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9年—1564年
“ 嘉靖大倭乱”前期，明朝政府之所以进退失据，除了之前说过的不占“天时、地利、人和”等深层次原因，还有着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明军在前期，无论是在水面和陆地上，都无法对由中国走私商和葡萄牙殖民者双重武装起来的日本倭寇，形成绝对的战场优势。特别是那种江南水网地带，明帝国的战争机器往往显得笨拙而迟缓，小规模战斗往往失利连连。
再加上把持朝政的严嵩一党借倭寇事件打击政敌，排除异己，胜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败则大肆宣扬落井下石。这使得前期本来素质就参次不齐的明军，成为了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胡宗宪之前的明军对倭大捷，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之下，被刻意束之高阁。以至于如“王江泾大捷”这样的胜利，鲜见文献记载。而张经、汤克宽、卢镗这些当时的抗倭名将，绝大多数国人连其姓名都未曾听过。这种带有偏向性的政治宣传，使得后人对倭寇活动早期时的明军，评价不免偏低甚至过于苛刻。
不过没有绝对的战场优势，并不等于说明军处于劣势。相反，明帝国的综合国力与军事科技水平都是远超倭寇集团，以及其背后的日本大名和葡萄牙殖民者。明帝国当时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契机，一个将明帝国巨大实力和科技优势转化成直接战场优势的契机。正如俗话所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嘉靖大倭乱”的第六个年头里，明帝国的全方位的反击作战终于展开了！
凭福船，用发熕
现藏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倭寇图卷》，是现存最为精致的一副描绘当时倭寇和明军形象的彩色绘画史料。该画临摹自明代大画家仇英的画作（原画已佚），是一幅纵宽三十二厘米，全长五百二十二厘米的绢本着色长画卷。从旗幡上被日本人涂掉，通过红外线才能发现的“日本弘治四年”（1558年）的字样看，此图卷记录的正是嘉靖大倭乱前期，明军与倭寇作战的情形。画面构成按照倭寇的船队出现、登岸、观望形势、掠夺防火、平民逃难、倭寇和明朝士兵交战、报捷、明军出击的顺序，依次展开。
倭寇船队的出现
◎ 图卷的开头部分，在辽阔的海洋中画着三艘船，运用远近法表现距离与时间的经过。船是乘着大约七个人到十个人的平底小型渔船，船尾三个人当中，一个人掌舵，两个人摇橹。船上的人都把头剃成半月形，穿着日式浴衣样的单衣，没有腰带，光脚。船上有一根桅杆，桅杆上挂着一张如同编织席子那样，用竹篾斜编的类似竹席一样的风帆。
◎ 船上飘着中国式的旗帜，船中的武器有弓箭、长枪、大蓬铲、倭刀。
倭寇的登岸
◎ 图卷的倭寇登岸部分，画着大小船各一艘，大船的船体造型，是《筹海图编》中大福船的精工绘画版，与《筹海图编》中的大福船不同的是，其船尾没有高耸的尾楼，其桅杆也未见望斗，船帆是像是卷着的类似草席一样的帆，而不像中国特有的折叠式风帆。这应该是日本造船工匠仿制的中国帆船，但是由于技术和材料的关系，不能建造一模一样的中国帆船，在船只建造中用其他材料替代或者省略了部分构件。船上没有看到船桨，舱面也没有横梁伸出船舷，但是第二层楼体则明显超出下层的宽度和长度。
倭寇携带的兵器有长枪、弓箭和刀。长枪或许是战国时期的二间枪或者三间枪，又或者是中国式长枪。弓的造型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反曲弓，这种大型长弓应该就是日式和弓。而倭寇所持刀的长度按所绘人物高度，大概处于胸口至脖颈位置，以一米五、六的身高来算，这些刀的长度在一米二、三左右，刃长当在90cm以上，属于野太刀的范围。室町时代打刀刀刃长度平均为二尺三寸五分，只有70.5cm，全长大约是90cm左右，如果这是打刀，那么画卷中倭寇的身高不会超过一米四，即便是倭寇的倭是矮的意思，一米二、三的身高也太过离奇了一些。
另一艘船类似沙船船型，有两根桅杆，在船尾和船室上还画有两名妇女，其意图大概是表示倭寇的荒淫无道，登岸的倭寇中有一人头戴日式头盔，但是身甲类似中国的扎甲，值得有些倭寇持有的是两把刀，但是纵观日本的剑术流派，极少见一手一把日本刀，根本没有双手双持野太刀。但是看后面画卷中的倭寇使用双刀的姿态，更类似中国的双刀流派。应该是这类倭寇是本身出身中国，以倭刀来使用中国的双刀刀法技击技巧。
观望形式
◎ 倭寇上岸以后的活动，画卷中描绘的很生动，有一名倭寇站在另外一名倭寇的肩膀上，撑住长枪，手打凉棚眺望，有的用弓瞄准白色的鸟，有的在头上挥舞双刀，有的张弓待发等，展现倭寇在劫掠作战前的战争准备工作。这个画面中，值得注意的是穿着红衣的倭寇手持火绳枪，不过看画卷中，也就只有这一部分中有火枪，似乎是表示倭寇的火器比例并不高。倭寇手中的武器还有镰型枪、三刃矛、月刀类的长柄大刀、海螺、扇子。其中海螺和扇子，是在战争中作为指挥和传递信号使用。
劫掠放火
◎ 图卷的这一部分画面，展现的是倭寇抢掠民居的情况，有的倭寇肩扛步包搬运财物，有的使用扁担，挂上包裹，前后两人抬着。还有的是两人合作肩扛箱子，有的是一个人抱着一个箱子。然后是倭寇用火把点燃房屋。这一部分画卷有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在门口穿蓝色衣服，一手持刀，一手右指，嘴巴微张，如同和门口背包袱的倭寇说话的那名倭寇。手中所持倭刀长度极长，按比例来算，几乎达到他本人身高长度，这是典型的大太刀的长度。再看左边持双刀指挥样的倭寇下面，有一名腰中插着一柄倭刀，刀刃向上，是典型的倭刀携带法。其左边有一名持镰型枪的倭寇，腰中也有同样佩刀。仔细对比两人佩刀长度，持镰型枪的倭寇佩刀要略短于只有佩刀的倭寇。以画工精致度来说，一草一木一片树叶都刻画的颇为详细，这应该是作者特意表现倭刀长度的不同，分别在不同人身上表现打刀、野太刀和大太刀。
平民逃难
◎ 图卷这一部分画有男女老友二十三人，鞋帽散乱一地，有长袖的显贵，也有裸体的幼儿，牵着儿童手的妇女，背着孩童的男子，拄着拐杖的老人等。
倭寇与明军的交战
◎ 这里的交战是明显的内河水战，双方都使用小型船只。右边是两艘倭寇船，乘员分别是九人和十人，每一艘船内有一个人掌舵，两个人摇橹，一个人手里难者有旗帜的长枪。武器有长枪、弓箭、日本刀。下面的船上有耳脚中箭倒下的，有被箭射入口中的。落入水中的倭寇有七个人，有的正在遭到明朝官兵长枪刺击，有的正在游泳逃走，还有的即将淹死。
◎ 左边的三艘明朝军船，与倭寇的船只结构相同。相比倭船，明船在船尾设有挡箭牌，武器架上有大量备用镗钯、长枪、月牙铲等备用兵器。船尾插有旗帜，上面写有护国救民，第二哨的字样。前方两艘明船的下一面一条船上，有明军士兵手持铜锣，可能是属于这三条船上的指挥者。明军使用弓箭也为典型的反曲弓，与倭寇的和弓形成了鲜明对比。
◎ 这一部分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明军落在后面的第三条船，其船只中部，有一类似盆、篮的容器内，装满拳头大的球形物体。参考明军水战武器配置，这类可能是投掷用的爆炸或者燃烧类火器。在容器所在部位，还有一名手持双刀的明军士兵，其持刀姿态与右侧的倭寇完全一致，只是其手中所持兵器，为中国传统的手刀类型，而非右侧倭寇手中的倭刀刀型。
明军士兵
◎ 这一部分开始是一个骑马的明军士兵，挥动写有报捷二字的旗帜，准备登上拱桥。
◎ 明军队列除身穿札甲骑马的弓骑兵外，还有身穿写有兵字号衣的普通士兵，从桥头到右，兵种分别是剑盾手或刀（剑）盾手、长枪手、斩马刀手、蝎尾勾手，勾兵后面是用八卦符号标识的旗手，其旗帜规制，当为标识队列所用，其后的骑兵中间围绕一名文官服饰的骑马者，此人应为军队的总指挥官。之后的写有八卦符号的长方形旗帜，应为用于指挥的方位旗，之后至城门均为长枪兵。在整个队列开头的兵器搭配中，牌手有用手刀者，也有用环首剑者，其剑身修长，因此在剑柄位加了大型环首作为配重，一如欧洲的骑士剑的剑柄配重。其后的长枪手部分携带了腰刀和手刀作为副武器。
◎ 这是明军士兵从写有“海防新堡”四个字的城城门，整队出发的情景，城楼上有两名明军官员目送出征队伍。
由画卷可见，在“嘉靖大倭乱”前期，明军相对倭寇在武器装备上并没有什么突出优势。特别是船只方面，明军当初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这就迫使明军士兵要使用没有突出优势的武器装备，与好勇斗狠的倭寇进行直接的交手战。这对于素质参差不齐、兵力往往不足的明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嘉靖大倭乱”前期，之所以明军船只特别是大型海船方面不占据优势，是因为当中国走私商人参与倭寇之后，给日本的造船业带来了蓬勃发展，倭船也开始大型化。
《日本图鉴》中记载了倭乱前后日本造船技术的变化“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箸桐油，惟以短水草塞罅漏而已。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国者，皆其岛贫人。向来所传倭国造船千百只，皆虚诳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若于泥沉，故广福船皆其所畏。而广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帆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船过洋，非月馀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海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
所谓平底船体，是日本式木船中的大板构造，起倒式桅杆上挂横帆扬帆驾驶船只，也正好表现了日式船舶帆装特点。日本古代造船技术学自朝鲜，船体构造并非中国的隔板接连，而是用横杆相连，铁片插入船板和横杆之间固定，船板和船板之间用草木填塞。虽然中国没有大批的造船工匠前往日本，制造纯粹的隔板中式帆船相对困难，因此日本的造船工匠只能在倭寇中的中国人指导下，改变船身结构来做船只调整，在船身外面加造重底，使之变尖，因而具有和中国帆船相同的凌波性和耐久性。然后仿造中国的舱面建筑，以适应和明朝水军作战，从而在外表上类似《倭寇图卷》中所描绘的中国式帆船。
◎ 日本古代船型
◎ 新罗船和日本船舱内结构对比图
◎ 《记效新书》、《筹海图编》中所记录的明中期福船，与后世福船有很大区别，舱室高度为七尺，合2.24米。明船所写船深，实际为中舱高度。隔板沿龙骨升高，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后高，中间低，船板钉在隔板上，沿龙骨曲线平铺，封闭舱室。这样使船体自然形成一个前后高、中间低的曲线，就是古画上所看到的如弯月一样的中国船。在隔板上平铺木板，在中舱以后立木柱，钉木板，就是《记效新书》、《筹海图编》中所看到的福船造型了。隔板式造船并非后世某些人所认为，隔板太多无法安装火炮，隔板太少强度不够，因而中式木帆船不能作为火炮战船。这种想法是看书不仔细所造成的，福船一般深一丈三、四尺，吃水在一丈一、二尺，露出水面的仅有二、三尺。如这个尺寸为全船高度，那么福船何以称为高大如城、如楼？实际上这个深是舱室深度，即中舱的隔板高度，以吃水来看，隔板结构基本处于水线以下，并不妨碍任何类型火炮安装。
这种倭寇船也叫八幡船，八幡是八幡大菩萨的简称，是日本在奈良时代神佛混淆而制造的崇拜对象。前身八幡神是指八幡宫的祭神，也是弓矢神，是武士的守护神。东大寺创建时在奈良变成了佛教的庇护神，因此之后叫做八幡大菩萨。自元寇袭来全国范围内的宗教强化，八幡大菩萨信仰和天照大神，以及春日大明神等信仰，在日本人的心中固定下来。现在大三岛大山神社中，还保留有日本战国时期的三岛水军旗帜，上面写有伊势大神宫（天照大神）、八幡大菩萨、三岛大明神等三种神的名字。因此当时战国时期的倭寇，乘打着八幡大菩萨的旗号，以其作为自己的守护神，也是不足为奇的。祈祷神明的祝福，以神国之民讨伐秽土非人，给自己贴上正义的标签，在天诛同时顺便发财，这就是相当一部分日本倭寇的思维。这种行为颇为类似当年的十字军东征，用宗教给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日本人在宗教的极端性上，也可以从德川初期的天草之乱看出，在宗教领袖天草四郎被杀之后，其母还拒绝相信天草已死，说天草是天上的使者，幕府是杀不了他的，他已经到达天堂。香西成资的《南海通记》中写到倭寇问题时，也提到了倭寇的宗教思想。“我国贼船皆立八幡宫旗，到海上侵犯西番贸易，抢夺财产。以故这种贼船称为八幡船”。
◎ 八幡大菩萨旗
◎ 二战日本军队中使用的八幡旗
◎ 板屋船
◎ 板屋船复原图
◎ 安宅丸结构和绘图
◎ 木津川海战中的安宅船（大船）和关船（小）
此外，日本天文年间出现了大型军舰“安宅船”。安宅船是一个大型水面火器作战平台，其船体上面是楼阁式建筑，因此叫安宅船。其仿制对象还是处于楼船模式的明中期福船。当时朝鲜水军也曾仿制了倭寇的船型，因为船体上面是木板造屋，所以朝鲜叫这种大型堡垒式战船为板屋船。因此倭乱爆发之时，明军和倭寇水面船只大小大致相同，但是在数量上则大为不如。
于是为了能更有效地攻击倭船，明军开始对现有战船进行武备改进，其表现在于明中期战船在火力上，相对与明初大大加强。
首先，这种变化从福船的形制上就能看到端倪。福船的形制并非一成不变，从现有明代兵书绘图上可以看到，明中期绘图上的福船和明末的福船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筹海图编》中，对福船的形容是高大如楼，其尾高耸，设楼三重为其上，中为四层。人员从第三层进入，而这一层除了设立水柜，下碇起碇均在这一层。而古代中国船锚的操作都是在甲板面进行的，这表明第三层其实就是甲板层，只是左右两边树立了掩体工事，从而在船上建造了两层高的木楼而已。再仔细观察绘图，在甲板面这层的侧面，有类似方木的横梁结构跨出。参考福船战术要求中有居高临下，投掷火药桶到敌船上。如果楼体紧挨船体，投掷火药桶这种大型爆炸性火器将非常危险。因为手臂力度有限，难以投掷到敌船上，即使投掷到敌船，手臂投掷的距离并不长，这样爆炸后不可避免会损伤到船体。参考朝鲜板屋船、日本安宅船和中国古代船只构造，此时的福船楼阁式建筑是横跨船身，突出于船舷之外的。这样，一来不阻碍投掷爆炸性火器，二来也可以方便操作船桨，并给划桨的士卒提供了掩体。
其次，虽然倭寇已经能够获得大小不逊色明朝水军的船只，但是葡萄牙人并不能给人数高达数十万的倭寇提供充足的火器。刚刚接触火器制造的日本人，当时也只能制造少量火绳枪，大型火炮则完全没有生产能力。对比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大型火炮的中国来说，倭寇的舰载火力就显得颇为贫弱。因此，明朝水军就借助国内强大的火器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了舰载火力，用质量来弥补了数量上的不足。发熕在倭乱开始之时即被大批量生产，除了大型战船外，最后连守备河口的轻型船只，如八桨船之类都装载了发熕，这也许是最早的“小船扛大炮”。同时也有将木筏上装载大型木制火炮，瞄准水线进行射击，以破坏船身结构，达到消灭倭船的目的。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嘉兴海盐。“十五日，石墩贼复为攻澉浦状，明日亦如之。越二日之夜，携所掠辎重四船开洋，行次白塔山，兵船百余追撃。时海方吐月，然水气溟蒙，方苦贼船之难辨也，俄而见一船，用门屏捍身，并力举棹，旁翼二船，因而知其为贼。遂以发熕破其船，杀溺凡三百四十级。”三十四年五月，倭寇进犯苏州府，“贼自柘林分踪出掠……兵备任公环帅师为前驱，与总兵俞大猷、游击邹继芳、守备王桂合力御于坝上。贼败走，获其舟三十五艘，斩首二十级。明日（二十二日）贼复合伙帆而前，我兵用铜发熕毁其舟。”对比朝鲜倭变期间，短身管的轻型火炮不能击毁敌船，明军所使用的长身管的发熕，可以对坚固的倭船船体构成破坏，因此明军在修筑海岸炮台以防备倭寇的时候，也大规模使用发熕。
嘉靖三十九年（1560），浙直总兵官卢镗于定海县东招宝山修筑威远城，四十一年于山麓西南，展筑靖海营堡。“于大小浃口，分布战舰，以严扃钥。置铁发熕五千觔者四座，铜发熕三百觔者百余座，诸战守器械，靡不毕具，夷人即鸟举不能度也。”按嘉靖《定海县志》卷首地图，甬江入海口南北两岸各有一座“发熕厂”，北岸者在威远城东面山脚，南岸者在竺山（竹山堠）东侧，隔江相望，钳制海口。所谓“发熕厂”，同书谭纶祠记谓之“架放发熕厂”其实就是海岸炮台。卢镗曾经跟随朱纨与葡萄牙人作战，而这重达五千斤，也就是差不多三吨重的大型火炮，明显是为防备葡萄牙人舰载炮炮重上千斤的桨帆船，以及载炮三十余门的大型炮舰的。
凭借这种火力优势，明军在海上自然重新拥有绝对的优势。
鸳鸯阵，长枪手
但陆地之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前面已经说过，倭寇的战术模式其实就是日本国内战国时代战术体系。一群武士相应领主号召，带领自己的郎党参与领主大军，看着是一支大军，其实内部是大大小小的武士团。除了高级武士，一般的武士携带的人员较少，多在几人到十几人的样子，兵器五花八门，刀剑、长枪、弓箭无所不有。山林、稻田、屋前屋后，无处不可以作战。而明军的战术是正常中央集权王朝的大型野战模式，兵器由国家统一派发，士兵以队为单位持有兵器。一队二十五名士兵，由一个队长统属。这种模式下的明军最小的作战单位是二十五人的队，而且兵器相对单一，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基本为同一种兵器的情况，如前文所述六千山东长枪兵。
这样的作战模式，适合大规模的平原旷野。但是浙江的战场环境和倭寇的战术模式，意味着明军这样的打仗方式根本就行不通。以二十五人的队为例，列一个传统的方阵占地面积最少为9×9平方米。稻田田埂，水塘洼地，是否处处有9米宽的位置，让这个阵型可以随意排列？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多数的田埂不过一二尺宽。而以单一长枪作为兵器，意味着这个小队在侧翼或后方遭到突袭时，只能任人宰割。因此，脱胎于正规平原战场作战的北方明军战术，对东南地区河川众多，地形支离破碎的战场环境也显得极其不适应。而日本脱胎于武士加郎党的小团体集群战术，在这类地形犹如鱼得水。借着与东南沿海中国人的参与，熟悉地形的倭寇使用这种小团体集群战术，利用水沟、田埂、房屋、道路等切割明军大阵，然后往往将失去阵型的明军打的各种狼狈不堪。
不可否认，自小受到严格技击训练的日本职业武士，在个人搏斗技巧上远超中国普通士兵。比如之前那些执行“恐怖袭击战术”的精锐倭寇。但日本职业武士其实是属于日本的军官阶层。倭寇中的主流还是日本普通士兵，其个人勇武方面看不到什么过人的地方。而倭寇的作战模式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有多好的战场纪律。因此即便百年不知兵的江南，在倭乱初期，仍有不少从未打过仗的知县，率领一帮平民守卫城池成功，又或者野战取胜。
因此，明军要确立在江南水网地带对于日本倭寇的军事优势，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找到一种适合江南水网地区作战的新战术。
第二，克制住日本倭寇中的精锐突袭。
有一个人就想到了办法。这个人就是前面曾经在明军进攻庙湾时，亲自披甲持矛、领兵越壕而入的通政唐顺之。
“倚马成文，上马杀贼”常常被形容一个人文武全才。如果说正德年的文武全才典范是王阳明，那么嘉靖年的就必然要属唐顺之。唐顺之出生于常州青果巷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父唐贵是进士出身，任户部给事中，其父唐宝也是进士出身，任河南信阳与湖南永州府知府，可谓书香门第。唐顺之也不负所望，23岁那年（嘉靖八年，1529年），他参加了每三年才在京城举办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年少而负才气，年轻的唐顺之性格上有些孤傲，因此在官场上并不顺利。终于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唐顺之被削职还乡。
这一削职还乡，还出了一个堪称妖孽的全才。唐顺之回乡后闭门谢客，昼夜讲究忘寝废食的读书，除儒学经典外，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无所不学。唐顺之三十七岁那年，向一位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如果单纯只是泛，倒也没什么好说的。但实际上，唐顺之在每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 唐顺之鸳鸯阵复原图
文学上，此人是嘉靖三大家之一；数学天文，唐顺之破解了自元末失传的郭守敬算法；兵法上，俞大猷是他的学生；枪法上，唐顺之圈的一尺枪花，戚继光只有叹服；在阵法上，最早的鸳鸯阵的刀牌、狼筅、长枪小队组合，是明军阵法中，应对倭寇小团体作战的特性，第一次的小阵改良，后世大名鼎鼎的戚继光鸳鸯队，就是在唐顺之鸳鸯伍的基础上改良出来。
唐顺之的鸳鸯伍，可谓找到了倭寇战术的命门。那就是精锐倭寇所最擅长的兵器是刀剑，但是刀剑它不够长。一寸长一寸强，长枪可以轻易做到一丈八尺，即5.76米，而现存有记录可查的战国武士，持有的实战刀剑最长不过2米。也就是说，在持枪人的长枪攻击到持刀人身上的时候，持刀人还要努力前进将近三米，才能够到持枪人的身体，这个时间起码可以让长枪再攻击一次。或者这样解释，我打你三下的机会，你只能打我一下。所以纵观倭寇的作战模式，有着很鲜明的特点，那就突袭、夜袭、设伏、袭击侧翼。
这些作战模式都是为了弥补倭寇正面作战能力的不足，而明军的大阵模式应对这种遭遇战显得十分呆板，加之在兵器重量上很是吃亏。于是唐顺之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放弃以二十五人的队为基本单位，把最小的编制改成只有五个人的伍。唐顺之的鸳鸯伍有三种不同兵器，伍长持防牌在最前，其后是一把狼筅和三支长枪，三支长枪中的空档，各夹一个刀牌手和狼筅手。
很多人认为狼筅是戚继光发明的，其实不是，狼筅是处州兵的武器。如果把其作为通常意义上的“扫把”，那就大错特错了。狼筅并不是用来防备对方刀剑的，而主要是用来交枪的。狼筅由于其横出的枝桠，有着阻碍物体前进的作用。所以把其看作为一个网状的，中间带一个枪头的异型盾牌来说比较好。对阵狼筅的敌人，由于横枝的阻拦，并不能像类似对付长枪一样，直接抢进枪手身侧。而狼筅的横枝，却不妨碍自己的战友在背后从横枝的缝隙中挺枪前刺。狼筅与其他兵器相交的时候，还可以转动枪柄，用横枝锁住对方的兵器，让己方持枪士兵，能够有机可乘。
◎ 狼筅复原图
◎ 戚继光像
鉴于倭寇的重弓重箭，在较近距离上的巨大杀伤力，唐顺之在队伍里配备了盾牌，顺便也封死了任何有可能滚入的刀手的通路，改良后的军阵在灵活性上大为增强，但是这个队形也有一个不好的缺点，训练时间太长。刀牌手和狼筅手在兵器上有巨大的优势，只要够稳妥，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作为主要杀伤力输出的长枪手就不行了。俗话说“年刀、月棍、一辈子的枪”，这意味着一个好的长枪手是需要长期训练。戚继光在请教唐顺之枪法的时候，问如何才能像他一样，将枪花圈到一尺之内？唐顺之的回答是：“我练了十年！”但军队不可能忍受十年才培养出一个普通士兵，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唐顺之。
另外，他的鸳鸯伍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伍作为单位人数太少。枪手在阵型中，安全冗余不够，如果万一有敌人能突破牌手还狼筅手的防御，训练度不可能达到十年作为标准的普通枪手，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然而唐顺之在还没来得及改良阵法的时候，就在抗倭一线因病英年早逝，年仅五十三岁。
但幸运的是，唐顺之所创立的阵法，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继承者。他就是曾向唐顺之请教枪法的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的名气不可谓不大。以至于杰弗里·帕克的《剑桥战争史》都将戚继光作为16世纪复兴步兵操典的代表人物，与荷兰的莫里斯亲王（著名的军事改革家和将领，他重新在欧洲复活了职业军队，被公认为近代欧洲职业化军队的鼻祖）齐名。
戚继光是在徐海伏法之后，来到浙江抗倭一线的。颇为赏识他的胡宗宪，当即就将戚继光直接从浙江任都司佥事拔到宁绍台参将的位置。那一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他刚二十八岁。不过这会儿的戚继光还不知道如何正确与倭作战，此时的戚继光，只是刚刚站上舞台罢了。幸而，在卢镗那里，戚继光碰到了唐顺之。堪称全能的唐顺之很赏识戚继光。把自己的武编交给了戚继光，武编是一本看似没多少东西，但是各种细节齐全，只需稍微发挥一下，就是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的书，在那本书里，戚继光拿到了鸳鸯阵。
不过，戚继光也很快明白了自己同僚们的痛苦。因为除开阵型上的不适应，一开始倭乱爆发之时，明军在人员素质上，也确实糟糕透顶。很多时候所谓正规军的士兵，还不如民兵好用。当戚继光刚刚调任参将之时，就遇到了一件令其差点丧命的事。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八月，倭寇八百余人进犯浙江龙山所，当时戚继光刚到浙江主持防务，闻倭寇来犯，即调兵遣将迎敌。戚继光调集了远超倭寇人数的兵力，准备好好给倭寇一个教训。战斗一打响，倭寇兵分三路，以“川”字队形冲击明军。戚继光立刻调兵迎击，然而前锋一触即溃，随即中军动摇。惊愕之下的戚继光取出弓箭，跳上一块巨石，弯弓搭箭，连发三箭射死三名倭寇首领，众倭寇大惊失色，停止了进攻。戚继光抓住时机组织部队反击，方将倭寇击退。这正是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结果在擂鼓声中，明军却跑回来了。不明所以的戚继光问自己的部下怎么回事，还没有鸣金，怎么就自己回来了？这位部下开导认死理的戚继光，反正糊弄过去就行了，兔子急了还咬人，犯不着逼急这帮亡命徒，害了自己性命，当兵混口饭吃而已，不用太认真。
领着这样的兵，的确无法打仗，也怪不得当年剿灭双屿的时候，浙江宁可调乡兵，都不用正规军。不久雁门领之战，不想拼命的部下们，再次把准备动真格的戚继光一个人丢在战场，差点丢了性命。于是戚继光算是明白了，浙江的卫所兵，真是不能用了。于是戚继光上报胡宗宪，要求募兵重练，理由很简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于是胡宗宪给了他三千名额，任其募兵训练。
◎ 戚继光鸳鸯队（《纪效新书》十四卷本）
于是戚继光就得以将从唐顺之那里继承而来的阵法，得以最终完善。他将唐顺之的两个鸳鸯伍并为一个鸳鸯队，然后去掉了一个长枪手，改为镗钯手。镗钯同样是一个带有横枝的兵器，在戚继光鸳鸯阵中，镗钯手与长枪手一起出击，但是镗钯手并不是用来杀敌的，而是用来保护长枪手的。这样完美的解决了长枪手的训练时间问题。戚继光的鸳鸯阵并不需要攻守兼备的长枪手，只需要一个能狠狠的刺出去的长枪手就行。至于长枪手的安全性，前有盾牌和狼筅，后有镗钯手贴身保护，戚继光的鸳鸯阵，虽然在伍这个单位上，少了唐顺之一支长枪，但是由于镗钯手的保护，使得长枪手在攻击时根本不需要留有余地，在攻击力上并未减弱，而且大大提高了阵型整体的安全性。
我们来想象一下，倭寇的倭刀长度多在1.5米左右。挥舞起来时，左右至少需要预留三点五米以上的安全空间，这样才不会砍到自己人。这个宽度足够一个鸳鸯队列阵，当倭寇挥舞刀剑突进时，他要同时躲过四支长枪的八次刺击，才能把鸳鸯阵，纳入倭刀的攻击范围内。在躲过八次攻击后，还要突破两面盾牌，两根狼筅，两支镗钯的防御，才能真正的伤害到鸳鸯阵内的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哪怕是日本的剑豪都做不到。宫本武藏用船桨轻易就拍死了同为剑豪的佐佐木小次郎，原因很简单，小次郎的刀没有船桨长。在阵型的配合下，倭寇精锐剑手一个人的两只手，要面对鸳鸯阵十个人的二十只手。其结果就是一个是苦练十几年几十年的剑士，会被一个只需要短期训练的长枪手轻易杀死，这便是阵法的魅力。
淑江之战，遇到戚继光这三千新兵的倭寇一触即溃，之后这帮新兵一鼓作气，在台州、温岭四战四捷。这三千兵虽然肉搏能力颇为出色，但是还差了一些东西，那就是火器。当戚继光跟俞大猷等人进攻舟山汪直部倭寇之时，列栅轮番射击的倭寇，给了明军极大的伤亡。明军原有的火器列阵模式，遇到了步兵一样的问题，展不开。
明朝的火器自最早的火门枪时代，便是以编组的形式进行作战的，与欧洲的基本处于单干的同行不同，明军以五人为一个火力单位，一个人只负责瞄准，一个人只负责点火，剩下三个人只管装火药弹丸。这在火门枪时代是极其先进的战术。但是优秀的战术模式同样限制了武器的发展，这样的使用方式，导致对单兵瞄准射击没有了要求，没有要求也就意味着没有发展的动力。所以能够单兵完成瞄准射击的火绳枪，最早出现在欧洲，而非中国。当葡萄牙人带来火绳枪的时候，明军把其制作技术，用于改进长身管的火门枪，以适应明军陆军原有的战术模式，而把能够单兵完成瞄准射击的火绳枪，丢给了船上波涛起伏，不好列阵配合的水军。因此可以看到嘉靖早期的战例中，明朝的陆军在使用着改良火门枪快枪，而水兵使用火绳枪鸟铳。
◎ 李氏朝鲜仿制快枪而来的别胜字铳筒 长77cm，口径2cm。与中国不同的是李朝以铸造为主，而中国为锻造为主。
◎ 李氏朝鲜单兵手把铳胜字铳筒 ，长40cm。
但是浙江的交战环境不同，徐海毕竟跟葡萄牙人接触不深，拥有的火器不算多。而汪直身为交联日本、南蛮的核心，自然拥有大量的火器。汪直的残党在舟山岛上依山阻水，列栅自卫，依托地形对着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明军，可谓弹如雨下。传统一组组的火门枪射击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有效组织起成规模的齐射。但葡萄牙人再努力卖火器，也比不上认真起来明政府，受到刺激的明廷大笔一挥，在舟山之战的第二年，一次造了一万支鸟铳，配发前线明军。
就在明军陆军开始大批量装备火绳枪的时候，浙江义乌爆发了这样一件事：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三万人左右，历时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死伤共计二千五百余人。农村为争水争地等原因而爆发械斗，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如清末同治年广东土客械斗，双方排兵布阵，火炮对轰，乃至引诱英国人参与都干出来过，前后死亡上百万人。义乌的这次械斗，在规模并不算很大，但是在素来羸弱的浙江人眼里，这种惨烈可谓震撼。
安徽出生的戚继光，自然也没有见过农村械斗中前赴后继的疯狂。在从义乌回去之后，跟俞大猷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自幼随父从军，转历四方，二十二岁参加会试，正遇俺答进犯，担任警戒，后驻守蓟门，曾亲眼目睹鞑靼铁骑，来无影去无踪，动如惊雷，堪称迅猛。而后奉调入浙，与倭寇作战，此类人善用刀剑，武艺高强，且性情暴戾，确为难得一见之强敌。征战半生，天下强横之徒，我大都曾见过，却也从无畏惧。但如义乌人之彪勇横霸，善战无畏，实为我前所未见，让人闻风丧胆，可怕！可怕！”
于是戚继光连夜求见胡宗宪，要求征召四千名义乌兵。得到批准的戚继光再一次提高了征兵标准，凡选入军中之人，以下几等人不可用：在市井里混过的人不能用；喜欢花拳绣腿的人不能用；年纪过四十的人不能用；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不能用；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不能用；胆子小的人不能用；长得白的人不能用；性格偏激的人也不能用。被录取者，还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臂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比较害怕官府。概括起来，戚继光要找的是这样一群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为人老实，遵纪守法服从政府，敢打硬仗，敢冲锋不怕死的壮汉。
戚继光能够从嘉靖年那么多名将中脱颖而出，与其练兵的技巧是分不开的。中国上下几千年，留下的兵书相当丰富，戚继光从前辈们的兵书中把最严格的部分统统挑出，单独排列出来，成为一个个章节。纵观《纪效新书》，里面各种要求事无巨细，连扎营之后怎么上厕所，要按什么样的要求来，都一条条列了出来。不光如此，他还要求每一个士兵，把这些站队、纪律方面的要求，统统背下来。不认字不要紧，认识字的念出来，跟着一起背，背不出来，军法从事。
纪律放在第一位，下面的就是个人搏击技巧，戚继光也很直白“诸位都听了，练武不是你答应官家的公事。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你武艺高，杀了贼，贼杀不了你，你武艺不如他，他便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戚继光又将自己从唐顺之学习来的长枪，从俞大猷那里学习来的剑法、棍法和镗钯，编入书中，传授给士兵们。这两位如果在金庸的小说里，绝对算得上是绝顶的高手。唐顺之半路出家，改进拳法，精进长枪，自小在军人世家长大的戚继光，都只能自叹不如。俞大猷就更不用提了，他一个人，打赢了一整座少林寺。
光有老师还不行，戚继光在训练中引入了赏罚政策，与现在的训练就是实战颇有相似之处。借着胡宗宪的支持，财力雄厚的戚继光按时考核士兵的搏击技巧，把成绩分为九等，将士兵作对对联，打赢有赏，打输了挨棍罚银。不光士兵，如果队里成绩不好，队长跟着一起罚，哨里成绩不好，哨长跟着挨打。如此严格到近乎苛刻的训练标准，自然练出了一支强兵。
除了背书、挑选、严格训练之外，对于这些听话的老实人，戚继光还嫌不够，又加上了神仙这最后一道“保险”：“诸位都听了，凡你们当兵之日，是要拿饷银的。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但你要记得，这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纳来的。你在家种地辛苦，现在不用你劳动，白养你几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敌。你不肯杀敌，养你何用？就算天不收你，也要假人手杀你”。说白了，就是你如果不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杀敌，那么连老天爷都不会放过你。
杀敌一千，自损三人
在多种方式并行的情况下，大名鼎鼎的戚家军，真正的建立了起来。日后同样因为戚继光而扬名天下的，还有大名鼎鼎的义乌兵。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两万余名倭寇集结完毕，向浙江进发，他们的目标首先是台州。著名的宁台温大战就此拉开序幕。四月十九日，倭船一艘望小展至舟山，舟山把总章延禀率陆军设伏，命水军从后追击倭寇。待倭寇到达，伏兵四起，斩首三十五级，明军仅阵亡三人。二十一日，倭寇草撇船一只，停泊洌港，把总周栗统、林仕贵等人，驾船与倭船交战，双方用发熕、佛朗机铳互相炮击三十余轮，倭船火力不如，船身被前后击穿。明军近战接舷，斩首五十余级，全歼这股倭寇。
海上明军水军炮火犀利，倭寇不敢与明军在水面交战。在五月一日夜里，偷渡登岸，烧船登陆象山。五月二日，倭寇出岳林庄，卢镗率军击鼓前进，与倭寇相距二十里。三日，倭寇行至裘村，分列三阵，与明军对敌。海道把总胡良瑶、李超部明军先到裘村，即率精锐冲锋，与倭寇交战，倭寇大败．明军斩首一百五十七人，仅阵亡三人。八日，梅山港倭船三艘，二百余名倭寇登岸，明军追至东湖，东湖哨兵汤时茂等人杀死倭寇头目一人。这股倭寇随即夜逃横溪山中，明军指挥艾升，抄小路赶到倭寇前面，吕忻追在倭寇身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倭寇躲进余家房舍内，明军赶到，投火焚屋，倭寇拼死突围，来到朱家店，被等待已久的明军抓了个正着，二百余人除两人被生擒外，其余均被明军杀死。
四月十六日，另一股约一千六百人的倭寇，乘坐鸟船十六艘，由象山从奉化西凤登岸，夜里突袭宁海。兵备佥事唐尧臣、参将戚继光将原发往松海二关的三支明军调回，戚继光亲率两支，宁海留一支，命把总任锦率水军前往宁海外洋，堵截倭寇退路。二十二日，倭寇侦查得知戚继光到达宁海，乘虚派五百名倭寇，乘船进入桃渚大域港里浦登岸。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有八百人入新河周洋港登岸，二十五日，有七百人在健跳折头登岸，合计二千余人。逼近新河所城。
胡宗宪告诫唐尧臣，不可因为倭寇分兵而跟着一起分兵，要集中兵力先消灭其中最大一部，然后再消灭中小部。唐尧臣与戚继光领军救援新河，并命黄、太二县号召当地大族程、梁等姓乡兵助战。明军大军云集，有约五百名倭寇动摇，夜里驾船离去。剩余倭寇还有一千五百人，占据城外鲍主薄家，于二十六日，进攻新河所城。明军守将下令士兵有进无退，退者斩。出城列阵，与倭寇用鸟铳对射。千总哨长蒋瑞等人率军奋勇冲杀，倭寇支撑不住，阵型崩溃，在对射中被明军击毙六十余人，肉搏中被斩首三十人。
当晚二更，倭寇冒雨逃往太平县，第二天，刘意、楼楠率领明军追至温领大麦坑。太平知县领乡兵前来围剿，斩首二十二级。残余倭寇有逃往田舍中的，被明军纵火焚屋烧死。戚继光此时正准备转兵梁王铺，前往桃渚。获悉桃渚倭寇自桃渚登岸，进兵精进寺，准备进攻台州（今浙江临海）府城，于是挥师南进，一昼夜行军一百一十里，于二十七日午抵达台州城外。此时时倭寇已进至离台州城仅二里的花街。戚继光命丁邦彦部为前锋左哨，从大路迎战；陈大成部为前锋右哨，由江下前进击敌；陈濠等部为中哨正兵；赵记、孙廷贤部为左右翼，分随左右前锋；台州知府王可大督率民兵列阵于城外壕边，来往策应。花街之战爆发，倭寇前队列一字长蛇阵迎战。戚继光命前锋以火器轮番齐射，左右前锋奋勇冲杀，明军越战越勇，打败倭寇。戚家军乘胜追至瓜陵江，将倭寇赶入水中，淹死二百余人。丁邦彦率军追至新桥，五战五胜。四月二十七日，花街战斗结束，倭寇伤亡一千余人，全军溃败，救出被掳百姓五千余人，戚家军伤亡合计三人。1000:3，如此悬殊的战果和伤亡，仿佛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谚语，踢进了垃圾桶里。鸳鸯阵的威力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四月三十日，一股二千余人的倭寇登陆拆头，烧船南下。戚继光领军一千五百人，在上领设伏，五月五日，倭寇前后行列二十余里，来到上岭。戚继光命令士兵人各砍松枝一根，拿在胸前，席地而坐，倭寇远望过去，以为是树林，于是进入明军包围圈内。待倭寇进入包围圈行进过半，伏兵呐喊齐出。倭寇反应很快，以三四百人列横队反击。戚继光将大阵列为列鹤翼阵型，小队以鸳鸯阵冲锋，倭寇大败，退据小山，拼命顽抗。戚继光一面命丁邦彦领兵四面仰攻，一面立一白旗，命士兵大呼投降免死，不敢继续作战的数百名倭寇下山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