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异禀的重要性：
个人 VS 家庭
如果我是克里的支持者，我必定会对他在大选中落败感到恼火，因为美国人不仅让小布什继续霸占着政治舞台，还促使外界将我们西方人全部视作低能的木偶。这些美国乡巴佬自以为是、迷恋枪支、崇尚武力、近亲结婚、痛恨堕胎、憎恶同性恋、排斥外国人，甚至连护照都不办，他们坚信上帝赋予美国人以世上最大的阴茎，于是他们便可以对着其他国家撒尿，借以使自己的国家看上去更加“自由与强大”。
——布莱恩·里德，《每日镜报》（伦敦），2004年11月5日
你看过好莱坞电影《超人回归》（Superman Returns）吗？在这部电影中，超人回归——不是为了宣扬“真理、正义与美国道路”，而是为了宣扬“真理、正义与天下一家”。从“美国道路”到“天下一家”，其主旨显然忽略了美国，也因此埋下了危险的种子。“美国道路”是人造的，因而看上去并不完美；可是，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欧洲道路”，其内部却早已被掏空，如今塞满了其他东西，恰似一只死去的鹦鹉被剥制师做成了动物标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到底，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只能在最艰苦卓绝的地方——家门口——取得胜利。无论美国在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做出何种改变，战争的大后方才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当你身边充斥着一大票着迷于保姆式国家的懒人，你很难在这场关乎文化自信的战争中获得全胜。就拿前面所引的布莱恩·里德的鬼话举例，美国人有以下丑陋的特征——迷恋枪支、近亲结婚、排斥外国人，不一而足。我为何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小布什？答案不言而喻，不过，我不确定其他6203万9073个随地小便的美国乡巴佬是否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支持小布什的。布莱恩·里德其实做了件很有价值的事儿，他列举之事恰是美利坚合众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展望未来，这些本质区别将变得日益关键。
1.自以为是
谁才是最自以为是的人？如果你试图找到一种公共文化，总是自以为是地炫耀其坚定的信仰，那就去了解一下欧洲文化吧——尤其是当谈论美国的时候，欧洲人总会自恋地认为：你若不认同欧洲的传统智慧，那么你一定是个笨蛋，或者是个纳粹分子。在2004年美国大选结束后，奥利弗·詹姆斯先生对英国《卫报》说道：“我悲痛不已，今早甚至说不出话来，我回忆起了已故的母亲，20世纪30年代，她曾读过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1]。读罢，她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读懂这本书的预言？’”
詹姆斯先生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对于欧洲的未来，他似乎格外悲观。对照《我的奋斗》一书的预言，正是今日的欧洲唤醒了反犹太主义（法国穆斯林青年暴动），唤醒了种族主义政党（英国国家党[2]），唤醒了新法西斯主义者——即便他们尚未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有人距总统宝座仅有一步之遥了（法国的让-马利·勒庞），更有甚者已经成为执政联盟中的重要一员了（奥地利）。
2.迷恋枪支
美国人携带枪支，是因为他们是自信自立的国家公民，而非被统治阶级长期驯服的臣民。几年前，在法国巴黎的一个晚宴上，一对夫妇询问我有关“美国人持枪的弊病”。
我回答道：“美国人持枪，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喜欢持枪。”
晚宴的主人嘲笑道：“我们这儿也有不少人想要持枪。不过，他们还是持不了枪。”
我回敬道：“确实如此。”
3.崇尚武力
为什么不崇尚武力呢？美国人当然以他们的军事实力为傲，只要就军事实力稍加比较，他们一定会鄙视欧洲人的夜郎自大，鄙视欧洲国家自诩为强权却无法阻止在巴尔干半岛上演的大屠杀悲剧。
4.近亲结婚
回到人口问题：你不可能与德国、西班牙或意大利的乡下人同日而语。在那里，平均每对夫妻仅生育1.1个孩子，哪来的什么姐妹给你睡呢？你想近亲结婚？门儿都没有！
5.痛恨堕胎
难以置信，难道布莱恩·里德是想表明他支持堕胎吗？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认为，堕胎是人类的降格行为——将性行为纯粹当成一种“获得快感的手段”。对此，里德先生或许会回应：“对啊，这就是堕胎的伟大之处。”但无论人们在堕胎问题上有何见解，正如教皇所理解的，把性行为权当“获得快感的手段”绝对是条死胡同。假如欧洲这帮“进步主义者”继续选择堕胎，或是拒绝生育后代，那恐怕过不了多久这世上就只剩下俺们粗俗的美国乡巴佬了。
6.憎恶同性恋
实事求是地想象一下。在阿姆斯特丹，可怜的男同性恋者走在大街上都须小心翼翼。在巴黎，同性恋市长被一群憎恶同性恋的穆斯林刺伤。所以，在“恐同”的问题上，比起欧洲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美国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可是差得远哩。
7.排斥外国人且不持有护照
如果说真的存在对于外国人的排斥，那似乎就只有欧洲人对于美国人的排斥了吧。回想一下本书开篇所引用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讥讽之辞。这里就掐头去尾，直奔主题吧：
我的反美情绪已将无法克制。它像疾病一样纠缠着我。这股流行的美国病，像胃酸反流一样，上升至我的喉咙。如今，我憎恶美国，憎恶其在伊拉克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肆意妄为。我几乎不能忍受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那令人作呕的丑陋面孔，也不愿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或听到他们口中自鸣得意又不知所云的陈词滥调。
等等，等等。一旦有人检验布莱恩·里德对于美国乡巴佬的剖析，他就会发现里德所揭露的这些问题大多与美国人的生存意志相关，不论是作为一个个体抑或社会的成员。如果有人愿意调整一下里德的用词以使之更易接受，完全可以将“自以为是、迷恋枪支、崇尚武力、近亲结婚、痛恨堕胎、憎恶同性恋、排斥外国人，且连护照都不办的乡巴佬”改为“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爱国主义、繁衍后代、笃信宗教、民主自由、保持本质，且笃信国家主权而不是中看不中用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乡巴佬”。
正如里德先生所言：“美国人有世上最大的阴茎，于是他们便可以对着其他国家撒尿。”——如果你真的在意这句话，为啥你不试试朝美国尿回去啊？哦，我懂了，在欧洲，即使是撒尿这种简单的生理行为都已经开始女性化。在德国，站着小便是不允许的。现在，德国的厕所都配备了警报器，如果你没有坐着撒尿，座位便会升起，警报即被触发。“嘿，这里不允许站着尿尿！不遵守的话将会受罚，而且还要罚很多钱，如果你不想惹麻烦，最好老老实实坐下来尿！”“厕所鬼”下达命令，还模仿了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3]（Gerhard Schröder）的声音。
更有甚者，你在自个儿家上厕所时都能听到，德国的政府首脑命令你像女人一样坐着小便，这俨然就是欧洲人在强制政策下逆来顺受的经典形象。相较于美国大摇大摆而富有男子气概的德克萨斯的牛仔形象，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好莱坞电影《2029星球女子监狱》[4]（Last Stand），唯一的不同是主人公换成了欧盟的男人们，被严格束缚的他们誓言要夺回自己站着小便的权利。然而，迄今为止，德国已售出了数以百万计的小便警报设备，德国作家克劳斯•施韦尔玛（Klaus Schwerma）甚至为此写过一本书，将这一现象称为：“站着小便的人：男子气概的最后堡垒？”
要在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切开一道无法弥合的文化鸿沟，现在看来还不是时候。在英国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历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将小布什和克里分别定义为“敬神的美国”和“世俗的美国”，并称赞后者“务实、实用、理性且好学”——很明显，他完全说反了：“世俗的美国”恰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是《圣经》颂歌中的世俗化再现，也代表着由“敬神的美国”所诞下的某种耶稣的怪胎。此时，面对欧洲的妄议，只有“敬神的美国”才是理性而好学的。此刻，恰恰是一个世俗的欧洲，正在依靠着某种信仰——伊斯兰教义而活。而被视为乡巴佬的美国人却从不惧怕伊斯兰，也不会一味顺从于政府，其出生率迄今也并未降低，遂成为人类世界中更为可靠的未来希望。
巴氏消毒法[5]只是一道开胃菜
为了避免让你们觉得我在宣扬军国主义的排外思想——恰如美国东海岸一些媒体所经常鼓吹的东西，我打算先批评美国一番。西方世界的软性化和女性化不仅仅是由于没收枪支所致。我向来不是那种老派的排斥外国人的美国人——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美国人，我是一个外国人。也因此呢，我很喜欢除我之外的所有外国人。我喜欢法国美食、法国咖啡、法国女人，这话一出口我都觉得脸红。说实话，比起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主演的系列电影《终结者》，我宁愿观赏一些冗长的法国电影，看着伊莎贝拉·阿佳妮（Isabelle Adjani）或伊莎贝拉·于佩（Isabelle Huppert）或任意一个叫伊莎贝拉的漂亮女人赤身裸体地坐在床上，一边抽着烟，一边与丈夫讨论着生计问题。看到我这段话你或许会觉得厌恶，可是如果你还没有掏钱买下本书，请先不要在书店里把它给扔了。我在《国家评论》杂志社的同事约拿·戈德堡（Jonah Goldberg）常常讽刺法国是“爱吃奶酪、沐猴而冠的投降派”，对此我从来都不能完全苟同。当然，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主战派，在鄙视法国人的投降传统方面，我不会输给任何人；可是，我还是要替法国人说句话，在奶酪方面我觉得法国人确实还是略胜一筹的。
有一天，在午餐柜台前点餐时，我要了个奶酪汉堡，然后服务员就问了：“您是要美国奶酪、瑞士奶酪还是英国产的切达干酪？”我实在是没办法分辨出它们的不同，谁让它们尝起来都没啥味道呢。好像唯一的不同就是，瑞士产的奶酪切片上布满了小洞，价格还更贵，你花了更多的钱、却得到更少的分量。况且，布满小洞的昂贵奶酪尝起来也不过如此，没有比其他奶酪好吃多少，唯一的好处是因为给你的量少而不容易使人发胖。但不管怎样，奶酪可不是展示美国优越性的战场。任何未经高温消毒的新鲜生奶酪，哪怕符合欧洲干酪厂的生产标准，在美国都会被禁销的。你看看，提到枪支，美国人十分热衷于捍卫自身的自由；可是提到奶酪，他们却都乐于交给一个包办一切的保姆式国家去处理了。
就个人而言，以下皆为我所欲也：攻击性武器、卡门贝尔乳酪[6]（Camembert）、枪支、黄油以及其他一切因美国政府的食品规定而毁了味道的乳制品。在战场上，法国人可能确是“沐猴而冠的投降派”；可是在吃奶酪方面，法国人绝不会因为布里（Brie）干酪有一点变味儿就举手投降，或是惊慌无措地四散奔逃。美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处理洛克福干酪变质的唯一方法，就是设立一个比汉斯·布利克斯审查核武器更加严格的食品检疫程序。法国尽管有很多缺点，但它却真正地实现了食品的“联邦化”：每相隔20英里，各地的奶酪风味都不相同。反观美国，一些人正在积极游说，希望通过一部《全国食品统一标准法案》。果真如此，也真是够过分了。
与法国、英国甚至加拿大魁北克的牛奶相比，美国牛奶的味道可能略逊一筹；不过，归根结底，与国家安全相比，食品之类的事宜可能还是次要得多。然而，眼下风向似乎变了，以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面举例：当前更常见的思路是什么？是第二修正案中所体现出的自立精神，还是奶酪业中所体现出的政府过度管制？从健保到教育，美国在所有问题上都正在朝向一个令人忧心的保姆式国家退化。正如新罕布什尔州人常说的那样：无奶酪，毋宁死——这和法国人还有什么区别吗？美国人应该警醒，他们正在逐渐被软化。要落入与欧洲人相同的境地，并非一定得通过没收枪支才能实现。
美国也会如其他正在衰落的西方国家一样走向末日吗？会，而且已经走了大半程了。我可不想被说成是什么“激进分子”，如果因为攻击民主党人——正如有些媒体所言的——“心胸狭窄”而被扣上“激进”的帽子那也倒算了，可若是因为我批评民主党人在大事面前敷衍塞责而被指责为“激进”，那就恕我无法接受了。你一定知道民主党为啥那么怀恋20世纪90年代[7]，那时候，他们从不提及关于战争的只言片语，克林顿政府甚至对卢旺达大屠杀也是充耳不闻。没错，卢旺达有数百万人惨遭种族屠杀，但是你仍然觉得事后再知道也不迟，反正克林顿最后会在声泪俱下的电视演说中漫不经心地告诉你的。大事不汇报、小事天天送，那真是一个微观政治的“小时代”啊。什么管理细则啦，什么保障权益啦，什么自行车道啦，什么垃圾回收站啦，唯独缺少了宏观的政治大视野。然而，眼下好日子已经到头了，“9·11”事件打破了美国人原本浑吃闷睡的简单生活，致使他们至今仍然耿耿于怀。一些人加入了“反战”运动，却意识到一切并非如此简单：你越是不想战争，却越是天天被战事烦扰。除了领导反战运动，左派人士还会嘲笑小布什、切尼、拉米[8]（Rummy）等人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正是这些人使美国身处于“恐怖”状态之中。说来也怪，想当初在冷战时期，反对拥核的左派人士每天却都期盼着一场末日决战，你想想若是不打仗了，他们的反战戏码还怎么唱得下去呢？当前，如果唯一的在野党总是自我边缘化，无法与执政党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对话，两党制也即失去了意义：正因如此，民主党需要重振旗鼓。要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就必须远离微观政治的自行车道，回到地缘政治的高速公路上来。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边厢，共和党人也开始铤而走险，热情拥抱“大政府”的理念。“9·11”事件后两三周，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说了一番蠢话：“‘9·11’事件后，人们最大的变化就是重新信任政府、重视政府，同时对‘政府所能之事’抱有很高的期望。”果真如此吗？我倒觉得事实恰好相反，“9·11”事件其实完美地演绎了某种权力分散、联邦主义、保守政治的经典国家观：“9·11”事发后，负责应对工作的主要是市政府，或称小政府、核心政府——消防员、警察局、救援人员。切尼副总统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联邦政府其实是我们最大的败笔，包括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移民归化局（INS）、联邦航空局（FAA），以及其他精英荟萃、吃着国家俸禄、名字缩写极为考究的国字头单位。我举个例子，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有许多以吃政府的社保福利为生的阿尔及利亚裔移民，假如其中某人是个恐怖分子，且某天试图从加拿大入境美国，比方说选择佛蒙特州（Vermont）的德比莱恩市（Derby Line）入境，即便他的入境申请被一个机敏警觉的移民官拒绝，他大可向东开车几英里，再试着从比彻福尔斯市（Beecher Falls）入境。至于他在半小时前被拒绝入境的事儿，比彻福尔斯边境的美国移民官无从知晓，因为他们没有同步联网的计算机系统。可是，如果一个阿尔及利亚裔的恐怖分子在互联网上买书，亚马逊网站即会记起他在两年前买过一本名为《刺杀异教徒指南》的专著，网站还会自动弹出一个“建议书单”的对话框，向他推荐一本名为《自杀式炸弹袭击傻瓜教程》的新作，作为老顾客还能给他打个三折。你瞧瞧，亚马逊网站竟然拥有比美国移民局更加高效的大数据功能。人家效率高是不是因为成本也高？非也，亚马逊网站的运行系统非常便宜；不过，再好的系统只要一跟政府沾上边，就会变得更糟、更慢、更贵。
再说说切尼政府的另一个例子——别忘了，我们对切尼政府向来都是“信任、重视且给予很高期望”的——故事从“9·11”事件的危急之刻说起：
联邦航空局指挥中心：我们要不要紧急起飞救援飞机？
联邦航空局总部：上帝啊，俺也不知道啊！
联邦航空局指挥中心：最多10分钟，你们那儿必须有人做决定。
联邦航空局总部：你瞅瞅，大家伙这会儿都出去了，谁来做决定呢？
“9·11”事件后，我们对于大部分问题的来源已经心知肚明，它们一般分为两类：
1. 政府部门未能执行到位已有的相关规定（比如恐怖分子提交的材料不全且笑点多多的签证申请）。
或者
2. 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已经过时。在被劫持的4架飞机中，有3架达成了恐怖分子的目标，原因就是空服人员、机上乘客和地勤人员都在盲目地遵守美国联邦航空局于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劫机应对手册》，直至发现那根本是瞎耽误工夫。恐怖分子对此早有研究，完全知道他们的路数如何。
下次若再有恐怖分子成功申请签证并完成一次袭击，仍将出于一样的原因：“9·11”事件后，一大堆新的规章制度层出不穷，一些地方官僚要么不遵守新规章，要么根本懒得换下30年前由前辈留下的旧规章，而狡猾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对此却洞若观火。这便是永恒不变的政府特性：尽管政府机构不断扩权，但90%都表现得不孚众望，你要是以自己的生命相托付，那可真是傻帽到家了。
不过，在“9·11”事件中，第4架飞机的乘客们并没有执行70年代《劫机应对手册》上所规定的步骤流程。在美联航第93次航班上，他们通过手机查询到了相关管理条例，明白联邦航空局绝不会出手相救，于是便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反抗恐怖分子，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成功阻止了航班继续飞向华盛顿特区。这天上午，当“大政府”一败涂地时，唯一的好消息来自于这些实施自救的个人公民。前3架飞机好比就是空中的“欧洲联盟”，公民的自主性早已被联邦航空局以保姆式国家的大包大揽而窒息身亡了。天上空气稀薄，你一切的自由已被严格限制：这里禁止吸烟，实施100%的枪支管制，你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对机组人员言听计从；如果空姐——哦，怪我咯，涉嫌性别歧视啦——如果空中乘务员对你态度粗鲁，你也绝不能粗鲁地回击，否则飞机着陆后你就等着被捕吧。30年来，飞机乘客为了虚幻的安全，让渡了自己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利，结果呢，这一次，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命丧黄泉。第4架飞机上的托德·比默[9]（Todd Beamer）与其他乘客一道，收回了转让出去的个人权利，并证明了他们的确能比政府更加有效地运用权利。看看吧，“规矩教派”已经彻底失败了，凭借自力更生和自我创新的优良品质，伟大的美国人民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此中精神正如比默先生对其他乘客所说的那句铿锵有力的独白：“咱们上吧!”
相比之下，2002年3月11日，在恐怖分子穆罕默德·阿塔和马尔万·拉希德（Marwan al-Shehhi）劫持飞机撞大楼并“英勇就义”之后整整6个月，他们曾经就读的佛罗里达飞行学校收到一封移民局寄来的信，鬼使神差地通知阿塔先生和拉希德先生：他们的学生签证已经被批准了。阿塔害死了几千名美国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顺利通过一个尸位素餐的官僚机构的例行审核。
官僚主义者还振振有词——他们的诡辩是：没事儿，签证发给了身份明确的死人，又没给身份不明的活人——对于这种鬼扯，美国人最后还是得照单全收。不过，恼羞成怒的小布什总统坚持移民局要为此负责，他们确实照做了，把发放该签证的官员贾尼斯·斯波萨托（Janis Sposato）平级调动到了“移民局执行副局长助理帮办”的岗位上。见鬼了，我还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岗位上“平级”调过来的——可能是“移民局执行副助理局长帮办”之类的绕口令头衔吧。令人欣喜的是，移民局从此也换了个新的英文缩写，并下令重印一整套新名片——照斯波萨托女士的头衔来看，估计这些新名片都得是超大版的。
改革暮气沉沉的官僚文化实在是举步维艰，我们目前所能寄望的最好办法就是限制官僚体制的规模——给天资聪颖且善于创新的国家公民留出空间，以避免其沦为衣来伸手的国家臣民。2004年，《连线》（Wired）杂志制作了一部饶有趣味的电影短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在荷兰北部工作了30来年的高速公路工程师：汉斯·蒙德曼（Hans Monderman）。一两年前，他突然顿悟了一种新思路，正如《连线》杂志的汤姆·麦克尼克（Tom McNichol）所总结：“修路就应该让它看上去很危险，这样才更不容易出事故。”
换言之，高速公路上的一切东西——包括每隔5米就会碰到的路牌、黄线、人行横道、交通信号、防撞护栏、自行车道——全部都是堵塞公路的垃圾，看上去它们给了你虚幻的安全感，实际上却使驾驶变得愈加危险。丹麦的一座小镇克里斯汀菲尔德接受了蒙德曼的新思维，在最危险的十字路口移除了所有的交通标志和信号灯，从而最终将严重交通事故率减少为零。如今，当你悠闲地开到十字路口，交通部门没有设立任何指令告诉你该如何是好，你必须自己观察并找出答案，谨慎地驶近路口并留意其他车辆的一举一动。
蒙德曼先生的理论正对我的胃口——通过创造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政府其实解除了公民自主判断的可能性。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应邀为辛迪·希恩（Cindy Sheehan）的专著《亲爱的小布什总统》（Dear President Bush）一书写了序言，他在其中为勇敢的失败者写下赞歌：“一把小刀可以击倒一座高塔[10]。一首小诗可以掀起一场运动。一本小书可以引发一波革命。”
然而，“一把裁纸刀可以击倒双子塔”的唯一原因，恰在于“9·11”事件当天，抵御恐怖袭击的只是国家专有的职权，个人公民统统被排除在外。如果换作是19名挥舞着裁纸刀的朋克青年，在一个迪厅的停车场里实施抢劫，他们保准会被打得满地桃花开。然而，飞机不一样，它是现代社会民主国家的最佳翻版，是“大政府”理想在万米高空中得以展翅翱翔的最佳象征；作为民主党的大本营之一，马萨诸塞州向来以“大政府”著称，因此这么说吧，飞机就是高空中飞行的马萨诸塞州。所以，9月11日，前3个航班上的机组人员盲从了联邦航空局70年代制定的过时规定；而第4架飞机陷入困境之时，乘客们却意识到了政府将不会与他们并肩战斗。在第一架飞机撞塔后90分钟，第93次航班的乘客英雄们彻底搞清了状况，想方设法阻止了恐怖分子的下一个阴谋。
这便是“9·11”事件后我所学到的基本经验法则：任何企图把自由公民的自主权力转交给政府的政策措施都是大错而特错的——这不仅是针对反恐战争，还意指更广义层面的国民性格。英国前内政大臣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在《泰晤士报》的专栏文章中暴露了“大政府”的真实心态，试图为最新出台的公共安全政策辩护：“身份证对于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都将产生影响，你时刻都必须证明自己的身份——譬如开立账户、出国度假、申请救济、信用卡购物以及租碟看电影。”
“租碟看电影？”听起来似乎有理。当你想看部大片，还得带上身份证。可是，如果你是个阿尔及利亚裔的恐怖分子，搭乘从巴黎出发的“欧洲之星”列车[11]驶往英国去炸毁伦敦的大本钟，你却不需要什么身份证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查验身份证——“开立账户……信用卡购物”——实际上与丹麦小镇路口上的交通标志和信号灯异曲同工：它将放松银行经理和柜员的警惕，解除他们依据自主判断以评估现状的可能性。你得对政府愚忠到何种程度，才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
英国一项关于“宗教仇恨罪”的法律，堪称“过度依赖交通标示”的另一个经典的社会案例。它试图以政府的管理取代人性的判断：奉行多元文化的国家实在是运行良好，以至于不相信公民能够自行处理好与邻里之间的沟通交流。与英国的国教不同，伊斯兰教是一种意图明确的政治运动：伊斯兰教法就是一种法律体系，然而，它不似英国普通法或法国拿破仑法典，其目标并非单纯希望通过公开辩论以享受到政府的合法保护。君不见，新兴的穆斯林游说团体已经成为种族与文化矛盾的散播者，近期还成功打赢了与麦当劳快餐店之间关于如何杀鸡的奇葩官司[12]？他们确实能够充分利用好每一部新法案以达成所愿。欧洲的政治辩论已然被过分的文化敏感所绑架了：荷兰的“移民问题”是穆斯林问题，法国的“青年问题”是穆斯林问题，英国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而提出的身份证要求本质上也是穆斯林问题。为了避免所谓“宗教仇恨”，竟禁止对这些事情进行开诚布公的探讨，公民能由此变得更加安全吗？所谓“保姆式国家”，不仅意味着你在租碟时必须扫描身份证才能借到《欢乐满人间》[13]（Mary Poppins）的录影带，更意味着当恐怖袭击再次发生，若是你禁不住发表了一通措辞强烈的不满言论，你将会立马吃上官司。
从摇篮到坟墓
当前，要改变发达国家最大的结构缺陷，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快速恢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责任平衡。回想伊拉克战争期间，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讨论，美索不达米亚是苏美尔人（Sumerians）、阿卡德人（Akkadians）和希泰人（Hittites）的生活遗址，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有一句很有名的判断：倘若没有摇篮，我们便很难延续一种文明。人口问题不一定就是天命：未来，穆斯林的高生育率也可能掉头下降，或许还会下降得很剧烈哩，恰如意大利和魁北克的天主教徒一样，总会经历生育率的高峰和低谷。可是，如果你们国家的出生率已经身处断崖，就算穆斯林在2050年时也将变得与你们一样糟糕，那又有何欣慰之处呢？留下来的最后一批人——不论数量多少——将决定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性质；而现在看来，留在欧洲的最后一批人无疑将是穆斯林。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比如，当罗马尼亚等共产主义国家发现这一问题时，一切就已经晚了：即使对一个专制的独裁政权而言，一旦民众失去了生育的习惯，就很难再强迫他们重回战场。我在一个关于堕胎话题的报纸专栏中提到了“出生率已死”的窘境，然而，赞成“堕胎选择”的读者坚持认为，生育率低下与堕胎与否没有关联，主要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普遍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影响了社会繁荣，而高税收又使得广大家庭在不景气社会中的生育成本不断升高。不过，这种讨论似乎进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胡同——或者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到底是因为缺了蛋，还是由于社会上尽是些骨瘦如柴、形似饿鸡的半老徐娘，直到芳龄48岁了才眼巴巴地渴望通过人工授精生出个一儿半女来。先且不论俄罗斯、日本和欧洲的生育危机是否源自于堕胎，更加显而易见的危机其实是我们对于堕胎问题的认知假设——堕胎是一种个人选择的问题——这恰恰成为垂死西方现存危机的鲜明症候。在一个传统社会——比如17世纪的农场村庄——养育孩子是一种优势，不仅是经济上的，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不必去做17世纪的农活了，所以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法以恢复为人父母的种种好处。
可惜的是，就目前所知，社会福利民主国家并非解决上述问题的良策。据欧盟估算，未来几年还需要5000万外来移民才能刚刚补上社会必需的劳动力的缺口，以便资助奢侈无度的种种社会福利项目——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大军正在满心期待地等着享受呢。然而，唯一可行的移民来源地偏偏是北非和中东，而这些移民是否能让欧洲领导人的如意算盘得逞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根据某些北欧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其国内接受救济的人口中有40%都是外来移民。在其他地方，情况也十分相似：在社会福利项目中，比之本土的欧洲人，伊斯兰移民的受益程度实则更高。
如何解决人口危机呢？你或许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嗯，我们可以减少正值生育年龄的年轻人的税赋负担，这样他们就能买得起房子并乐于组建家庭。但从经济学的宏观视角观之，这种论调纯属纸上谈兵。在传统乡土社会，养儿防老，孩子就是你年老体衰后的养老保险：待你老得直不起腰，老得无法耕地和捕猎时，儿孙后辈会代替你去干这些活。今天呢，当你老得直不起腰时（我估计等不到这一刻了），国家就会跳出来，接管你的老年生活。因此，在这样的福利社会中，若想把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重新团结在一起，难于上青天。或者还不如简单些，比如葡萄牙政府实施了家庭税收减免优惠，再如俄罗斯为“生二孩”的家庭提供了9000卢布的物质奖励。然而，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要想在人口问题上重获新生，最根本的举措恰是政府最畏惧的梦魇：缩减国家权力。
如此一来，至少可以给孩子们匀出尽可能多的社会福利：在美国，许多福利政策在无意之中鼓励了生育（尽管有些具有副作用，比如针对单身妈妈的社会福利），主要是通过一笔意外之财以利诱你更想生孩子。然而，对于那些已经深陷死亡旋涡的低生育率国家，它们必须实施更加大胆的鼓励生育政策：比方说，家庭人口越多、税赋比例越小，如果除了你家里还有4个直系亲属，你的应税总额就可以除以5；于是，1个全职工作的丈夫、1个专职家务的太太外加3个孩子，5个人却只须承担相当于1个单身男子应付税赋的1/5。如果他们都赚5万美元，快乐的单身汉就要以5万美元为税基纳税，不过别担心，剩下的钱仍然足够他去单身酒吧里泡妞逍遥；而那位已婚的男子呢，则以1万美元为税基纳税，这样他也能剩下足够的钱去负担全家的开销。
住房是影响家庭规模的另一个因素。就事论事，如果你想买一所可以容纳很多孩子的大房子，美国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成本最低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加拿大的生育率与欧洲国家一样低下了：当然气候是个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特鲁多[14]（Trudeaupian）式的社会政策所引致的人口集中现象。当前，加拿北部自治领的人口密度比美国的更大——换言之，更加“城市化”。如果给加拿大设计一个“总体规划”，最好是能让那些正值生育年龄的年轻夫妇从多伦多和温哥华的狭小公寓中搬出来，迁徙至大自然的广阔天地中，这样就可以大有作为——买到更大的房子以养育更多的孩子。在西欧，住房的成本非常高。每当我从报纸上得知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即便人到中年了依然与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就想起了英国演员老本尼·希尔主演的一出短剧，剧中他与年轻貌美的摩登女郎骑着一辆自行车颠来跑去，为着一套永远都买不起的公寓住房而盲目奔波。BBC的记者问：“你们干吗不搬回去与父母同住呢？”本尼咕哝着说：“你以为我们不想啊？！可是他们早就搬回去与他们的父母同住啦。”
我们离重点越来越近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只关乎税收和住房的问题，我们时代的最主要特点其实是一种“成年推迟”的怪现象。在北美和欧洲的广袤土地上，数百万青年上了大学却一无所获。同样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平均花费20年时间接受教育，实际上才只积累了相当于学士学位的那点儿知识。我们需要改变体制以使大学教育压缩至更短的周期之内。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曾祖父母成熟得更早，我们的心智却比我们的曾祖父母成熟得更晚——对此我们却早已安之若素了。我们更早地进入青春期，却更晚地脱离青春期——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甚至人到中年才脱离了青春期。我们创造了一个如此荒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个31岁的欧洲男子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夜店，毫不脸红地告诉那里的漂亮宝贝们，打从穿尿布起直到今时今日，他一直和亲爱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而这丝毫不影响他走出家门与热辣的女孩约会。回到人类历史的任何节点，这个家伙都会成为当时人们的谈资与笑柄。
如果我们能在高中时期就让学生获得足够的教育与知识，然后让他们出去就业、好好赚钱，国家和社会都会发展得更好。他们可以在20来岁时就养育两三个孩子，而不是等到人过中年了还在就是否生育的问题与政府福利讨价还价。改革殊为不易，尤其是在美国，学校已成为绑在一起的既得利益团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学费与特权而不惜牺牲学生的长远利益。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拒绝改变自己“成年推迟”的怪现象，发达国家的社会运转更加依赖于后患无穷的外来移民。美国也在这些国家之列，遍布全国的拉美裔移民已经使美国日益进入了二元文化与双语社会的对立与动荡之中。
最迟至2015年，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党都会积极地鼓吹生育，即便是谨慎一点的政党也会支持这项政策——就像支持“统一税率”一样理所当然——这将有助于修复我们已被粗心政府的政策工程所蓄意破坏的社会结构。恰如欧洲与宗教激进主义的生死博弈一样，社会政策与财政政策现在也是关乎存亡的国家大事。最终你会明白，这与给你多少现金并无多大干系：毕竟，拜金主义和自我享乐恰是欧洲乌托邦丧失未来的初始原因。减少社会福利的真正对策，绝非在人们的口袋里放入更多的现金——而应是更多的责任。
你要明白，如果我们再不这么做，剩下的唯一一种可能将是不堪设想的。
我所尊敬的英国作家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在其生前遗作中断言，“9·11”事件发生后，“对恐怖主义的畏惧，增强了政府的管控途径”。当然，这种情况根本不应该发生。在荷兰——也即高速公路工程师汉斯·蒙德曼的国家，他们打出了一些关乎未来的交通警示牌：近30年来，对于多元文化的虔诚态度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种危险的幻想；可悲的是，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中，人们仍然在为这种幻想添枝加叶。如果美国想要避免欧洲大陆的厄运，它必须热烈颂扬自力更生与个人创新，而非妄自菲薄自己的公民既不文明开化、也不具欧洲之风，进而因此感到自惭形秽（正如民主党人经常表现出的鬼样子）。在当前这场斗争中，自由公民将勇往直前、争取胜利；保姆式国家则将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前路必是艰险无疑；在路间堆满“禁止乱停”的警示牌非但于事无补，反倒更加乱上添乱。
* * *
[1] 由希特勒口授、其同僚鲁道夫·赫斯执笔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对“二战”前及“二战”时的德国青年产生巨大影响。
[2] 英国最知名的极右翼政党，反移民、反伊斯兰、反多元文化，素来被称作“英国的纳粹党”。
[3] 1998年至2005年任德国总理，属于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士，被誉为德国社民党内继勃兰特之后又一位充满个人魅力的总理。
[4] 由劳埃德·西蒙德尔导演的一部科幻动作片，讲述2029年外星人统治了宇宙，毒枭克拉格妄图统治地球，性感美丽的女战士凯特与英勇的太空战士们决定推翻外星人和毒枭的图谋，重夺自由。
[5] 亦称低温消毒法，是一种利用较低的温度既杀死病菌又保持食品风味不变的消毒方法。
[6] 一种原产于法国卡门贝尔村的高档软奶酪，制作工艺十分复杂。
[7]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繁荣期，时任总统克林顿同时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社会福利改革。
[8] 对小布什总统时期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谑称。
[9] 一名软件公司经理，“9·11”事件中，勇敢地号召第93号航班的乘客与劫机者殊死搏斗。
[10] “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机的作案工具正是裁纸刀。
[11] 一条连接英国与法国及比利时的跨海高速铁路。
[12] 麦当劳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两家门店向当地的阿拉伯裔穆斯林提供清真麦乐鸡和清真三明治，结果却被起诉其在杀鸡时未遵照伊斯兰宗教仪式，不符合伊斯兰传统，须赔偿消费者70万美元。
[13] 美国迪士尼影业公司出品的奇幻歌舞片，讲述了化身为保姆的仙女玛丽来到人间，帮助两位小朋友重新获得生活乐趣并与其父母共享天伦之乐。
[14] 加拿大第15任总理（1968—1979，1980—1984），任内制定了一些至今仍饱受争议的社会政策。其长子贾斯廷·特鲁多于2015年就任加拿大第23任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