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单极：
美国 VS 其他国家
最后，美国将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决一死战。你将站在哪一边？
——马修·帕里斯，《旁观者》（英国），2002年2月2日
美国能否赢得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许你觉得这是个蠢问题，不过，许多其他国家正抱有相似的疑问。如果连美国都在这场战争中败下阵来，那么其他发达国家也再无翻身的可能。到了那时，他们也只能面对现实，撒丫子去找个新的容身之所吧。其实，一个伊斯兰化的欧洲和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都不过只是世界末日的前奏。逊尼派三角地带一直以来都是个热点地区，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几个星期后，我开车前往伊拉克的费卢杰（Fallujah）。我真的无意冒犯任何阅读本书的费卢杰人——不过，这地儿确实是太脏了！早已过了饭点儿，我找到一家塞满了逊尼派阿拉伯人的破旧咖啡馆。正是午餐时间，里面却见不到一个女孩儿。除了我以外，也不见任何西方人。好似电影中的场景：我一进门，嘈杂纷乱的众声喧哗便戛然而止，当我走向一张空桌子时，我觉得每一双眼睛都在紧紧地盯着我看。
我最不喜欢穿得跟战地记者似的，每次看见这身打扮的人在各处闲逛，都觉得他们已经在菜市场里面睡了一个礼拜。所以即便这次去伊拉克，我的穿着依然与平时在华盛顿或纽约时一样，且大部分行头都是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生产线上所购置的名牌——布克兄弟[1]（Brooks Brothers）。上个礼拜我还在伦敦买了条漂亮的领带。我的袖扣也是全咖啡馆里最精致、最独特的。我本来就不是逊尼派三角地带的本地人，所以也没啥必要伪装成本地人。如果你是一个异教徒，也来自于没落的旧殖民宗主国，我劝你最好也穿成我这样。
选了半天，我最后点了盘什锦烤排，吃起来口感并无特色，就是些又硬又老的鸡肉罢了。说实话，我觉得我的领带可能都比这硬邦邦的鸡肉有嚼头。咖啡馆里的当地人都看着我，其中一些人的眼睛里明显透出了阴沉和厌恶的神情，剩下的人则都在偷笑。当时的场景大抵如此。在这个刚刚解放的前独裁国家，什么事情都说不准，人们的面部表情也不一定就代表其内心所想：我旁边的食客不就在不时地用异国语言说说笑笑嘛。不过，想想我在加州伯克利所遭遇的更加不堪回首的用餐经历，最终也就有动力勉强嚼完了口中的食物，然后用满是细菌的洗手液洗了洗手，心想着这家店的烤肉也还算凑合嘛。出于礼貌，店主将闪着雪花的黑白电视机从阿拉伯语频道切换到了BBC国际台，新闻里照常播报着伊拉克此时的凄惨窘境。
直到一年后，我才再次关注到费卢杰。那时，4名在伊拉克工作的美国承包商——史考特·海文斯顿（Scott Helvenston）、韦斯利·巴塔罗纳（Wesley Batalona）、杰瑞·佐福柯（Jerry Zovko）和迈克尔·迪格（Michael Teague）——开车经过市区时突然遭遇了恐怖袭击，暴徒把他们从车上拖了下来，先枪杀、再焚尸、后肢解，他们的尸体最终被挂在幼发拉底河的一座桥上，当地的目击者发现后还高兴地在街头载歌载舞。杀了人的叛乱分子得意扬扬，将施暴全程拍摄下来，并把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传播至世界各地。
“噢，天啊！死的那个人也可能是我！”一生中能碰到说这话的场景其实并不多见。在电视上看到此情此景，我还是不禁想起了11个月前在费卢杰的那顿午餐，想起邻桌那些神经兮兮、露齿大笑的阿拉伯人。他们也会想杀了我吗？我打赌有一两个人确曾跃跃欲试。假如他们真的杀了我，我敢肯定有三四个人会歇斯底里地用鞋子抽打我的尸体。或许另有五六个人对于我是死是活漠不关心，但如果我真的咽气之后，他们一定还是会支持杀死我的决定。剩下的一些人大概会觉得紧张不安，但是最终仍会选择保持沉默。
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呢？我并不勇敢，更不是头脑一热便拼命顽抗的莽夫。假如我知道逊尼派三角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我才不会孤零零地开着一辆租来的破尼桑车到处乱跑的。
当然，当时的费卢杰其实并不危险。为什么呢？好比赌马一样，当本·拉登为“9·11”袭击得逞而得意扬扬之际，人们好似看见了一匹强马和一匹弱马，而且自然会选择为强马下注。然而，到了2003年5月，巴格达已被攻陷了4个星期，美国率领的联军部队已成功逆袭，摇身一变成了一匹强马。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扳倒了萨达姆·侯赛因——一个自称是萨拉丁[2]（Saladin）再世的狂人。所以在那时候，即便是一个羸弱如小马驹的西方旅行作家，当他走进咖啡馆，人们也会觉得他是强马中的一员，并据此对其产生敬畏之心。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美国便不再是一匹强马了。由于一系列原因，从西方媒体到小布什政府都希望美国能被大家视作——怎么说呢——一个满怀怜悯之心的十字军战士。这个想法的本意固然很好，但是在阿拉伯人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当地人眼中，同情并不是对于对方的尊重，反而是自身软弱的表现。《第一天》杂志评论道，一个拥有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似乎并无兴趣了解，与萨达姆在一周之内滥杀的政治犯的人数相比，伊拉克战争一年之内的死亡人数其实只是略多了一点。相比之下，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里，刚果大约有400万人在战乱中死亡[3]——你又何曾见过几本书或几部纪录片对其进行了披露呢？
11个月之前，在我去往费卢杰的途中，有一条位于约旦边界和伊拉克鲁特巴镇之间的荒芜公路，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了被烧毁的坦克车。在整条公路上，你时不时都能目睹这样的场景——一堆烧焦的坦克残骸叠得与人一样高，结结实实地堵住了车流的去路。碰到第一辆被焚毁的坦克时，我下车围着坦克走来走去，揣测着坦克驾驶员的命运，不禁陷入了沉思。然而，正如研究装甲战的伟大战略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所说：“对敌人武装部队的彻底摧毁，只是达成最终目标的一种方式，且并非不可避免或绝对正确的一种方式。”
战争的目的，不是摧毁敌人的坦克，而是摧毁敌人的意志。正如李德·哈特所言：“我们在战争中的目标，只能通过征服敌人的意志而实现……包括军事告捷、舆论宣传、经济封锁、外交攻势或者对政府和民用设施的武力打击，最终都被看作征服敌方意志的方式之一。”
美国格外擅长摧毁坦克。假如你一不小心作了个错误的决策，促使美国与你展开了一场热战——比如，一场坦克、轰炸机、军舰等协同参与的综合战争——那么，我敢打赌你很快就会丢盔弃甲。塔利班就曾这么干过，后来的萨达姆·侯赛因也同样一败涂地，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在费卢杰吃那顿午餐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个人勇气。就在那个月，美国刚刚推翻了那里的军事独裁者，还有比那时候去游访伊斯兰世界更安全的时间点吗？
一旦敌人知道大势已去，就会立马放弃抵抗。在伊拉克，虽然萨达姆已迅速倒台，但我们尚不清楚敌军是否已全然获知此事。要知道，即便在你死我活的白热战阶段，我们也还是扮演着满怀同情心的十字军。西方反战分子发起的“人肉盾牌”行动[4]明显是多余的，因为英美联军其实早已把除了萨达姆及其儿子乌代[5]（Uday）和库塞[6]（Qusay）以外的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伊拉克平民和士兵——都当作了不予击毙的“人肉盾牌”。美国自觉地作出了选择，假定每个伊拉克人都是无罪的，甚至包括在纳西里耶（伊拉克军事重镇）伏击了美国海军的假意投诚者。然而，在2003年春季，被上述神经质的慈悲战术害惨的，其实并非美国或其率领的联军部队，而恰恰是伊拉克的平民百姓。两年之后，他们都成了“叛乱分子”的主要攻击目标。试想，如果这些追随萨达姆的复兴党[7]残余们当年就被英美联军彻底干掉，大量平民也不至于在两年之后命丧黄泉。同理，如果一群逃往邻国的圣战分子当年就在叙利亚靠近伊拉克的边境地区被英美联军“误炸”而死，伊拉克平民的阳寿也大底能够再延长多年。在战斗中，我们给自己强加了过分离谱的道义要求，往往最终使自己束手束脚、难于全胜——我们在朝鲜和越南不就是如此吗——与之相反，德国和日本的教训却是，如果你把一个国家摧毁之后便弃之不顾，它更容易建立起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国家。所以，科林·鲍威尔才提出了著名的“陶瓷仓库规则”[8]：谁打破，谁重建。然而，支持萨达姆的复兴党和其他组织却从美国的缚手缚脚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既然没胆打破，也就无权重建。
我并不忧心伊拉克的未来。伊拉克的政治领导层已然表现出了异常惊人的毅力和令人钦佩的决心：这个国家当然并无可能变成发达的美国新罕州或是新加坡，但它终会变得更好（即使它可能由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分裂为三个独立的国家），比其邻国也要好得多。如果你生活在摩苏尔[9]（Mosul）或巴士拉[10]（Basra），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伊拉克的问题都是伊拉克人自己的。但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观之，伊拉克战争遗留的最大悬念，并非伊拉克的未来何去何从，反倒是美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作为世界的领军者，美国是否还能继续领导下去，或者约翰·克里惧怕卷入战争的越南综合症[11]是否已经“烙”（正如他自己说的）入了美利坚民族的骨髓？如果是的话，美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坚持下去的可能性还有多大？特别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并非一场可以速战速决、全面摧毁的实体战争，而是牵涉了错综复杂的其他因素——军事和技术的优势甚至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敌人是以意志和人口为其战略支撑的，我们是否有能力（用李德·哈特的话说）征服敌人的意志呢？当美国部队出征巴格达之时，敌人其实对我们的战事速度大为震惊。然而，入侵很快变成了伟大的解放，解放继而变成了温柔的监管。如此一来，你在头一个月中通过硬实力获得的优势越多，日后伸展手脚时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多，而再次动用军事实力——哪怕是一点点军事实力——的意愿也就越小。如此一来，犹如“格列佛[12]”一般的超级大国终有一日将被意志力更强的小人国紧紧捆住，直至动弹不得。
还记得萨达姆雕像被推倒的那一幕吗？整座雕像竟然是中空的。伊斯兰教徒认为，西方文明就跟那座雕像一般模样：徒有华丽的外表，内部却空空如也；被一层坚硬的铜墙铁壁——美国军队——所庇护，但铜铁之下却是空无一物。
他们的这一判断从何而来？哎，可以从生活中不计其数的小细节看出端倪——比如，美国报纸上偏居一隅的某个小新闻，看似说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然而日积月累之后，所有的偶然事件汇聚一处，便形成了雪崩之势。举一个很小的例子：2003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加州的穆斯林社团领导人发表谈话，高度赞扬了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市天主教中学的善意行为，它刚刚把其球队的名字从“十字军”改成了——文化上不太敏感的——“雄狮”。
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加州，沿着通往欧文市的公路行驶20英里，你便会发现一块大大的广告牌，穆斯林足球联盟的新年联赛已开始招兵买马，并已召集了奥兰治县最火的几支穆斯林足球队参赛，瞧瞧人家的名字吧：“起义者”“圣战者”“沙漠牧民”，还有“真主之剑”。
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我已迫不及待，希望赶快一睹十年之后的加州赛事：圣地亚哥圣战队VS奥克兰文化敏感队，马里布真主党队VS圣莫妮卡仁爱队，帕萨迪纳异教徒杀手之剑队VS贝克尔斯菲自我反对者队，圣约瑟刽子手队VS伯克利互尊互爱队。
我觉得为校队命名这类事情，看似只是我们对伊斯兰教作出的微小让步，但背后实则有意无意地隐藏着一些本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强势文化自以为是地觉得可以对弱势文化宽容以待。然而，不幸的是，被宽容以待的一方却常常恩将仇报，甚至将宽宏大量视作强者示弱的表现。文化敏感、隐忍妥协、多元包容，这些对我们来说确实轻而易举——毕竟也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公认的善意行为——然而，当你处处照顾以自我为中心者的敏感神经，坚持对狭隘偏执之人隐忍妥协，对公开排外的一元文化主义者奉行多元包容精神，那么，就别怪穆斯林把你当作一颗软柿子了，这全都是你自找的。
如果这真将是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长远意义上看，究竟哪里才是真正的战场？阿拉伯半岛的海滩上？还是奥兰治县的足球场里？抑或是地球的其他什么角落？在报道美国政府如何追踪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时，《纽约时报》曝光了美国财政部的内部文件，这种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自然遭到了严厉抨击。对此，《纽约时报》义正词严地回应：与抨击相反，他们严肃地承担起了一己之责，从未透露过美方的“军事行动”。然而，我想说的是，这并非一场仅仅有关“军事行动”的战争。某种意义上，在这场军事实力并不对称的战争中，所谓的军事行动其实有时就是由银行电汇完成的——具体说来，就是恐怖分子将资金从阿拉伯汇至美国。这些资金可能不光被用来发动“9·11”袭击，恐怖分子还将以更为隐秘的方式进一步资助其他袭击活动。就算伊斯兰圣战者尚未拥有能与第三步兵师[13]匹敌的军事力量，你以为在其他的领域如何呢？
不论在哪个国家的军事学院或战略研究院深造，他们都会告诫你综合观察一国实力的重要性。比方说，2004年，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了“战略威慑联合作战”的概念：“要实现战略威慑，一国必须将国家实力的所有要素集合起来，以形成一整套的国家威慑战略，这些实力要素包括：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
上述几点要素理应被囊括在内，但是我觉得还应再加上第五个要素：司法和执法力量。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军事力量，你便可以下达命令，位于远方某地的接收者则会立即执行命令。不过，由于国家实力还包括其他要素，整个指挥系统也并非如此快捷地衔接自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讨论一下它们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吧：
军事实力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部队，军费支出占全球的40%，然而，与其占全球80%的军事研发费用相比，军费还算是小巫见大巫——这意味着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每一天都在越拉越大。在阿富汗，一些无人驾驶飞机正在协助美国对基地组织头目进行地毯式地搜寻。这一技术创新既可能被英国人关注，借以助其恢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第二春；也会被美国的敌人关注，借以强化其对美国的私人偏见：大撒旦喜欢在战场上打不流血的技术战，因为它无法承受超过三位数的阵亡人数。因此，恐怖分子们发现，挑衅美国的技巧原来不在于杀伤性炸弹或者掩体爆破，而在于一点一点地吞噬与折磨，比如，每晚都在新闻简报中发布一两个美军伤亡人员的名字和信息。
在美国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种关于美国的悖论，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帝国模式的超级大国”：美国派军队驻守的，并非偏远穷困的殖民地，而是其国富民安的军事盟国。因此，美国更倾向于鼓励其“朋友圈”将国内税收投向代价高昂的社会福利，而非坦克车和航空母舰——如此一来，必然进一步拉大了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同其他福利一样，防卫福利一旦形成，便再难削减或打破。而现代欧洲祸患无穷的人口递减，正是美国免除其防卫责任所带来的必然后果。1796年，乔治·华盛顿曾致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国如放纵自己习于对他国的憎恨或喜爱，这个国家便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奴隶；或为敌意的奴隶，或为友情的奴隶，随便哪一种都足以将它引致偏离责任和利益的道路。”
这句话巧妙地呈现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现时关系：美国若一味不知轻重地袒爱欧洲，终将成为这种习惯性友情的奴隶。同理，欧洲若一味丧失理性地仇恨美国，亦将成为这种习惯性敌意的奴隶。保守派在讨论社会福利时，总会谈到这样的问题：如何做才会对公民更为有利？——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在防卫福利的问题上，我们更应如此深思熟虑。
正应了这句俗语——“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之所以能够主导军事霸权，皆因不论是它的盟友抑或敌人，都已经习惯了在军事以外的战场上大显身手。无论是法国的国际清谈俱乐部，还是穆斯林在北美郊区的清真寺，都是美国长期无暇顾及的舆论战场。
司法实力
司法是如何成为国家实力的构成部分的呢？以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为例（被指控为“9·11”事件第20号劫机犯），当他被处以终身监禁时竟然大声宣告：“美国，你输了！”
这话的确难以反驳。就在穆萨维开始服刑之日，“9·11”事件调查委员会那些傲慢的委员们出现在有线电视的新闻节目中，自豪地宣称全世界的圣战分子都已被美国司法体制的公平公正所折服。实际上，对于穆萨维的漫长审判比美国在“二战”中的参战时间还长，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已将美国的司法体系视为一个大笑话。
萨达姆·侯赛因算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很不幸地落入了伊拉克的司法体制之手。在审理穆萨维时，12个美国陪审员中有9个认为其幼时遭受过“精神虐待”，而这应该被视为减刑因素。萨达姆或许也可以此为由进行自辩，然而悲催的是伊拉克的相关法律并无此类减刑规定。不难得出结论，正是美国的奇葩司法，赋予恐怖分子以犯罪的理由和权力，正如名曲《哎，克鲁克警察官》[14]中的一句歌词：哥堕落，是因为哥贫困。
说美国“过度法治”实在是老生常谈，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文化舆论是如何误导司法审判时，这种老生常谈的误人效果就更加清晰。在穆萨维案宣判后，媒体最先去采访的是那些“9·11”遇难者的家属，询问他们关于判决结果是否满意，就好像关乎反恐战争的这场诉讼是梅根法案[15]（Megan’s Law）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个翻版，而遇难者的家属对于该判例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利权。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9·11”事件中遇难的美国同胞并非被当作单个目标而惨遭毒手，他们受到袭击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而不是被躲在山洞的某人指名道姓地雇凶谋杀。受害者的家属固然值得我们同情，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我们也无法全然体会，但是，在这起案例中，他们并非向法庭提起诉讼的原告，而战争也不是一桩法律案件。这场与恐怖分子之间的战争，无关乎受害者是否“瞑目”，而关乎国家是否胜利。
以司法传票的方式处理伊斯兰圣战分子，其实就是一种愿意讨价还价的妥协姿态。与丘吉尔高喊“我们永远不会投降”截然不同，这种姿态倒更像是在表达：“虽然法官已经裁定其为大规模屠杀行为，但地方检察官说我们仍可将其定性为邮件诈骗犯罪。”以司法方式处理问题，也并没有使情势变得更加简单。2005年，英国政府终于决议要打击煽动恐怖袭击的那位伊斯兰阿訇。阿布·哈姆扎在英国家喻户晓，这都多亏了英国小报当年对他的炒作——1991年他在阿富汗的一次——呃，怎么说呢——“意外”中，失去了双手。哈姆扎被伦敦检方指控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九项罪名，他雇用了一名王室的法律顾问，最终以一套独创的法律策略为其开脱：“在下是被告的辩护人——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哈姆扎对《古兰经》的解读是，它赋予穆斯林一种职责，即为了保护其宗教信仰可以发动圣战。因此，看似是哈姆扎在鼓吹杀戮，实则他只是在为《古兰经》布道而已。”菲茨杰拉德还补充道：“此前对于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阿訇的刑事审理，是一种‘过度简化’的不当司法。”
乖乖，假若是《古兰经》允许的，那么哈姆扎即可被免于刑责？这个策略简直让人拍案叫绝。如果敢定罪于哈姆扎，就是对《古兰经》的大不敬：要是某个声言和平的宗教在其《圣书》里明文规定，必须杀死异教徒，那么我们还有何必要审理相关的杀人案呢？成立于2003年的英国反恐法庭曾受理过一起案件，嫌犯是一名35岁的阿尔及利亚裔男子，他涉嫌“频繁地协助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然而，几年之后，该男子便从贝尔马什监狱（Belmarsh Prison）获释，理由是患了“抑郁症”。
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所有伊斯兰恐怖分子大概都是“抑郁症”患者了——别忘了他们最初的作案手法不就是自杀式炸弹袭击吗？很明显他们都有自杀倾向。对于这些“未被同化”的伊斯兰教徒，最令我惊叹的就是他们竟能如此迅速地抓住西方的弱点——法律至上、种族敏感、墨守成规。现如今，法庭已成了宿敌与吾等一较高下的罗马竞技场。
外交实力
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美国外交的情况又如何呢？“二战”结束后，“美国时代”随之到来，然而，美国政府却并未选择去宣扬其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声音。相反，它采取了被麦克·曼德鲍姆[16]（Michael Mandelbaum）称为“规则制定者（order maker）”的方略。在擘画国际经济秩序时，美国创立了一个由国际组织构成的世界网络，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在擘画国际政治秩序时，它同样创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而自己却甘愿做一个“非帝国性质的霸权”，韬光养晦、深藏功名，并进而使其他国家有机会去宣扬其价值、理念和声音。譬如，近年来，我能找到一个例子，2004年一位联合国的资深官员有勇气将某个成员国称作“极权政体”——这位联合国官员就是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17]（Boutros Boutros-Ghali），而这个成员国竟然是美利坚合众国。
在联合国中，更圆滑一些的批评家们大都赞同：的确，联合国在处理“石油换食品”计划与“刚果儿童性侵”事件时堪称糟糕透顶，面对达尔富尔种族屠杀和印度尼西亚大海啸时更是反应迟钝，但这也为美国构建改革联合国的共识提供了更加充足的理由。不过，这一诱人的计划仍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部分改革建议的效果往往都可能适得其反。对于联合国的大部分主导成员国而言，这个国际组织并不仅仅反映着地缘政治，它甚至替代了地缘政治。联合国不是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18]，只是为世界大国提供一个空谈的场所；相反，它本身已构成了一个替代性的强权，意在与真正的超级大国抗衡。不妨来看看美国在2003年联合国大会上所提85项议案的投票表决结果：
阿拉伯联盟成员国投反对票的比率为88.7%。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投反对票的比率为84.5%。
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投反对票的比率为84.1%。
非洲国家投反对票的比率为83.8%。
不结盟运动组织成员国投反对票的比率为82.7%。
欧盟成员国投反对票的比率为54.5%。
耶，欧洲还不错嘛！如此算来，45%的欧盟国家应该都是支持美国的铁哥们儿啊！你可以认同欧洲政治精英的观点，认为这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呈现，或者美国现在应该亡羊补牢，考虑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发表一份“相互依赖宣言”。要不然，你也可以像欧文·柏林[19]（Irving Berlin）所作的那首《“一战”行军曲》[20]（Great War marching song）中的骄傲母亲一样，高唱“除了吉姆，其他人的步调都不协调”，以此赞颂美国的特立独行。但这些数据背后的含义，其实是一种“后冷战”的逻辑，即联合国对美国存在着一种制度性抵触。
时下，联合国面临着严峻的体制困境，美国政府可以利用联合国总部位于纽约海龟湾的地缘优势对其进行改革、重组、创新，倘若能够全力运用其外交手腕，或许以后能将反对美国的投票率降低到——大概比80%略多一点儿？照此下去，他们一定能够成功地把一个“腐败僵化、功能失调的反美俱乐部”改造成为一个“与时俱进、高效运转的反美俱乐部”。如果那些改革家够诚实的话，这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改革”真意。
经济实力
苏非教神学家、法学家安萨里（Al-Ghazali）被许多人视为穆罕默德之后最伟大的穆斯林领袖，虽已与世长辞1000多年，但其关于引导“契约民”——穆斯林社会中的非穆斯林——的言论，在今日看来依旧相当中肯：“除了安拉和他的使者……犹太人、基督徒、马涧人[21]（Majians）等契约民都必须缴纳‘吉兹亚（jizya）’。”
“吉兹亚”是穆斯林向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伊斯兰世界缺乏经济创新的一个主因，就是它习惯了依靠异教徒以获得社会资金。这一传统可追溯至穆罕默德时代。假如一群相互混战的阿拉伯部落在安拉的旨意下组成了乌玛[22]（umma）共同体，最大的弊端就是他们损失了主要的财源——通过与对方征战以进行财富的掠夺。
因此，虽然伊斯兰先知们难以拒绝那些想要皈依的人，但实际上他们仍对穆斯林土地上有非穆斯林人口的存在略感欣慰，因为这些人正是穆斯林人口的主要财源。对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模式就能看出，前者先招收信徒，再获取土地，后者则先征服土地，再招收信徒。
伊斯兰教一旦征服了异邦的土地，就开始大量聚敛财富，并设立惩罚性的税收制度以将钱财从异教徒手中转移到穆斯林手中——或者，从生产性部门转移到非生产性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就是福利社会的原型吗？当伊斯兰教的仰慕者高谈阔论其辉煌时期的伟大发明与璀璨文化时，他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便在那时，穆斯林也不过是穆斯林社会的少数民族而已，寄生于非穆斯林人口的劳动供养。时至今日，这仍不失为是一条相当好用的经验法则：以经济情况最好的穆斯林社会举例，其社会运转的真正动力其实也来自与他们共享土地的另一个族群——马来西亚的华人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然而，终有一日，人口逐渐萎缩的异教徒群体会意识到是他们供养着穆斯林，到了那时，几乎所有的穆斯林社会都必然得走向经济崩溃。倘若回到历史，你完全可以在巴尔干半岛的农村地区目睹到真实的一幕：基督徒商人再也无法忍受上缴“吉兹亚”的重负，遂迁出乡镇移居到偏远的山区。在其他地区，非穆斯林人口则发现——皈依是更好的选择。这也是导致伊斯兰教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阿拉伯半岛完全实现了伊斯兰化以后，它自然需要向黎凡特[23]（Levant）、波斯、中亚、北非、印度和欧洲扩张——以寻找新的异教徒来征收“吉兹亚”。谈到增长的动力，伊斯兰世界与欧洲联盟具有相同的问题：两者都鼓励新皈依的劳动力去往非生产性的经济部门。
而且，穆斯林轻而易举地将“吉兹亚”的概念传播到了全世界。如果你处于财富转移的接收端，你可能就会看得清楚，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给予巴勒斯坦当局的经济援助其实就是一种“吉兹亚”。甚至美国慷慨赠与埃及的数亿美元的援助也是一个意思，只是这些资助实在是影响甚微（除了劫机冲破世贸大厦玻璃窗的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更不必说你们每个人往汽车油箱里灌的那20美元的石油了，这当然也是“吉兹亚”的一种形式。如今，电报已经被电邮取代，手摇留声机也让位于蓝光播放器，然而，除了淘汰了无篷后座以及加装了几个绝缘螺脚外，汽车在一百年间基本上再无什么重要变化。现在，卖给你石油的那些国家，正在用你买石油的钱资助着你的敌人，这时候还不赶紧下功夫去寻找新能源，更待何时？真要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9·11”事件之后的5年，不断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仍在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然而，美国政府对此的政策反应竟然是又给沙特撒去了更多的钱。
石油遍地的沙特王室不仅用赚得的金钱收买了自己的人民，也收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美国人民正在做的却是为一条终将勒死自己的绳索买单。
信息实力
国家权力的第五个要素——信息实力——是不言而喻的，想想《纽约时报》、CNN、好莱坞、哈佛大学、迈克尔·摩尔[24]（Michael Moore）……还有很多新闻热词，什么“战争泥潭”“伊斯兰恐惧症”“小布什撒谎！！！！！”以及“撤军时间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硫磺岛（Iwo jima）战役[25]是个大事件，而同一时间，密歇根州涌现出一批同情日本敌军的美国人，这倒成了个次要事件。你应该看得出来，眼下的战事重点其实刚好相反——比起抵挡住宗教激进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文化声势，在军事上把叙利亚的小阿萨德[26]炸出大马士革的总统府，其实更像是一个次要问题。美国及其盟国已经证明，在军事战场上他们能够展现出英勇无畏的“斗争士气”。然而，在文化战场上，反正与穆斯林的斗争必将是西方获胜，因而他们确实打不起精神来。瞧瞧，英国将阿布·哈姆扎这种煽动叛国的阿訇头目都无罪释放了。托尼·布莱尔首相具有天赋异禀的政治才能，因而有勇气在遥远的中东海岸打一场不受国内待见的军事战争，然而，他却没有勇气在家门口打一场尚需更多支持的文化战争。这恰是伦敦“7·7”爆炸案的惨痛教训：英国军队能够在伊拉克的南方维持好当地的治安，却无法在英格兰的南方维持好自家的治安。
如果这是“一战”的话，两大阵营在各自的战壕里打过一场硬仗之后，战争可能就结束了。一些足智多谋的宗教激进主义者早已想明白了，他们深知永远不可能在军事战场上获胜，但是却有个绝佳的机会能够将乱局一再拖延，直至西方文明自我坍塌、伊斯兰文明自动接替。
军队只是文明手中挥舞的一件武器而已，而且通常是作为最后的武器使用。然而，当你将国家实力的所有要素集合在一起——军事、司法、外交、经济、信息——便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新加坡于1942年沦陷后，其宗主国英国所走上的歧途）：在目前的5项要素中，至少有4项存在着方向性错误。大众媒体正在抨击本国的政府，国际组织正在制衡美国的力量，司法体系正在改善战犯的待遇——而运用经济实力的结果却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每当你给汽车油箱加满油，你就为敌人提供了活动资金，而他们恰是自君士坦丁堡陷落[27]以来西方所遭遇的最狂暴的敌人。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进行的殊死搏斗也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我们与病征——恐怖袭击——作斗争，却忽略了病根——意识形态。我们在战争中加之于己的种种限制——法律至上、文化多元、政治正确——已经日益明晰。敌人对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们对我们确实是了如指掌的。可是，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
懦弱的超级大国
2003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道：“英国深知，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强权看似无可匹敌，实际上却是短暂易逝。真正的问题是：你走后究竟留下些什么？”
这真是个极好的问题。如今，七国集团（G7）中3/7的主要经济体都流淌着英国的血统。在人均GDP最高的20个国家中，至少有11个国家是或曾经是英联邦国家。如果你认为这一说法不合理，觉得这些国家大多是些备受鄙视的殖民地和避税港——比如百慕大、开曼群岛——好吧，那咱把人口低于2000万的国家去掉，前4名照样被说英语的国家包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关键性区域国家都曾被英国统治——比如南非和印度——与此同时，不少次要一点的关键性区域国家也都经历过处于英国管辖之下的历史，且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些国家的境况通常也都比往日更好一些：不信你试试去印度尼西亚（前荷兰殖民地）——而非马来西亚（前英国殖民地）做生意，或者去海地（前法国殖民地）——而非圣卢西亚（前英国殖民地）做生意，高下立判。
当然，即便是当代的头号大国，其政治性格同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子民，他们那时候甚至能够把英国的政治理念传播到英国政府都不愿征服的偏远角落。
我斗胆指出这等尽人皆知之事，是因为英国人绝不会自己指出来。小布什总统的前演讲撰稿人大卫·弗卢姆（David Frum）一两年前曾经写道：“不少国家患上了自大狂的病症，而英国的病症看起来更是世间罕见，因为他们总是在说自己的坏话。”20世纪60年代末，时任英属亚丁（现也门首都）殖民总督的理查德·特恩布尔（Richard Turnbull）曾踌躇满志地对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说道，大英帝国以后只会因两件事而被后人铭记——“英式足球的流行普及，以及‘滚犊子’这句骂人的糙话。”比起在文化层面对自己进行形形色色的批判与抨击，英国或许更应对乖僻邪谬的“欧洲崇拜者”甩出后面那句糙话——‘滚犊子’。这些“欧洲崇拜者”认为，欧盟要想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就必须对其成员国中的失败者进行改革，特别是对其所施行的英式法律、习俗和议会民主制进行彻底的清算。
英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所向披靡的巨人，即便在它的国际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也不是。但迄今为止，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英国一样，在语言、法律、政治、商业以及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层面留下如此之多、如此之久的人类遗产。
今日，我们生活在美国主导的时代，尽管美国尚无打算要走，但“你走后究竟留下些什么”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好问题。美国打算如何利用这个属于它自己的时代呢？它究竟想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遗产呢？
不过，即便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会让人觉得有些“反美”的意味。美国拥有英国所从未体会过的无与伦比的优势，这种优势在英国之前也是世所未有。然而，当前，这种优势却呈现为一个悖论：一个非帝国性质的超级大国。无论帝国是好是坏，美国人骨子里并没有帝国主义的情结——事实上，这一点从解放后的伊拉克身上便可以看得一目了然。
2005年1月，小布什总统就职演说的前一周，我读了一本名为《乡音》的杂志，这是我近年来头一次阅读这类杂志。一看到封面故事，我便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故事的标题是：“毁灭的前夜：小布什摧毁世界的四年计划。”
哈，最好能实现。我们就是这样，很容易对新一届的总统任期抱有过高期望。在“9·11”事件的警醒之下，小布什政府逐渐扭转了几十年来日益荒腔走板的外交政策方向，并将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予以公开声明：小布什承诺美国一定将在伊斯兰世界传播自由理念——或者，至少也如一位对此深表怀疑的我的好友所说，无论穆斯林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把自由理念硬塞到他们的嗓子眼儿中。看上去，这一使命仍像是我们长期承担的“白人的负担”[28]——以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翻版，只不过相较而言更加低碳环保一些罢了。
然而，看起来从无哪个国家曾经背负起如此沉重的负担。现在的世界由美国主导；但美国并不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
美国军队才刚踏入伊拉克的土地，民主党议员便急着追问“撤军时间表”。“撤军时间表”本质上就是一个寓意着无心恋战的教科书式的名词定义。在战争中，撤军只有两种可能：胜利或者失败。后者当然更简单易行。容我咳嗽两声——也就是说，我们是世界上的主导强权，可是即便我方人员的死伤率已降至历史新低，我们依然无法面对和承受，所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下一站就撤了。对于一个充满矛盾的超级大国而言，“收拾好铺盖卷儿回家”意味着一场意蕴无穷的争论，右翼人士坚持孤立主义，左翼人士坚持国际主义——千万别误会这种国际主义，除了一张傻笑的脸以及每两年去欧盟国家参加一次宴会，它本质上还是孤立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不过是一种装模作样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外交政策的表面文章。
对于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而言，针对“撤军时间表”的问题，正解应该是：没有“撤军时间表”，也根本不应探讨“撤军时间表”，这种字眼本来就是何其愚蠢的一种表达。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小布什总统给出了更加文雅的回复：“自由能否在我们国家继续留存，越来越取决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国家找到栖身之所。”
如果你想进一步理解“撤军时间表”的问题，在我们南方的“边界”就有一个近在咫尺的例子。一个世纪前，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就是全面撤退加全无战略。这个礼拜，新上任的墨西哥军事独裁者敢不听话？没关系，冲进去暴揍丫一顿，再跑出来就是了，然后让当地人选出新一任的烂总统。假如新总统也不听话，那就再回去暴揍丫，然后再跑出来。这种外交政策骇人听闻，但也“成果”丰硕——如今，3/4的墨西哥裔人口生活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对于那些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而言，他们可从来都没有什么“撤军时间表”。2006年，在全美各地上演的“百万墨西哥人大游行”中，墨西哥移民兴奋莫名地挥舞着手中的标语牌：“白鬼子，你们怎么还不滚回欧洲老家？”不难看出吧，大部分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认为，那些合法居住于此的本土美国人才应该被驱逐出境。
再想想，当英国闯入印度之时，根本没有什么“撤军时间表”，人家在那儿安家立业、世代传承，进而促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以及当代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美国和英国，谁的策略看起来更加明智呢？那些美国保守派——即宣扬“权力政治”的群体——那些嘲笑“国家改造”的人们都应该好好反思，假如英国当年也像美国今日这般疑虑重重，印度次大陆将会变成哪般模样：如今，它可能就是另一个阿拉伯半岛——国土之上的独裁国家多如牛毛，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无不倾心于暴君独裁统治，并发展出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当地变种。这里将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地区，到处都是未受教育的居民，根本无力在今日我们已不可或缺的客服中心接听电话或提供技术支持。每一个曾在凌晨3点致电客服中心、得到印度籍接线员苏蕾什或拉吉夫帮助的美国人，都应该对印度教育为我们带来的生活便利心怀感激。你还应对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感激涕零，在他颇负盛名的《1835年政府备忘录》中曾有一句话：伦敦派遣了一代又一代的校长和老师——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去填补帝国殖民地的空虚地带，他们坚信——只要孜孜不倦地向当地民众介绍莎士比亚、《英国大宪章》和艾萨克·牛顿爵士，他们实质上就赋予了殖民地公民一本通往现代世界的万能护照。
一个治理失败的国家定会时常惊扰邻国的安宁。对于这一点，你不妨盯着西非地区的地图琢磨，就一定能够心领神会。在策动“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中，有4人获得了有效的美国身份证件，并据此通过了“非法入境者”的网上核查，最终于2001年9月11日早间登上了飞机。我这么说可不是毫无根据——如果你想探寻“9·11”事件真正的“根本原因”，你不妨首先从美国未能在墨西哥成功实现“国家改造”想起。迷恋于“撤军时间表”的问题就在于，眼下世界各地都成了墨西哥——表面上看，“9·11”恐怖分子都是非法入境者；可夸张一点说，这些年来，只要你能掏得出几百美元，外加一张信用卡，你就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并把它炸个底朝天。不信你瞧，非法入境的兄弟们如今可都是你的邻居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