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好，好。如果我告诉法布尔，”他在抽泣和喘息之间说话了。“关于这次谈话，我说过的话，他不信。”他擦了擦眼睛。“我恐怕有很多事情，你一定要习惯。”
她低头看着他。“难道你不像那般冷漠？”
“不。”他站了起来。“我觉得我最好缓缓神，定定心。乔治-雅克和我今天正被选进一个委员会。”
“哪一个委员会？”
“你真的不想知道这些详细情况，是吗？”
“可在选举举行之前，你怎么能知道呢？”
“哦，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呵。”
“我要他脱离政治。”
“那就从我的尸首上跨过去吧，”卡米尔说。
拂晓看起来脾气暴躁，是个绷着脸、红彤彤的太阳。她感到自己被这次邂逅玷污了。丹东还在睡觉。
丹东首先对国民大会讲话，然后对雅各宾派俱乐部讲话。“不止一次，我想要将杜姆雷兹逮捕。但是，我对我自己说，假如我迈出这么激进的一步，而且敌人得悉了这个消息，想一想，这对他们的士气具有怎样的影响啊。要是他们从我的决策中得益获利，我也许甚至被怀疑是叛国通敌。公民们，我倒要问问你们，身处我的位置，你们会怎么办？”
“噢，你会怎么办？”他问罗伯斯庇尔。四月份差不多来临了；奥诺雷街上吹来了强劲清新的晚风。“我们要跟你一起走回家。杜普莱，我要向你妻子表达我的敬意。”
“公民丹东，非常欢迎你光临。”
圣-约斯特发言。“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可能会更好，这的确好像就是现在的情形。”
“有时候最好是等着瞧，公民圣-约斯特。你脑子里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吗？”
“我要将他逮捕。”
“可你不在那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部队的情况，有这么多的情况要了解。”
“是的，我当然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打算去把他大声吓倒，你为什么征求我们的意见呢？”
“他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卡米尔说。“虽然他重视你们的意见，但是他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
“我得亲自到前线去一趟，”圣-约斯特说，“然后开始把这些谜团捅破揭开。”
“哦，好啊，”卡米尔说。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天真了？”罗伯斯庇尔问他。“好了，丹东，只要你心里感到满意，只要你诚实地采取行动，人家还会问什么呢？”
“我可以想得更多啊，”圣-约斯特低声地说。
杜普莱的院子里，布朗特狗跑了出来，一直把狗链子扯到头，同时在怨声怨气地吼叫。靠近了，狗把爪子放到主人的肩上。罗伯斯庇尔跟他谈话；有人觉得，说话的内容是有关耐心地克制自己，直到完美的自由成为现实。他们进了屋。罗伯斯庇尔的女人像是在展览似的。太太显得活泼，非常乐善好施，虽然有点令人害怕；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找到一个饥饿的雅各宾人，然后走进厨房，多费一点力气，然后说，“我养活了一个爱国者！”在这方面，罗伯斯庇尔对她毫无用处。他好像断然拒绝了她的最大努力。
他们坐在客厅，那里悬挂着罗伯斯庇尔的肖像。丹东朝他四周看了看，罗伯斯庇尔肖像在朝他回看：笑，半笑，或是恳切纤弱的侧影，或是紧张好斗的全部脸庞，勤勉或开心，带着狗，带着另外的一条狗。没有狗。他本人好像不过就是展览上的一个物件而已；他们在说起布利索、罗兰、维尼奥德的时候，今晚他真安静。这些说不完的话题：年轻的菲利普·勒巴挪进一个角落，开始跟巴蓓特窃窃私语了。他不该受到责备，丹东心想。罗伯斯庇尔吸引住丹东的注意力，之后，微笑了。
在刀光剑影厮杀流血的间歇当中，那么这是另一桩情事了。大家总是找得到时间，大家总是找得到时间的。
战争部部长到比利时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调查时，杜姆雷兹将他，还有国民大会的四名正式代表逮捕了，然后把他们交给奥地利人。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发表宣言，宣布为了恢复巴黎的秩序和法治，他即将把部队开进巴黎。可是他的部队却倒戈谋反，朝他开火。他带着年轻的将军艾佳力岱，路易-菲利普，公爵的儿子，一起越过奥地利防线。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两人都成了战俘。
罗伯斯庇尔对国民大会这样演讲道：“我要求以艾佳力岱著称的奥尔良家族的所有成员们应该被带到革命法庭前面来……法庭应该负责仲裁所有杜姆雷兹的其他同伙程序诉讼……我可以把这些声名显赫的爱国者的名字点出来吗，例如，维尼奥德先生，布利索先生？我信赖国民大会的智慧。”
鉴于随后发生的场景，你不会认为国民大会具有多少智慧。吉伦特派有控告丹东的火药：撒谎、溜之大吉、任意妄为挪用基金。当他大步走到讲台上时，右翼那边高呼着他们喜欢的侮辱话语：饮血者。当主席用手抱住头、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对手们狭路相逢，头跟头撞在一起，挥拳相击，公民丹东一定与代表们打架了，那些人试图要阻止他，不让他发言，为他自己辩护。
罗伯斯庇尔从山脉那边往下看去；他满脸惊恐。丹东得到了论坛，在他身后留下了一路伤亡；他好像因为秩序紊乱受到了刺激：“于我而言，光明正大，无所畏惧！”他咆哮着，声音越过右翼那边的长凳子。菲利普·艾佳力岱意识到，他两边的同事早已溜之大吉，好像他成了马拉一样。就在丹东走下论坛的那当儿，马拉恰好过来，一瘸一拐地朝论坛走去。
他从丹东身边擦肩而过；他们的目光之间一接触就有火花闪过。他把手放到腰带里的手枪上，好像是在摸它、要准备用它似的。他把身体几乎侧转的同时，他顺着讲坛的木沿，伸出一只胳膊，然后放眼扫视了一下讲坛后面的观众。也许，菲利普·艾佳力岱心想，我再也看不到他那样做动作了。
马拉把头往后侧了侧。他环顾大厅。然后，在拖得悠长的、优雅的停顿之后，放声大笑。
“此人使我热血变冷，”代表勒巴低声对罗伯斯庇尔说。“好像在坟场遇到的什么东西。”
“嘘，”罗伯斯庇尔说。“听。”
马拉把手朝上伸出。有一回，在拉扯围在脖子上的红色头巾；这是玩笑结束的信号。他又把胳膊伸出，既担惊受怕，又显得从容自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听上去镇定自若，没有激情。他的建议仅仅就是这个：国民大会废除代表免受指控的特权，这样，他们可以彼此接受审判。右翼冲着左翼瞪大了眼睛，每一个代表都在想象着把他的私敌游行示众，送到季乐汀医生的砍头机器上。山岳派那边的两个代表，隔着几英尺的距离坐着，转身面面相觑；他们四目相迎，然后惊恐万状地飞快扭头朝别处看去。没有人直视菲利普。马拉的动议得到了所有方面的支持。
公民丹东和德穆兰一起离开了会场，受到聚集在外面的一群人的鼓掌欢迎。他们步行回家了。这是四月一个晴朗而又寒冷的傍晚。“我宁愿希望我自己身在别处，”丹东说。
“你打算拿菲利普怎么样？我们不能刚好把他扔给马拉。”
“我们也许要找到某个舒适的省里要塞，把他关在那里一阵子。他在监狱里面要比他在巴黎逍遥自在，而且更加安全。”
现在，他们到了他们自己的区，科德利埃共和国。街上静悄悄的；关于国民大会出现的那一幕的消息很快就要泄露出去，还有关于国民大会令人恐惧的法令。在别处，代表们正一瘸一拐地回家，为了护理他们的挫伤和扭伤。今天下午是不是大家都有些发疯了，也许吧？公民丹东确实具有饱经沙场之人的架势，不过，那种架势他经常有。
他们在商廊外面止步。“乔治-雅克，上来饮一杯人血吗？或者我可以打开勃艮第[1]红酒？”
他们上去了，决定喝勃艮第红酒，一直坐到午夜过去。卡米尔在他计划要撰写的宣传册的特别要点下面划了杠杠。但是，特别要点还嫌不够。每一个词必须是一把小刀，要把小刀打磨得锋利尖锐，他还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行。
玛侬·罗兰回到了她那幢位于阿普大街又旧又窄的公寓。“早上好，早上好，”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说。
“我们没有邀请你到这里来嘛。”
“啊，是的。”法布尔坐下，跷起了二郎腿。“公民罗兰不在家吗？”
“他在散步。为了他的健康。”
“他身体怎么样啦？”法布尔询问道。
“不好，恐怕。我们希望今年夏天或许不要太热。”
“啊，”法布尔说。“天气暖也好，冷也好，对于身体不好的人来说都有坏处，是吗？我们和你们一样担心。有人注意到公民罗兰从部长位置上辞职的信在你手里时，有人对丹东说，情况一定是，公民罗兰身体欠安。丹东说——不过，不要紧的。”
“或许你有音信要留给我丈夫吧。”
“没有，因为，你看得出来，我不是专门过来跟公民罗兰谈话的——不过，只是为了跟你这么个漂亮迷人的伴侣待上几分钟而已。而且，发现公民布卓跟你一起在这儿也是一份额外的快乐，是吗？你一定要小心啊，不然你将被怀疑”——他咯咯咯咯地笑了——“有阴谋罪。不过，后来，我觉得在一个年纪轻的男人和一个年纪大的女人之间可能会有非常美好的事情发生。公民德穆兰总是这么说。”
“除非你很快把你的公事陈述清楚，”布卓说，“我可以把你撵出去。”
“真的？”法布尔说。“我以前几乎没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敌视的高潮。坐下，公民布卓，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嘛。”
“作为雅各宾派俱乐部主席，”她说，“马拉已经向国民大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限制某些代表。其中一个就是公民布卓，此人你现在看到了。另一个就是我丈夫。他们要将我们带到你的革命法庭前面。九十六个人已经签好名。那是什么样的敌视高潮呢？”
“不，我一定要抗议，”法布尔说。“虽然我本人坦承，得悉马拉有九十六位朋友我感到开心，但是马拉的朋友们还是签了名。丹东没有签名。罗伯斯庇尔没有。”
“卡米尔·德穆兰签了。”
“哦，我们丝毫也控制不了卡米尔。”
“仅仅是因为马拉提出了这个建议，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就不会签名吗，”她说。“你们意见不合有分歧，真是无可救药。你以为你能吓倒我们。不过，你不会把我们从国民大会撵出去，你还没有那些人数或者力量办得到。”
法布尔透过他的长筒望远镜看看他们。“你喜欢我的外套吗？”他问。“这是一件新的英国款式。”
“你绝不会有所成就的，而且，你并不代表任何人。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害怕，埃贝尔会利用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埃贝尔和马拉害怕雅克-卢克斯和其他街头煽动分子。你惧怕失去你的名声，惧怕再也不是人在外头走在革命的前面——那就是你为什么放弃装模作样、摆出绅士体面风度的原因。雅各宾派的人由他们的公共画廊统治，你迎合他们。不过，警告你——你所纵容的这个满城都是衣衫褴褛的文盲们并不代表法国。”
“你的慷慨激昂真让我感到新奇呵，”法布尔说。
“在国民大会里头，有来自全国的高雅体面之士，你们巴黎的代表们不可能吓倒他们所有人。这个法庭，这次巴黎代表免除指控特权的终结，它行不通，不单单是针对你们。为了马拉，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我明白，”法布尔说。“肯定，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要是你在中途对丹东一直客气礼貌，在你多么不想跟他进行性交这件事上，没有发表那些不幸的评论将多好啊。你知道，他是个好人，一向愿意达成交易，而且他丝毫也不是一心要做杀人放血之人。只是最近，因为他个人命运多舛不幸，他才不像以前那么随和。”
“我们不要交易，”她气愤地说。“我们不想与组织去年九月大屠杀的人打交道。”
“那真是十分令人难过了，”法布尔故意说。“因为到目前为止，你知道，这一直就是充满妥协的事业，多多少少令人接受的事业，也是善解人意的事业，或许也是给你自己——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同时赚上一点小钱的事业。不过，现在形势正变得极其严峻。”
“在什么时间之前，情况不是这样的，”她说。
“噢，”他站起身来，“我可以把你这句表扬的话传给人家吗？”
“我宁愿你不要传出去。”
“你跟公民布利索见面次数多吗？”
“公民布利索正在进行他自己的革命版本，”她说，“维尼奥德也是如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有他们自己的朋友。把我们跟他们混在一起真是愚蠢可怕，而且也不公平。”
“恐怕这是无法避免的，真的。我的意思是，假如你们彼此见面，互通信息，以同样的方式投票，不管是多么地巧合——哦，对于外人而言，这确实好像你们是一个帮派的。对于陪审团来说，它看起来就是这样。”
“就凭这一点，你就要跟马拉一起接受审判，”布卓说。“我认为你还是有点儿不够成熟，公民法布尔。在你受审之前，你一定有官司缠身。”
“别过分笃定，”法布尔嘟哝道。
在楼梯上他碰到了罗兰本人。他在路上，要去起草一份请愿书——这是他的第八次或者第九次了——请求核查丹东担任部长期间的账目。他一副颓唐枯朽的样子，浑身散发着浸液的味道。他避开法布尔的目光，扭头朝别处看去；他本人目光黯然失色，充满了痛苦。“你们的革命法庭是个错误，”他不带开场白地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恐怖时代。”
布利索：阅读、写作、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整理思路，传播他的美好愿望；提出动议案，对委员会发表演说，记笔记。布利索和他的党羽，他的派系，他的负责组织工作的议员，以及他的庄主；带着他的秘书和信使，他的跑腿男童，他的印刷商，他的一帮献媚者。布利索带着他的将军，他的部长们。
不过，布利索究竟是谁？一个面点师的儿子。
布利索：诗人、商人、乔治·华盛顿的顾问。
布利索派人是谁？这是个好问题啊。你们看看，假如你们指控人民犯罪（例如，特别是阴谋罪），而且拒不对他们进行审判，那么立刻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集团，他们具有凝聚力。然后如果我们想要说你是布利索派人，你是吉伦特派人，那么就证明一下，你不是。证明一下你有权利被区别对待。
有多少布利索派人？十个身份显赫之人：六十或者七十个非实体组织。就拿拉保尔·圣-艾迪昂这个例子来说吧：
当那类人应该从国民大会被清洗出去的时候，结果人民居然这样发问，布利索派人是什么玩意呢，我要提出动议，为了保留此类人物的完美标本，此人的皮囊里该塞满东西；而且，他本人可以完整无缺地被保存在自然博物馆；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反对把他的头砍掉。
布利索：他的投稿者和他的演说家，他的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他的贿赂和他的容易上当受骗之人。
布利索：他的方法方式，他实现目的的手段，他的环境，他的阴谋诡计，他的错误和花言巧语，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没有尽头的世界。
国民大会右翼分子，主要是他们的领导人，几乎都是保皇派，都是杜姆雷兹的共犯；他们受到皮特、奥尔良和普鲁士特务的指使；他们想要把法国分裂成二十个或者三十个联邦共和国；这样，共和国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我把这个确立为事实。我认为，历史没有提供得到如此清楚的证明、具有如此众多重大可能性的一个阴谋例证，布利索反抗法国共和国这个阴谋除外。
卡米尔·德穆兰，撰写了一本宣传册：《革命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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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东南部，该地产出红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