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杰罗维茨、澳大利亚工人杰克·罗奇（Jack Roche）、英国保守党官员之子、拥有一语双关的贵族姓氏的伍德豪斯[26]（Wodehousian），全世界都遍布着被所谓“多元文化之家”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以皈依伊斯兰教为最高理想，毅然决然地成为圣战分子，并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为什么激进的伊斯兰阿訇把目光投向了青少年而非中老年？为什么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把正值豆蔻年华的加拿大、英国甚至美国的少男少女们都变成伊斯兰教徒？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当西方国家把一代人浸入“文化多元主义”的大染缸中，一大批年轻人就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巨大真空。伊斯兰是一种意识形态，非说它是一个“种族”，那便暴露了你的智商——简直愚蠢至极。与之相似，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一顶“种族主义”的帽子，充其量只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们因无法接受幻想的破灭而疯狂喊出的梦呓而已。
灯火黯然
尽管不断提及穆斯林，但本书的重点既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伊斯兰教徒，更不是激进的阿訇——不管其身处欧洲或是中东的清真寺里。本书的重点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里的“我们”意指我们的文化，是塑造了现代文明世界、建立了全球法律体系、创造了国际贸易网络的西方文化——这也是当代世界赖以存在的文明依托。纵使如此，正应了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在“一战”前夕的那句名言：“全世界的灯光正在一盏盏地熄灭，在许多美国人认清斗争的形势和规模之前，世界地图上将会有众多地方为黑暗所吞噬。”人口并不代表一切——一些针对本书的批评认为，主流文明从来都不是靠数字说话的。然而，问题的重点恰是，只有当你拥有强大的自信和意志，你才能抛开数字——你得知道你是谁，以及你信仰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自信与意志的影响力其实更加深远，也更加难以抗拒。不过有时候，自信与意志的确会轰然崩塌。奥斯卡·范·登·博加德（Oscar van den Boogaard）是一个德国籍同性恋“人道主义者”（听起来简直是中了三连彩），2006年他接受了比利时《标准报》的采访，当被问及关于欧洲伊斯兰化加速的问题时，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感受——他所深爱的欧洲就要完蛋了。“我不是个勇士，可是谁又是呢？”他耸耸肩，“我从未学过如何为自由而战，我擅长的只是享受自由。”
真是遗憾，只会享受自由，不可能获得自由，或者不可能永葆自由。我们之中有太多的人——不仅是欧洲人，美国人亦如此——都只会享受自由，对捍卫自由之事却一无所知。于是乎，我们跟范·登·博加德先生一样，面对厄运只能认命地耸耸肩。著名的库伯勒-罗丝模型[27]（Kubler-Ross five stages of grief）描述了人在身处哀伤过程中的五个不同阶段，而博加德已经经历了前四个：否定、愤怒、妥协、沮丧，现在正抵达最后一个阶段：接受。按照伟大的欧洲传统，那些无法平稳过渡至“接受”阶段的欧洲人将不得不转向，把希望寄托于身骑战马、征服大陆的英武勇士，甚至期盼着另一个希特勒出现，然而，到头来却发现眼下除了一群无足轻重的法西斯分子在执念于旧日时光，什么英雄好汉都已不见踪影了。在面对人口问题时，就连一贯坚不可摧的法国右翼政客让-马利·勒庞也只是无奈地呢喃：我已近耄耋之年。好吧，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全球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然而，真正关心这一问题的所谓专家却寥寥无几，这着实使我惊措万分。在“美国衰落”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时，弗朗西斯·福山[28]（Francis Fukuyama）为了挽救他业已过时的“历史终结论”，近来开始把欧洲当作未来发展的文明样板：
我坚信，欧盟比今日的美国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终结时的世界面貌。欧盟通过建立跨国法律机制，超越了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力政治，这比美国仍然相信上帝、国家主权和军事力量的行为模式更加接近人类历史的未来文明。
竟然没有一个人去认真思考一下欧洲的民主赤字、高昂福利与锐减人口，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历史确实要终结了，但不是因为已经到达了自由民主的最高阶段才走向终点，而是因为它即将一落千丈，滑落到那个未经开化、血腥原始的文明起点。
然而，纵使事态正在急剧恶化，丢盔弃甲的西方人依然在不断妥协，其妥协之势甚至连他们的批评者都意想不到。2007年末，瑞典《哥德堡邮报》（Göteborgs-Posten）刊载的一则新闻即令我大跌眼镜：
在瑞典女兵的抗议之下，瑞典军方对北欧军团制服上的盾形徽章进行了修改，去除了徽章上狮子肖像的生殖器。
一群来自快速反应部队的女兵向欧洲法院提起上诉后，瑞典军方最终同意对这头狮子实施阉割……
天呐！这简直是对北欧军团的无情戏弄！来自瑞典军方“传统委员会”的克里斯汀·布劳恩斯坦（Christian Braunstein）竟然还对报社记者说：“我们奉命一一核查，确保徽章上的生殖器已经被彻底去除。”
你大可完全相信，这是一项欧盟定可出色完成的光荣使命。
一丝不挂者与一命呜呼者
《美国独行》出版后不久，有一次我信步逛到了华盛顿特区的鲍德斯书店[29]（Borders）总店。与其他作者一样，当看到自己的著作摆在畅销书专柜之中，而一个潜在的买主正站在那儿仔细翻阅时，我打从心眼儿里觉得高兴。可是，等我凑过去一瞧，嗐，他看的原来是旁边那本《花花公子之名媛裸照特辑》（The playboy Book of Celebrity Nudes）。我先入为主的心理活动完全是空欢喜一场，倒是《花花公子》的编撰者看到这一幕定会心花怒放，毕竟他们夙兴夜寐为一大堆裸照撰写说明也着实是煞费苦心。大概是不好意思，看见我凑过来他便放下书走开了。谁曾想，我刚一转身，他又鬼鬼祟祟地转回来了，拿起《花花公子》瞟了一眼女歌手南茜·辛纳特拉[30]（Nancy Sinatra）（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便装照，然后出去转悠了一会儿，旋即又溜达回来，拿起《花花公子》扫了一眼女演员维多利亚·普林西帕尔[31]（Victoria Principal）（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的裸照，然后再出去转悠、再溜达回来，最后终于拿起一本《花花公子》，决意收入囊中。不过，这种时候，小小谨慎往往比肆无忌惮更为明智，只见他悄悄地把那本书置于一本《美国独行》之下，然后面无表情地拿着两本书走向了结账台。
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守在那儿一直看着，最后发现《美国独行》大约有60%的销量都源自上述购买方式。哈哈，这种购买方式的真正可贵之处在于：若是在其他国家，你会鬼鬼祟祟地晃过展柜，瞟过来又瞟过去，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美国独行》放在《花花公子》的下面，然后气定神闲地朝结账台走去。正如我在最前面提到的，这本书马上就要被禁了……不是在沙特阿拉伯、苏丹或者瓦济里斯坦[32]（Waziristan），而是在加拿大被禁。一旦加拿大伊斯兰会议（Canadian Islamic Congress，CIC）提出抗议，《美国独行》断然是不能被容忍的。由于加拿大最负盛名的新闻周刊《麦克莱恩斯》（Maclean’s）刊登了《美国独行》的一段节选文字，加拿大伊斯兰会议联合了加拿大人权委员会（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英国哥伦比亚人权委员会（British Columbi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和加拿大亚伯达人权委员会（Albert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一起盯上了我，向我发出了一大堆关于“人权”的抗议，理由是我患有“恶性伊斯兰恐惧症”[33]（flagrant Islamophobia）。所以，假如你是在加拿大的书店浏览本书，你手里捧的可能其实是一本宣扬“仇恨犯罪”的不良读物，如果你担心会有乔装打扮的加拿大骑警在走廊里穿梭巡视，我劝你最好还是多拿至少两本看起来更加正常一点的书——比方说，《花花公子之名媛裸照特辑》和《自杀式爆炸袭击之傻瓜教程》（Suicide Bombing for Dummies），然后悄悄地把《美国独行》夹在中间。
加拿大伊斯兰会议的主席名叫穆罕默德·艾马斯利（Mohamed Elmasry）。2004年，艾马斯利主席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声称，杀害任何一个以色列平民——无论男女、只要成年，都是合法的。就凭这句话，我们客观而论，他无疑就是一个恐怖主义支持者。然而，他却反过来对我横加指责，抨击我发表了针对穆斯林的“诋毁言论”，甚至因为骂我而走红，成了加拿大宣扬所谓自由、进步和“人权”的左翼杂志的封面新宠。
如此荒唐的故事恰恰印证了本书的主题，简而言之一句话：当西方世界被没有底线的“包容”论调紧紧束缚，从而导致非包容的力量最终从内部将西方瓦解，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为了批判《美国独行》，加拿大伊斯兰会议把其中的核心观点复述得比我本人写的更富表现力：乌合之众的穆斯林与充满活力的自由社会之间无法兼容。看来，自由的代价就是充满警觉，或曰药不能停；而这也正是为何那么多激进派的穆斯林游说团体急不可耐，非欲将西方社会的这种警觉除之而后快。讽刺的是，恰是在西方社会那帮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的文化多元主义进步者的积极促成下，他们或许马上就可以梦想成真了。
从精装版面市到平装版发行，中间相隔的一年半时间恰好印证了本书的核心论点。在这世上，很少有人会写一本关于世界末日的书，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想看见世界末日。别的不提，单说一点，如若社会彻底崩溃，我们这些作家连一分钱版税都甭想拿了。你会写一本关于末日的书，正是因为你想避免末日的到来，正是因为你愿意为了那些无辜之人而守护世界的和平与安稳。几年之前，一位出版商约我吃午餐时，给我介绍了一个代笔的好活儿。她想让我写一本约翰·克里[34]（John Kerry）的竞选日记，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小菜一碟，我要做的无非就是跟着克里到处趴趴走，然后毫不留情地将他嘲弄一番。可是，那天我却支支吾吾，犹豫不决，终于她看出了我的心思，然后问道：“好吧，那你自己到底想写本啥样的书呢？”
我说：“我想写一本关于世界末日的书。”这时候，对话陷入了一片死寂，我感觉她应该想走人了。没过一会儿，她果然要走人了。离开之前，她对我说：“你知道我第一次读你作品时是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你在控诉。你那篇关于莫妮卡的裙子[35]的专栏文章特别风趣。”然后，她对着服务生说：“结账，谢谢。”那一刻，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男子歌手组合门基乐队[36]（Monkees）与流行音乐大师唐·克许纳[37]（Don Kirshner）英雄会英雄的动人场景——门基乐队说自己已经受够了制作垃圾一样的口香糖歌曲，现在想成长为真正的艺术家了，而这位出版商简直像极了当时的唐·克许纳。
我那篇关于莫妮卡的裙子的专栏文章，确实是一篇事先对评论对象作了细致采访的诚意之作：这条裙子已被列入了证人保护计划[38]，接受了修复整容手术，现已成为位于爱达荷州某处的一副蓝色的窗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克林顿执政的两个任期，对于专栏作家而言真是一段绝妙的时光。如今，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我们又迎来了克林顿的第三个任期[39]，我本应遁去巴哈马群岛安养天年了。可是，我却总觉得自己像《北非谍影》[40]（Casablanca）中的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她在影片中对男主角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说：“我已经把那条裙子放起来了。待到德国人撤走的时候，我就重新穿上它。”何其相似，我也已经把莫妮卡的裙子放起来了，待到宗教激进主义者撤走的时候，我就重新穿上它。
我们之中没有人预知2030年时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正如我们的先人之中没有人能够在1908年时预知俄罗斯、土耳其、奥地利和德意志等帝国将在十年之内土崩瓦解一样。然而，我还是很欣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所作的判断：一些人忧心于伊斯兰复兴，及其在衰落的西方社会中所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另一些人则忧心于全球变暖。20年后，总有一方将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而另一方看上去简直就和大傻子一样。
* * *
[1] 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1967年起作为《欧洲人周刊》的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暴动。退休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书籍批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引发争议。
[2] 马克·斯坦恩，本书作者。——译者注
[3] 法国政治家，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强烈反对移民、尤其是非洲移民进入法国，声言必须保持“民族纯洁性”。
[4] 本名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石油企业家、政治家。美国第54届（第46任）副总统。此前曾任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国防部长等职。
[5] 又称弗兰德人，主要居住在比利时北部的弗兰德地区，占比利时总人口的58%。
[6] 主要分布在布鲁塞尔以南地区，族源与法兰西人相近。
[7] 指由于对同性恋所抱持的非理性的恐惧和憎恶心理而对同性恋者实施暴力的行为。
[8] 加拿大籍巴基斯坦作家、广播评论员、自由派人士，支持并鼓动巴基斯坦的分裂活动，因此引发巨大争议，被禁止在巴基斯坦发表公共言论。
[9] 加拿大籍巴基斯坦作家、演说家、人权活动家，作品和言论多关注穆斯林女性的权益问题。
[10] 指以资产支持的、有稳定收益的、可交易且符合伊斯兰教法精神的信托权证。伊斯兰教法规定穆斯林禁止收取利息，所以伊斯兰债券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租赁债券。这种债券名义上并不支付利息，但是给投资者支付以该债券为基础资产的“收益权”，也即把利息租金化。
[11] 也称唤礼，即呼唤穆斯林到清真寺叩拜真主。为使声音传播得更远，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一般都会装有扩音器，由穆安津（宣礼员）用阿拉伯文诵念宣礼词，召唤穆斯林速来礼拜。
[12]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近代历史学家，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史学界的代表人物。
[13] 法国西部城市。
[14] 多指在中世纪时期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马耳他、马格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这里泛指一般的穆斯林。
[15] 割礼分为男性割礼和女性割礼两种。男性割礼即切除全部或部分阴茎包皮，女性割礼为切割生殖器，再进行缝合。穆斯林、犹太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都有割礼风俗。
[16] 对于巴基斯坦移民的蔑称，尤指移居英国的巴基斯坦人。
[17]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很多好莱坞明星和富豪居住于此。
[18] 仿自百老汇名剧《埃比的爱尔兰玫瑰》（Abie’s Irish Rose）之名，故事讲述了爱尔兰裔女生露丝玛丽·墨菲（Rosemary Murphy）和犹太裔男生埃比·科恩（Abie Cohen）相恋结婚的曲折过程。起先，由于族裔和宗教差异，双方父母都不看好他们的恋情，两人最后只得举行了两场分别由犹太教教士和天主教牧师主持的婚礼，终于使父母认可了孩子们的自由恋爱。
[19] 孟诺教派和门诺教派，均为基督教再洗礼派的分支。
[20] 意为宁可死也不要共产主义。冷战时期右翼分子的极端口号。
[21] 意为宁可让事态更加恶化，也要坚持以亲和友善、包容理解的态度应对和处理问题。作者以此讽刺文化多元主义者的百般妥协。
[22] 即白色人种，又称欧罗巴人种，以日耳曼、凯尔特、斯拉夫、高卢、法兰克、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代表。
[23]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通过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塞尔维亚，截至目前获得108个国家的承认。科索沃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给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不承认其独立主权地位。
[24] 德国南部城市，位于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之间。
[25] 又称伊玛目，为伊斯兰宗教领袖，尤指率领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人。
[26] 英国的贵族姓氏，伍德豪斯家族的许多成员均为上议院议员且多为托利党（即保守党前身）成员，因此伍德豪斯一姓既象征着英国的贵族身份，也是英国保守党的代表姓氏。
[27] 瑞士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Elisabeth Kubler-Ross）在1969年出版的《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一书中提出，人们在身处弥留之际或者面临巨大损失之后，其悲伤情绪会经历五个明显的阶段：否定、愤怒、妥协、沮丧、接受。
[28] 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师从塞缪尔·亨廷顿。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第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使其一举成名。“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最后的历史就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人皆获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不再演进了。
[29] 曾为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公司，现已破产。
[30] 美国女歌手、演员，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职业生涯。
[31] 美国女演员、作家、企业家。
[32] 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一片山区。
[33] 指对伊斯兰抱持一种极度恐惧与憎恶的情感。
[34] 美国政治家，第68任国务卿。2004年7月29日获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大选候选人，与当时的在任总统小布什展开竞选。
[35] 20世纪90年代，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曾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偷情18个月，两人的性丑闻传出后，外界称该事件为“拉链门”。独立检察官在调查事件时，曾从莱温斯基住所拿走了包括粘有精液的蓝裙子等许多证物，而正是这条裙子迫使克林顿最终承认两人有“亲密关系”。
[36] 美国本土乐队，由四人组成，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
[37] 美国传奇音乐制作人，20世纪50年代以创作广告歌曲起家，后成为发掘好声音、提携新明星的伯乐和大师，《时代周刊》在1966年赋予其“黄金耳朵”的封号。2011年逝世，享年76岁。
[38] 又称为“蒸发密令”，是美国联邦政府旨在保护证人出庭作证后不受到（由作证引起的）人身伤害的一项政策措施。
[39] 奥巴马首次当选总统后，在内阁中重用克林顿执政时的班底成员，以期重启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美国媒体因此称之为“克林顿的第三个任期”。
[40] 好莱坞经典电影。“二战”时期，卡萨布兰卡是欧洲人逃往美国的必经之地。在影片中，当地夜总会老板里克（亨弗莱·鲍嘉饰）拥有两张宝贵的赴美通行证，一天他偶遇了自己的昔日恋人伊尔莎（英格丽·褒曼饰）及其现任丈夫，两人在感情纠葛和政治矛盾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序言
生存或者毁灭
我们知道此刻如何，却不晓得未来怎样。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你是否正忧心忡忡？看起来你的确是心神不宁。心忧天下，这已成为进步社会中有责任感的公民借以彰显自身美德的最佳途径：知我者谓我心忧，“心忧”本身已经成了令其自我感觉良好的道德资本。
不过，你到底在忧心些什么呢？是伊朗的核武器吗？得了吧，这不过是小布什这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小伙伴们所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目的是给美国的能源巨头哈里伯顿公司[1]（Hallliburton）提供口实，以助其成功打入伊朗市场。对核武器忧心忡忡，根本就是庸人自扰。“这令我作呕，这让我反胃”，这是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的一句名言，在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断扬言使用核武器的铁腕时代，他不能自已地对核武器感到忧心忡忡。在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前言中，他模拟了核爆发生的场景，并对之后的悲惨世界做了如下白描：
假如我可以幸存，假如我血肉模糊的眼睛没有流到脸颊上，假如我没有被炮火、金属、玻璃所混合而成的冲击波砸倒在地——祈愿所有这些假设都能成真，我当有责任（何尝不是我最不想做的），穿越时速千里的暴风、漫天飞舞的原子、匍匐扭曲的死尸，回到那远方的故园。之后，唯上帝可知，我是否尚存一丝气力找到我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杀了他们——当然，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核爆的灾难并未降临，马丁·艾米斯当然也没有杀死他的老婆，倒是最终以离婚收场。你且将心比心，当年里根和撒切尔到处威胁动用核武，搞得人人自危倒也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不过，难以理解的是，今时今日，当朝鲜的金氏政权和伊朗的宗教领袖手中也有了核武器，大家却都心照不宣且安之若素，就如同法国老百姓听闻他们的总统又找了两个情妇后一样地麻木不仁。而这些年来，马丁·艾米斯也再未就核武器的问题发出一语——据我所知，迄今他也尚无杀死现任太太的任何规划。
在核阴云的笼罩之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自处？类比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好吧，如果你此前听过类似言论，那么请堵上我的嘴——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观看过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你大概应记得他所描绘的烈日灼心般的末日梦魇是以下述情景开场的：
一天，天生胆小的四眼天鸡[2]先生正在林中漫步，忽然扑通一声，一个橡子从树上坠落，正好砸中它的脑袋。
“天呐！”四眼天鸡尖叫道，“天要塌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得快些回去禀报他！”
噢，不好意思，我弄混了！我把戈尔的纪录片记成了此前另一部有关生态危机的迪士尼动画片。不过，谁让这些电影都大同小异啦，接下来的场景无外乎都是马尔代夫的海平面又上升了。你可能还观赏过另外一部主题类似的美国电影，在好莱坞大片《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小心我剧透哦）中，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发表了一段演讲，声言北半球即将全部冰冻。我并非气候学家，所以我还是引用该片男主角丹尼斯·奎德的台词作评吧——“理论上说，这或许确有可能。”然而，重点在于，从四眼天鸡到阿尔·戈尔再到丹尼斯·奎德，打从地球出现以来，这些在电影中粉墨登场的“人类先知”不厌其烦地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四眼天鸡教授说，天要塌下来了；戈尔副总统说，地球要爆炸了。凡此种种，换汤不换药。得嘞，如果你反驳不了他们，那么还不如投诚招安呢。不妨也让我来预测一下吧：
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脚底抹油往上山去！奔跑吧，兄弟！
等会儿，别跑了，兄弟！举目四望，山上满眼都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大小营地。我再斗胆预测得狠一些：所谓的西方世界将在21世纪寿终正寝，大部分西方国家甚至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失于无形——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或许在世界地图上，你仍能看到意大利、荷兰等等地名，又或许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仍然矗立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等著名古建筑，但它已并非一个天主教大教堂，而仅仅是一处静静矗立的建筑物而已——可是，就连意大利和荷兰，何尝不也只成了静静矗立的建筑物了呢？
这还不过只是开胃小菜。关键的问题并非那些生态偏执狂们所忧心忡忡的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群岛要被淹没，起码也得等到公元2500年左右；可是，就在咱们聊天这工夫，真正的危机正在飞速恶化之中。眼下最当紧的关键问题在于，我借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来总结：这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世界的终结。我们能否阻止这一终结的厄运？这将完全取决于美国，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重燃斗志，主动改造哪怕一部分的新兴世界。如果答案是“否”的话，恐怕这也将是美国时代的终结，以及又一轮黑暗时代的开始。倘若黑暗时代降临，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都将重回原始状态。
如此一来，我的观点岂不是和阿尔·戈尔关于生态毁灭的预言殊途同归？确实，世界末日的到来岂是我们能够算得准时间的。看看这么多年来，四眼天鸡教授的同道中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吧：
1968年，著名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其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宣称：“在1979年的一场饥荒中，将有数亿人饿殍遍野。”
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宣称：“我们将在1981年用尽黄金，1985年用尽水银，1987年用尽锡，1990年用尽锌，1992年用尽石油，1993年用尽铜、铅和天然气。”
1976年，罗威尔·庞第（Lowell Ponte）出版了畅销书《寒潮来袭：新的冰川世纪已经开始？我们能否逃过一劫？》（Has the New Ice Age Already Begun? Can We Survive?）。
1977年，美国时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Garter）（现在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自信地推断：“我们将在10年内用尽世界已知的所有石油储备。”
上面的预测，一个都没有成真。这些兜售世界末日的谣言贩子们没有一件事预测得准——我们并未见到数亿人口成为饿殍，也并未见到石油、天然气和黄金被人类耗光。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冰球联盟已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海姆和新墨西哥州的坦帕湾组建了职业球队，这些温暖地带的孩子们还是无缘在冬日里看到结冰的天然湿地，眼巴巴地却连一杆球也打不了——寒潮并未来袭。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临近30%下降到了20%稍强；反观伊斯兰国家，其人口比例则从15%增长到了20%。
若说对未来世界存在威胁，上述警讯难道还比不上几棵病树或者挂在上面的濒危树懒？1970年，除印度以外，几乎没有哪个非伊斯兰国家将伊斯兰教看作是洪水猛兽，甚至巴勒斯坦问题似乎也只是被置于常见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而眼下，让我们再来看看伊斯兰教的世界舞台吧：大部分地缘政治危机都发生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专著《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所提出的“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隔开的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交界边缘的环状地带”，就是这个“环状地带”，恐怕永远都不会从时政新闻中消失。这个礼拜，恐怖主义者在印尼巴厘岛发动了爆炸袭击。下个礼拜，恐怖主义者又在泰国南部实施了斩首行动。再下一个礼拜，俄罗斯联邦中一个寂寂无名却资源丰富的穆斯林自治共和国又发生了暴乱。再往后，是马德里、伦敦……那个伊斯兰掌控的“环状地带”霎时间已然扩展到了西方世界的中心。
1970年，看上去距今并不遥远。如果你现在已经五六十岁——别叹息青春，今天作为西方世界顶梁柱的那些小伙子们迟早也得活到咱这岁数——虽然你穿的裤子和70年代相比变紧了，你的发型也不似年轻时候那么时髦了，但是你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包括房子的外观、车子的样式、厨具的形制和塞满冰箱的各色食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尽管如此，透过现象看本质，现在的世界终究还得说是变了新天。再次重复一遍这无情的统计数据：1970年，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是伊斯兰世界的两倍：30％对15％；到了2000年，两者已然平分秋色，各占20％的份额。
那么，到了2020年，情况又将如何？
2001年9月11日，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一切骤变的一天”，倒是更似点醒人类“一切早已大变的一天”。在9月10日这天，有几个新闻记者真正关注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拿大伊斯兰代表大会或者英国穆斯林委员会？如果你声言“穆斯林是否被冒犯”将成为21世纪初丹麦、瑞士、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等西方世界的头条新闻，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你疯了。而就在9月11日早晨，过去只露出一角的巍然冰山却突然跃出了海平面，无情地撞向了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双子塔。
这本书探讨的即是一角之下那另外7/8的冰山——处于发达国家内部的一股更为强劲的发展力量。这一力量已经使得欧洲脆弱不堪，无力抵抗自身逐步“伊斯兰化”的变异趋势；这一力量也给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未来命运敲响了警钟。他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
1. 人口规模的减少；
2. 福利民主体制的崩溃；
3. 文明的衰竭。
人口的力量
假设你们学校一共只有200名学生，却准备和另外一个有2000名学生的学校打场篮球友谊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学校肯定会输，不过公平而论，对方确实拥有比你们更为有利的起始优势。再想想以下场景：你想要发动一场革命，可是你身边只有七个革命同志，而且都已经年逾八旬——我看你还是不如歇菜好了。可是，如果你此时掌控着2,000,007个革命兄弟，而且这些人都是20啷当岁的小伙子，那么我看你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
在讨论“中东和平进程”时，不知有多少保守党派人士意识到这样的数据：加沙地带的人口平均年龄仅为15.8岁。
明晰了这一根本问题，剩下的就都只是些细枝末节了。如果你是一个“温和派巴勒斯坦”领导人，你觉得你能否说服这个国家——一个充斥着缺少教育、没有工作、在联合国监管下、靠欧洲救济过活的亡命徒和愣头青的“想象中的国家”——变得稍微理性一些？倘若忽略了最具决定意义的人口因素，任何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都是瞎耽误工夫。
何其相似，欧洲、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的显著特征都是缺乏新生儿。发达世界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迅猛的人口趋势变革。不少人一定都看过一些充满笑料又不失温馨的好莱坞电影——比如《我的盛大希腊婚礼》（My Big Fat Greek Wedding）——美国的白人（WASPy）小伙儿们开始与人口众多、火辣漂亮、性欲旺盛的希腊女孩儿们约会。在电影中，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女孩儿真可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亲戚多到你连屋子都挤不进去。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希腊的生育率已多年徘徊在平均每对夫妻1.3胎左右，人口学家称其为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更要命的是，希腊的生育率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中却已经算是“矬子里面的将军”了：意大利为1.2，西班牙为1.1。纵览西方发达国家，这几年还能找得到“大”家庭的也就只剩下英语国家了：美国的生育率达到2.1，新西兰比之略低一点。估计好莱坞应该正在重拍一部《我的盛大新西兰婚礼》：那些来自希腊的孤寂的独生子女们纷纷入赘新西兰家庭，并从其爱人的兄弟姐妹中体会到大家庭的温馨与幸福。
依我之见，这可不是艺术虚构，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生活。以下内容根本不需要虚构，如果你觉得荒诞，权当是个玩笑吧：2050年，60%的意大利人将没有兄弟姐妹、叔舅甥侄。往日人丁兴旺的意大利大家庭中，在一张一望无际的长条餐桌旁，爸爸斟酒、妈妈盛面、三世同堂的温馨场景将如同恐龙灭绝一样一去不返。诺埃尔·科沃德[3]（Noel Coward）曾在一部戏剧中写道：“索道车啊索道车，索道车上的人们都无路可退（funiculi，funicula，funic yourself）”。到了21世纪中叶，我看意大利人在生育大事上确实将没有任何退路了。
专家们天天都在讨论问题的根源，然而，人口统计学其实正是根源中的根源。“9·11”事件发生之前，发达国家的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伊斯兰问题。现在，我们每晚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尽管热点地区散落于世界各地，但是从冲突主体的成分看来，不难印证我们的假设：在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对抗犹太教徒；在克什米尔，穆斯林教徒对抗印度教徒；在非洲，穆斯林教徒对抗基督教徒；在泰国，穆斯林教徒对抗佛教徒；在高加索地区，穆斯林教徒对抗俄罗斯人；在印尼巴厘岛，穆斯林教徒对抗国际背包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4]，穆斯林教徒对抗丹麦漫画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许只会在嘴上宣称“胸怀全球视野，扎根本地实践”，而穆斯林却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了。他们心无旁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开辟着全新的战场。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因为他们有人力。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当西方人错将“人口过剩”的奇谈怪论当回事儿时，穆斯林家庭却正在大量地“造人”（在伦敦和加纳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教徒都是这波婴儿潮的产物），这边，我们还在一直讨论着人口过剩的问题。2005年，贾瑞德·戴蒙德[5]（Jared Diamond）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崩溃：不同社会如何走向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这个题目倒是切中时弊，所以我也买了一本，然而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书中讨论的问题却都是离题万里：复活岛快要被淹了，因为岛民把所有的树都砍了个精光；智利不是七国集团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因为智利人砍了太多树；在戴蒙德笔下关注的格陵兰人、玛雅人以及其他“社会”的崩溃命运的背后，基本上所有的原因都只是——他们砍光了树。
无知的老戴蒙德，这才真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俄罗斯正在走向崩溃，却与砍伐森林毫无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森林里的树，而是“家庭之树”，是树干枝头上的孩子们。一个不去传宗接代的民族必将是末路穷途。而只有繁衍生息的民族才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当历史召唤人类时，定是首先抛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
开门呀！
谁在门后面呢？
福利与战争
人口数量减少将导致民主国家无以为继。在美国，对财政赤字忧心忡忡的政客们时常抱怨：我们正在给子孙后代堆积着父债子偿的无尽麻烦。然而，欧洲的情况则更是雪上加霜：他们连可以偿还债务的子孙后代都没有了。
在我所生活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1820年时其人口数量达到了顶峰，尔后一路下滑，直到1940年才又逐渐回升。时至今日，新罕州的人口规模才刚刚恢复到2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扼杀了新罕州的传统畜羊业，年轻人逃离这片平原奔赴西部打工，或者去往东北部的工业城镇谋求生计。看着如今空荡的地窖、废弃的谷仓、荒芜的牧场都即将重新被森林覆盖，不免令人徒生伤感。不过，年轻人口的离乡潮并没有彻底扼杀故园的发展，因为美国并不存在使老年人沉溺其中的高昂的社会福利。无独有偶，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6]（Yukon），当淘金热的风潮已过，上一秒钟酒吧里还是熙熙攘攘，舞女的吊带袜里塞满了钱；下一秒钟酒吧就已人去楼空，人们争相跳上最后一块狗拉雪橇，仓皇地向南奔去。不过，淘金客虽走了，育空地区却也并未愁肠百结，不必操心未来由谁去支付酒吧舞女们的退休金。与白马市（White Horse）和道森市（Dawson City）日渐萧条的酒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人口问题却是关乎生死的大危机，因为20世纪的福利民主国家正是建基于一种并不完美的发展模型——唯有不断增长的人口才得以维持其不断运行。
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个模型：
老人+福利=你倒霉
青年+意志=谁惹你，谁倒霉
我这里所说的“意志”，可称得上是某一种文化的支撑脊梁。就拿非洲来说，当地并不乏青年人，但他们很多都染上了艾滋病，且大部分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比如卢旺达人，其身份认同首先来自于自己的部落，而大多数部落并没有将其他部落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然而，伊斯兰人口却拥有着将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由此也就形成了中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穆斯林族群的首要而核心的身份认同。由此可见，在伊斯兰世界，青年与意志兼备；而在欧洲呢，却是老人和福利俱全。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见证着于20世纪晚期兴起的看似进步的福利民主制度的逐渐衰亡。财政破产只是根本性的体制破产的一个表征：福利民主制度的天生缺陷早已融入了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之中。20世纪，西班牙的法西斯和共和派展开了一场事关未来的残酷内战，可如今，当马德里深陷一帮外国恐怖分子的威胁之中，这些西班牙斗士的子孙后代们却都对此视若无睹。一旦再发生恐怖袭击，他们必将一言不发地缴械投降，甚至连声讨几句的意思都没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盲目倡导现代多元文明，将本土公民的身份认同与大量的外来移民绑定一处，实在是浅薄无知之极。不论在何处，这样的国家都埋藏着圣战的种子。西方穆斯林那横跨世界的伊斯兰身份认同正在取代旧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并成为诸多全球性问题的首要诱因。
对于那些人口减少却福利沉重的国家，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他们能不能变得现实一点？他们能不能在社会进入老龄化之前首先长大成人？如果不能，他们终有一日将会落入与之世界观迥异的族群之手，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走向灭亡。
积重难返，困兽犹斗
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国家所无法摆脱的文明倦怠感，他们深陷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当然，第三个因素和前两个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在美国人看来，“反恐战争”与“国内赤字”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联系，然而事实上，福利民主国家的结构性缺陷和全球伊斯兰文化的崛起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国家财政负担了本应由成年公民承担的一切责任——医疗保健、儿童看护、老人赡养——甚至已经到了服务公民的一切需求、而非仅仅是生存需求的夸张地步。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联邦“赤字”并非真正的问题；政府的福利开支才是导致赤字的根本原因。即使比尔·盖茨每个月都掏钱缴税为赤字买单，这些福利开支也仍是入不敷出，且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直至使他们陷入死于安乐的危险境地。因此，“大政府”终将造成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威胁：它将令公民更易遭受类似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怖威胁，使人们更难动员起与之相抗衡的强大意志力。“9·11”事件应该让我们对于“大政府”的节节败退有所警醒——唯一的好消息是，第93次航班上的“英勇公民”[7]与劫机者抗争到底，终使此架飞机冲撞大楼的阴谋未能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