万忍饥挨饿的百姓，其人均GDP在全球也几乎垫底，甚至低于加纳，低于津巴布韦，也低于蒙古。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朝鲜，却手握着核武器。
我们面临的危险并非来自中国强权或者伊斯兰强权：假如出现新的超级强权，你大可学习新的规则并尽可能与之适应。然而，更有可能出现的未来格局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一个超级强权，单极地缘政治让位于多极地缘政治，整个世界凌乱无章，一些流氓国家连吃饱饭都力有不逮，却热衷于将自己的病态思想蔓延全球。
以“斩首”为例吧——这一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就不再谈论的话题近来却颇受关注。2006年，一个疑似塔利班的伊斯兰政权控制了索马里，在夺取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时，俘虏了当地军阀的一支部队并将他们全部砍头杀害。还有个人名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素有“基地组织的埃米尔[2]（emir）”之称，他成功地使“斩首”成为自己的招牌动作。扎卡维曾亲手割破美籍人质尼克·贝尔格（Nick Berg）和英籍人质肯恩·比格力（Ken Bigley）的喉咙，随后还将砍头杀害人质的视频发到互联网上，一时间掀起轩然大波。
并非只有穆斯林游击队和武装叛乱分子热衷于砍头。沙特阿拉伯——众所周知的“美国的朋友”——也将砍头当作家常便饭。2005年，沙特处决了6个索马里人。他们犯了什么罪呢？谋杀？强奸？同性恋？都不是，比这些都严重：偷盗汽车。他们本已被定罪服刑5年，然而最终沙特法院还是决定将判决升级至斩首。要知道在沙特，遭砍头杀害的人中有2/3都是外国人。这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同时也表明了歧视外国人的病态心理深深驱使着沙特的司法体系——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如此。
刽子手离我们已越来越近。据称在2006年，安大略省法庭审讯了一帮谋划袭击加拿大议会的恐怖分子，他们曾密谋将加拿大总理砍头杀害。乍听之下，这简直是荒唐无稽。肯恩·比格力（Ken Bigley）一定也觉得这帮人很荒谬可笑。谁是肯恩·比格力？一位在伊拉克做承包生意的英国人，对于这个世界从无什么不当的幻想。穷其大半生，肯恩都在这个伊斯兰帝国边缘的穷乡僻壤里摸爬滚打，他以为自己早已摸清了当地人的行为方式。但他从未想到，自己最后听到的声音竟是“真主万岁”这一癫狂的呼喊，接着他身后的刽子手便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项上人头。
如此耀武扬威的出彩功夫，不会只专属于伊斯兰教徒吧？就在恐怖分子密谋将加拿大总理砍头杀害之事被报道后的一两礼拜，美国南部边境又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斩首事件。在蒂华纳河中，人们发现了三颗被砍下的头颅，死者都是警察。一周后，又一颗警察的头颅在墨西哥南部的阿尔普尔科被发现。大家都祈望，风行当下的这种邪恶行径不要从伊斯兰世界蔓延至他处。但毫无疑问，即便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经济衰退，充斥着恐怖爆炸和绑架事件，甚至伴随着偶发性的核危机，阿尔·戈尔关注的依然是气候变暖问题，南希·佩洛西[3]（Nancy Pelosi）关注的依然是大学学费问题，希拉里·克林顿关注的依然是处方药计划——这些无不都是对穆斯林敏感问题的看似微小的忽视与妥协，终将导致西方的未来更加暗淡无光。罗伯特·D.卡普兰曾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谈论索马里之类国家的社会崩溃现象，他将这些国家的公民视作“返古化的人类”。今日，当多伦多的本地人都热衷于“斩首”，当吃着炸鱼和薯条、玩着板球和足球、听着嘈杂的流行音乐长大的约克郡人在伦敦地铁上实施了自杀性爆炸，所谓的“返古化人类”看上去正在成功地输往世界各地。
1998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4]（Thomas Friedman）公布了著名的“麦当劳理论（Golden Arches）”——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门店的国家之间绝对不会交战。笔墨未干，美国和北约就开始联合轰炸塞尔维亚了。看来，巨无霸汉堡包在贝尔格莱德[5]所起到的文明启蒙作用不过如此嘛。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已足以证明弗里德曼的理论站不住脚。1980年代时，这个联邦国家还在沿着既定轨道走向一个安定、繁荣、告别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那时，作为南联盟成员之一的克罗地亚还是个极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吸引着英国、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富裕游客们前去游山玩水。然而，当南斯拉夫人需要在蓬勃的经济与远古的仇恨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宁愿因民族纠葛而兵戎相见，并最终使国家陷入一团糟。当矛盾错综复杂而领导人又昏庸无能时，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会选择“返古”呢？
“9·11”事件后两三个礼拜，定居纽约却一贯诽谤美国的阿拉伯裔教授、同时也是畅销书《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作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对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了评论。他强烈谴责一些评论家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世界截然分开的舆论倾向，认为两者间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很难将二者严格区分。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的编辑里奇·劳里（Rich Lowry）对此却不敢苟同。他说：“两个世界的界限看起来泾渭分明，高速发展的民用航空事业和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都是西方文明的特点，而割破空姐的喉咙然后开着飞机撞向大楼则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才干得来的好事儿。”
说的没错，但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中必有一方认为，他们绝不会鄙弃跨越文明的相互融合。事实上，劳里已经说出大部分穆斯林的心声——他们唯一想要与西方交融的文化究竟是什么。作为21世纪的政治运动，宗教激进主义却深受7世纪的意识形态驱使，这真是一种古老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在欧洲和北美，善于煽动人心的伊斯兰阿訇们甚至对自己生活环境中的本土文字一丁不识，然而却能够将已在西方定居了两三代的穆斯林们引向返古化。当然，他们并未能煽动所有穆斯林，可是究竟煽动了多少人才算得上问题呢？
面对濒死的西方世界，伊斯兰制定了三种现代化的策略：第一，人口策略；第二，宗教转化策略；第三，现代科技与远古仇恨相结合之策略。
举个例子，自从……哦……大概1898年吧，英国基奇纳将军（General Kitchener）在恩图曼[6]（Omdurman）一役中大获全胜之后，我就没怎么再跟进苏丹的时事了。然而，2003年，这个落后国家发生的一件事儿却碰巧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一年秋，有报道称外国人正在密谋使苏丹男性的性器官消失——方法是通过和他们握手，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全城百姓都吓疯了。其中一名受害者是个布料商，他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了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语报纸《阿拉伯圣城报》（Al-Quds Al-Arabi），于是该报便发文称：一位从西非来的男子走进了店铺，用力地和店主握了握手，随后店主便察觉自己的性器官不翼而飞了。
我感同身受。有次在和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握手之后我也是这种感觉。不管你信不信吧，总之就如《阿拉伯圣城报》报道的：“店主发了疯一般地歇斯底里，并立马被送往医院。”苏丹负责重大刑事案件的首席检察官亚西尔·阿哈穆德·穆罕默德（Yasser Ahmad Muhammad）在接受苏丹《世界民意日报》（Al-Rai Al-A’ am）的采访时称：“流言所描述的情况再次发生了，一位商人走进一家店铺想买点卡卡迪（一种苏丹饮料），突然间就感到自己的阴茎萎缩了。”颇具盛名的中东媒体研究院也对此作出了详尽解释，声称喀土穆男性的性器官不仅仅会因与西方人握手而消失：“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害者曾说，有一次他正在逛超市，一个男子向他走来递给他一把梳子让他梳头。受害者照做了，几秒钟之后，他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摸才发现自己的阴茎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些关于阴茎莫名消失的事儿传遍了整座城市。苏丹司法部长萨拉赫·阿布·扎耶德（Salah Abu Zayed）宣称，医生已经确认第一位受害者的身体“十分健康”，所有流言传播者都将接受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进一步讯问。卫生部长阿哈穆德·比拉·奥斯曼（Ahmad Bilal Othman）也声言这种谣言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可能只是巫术、魔法或者情绪因素使然”。
不管到底是什么因素使然，这的确是关于伊斯兰受害者最精彩的故事了：外国人让我们阳痿了！事实上，那些外国人为了达到这一邪恶的目的，除了握手外还做了什么一点儿也不重要，甚至你是不是真的阳痿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感觉恰如数百万穆斯林——从阿尔及利亚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到世界另一端的巴厘岛爆炸案的恐怖袭击分子——在面对巴勒斯坦局势时所烙印于心的羞愤难平（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向我们宣泄这种情感）。至于说这种羞愤感与无力感是否具有理性的依据，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
此外，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细节：“阴茎消失恐慌症”是通过手机和短信蔓延开来的。
试想：你拥有一部手机，可是你还是相信和一个异教徒握手会让你丢掉生殖器。恐怕这就堪称“最现代化的原始状态”了吧。
苏丹人相信握手会失去男根这事儿确实有点好笑，不过苏丹的其他社会问题一定会让你笑不出来。20世纪90年代，苏丹有200万基督教徒被残忍屠杀。这个数字相当于“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总数的1/3。“别让历史重演”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然而在苏丹，比起布料商人的生殖器，作为少数群体的基督徒的消失速度才快得多哩。而在……呃……占人口多数的非基督徒中，本·拉登找到了传播其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苏丹的圣战组织就像阿尔及利亚、波斯尼亚、车臣及阿富汗一样，为本·拉登的思想所蛊惑。苏丹经济就是个烂摊子，全国民众的识字率仅有27%，然而就是这么个国家却有足够的闲钱用于对外输出伊斯兰教。此外，他们还从伊朗手中进口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精锐武器。
未来，苏丹还能从伊朗那里得到些什么呢？2006年4月，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就曾宣布，伊朗政府愿与有关各方分享核技术。哈梅内伊还说，“伊朗的核能力只是其众多科技能力中的一例，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对外输出其本国科学家的知识、经验与技能。”
以上内容是哈梅内伊在与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会谈时主动提出的。
一个拥有手机却害怕握手的人并没有什么稀奇；一个害怕握手、拥有手机还拥有核武器的人可就难搞了。当“顽固而原始的愚昧无知”遇上“廉价而易传的现代科技”，我们的未来必将变得暗无天日。
这种现代科技与原始力量相结合的社会形态究竟能走多远呢？2004年，报纸上还刊登过另一则关于手机的新闻，不过这次不是发生在苏丹的喀土穆。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居住在英国的穆斯林正在使用手机传播并观看伊拉克武装分子将人质砍头杀害的视频”。“一位30多岁的阿尔及利亚人”在伦敦生活已逾10年，他告诉记者：“这样才是将手机物尽其用啊。”他的手机上收集了全套的人质杀戮视频。这位阿尔及利亚人还说：“大多数英国人只会用手机下载裸女的照片，而我们则用手机观看美国异教徒被砍头的视频，这样一来伊斯兰圣战便在我们的手机中真实上演了……上个星期，我还在手机上同步观看了一群美国人质被处决前的最后几分钟。对了，那个被抓的英国人根本就不该去那儿。”他指的是当时还未被扎卡维处死的英国人质肯恩·比格力。接着，这位阿拉伯兄弟继续补充道：“我跟你说，我迟早会在手机上看到他被砍头的视频的。”
果不其然，肯恩·比格力真的被砍头了。全伦敦的穆斯林毫无疑问也都在手机上“观赏”了他被砍头的视频。
1898年，英国的基奇纳将军在苏丹的恩图曼杀了伊斯兰苦行僧之后，诗人西莱尔·贝洛克曾写了首言简意深的小诗，借以炫耀英国的科技优势：
不论遭遇什么艰难险阻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
而他们并没有
然而，如今的伊斯兰教徒和我们一样有了手机，而且还有不少人愿意为他们弄到21世纪的廉价山寨版的马克沁机枪。我们平常使用马克沁机枪时心头还时刻挂记着“最大限度的谨慎”（康德语），可现在这些伊斯兰教徒则不然。正如美国作家李·哈里斯（Lee Harris）所言：“自由世界的体系已从内部开始瓦解。”我们已不再清楚人们的行为底线究竟在何处。当伊朗总统威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我们甚至不敢确信这究竟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抑或是对于揣着山寨手枪准备大干一场的圣战分子们的某种示好。
不过，不少愚不可及的专家的确相信，这些说辞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夸张与示好。你确实可以认为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跟那帮妄称自己丢了生殖器的苏丹疯子没什么两样，不过这次有一点和苏丹人不同，他妄言自己拥有“大屌”型导弹——对，就是金正日正在像大卖场批发一样输送给全世界的那种核武器。（假如苏丹总统也在电视上说“我在此骄傲地向世界人民宣告，我们已经拥有了核武器”，那肯定要出大事了！天呐，大事不好——核武器已像流行病一样传染开来了！全世界都会陷入恐慌，随之而来的问题将会铺天盖地。）鉴于当今世界的许多领导人都和疯子没啥两样，我们可以自我安慰内贾德总统也和以往的苏联领导人没啥两样。想当年，共产主义国家本可以用核武器袭击我们，但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最终未去付诸实践。他们确有能力使用核武器，而我们通过设身处地地理性分析，可以确信他们并无发动核战争的真正意图。然而，伊朗现在的情况却刚好相反——他们一心想着用核武器袭击我们，只是苦于没有核打击的能力罢了。
想想那些手拿着现代化的手机却依然相信握手会丢掉男性器官的苏丹人，伊朗总统内贾德不就是他们的国际翻版嘛。这位总统手中握有核武器，且相信自己定能让西方国家丧失雄风。事实上，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想法在他脑中还不算最疯狂的一个，最多只算是中东地区国际政治中一个小小的热点问题而已。最为疯狂的是，内贾德坚信第十二世伊玛目[7]——也就是所谓的“隐遁伊玛目”依然隐而未现，而他本人很有可能就是第十二世伊玛目指定的现世代理人。内贾德在担任德黑兰市长时，曾想把城市的林荫大道加倍拓宽，以便当第十二世伊玛目回来时无须屈就于狭窄的街道。内贾德还声称2005年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曾有一个神秘的光环突然出现并将他笼罩。那可不是会场门廊上“出口”标牌的亮光——就算是吧，这幸福的光环怎么没有笼罩俺们加拿大的总理呢。此后不久，艾哈麦迪·内贾德又对印度外交部长纳特瓦尔·辛格（Natwar Singh）吹风：“两年之内，必有大喜。”印度外长还以为内贾德说的是伊朗的核武器就要研制成功了，但谁曾想内贾德说的却是第十二世伊玛目即将归来。人类历史从来都容不下任何一群末日预言的狂热信徒，然而，如今却成了狂热分子拥有能力实现末日预言的新纪元。在中世纪的欧洲，对于世界末日的宣扬都是别有用心的；同样，“爱杀蛮敌”内贾德总统对于第十二世伊玛目的宣扬也必定是另有深意。“末日将至”的口号早已乏人问津，倒不如说“实现末日的手段”即将现世。
此情此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小插曲之一来自于战争打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1914年12月24日晚的西线战场，以几码泥土相隔对峙的德军与英军，竟然举起条幅相互送上节日的问候，并在夜幕中用英语和德语合唱了一曲《平安夜》。最后，他们还从各自的战壕中爬出来，在壕沟之间的无人地带踢了一场圣诞节专场足球赛，并共同分享了德国啤酒和英国李子酱。而待这场圣诞聚会曲终人散，他们各自重返战壕，继续展开血雨腥风的厮杀。
这场在无人地带上发生的短暂休战启迪了不计其数的电影、书籍和剧本，其中多数作品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故事所体现的真谛是：我们历久不衰的共有人性超越了战争时期的暴戾不仁。当冷酷无情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随风而逝，我们必将和睦相处、情同手足，一起踢着足球、唱着歌曲，恰如在当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英、德战士们的所作所为。
现在，让我们将视角转移到以色列西北部的海法市。2003年一个周日的夜晚，一位名叫哈娜迪·加拉达特（Hanadi Jaradat）的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在拥挤的饭店中引发了自杀式炸弹装置，19名食客当场血肉横飞。从女子留在现场的证据——她被炸飞的头颅——可以推断，她的头发扎成了一个别致的西式马尾辫。此时此刻，你能从她身上找出她与那19名食客之间的所谓“共同人性”吗？你能想象得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欢快地踢着足球、互献颂歌的场景吗？你可要知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中东共存的唯一地点就是以色列——尤其是海法市，那个被年轻的阿拉伯姑娘炸毁的饭店历史上曾被一个阿拉伯家庭和一个犹太家庭共同经营了40年。与此同时，我倒是很想弄清楚以下事件是否也是为了同一个原因——位于英国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8]（IRA）正在绞杀在英军基地里工作的同为天主教徒的厨师和工人。然而，这些暴动可能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谋划，纯属一种非常原始的杀戮行为。更有可能的是，贾拉达特小姐一旦成功地潜入以色列——穿过防护网上未经修缮的安全漏洞（这种事一直以来都令欧洲联盟和美国国务院扼腕叹息）——她就已经决定了爆炸对象爱是谁是谁了，无论碰上谁她都会决绝地引爆炸弹，任凭一切生灵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巴勒斯坦的死亡崇拜者否定了西方和平主义悲天悯人的一切幻想——战争不过是由一帮老人在幕后操纵的棋局，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青年则是他们手中的棋子：假若没有这些心术不正的老军头作梗，世间必将是一片祥和安宁。然而，要是能从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那里——不论是犬儒之士，抑或是激进领袖——找到所谓的“共同人性”——那何其不好。话虽如此，年迈的阿拉法特却是一边纵情歌颂着巴勒斯坦的青年殉道者，另一边又尽显人性地将自己唯一的孩子留在巴黎，以使她远离自杀式炸弹袭击，永远不会走上自戕之路。很难想象赛义卜·埃雷卡特[9]（Saeb Erekat）或哈南·阿什拉维[10]（Hanan Ashrawi）或其他任何巴勒斯坦的老牌斗士会在CNN和BBC的节目上公开赞颂自己的至亲之人舍身赴死。但贾拉达特小姐的亲生兄弟——塔赫尔·贾拉达特（Thaher Jaradat）却做到了，他在电视上公开宣称：“我们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道贺。为什么要痛哭流涕呢？那一天就像她的婚礼一样，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安全防护网上的漏洞，而在于心理防线上的裂隙——毕竟心灵上的裂痕才是人类真正的鸿沟——这条鸿沟将绝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与所有的犹太人截然分离。在阿拉伯人那边，双方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人性，即使是在彼此熟识的人之间，即便那些人还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或其他帮助，这种共同的人性也毫无踪迹可寻。更多的情况则如瓦法·萨米尔·易卜拉欣·比什（Wafa Samir Ibrahim al-Biss）——一位21岁的巴勒斯坦女子，在一家位于贝尔谢巴市的以色列医院接受了精心治疗后，却毅然决然地绑上炸药，回去把曾经治疗她的医生和护士炸得粉身碎骨。
好吧，假如你是亲巴勒斯坦人士，你可能会耸耸肩，认为这些人的残忍堕落实为客观固有的“绝境”所迫。但假如你对巴勒斯坦人足够了解，你一定会发现，几十年来，在联合国的偏袒溺爱、欧盟的资金支持以及阿拉伯国家刁滑奸诈地操纵之下，巴勒斯坦人已成为地球上最自我陶醉的一群人。不过话说回来，不论何种情况，巴勒斯坦确实都可谓身处于一种特殊的“绝境”之中。
可是，如果巴勒斯坦人的“绝境”扩散到了全世界呢？如果世界上数以亿计的民众都传染上了万念俱灰的绝望呢？
曾经有一个死亡现场，从俯拍的场景来看，那些裹尸袋看起来什么都没装，它们似乎都被平摊在地上。只有当你从近处观察才会发现，那是因为死者的身体太过娇小，不足以占据整个袋子的空间，裹尸袋看起来才像是什么都没装。他们都是孩子。地上一排接一排平摊着的袋子里，全部都是死了的孩子。这其中有100多人——大概150人——甚至更多的孩子都是在试图逃跑时背部中枪而死。
此情此景，正是俄罗斯别斯兰恐怖袭击案发生之后的学生校舍。2004年9月，学校里的孩子们被掳为人质并惨遭屠杀，和肯恩·比格力一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正是凶手们那近乎癫狂的呼喊：“真主万岁！”
“真主万岁。”
这种恐怖病毒已潜伏了很长时间。1971年，在埃及开罗的喜来登酒店大堂，恐怖分子近距离开枪射杀了约旦总理，在他倒地后奄奄一息之时，一名杀手竟喝起了从他伤口汩汩流出的鲜血。时隔35年之后，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大选中，以建立伊斯兰政府为目标的哈马斯组织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立法委员会的一众候选人里，已育有3个孩子的玛丽亚姆·法拉哈特（Mariam Farahat）脱颖而出，在加沙地区当选。她曾是6个孩子的母亲，但其中3个在对抗以色列的自杀式袭击任务中自爆身亡。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她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一直被外界尊称为“斗争之母”——照此来看，她已经平静地接受了孩子的死亡，因为所有的斗争之士都已是她的孩子。玛丽亚姆声名远播还因为一段哈马斯的竞选广告，她在其中现身讲述了17岁的儿子是如何杀死以色列人的英勇事迹，临行前她甚至还告诉儿子别打算回来。这简直就是哈马斯版本的著名电影《第42街》[11]嘛：你走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但你回来时必须得炸得粉身碎骨！
她参选巴勒斯坦立法会，也许是因为她本人有意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或渔业署副署长。然而，她和哈马斯组织的同事们能够最终当选，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确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建立伊斯兰政府也确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信仰。60年来，作为联合国认可的“难民”，他们对以牺牲后代作为竞选资本之事早已习以为常。当你身处巴勒斯坦，不论是在加沙地区还是约旦河西岸，这种死亡文化一直如影随形、无处不在。随便走进一家便利店，几个巴勒斯坦人会跟你亲切友好地打招呼，可是越过对方的肩膀，你就能看到本周殉道的烈士遗容，那些照片全部都被店主自豪地挂在墙上。我上次访问巴勒斯坦时，当地学校正在举办一个全国性的书信写作竞赛，在由教育部颁发的一等奖之中，有一封由一个名叫马哈茂德·纳吉（Mahmoud Naji）的12岁少年写给犹太复国组织的长信，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心隐隐作痛，如一潭悲伤的死水，终有一日，我会买一把武器，我会将枷锁炸得粉碎，我会挪动心如死灰的躯体向你走去……”
著名的“温和派”宗教领袖尤素福·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一直以来都是深受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青睐的伊斯兰阿訇。2004年，卡拉达维受邀参加一个题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未来”的研讨会并发言，该会议由伦敦警察厅和英国就业与退休保障部支持举办。当谈及儿童和他们的未来，这位阿訇显然已经胸有成竹，他说：“以色列可能有核弹，但我们有儿童人体炸弹，直到解放大业完成之前，这些人体炸弹都必将继续存在。”
感谢那些已在天国的小姑娘们，她们在愉悦和欢乐中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我们面对的敌人根本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敌对国家”，或是像爱尔兰共和军那样的“恐怖分子”。要想找到1914年平安夜中将英、德士兵联结一处的共同人性，我们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妨想想，当一个伊斯兰圣战分子看到一个俄罗斯学童、一家以色列餐厅、一名英国承包商抑或是一位美国和平主义者，在他内心深处泛起的究竟是什么。
此情此景，却正在我们身边悄然上演。或许正如伦敦《每日电讯报》在2006年时所报道：“伊朗强硬的精神领袖日前发布了前所未有的新伊斯兰教令，或称神圣谕令，准允使用原子弹作为武器攻击敌人。”
哇塞，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哪些“已知”我们依然“未知”？
2003年，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讲述了一段广为媒体引用的名言：“有报道说我总是对未知之事感兴趣。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可谓‘已知的已知’，对于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我们还知道，另一些事情可谓‘已知的未知’，对于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尚且不知道；不过，还有一些事情可谓‘未知的未知’，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不知道。”
拉姆斯菲尔德的此番言论招致了四面八方的嘲笑，英国“简明英语组织（Plain English Campaign）”中一些无知的讥讽者甚至为他颁发了“年度最烂英语奖”。事实上，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政治家中，拉姆斯菲尔德可能是讲话最清晰简明的一个了，假如有更多人都像他一样说话，政治圈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备受鄙夷。他关于“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以及“未知的未知”等精辟的总结，事实上正是对于当前危急形势的准确概括。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其中还体现了霸气外露的德克萨斯牛仔的精神实质：电影中的约翰·韦恩[12]（John Wayne）躲在一个老矿工的小棚屋里，他从窗台向外望去，慢悠悠地吐出一句话：“外面很静。太安静了。”
他的言下之意是：他很清楚什么是他的“未知之事”，他虽尚不知道坏人的精确位置，但他确实知道他们正潜伏在屋外的某处，在漫天飞舞的尘埃中小心翼翼地等待着，或许这会儿他们正躲在屋后那几棵巨大的仙人掌后面企图干净利落地将他一枪毙命。因此，他十分清楚自己应该警惕什么，那就是：他生活的世界里充满了“已知的未知”。换个场景，假设当约翰·韦恩扫视窗外，搜寻一顶黑色的鸭舌帽或一把亮闪闪的左轮手枪，就在这时一架被劫持的客机轰然撞向了老矿工的小棚屋。这就是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未知的未知”，可怜的约翰·韦恩并不知道什么是他所不知道的迫近危险——直至他遭遇袭击的那一瞬间。
对于“9·11”事件，世间绝大多数人都与韦恩一样：我们尚且未知的事情之一，恰是我们自己的无知。对于发达国家的大部分民众而言，恐怖主义就意味着在购物街、火车站或公园的音乐舞台上引爆的炸弹——最多炸死20来个人、致残30来个人也就了不起了。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中所言：“未能防止‘9·11’惨剧发生，并非因为情报机构或统筹单位的工作不力，皆归因于我们太过匮乏的想象力。”
换句话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未知的未知”：我们仍然太过无知，因而根本不知道该去警惕那未知世界里的未知之物。
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证据充分的悖论。鉴于基地组织尽人皆知的恐怖野心，鉴于其将世贸中心作为攻击对象的早先迹象，鉴于阿拉伯年轻人在美国参加飞行培训的频密人次，完全可以证明“9·11”应当是一个“已知的未知”——一个在环顾周遭时我们理应加倍警惕的潜在危险。然而，弗里德曼坚称：“即使将所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白宫之间共享，我也确信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些资料联系在一起，谁能想象到奥萨马·本·拉登会做出此等邪恶之事呢？”承认吧，他说得的确很有道理。相较之下，冷战中就存在着一个最尽人皆知且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未知事件。我们虽对末日之景发生的确切时间或细节一无所知，却对末日来临时的大概情景——一朵蘑菇云——再清楚不过，以至于核爆炸这种“已知的未知”成了文艺作品中最司空见惯的情节，比如经典电影《奇爱博士》[13]（Dr. Strangelove）就是其中之一。
当前的情势比冷战更为棘手。这个时代充满了“未知的未知”。如果你在机场柜台办票时，电脑突然出了故障，工作人员对你解释说系统恢复正常以前他做不了任何操作，然后你就看着他一脸茫然地在那里坐等系统恢复，一个体格健全之人此时却胜似丧失机能的残疾人。这可不像是你在1937年的机场柜台办票，工作人员只须撕下票根扔进收银机，你就一切办妥了。今日，我们的电脑系统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漏洞。其中一些漏洞是“已知的未知”——比如某种由恐怖分子发出的电磁脉冲，可以彻底摧毁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银行账户，由此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我们还知道一些尚不清楚细节的其他事情——比如朝鲜到底会对准何地发射核弹，比如失踪的苏联核材料究竟泄漏去了何方，又比如何人还藏有2003年伦敦警察厅发现的那种“鞋子炸弹”——然而，对于这些国家、组织、技术以及“鞋子炸弹”究竟是以何种方式黏合一处并给予我们一记重击，又或者在这阴谋链条上还有什么别的相关因素参与其中，我们依然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打开电视，看见那再度被烟雾充斥的屏幕，我们才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不过，每一次的答案都不尽相同，这一次的袭击发生在5月7日的法兰克福，下一次就是2月3日的温哥华或10月22日的达拉斯。又或许某日我们可能根本没法再打开电视，因为那些“未知的未知”都是形态各异的技术灾难，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出它们的具体形态，谁也不知灾难会如何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然而，关于伊朗的认知却已是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正在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一个利用这种武器反复威胁邻国的国家，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一个只要说得出来就一定能干得出来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那么你就会问了：他们真的会这么干吗？
这个问题说出口的那一刹那，想必你就已经心中有数了。而这个同样的答案也可以回答其他各种类似的问题，比如：他们会屠杀别斯兰的学生吗？他们会斩首爱管闲事的英国人吗？他们会杀死奔忙于伊拉克的国际救援人员和美国“基督教维和组织”的志工吗？
1993年，背后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实施了自杀式炸弹袭击，29人因此丧生，上百人受伤。第二年，“阿根廷-以色列互助协会”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到了轰炸袭击，近百人死亡，250人受伤——这也是继“二战”大屠杀之后，对犹太平民最残酷的一次生命屠戮。结果，阿根廷法院却只对两名伊朗外交官和两名前任内阁官员下达了拘捕令。此次袭击的主犯事前好几天就已搭乘飞机自黎巴嫩出发，最终从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三角区”入境拉美。再想想，假如伊朗事先将“罪恶又肮脏的核武器”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交付黎巴嫩真主党手中，而不仅仅是普通炸弹，恐怖分子潜入阿根廷是否会更加容易呢？如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片市区被夷为平地，变成了不宜居住的不毛之地，阿根廷当局又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伊朗早就盘算好了袭击拉美的计划，但阿根廷却无法预测中东的动向，况且它既不能用核武器攻击德黑兰，也无法以传统军事手段打击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