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上，美国是孤立的，与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成反比。好啦好啦，我知道的——你大概阅读过1000篇有关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章。你大概想告诉我，如今你飞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大家都吃着麦当劳、穿着牛仔裤、听着美国流行歌曲、抢着去电影院观看《霹雳娇娃3》。这倒也是事实。可是，那又能怎样呢？《风流寡妇》[29]（The Merry Widow）曾在百老汇轰动一时，同时也是希特勒最为钟爱的一部歌剧。如果我把个人资料输入到某家婚姻介绍所的数据库中，它可能会把我和伊拉克的萨达姆自动配对：因为他和我都喜欢同一个歌手（弗兰克·辛纳屈）[30]（Frank Sinatra）和同一种糖果（英国雀巢花街的巧克力太妃糖）。
这算什么啊？不错，他们很容易爱上美国流行文化，但与此同时却又深深地厌恶美国：在伦敦，主流大报都为美国的时髦文化预留了大片版面——《卫报》也好，《独立报》也罢——而它们却恰好又是反美情绪最为高涨的舆论阵地。更惨的是，如果他们对美国流行的垃圾文化嗤之以鼻，其对美国的厌恶之情也必将更上层楼。于是乎，法国前外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美国正致力于使法国人的智商发生有组织的大规模退化。”好吧，如果你也曾何其有幸地连续一整周观看了法国电视台的弱智节目，上述这个论断听起来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嘛。2002年，在法国的某个镇政府内，一群左翼的环保主义疯子实施了一起枪击案件，随后，法国总统候选人阿兰·马德兰（Alain Madelin）将之谴责为“美国文化的副产品”。我就纳闷了，一个法国人枪杀了另外8个法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却印证了美国文化的恶性影响力？
你大概能明白他到底在暗示些什么。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无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你所幻想的景致全部来自于美国：在你记忆里的某部电影中，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飙车大戏，纽约中央公园里的卿卿我我，以及世贸中心双子塔的世纪大爆炸。整个世界都在以一种中子弹爆炸后的诡异心态观看着由好莱坞所呈现的美国：他们看到了性爱、毒品、摇滚、枪战和大火球，然而，美国的精神却仍被他们视为异类。这可不是一种什么健康的心态。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毫无冒犯之意，时下年轻人最迷恋的流行歌手希拉里·达芙不算在内——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阔。你要是把“文化霸权”仅仅定义为汉堡包，那么美国的确已经统御了全世界。然而，在更广义的文化层面，这只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用以充饥的口味之一罢了。
2004年，小布什总统在爱尔兰发表演讲时说：“欧洲和美国是由家庭、友谊、共同的奋斗史和共同的价值观所维系在一起的。”果真如此的话，总统先生和其他许多美国人恐怕先得共同奋斗一番——搞清楚欧洲与美国的共同价值观到底是什么。2002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访问时，小布什先生对美国的北约盟友们直言不讳：“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自由、人权和民主。”
了不得啊不得了！自从共产主义思潮式微，什么自由、人权、民主都是人所共同信奉的万金油，除了逊尼派三角地带的恐怖分子头目，这些价值观几乎涵盖了世上的每一个人。在他们眼中，“共同价值观”和“祝你万事如意”没啥子区别，都是些吉祥话儿罢了。当你想试着把“共同价值观”变得更具体时，情况却变得异常复杂。美国每年的军费支出占其GDP的3.4%，而其北约盟国们的军费支出却平均只占其GDP的1.9%。看到了吧，如果他们确实与我们拥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欧洲为啥却总盘算着花更少的钱来保护它？除此之外，在一大堆其他问题中，从枪支管制到宗教政策，美国从来都是个例外。以北美的视角观之，从医疗保障到高税收体制，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以及诸多新兴民主国家其实都是以加拿大的治国理念为准则的。
美国流行文化的交杂之声——爵士乐、歌舞女郎、硬汉警察——都与超级强权的政治威严格格不入。对于文化的接收方而言，全球流行文化的“美国化”却促使他们更加逆反，在其他所有领域中掀起了一股“非美国化”的潮流。几乎所有的超国家行为体——从欧洲联盟到国际刑事法庭——即便不是对美国价值观抱持明显的敌意，至少也心存反感。鉴于更广泛的美国文化遭逢拒绝，好莱坞明星夫妻——布拉德·皮特和安吉利娜·朱莉——的广受欢迎并不能使人觉得宽慰。大英帝国曾在全世界传播它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以至于当今数十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文化都源于伦敦。从加勒比海一直到南太平洋，你都能在那里的小岛国上发现迷你版的英国议会，当地议员们正骄傲地炫耀着他们的权杖与议事录。如果说英国是“议会制之母”，美国就是一个未婚却悠闲的大龄“白富美”——她不急着约会男人，自然至今也做不了“联邦制之母”。在1945年以来陆续独立的新生国家中，没有一个接受了美国这种“去中心化”的联邦共和体制——即便它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创新。
显然，美国对帝国主义没有丝毫兴趣。首先，它已经具备了帝国的实力，而且它本可以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去管理大多数已经为它所控的国家。相反地，美国率先建立了联邦制，先是按人口分布在其东海岸地区均匀地划分出13个殖民地，继而在北美大陆直至东太平洋的广袤地区如法炮制。严格来说，美国称不上“日不落帝国”，不过太阳确是每天都要在这片土地上升起个好多次。
不仅如此，对于向世界人民“推销”自由，美国人也深表怀疑。他们自己离不开自由，就像美国的国父们一样——也正如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常说的，“不自由，毋宁死”。如果是伊拉克人想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美国人大概会给予声援；但如果伊拉克人不想，并认命地选择了某个军事强人以实行独裁，这也是人家自己的问题，与美国无关。
然而，从哲学上说这或许令人钦佩，但从务实的角度评判，权力一旦出现真空是要坏大事的。如果美国不主动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力更生、去中心化——其他人自会去传播它们以占据真空。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31]（Paul Kennedy）曾警告美国的“帝国主义”不要把手伸得太长。话虽如此，但眼下美国的真正危险其实是——“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短了——一个超级强权竟然耻于将它无可争议的成功经验推销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毛泽东取得胜利后，美国的反共人士一直都急切地想要弄明白：“谁失去了中国？”
答案是：没有人。中国并没有被失去——我们从来就没有得到它。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有赢得过中国，他只是美国外交政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的现实政治”理念的一个早期受益者——这种关系隐约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那就是“蒋某某可能是个狗娘养的，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我们家的狗娘养的”。然而，对于埃及的穆巴拉克、沙特的王室家族以及眼下的许多独裁者而言，上面那句话可能要反过来说才更合适：“他们可能是我们家的狗娘养的，但终究是个狗娘养的。”即便埃及不会容许反美主义成为缓解国内矛盾的安全阀，穆巴拉克政府也绝不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挚友。与一个政权结盟和与一个国家结盟，这其中有着天壤之别，不同之处在于——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和另外15个沙特人开着飞机撞向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玻璃窗，从中不难看出“狗娘养理论”的不靠谱之处——你以为只要美国和穆巴拉克总统或沙特王子们交好，你就可以对埃及和沙特人民愤怒狂暴的反美情绪置若罔闻了？！
所以，与其蹉跎十年光阴去追问“谁失去了日本？谁失去了俄罗斯？又是谁失去了欧洲？哦，还有谁失去了英国？”，分析家也许更应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一个前所未有的单极大国却并不享受由它自己统领世界的欢乐时光。
大部分美国人对于他们在海外的刻板形象都心知肚明：丑陋的美国人，嘈杂、无礼、无知、傲慢。然而，在大多数方面，事实却恰好相反：美国或许是历史上最谦虚恭谨和韬光养晦的世界霸权。“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恐怖分子那边？”美国的大部分欧洲“盟友”两者都不选，大部分中东“盟友”们则两者都选了。比利时并未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但在任何重要的领域它也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沙特阿拉伯和我们站在一起，但同时也在资助着藏匿于世界每个角落的恐怖分子。这俩国家迄今也依然未改初衷。
美国有巨大的优势。在欧洲大陆，欧盟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同时萎缩；美国则在这两方面同时呈现了增长之势。既然如此，为什么当美国将实力投射到国际体系中时又会受到欧洲理念的束缚呢？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持久特点恰是——一个过度“欧洲化”的国际秩序的全面失败：联合国工作人员成全了萨达姆对“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严重破坏；欧洲联盟出钱资助了巴勒斯坦的暴力行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伊朗发展核能的野心提供了最佳掩护；联合国种族问题峰会恰恰演变成了种族主义的一次放肆狂欢。自“9·11”之后，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在21世纪早期我们背负着“白人的负担”，这种负担的难言之隐并非源于为本国人民鞠躬尽瘁，而是源于要在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比利时某位不知名政客、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一大堆闲人的持续抨击之下，仍然坚持鞠躬尽瘁。所谓单极世界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正是由于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单极强国，你才总是被其他国家所无情地利用。
由于各国的人口形势变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美国发现自己正处于和以色列一样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不妨推测未来五年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法国和欧盟在制定各方面政策时都会遭遇来自穆斯林人口的持续抵制。俄罗斯已经决定，无论出现任何与穆斯林相关的大小问题，长远战略都是将抵抗恐怖分子的烂摊子留给美国。人口变化的内在逻辑已经使很多国家看透，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才会更有前途。
基地组织认为已经使美国坐困愁城了——在他们眼中，美国就像是一个臃肿衰老、四肢摊开、慵懒无力地躺在蓬松垫子上的穆斯林苏丹[32]（sultan），迷失于对世俗情势的焦虑之中。美国未来何去何从将取决于两派人马之间的相互博弈，一方坚信美国能够领导世界共克时艰，另一方则认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轻松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直至其优势地位终结也坚决不问世事。后者正是民主党费尽心思为美国外交政策熬制的一副包治百病的灵方：“我们需要把权力交给联合国、欧洲联盟、阿拉伯联盟，甚至交给特克斯和凯科斯岛[33]（Turks and Caicos Islands）的渔业部副部长也行。”再或者，像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那位滑稽变态的外交政策评论员——所痛斥的那般：“小布什总统应该把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北约和联合国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的领导人统统请到戴维营做客。在那里，他需要收回此前的痴言狂语，为他所犯的错误诚挚道歉。”等等，等等。
为叙利亚和埃及领导人搭台唱戏，怎么就会给美国带来战略好处呢？这种不靠谱的外交建议其实就是一种多边主义的“政策外包”，在地缘政治上就相当于将你家的草坪外包给“非法移民”去打理：给你，付你多少钱都行，你就给我好好照顾草坪，其他细节我没时间管，我得赶紧回家去“追剧”——《美国偶像》[34]（American Idol）。难道外交政策也成了美国人自己不愿意干的又一桩活儿？
“共同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其实并非那么地共同和普世，有志于捍卫这些价值观的世人则更加稀缺。这些价值观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延续至今。未来的日子里，美国必须严肃对待自己主导的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确保未来的新同盟国不会再如西欧国家一样铸成大错。这意味着除了实现“汉堡包帝国主义”以外，美国至少还有其他一些目标需要达成。毕竟，缺了美国的汉堡和说唱，地球照样会转。对于美国的未来而言，个人自由、联邦主义、资本主义和言论自由等美国价值观才是更有裨益的核心内容。
2004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一个比欧洲各国总理都言之成理的人，在美国民主党陷入群龙无首的狂暴困境之际造访了华盛顿特区。访问期间，他一语点醒梦中人：“关键问题不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甚或是联合国扮演的角色。中心问题是美国主导世界的信誉与决心。”
比起许多美国人，这位新加坡总理显然更称得起先知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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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知名男士服装品牌，曾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云端》《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多部好莱坞电影中的男主角提供戏服。
[2]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为埃及阿尤布王朝的首任苏丹（1174—1193）。因其在阿拉伯人抗击十字军东征时所表现出的卓越军事才能，在埃及历史上被称为民族英雄。
[3] 1993年至2003年间，刚果（金）陷入内战，卢旺达等6个邻近国家纷纷卷入，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4] 极端武装和独裁政权常用的战术手段之一，核心是煽动平民以其血肉之躯保护军政设施，进而将战争伤亡的责任推给交战对手，博取国际同情。
[5]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长子，一度被认为是萨达姆的接班人，但在遇刺重伤后，其继承人的地位被弟弟库赛取代。
[6]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幼子及接班人，是萨达姆政权中的核心人物，也是美军扑克牌通缉令上的第二号人物。2003年7月22日在摩苏尔与其兄乌代、其子穆斯塔法一起被美军击毙。
[7] 全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成立于1947年，是一个激进的、非宗教的民族主义政党。作为一个泛阿拉伯党派，在多个阿拉伯国家都设有分支，其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具有重大影响力。
[8] “陶瓷仓库规则”（Pottery Barn rule）是美国政治术语，指的是“谁打破，谁负责”原则（“you break it, you buy it”）。即如果顾客损坏了商店里的商品，商店有权要求顾客为此买单。当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以此警告小布什总统勿挥兵入侵伊拉克。
[9] 伊拉克北部城市。
[10] 伊拉克东南部城市。
[11] 约翰·克里曾于1968年投军参与越南战争，1969年因国内反战风潮而宣布退军。
[12] 小说《格列佛游记》的主人公，在出航南太平洋时遇险，后死里逃生漂到“小人国”。
[13] 即美国第3机械步兵师，是美国陆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为快速反应部队在应急作战中的王牌军。自成立以来先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军事行动。
[14] 百老汇歌剧《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中的演唱曲目。该剧主要讲述了纽约西区贫民窟的两大帮派经常在街头械斗，其中一个帮派首领的朋友东尼与另一个帮派首领的妹妹玛丽亚相爱，最后却由于双方首领的大决斗而酿成悲剧。
[15] 1994年，一名7岁的美国小女孩梅根·坎卡被住在她家附近的一名犯罪分子绑架并奸杀。1996年5月17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梅根法案（Megan's Law）”，规定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与案犯的资料放到网上公开备案。
[16]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国对外政策项目”负责人。
[17] 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埃及人，曾任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副总理。1992—1996年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主张扩大联合国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作用。2016年2月16日逝世。
[18] 1814年9月18日到1815年6月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一次欧洲列强的外交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提议召开的，目的在于重划拿破仑战败之后的欧洲政治版图，恢复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各国封建王朝统治，战胜国重新分割欧洲的领土和领地。维也纳会议期间，重大讨论都是在各大列强之间的非正式会晤中秘密进行的。
[19] 美国作曲家、流行音乐词作家，出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庄，移民美国后在纽约曼哈顿城东区长大，只受过两年正式的学校教育。他的音乐通俗单纯，却触动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心。
[20] 歌词描述了一位母亲看见儿子在队伍中训练时的激动心情，她向街坊领居炫耀儿子的步伐最协调、身板最挺直，就像他父亲当年一样。
[21] 马涧原为中国古都洛阳附近的一条河流，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马涧人指经由此地来到阿拉伯地区经商的外来人口。
[22] 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为民族，后指代穆斯林历史上出现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
[23] 中东地区的历史地理名词，泛指托罗斯山脉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地中海以东、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
[24] 美国著名左翼纪录片导演，与本书作者意见向左，代表作有《大亨与我》《华氏911》《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等，善于通过电影揭露美国社会制度的黑幕。
[25] 太平洋战争中的一场名战，日军顽强坚守硫磺岛，美军经过浴血奋战最终还是将其攻下。
[26] 全名为巴沙尔·阿萨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书记、叙利亚总统、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元帅军衔，是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次子。
[27]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最终导致拜占庭帝国灭亡。
[28] 出自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著作《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兴起以来，西方国家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以期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虽然西方为此投入了两万多亿美元，但这些欠发达国家却依旧在贫困线上挣扎，即便出现了增长也大多是昙花一现。2005年，曾经为东欧和苏联设计“休克疗法”的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又提出了一个旨在帮助穷国脱贫的一揽子计划，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针对这一提议，《白人的负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认为如果援助计划不能根据穷国人民的需求而制订，不能用于为他们创造更好的自救环境，新的援助依然会与之前投入的两万多亿美元一样打水漂。
[29] 根据法国作家梅雅克的戏剧《大使馆随员》改编的三幕喜剧，由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谱曲后，1905年12月30日在维也纳歌剧院首演，好评如潮，遂被拍成电影。
[30] 20世纪美国著名歌手、演员、主持人、唱片公司老板。曾3次获得奥斯卡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人”。
[31] 英国历史学家，曾任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与国际关系，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为《大国的兴衰》。
[32] 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君主称号。
[33] 西印度群岛中的英属岛群，由30多个小岛组成，东部濒临大西洋，西部与古巴隔水相望，以渔业和制盐业为经济支柱。
[34] 美国著名选秀节目，其原型是英国电视节目《流行偶像》（Pop Id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