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件赦免（1794）
商廊：旧历3月31号，芽月10号：“马拉？”黑包裹一部分一部分地在动弹。“原谅我。”丹东把手放到头上。“说起来，这真是件蠢事。”
他走到椅子边上，无法把目光从女公民艾伯汀这个人渣的身上移开。她身上的衣服是在葬礼上穿的，一层又一层，有不少罩衫和披肩，它们既不是现存的，也不可能属于将要存在的时尚或款式。她讲话带外国口音，可这种口音又不属于在地图上能够找到的任一国家的口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说，“你是没错。”她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然后把它摆放到罩衫里面的什么地方，那里也许是她心脏跳动的地方吧。“我把我弟弟带到这儿来了，”她说。“我们现在绝对不会分离。”
有好几秒钟的时间，他觉得自己没法开口讲话。“我怎样才能感激你呢？”他终于开了口。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得到感激。”干枯的声音：骨头蹭着骨头发出来的。她顿了会儿，好像在听什么。“出手吧，”她说。
“至于——”
“他现在就在国民大会会场。罗伯斯庇尔。”
“我被魔鬼缠够了。”他站了起来，急匆匆地走过房间。一听到他自己的话，就有一种像迷信一样的恐惧触动了他。“我不能让他死在我手里。”
“这是攸关你死他活的问题。丹东，你一定要到国民大会去。你一定要看到爱国者在走路在谈话。你一定要判断他的情绪，你一定要为战斗做好准备。”
“很好，我会去的。如果这样能使你高兴的话。不过，女公民，我认为你错了。我认为，罗伯斯庇尔或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不敢做出什么动作反对我的行动。”
“你不信他们胆敢行动。”嘲讽。她朝他靠近，把她那张发黄、长着宽嘴唇的脸向上翘了起来。“你了解我吗？”她问。“公民，告诉我，我们过去错过吗？”
奥诺雷大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罗伯斯庇尔说。“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我已经把我的意向告诉过你了。针对埃罗和法布尔的文件落在检察官手里这种情况，你可以起草文件，逮捕代表菲利普克斯和代表拉克洛瓦克斯。但是不可以逮捕别的什么人。”
圣-约斯特的声音撼动了这个小小的客厅。他把拳头重击在桌上。“如果你让丹东逍遥法外，明天就要把你本人关起来。这个星期还没过完的时候，你的头就要被砍掉。”
“没有必要这样嘛。你自己要冷静。我了解丹东。他向来是个行事谨慎的人，是个审时度势的人。除非有人逼迫他，他不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一定意识到了你在搜罗证据，向他发起进攻。毫无疑问，他正在做好准备回击你的进攻。”
“是啊。通过武装力量回击，那是他的主意。瞧，把菲利普·勒巴叫进来。把警察委员会叫进来。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每个爱国成员都叫进来，他们会把我现在跟你讲的话告诉你的。”他那毫无瑕疵的白皙的肌肤上突然现出了猩红色：他那黑幽幽的眼睛突然发亮了。他在自得其乐啊，罗伯斯庇尔在心里厌恶地想。“丹东是共和国叛徒，是刽子手，他一生一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妥协。如果我们今天不采取行动，他是不会让我们大家活下来跟他对抗的。”
“你说话自相矛盾嘛。起初你说，他根本不是个共和派，他已经把来自拉法叶特那边的每一个反革命分子都调和成布利索派了。之后，你又说，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你是在吵架斗嘴。丹东该当在共和国逍遥法外，你怎么看？”
罗伯斯庇尔把头低下，他在寻思。他知道共和国的性质，就是圣-约斯特提到的这个共和国。它不是在地理上被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界定的共和国，而是精神之共和国；它不是肉体和石头建成的共和国，而是德性之堡垒，正义之领地。“我没把握，”他说。“我下不了决心。”他本人的脸在墙上用赞许的表情朝他回望。他侧了身。“菲利普？”
菲利普·勒巴站在小客厅与杜普莱夫妇大客厅之间的门道里。“有件事情可以帮你下定决心，”他说。
“瓦蒂尔那边来的，”罗伯斯庇尔带着怀疑地说。“还是警察委员会那边来的。”
“不，巴蓓特那边来的。”
“巴蓓特？她在这儿吗？我听不懂你的话。”
“你进来好吗？用不了很久的。”罗伯斯庇尔还在踌躇。“看在上帝的分上，”勒巴冲动地说，“你想要知道丹东是不是应该活在世上。圣-约斯特，你过来听听，好吗？”
“很好，”罗伯斯庇尔说。“不过，下不为例，我宁愿不要在我屋里为这些事争争吵吵。”
杜普莱一家所有人都出现在沙龙里。他朝他们周围看了看。房间里因为紧张充满了活力；他的皮肤在起鸡皮疙瘩。“这是什么回事？”他轻声地问。“我弄不明白。”
没人吭声。巴蓓特兀自一人站在大饭桌边上，仿佛她正面对某件受人托办的事一样。他弯身，亲了亲她的前额。“要是我知道你在这儿，我会缩短这次愚蠢的争论的。好吗？”
还是没人吱声。看到没别的事情可做，他便拉过一张椅子，在桌边，在她旁边，坐下了。她把自己柔软的小手送给他。巴蓓特怀孕五到六个月了，身子圆圆的，看上去饱满而又漂亮。她比丹东小孩的新妈妈只大了几个月，所以，每次见到她，他都在心里涌起一阵恐惧感。
莫利斯坐在炉火边的一张高凳上，垂着头：好像他已经知道要使他感到丢掉体统的什么事了。不过，此时他清了清喉咙，之后，抬起头。“对我们来说，你一直就是我们的儿子啊，”他说。
“哦，这不来了，”罗伯斯庇尔说。他笑笑，捏了捏巴蓓特的手。“这是个开头，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恐怖剧的第三幕嘛。”
“这件事对这姑娘来说可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啊，”杜普莱说。
“没关系，”伊丽莎白说。她把头低下，脸红了；她那陶瓷般的蓝眼睛被睫毛遮盖得半隐半现。圣-约斯特靠着墙，眼睛半睁半闭着。
菲利普·勒巴在巴蓓特的椅子上摆好了姿势。他用手指紧紧地裹住椅背。罗伯斯庇尔抬头瞅了他一眼。“公民，什么回事？”
“你刚才还在为公民丹东的品格争吵，”巴蓓特轻声轻语地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这不属于女人的专业范围。”
“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观点，可以说嘛。在我看来，女人的洞察力和男人一样。”他朝圣-约斯特恶狠狠地瞟了一眼，要求他反驳。圣-约斯特懒洋洋地笑了。
“我本以为你想要知道我遇到什么事的。”
“什么时候？”
“由她照她自己的方式告诉你。”
巴蓓特把自己的手从他手中抽了出来。手指并在一起，放在雅致的桌布上，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她的脸模模糊糊地映在桌布上面。
“你记得去年秋天什么时候我去塞弗尔的吧？妈妈觉得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所以我就去了，跟女公民帕尼斯待在一起。”
女公民帕尼斯：巴黎代表艾迪昂·帕尼斯令人敬重的妻子：代表是个厚道本分的山岳派的人，8月10号，也就是君主制度被推翻的那天，他严格履行职责，这是记录下来的。
“我记得，”罗伯斯庇尔说。“不是那个日期——日期是十月或十一月。”
“是啊——噢，那时候，公民丹东也在那儿，跟路易丝在一块儿。我心想，去拜访路易丝也好。她年龄跟我差不多一样大，所以，我心想，她也许感到寂寞，要有个人说说话，解解闷。你知道，我一直在思考她非得忍耐什么事。”
“什么事？”
“噢，有些人说，她丈夫为了爱情才娶了她，还有些人说，他娶她，是因为在他与女公民德穆兰打得火热的同时，她还乐意照顾他的孩子，管理他的家事。尽管大多数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女公民最喜欢迪龙将军。”
“巴蓓特，别打岔，”勒巴说。
“于是我就去拜访她，可她不在家。公民丹东倒是在家。他可能是——噢，非常令人开心，也很有魅力。我为他感到有点难过——他是那种好像需要有人跟他说话的人呀，所以，我就心想，也许路易丝不是个很聪明的人吧。他说，留下来，陪陪我。”
“她没意识到，只有他们两人在屋子里吗？”勒巴说。
“是啊，当然——我哪能知道。我们谈呀：谈这个，说那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那么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罗伯斯庇尔听起来有些不耐烦了。
她抬头望着他。“别对我发火。”
“不，当然——我不发火。我听起来发火了吗？对不起。现在，情况是——在你们的交谈过程中，丹东说了些话，你感觉到你一定要汇报。你真是个好姑娘，你在做你认为属于你职责范围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怪你的。告诉我，他说了什么话——然后我才能弄清，应该赋予他的话什么样的分量。”
“不，不，”杜普莱太太淡淡地说。“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对外面发生的事根本就不知情。”
听到有人插话，他把眼睛瞪了瞪。“喏，巴蓓特。”他又一次抓住她的手，或许，他没有做到那一步：他用自己的指尖在戳她的手背。
“说嘛，”她丈夫说：口气比他想要做到的还要粗。“巴蓓特，把发生的事情讲出来嘛。”
“哦，他搂住我。我可不想添什么麻烦——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长大成熟，毕竟——他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头，可是，我心想，当然，大家一向明白，他跟他最令人尊敬的伴侣——噢，我指的是他跟女公民德穆兰做出的那些事儿，我听人家说，他在大庭广众场合就扑在她身上，当然，那不要紧，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格的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尽了最大力量从他那里挣脱开。不过，你知道，他身强力壮，他用的那些词语——我不能重复——”
“我觉得你必须重复，”罗伯斯庇尔说。他的声音僵住了。
“哦，他说，他想要展示给我看看，和在女人身上经验更丰富的男人在一起，会有多好，好得大大超过了与某个思想高尚的罗伯斯庇尔式的处男在一起——后来，他动真格的了——”她的手指头互相交叉着，摆到了面前。她的声音从手指后面传出来，快要听不清了。“当然，我挣扎了。他说，你姐姐艾蕾奥洛莉就不是这么讲道德了。他说，她知道，我们共和派人恰恰需要什么。我认为，那时候，我真的晕过去了。”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勒巴说。他挪动身子：把他的手移到了罗伯斯庇尔的椅背上，就这样，他一边站着，一边看着他的颈背。
“别那样站在我旁边，”罗伯斯庇尔厉声地说。不过，勒巴没有挪动。罗伯斯庇尔朝房间四周望望，他想要一个角落，想要一个角度，想要一个地方，把脸侧过去，保持镇定。但是杜普莱一家人的眼睛从房间的每个地方朝他凝视。“所以，当你恢复神志时？”他说。“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房间里。”她嘴唇颤抖。“我衣服乱糟糟的，我的裙子——”
“是啊，”罗伯斯庇尔说。“我们不需要细节。”
“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让自己镇定下来，我站起来，朝四周围看了看。我一个人都没见到，所以我——我就从前门跑出来了。”
“你是——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你在告诉我，丹东强奸你了？”
“我能挣扎多久就挣扎多久。”她开始哭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
“大概你到家了。帕尼斯的妻子说了什么？”
她仰起脸。一颗不折不扣的眼泪顺着面颊滚了下来。“她说，我一定不能跟任何人说起这事儿。因为这样会引起最可怕的麻烦。”
“所以你就没说。”
“到现在。我本来觉得我一定要——”她又一次伤心得流泪了。出乎意料的是，圣-约斯特靠墙把身子挺直了，斜倾在她身体的上方，拍了拍她的肩头。
“巴蓓特，”罗伯斯庇尔说。“喏，把眼泪擦掉，听我说。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丹东的用人在哪里？少了她们，他没法生活，屋里当时一定有人？”
“我不知道。我大声叫喊。我惊呼——可是，就是没有人来。”
杜普莱太太开口了。肯定，她一直在出奇地忍耐，保持沉默这么久了，现在，她还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你晓得，马克西米连，出了这样的事，这种情况已经糟透了，不过，还有个问题——”
“我确信他的时日不多了，”圣-约斯特说。
这时候，他什么都还没弄明白。“所以，后来，巴蓓特，那天，你不知道——”
“是的。”她又把脸垂下。“我怎么会知道？也许我已经怀孕，我吃不准。当然，我希望我已经怀上。我希望，我怀的不是他的孩子。”
她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他们都已听懂了她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时刻，这层意思由她大声说出来，这倒令他们感到震惊，惊得直喘气。
只有他，罗伯斯庇尔，在克制自己。在这个时刻抵制诱惑要紧：抵制像乞丐要朝被点亮的情绪窗户里看的诱惑一样。“听着，巴蓓特，”他说。“这非常重要。有人向你建议过，你该把这件事在今天告诉我吗？”
“没有。人家怎么会建议？直到今天，这事儿还没人知道。”
“伊丽莎白，你明白，如果这是法庭，我要问你很多问题。”
“可这儿不是法庭，”杜普莱说。“这儿是你家。三年前，在大街上，我救了你的性命，打那之后，我们一直在照顾你，好像你是我们自己的亲生儿子。你姐姐，你弟弟奥古斯汀——你们以前都是孤儿，你们除了兄弟姐妹再也没有旁人，为了做你的亲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是的。”他被打败了，他坐在桌头的边上，面对着伊丽莎白。杜普莱太太挪了挪身子，轻轻地碰了碰他，去拥抱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开始啜泣，啜泣声像钢一样刺穿了他。
圣-约斯特清了清喉咙。“对不起，我要带你走了，不过，警察委员会在一个小时后要跟我们委员会碰头。关于丹东，我草拟了一份初步报告——不过还需要补充。”
“杜普莱，”罗伯斯庇尔说，“你明白，这件事不能拿到法庭上。真的，在有了别的指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恐怕这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在丹东的审判会上，你不能作为陪审员坐在法庭上。我会要求福奎尔把你免去。那样做不公正。”他摇了摇头。“不，那样做不平等。”
“趁我们还没出发之前，”圣-约斯特问道，“你要上楼去拿你的那些笔记本吗？”
杜伊勒利宫，晚上八点钟：“公民，我跟你说话，直来直去，”大审判官说。罗伯斯庇尔把注意力从瓦蒂尔那长长的黄脸上移到了他的手上，然后再移到他那与众不同的手指上，手指正专心于重新分类后摆在椭圆形、盖着绿布的桌上的文件。“我代表你本人的同事，也代表我在警察委员会的同事，跟你说话直来直去。”
“那么请开始吧。”他嘴巴紧闭。他胸口发疼。他嘴里有血。他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你要与我保持看法一致，”瓦蒂尔说，“丹东是个强大有力而且足智多谋的人。”
“是的。”
“还是个叛国者。”
“为什么你要问我呢？革命法庭将会决定他是什么人。”
“不过，审判就其本身而言是件危险的事。”
“是的。”
“因此，每一步都必须谨慎小心。”
“是的。”
“要小心应对每一种可能会对审判过程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瓦蒂尔把他的沉默当成了默许。慢慢地，像原始动物一样，大审判官的手指向上弯曲。形成了一个拳头。击打在桌上。“那么，你怎么指望我们听任这个贵族记者逍遥法外呢？自从1789年以来，假如丹东的历程一直是叛国，你将如何原谅他的亲密同僚呢？在革命之前，他的朋友是叛徒布利索，还有叛徒德·伊格朗汀。不，别打断我说话。他跟米拉波一点也不熟悉——可是，忽然他跟他一起搬到了凡尔赛宫。有好几个月——那几个月，米拉波在策划他的叛国阴谋——他和他从来都是形影不离——之后，忽然，他每天晚上都在奥尔良的晚餐桌上抛头露面。在他就任司法部长那段具有叛国性质的任职期间，他是丹东的秘书。他是个富人，或者说，他活得像个富人——而且，他的私生活经不起讨论。”
“是的。”罗伯斯庇尔说。“7月12号，他领导人民。他掀起了造反运动，然后巴士底狱沦陷。”
“你怎么能原谅这个人？”瓦蒂尔冲着他怒吼道。“一群受到误导的人也许对他还有某种——某种情感上的依赖。”他发出令人厌恶的声音。“你觉得你可以做到放任他自由自在，而他的朋友丹东却在受审吗？仅仅因为五年之前有一次他被贿赂过，要对一群暴民说话吗？”
“不，那不是原因，”圣-约斯特心平气和地说。“原因是他本人对他有种情感上的依赖。他好像把他本人的感情摆在共和国利益前面。”
“卡米尔已经使你成为傻瓜好久了。”比劳德说。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圣-约斯特，你在诽谤我，中伤我。我没有把任何事情摆在共和国利益前面。在我身上没有这样的事。”
“索性让我这么说吧。”瓦蒂尔黄黄的手指头又一次松开了。“没有人可以抵抗人民的意志，就连令人敬佩的爱国者你本人也不行。我们大家都在反对你。你独来独往。你必须向大多数人低头，否则，今晚，就在这个房间，你的事业立马就会完蛋。”
“公民瓦蒂尔，”圣-约斯特说。“签署逮捕令，然后绕着桌子把签字传一传。”
瓦蒂尔伸手去拿钢笔。不过，比劳德的手像蛇一样从洞里游出来；他伸手抢过文件，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姓名。
“他要当第一，”他朋友考洛特解释道。
“丹东是这么专制的皇帝吗？”罗伯特·林德问道。
瓦蒂尔拿回文件，自己在上面签了名，然后顺着桌子把它推开。“鲁尔？”
警察委员会的鲁尔摇了摇头。
“他是有头脑的人，”考洛特暗示道。“应该把他从政府赶出去。”
“也许他只是聋了，”比劳德的手指头戳着纸头。“老家伙，签字吧。”
“如你所说，因为我老了，你无法用威胁来结束我的职业，把我吓倒。我不相信丹东是叛徒。因此，我不会签字。”
“那么，你的职业结束得要比你想的还要快。”
“我不在乎。”鲁尔说。
“那么把纸传给我，”勒巴凶巴巴地说。“别浪费共和国的时间。”
考洛特拿到纸头。对它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签字是为了委员会的团结。没有别的原因。”他把字签好，把那张纸头放在勒巴面前。“先生，过几个星期，在外面过上三个月，你会希望你让丹东因为你把整个城市集合起来。如果你继续跟他对抗，你会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我想，你对这个新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告诉你，先生，要招聘新的亡灵法师。”
“快了，”考洛特说。他从一名警察委员会成员手中一把抢过纸，在上面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给你，圣-约斯特——快，快。”
罗伯特·林德拿着逮捕令。他看都没看就把它递给了邻座。圣-约斯特的眼睛眯了眯。“不，”林德很快说道。
“为什么不？”
“我没必要告诉你我的理由。”
“那么我们肯定要对它们作最坏的理解了，”瓦蒂尔说。
“你感到如此肯定，我真遗憾。你已经让我负责供给了。我在这里是为了给爱国者提供食品，而不是为了谋杀他们。”
“没有必要全部同意，”圣-约斯特说。“如果得到全部同意，那再理想不过了，不过，让我们继续。我觉得，除去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还差两个人的签名。公民拉考斯特，你，下一个，然后，行行好吧，把纸头放到公民罗伯斯庇尔的面前，把墨水朝他那边挪得再近些。”
公安委员会和安全总委员会谨此下令，丹东，（欧雷和洛瓦部）拉克洛瓦克斯，卡米尔·德穆兰和菲利普克斯，以及国民大会的所有成员将遭逮捕，并被羁押至卢森堡，在那里他们将被秘密关押在隔离的囚禁之地。委员会强烈命令，巴黎市长一俟收到本逮捕令，必须立刻履行职责。
商廊，晚上九点：“介绍一下，”丹东说。“就一会儿功夫。”
“丹东——”
“介绍一下。我亲爱的，这是法布里休斯，我的一位老友，属于革命审判法庭的法庭文员。”
“见到你真高兴，”巴雷急匆匆地说。“你丈夫以前给了我这份工作。”
“怪不得你在这里。你懂了吧，路易丝，我常常激发别人的忠诚。现在呢？”
巴雷感到焦躁不安。“你知道，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委员会去。我把第二天的各种命令搜集好。”他转身面对路易丝。“法庭发出逮捕令；我把它们带给福奎尔了。”她点了点头。“我到的时候，门已经锁好。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我心想，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兴许对爱国者有用哩。你知道，我熟悉大楼的情况。我就从后面的一条路进去了，我发现——原谅我——一只锁眼——”
“我原谅你，”丹东说。“你把眼睛对着锁眼，然后耳朵，结果你看到了听到了圣-约斯特在斥责我。”
“你怎么知道的呢？”
“这符合逻辑。”
“丹东，他们一声不吭地坐着，在听他说句句谎言。”
“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有逮捕令吗？”
“我没看到有。他正在说起在国民大会前要当着你的面斥责你的事。”
“那样再好不过，”丹东说。“他想要用他的口才跟我较量，是吗？他的经验呢？他在革命期间的名声呢？”他转身对着他妻子。“好极了。这正是我想要的。这个畜生蠢货已经选择要在我的领地上跟我过招。巴雷，这再好不过了。”
巴雷看上去不大相信的样子。“你要把事情逼到这个地步吗？”
“我要把那个自鸣得意的小畜生钉死在十字架上，把钉子钉到他身上的时候，我会获得最大的快乐。”
“你要熬夜写发言稿了，我觉得，”路易丝说。
丹东笑了。“我老婆还不了解我的方法。不过你可知道，巴雷？我不需要发言稿，我的至爱。我让我的讲话全部从我的脑子里出来。”
“好了，至少要把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事先记录下来交给报纸。充满‘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等等。”
“你在学呀，”他说。“巴雷，圣-约斯特提到卡米尔了吗？”
“我没等下去，我一听到要领之后，就到这里来了。我觉得他不会有危险。”
“今天下午我去了国民大会。没有在那里留下。他跟罗伯斯庇尔谈得正投入。”
“这我听到了。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显得非常友好。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他迟疑了一下。假如他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该怎么问人家呢？
“明天在国民大会上，我要把他抬出来，跟圣-约斯特对峙。想象一下这个情景。我们的人构成了这幅嘴唇干渴的正派画面，看上去好像他刚刚吃过一块牛排；卡米尔拿我们的人开上个把玩笑，然后谈到1789年。这是一种一钱不值的伎俩，但是公共画廊会传来欢呼声。这会使圣-约斯特大发脾气——不容易，自从他养成了他希腊式雕塑的举止以来——不过，我保证卡米尔能做到这样。只要我们的人开始怒吼，卡米尔将会弯腰，显出无助的样子。这样将会使罗伯斯庇尔站起来，我们所有人将会制造出这些巨大的情感场面中的一场。我向来在这些场面上得胜。我现在就要过去——不，我不会。我们今天上午要把这事计划一下。我应该不要惊动卡米尔。家里传来了噩耗。家里有人去世了。”
“不是他的宝贝父亲吧？”
“他母亲。”
“对不起，”巴雷说。“死得真不是时候。他也许不会如此有兴趣玩游戏了。丹东——我觉得，难道你就不能考虑比这危险更小一些的行动吗？”
马拉大街：晚上九点三十分：“我本来可以回家的，”卡米尔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病了？他当时就在这里。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椅子上。他一句话都没说。”
“也许他想不要使你心情不好吧。也许他们觉得她身体会好起来的。”
去年年底的一天，一位陌生人来到门口：一个六十岁左右、器宇不凡的人，瘦瘦的，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一头铁灰色头发，引人注目。她费了老大一会儿才弄清楚他是谁。
“我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的心情，”卡米尔说。“他根本不懂照顾别人的心情这个概念。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懂心情这个概念。”
这是一次短暂的来访——一天或者两天吧。让-尼克拉斯过来是因为他已经看到“旧科德利埃”。他想要告诉他儿子，他是多么羡慕这个地方啊，他觉得终于他做了一件多么正确的事啊，也许他是多么地想念他，有时候想要他回家。
可是当他试着这么做的时候，一种令人极其惊骇的尴尬心情占据了他的心头，好像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因为社交无能而感到脸红一样。他的声音堵在他的喉咙里，因此，当他面对一向喜欢不说话的儿子时，竟然说不出话来。
露西尔心想，这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半个小时之一。法布尔也在那里，像往常一样，为他的命运唉声叹气；但是在这个艰难时刻，一看到老德穆兰，实际上他已经发现他眼里饱含泪水了。她看到，他把泪水轻轻地用手指揩掉；卡米尔也看到了。要是他们大哭一场其实更好，法布尔后来说；难道他们要哭的事情还不够多吗？当让-尼克拉斯放弃要说话的努力时，他们父子拥抱了，以幅度最小的冰冷冰冷的方式。此人有毛病，法布尔后来说：我觉得他心理上有什么毛病了。
当然，这次来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连法布尔都不愿提起。就是你会逃过这一劫吗？这一方面。他们今晚也不能提及此事。卡米尔说，“当你想到乔治-雅克和他妈妈的时候，这就奇怪了。她也许是个无趣乏味的老巫女，可他们总是以某种方式在相处呀，他们总是有联系呀。就像你跟你妈妈一样。”
“差不多是同一个人，”露西尔揶揄地说。
“是啊，不过，想到我和我妈妈竟然还有关系，真是难以置信啊，也许让-尼克拉斯在草丛下发现了我。我把一生的时光都耗在努力使他开心高兴这方面，可我从来就没成功过，不过，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我来了，爸爸，我十岁的时候，我姐姐她们还在读托儿所儿歌的时候，我就能读阿里斯托芬[1]了。是啊，可是上帝为什么给了我们一个有言语障碍的儿子呢？瞧，爸爸，我已经通过所有尽人皆知的考试——你感到开心过吗？是啊，可你什么时候才能赚钱呢？瞧，爸爸，你了解你一直谈了二十年的那场革命吗？那场我刚刚发起的革命。哦，是啊，非常不错——不过，不完全是我们为了你所考虑的那场革命。邻居要说什么呢？”卡米尔摇了摇头。“当我想到耗费在给那个人写信上的人生年华，假如你把它加起来的话。相反，这些年华我本可用来学习阿拉姆语[2]。或者本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或者本可以把我的脑筋和马拉的脑筋合在一起，就他的轮盘赌博系统进行思考。”
“他有个系统，是吗？”
“他是这么说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才如此广泛地遭人诟病，结果连赌场都不会让他进去。”
他们一声不吭，坐了一两分钟。卡米尔的母亲这个话题已经谈尽谈透了。他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他，正是缺乏了解才使得她过世的消息如此令人伤心：是那种已经根据第二次机会算好，可是却又把机会给错过的感觉。“赌徒们，”她说。“我不停地想到埃罗。现在他在牢里半个月了。可他当时知道他们要抓他。他为什么不跑呢？”
“他太自负了。”
“还有法布尔。还有拉克洛瓦克斯将遭逮捕，这是真的吗？”
“他们说是这样。还有菲利普克斯。你不能藐视委员会，你还要活着。”
“可是卡米尔，你已经藐视过他们。最近五个月，你除了攻击委员会外，什么事都没干。”
“是啊，不过，我有马克西。他们不会动我。他们想动我，但是没有他，他们不会。”
她跪在炉火前面。哆嗦着。“明天我派人到农场去多取些木头。”
商廊：“巴雷代表到了。”因为此人站在门口，路易丝顿时就感到害怕了。
现在是一点差一刻，芽月12号。丹东穿着睡衣。“公民，原谅我。用人还在床上，我们自己也刚准备上床。到火这边来，外头冷。”
他跪在余火前面。“由它去吧，”巴雷说。“他们过来抓你了。”
“什么？”他转过身来。“你搞错了吧。法布里休斯·巴雷在你之前到这里来过。”
“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不过，在两个委员会会议上都没有他在场。林德在场。他派我来的。逮捕令已经发出。他们打算在国民大会前不给你听证机会。在那里你将再也不会出现。你将直接到监牢里去，从那里再到审判法庭。”
有一刻，丹东被惊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惊吓使他的脸变成了一张白纸。“不过，巴雷听到圣-约斯特说，他想在国民大会前面要跟我决一死战、分个胜负的。”
“他是这么说的。你怎么看？他们劝他别这么做。他们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他们没有准备让他冒这个风险。他们不是新手，他们知道，你可以在公共画廊掀起一场骚乱暴动。林德说，他感到怒气冲天。他怒气冲冲地出了会议厅，然后他——”巴雷转眼朝别处望去。
“噢，他什么？”
巴雷把手放在他嘴前面。“把他的帽子扔进火里了。”
“什么？”丹东说。代表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迎。他们开始发笑，面带一种默默无语的、克制的、不合时宜的喜悦。
“他的帽子。帽子快乐地闪烁着火光，林德说。他的笔记本来要随帽子一起扔进火里的，可是，就在他准备把它们扔到火里时，一个蒙面的所谓的爱国者从他手里把它们抢走了。哦，他不在乎被人家夺走他的辉煌时刻，我告诉你。根本不在乎。”
“他的帽子！哦，这说明卡米尔曾经去过那里！”丹东说。
“是的，”代表附和道。“要是卡米尔在场，他将是对此最为感激的人。”
之后，丹东想到了自己。根本不是开玩笑，他心想，绝对不是。“可你在说他们已经签署好一份逮捕令了？罗伯斯庇尔也签字了？”
“是的。林德说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至少可以从你的公寓出去，因为他们也许随时都会到这里来。我现在得走了，我得绕过角落走，去告诉卡米尔。”
丹东摇摇头。“随它去吧。让他们睡吧，让他们早上再搞清楚。因为这对卡米尔来说将是一件残酷的事。他将非要面对罗伯斯庇尔，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巴雷盯着他看。“我的上帝啊，你没有意识到，是吗？他不会跟罗伯斯庇尔说的。他要跟你一起被关起来。”
路易丝看到他的身体软瘫下去。他在椅子上，人折叠成了两半，坐着，一只手放在眼前。
两点钟。“我过来，”林德说，“希望发现你再也不在这儿。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啊，你还在痴心妄想干什么？你就是一根筋，要帮他们把你们搞垮搞完吗？”
“这我可没法相信哪，”丹东说。他凝视着奄奄一息的炉火。他要让人把卡米尔抓起来，就是在今天下午，我还看到他们谈得很投入，他样子友好，一直在微笑，哦，十足的伪君子啊！
路易丝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她隔着他们坐着，用手捂住脸。她看到了他的脸，看见意志和力量从他身上耗光了。泪水在她指间往外渗。不过在她脑子里，一个固执倔强的微小信号敲出了它的旋律：你要自由了，你要自由了。
“我认为他们会让我到国民大会前面。林德，就没有人提醒他们，国民大会非要同意才能逮捕我们，国民大会非要解除不给我们听证的规定才行吗？”
“当然有。罗伯斯庇尔提醒过他们。比劳德告诉他，当你被牢牢靠靠地关起来的时候，他们将会获得大会同意。他们都是些非常害怕的家伙，丹东。他们把门闩插上，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就仿佛他们预料到你会随时破门而入，向他们扑过去一样。”
“可是林德，他说了什么？关于卡米尔？”
“我为他感到难过，”林德突然说。“他们把他打倒在地。他们给他一个直接的选择。可是，这个可怜的魔鬼啊，他居然觉得他非得为共和国活着。对他来说，这件事情一过，他的人生将是多么美好。”
“马拉在法庭面前受到指控，”丹东说。“吉伦特派把他逮捕，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是，在他们手中，事情给搞砸了。法庭把他无罪释放了。人民抬着他，胜利地经过了大街小巷。他回来的时候，比以前更强大了。”
“是的，”林德说。不过，他心想，在那些日子，法庭维护着自身的独立。所以，马拉才受到审判；可是，你认为，你得到的将是一场审判吗？
不过，他没有把话说出口。他看着丹东在定神，看到他在鼓足信心。“他们不能掐死我，是吗？”他说。“他们可以逮捕我，但是，他们得要让我开口说话才行哪。好啊，我准备接他们的招数。”林德站了起来。丹东拍拍他的肩膀。“我们倒要看一看，在我弄死他们之前，那些同性恋的东西看起来是什么怂样儿。”
马拉大街，凌晨三点：卡米尔开始谈话，声音稍微比嘀咕声高出了一点，不过流畅，毫不犹豫，仿佛他的部分思想已被释放。露西尔已经哭完了；她此刻坐着，望着他，经历了极端的情绪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麻木和处于催眠的状态，她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隔壁房间里，他们的孩子还在睡觉。外面大街上鸦雀无声。房间里除了这个低声的嘴唇在动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一支蜡烛的光亮，毫无光明。她心想，我们也许跟宇宙切断了，分开了。
“你明白，在1789年，我以为一些贵族会把我刺死。我会成为自由的殉道者，要是那样倒也很好，那样的话，在所有报纸上就会被报道了。后来我以为，在1792年，奥地利人回来了，开枪把我打死倒也不错，这样的话，事情很快就会了结，我就会成为民族英雄。”他把手放在喉咙上。“丹东说，他不在乎他们对他的看法，那些追随我们的人。我发现，我想要得到他们对我有好的看法。不过，我认为我不会获得他们的好感了，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林德说。
“不过，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死在爱国主义错误的一边，被指控为反革命，我却无法接受，无法忍耐。罗伯特，你愿意帮我逃跑吗？”
林德犹豫了一会儿。“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知道没有时间，可是，你愿意吗？”
“不，我不认为我愿意，”林德轻轻地说。“我们都是牺牲者。卡米尔，对不起。”
在门口，林德用一只胳膊搂着他。“到你父母那里去。到早上，这儿就没你待的地方了。”突然，他回过身。“卡米尔，你真要逃跑吗？你真的做好逃跑的准备了吗？别让我崩溃，照我说的去做吧？”
卡米尔抬起头。“哦，不，”他说。“不，我真不想逃跑。我只是考验你而已。”
“为什么？”
“没关系，”卡米尔说。“你通过考验了。”他又一次把头垂下。
罗伯特·林德五十岁。他的年龄显示在他那干枯的行政人员的脸上。她在心里纳闷，人怎么样生活才弄出这么一张脸来的呢。
“天一定快要亮了，”露西尔说。“可还是没有人来呀。”
她希望——希望像扼杀者一样掐住了你的喉咙，使你的心脏乱蹦乱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罗伯斯庇尔推翻了这个决定，他找回了勇气，说服他们不要干，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给兔子写过信，”她说。“我没告诉你。我请他回来支持我们一把。”
“他没回信。”
“是的。”
“他认为我死了之后他可以娶你。”
“那是路易丝说的话。”
“路易丝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没什么。卡米尔？你为什么叫他兔子？”
“人家还在想方设法弄明白为什么我叫他兔子？”
“是的。”
“没有原因。”
她听到下面有靴子在鹅卵石上走动的声音；她听到巡逻停止的声音。也许就是那样，她心想，只是常规的巡逻吧。毕竟现在是他们的巡逻时间。心欺骗人是多么厉害啊。
“有了，”卡米尔站了起来。“让莱特今晚不在，我感到高兴。那是现在朝着大街的那扇门。”
她站在房间中央。她意识到四肢像小狗一般的僵硬。她仿佛无法开口说话。
“你在找我吗？”卡米尔说。她注视着他。她还记得8月10号那天苏鲁死后的情景：他是如何把自己清洗干净，重新回到人声鼎沸的大街上去的。“你应该问一问我是谁，”他对长官说。“你是卡米尔·德穆兰吗，你大概要说，职业记者，国民大会代表，好像也许只有我们两人，非常相像。”
“瞧，现在天色还很早，”此人说。“你是谁，我太清楚了，没有你们两人。假如你感兴趣，这儿是逮捕令。”
“我可以跟我的小儿子道个别吗？”
“只有我们和你一起去才行。”
“我可不想吵醒他。难道我就不能单独有个一时半会儿的时间吗？”
那些人挪动了，在门和窗户前面站好了位置。“上星期有个人，”长官说，“去亲他的女儿，结果脑浆摔出来了。河对面的人从窗户跳出去，从四层楼上掉下去的，摔断了脖子。”
“是的，你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折腾，”卡米尔说。“当国家因为他而把脖子摔断的时候。”
“别给我们添麻烦，”此人说。
“没有麻烦，”卡米尔承诺。
“带些书去。”听到自己用充满虚张声势的声音说出话来，她感到惊愕。“你会感到无聊的。”
“是的，我会带的。”
“那就赶紧带。”长官把手放在卡米尔的手臂上。
“不，”她说。她一下子朝卡米尔扑过去。她用胳膊死死地搂着他的脖子。他们亲吻。“快点，”长官说。“女公民，让他走。”可她搂得更紧了，她把放在她手臂上的那只手支得远远的。过了一会儿，长官把她身体拉开，她用拳头对着他的下巴狠狠地打了过去，感觉到拳头的力量传遍了自己的身体，但是，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因为她的头撞在了地板上。仿佛我是一只苍蝇，或者我是一只小鸟，她心想：我只是被摔远而已，我被掼倒了而已。
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们把他推出了房间，下了楼梯，来到屋外。她从地上坐起。没有受伤，根本没有。她从沙发上捡起一只坐垫，用它抵着自己，她晃了一会儿，眼睛一片空白：她本想大喊出来的尖叫声，她本想说出的爱的言辞，现在都被锁在了喉咙里，像铁一样地被固定在那儿。她晃了晃自己。现在干什么？她得穿好衣服。她得写几封信，再把它们发出去。她得见见每一位代表，每一位委员会成员。她知道，她非得把事情开始做起来才行。她非得行动才行。她晃了晃自己。有大千世界，还有太极世界；有自由和虚幻的世界，那么就有真实的世界，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年复一年地观看着我们所热爱的人在捶打自己的锁链。她从地板上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到这些锁链咬紧了她的肉身。我与你捆在一起了，她心想：与你捆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