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阿根廷想要实施任何报复，都只能由别国代劳。美国政府会行动吗？那要看罪犯留下的指纹有多清晰。毕竟只有第一时间知道是谁挡了道，“确保相互摧毁”[14]战略才可能发挥效用。伊朗之所以躲在背后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一些恐怖组织，正是为了在事后进行“貌似合理的推诿”。实际上，那些都是“难以置信的推诿”，不过却足以让联合国深信不疑。所以，假如跟随案件一路追溯到穆斯林的阿訇与毛拉，却只发现些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的意愿又能有多强烈呢？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可能会采取行动，可是由克林顿或是鲍威尔掌权的政府内阁敢吗？况且就算采取行动，联合国框架下的调查工作不知又会遭遇到多少压力与阻挠？假设一下，即便联合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主席汉斯·布利克斯[15]（Hans Blix）卸任不干了，我们还是得和联合国安理会周旋个一年半载，然后国务卿还得在最后关头飞往喀土穆，说服苏丹领导人莫要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伊朗。
要知道，伊朗手中的中程导弹可不仅能够打击到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还包括罗马、柏林、巴黎、马德里和伦敦。既然如此，欧洲的政治人物将如何应对？他们会坚定反对来自德黑兰的恐怖威胁吗？还是相信总有其他办法能避免与伊斯兰国家的核武器殊死相搏？比方说，或许你会支持腰缠万贯的穆斯林富豪在你的首都城市建造起蔚为壮观的清真寺，又或许你会提名穆斯林团体中长袖善舞的宗教领袖入职政府的某个特别委员会，抑或许你会任命一个专门负责伊斯兰教育事业的内阁部长。换句话说，“穆斯林炸弹”很可能促进了欧洲的伊斯兰化，而伊斯兰化又多多少少会使你因走入了伊朗核武器的保护伞而觉得安全。与此同时，你的畏缩和妥协还大大鼓舞了伊朗及其盟友更加大胆地将目光投向世界的其他地方。
我们的语言就是炸弹
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曾写道：“情感无节制之人永不得自由，其激情造就其桎梏。”无论是伊朗宗教领袖还是阿拉伯自由圣战者，对他们而言，问题的背后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根本原因”——或者说，你想以“从伊拉克撤军”或是“允许巴勒斯坦举行建国仪式”为谈判筹码，门儿都没有。在他们的世界中，只存在着一种能够扩散的癌症，无论客观环境如何它都将肆虐横行。2005年，巴厘岛爆炸案发生前5天，共有9名恐怖分子在巴黎被捕，据报道他们策划了一起地铁袭击事件。你以为这些恐怖分子如此仇恨法国，一定是因为法国倾其武装力量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对吧？然而，2001年以来，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及他任命的总理一直都竭尽所能，堪称“布什-布莱尔新保守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好战分子们的两大绊脚石。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里，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Nasrallah）每日都在国际关系中践行美国式的“简约主义”。萨达姆打从一开始就深知法国的否决权是阻止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杀手锏。即便如此，伊斯兰圣战者之后还是炸毁了法国的油轮。此前，相比而言，假如你只能说出一个油轮不会被炸掉的西方国家，那么肯定是法国无疑。
然而，法国的油轮还是被炸了。事件发生后，位于也门的恐怖组织——“亚丁伊斯兰军”的一名发言人称：“我们其实更想袭击美国的护卫舰，但是也无所谓，反正他们都是异教徒。”
无所谓，反正他们都是异教徒。
当某些人作出特定声明，且确实向来言行一致，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像真主党前领导人侯赛因·纳斯瑞拉（Hussein Nasrallah）所言：“我们斗争，并非为了让你们给予我们什么；我们斗争，就是为了消灭你们。”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第一选择在于杀掉美国人和犹太人，最好是杀掉恰如《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一样的美籍犹太人。实在不行的话，他们也挺想杀掉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加拿大人、瑞士人和德国人，就像他们在巴厘岛的所作所为一样。无所谓，反正咱们都是异教徒嘛。你完全可以是个嗑药过量的白痴德国佬，在巴厘岛的酒吧里悠闲度日，时不时对当地人调侃一句“嘿，哥们儿，我爱你们所有人”，然后那些宗教激进主义者还是会把你当成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满腔怒火地把你炸成碎片。
2002年2月，一名长期报道中东问题的资深记者罗伯特·菲斯特（Robert Fist）（可惜的是，他所有的报道几乎都大错特错），写了一篇题为《请释放我的朋友丹尼尔·珀尔》的专栏文章。文中净是些陈词滥调，比如：请放了我的朋友丹尼尔·珀尔，然后你们就可以诉说你们的故事，传达你们的心声；绑架他是“最坏的错误选择”，这让他无法向外界传递你们的信息。好嘛，传递什么信息？大概诚如菲斯特所猜测的：“阿富汗上万难民的苦难人生”，“巴基斯坦数百万穷人的辛酸困境”，等等。
不知何故，这些致歉者们一直不得要领：穆斯林的心声其实早已向外界传达了。珀尔被砍下的头颅就是“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恐怖分子要记录砍头杀害的场景，以视频的形式向外界传播的原因。他们不仅通过穆斯林的集市与学校进行传播，还通过互联网将信息传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不愧是一记重击，他们卓有成效地向外界传达清楚了自己的信念。
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便是最激进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也会十分精明地用虚假的标签掩盖其黑暗的背后动机。然而，伊斯兰极端分子甚至连传统的言辞伪装都不屑使用。对于他们而言，所说即所想，所想即所说——而我们却选择对这一点熟视无睹。八国集团峰会期间，伦敦地铁遭遇炸弹袭击，各国领导人纷纷在推特上发出感言，悲悯此事的“艾楚不幸”与“讽刺意味”，感叹若是早点采取应对措施该有多好——看起来，好像是恐怖分子在为非洲贫困和全球变暖而寝食难安一样。就算事实真相的刺眼灯光打在脸上，我们也巴不得赶紧关掉电源，然后重回黑暗的荒原中独自摸索。
一个失序的世界终将打破一切限制。即便在低烈度的冲突中，也没有对绝对的黑白之分：美国人认为“北爱尔兰”的冲突就是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对抗。然而，事实不仅如此，还有一群“效忠政府”的准军事部队，他们坚称：假如爱尔兰共和军用炸弹袭击了平民，那么他们必定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伊斯兰极端分子愚蠢地认为，只要有了核武器就可以肆意妄为。他们相信，假如一颗脏弹在伦敦或德里爆炸，只要没有留下清晰的指纹证据，该国政府就不会对此作出反应。然而，恰似北爱尔兰，总有一群人认为政府的回击太过软弱无力。他们会频繁拨打秘密电话，悉心制定行动计划，然后在伊斯兰堡、利雅得和开罗引爆炸弹。此后，非伊斯兰世界一定会出现多如牛毛的“非国家行为体”以实施报复。最终，恶有恶报，宗教激进主义传染病的受害者也将会包括不计其数的穆斯林。
不过，我们一定不会就这样坐等伊朗的核武器来犯，对吧？巴厘岛、马德里和伦敦炸弹袭击事件已令事实的真相昭然若揭：宗教激进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尚武主义”；他们存在的意义便是毁灭一切。终有一日，其必呈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地向我们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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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文为“芦洞”号，是朝鲜装备的中程弹道导弹。其英译“Dong”在美国俚语中有生殖器之意。
[2] 穆斯林领袖的一种称号，现为卡塔尔等中东国家君主的尊称。
[3]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曾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也是首位担任议长一职的加州人和意大利后裔。
[4] 美国舆论领袖、经济学家，代表作为《世界是平的》，每周三、五固定在《纽约时报》发表国际时评，被全世界七百多家报纸转载。
[5] 塞尔维亚首都。
[6] 位于苏丹中部的历史名城，1889年毁于英国侵略战争。
[7] 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主要支派之一，该派认为第十二代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是“隐遁伊玛目”，被安拉置于人所不知的地方，将来会以救世主的身份重现人间，重建太平盛世。
[8] 1919年由旨在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事组织“爱尔兰义勇军”改编而成，目的是与驻在爱尔兰的英军作战。曾为爱尔兰独立、现为统一北爱尔兰而战斗，英文简称为IRA。
[9] 从1994年起先后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城乡事务部长和地方政府部长等职，1996年被任命为参加巴以谈判的巴勒斯坦代表团首席代表，2003年任谈判事务部长。
[10] 巴勒斯坦著名女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英国圣公会教徒，也是巴勒斯坦政治家中为数不多的基督徒之一。1987年巴勒斯坦起义期间，凭借流利的英文，成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时常出现在西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
[11] 《第42街》是1933年上映的一部好莱坞歌舞片。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索耶，你走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但你回来时必须是个明星！（Sawyer,you're going out a youngster, but you've got to come back a star!）”
[12] 好莱坞电影明星，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形象而闻名世界。
[13] 由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根据彼得·乔治小说《红色警戒》改编的一部黑色幽默喜剧片，于1964年在美国上映，虚拟了美、苏之间相互核威慑而引发的惊悚故事。
[14] 一种核战争时代的反应战略，指美、苏双方均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即在对方首先实施核打击之后，己方仍能生存下来，并具备完全摧毁对方的核报复能力。
[15] 曾任瑞典外交大臣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3年12月任新成立的联合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伊拉克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