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倒下的骆驼：
末日将临
大自然早有定律，如若不能自我保护，也就永远无法被他人保护。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1]，《社会与孤独》
我写这本书并非意欲支持更多的战争、更多的爆炸、更多的杀戮，而是为了唤起更强大的意志力。在英国人充满文化自信的那个年代，身在印度殖民地的他们遭遇了“殉夫”（suttee）的当地习俗，即丧夫的寡妇要在其丈夫的火葬礼上一同烧死殉葬。查理·内皮尔将军[2]（General Sir Charles Napier）毋庸置疑是个文化多元主义者，他说：“你们说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没问题。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风俗：当男人们烧死一个活着的女人，我们就会在他们的脖子上系根绳子，把他们活活吊死。尽管搭你们的柴堆去吧，不过在柴堆的旁边，我的木匠也会建起一个绞刑架。你们按你们的习俗走，我们也按我们的习俗办。”
如今，摒弃了“殉夫”风俗的印度早已是旧貌换新颜。假如你不认同这种改变，假如你认为这又是该死的白人男性的“欧洲中心论”之胜利，那就坚持你的看法吧。但我觉得你不会真心这么认为。没有主见的文化多元主义明显是场骗局，人们在明知其是骗局的情况下，假意尊重着所有的文化。说到底，除了先进的西方社会，大多数坚持文化平等的伪君子们其实哪儿都不想栖身。所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本意是：你的孩子在学校音乐会中不去唱圣诞名曲《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却转而学唱从某个非洲部落流传而来的挽歌悲调；或者，给你提供全身按摩服务的女技师深谙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某种古老手法；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你或你所在乎的任何人必须生活在非洲部落或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社会之中。然而，如今的文化多元主义简直就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诈骗活动。如果你真的相信“殉夫”是原住民本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出好戏，那你就应该好好想想：假如有一天，你周围25%、30%甚至48%的人都信奉“殉夫”的传统习俗，那么你原本舒适安逸的周遭环境将会变成何种模样？西方精英们幻想出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最终的结果并非歌颂了所有文化，而恰恰否定了自己的文化。正因如此，文化多元主义才是真正置我们于死地的特种自杀式炸弹啊！
我们并非上述那种西方精英——在我们看来，当面对各种文化，你应该根据其对于自由、宗教、法治的理性认知作出判断与选择——理应恢复当年纳皮尔将军所对外展现的文化新风。
然而，当面对丹麦“漫画圣战”引发的争议时，欧盟委员会司法和安全事务专员弗朗科·弗拉蒂尼（Franco Frattini）的第一反应便是对外宣称：欧洲将建立一个“媒体准则”，以促使他们对……呃……某些敏感话题的报道采取“谨慎”态度。弗拉蒂尼先生在接受《每日电讯报》的采访时还说道：“媒体将会向伊斯兰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即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行使言论自由的后果……我们可以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对这项权利进行自我管控。”
“谨慎”？“自我管控言论自由的权利”？好像不只是字面之意吧？恐怕媒体传递给伊斯兰世界的信息应该是：你赢了，我投降，请不要再打我啦。
但是穆斯林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罗伯特·费里诺的小说《天佑杀手》中，有句阿拉伯谚语是这样说的：“倒下的骆驼易被宰。”在丹麦、法国、荷兰和英国，伊斯兰已然发现西方这匹骆驼正在轰然倒下，此时不宰，更待何时呢？
正如1773年在波士顿，美国牧师西米恩·霍华德（Simeon Howard）向具有优良传统的炮兵连（Ancient and Honorable Artillery Company）布道时所说：
在真正意识到危险之前，一群轻率之人可能会毫无顾忌地一再妥协退让，直至自己的自由已无可挽回。每次妥协带来的伤害很小，但若它们叠加在一起，对那些一味退让的人来说，后果将是致命的；特别是如果他们日复一日地就这么默默妥协下去，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对于此类伤害，我们应该永远遵照古老的谨慎法则行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若一个侵略性强权反复对我们提出不正当要求，那么其实当它提出第一个不正当要求时，我们就应当予以坚决抵抗。一般而言，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战争，而非屈服于战争的权力之下，在发动战争并无任何不便的情况下，为何非要通过仁慈的方式解决问题？战争尽管是一种极大的罪行，然而，相较于有伤公众自由的妥协退让，实在是更为可取的选择。
马德里爆炸案后，年代最久的英文杂志《旁观者》（Spectator）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我们并非身处战争》。他们希望以此给英国人吃颗定心丸——圣战运动不会占领白金汉宫的。文中说道：“奥萨马·本·拉登绝无可能挥师奔向白金汉宫的林荫大道，他又不是从火星上下来的小绿人[3]。基地组织只有恐怖手段，却没有一个终极目标。”
对对对，他不会的，拉登不会挥师林荫大道，更不会由此攻入白金汉宫的大门，除非我们用大炮把他轰成细胞颗粒。不过，现实总归不会如此地戏剧化：为了迫使女王签字退位，让位于“大不列颠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任宗教领袖，基地组织空军其实不必非得和英国皇家空军在多佛白崖的上空来一场世纪大空战。你其实大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之中诱导英国投降。在这一点上，《旁观者》杂志恰好说反了：基地组织其实并无什么手段，可是他们的目标——使整个西方都被伊斯兰化——早已成为数百万“遵纪守法”的穆斯林公民的共同理想。我想起了一个最著名的恐怖场景，来自于约瑟夫·康拉德[4]（Joseph Conrad）的杰作《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1907），书中描述了一个胸膛绑着炸弹的恐怖分子，独自一人走在伦敦街头的经典画面：
他没有未来。他蔑视未来。他是一种力量。他的思想沉浸于一幕幕毁灭与破坏的幻想之中。拖着无力的步伐，无声无息，衣衫褴褛，形容憔悴——他的想法无比天真：他要召唤疯狂与绝望，他要让世界重生。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就像一只渺小的害虫，溜过人潮拥挤的大街，心如死灰。
这个画面的冲击力恰在于，爆炸袭击者遗世独立于四周穿梭的滚滚人潮，他们的脸上都幸福洋溢，他们对于下一秒钟的死亡一无所知。不过，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之后，我们才逐渐明白——现实世界与书中所描绘的其实不尽相同。它不是只由黑色（爆炸袭击者）和白色（其余的我们）所组成；在黑白之间还有许多被灰色的朦胧阴影所笼罩之地：一意孤行决意毁灭与破坏的恐怖分子在大街上徘徊，而他的周围站立着许多不断催促其舍身赴死的看客；看客的周围还站立着人数更多的暴戾青年，他们信仰着同一宗教，兴高采烈地庆祝着大屠杀；这群青年的周围又站立着人数更多的“温和派”人士，面对以他们的信仰之名所犯下的恐怖恶行尽量缄默不语；与此同时，在“温和派”人士的周围更有一圈公开煽动叛国的宗教与社团领袖；在煽动者的周围另有一圈宗教和社团领袖大声疾呼着为他们开脱与辩护；这些人的周围还有一大群专业的游说团体负责装可怜、博同情，坚称他们的群体才是真正的受害人；游说团体的周围还有一大群舆论领袖，他们在媒体和各种公开场合发表高见，可是出于对种族与文化议题的敏感和慎重，根本无意伸张正义；最后，在舆论领袖的周围是一群政治领袖，他们不遗余力地粉饰太平，假称所有一切都只是行政问题而已，只须出台一些新的法律规章，增加一点新的社区服务，天下自会重新歌舞升平。
正是这些将黑与白相隔离的一圈又一圈灰色地带——宗教阿訇、游说团体、大众媒体、基督主教、政治领袖——使崇拜死亡的怪力邪教不断发展壮大，它本来毫无希望，如今却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在这一圈又一圈灰色阴影的最外层，就是数也数不清的芸芸众生。比如在西班牙，民众的血液早已淌入了不抵抗与不求胜的灰色地带。然而，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拒绝如此软弱，恰如美国的公民。在英国，民众思忖着到底要不要反抗，他们把传统的“闪电战”精神[5]挂在嘴边，却日复一日地作出千百个“微不足道”的妥协与让步。这就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灭亡之路——没有战争，亦没有征服，而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走向绝望，直到有一天你幡然醒悟，却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你不需要签署任何一份正式的投降文件，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你早已一笔一画地写完了一整部战败协议书。
所以，与康拉德笔下孤军奋战的炸弹客不同，当前的敌人即使在最显眼的地方也可以独善其身——因为满大街都是害虫，他只不过是其中一只而已。在美国，半壁江山的政治人物还在寄希望于以司法手段赢取胜利，他们让敌人在法庭登堂入室，使其享有被告人的完整权利；在欧洲，出于对移民群体的恐惧，所有人都已变得软弱无能；在整个西方世界，大众媒体将杀手们尊称为“激进人士”、“活跃人士”甚至“造反义士”。“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可不能这么发问，更好的问法应该是：“为什么他们看不起我们？”
西班牙大屠杀发生之后，奥马尔·巴克里·穆罕默德[6]（Sheikh Omar Bakri Mohammed）对里斯本的《共和国》（Publica）杂志说，伦敦的一群伊斯兰教徒“准备”也在英国本土“干一票大买卖”。巴克里意图澄清一下这次行动的基本原则，于是特意补充道：“我们不区分平民与非平民，无辜者与非无辜者，我们只区分穆斯林与异教徒。异教徒的生命是一钱不值的。”巴克里还说，他希望看到伊斯兰教的旗帜在唐宁街上空高高飘扬。“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梦想会成为现实。因为这是我的国家，我喜爱生活于斯。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民主，还怕个什么劲儿呢？让俺奥马尔·巴克里也享受一下民主吧!”
你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伊斯兰的新月旗会在唐宁街10号高高飘扬？你想都想不到，“政府大楼前应悬挂什么旗”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正式的政治议题。2005年，女王陛下的狱政总监察安妮·欧尔斯（Anne Owers）公然下令，禁止英国的监狱悬挂英国的国旗，理由是英国国旗上的圣乔治十字架图案曾被十字军使用，因而对穆斯林有冒犯之意。不久，驾驶与车辆管理局也禁止在其办公地点悬挂英国国旗。此外，伦敦希斯罗机场也颁布了同样的禁令。
所以，《旁观者》杂志所言之情形即将成真——英国真的要被火星来的小绿人袭击了：旧国旗将不再飘扬，即便法律上还没有正式承认，现实中却已然如此了，而当前的问题只在于，为了适应新的文化多元时代的要求，这片土地上到底要升起哪一面旗帜呢？
如果恐怖分子只是轰炸建筑物和公共交通，其实问题将会简单得多：胆小如鼠的欧洲司法系统即便再懦弱无能，一旦大街上堆满了尸体，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行动。然而，精明老练的黑恶势力通晓某种古老的战术：假如你想彻底打赢，切忌迎面痛击，也勿残忍相待：痛苦和折磨会唤起所有对手（当然除了最软弱之人）的顽强抵抗。然而，如果你只是让敌人轻微不适，在细琐之处乱其心志，他便会试着适应变化以使生活重新归于平衡。因为几张讽刺漫画，惹得一些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何必呢？！最无痛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一致承诺不再刊登此类漫画，如此一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嘛。
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巨大挑战。意识到“不能让一个墨西哥人掉队”，2006年，一部移民新政获得了美国参议院的批准，非法移民们撞了大运，总统也为其欢呼喝彩，《国家评论》杂志的评论员约翰·德比夏尔[7]（John Derby shire）受此启发，对距美国南部边境约1400英里远的长岛郊区进行了学区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高中：17%为拉美裔
初中：28%为拉美裔
小学：31%为拉美裔
拉美裔移民从不参与圣战，也不支持荣誉谋杀[8]，更没有一夫多妻制，可是，不断变化的人口趋势还是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那些素来远离政治纷争的“沉默的大多数”也会深受影响。德比夏尔提供的数据表明，到了某个时间节点，美国各地的教育委员会都不得不将日益流行的英、西双语课程和教育项目设为“新常态”。此外，人口结构变化还会带来更为深远的文化嬗变，因为这些变化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若想在预算表中将其量化呈现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哩。
支持“开放边界”的人们总是说：哎呀，美国的思想这么强大，区区31%的拉美裔小学生一定会在上高中之前被彻底同化的。或许可以吧。可是若想如此，我们得对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同化力心存一种乐观的幻想。不妨看看今日欧洲的情况吧，穆斯林移民不断涌入，他们与欧洲的社会风俗格格不入，他们对欧洲的文化传统与政治体制抵触不已。别忘了，意志加上人口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组合：这就是你必须把奥马尔·巴克里·穆罕默德放在眼里的原因——因为他能够从恰到好处的人口中获得恰到好处的支持，然后把种种诉求恰到好处地植入我们的政治议题之中。
“9·11”事件之后，你所知道的每一位西方领导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前往清真寺拜访：小布什总统、查尔斯王子、英国首相、加拿大总理还有许多其他政治领袖尽皆如此。一时间，“准时送我去清真寺”[9]蔚为风潮，唯待其渐渐冷却之后你才会咂摸出其中的滋味儿，回到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之中，这种行为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试想，当年珍珠港被偷袭之后，难道会有政治领袖在第一时间指示：麻溜儿去给我订些寿司，然后送我去剧院观赏《蝴蝶夫人》[10]的日场演出？想要安抚那些与袭击者有着相同信仰的居民，向他们保证不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种想法倒也无可厚非，可是绝不应该成为你的首要工作。更何况，针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清真寺出镜作秀的那帮阿訇之中，立场温和的充其量也只是态度暧昧，更糟的情况可能是——他们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在这种情势下，去清真寺“拜码头”实在是自欺欺人啊。然而，政治领袖的这种做法为此后的类似事件奠定了基调，每一场爆炸袭击或恐怖活动背后——从纽约飞机撞大楼，到伦敦地铁大爆炸，再到多伦多恐怖袭击未遂案——声言穆斯林一心向善的溢美之词一次甚于一次。英国作家梅兰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曾写道：“少数群体的权利意识引发了道德上的角色倒置，如果犯错者属于‘受害者’的少数群体，舆论竟会原谅他们，而为其所伤的人们却反倒受到谴责，谁让他们属于‘施害者’的多数群体呢……换言之，挑衅者变成了受害者，而受害者却变成了挑衅者。我们必须准确理解并公开挑战这种道德、知识和哲学上的悖论——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斗争之中——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看看我们如今为冲突赋予的新名字：反恐战争。且慢，战争一般不都是点名道姓地针对某个敌人的吗？是啊，可是在那些“进步人士”看来，“敌人”这一特有的概念早已过时了：世界上没有敌人、只有朋友，只不过有些朋友对我们的某些行为还略有不满，而我们又尚未能达到他们的期望而已。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典型的心盲症。在电气化时代，在我们当下的现代文化中，社会进步其实恰如技术进步一样——无法再被逆转。如同你不能假设我们从未发明过内燃机一样，你也一样不能否认我们已经伸张了妇女权利。如同马匹和马车已经让位于蒸汽火车、福特轿车和民用飞机一样，我们坚信先进的社会民主国家也将一往直前地向前发展，向着幼儿全日托管班、每周30小时工作制、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日益丰富多彩的民族多样性大踏步地迈进——没有什么能够逆转历史的潮流，那群好似出土文物的大胡子穆斯林当然也不行。许多人都觉得，想要重建哈里发帝国的宗教激进主义者恰如动画片《海绵宝宝历险记》中那个名为“痞老板”[11]的浮游生物，嗷嗷地怒吼着：“我要统治世界！”对此，海绵宝宝只是俯视着他，道出一句：“请自求多福。”
然而，你从未想过：也许，我们才是真正的“痞老板”。1939年8月，阿道夫·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训诫道：“我们的敌人不过就是些可怜虫，我在慕尼黑已亲眼见识了他们的懦弱无能。”[12]今日的欧洲恰似已经穿越，回到了那个荒唐的年代，政治人物在贪婪的恶势力面前卑躬屈膝，这边厢嘴上不承认不久之前的绥靖投降，那边厢又急着对黑恶势力的予取予求再度妥协退让。尽管轰炸吧，我们只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尽管斩首吧，我们的政客会在第一时间冲到附近的清真寺，大声宣告“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尽管煽动吧，尽管向参加礼拜五祷告[13]的穆斯林们发出屠杀犹太人和异教徒的血腥感召，我们发愁的只是这会不会引起针对穆斯林的不当抵制。尽管去阉割鸡奸者或者残害女性的生殖器吧，同性恋群体和女权主义团体依然迫不及待地希望与你们一道游行示威，痛斥小布什与布莱尔的昏庸无道。尽管去学校里屠杀孩子们吧，我们的大学者会急忙替你们辩护：对“绝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圣战”是一种无害的概念，意思跟“健康低脂燕麦片”差不多。这岂不正是我们时代里一出荒腔走板的《死神圆舞曲》[14]：宗教激进主义者越是踩痛我们的脚趾，我们越是欢快地与他们在房中相拥共舞。
正如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所言：“再明显不过，一种对自己的所为都感到内疚的文明，必将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与信念。”在丹麦爆发“漫画圣战”事件后，《纽约时报》大肆宣讲不应向公众展示针对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其社评部的编辑们在解释原因时发表了一番浮夸的陈词滥调：敏感的新闻机构理应对“制止针对宗教象征的无端攻击”负有责任。然而，翌日，《泰晤士报》在报道“漫画圣战”时，却附上了近半年前在纽约展出的一幅“艺术品”——以大象粪便为涂料绘画而成的圣母玛利亚肖像。恰如冷战时期的那个老笑话：美国人告诉苏联人“在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批评我们的总统”，苏联人却冷冷回应说：“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国家，每个人也都可以随便批评你们的总统。”按照《纽约时报》鼓吹的文化批评准则，西方世界可以自由地嘲笑甚至贬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文化遗产，同样地，伊斯兰世界也可以自由地嘲笑和贬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若是非要比出个高低的话，伊斯兰教给其他文化带来的心理创伤，远不及西方精英厌恶自身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恶劣。
无论恐怖分子或显或隐，动乱不断的原因皆应归咎于被攻击对象的自信缺失。比方说，爱尔兰共和军即神机妙算地判断，英国的确有能力——但却无意志——将他们彻底击溃。所以，他们一清二楚，就算不可能在军事上获胜，却也永远不会被击败。宗教激进主义者也深知此中之道，唯一的区别却是，过去大多数恐怖主义战争都是高度本土化的，而我们现在见识的却是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全球性恐怖骚乱。究其原因，盖因宗教激进主义者已将爱尔兰共和军看待一己之地的思维模式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他们想占领世界，并且十分确信我们的全部文明都缺乏将其击退的意志力。
不过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看法却是有些荒谬的。宗教激进主义者的自信心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有个故事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新西兰，穆斯林妇女开车时也要戴上头罩。警方认为，如此着装将会影响驾车者的观察视野，同时也可能为银行劫匪提供伪装逃跑的绝佳机会。尽管如此，却无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不包容多元文化”的指责，有谁敢吗？大体上，警察还是欣慰地接受了伊斯兰游说团体的说辞：罩袍是伊斯兰女性尊重信仰的必需品。然而，新西兰警察协会主席格雷格·奥康纳（Greg O’Connor）最终还是忍不住发声：“如果某种宗教传统强势到不允许人们抛头露面的话，那何不干脆禁止他们开车啊。”
确实如此。假如你的罩袍从遍地驼队的时代起就没再改变，或许你的交通方式也根本不应该进化。然而，这就是第三个千禧年之中的伊斯兰教：对于7世纪的社会形态和21世纪的便利交通，他们想二者得兼。当然，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待到西方国家统统被彻底的伊斯兰化之后，美利坚伊斯兰合众国、法兰西伊斯兰共和国、比利时伊斯兰君主国外带加拿大伊斯兰自治领都会迅速地衰落，最终只能靠此前积累的老本儿苟延残喘——正如当年大部分伊斯兰社会在达到顶峰之后必然要走向衰落一样。唉，咱们不会真的想要检验一下这个预言吧？
事实上，年复一年，全世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在伊斯兰教法之下：1977年巴基斯坦批准实施了伊斯兰教法，1979年伊朗开始实施，1984年苏丹亦步后尘。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还生活在英国普通法之下；如今，尼日利亚的一半国土都由伊斯兰教法统治，另一半国土也在改换法律的问题上备受压力。今日，伊斯兰国家越来越多，其中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人口移民到非伊斯兰国家，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代表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他们会遵循新加坡、丹麦或者新西兰的法律，还是会恪守伊斯兰教的教规呢？抑或一种全新的世界性穆斯林身份才是他们的心之所向呢？
在很大程度上，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就相当于给出了答案。即便某个穆斯林真的想要融入所谓的加拿大身份认同，他又该如何是好呢？你总不能被一个模棱两可的事物同化吧？可这恰是现代多元文化国家的病根之所在。摧毁一个社会要比重建一个社会容易得多，而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的崩溃正在我们眼皮底下轰轰烈烈地进行。这一切都拜文化多元主义所赐，生生让一个国家沦落为一头待宰的羔羊。一旦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迷失了文化自信，人口比例便决定了它的未来。或者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班尼特（James C.Bennett）对此所作的最无懈可击的总结所言：“民主、移民、文化多元主义，三者只能任选其二。”
文化多元主义其实恰建构在谎言之上，它断言各种文化都是同样“合理”的。然而，接受这一命题便意味着否定现实——因为谈到文化对人类自由、社会健康、人口流动的影响和作用，不论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各种文化绝无可能同样“合理”。文化多元主义并非第一个以否定真理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比如纳粹党人赫尔曼·戈林[15]（Hermann Goering）的荒谬主张就令人记忆犹新，他曾说：“如果元首希望2加2等于5，那么2加2就等于5。”同样，假如我们被要求承认《美国宪法》其实是依照印第安人的易洛魁部落联盟[16]（Iroquois Confederation）的政治原则而制定完成的——假如当代的多元文化理论家、少数族裔游说团体甚至美国国会的某项荒谬决议都如此指鹿为马的话，那我们也只好俯首认命吧。
不过，反正也没啥坏处，对吧？假如如此一来有助于我们对彼此产生温情，让他三尺又何妨呢？
让不得啊！因为这将永远无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可是，总有一天我们必须得认清现实。
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不久，当地一份小报的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四个年轻男子在威尔士惬意地享受着周末漂流——他们即是作案之前欢度假日的恐怖袭击元凶，其时正在苦练本领以在不久后把地铁站炸成碎片。表面上看，这帮家伙与约克郡的其他同龄小伙儿没啥两样，他们从小就喜欢吃薯条、玩板球、穿着蓬松难看的国产运动服。单从肉眼观察，这些伦敦的炸弹客几乎已经被完全同化了——至少在体育、时尚和流行音乐领域确是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内心深处：为了赢得圣战，他们甚至愿意屠戮数十名英国同胞。他们已经种下了那么多障目之林，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窥探出广袤森林之后的问题实质——在他们内心深处，缺乏对于英国的认同与忠诚。
如果说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你急欲塞回瓶子里的妖魔鬼怪，那么如果此前你已将瓶子砸了个稀巴烂，一切就都已经回天乏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核心假设其实是：非西方文化都是原始落后且泥古不化的；而一个先进的国家却无非是这些非西方文化的大拼盘。这实在是一种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状（Societal Stockholm Syndrome）”——急于认同一切外来事物，但就是不认同自身属性。文化多元主义的伟大之处恰在于，你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比如不丹的首都是哪个城市、马来西亚的主要出口商品又是什么，谁在乎这些呢？
那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专业精英们才下苦功夫研究的东西。文化多元主义仅仅意味着对每个人都投以温暖仁爱之心，以无知构建自己的幸福。也就是说，假如某种文化具有丰富而活跃的传统，包括手持弯刀立于你的面前，然后凶神恶煞地高呼“真主万岁”，那么，你也不能抱怨自己为什么没能善有善报。
当前，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与日俱增，更鲜为人知的是，穆斯林游说团体在抵制反恐战争方面也成绩斐然。有鉴于此，未来十年，伊斯兰政党在欧洲大陆的崛起之势似乎已成定局。与此同时，西方穆斯林中的那些精英人士——大使、王子、教授——与恐怖分子之间的分歧其实微乎其微，这些响当当的大人物迟早都会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边。更为不幸的是，多元文化社会的主要原则——西方人预先摆出一副投降姿态以展现其文化敏感性——使得任何一个聪明的宗教激进主义者都心中窃喜，特别是观察到马德里爆炸案及其之后的政治影响[17]，他们一定会认真考虑并积极实践“文化与暴力软硬兼施”的双轨策略。
针对当前的困境，西方世界有三种可行的应对方案：
1. 服从伊斯兰教
2. 摧毁伊斯兰教
3. 改革伊斯兰教
大部分人都不会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但也不太想在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作出抉择。然而，依我之见，服从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其实非常之大，尽管对于许多人而言这看上去荒谬之极；恰如约翰·克里在2004年竞选美国总统时一样，谁能相信我们差一点就输给了这帮民主党的白痴。然而，我们完全有可能输给他们（正如我一直相信的），而且（正如我开始相信的）有可能输得比最悲观的预想还更惨。我说“我们有可能输”，还是指输给那些“好人”——相较于恐怖分子，这里的“好人”当然是广义而言了。的确，在澳大利亚、波兰、伊拉克甚至巴基斯坦都有很多好人。可是，有不少读者似乎认为，在新的黑暗时代里，其他国家都可以完蛋，只要美国如一根孤独的蜡烛屹立不倒，世界上就仍有自由的火光随风摇曳。这种观点着实让我有些惶恐不安。试想这样一个世界：一个负重难行的中国，一个摇摇欲坠的俄罗斯，一个狂悖无道的中东，一个瘟疫横行的非洲，一个饱受内战之苦的“伊斯兰化”的欧洲——剩下的那个国家，可能连自己与南北两个邻邦的边界都已经无能固守，又如何能够保障整个地球免入绝境？继续做你的春秋大梦吧，自私的“现实主义者”们！
至于第二种选择，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即便你认为伊斯兰教与自由社会在本质上互不兼容，但是美国若将大屠杀作为终结伊斯兰教的一种方式，它本身也将变得面目全非。这倒不是说如若多年之后，某些拥核的狂人真的炸毁了法国的马赛或里昂，法国人依然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即便如此，法国人还是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其成效一定不会比俄罗斯人在车臣实行的“焦土政策”[18]（scorched-earth strategy）好到哪里去。
那就只剩下第三种选择了：改革伊斯兰教——然而，这却不是我们能做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只有穆斯林自己可以改革伊斯兰教。自由世界所能做的只有创造改革的条件，增加穆斯林改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不主动阻碍穆斯林的改革进程。我们可以做到如下几点：
1. 支持伊斯兰世界的妇女权利——我是指真正的权利，而非女权主义者口中的浮言虚论。这是伊斯兰教最大的弱点。并非每个穆斯林女性都想成为葛洛莉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或者帕丽斯·希尔顿[19]（Paris Hilton）那样的奇葩；然而，她们也必定不希望自己的人生以被父母施以“女性割礼”而始，以被兄弟施以“荣誉谋杀”而终。在欧洲国家的受虐妇女收容所中，绝大部分女性都是穆斯林——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假如中东地区有任何为妇女提供的庇护所，她们岂不是可以跑去就近避难呢？在穆斯林社会中，女性占总人口的一半之多，当社会的“半边天”都成了潜在的异议分子的来源，我们也就有隙可乘了。
2. 阻止激进的意识形态在各大洲散播，比如瓦哈比主义和伊朗意识形态等。我们面对的其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要想打败它就必须发动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
3. 支持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即使这可能意味着要去支持某个恼人的政府：然而，一个民选产生的糟糕政府，总归比一个奉行独裁的糟糕政府要强。叙利亚和埃及没有必要一定得变成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或者新西兰那样。对他们而言，只要不是现在这个鬼样子也就行了。况且在通往自由的坎坷道路上，每一个穆斯林政权都不得不专注于解决国内分歧，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没什么时间挑起边界以外的斗争了。
4. 制裁迫害非穆斯林人口的伊斯兰国家，剥夺其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地位，将其驱逐并边缘化于国际体系之外。
5. 掐断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在美国与其他地区创办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智库等机构的资金渠道。
6. 在意识形态领域制定打击宗教激进主义的长远战略。创建一支民间战队以配合美国的武装战队，在一个“帝国主义”已然不吃香的时代里，成立类似于当年英国殖民部的一种替代机构，借以在伊斯兰国家推行另一种体制、架构与价值观。当然，给它取一个老实巴交、易于接受的名字：“全球共同利益拓展服务部”或者其他什么有的没有的（顺便说一句，美国政府早就应该建立这一机构，以取代美国国土安全部中那些臃肿的官僚机构了）。
7. 将联合国（UN）、北约组织（NATO）、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其他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国际组织统统边缘化，使其自生自灭、寿终正寝，并且把浪费在它们身上的金钱和精力投入到注重实效的多边主义之中。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盟友。
8. 停止向拒绝改革的独裁石油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在国内实现迟迟未告完成的能源产业转型。
9. 终结伊朗的政权。
10. 机会成熟时立即采取军事打击。
除了第9条和第10条以外，其他8条都是至关重要又相对平和的手段——也就是说，恰恰是前8条内容我们做得非常之糟糕。将“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持久战”的问题在于，战局可能进一步恶化并完全陷入一种“非战争模式”。那么，有什么替代方案吗？退守回“美国堡垒”？请问是哪座堡垒呢？是国会在格兰德河[20]（Rio Grande）畔建造的那个拉美裔移民欢迎中心（Latino Welcome Center）吗？超级大国必须参与世界事务，实行“光荣孤立”的国际强权世所罕见。什么是导致英国的穆斯林青年变身为激进分子的主要原因？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保守党政府就已经找到答案：“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垃圾场上竟然连只狗都没有。”奥萨马·本·拉登也曾指出：“英国人要为破坏了伊斯兰国家的哈里发体制负责。是他们造就了巴勒斯坦问题。是他们造成了克什米尔问题。也是他们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实行了武器禁运，以致200万穆斯林惨遭杀害。”
那么，当年由英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而引发的一系列国际问题，如今又如何能以非帝国主义和不干涉的方式终结呢？别忘了，对于强权而言，从世界事务中脱身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特别是当“放手策略”在巴基斯坦或波斯尼亚无功而返之时，积极干涉的“两手策略”终将取而代之成为美国政府的最终选择。孤立主义是永远行不通的。
作为美国人或者其他西方人，如果你想要你的家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尽享美好生活，你就应该明白：自1945年以来，西方世界引领的这种生活方式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我们必须懂得值得我们去拼死捍卫的究竟是什么人和什么理念，否则，我们的孩子将永无安生之日，可能在一个丑陋而残酷的世界中度过余生。1897年，一个5岁的男孩儿在通往白金汉宫的林荫大道上观看了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的游行庆典，对于尚且年幼的他而言，很难想象在自己80岁生日之时，英国这个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将会陷入停滞与罢工的经济绝境，高税率迫使优秀人才尽皆投奔海外，曾经值得称耀的殖民领地早已与自己关系冷淡，倒是转而与苏联暗通款曲。关注长时段的大历史趋势绝非一件易事，因为人类本身的寿命实在是极为短暂。那就先看看短期趋势吧：此时此刻，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变。
美国实力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科技创新或是印度的青年工程师，而恰是来自于美国自身的文化惰性，正如罗马遭遇的种种浩劫其实只是帝国衰落的病征而非病根一样。高层统治者已然发现，他们正在与自己的惰性左右互搏，引用科尔·波特[21]（Cole Porter）的话说就是“积重难返，困兽犹斗”，这其实比和侵略大军兵戎相见更加艰难。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是西方杰出的伊斯兰问题专家，在风雨飘摇的“二战”时期曾为英国情报机关效命。他向《华尔街日报》讲述道：“1940年，我们尚且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更知道我们面临的危险和问题是何模样，在英国国内，我们知道美国人必将被卷入战争，而我们也必将所向披靡。然而，今夕不同往日。我们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何方，甚至迄今连敌人的本性都捉摸不透。”
美国和——范围缩小一点吧——其他英语国家的优势在于，在敌人的猛烈攻势之下，首当其冲的是欧洲大陆，而它的衰亡命运足以唤醒大西洋另一端那个最为自私狭隘的国家。宗教激进主义在军事上处于弱势，可却在意识形态领域踌躇满志。西方世界在军事上攻无不克，可是意识形态却乏善可陈。祸起于萧墙之内的自杀式炸弹客，恰是西方社会逐渐式微的象征，是西方文化彻底失败的标志。西方文化中本来最重要的资源——人民——却像鞭炮一样被他人随意点燃。然而，就在我们自我怀疑的同时，敌人的软肋却已然变成了他们的强大力量。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像雷德·阿卜杜勒·马斯克（Raed Abdel Mask）这样的人，2004年，报纸上刊登了一张他的照片——花格衬衫，笑容满面，左右两臂环抱着一双可爱的儿女。他的妻子腹中还正孕育着另一个已经5个月大的小生命。然而，与妻子吻别之后，这个笑容满面的雷德便将11磅重的炸弹绑在了胸口，里面塞满了钉子和弹片，接着便搭上耶路撒冷的2路公共汽车扬长而去。
“9·11”事件后，我们听说了许多关于恐怖袭击的根本原因——通常的说法是：“贫穷孕育了绝望。”然而，“9·11”事件的犯罪者都是中产阶级且受过良好教育，这也正是他们在恐怖活动中技术如此娴熟的原因之一。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缜密筹谋的恐怖袭击。那一天，他们找准了机场安保最为松懈的时间点，劫持了一架加满航油的长途客机。整个计划滴水不漏，最终的执行效果也堪称完美。这些恐怖分子都接受过专业训练，持有喷气式飞机驾驶员的从业执照——这一职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为他们带来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他们本可以拿着6位数的年薪乐享人生，而不是开着飞机撞向纽约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然而，他们却毅然决然地选择进入航校，接受纪律严苛的体能训练，以便能够顺利地在特定的时间、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劫持一架特定的航班，然后驾驶着它撞向一座巍峨耸立的高楼大厦。
我们无法理解像穆罕默德·阿塔和雷德·阿卜杜勒·马斯克这样的人。但是，对于继续在北美和欧洲从事恐怖活动的阿塔们和马斯克们而言，难道我们不也是令他们费解的吗？当我们听说一些住在山洞里的家伙梦想着建立一个新的哈里发国家，我们当然会认为他们肯定是疯了。可是试想一下，假如在山洞中久居的人是你自己，当你在收看美国CNN的新闻节目时听到一些法律专家正在解读《日内瓦公约》的第三项一般性条款[22]，阐述美国最高法院为何决定赋予非法叛乱者以基本的人权，又或者当你在节目中看到《纽约时报》的高管们不无自豪地解释自己是如何揭露了美国政府追踪恐怖分子的重大细节，不管这种报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何种破坏，难道你不会觉得其实我们才是疯子吗？假如你们一直待在山洞里，当收音机调到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你恰巧听到了下面这段对话，难道你不会笑破肚皮（并非你身上绑的自杀式炸弹一不留神引爆了）吗？这是在17名所谓的恐怖活动策划者被捕后，NPR电台《早间新闻》对加拿大多伦多市长的一个专访。听罢这段采访，当时正在开车的我一路上都狂笑不止。这种荒唐的搞笑节目在播出之前，真应该先来个“谨慎收听，笑死人不偿命”的温馨提示。
访谈一开始，尊敬的多伦多市长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先生就开始狂拍伊斯兰教的马屁：“你知道，在伊斯兰教里，假如你杀了某个人，就等于是杀了所有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宗教。而且，对于此次恐怖策划案，他们（穆斯林）的震惊程度其实不亚于多伦多人。此外——”
这时，NPR电台的女主播蕾妮·蒙塔涅（Renee Montagne）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鉴于已经触碰了政治正确的红线，她赶忙插话打圆场：“嗯，他们与多伦多人可能是有几分相似。”
“对不起，”市长喘着粗气，急忙用贴着文化多样性标签的大被子再一次将穆斯林保护得严严实实，“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和每个多伦多人都一模一样，感到十分震惊。”
蒙塔涅女士接着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这些所谓爱好和平的朋友们其实也可能会在大撒旦美国的隔壁邻居家里、一个“社会环境开放、移民政策宽松、福利政策完善”的国度里发动恐怖主义袭击。
米勒市长对于她对加拿大的褒奖表示同意：“在多伦多，超过一半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是在加拿大出生的。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运行良好的原因。”
“可是在这次恐怖袭击中，您说的这个吸引移民的优势恐怕倒是个劣势。”蒙塔涅女士略带敌意地回应。
“不，我笃定我们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恰是因为我们的公共服务完善，我们的社会文化多元。”后面还有一大堆诸如此类的废话。若说伊斯兰圣战分子和“完善的公共服务”有何关系的话，那似乎应是后者恰恰吸引了前者——想想千禧年炸弹客、鞋子炸弹客、地铁炸弹客等，他们全都是欧洲—加拿大福利体系所造就的怪胎。不过咱们再接着往后捋，加拿大不久之后也发生了恐怖袭击未遂案，那么，这帮老兄难道都是因为对效率低下的“社会服务”感到不满，所以才想要砍了加拿大总理的脑袋以现身说法吗？你想啊，把总理砍头杀害后，就可以验证以下事实：连断了头的总理都要等上18个月才能在多伦多总医院排上号，然后医生们最后还不一定能把总理的脑袋和身体缝合如初。一个费尽心机想要跑去炸毁加拿大国会的小伙子，自然会引得人们嘲笑他丧心病狂且异想天开；可是，假如你是一个躲藏在兴都库什山某个山洞里的圣战分子，当你听到蕾妮·蒙塔涅和大卫·米勒为了避免出现歧视少数族群的话语歧义，竞相对西方文明进行自我贬低之时，难道你不会觉得比之你和艾哈迈德，他们才更加具有自杀的倾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