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暗藏处？别傻了。为什么你觉得公社一直在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
“你能对我发誓，他们没有漏掉一个吗？”
卡米尔摇摇头。“那么你想要我们干什么呢？到监狱里，把他们统统杀光？”
“最后，”马拉说。“我本会以为我们永远不该走到这一步的。”
“冷血状态？”
“随你怎么样。”
“你会组织这一切，是吗，马拉？”
“哦，不是，这只会即兴式地发生。你明白，人们处于这样的恐怖中，对敌人是这么义愤填膺——”
“即兴式地？”卡米尔说。“哦，很有可能。”可是，他却在心里想：我们拥有一座随时面临危险的城市，我们拥有一群怒气冲天的民众，我们拥有一个无用的没有专一目标的、充满憎恨的海洋，不断地抽打国家制度，冲刷公共广场，我们拥有受害人，我们拥有那种憎恨的中心，我们拥有叛国者随时准备投降，是的，随着分分秒秒的过去，这更有可能。
“哦，好了，伙计，”马拉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干的。”
“我们已经开始使保皇派的人受审了。”他说。
“我们还有一年，两年，你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月？我们还有一个星期？”
“不，不，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马拉，我们从来没有——我的意思是，为了这种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畏缩过。这就是谋杀，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
“把你的手从你脸上拿开。虚伪的家伙。你怎么看我们在1789年的所作所为？谋杀成就了你。谋杀把你从穷乡僻壤带了出来，使你坐到了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谋杀！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单词嘛。”
“我要把你所建议的话告诉丹东。”
“是的，你告诉他。”
“不过他不会为此感到高兴。”
“随他去吧。不管怎么说，它会发生的。要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控制它，要么就是它发生，超出我们的控制，而且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丹东要么是主人，要么就是奴仆——他会成为哪一种人呢？”
“他会丢尽他的好名声。他的尊严。”
“哦，卡米尔，”马拉轻声地说。“他的尊严！”他摇了摇头。“哦，我可怜的卡米尔。”
卡米尔猛地向后，坐回到椅子上，看看天花，看看挂在房间两边肖像上的脸；部长们的眼睛在他们的铜绿之下黯然无光的样子，因为年深月久已经泡成了白色。他们有老婆、孩子吗？他们到底有感情吗？在他们的绣花短套外衣下，肋骨动过吗，心脏跳过吗？肖像画盯着他回视；他们没有做任何手势。官员们已经从门外走开。他能听到钟声，听到很多分钟滴滴答答地过去。“人们没有尊严，”马拉说。“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尊严的代价。尊严是件奢侈品啊。”
“假如其他部长阻挠呢？”
“其他部长？省省吧。其他部长算什么东西？太监。”
“丹东不会喜欢这样。”
“他没必要喜欢这样，”马拉恶狠狠地说，“他必须懂得这个必要性。那对他来说容易简单，我应该这么认为吧——一个孩子也能懂得这个必要性。喜欢这样吗？你认为我喜欢这样吗？”卡米尔没有答话。马拉停下沉思。“哦，我不在乎，”他说。“我根本就不在乎。”
国民大会选举的初始工作已经开始。那么，看来生活是在向前。第二天的面包还在烘烤着，各色各样的戏剧还在排练之中。
露西尔把她的孩子接回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回响在宽敞的套房里，回响在被粉刷过油漆的天花下面，在文件中间，在用皮革装订的法律书中间，以前，在法律书中间可从来没有孩子啼哭过。
威尔顿在9月1号沦陷。敌人如果现在选择进攻巴黎，只要行军两天就能抵达。
罗伯斯庇尔：他现在不断地想到米拉波，想到那个人一向怎么说话的样子，用力挥动着手臂，同时嘴里说“这个米拉波会做的”或者“米拉波伯爵会回答的……”：把自己当成他正在导演的一出戏中的一个人物。此刻，他意识到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了：罗伯斯庇尔出演了。或者，罗伯斯庇尔没有出演。罗伯斯庇尔坐着，动也不动，同时注意到他们正在注视着他。
他已经拒绝在丹东的特别法庭担任法官。他注意到丹东脸上很快就表现出来的恼怒：“我的朋友，那么，你还在反对死刑吗？”不过，丹东本人向来仁厚大度。对于公民桑松来说，活儿一直很少。一名国民卫兵长官被处死——被新安装的砍头机器——文官薪俸秘书也被处死了，但是有个贵族身份的新闻记者，他的死刑还没执行。卡米尔把手滑到丹东疲惫的肩上，带着哄骗的口气说，把新闻记者处以死刑可是不好的先例啊。丹东大笑道：“随你。你总不能取消法院的判决吧，因此推迟执行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将在某个地方失去此人。干你认为最妥当的事吧，反正你有我的签名图章。”
换言之，这是任意妄为：法布尔说过，此人的性命取决于卡米尔，那个记得1789年与他互相辱骂时得胜的卡米尔，因此，取决于感觉要宽宏大量，然后上演他不耗钱财，不过却令人满意的这一出戏的卡米尔，他为了让丹东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开心，哄他恢复好脾气。（法布尔说，这个秘密卡米尔可以有利可图地卖给丹东的老婆。）法布尔对于此事可是酸溜溜的：不，罗伯斯庇尔心想，因为他热爱正义，可他没有类似的让自己办事得逞的办法。是他，罗伯斯庇尔，仅仅一个人才感觉到法律不该这样被使用和滥用吗？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引起一阵轻微的抵触和反感、一种精神上的不安。不过，这种感觉源自往昔、在革命之前。眼下，正义成了政策的奴婢；没有其他立场与生存相容。但是，听到丹东为了很多像恶魔马拉之流的人在怒吼，这会让他反感。如果要有什么不同，就是丹东精力不足：容易受到个人甜言蜜语的影响，不仅仅是受到来自卡米尔的影响。
还有布利索。维尼奥德。布卓。孔多塞。罗兰，还有，又是布利索。在他梦中，他们一边在等待，一边在大笑，要用网逮住他。丹东不会行动的……
这些人都是阴谋家：他问（因为他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道，为什么在没有其他人实施阴谋的地方，他却惧怕阴谋呢？
哦，已经回答了，我害怕因为过去的原因而感到害怕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在的阴谋家：紧张不安的心脏、让我疼痛的头、无法消化的内脏，还有越来越受不了强光的眼睛。他们的背后是阴谋大师，是大脑神秘的那个部分；早晨四点半钟，梦魇总是把他弄醒，之后，除了躺着，便无事可做，装作睡觉的样子，要睡着，却毫无希望，就这样一直到了天亮。
内心这个人策划阴谋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晚上放松一下，阅读一本小说？为了拥有更多的朋友，为了被人家更喜欢上一点点？可是，人家说过，你见过罗伯斯庇尔怎么喜欢那些有色眼镜吗？这副眼镜肯定给了他一副阴险凶残的模样。
丹东身穿一件红色外套。他站在国民大会前面。人们欢呼；有人哭泣。从画廊那边传来的噪音在河对面都可以听到。
巨大的共鸣容易被控制：照法布尔教会他的那样去呼吸吧。两个思路在他脑子里静静地流淌：计划订好，部队部署妥当，外交斡旋业已进行；我的将军们能够控制他们两个星期，之后呢（他在脑子里说），之后呢，我就干别的事，之后呢，如果他们愿意购买，我就把它们卖给女王或者我母亲，或者我投降，或者我割断我的喉咙。
第二个思路：各种行动正从演讲中编造出来。言辞怎么能够挽救国家呢？言辞制造神话，好像是的，之后，为了神话，人们战斗，为了获胜。路易丝·吉力：“你一定要引导他们该干什么。一旦他们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面对形势，对他们来说，这就容易了。”她说得多好啊，孩子……形势简单。就连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都能明白。需要言辞简单。少而短。他挺直了身子，朝听众伸出一只手。“不要畏惧，”他说，“向来不要畏惧。再一次，不要畏惧。以这样的方式，你们将会挽救法国。”
在那个时刻，有人写道，那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真美啊。
那个时刻，他觉得自己像是罗马皇帝，出现在他本人神化的时候。现在许多活生生的神在街上行走：下凡的天神在给大炮装炮弹，被崇拜的偶像们却在装骰子。
雷让德勒：“敌人已经兵临巴黎的几个大门。丹东来了，他挽救了国家。”
时间已经很晚。烛光下，马拉的脸呈铅灰色，布满了愁云。法布尔找到聊以嘲笑的事。他的肘边摆了一瓶白兰地。在这个时段，房间里还有大概十来个人。他们不是彼此直呼姓名打招呼，而是互相回避对方的目光。也许，从现在起，一年之后，他们都不能发誓，谁到过那里，谁没到过。一个装腔作势、毫无教养的区领导人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上，因为参加会议的人不喜欢他的烟斗气味。
“这不会是随意，”来自公社的一个人说。“我们将会信任爱国者、来自区里的人，我们会把全体人员的名单交给他们。他们将能够跟每一位囚犯面谈，把那些无罪，但是我们尚未释放的人都给放了，然后对其他人判刑。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马拉说。“只要有个唯一可能的判刑。”
“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你觉得会有何益处呢？”卡米尔问一位来自公社的人。“难道你不觉得你也不妨介入介入，然后毫无分别地进行大屠杀？”
马拉说，“毫无疑问，不管怎么说，最终将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必须摆出个有程序形式的样子。但是要快，公民们，我们必须行动要快。人民渴望获得正义。”
“哦，马拉，”卡米尔说。“就让我们结束你的口号吧。”
拿烟斗的无裤党人把烟斗从嘴里拿出。“卡米尔，你对此并不擅长，是吗？你为什么不干脆回家算了？”
卡米尔的手指戳着桌上的文件。“这是我的公事，这是部长的公事。”
“瞧，假如这样对你有益，”这位无裤党人说，“就把这当成是我们在8月10号所作所为的延伸吧。那天，我们开始了什么大事业；现在我们正在了结这桩事业。如果你不能采取必要行动来维护共和国，成立它又有何意义？”
“我跟他讲过这个，跟他讲过这个，”马拉安静地说。“我跟他说了，跟他说了。笨孩子。”
桌子中央，像个奖品似的东西是司法部长的签名大印。要把男的或者女的从监狱释放出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全部。诚然，作为内政部长的公民罗兰，在监狱所发生的事务上应该有发言权。可是，感觉罗兰既不熟悉也不过问；过问吧，他又不熟悉；熟悉吧，他又不过问；过问吧，他又不敢采取任何措施。再说，罗兰算什么东西？来一个更为紧迫的决定也许就会让他心脏病发作了。
“把名单表给我们吧，”公民埃贝尔说。
名单很长。毕竟，约有两千多人在监狱中；要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真有难度，因为有很多未获解释说明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他从名单上被划掉，今晚就会被释放；其他人必须碰运气，他们要站在他们的临时法官面前。
他们来到一名神父那里，一个叫作巴拉尔蒂尔的人。“我要把他放了，”卡米尔说。
“一名倔强的神父，他拒绝对宪法发誓——”
“放了他，”卡米尔气势汹汹地说。他们耸了耸肩，给释放令盖了图章。卡米尔性格无法预料，太让他下不了台，不行；此外，总有这个可能，某一特定的人是政府特务，是卧底。丹东已经把他自己要释放的人员名单定好，并且把它交给了法布尔。卡米尔要看；法布尔拒绝。卡米尔暗示，法布尔已经把名单改了。法布尔问他把他当成什么人了。没人回答。法布尔暗示，一位中年律师，卡米尔已经得到释放其人的命令，曾经是他八十年代的情人，那时候他非常漂亮，但不是很有钱。卡米尔厉声答道，也许是这样，不过，那样要比为了丰厚的钱财去救一条人命更好，法布尔可能就是在干这样的事。“真精彩，”埃贝尔说。“我们继续到另外一条街上好吗？”
信使在门外等候执行紧急释放的命令。一旦笔在一个名字上面跳过，明天或者后天再把这个名字跟它也许对应的尸体联系起来，真有难度。在这个房间里，毫无罪恶感，有的只是疲惫和小小的争吵之后的回味。卡米尔喝了法布尔的许多白兰地。到了拂晓，一种并不愉快的同志式的感情来临了。
当然，向来就存在谁该杀人这个问题，而且，显而易见，这个问题不会是手持名单的那些人，甚至连拿烟斗的那位无裤党人都不是。招募一些屠户，向他们许诺，干这个活计得到一份费用，倒是英明睿智。这样做的本意倒不是嘲讽人或者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理性，并且还人道。
不巧的是，关于贵族阴谋的谣言在全城扩散恐慌的时候，热情的新手们却都加入进来。对于这些新手在解剖方面了解不多，屠户们不免嘘嘘嗤嗤的。除非他们的意图是折磨并且肢解犯人。
到了正午时分，令人恼怒的事来了：“我们何妨不劳神，整夜对着那些名单坐着，”法布尔说。“我有把握，犯错的人正被处死。”
卡米尔想到马拉说过的话：要么是我们自己控制它，要么是它超出了我们控制的范围发生，要么超过了我们的控制能力。随着难以言说的消息不断传来，好像，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我们得到的是两重世界最坏的东西。现在，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怕是一个小时都没罪的时刻；眼下我们永远无法恢复我们曾经拥有的名声了；可是，我们既没有精心筹划，也没有想要整个事情，一半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啊。我们只是转身，洗洗手，制定了一份名单表，然后，我们按照日程安排，我们回家睡觉，而那些人却干尽了最坏之能事，然后，这些人（卡米尔认为）从英雄被转变为清道夫、野蛮人、食人者。
起码，在早期阶段，还有按照命令执行的努力，摆出一种合法的架势，不管它是多么令人好笑。一群无裤党人，戴着红帽，手里拿着武器，他们坐在他们能找到的最大的桌子后面，嫌犯就在他们面前：外面，拿着弯刀、斧头和叉子的刽子手们守候在大院里。因为某种理由，或者出于某种感情，或者因为正好及时发现弄错了身份，他们把一般的嫌犯释放了。随着白天的时光在慢慢流逝，整个认证识别问题变得愈加糊涂，人们声称丢了文件，文件被人家偷了；但是身处囹圄之人必定要有个理由才能待在那里呀，难道不是这样吗，而那个理由必须是对抗公共利益，就像有个人说的那样，所有贵族在我看来样子全是一样，我无法识别他们的脸。
有些人知道他们被判了死刑；有些人还有时间祈祷，其他人呢，死的时候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拼命抗争到最后一口气。一个气呼呼的刽子手跺着脚跑进了特别法庭——“用你们的头，给我们一个他妈的机会，难道你们就不能吗？我们坚持不下去了。”就这样，囚犯们被法官们轻率地挥手示意离开——“走吧，你们自由了。”门外，一个从容镇定的人在等着要把他们砍倒。自由是他们最不熟悉的事。
下午过去了一半的时候：新闻记者普鲁多姆在等待丹东的会议散会。他不知道丹东已经嘲笑奚落过监狱监督代表机构，也不知道他已经骂过罗兰的私人秘书。自从1791年的那天以来，当时一帮国民卫兵原以为他是卡米尔，差点儿把他给杀了，普鲁多姆就感到自己有权对丹东和他的朋友们发生兴趣。
丹东的目光把他尽收眼中：有些茫然地。“囚犯们正遭屠杀，”普鲁多姆对他说。
“操这些囚犯们的蛋。他们一定要好自为之。”他大步流星地走开。卡米尔仔细打量着普鲁多姆，一如往常，未能把普鲁多姆正在消退的疤痕调换到他自己的脸上。
“好吧，”他说。他看上去既紧张又有负罪感；这就是普鲁多姆效应，而不是更大的环境效应。他用自己的手把普鲁多姆握紧的一只手拂到了一边。“这是完全组织好的。无罪的人一个都没联系到。假如他的区为囚犯担保，他肯定会被释放。这是——”
“卡米尔，”丹东停下，转过身来，对他怒吼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到这里来，赶快。”
他本想揍他。或者揍普鲁多姆。他的官方态度是：对此我一无所知。
蓝鲍尔公主在拉福斯监狱遭人谋杀了。可能她遭到了强奸。当暴民把她的绝大多数内脏拉出来戳到叉子上的时候，他们把她的头割下，然后把它拿到理发师那边。他们强迫这个恶心得要呕吐的男人面对着刀尖，把公主漂亮的金发处理成卷发，并且剃好。然后，他们分队游行，来到大庙，那里锁着卡佩的家人。他们把人头戳到叉子上，然后把人头高高举起，在又高又大的窗户外面摇晃。“过来，对你的朋友说你好啊，”他们对里面的那个女人规劝道。
伏尔泰：“理性首先一定要在领导人的头脑中确立，然后依次往下，最后统治人民。人民虽然意识不到理性的存在，但是在感受到他们的统治者温和的同时，他们学会了模仿统治者。”
一个人可以通过九种办法来分担另一个人恶行的罪孽：
通过出谋划策
通过命令指挥
通过准许答应
通过寻事挑衅
通过表扬吹捧
通过藏污纳垢
通过狼狈为奸
通过沉默不语
通过助纣为虐
罗伯斯庇尔发言的时候，公社观察委员会的成员把笔放下，直视着他。他们没有玩弄文件，吹吹鼻子或者任由眼睛走神。如果他们要咳嗽，他们会克制住。他们把肩头挺直，脸上露出认真的神情。他期待他们的注意，结果他得到了。
有一场阴谋，罗伯斯庇尔告诉他们，要把布朗斯维克安置到法国王位上。尽管这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他还是环顾会议室四周，没人让不轻信的神情流露在脸上，盟军指挥官有这样的野心，而法国人正在助长他们的野心。他点出布利索的名字。
丹东的昔日文员比劳德-瓦恩尼斯立刻发言，支持罗伯斯庇尔的说法。这是在发牢骚啊，马克西心想；他不喜欢比劳德。此人声称有惊人的才能：他说，他能靠他的眼睛直视识别出阴谋家。
公社的官员们起草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布利索和罗兰。罗伯斯庇尔回家了。
他从院子里经过的时候，艾蕾奥洛莉·杜普莱一眼就看到了他。“监狱中的每个人都在惨遭屠杀，这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他说。
她惊呆了：“不过，你得知道，他们不可能做事不请示你。”
他伸出一只手，把她拽到了他的一侧，不是因为亲近，而是因为他要影响她脸上的表情。“假如这是真的，我亲爱的艾蕾奥洛莉，我亲爱的考蕾莉娅，你会为此痛哭流泪吗？假如你想到现在正遭奥地利人杀害的人，想到正把他们赶出家园，焚烧他们头上的屋顶的人——哦，你会为哪种人痛苦流泪呢？”
“我没有问这个，”她说。“你不会错。”
“哦，你会为哪种人痛哭流泪呢？”他自问自答。“都会。”
丹东在筛选检察官桌上的文件。他让自己这么熟悉每个人的工作。最后他又重新想起了这件事。
他看到两张逮捕令时，把它们举了起来，然后再落下。布利索。罗兰。他让它们躺下，凝视着它们，他的思路在慢慢地转动，他从头到脚都在抖索，有如他被告知他的第一个孩子死了的消息那天早晨一样。一整天，是谁一直在公社那里呢？罗伯斯庇尔。在那里，谁的话一言九鼎呢？他的话，罗伯斯庇尔的话。谁让这些逮捕令发出去的呢？罗伯斯庇尔。毫无疑问，大家可以要求看一看会议记录，大家可以阅读，判定导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相同的言辞，大家可以分担责备。可是，没有罗伯斯庇尔，公社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有，罗兰和布利索竟然遭到逮捕而且活过了今夜，都是同样不可能的。我必须行动，他自言自语道；我必须从这个地方行动了。
是玛侬·罗兰英俊孱弱的小说家朋友罗维，碰了一下他的臂肘。“丹东，”他说，“罗伯斯庇尔指名道姓谴责布利索……”
“这样的事我明白。”他拿起逮捕令。转身面对罗维，声音凶巴巴的。“上帝啊，你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傻瓜？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傻瓜？”他把文件推到了此人鼻子底下。“看在上帝的分上，小子，自己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吧。”
他把逮捕令折好，塞进外套里面的一个口袋中。“那么，现在，要是他收回这些逮捕令，这个小家伙非要把我打倒不可。”
罗维的脸上露出了惊愕神色。“现在又有一场战争了，”他说。“要么我们把罗伯斯庇尔杀了，要么他会把我们杀了。”
“别要求我救你。”丹东的手放在胸口上，迅速穿过了房间。“我要考虑我自己的性命，还要考虑德国人。”
裴迪昂拿起了逮捕令，又把它们落下，像丹东做过的那样。“罗伯斯庇尔批准他们了？”好啊，他嘴里不停地在说，好啊；又来了，好啊。“丹东，他知道吗？他会知道吗？他们会被杀害吗？”
“当然，他知道。”丹东坐下，用手抱住头。“到明天就没有政府了。上帝知道，他认为他能从这个政府中拉出个什么东西出来。从我昨天见到他到现在，他是不是失去了理智，或者这是不是精心策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了某种权力，在建立自己的地位，而且，我向你保证，自从1789年以来，他一直在对我们撒谎，不坦诚不直率，仅仅是通过暗示，裴迪昂，这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形？”
裴迪昂，越来越处于惊恐状态之中，似乎在自言自语。“我觉得……他比我们大多数人更优秀，是的，肯定更优秀，可现在，各种事件当头，压力这么大……”他停下不说了。他本人被称为布利索的朋友；他对此人天然的反感并没有阻止人们把标签贴到他身上来。自从8月10号以来，布利索派人一直靠忍让在统治。表面上是他们邀请丹东进入政府；实际真相是，他已经把他们原来的职位还给了他们，而且，正是他，在从前卡佩用更温柔的身躯坐过的大椅子上，一边摊开四肢，一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每一次的内阁会议。“丹东，”裴迪昂说。“罗伯斯庇尔也要我老婆吗？”丹东耸了耸肩；他不知道。裴迪昂朝别处看去；他似乎在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难当。“玛侬今天上午说，‘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拿着刀子举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
“你对这位亲爱的女子做了什么回答呢？”
“我们说，毕竟，女公民，罗伯斯庇尔只是个小职员。”
丹东站起来。“我没有在你头顶上举刀呀。你可以那样告诉她。不过倒是有一把刀子。我不会把自己的脖子放在它下面。”
“我看不出来我们干了什么事会这样受惩。”
“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罗伯斯庇尔，我会明白。你的人民已经研究过你自己的政治优势这么久了，结果你已经忘了你为了什么目的要得到这个权力。瞧，我不会为你辩护——在公共场合不会。关于布利索，卡米尔已经为我研究好几个月了。还有马拉，方式不同。还有罗伯斯庇尔——哦，是的，他已经谈过话。我原来认为谈话就是他的全部作为。”
“罗伯斯庇尔必须弄清楚——你已经碍了他的事。”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哪。”
裴迪昂和蔼可亲的脸上因为惊愕依旧显得茫然困惑。“你觉得他会感激你，因为你使他免除了一次考虑不周的行动带来的种种后果？一时的愤怒？”
“愤怒？他从来没有发过一时一阵的怒火。说他一定疯了，那是我说错了。你可以把他锁在地窖里五十年，可他不会发疯。他把他所需要的一切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有一阵子，他把伸出的手放在裴迪昂的肩上。“我保证他比我们活的时间更长。”
丹东走进自己的寓所时，穿了件红色外套，身体巨大魁梧，他妻子向他投去了像是挨了打、浑身浮肿的背叛者的一瞥；她把他伸出的双手拨开，把双臂交叉着摆放在身体上，仿佛要把她抱着的孩子的形状隐藏起来，不让他看到一样。
“你，加布丽艾尔？”他说。“要是你知道该多好。要是你知道我救了多少人该多好啊。”
“离我远点儿，”她说。“在同一个房间，我快受不了了。”
他按门铃叫来女佣。“伺候她，”他说。
他一路冲进德穆兰的房间。只有露西尔安静地坐着，她的猫蜷缩在她的膝盖上。一切都已经来到皮克广场：婴儿、猫、钢琴。“我要找到卡米尔——”他说。“不，不，没关系。”他在她旁边的椅子上一下子跪在地上。猫干净利落、惶恐不安地从对面的胳膊上跳开。他心想，我见过这只猫靠近罗伯斯庇尔的，还在喵喵地叫哩：动物不会知道太多吧。
露西尔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她抚摸着他的面颊，轻轻地触摸他的前额，动作是如此轻柔，他几乎都没感觉到。
“露西尔，”他说，“让我带你上床吧。”上帝知道，这不是他的真正意图。
她摇摇头。“乔治，我怕你。而且，那床是你们的呢，还是我们的呢？床本身是这么令人害怕。你有皇冠，可我们有这么多镀了金的小天使要应付。我们一直在跟他们的小镀金拳头和脚发生冲突呢。”
“露西尔，我求你，我要你。”
“不，我不认为你喜欢打破常规。你礼貌请求，我说不——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今天不合适。以后，在你脑子里，你会把这件事与罗伯斯庇尔混淆在一起的。你会恨我，这，我真的无法忍受。”
“不，不，我不会。”他的语调突然改变了。“你对罗伯斯庇尔知道些什么呢？”
“这让我惊讶，你只要安静地坐下来听听，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信息。”
“那么卡米尔知道了——他知道，他一定已经知道罗伯斯庇尔要干什么事了？”
又一次她抚摸着他的脸；这种抚摸，还有她声音里的柔情，差不多是充满敬意了。“乔治，别问。最好别问。”
“你不在乎吧？你不在乎我们做过的事吗？”
“也许我在乎，不过我知道我是其中一分子。加布丽艾尔，你看到了，她受不了，她认为你已经使你的灵魂永世定罪了，还有她的灵魂。可是，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可能当我第一次见到加布丽艾尔的时候，那时我十二岁，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吧。我觉得，哦，地狱来了。现在开始告密并不符合我的性格。加布丽艾尔嫁给了一位年轻正派的律师。我可没有。”
“你不可能说服我相信这句话。你不会说，你知道你正得到什么消息吧。”。
“一个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他抓住她的手，她的手腕，然后用力地握紧。“洛洛特，这个样子不可能持续更久。我不是弗雷农。我也不是迪龙。我不是一个跟你调情的男人。我不会允许你把我作为代价获得快乐的。”
“所以，之后呢？”
“我确实要得到你，你知道。”
“乔治，你是在威胁我吗？”
他点点头。“我认为我是，”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认为我一定是。”他站了起来。
“好，这是我人生非常新奇的一个阶段，”她说。她抬头望着他，带着甜美而又自信的微笑。“乔治，不过你忽略了所有正统的劝说艺术。靠诱惑，这是你拿手的做法吗？你所做的就是冲我瞪眼睛，偶尔抓住我。你为什么不痛苦？你为什么不叹气？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一首十四行诗？”
“因为我看到在什么地方十四行诗使你获得了别的花花公子，”他说。“哦，该死，姑娘，这真是好笑。”
他心想，她真的要我了，这个婊子。她心想，这样可以让他分心。
他拿起文件，回到自己的套间。那只猫爬回，跳到了她的膝盖上，蜷缩起来；露西尔凝视着火炉，像个老处女女士一样。
也许死了一千四百人。与平常的战场相比，这算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可是想一想（露西尔想）：生命对于每一个生命的拥有者而言就是一切啊，生命就是我们的全部啊。
国民大会选举根据常见的两级制度进行，当九百名第二阶段的选民走进雅各宾派大厅的会议室时，他们从街上刚死不久的一堆堆尸体旁边经过。
有很多重复投票，直到一名候选人获得绝大多数为止。这耗费了很长时间。一名候选人可以在不止一个选区毛遂自荐参加选举。它未必是法国公民。候选人的种类是如此丰富，结果呢，选民们也许变糊涂了，但是罗伯斯庇尔一向乐于提供指导。当丹东获得百分之九十一的赞成票再次参选时，他试探性地支持丹东；起码，如果你不能说他支持他，你可以说他拍了拍他的衣袖吧。在直选较量中，当他击败裴迪昂、迫使他寻求省里的职位时，他为掌声感到高兴；巴黎代表形成了一个反对布利索派联盟，这对他而言真是重要。当巴黎选民把他的弟弟奥古斯汀选出时，他喜忧参半；他有点担心万一他的家族姓氏带来不必要的影响，但是，毕竟奥古斯汀在阿拉斯为了革命呕心沥血工作过，而且现在正是他转到首都去的时机。他心想，给我帮助给我支持吧。对于事情运作的方式，他尽量在脸上摆出一副迷人的微笑。有个一两分钟的时间，他看上去年轻多了。
新闻记者埃贝尔在任何一轮投票中都没有得到超过六张选票。罗伯斯庇尔的脸开始放开了，下巴紧张的肌肉开始放松。埃贝尔有一些无裤党人追随者，尽管他保留马车为人所知；就其本人而言，埃贝尔并不像他隐藏在后面的形象那么重要，而且，谢天谢地，锅炉制造人巴雷·杜彻斯尼不会在国民大会的长凳上使用他的民主烟斗吞云吐雾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进展顺利……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利在选民抗议马拉的活动中好像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现在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罗伯斯庇尔提出忠告，“也不需要外国人才。现在需要的是为了革命曾躲在地窖里的人。而且，”他补充道，“甚至需要屠户。”
他丝毫没有要揶揄挖苦。第二天雷让德勒当选了。马拉也是。
最终，他的受监护人安东尼·圣-约斯特将留在巴黎，奥尔良公爵将坐在他曾经发给他们报酬、曾经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人边上。放眼四周为了找到一个家姓之后，公爵选择了一个人们早已加在他身上的一个家姓，还有一半带有嘲讽的意味；他现在叫菲利普·艾佳力岱[1]。
9月8号出现了一个事情棘手的迹象：“有一名往上蹿的布利索派知识分子，”雷让德勒说，“这个科尔圣特在第一轮投票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选票，可以阻挠卡米尔顺利进入第二轮。我们打算怎么办？”
“别庸人自扰，”丹东安慰地说。“你知道吗，是这位往上蹿的知识分子更好，嗯？”他非常期望选民抵制他把国家事务交给卡米尔负责。但是，科尔圣特并不是他所称为的知识分子；他是一名来自布列塔尼的海军军官，已经在最后一次国民大会任过职。
罗伯斯庇尔说，“公民雷让德勒，假如有阴谋要阻挠卡米尔选举，我将会平息这场阴谋。”
“现在等一会儿……”雷让德勒说。反对他的声音慢慢消失了，不过他显得坐立不安。他没有提到阴谋；可是公民罗伯斯庇尔却有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机制啊。“你要干什么？”他问。
“我要提议，等选举结束的时候，应该每天用一个小时来公开讨论候选人的优点和特长。”
“哦，讨论，”雷让德勒说，感到如释重负。有一会儿，他心想，罗伯斯庇尔也许在筹划给科尔圣特发出逮捕令呢。上个星期，你还知道你打交道的是个什么人；这个星期，你就不知道了。依你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件事倒是在唆使他这么干。
丹东咧嘴笑了笑。“你最好把卡米尔的优点列出一个清单，然后再在清单上画圈。我们大家都不像你这么有头脑会发明。我不知道，除了在这个标题‘特别的才能’下面之外，你是如何判断卡米尔的，”
“你真要他当选吗？”罗伯斯庇尔问道。
“当然。在无聊单调的辩论当中，我要有人跟我说说话。”
“那么，就别坐在那里发笑了。”
卡米尔说，“我希望，假如我不在这里，你们不要议论我。”
到了下一轮的投票，公民科尔圣特，之前他获得二百三十张选票，现在莫名其妙地发现，他只得到三十六张选票。罗伯斯庇尔耸了耸肩。“当然，一个人确实要努力说服他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亲爱的，恭喜恭喜。”出于某种原因，他脑海里现出一个形象：是十二或者十三岁时候的卡米尔——一个暴力型的、恣意妄为的孩子，喜欢狂风暴雨般地痛哭流泪。
与此同时，志愿者们，成千上万的开赴前线，一路高歌。在刺刀尖上，他们系着香肠，还有一块块面包。妇女们给他们送去亲吻和鲜花。你还记得，当征兵的下士来到一个村子当时的那番情景吗？现在无人躲藏了。为了制造火药，人们从地窖的墙上剔刮硝石。妇女们把她们的结婚戒指交给财政部去熔化。当然，他们当中很多人将要利用新婚姻法去离婚。
“叉子？”卡米尔说。
“叉子，”法布尔一脸愠怒地说。
“尽管这好像是骗人的讼师，但是我不希望显得墨守法规，可是购买叉子，这是司法部长的正经事务吗？乔治知道我们有购买叉子的账单吗？”
“哦，算了，你认为我会拿着每一笔鸡毛蒜皮的开支跑到部长那里去？”
“如果你把所有的单子加起来，”卡米尔把头发往后推了推，“我们已经在最近几个星期花了不少钱。一想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代表，很快就要有新部长，他们要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就发愁。因为，真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认为你不会吧？”
“任何引起麻烦的事，”法布尔说，“你就把它当成是‘秘密基金’放下不提。然后无人问起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无法过问，你明白——这是秘密。别担心这么多。只要你不会丢掉大印，一切都好办。你没丢掉，是吗？”
“是的。至少，今天上午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它。”
“噢——现在，看看，我们自己可以报销一点吧？玛侬·罗兰应该为她部里发行的新报纸那笔钱怎么样了？”
“哦，是啊。乔治告诉过她，她最好客客气气地请我来编报纸。”
“他确实说过，我当时在那里。她说，也许她丈夫会来见见你，然后决定你是否合适。我们的部长，他开始大发雷霆，爪子在刨地呢。”
他们发笑。“好了，那么，”卡米尔说。“财政部的保证……”他的手在桌子上动来动去的。“克劳德教我这个……你知道，只要有丹东的签字，他们根本就不会对任何事情质疑。”
“我知道，”法布尔说。
“我过去怎么处理签字图章的？我把它借给马拉了。我希望他把它给拿回来。”
“说说女王可可吧，”法布尔说，“最近你注意到她的举止有什么不同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你知道，我被禁止到场。”
“哦，是吗，当然你被禁止啦。好了，让我告诉你……脚步声里有一种轻轻快快，脸上有一种桃花盛开，那意味着什么？”
“她在恋爱。”
法布尔现在四十岁左右。人长得干净利落，肤色苍白，还有靠不同的经济来源打造出来的东西：演员的眼睛、演员的手。他的自传有些部分已经出现，是在夜间的晚些时候，没有特别的时间顺序。毫无疑问，一切都没有使他受到惊扰。有一回，在纳摩尔，在军官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跟一个名叫卡蒂榭的十五岁女孩私奔了；他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保留那女孩的处子免遭她父亲的侵犯。最好由他拥有她的处子……他们被逮住了；卡蒂榭被仓促嫁了出去；他被判处绞刑。那么，他究竟怎么还能活到现在讲述这个故事的呢？这么些年过来了，中间发生过这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他几乎无法记得。卡米尔说，“乔治-雅克，你和我，我们过的是隐居生活。”
“像僧侣一样，”部长应声道。
“哦，我不知道，”法布尔谦卑地说。
当部长咚咚地走过公用建筑时，法布尔跟在他后面，他的大手拍拍人们的脊背和办公桌子，折磨所有妥协解决问题、所有尝试和检验方法的人的颈项。权力变得像他上身的一件外套一样，合他的身；如果有人试着要与他争论，他的小眼睛就会闪闪发亮。法布尔用尽了他最喜爱的、完全毫不含蓄的方式来满足他的自我；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到舒适，夜里坐到很晚的时候就一起喝酒，讨论不同部门之间不为人知的交易。天亮的时候，丹东发现自己独自一人，面对着欧洲地图。
他抱怨说，法布尔能力有限，他让我白费了时间；可是他的同伴压根儿就没让人兴奋过，部长已经习惯了他，每当他需要他的时候，他总在那里。
今天早上，部长拳头撑着下颌，一脸的沉思状。“法布尔，你曾经计划抢劫过吗？”
法布尔朝他迅速投去震惊的一瞥。
“没有，”丹东心情不错地说，“我知道轻罪小过算是你的消遣。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一点。不，我需要你帮忙，因为我想把皇冠宝石偷来。噢，你坐下。”
“或许，丹东，听我解释一句？”
“你有资格这么做，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假如或者但是。发挥你的想象力。我也发挥一下。现在，考虑一下布朗斯维克公爵。”
“布朗斯维克——”
“给我省下你的雅各宾派檄文——我已经听说过。实际情况是，作为一个人，布朗斯维克对我们不是完全不同情。七月宣言并不是他的大作——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强迫他签字的。考虑一下他。他是个聪明人。他是个向前看的人。他不会在波旁王朝的人身上浪费眼泪。他也是个非常富有之人。他是个伟大的士兵。可是对于盟军来说，他是——什么呢？一个雇佣军人。”
“他有意要做什么人呢？”
“布朗斯维克和我一样非常清楚，法国并没有为共和国作好准备。人民也许不要路易和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们需要国王，因为国王是他们搞得懂的东西，或迟或早吧，这个国家会落到国王手中，或者一个会使自己成为国王的独裁者的手中。如果你觉得我的话不对，你就问罗伯斯庇尔。现在也许已经有了环境——已经确定了宪法——在这个环境中，为了建立未来某个合适的缓冲性的摄政旧制，并且坚持这种缓冲制度，我们正在侦察欧洲。布朗斯维克也许要使用不同的措辞来表述——不过毫无疑问，他希望扮演那个角色。”
“罗伯斯庇尔已经指控这个，”（还有你，法布尔心想，装作不信。）“不过，七月份那个时候，有了宣言——”
“布朗斯维克把他的很多机会给毁了。我们利用他作宣誓词。为什么盟军让他把名字签署在宣言上面？因为他们需要他。他们想要使他在这里遭人憎恨，结果他的个人抱负破灭了，他被逮住了，为他们效力了。”
“他们成功了。所以，怎么办？”
“这种情形不是——不可逆转。你知道，我已经考虑过布朗斯维克是不是可以被买通。我已经请杜姆雷兹将军开始谈判了。”
法布尔吸了口气。“你对我们的性命草草了事啊。现在我们落到杜姆雷兹的手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