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译后记 一、这本书讲了些什么？
二、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三、当前危机的背后根源是什么？
四、说明与致谢
中译本序
世界无末日，大道无遮拦
李肇星[1]
北大老校友和从事公共外交的小同志姚遥博士利用春节假期与平时的深更半夜翻译了一本“不是新书的新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真为他学习有成、劳动有为而高兴。
说这本书不是新书，是因为原作在美国初版早在2006年。恰在那一年，我作为中国外长出席了第6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加强对话合作，共谋和平发展”为题作了主旨发言，其中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
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增加发展援助，促进国际贸易和技术转让与投资，更广泛地减免债务，更多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尊重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发展问题上的主导权。
没有共同发展，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就不能持久。美国个别保守派学者十年前对于世界局势的预言，有的有点根据，另一些则有失偏颇，但都是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出声音。美国是个主张所谓“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国家。我在美常驻期间曾经走遍其50个州，认真倾听各种声音，觉得都有参考价值。
美国是特别讲政治、特别有“忧患意识”的国家。马克思在青年时就说过，当欧洲人昏昏欲睡时，美国人在拼搏创新。这本书探讨西方末日，反映了美国对自己能否永久“领导”世界的独特“忧患”。书值得看，但具体观点要仔细甄别，尤其是将“末日”归因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这一结论，至少按《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人们很难认同。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风尘仆仆地访问了中东三国，在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时表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有着天然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是伊斯兰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方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开展友好交往40多年来确立了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的相处之道，共同扬正抑邪，正本清源。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时，习主席强调“中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进步所积淀的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理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挖掘多样文化传统中的正能量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我的老乡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体会，“本”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少数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多数国家长期贫穷的基础上。与其整日担惊受怕被其他文明取代，或者给其他文明扣上“威胁论”“崩溃论”等帽子，不如好好思考如何以己之长帮助别国更好地自主发展。中国的优秀传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正在与沿线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诚恳希望同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利益融合，平等互利，抱团发展。
翻阅这本译著，我还想到开展公共外交时要把个别政客与广大民众区分开。眼下，美国正处于热火朝天的大选季节。但不管谁上台，都是美国总统。外国人不必太在乎选谁不选谁，谁上台都不代表你的祖国。就我们中国而言，只有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
1999年11月，我在美国有感于华盛顿特区的纷纷扰扰，写了一首题为《政客寡欢》的小诗：
国内奢谈民主，国外争当领导。
阴阳失调，心情难好。
我不信“鬼”，只信“神”——我的“神”是正义、和平、人民；“鬼”则擅长于躲着“神”，或者干脆与“神”冲突、对抗。总想着在世界上当头儿，总想着到处自由“横行”，恐怕最终只能落得个形单影只、郁郁寡欢，“反算了卿卿性命”。走人民至上的大道、为人民主持正义、坚持“己乐乐群”、维护和平和共同发展，世界便不会有末日，人类进步的前景是光明的。“神”必胜！
姚遥博士以公共外交为己任，经常诚恳地告诉外国朋友，中国人民将永作各国人民信赖的朋友与合作共赢的伙伴；为了与更多同胞一起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故事，他在做好外交调研的同时多闻善思，不知疲倦地译介外国学者的著作，包括眼前这本《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开卷有益，让我们一起阅读和思索吧。
2016年6月21日
自北京飞纽约途中
* * *
[1]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
人们总是被强马而非弱马所吸引。
奥萨马·本·拉登
坎大哈，2001年11月
若说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示弱给人以可乘之机。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华盛顿，1998年10月
2008年版
前言
这究竟是一本啥样的书？
这么说吧，它在加拿大被禁，估计也就是分分钟的事了。
先且不说被禁的事儿，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简言之，它揭示了“当前世界的消亡厄运”。“二战”之后60年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即将终结，由美国及其跨大西洋的欧洲盟友们所开创并维护的欣欣向荣的全球荣景，也行将随之一并香消玉殒。这还只是我们当前面临诸多问题中的小菜一碟，真正的大问题在于，秩序的变化或许仅仅是一个征兆，一个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与精神崩溃的不祥征兆——在西方陨落之后，我们的未来将彻底毁于非西方文明之手。
因此，这着实是一幅宏阔的图景——或者，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场真正的战争，一个刀光剑影的真实战场。这场战争并不是你现时所知的“反恐战争”，由于使命模糊不明而又充满妥协逃避，“反恐战争”早已不见任何成效；它也并非反恐背景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所能代表，伊拉克和阿富汗确是这场战争的重要前线之一，但不过只是两个次要的战场。我们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由伊拉克的逊尼派三角区或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中的几个山洞所引发，说得再明白些而是由一个相比而言更加处于世界中心的地带——大部分的“西方世界”所引发的，它囊括了欧洲大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最终也必然将美国拉下水。如果美国无法找到新的盟友以替代旧的伙伴，它终将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悲凉地陷入一种遗世独立的逆境之中。与伊拉克的前线战事不同——那里常有“恐怖分子”在热闹集市和清真寺发动血腥的爆炸袭击，西方世界的这一前线看似更加平静，虽然偶尔也会发生恐怖袭击——比如，2008年2月底，正在哥本哈根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的丹麦人就遭遇了一场恐怖爆炸；此外，还有不少曝光度虽小但其实死伤率极大的恐怖事件，如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达拉斯出现的“圣战”，以及在瑞典发生的数起令人匪夷所思的坠楼事件，多少年轻的穆斯林女孩儿稀里糊涂地从公寓阳台上“不慎”失足，坠入了死亡的深渊。然而，刨去这些令人发指的流血事件，即便在看似宁静的日子里，敌人也正在毫无休止地蚕食着我们的土地。即便没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即便没有人开着飞机撞向纽约的高楼大厦，即便没有人炸毁马德里、伦敦和巴厘岛的火车、公交和夜总会，即便所有这些可怕的恐怖袭击都未曾发生，即便我们不曾看见一颗冒着硝烟的子弹，我们其实已然深陷于自我迷失的重大危机。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没错，这正是我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所即将深入探讨的主要问题。本书于2006年秋季首次面市，在迄今为止的两年多中，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虽还未像我所预言的那样彻底消亡，但我相信在此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已然证明了我的论证并非无稽之谈。《美国独行》首次出版后，我每天都收到一大堆的电子邮件，不少读者愤愤地写道：“好吧，如果欧洲真的正在走向消亡，那为什么除了你和寥寥几个不受待见的疯子之外，没见几个人在认真讨论这事儿呢？”我必须说，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开始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不妨举个例子：
我们所能预期的下一场全球动荡，迄今在人类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上面这话是摘自本书某处的一句危言耸听的诳语吗？还是名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1]（Oriana Fallaci）晚年著作中被出版商删除的某句咒怨吗？都不是，这句话摘自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各区域人口情况报告》，该报告探究了2007年世界各国最新的官方人口数据，同时预测了未来40年全球的人口变化趋势，认为这一变化的规模和速度都将是史无前例的。该报告显示，中欧、东欧都将出现人口的巨幅骤减：德国人口将减少10.3%，波兰人口将减少20.5%，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4.3%，保加利亚人口将减少35.2%。吊诡的是，西欧的人口却将出现增长——然而，这一增长的原因却几乎都要“归功”于来自非洲和亚洲的众多非西方移民。
再重复一遍：上面那句话可不是我说的，那是联合国说的。由于不敢逾越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同时又本着非批判的态度，联合国的报告并没有点明这一“全球动荡”的地缘政治影响。没关系，我的这本《美国独行》将为您说清道明。当位处大西洋另一端的欧洲盟友们陷入人口的螺旋式消减，以及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半伊斯兰化进程时，美国又将如何独善其身？其实，不光美国的盟友正在历经此一劫数，甚至它的一些宿敌也同样无法幸免于难——或许，当变化来临，美国也不再需要与之为敌了。《多伦多星报》是一家众所周知的左翼自由派报纸，没有一丁点儿的右翼色彩。然而，据该报报道，在2015年之前——也就是不久的将来，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军人都将皈依伊斯兰教，这无疑将给车臣战争平添无法预测的巨大变数。如果你对俄国佬将共产主义奉为圭臬的那个时代记忆犹新，不妨等着看它又将如何变成一个半伊斯兰国家吧，好戏才刚刚开始。
众声喧哗
《美国独行》的中心论点是：西方世界正在走向一场自发形成的种族灭绝灾难，而穆斯林将成为这场灾难的直接受益者。本书于2006年底发行之时，我本来期待着由这一论点引发一场热烈的论战，然而，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却拒绝评论本书，加拿大的《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则用一种看似权威的口吻抨击本书“可能是读者所见关于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众多著作中最为粗俗下流的一本”。
今天看来，上面这话都可以当作百老汇的戏词儿来听了！批评家威廉·克里斯丁概述了本书的内容，先是对其嗤之以鼻，继而称它“粗俗下流”，可是之后却没有任何下文了。他写了这么一篇辞藻华丽、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却并未清晰说明，如果本书的论点存在软肋，那软肋究竟是什么。有些批评家妄言我把书中的人口数据夸大了：“哎哟喂，谁不知道呀，意大利的人口出生率不是书中所说的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2胎，而是1.25胎；所以预测欧洲在2025年或2040年之前会完全伊斯兰化是何其地荒唐，真到了那时候再操心伊斯兰化的问题也还嫌早吧……”好吧，他们才懒得深究这些细节的。还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推论是这样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正在走向衰落，但是还不至于像斯坦恩[2]（Steyn）说的那么快吧；你瞧瞧，尼亚加拉瀑布流得慢着呢，所以根本没啥好担心的；坐回你的独木舟里去吧，拿起你的夏威夷四弦琴，然后高唱一曲《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的流行小调，这一唱起码还可以再混个好几十年呢。”以下段落出自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在英国著名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中发表的书评：
《美国独行》是一本关于未来的指南，预言了欧洲在大约2020年前后终将“伊斯兰化”的历史命运。到那时，欧洲从表面上看“桃花依旧笑春风”，大部分基督教堂与林荫大道仍然坐落于罗马、伦敦和巴黎。然而，“人面不知何处去”，伊斯兰政党联盟已经赢得了法国大选——而这还仅仅是整个欧洲政治高层在“伊斯兰化”进程中所倒下的又一块多米诺骨牌而已。君不见，荷兰和丹麦已经颁布了禁酒令，欧陆上的大部分女性蒙上了面纱，同性恋酒吧纷纷关门大吉、集体搬迁去了美国旧金山。
该书提出，西方人的“大败退”始于五年前，自那时起，“传说中更大版图的法兰西”开始日复一日、毫无休止地向着一个“更大版图的波斯尼亚”进化。最后的纯种欧洲人在亡命天涯之际，也只能诅咒过往那些鼓励“大规模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不堪回忆了。回到眼前，人们已经日益清醒，2005年发生于英国的地铁和公交爆炸以及2006年发生于法国的汽车焚烧事件都还仅仅是“欧洲陷入由伊斯兰化所引发的内战的初级阶段”。这片孕育了人类现代化的欧洲大陆注定要走向“社会崩溃与法西斯复兴”的明天，也注定将陷入“由伊斯兰化所引发的漫漫长夜”。由此一来，美国只能孑然独行，成为抵抗“返古化”悲剧的最后一个西方国家了。
上述言论并非让-马利·勒庞[3]（Jean-Marie Le Pen）所领导的法国右翼政党的狂热宣传，而是近期《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一本奇书的大胆预测，这本书已然使得美国的右翼人士们神魂颠倒。马克·斯坦恩，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前电台音乐主持人，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权威专家，甚至与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4]（Dick Cheney）一起被奉上了右翼政治的神坛。
嚯，我倒真想瞧瞧，等到穆斯林人口在欧洲总人口中真的过半，这些说风凉话的人可要如何是好。不过，《美国独行》是不会告诉你这一天将会何时到来的，确切日期是由一系列因素综合决定的，白痴才会去预测。决定穆斯林人口数量的因素不仅包括出生率，还包括了信仰改变和外来移民的速度，而法国和荷兰恰恰正经历着上述所有变化。更进一步说，不用等到穆斯林人口成为多数族群的那天，在穆斯林人口占20%到50%的国家中，只有3个称得上“自由国家”——塞尔维亚、苏里南和贝宁。所以，就算欧洲的非穆斯林族群暂时仍占多数，也并不能代表什么，伊斯兰族群和非伊斯兰族群之间有一个人口比例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上双方势均力敌，遇到问题首先进行斡旋，而这个平衡点远非人口数量相等那么简单。在那位评论家哈里先生看来，为了证明欧洲的“伊斯兰化”就妄言日后穆斯林定会赢得政治选举，简直令人笑掉大牙。好吧，那咱们先别预测2020年、2030年或2050年的选举，咱们就着眼当下吧。2007年，布鲁塞尔迎来了一位新市长——弗莱迪·蒂莱曼斯（Freddy Thielemans），在他所执掌的社会党的核心党团之中，除他之外另有17名成员，以下是这些核心成员的名单：
1. 法蒂玛·阿比德（Fatima Abid）
2. 穆斯塔法·阿姆拉尼（Mustafa Amrani）
3. 萨米拉·阿塔尔比（Samira Attalbi）
4. 穆罕默德·布坎塔尔（Mohammed Boukantar）
5. 菲利普·克洛斯（Philippe Close）
6. 让·巴普蒂斯塔·德克里（Jean Baptiste de Crée）
7. 艾哈迈德·科迪比（Ahmed el Ktibi）
8. 朱莉·费兹曼（Julie Fiszma）
9. 弗乌茨亚·哈利奇（Faouzia Hariche）
10. 卡琳娜·拉利阨（Karine Lalieux）
11. 玛丽-保莱·马赛厄斯（Marie-Paule Mathias）
12. 伊万·马耶尔（Yvan Mayeur）
13. 摩尼亚·迈齐巴尔（Mounia Mejbar）
14. 穆罕默德·奥利亚·吉里（Mohamed Ouria Ghli）
15. 马赫福德·鲁姆达尼（Mahfoudh Romdhani）
16. 谢夫凯特·特米兹（Sevket Temiz）
17. 弗莱迪·蒂莱曼斯（Freddy Thielemans）
18. 克里斯蒂安·万·德尔·林登（Christian Van Der Linden）
此时此刻，在布鲁塞尔的执政党党团之中，18位核心成员里竟有10人是穆斯林。换言之，欧盟首都早已被穆斯林占多数的政党抢走了执政权。在美国，民意代表的进退通常已是滞后的政治风向标，比如，佛蒙特州出身的帕特里克·莱希（Pat Leahy）是该州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的民主党员，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把佛蒙特州看作民主党的大本营。我母亲就是比利时人，假如时光倒转30年，你跟她说布鲁塞尔将来会变成一个由穆斯林政党执政的城市，她肯定会说你是疯了。诚然，穆斯林不是一个单一族群，以比利时为例，来自土耳其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显著区别，但尽管如此，在这些穆斯林的共性面前，讲德语的弗拉芒人[5]（Flemish）和讲法语的瓦隆人[6]（Walloons）之间由来已久的族群争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长此以往，到了公元2100年，比利时可能还会因伊斯兰的教派冲突而四分五裂，不是变成逊尼派国家，就是变成什叶派国家了。
我们可以质疑欧洲“伊斯兰化”的后果为何，或者对“伊斯兰化”的速度进行争论，但断不可怀疑“伊斯兰化”正在发生的事实。我还发现，《新政治家》的那位评论家——约翰·哈里——其实是个同性恋者。“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就写了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专栏文章，吹嘘他秘访了位于伦敦的一座激进派清真寺，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勾引了一个渴望一战成名的青年激进派圣战分子。某种程度上说，哈里的这种自满来源于他的另一种自信——对自己有能力蛊惑大众的自信。他坚信，只要西方世界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大开绿灯，即便是伊斯兰学校里严守教律的年轻人最终也会拜倒在西方社会的魅力之下。把希望倾注在穆斯林身上，奢求他们会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和感化，我只能送君一句话：祝美梦成真。有一个名叫布鲁斯·鲍尔（Bruce Bawer）的美国同性恋者移民到了欧洲，他认为欧洲比美国更具“包容性”，但现在，鲍尔貌似对欧洲的情势并不看好了：
上个月的某天，我在罗马作了一场演讲，解释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思想是如何助长了高度僵化的宗教激进主义在欧洲的传播的，同时阐述了随之而来的种种暴行，尤其是“暴力反同性恋运动”[7]。回到酒店后，我给一个身在挪威奥斯陆的“同志”打电话，却被告知就在不久前，他在一个公交车站被两个穆斯林青年拦住，其中一人问他是不是同性恋者，然后竟掏出一把匕首。他赶紧跳上一辆刚刚靠站的公交车，那个穆斯林青年在他跳上车时还踹了他几脚。若是那辆公交车没有及时到站，后果可就难以估计了。
现在，“反同性恋运动”正在许多过去以“包容性”著称的欧洲城市如火如荼地展开。譬如，2005年，同性恋报刊《华盛顿“同志”》（Washington Blade）的编辑克里斯·克雷恩（Chris Crain）即曾在阿姆斯特丹被一群穆斯林青年暴打。针对此类事件，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报道称，随着“反同性恋暴行”在荷兰愈演愈烈，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当局已开始委托专业民调，探究到底是何原因使得摩洛哥移民把同性恋者当作攻击的目标。
我的天呀，这个问题的确好难，我也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不过别担心，阿姆斯特丹大学有着最棒的智库，他们研究发现：
一半的犯罪活动都系摩洛哥族裔的男性所为。专家认为，这些移民在社会中长期备受欺凌，因而选择袭击他们认为处于社会阶层中更低端的群体作为报复手段。另一个比较入情入理的说法是，这些袭击者可能也在纠结于他们自己的性取向，无法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事实。
说得好啊！把这帮摩洛哥青年说成是“不敢出柜的同性恋者”，肯定能缓和阿姆斯特丹的紧张局势！琢磨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不是觉着那些从土耳其来的青年移民们看起来也有点儿“娘”了啊？
淡定，啥事儿也没有，什么“反同性恋运动”，不过就是一些穆斯林“同志”们因为找不着同性恋夜店而发泄情绪罢了。对于此事，任何其他的解释都将是——那词儿是怎么说的来着？——“危言耸听”。《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说，我的书是“危言耸听者的信条”；英国《卫报》（Guardian）称，“斯坦恩的论点确实是危言耸听”；甚至在加拿大，塔里克·法塔赫[8]（Tarek Fatah）和法尔扎娜·哈桑[9]（Farzana Hassan）竟然在我曾参与撰稿的杂志——《麦克莱恩斯》（Maclean’s）上，把这本书称作是——没错——“危言耸听”。
好吧，我也真是够了。我算是明白了，我写的这本书就是：危言耸听，危言耸听，危言耸听。
那么问题就来了，没错，你到底是听到什么危言了呢？2008年2月，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谈时，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了一场出言不慎、荒谬至极的演说。他提出用单一法律来约束所有人是极为危险的，所以将伊斯兰教法引入英国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看到这里，你还是无动于衷？好吧，这也不能怪你，其实正在悄然蔓延的伊斯兰教法，在西方世界早就已经登堂入室了。在这位主教大人演讲结束后短短几日，英国政府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政府就双双批准了法案，给予数千个组建了“一夫多妻家庭”的男性赡养其所有妻子的福利金。还是无动于衷吗？好吧，即便英国政府公开谴责了大主教，称他的演讲“危言耸听”，但却依然同时骄傲地宣称“伊斯兰债券”[10]的引入将使伦敦成为伊斯兰银行业的全球枢纽。依然无动于衷吗？在英国，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护士在充斥着肠道病菌的公立医院里拒绝对相关器具进行清洗，理由是进行清洗工作会裸露出胳膊，那显然不合乎伊斯兰的教规。现在你还觉得我所说的都是危言耸听吗？
也许你对敲响的警钟充耳不闻是因为你连穆斯林清真寺里传出的宣礼之声[11]都没有听见。在《美国独行》的后半部分中，我曾引用了吉本[12]（Gibbon）的一段名言：
法国普瓦捷市[13]（Poitiers）曾是西欧穆斯林的弄潮之地。对于穆斯林摩尔人[14]（Moors）来说，引发骚动固然只是偶然，可一旦他们遇到机会，就绝不会停下脚步，而一定会挺进巴黎，一路迈向莱茵河，甚至愈行愈远。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曾这样写道：“到那时，也许牛津大学的老师都在讲解《古兰经》，受过割礼[15]的人们也正在聆听布道，学习穆罕默德那些来自天启的真谛。”果有此事，欧洲已不再是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若非不少盎格鲁-凯尔特人已经移居北美，他们也得变成穆斯林。正如吉本在书中所言：“普瓦捷只是世界历史开始被颠覆的起点罢了。”
果不其然，在普瓦捷市被穆斯林折腾1300年之后，英国牛津市的中央清真寺已开始一天三次朝向城东宣礼。《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的彼得·希钦斯（Peter Hitchens）这样写道：“牛津，这个深得英国文化精髓、深具基督教精神的城市，这个自由思想的发祥地，正在被迫接受着清真寺的宣礼，那声音从宣礼台的扩音器中飘散出来，越过无数座房屋的尖塔和圆顶。如果这还没有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威胁得了我们了。一座英国城市每天定时定点地播报真主安拉的至尊地位，我看这称不上包容，而是对于一种异质文化的俯首称臣。”
事实上，与另外一些因非宗教性而自鸣得意却其实已然被“伊斯兰化”的欧洲城市一样，牛津市一点儿也没有“深具基督教精神”，更没有“深得英国文化精髓”。伊斯兰可能确实是一种“异质文化”，它不像基督教只令人想到空无几人的英国教堂的尖顶，它代表的是如今英国穆斯林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
让英国通过伊斯兰教法？让组建“一夫多妻家庭”的男性拿着本国纳税人的钱白住在多伦多？算了吧，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你要是敢在2001年9月10日提出这些建议，大部分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肯定要骂你有病，但仅仅几年之后，这些事看起来根本就不足为奇了，就算继续对穆斯林一次又一次地妥协让步，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一个处于沉睡中的文明社会被嗡嗡作响的闹铃吵醒，它睡眼惺忪地要把闹铃硬塞到以“文化多元主义”为标签的柔软蓬松的枕头底下，然后再接着闷头大睡个十年，要唤醒这样一个社会谈何容易？某些断言本书“危言耸听”的读者其实承认西方世界正在“伊斯兰化”（加拿大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一倍），但他们否认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他们看来，伊斯兰银行业，这个可以有；一夫多妻制，也没什么不好吧；圣战，嗯，也可以吧，别太过就行了。这种自以为搭上伊斯兰教法的快车，过个几站点后就能自由下车的妄想简直就是自信心爆棚。是什么人让你如此自信，坚信一切都可以“不越线”？坎特伯雷大主教这种大人物吗？还是安大略省社会福利部门的官员？西方世界已经不是由这些声称可以“不越线”的人所操控的了——看看他们现在已经退让到了什么地步吧，再过五年，这群人指不定还会做出什么妥协。事实上，既不知道底线到底在哪儿，也无从指认谁才是可资信任之人，这种自以为“文化多元主义”可以稳住事态的想法，简直是不靠谱之极。
为了呼吁引进伊斯兰教法，坎特伯雷大主教列出了一长串西方和事老的名字。其中有一位荷兰的内阁部长声称，假如荷兰公投通过了引入伊斯兰教法的决议，他绝对没有任何异议；另有一位瑞典的内阁部长也表示，大家应该对穆斯林亲切友善一点，这样等到穆斯林真的成为欧洲的多数人口，他们也会对我们报之以琼瑶。此外，大主教还为引入伊斯兰教法作了更多辩护，他认为，如果不这么做，西方的穆斯林就将“面临在文化忠诚和国家忠诚之间的两难抉择”。然而，大主教并没有进一步把话说透。在一个成熟社会中，“文化忠诚”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忠诚”挂钩。然而，这位主教大人反倒退了一步，声言对伊斯兰教的忠诚（不是单纯的信仰忠诚，而是政治—文化层次的忠诚）与对英国王室的忠诚是难以共存的——甚至可以取而代之的。不过，他说的倒也是事实，流在血液中的“文化忠诚”永远比普通的公民身份更有分量，特别是在现代多元文化环境中，这种后国家时代的身份认同其实更加脆弱不堪——可叹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如今推崇的恰恰就是这种公民身份。所以，当“国家忠诚”仅仅象征着英国、加拿大或者荷兰的一本护照，“文化忠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才显得愈加重要。
笨蛋，是经济学家！
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穆斯林被同化以及发生所谓的伊斯兰“改革”，他们觉得虽然改革什么尚不明确，但改革终将不可避免。他们浑然不知的是：首先，改革早就开始了；其次，改革结果是，我们被他们同化了。就在不久前，我在纽约参加一个饭局，恰好坐在一位来自中东的中年穆斯林妇女旁边。与她交谈一会儿便会发现，不管她是在60、70或80年代上的大学，这些穆斯林妇女关心的事情大都差不离。她刚刚参加了一个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参会者中不少人都来自伊斯兰世界。会上，一位“温和穆斯林”社团的主席甩出了一个词儿——“真正的女人”，用以指代披戴面纱或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这使我的这位饭局局友感到惊诧莫名。她告诉我，在她20多岁那阵儿，她和她的女性朋友们都不戴面纱或头巾，她们觉得不戴才是“真正的女人”——对于年轻的她们而言，只有上了年纪的村妇或者远在俄罗斯的满脸皱纹的穆斯林老太婆们才会戴上面纱。她从未想到她们这一代的人生际遇竟会发生180°的大逆变——人到中年时，竟然目睹了穆斯林女孩儿们——不仅仅在中东，甚至在布鲁塞尔、伦敦、蒙特利尔和底特律——都蒙上了面纱，披上了头巾，跟她年轻时的穿衣风格简直大相径庭。除了服饰的改变，还有更多奇葩之事，你若是在1986年与这位女士相遇，告诉她在21世纪初的英国医院里，看似已经西化的穆斯林女护士在工作时拒绝遵守卫生清洁规定，原因是清洁工作会让她们露出胳膊，她定会嘲笑你竟敢如此妄断历史。
听着如今美国经济学家们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阐述非法移民问题，我想起了英国和欧洲各国不过几十年前的相似情境。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移民，英国北部的工人群体因为担心他们的城市被“巴基佬”[16]（Pakis）占领而心急如焚并坚决地反对移民，而所谓的专家们却讽刺他们是偏执的种族主义者。也许那些工人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但一点都算不上偏执：不到3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奥尔德姆（Oldham）、布莱克本（Blackburn）和巴特利（Batley）就已从工厂林立的现代都市变成了遍布清真寺的穆斯林聚居区；英国约克郡和兰开夏郡早就盛行了包办近亲结婚的巴基斯坦米尔普里（Mirpuri）习俗，而且已经生出了不少令当地穆斯林引以为荣的、诸如“7·7”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的炸弹客。
列举这些事实，不是要影射现在美国加州贝弗利山[17]（Beverly Hills）打工的拉丁美洲裔移民都可能成为圣战分子，而仅仅是为了表达一个基本观点，一个即便呆头呆脑、毛手毛脚、笨嘴拙舌的英国老百姓都看得懂、学富五车的专家们却常常不经意间忽略了的朴实道理——把人类仅仅看作经济实体，是过分简单且完全错误的。没错，我们的确需要公交车司机、汽车装配工、水果采摘者以及从事其他工作的所有劳动者，但如果招来一大堆低薪的公交车司机的代价是把约克郡变得面目全非，变成所有约克郡成年人都不认识的鬼样子，智慧精英们应该至少还有那么点聪明劲儿能看得出这其中更加要命的文化危机吧？
2008年，还有这么一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类似故事，英国政府的一位内阁部长踌躇满志地提出了巴基斯坦裔穆斯林中存在的严峻问题——儿童先天性畸形问题。约有57%的英国籍巴基斯坦人会与其表亲结婚，这无疑给其后代增加了患病的风险。关注他们的健康——在鼓吹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这已是能借机点出此类问题的唯一方式：不敢反对人家近亲结婚，好吧老兄，那么就只好给已经捉襟见肘的医疗卫生预算再增加点压力吧。
这就是典型的“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试想，在英国籍巴基斯坦人中，57%的人与表亲结婚、70%的人与近亲结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起码意味着人家整个族群对被英国同化的可能性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抵抗力。即使在美国这个所谓“民族的大熔炉”，即使在温度最高的那个炉子里——纽约，80%的巴基斯坦裔家庭依然是包办婚姻，父母决定孩子跟谁结婚以及什么时候结婚。百老汇曾有一出倡导自由恋爱的喜剧名为《埃比的爱尔兰玫瑰》[18]，你若是想看到一部改编版的《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Abie’s Pakistani Rose），恐怕是要等到下辈子了。诚然，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某些遗世独立的保守族群，比如美国的孟诺教派（Amish）、门诺教派[19]（Mennonites）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教派，但当你驾车驶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因特考斯市（Intercourse），发现世居于此的这些少数族群已然不再是社会中的少数，而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那么这便完全是另一番挑战了。如今在英国北部，不是巴基斯坦族群在被主流群体同化，而是主流群体已经被巴基斯坦族群同化了。假如时光再次倒转回1970年，你对一个约克郡居民说，到了21世纪初，本地幼儿园中有近一半的孩子都是同一家族的表兄妹，他一定会觉得你实在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
然而，现在这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能正因为我“危言耸听”，《经济学人》杂志及同行们都注意到了本书的存在，他们还打算“炒炒这个话题”。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向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提起了我的书，并且趁机问他在与同事谈论“欧洲问题”时是否会担忧欧洲的人口情势，布莱尔先生用十分真诚的口吻回应道：“我们的谈话内容都是最高机密。”对此，艾米斯在文章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是啥意思，主张尊重不同文化习俗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们已经被人口问题烦透了，所以他们索性对此类问题缄口不言。”他还写道：“文化多元主义者们根本无法应对以下事实：第一，每隔35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本土人口就会减半；第二，后果将十分严重。”
既然知道“后果严重”，那我探讨一下这些严重的后果算得上是“危言耸听”吗？难道伊斯兰教法、一夫多妻制、近亲结婚传统都符合欧洲和北美的长远利益？天呐，现在仅仅是提出这样的疑问，都会触碰到文化多元主义者们的敏感神经，于是乎，大家也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吧，谁又想去没事找事或是自讨没趣呢？冷战时期的那句名言是怎么说的来着？宁为玉碎，不做赤党[20]。现在世道变了：宁作萌猫，不拿耗子[21]。
情系高加索人种[22]
如果谁和我一样，也写了一本题为“西方世界的末日”的专著，他大概早已料到自己一定会饱受争议。然而，我在写本书的时候，着实没有料到会踏入一片雷区。前文提到的马丁·艾米斯是位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左翼政治人士——竟然一不留神在英国《泰晤士报》写了篇赞赏《美国独行》的书评，文风俏皮可爱（在本书序言中可见）。随后，他发现自己被污蔑为“捧斯坦恩的臭脚”（英国《独立报》），于是，开始为自己辩护——当然也就顺便辩护了我。2008年，他接受一名记者采访时说，斯坦恩“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
那么，《美国独行》究竟说了什么别人不敢说的话呢？——现在连提出这个问题也都算是蹚浑水了。最令人觉得奇怪的事情之一，是一个早已自我阉割、坚持政治正确的西方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些保守陈旧的先见之明。在本书面市后，我收到了一大堆来自白人读者的电子邮件，他们义愤填膺地控诉我是“种族主义者”，并且揶揄道：“所以，你是怪高加索人种的女性们生孩子不够多咯，对吧？”
谁说过“高加索人种”的事儿了？阿拉伯的穆斯林碰巧也被归为高加索白色人种，他们可正在生育着成堆的孩子。世上还有一个满是高加索人种的地方，就叫“高加索地区”，当地的高加索人种都信仰伊斯兰教，正因如此，苏联解体后，穆斯林聚居的高加索地区就成了主体民族人口锐减的俄罗斯的一大心病。
一些更加成熟的读者发来邮件，认为我忧心“白人女性”没有做好生育本职，实在是有些杞人忧天。一个住在美国西海岸的华人小伙儿在邮件中幸灾乐祸地说，自从读了我的书，他与爱人的夫妻生活更加频繁了，为的就是给“黄祸”再添丁进口，从而有朝一日吓我个屁滚尿流。我回复说：这可是件好事啊。殊不知近年来，“黄祸”最大的麻烦早已变为：他们其实已毫无威胁性可言了。假如他不把我视为一个种族主义者，认认真真地看完全书，他就应该知道我专门论述了中国灾难性的人口形势，还用了很长一段篇幅阐释了日本业已崩溃的人口出生率。生育率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不仅面色苍白的苏格兰人和比利时人如此，那些“阴险狡诈、身材矮小的黄种人”也不遑多让——而这些黄种人读者竟然还以为我会被“黄祸”吓得屁滚尿流呢。
所以，到底是谁在执迷于“种族”的概念呢？种族主义何其老套啊，所有事情都要被塞进这么陈腐的框架中加以审视。你去过巴尔干半岛吗？那儿有一个于2008年2月才宣布独立的最年轻的欧洲国家——科索沃[23]。继阿尔巴尼亚之后，科索沃成了欧洲第二大伊斯兰国家，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巴尔干半岛变成今天这般模样，是因为那儿的“白色人种”都被“有色人种”给杂交混血了吗？并非如此。在巴尔干，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长得一模一样。这帮家伙平日里都是一副德行，一天抽180支烟使得他们的手指都被尼古丁熏得微黄，每个人身上都穿着做工粗糙、会引起过敏的廉价服装。这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肉眼可辨的区别——除了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应该说，巴尔干半岛变成今天这般模样，是因为年复一年，穆斯林人口的繁衍速度远远超过了非穆斯林人口。今时今日，你不过是探讨一下伊斯兰在欧洲的崛起现状，都要被指责为过度执迷于“白种人”或“高加索人种”之类的种族观念，殊不知事实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世人过度执迷于业已过时的种族观念，他们才根本无法理解伊斯兰在欧洲的崛起现状。
2007年，一帮游手好闲的德国小伙子被逮捕，警方查到他们正在策划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这起袭击如若得逞，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将比马德里火车站爆炸事件和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的总和还要多，所幸警察将这场袭击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于是整件事就成了一则乏人问津的无聊新闻。谁是策划那场袭击的恐怖分子呢？默罕默德（Mohammed）？穆罕穆德（Muhammad）？还是马哈茂德（Mahmoud）？都不是，他们的名字是“弗里茨”（Fritz）和“丹尼尔”（Daniel）。啊？“弗里茨”？从没听说“穆罕默德”的音译还能这么写呢！没错，弗里茨·杰罗维茨（Fritz Gelowicz）是个与德国皮短裤一样再正宗不过的德国名字。弗里茨来自乌尔姆[24]（Ulm）——爱因斯坦的故乡，位于碧波荡漾的多瑙河畔，不过我上次去乌尔姆时，河中已漂起了一层厚厚的青苔。这个弗里茨着实给沉湎于幻想的西方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在参加“多元文化之家”的社团活动时皈依了伊斯兰教。该组织其实就是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由一位支持圣战的伊斯兰阿訇[25]创立——好一个“多元文化之家”，实际上却公然支持着“单一的文化”。该组织的三名成员——包括一名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德国人——在参与车臣战争时被俄罗斯政府军击毙。弗里茨曾经一心想要干掉几个美国人，瞧瞧，“多元文化之家”的一个职能就是：这里有太多引人注目的多元文化，绝大多数文化最后都会被伊斯兰文化攻击得支离破碎。2004年，弗里茨及其同伙阿提拉·塞里克（Atilla Selek）驾车行驶时被拦下逮捕，他们的车上满载着支持奥萨马·本·拉登的宣传单，大肆宣扬着“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得不说，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一部以圣战为主题、情节曲折雷人的情景喜剧，片名可能叫作《阿提拉与德国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