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廊的拐角处，丹东饶有兴致地把逮捕令翻了过来，在大声朗读。他行色匆匆。他没问他是不是能跟他的孩子们说声再见，他在妻子的头顶上随便地吻了一下。“我出去得越快，回来得就越快，”他说。“一天或者两天后再见。”在有人监护之下，他轻快地迈着步子出去，来到了大街上。
杜伊勒利宫，早晨八点：“你本来想要见我们的，”福奎尔-汀威尔说。
“哦，是的。”圣-约斯特抬头，笑了笑。
“我们原以为我们过来是见罗伯斯庇尔的，”赫尔曼说。
“不，公民主席：见我。有反对意见吗？”他没请他们坐下。“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们逮捕了四个人，丹东、德穆兰、拉克洛瓦克斯、菲利普克斯。关于此事，我已起草好一份报告。今天晚些时候，我要把报告递交给国民大会。你嘛，从你的角度，为审判做好准备工作，把别的事情放一放，要把这件事当成紧急事务。”
“现在就到此住手吧，”赫尔曼说。“这是什么一种程序？国民大会还没同意逮捕这些人。”
“我们不妨把它当作形式嘛。”圣-约斯特扬了扬眉。“在这件事上，你不会跟我斗，是吗，赫尔曼？”
“跟你斗？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的立场。虽然人人都知道，可是还不能证明丹东接受了贿赂。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件事，证据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丹东推翻了卡佩，缔造了共和国，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免遭侵略。你打算用什么罪名来告他？他缺少狂热？”
“如果你怀疑，”圣-约斯特说，“对丹东有些所谓实质性情况的指控，欢迎你来浏览这些文件。”他把文件推到桌子对面。“你将看到，有部分在罗伯斯庇尔手中，有部分在我手中。你可以不看公民罗伯斯庇尔写的那些与卡米尔·德穆兰有关的文章。它们不过是些借口而已。事实上，你读完之后，我要把它们删掉。”
“这是一派谎言，”赫尔曼边读边说。“胡言乱语，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
“好了，”福奎尔说，“这是平常事。他跟米拉波、奥尔良、卡佩、布利索共谋。以前我们处理过这件事——事实上，是卡米尔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对付。下个星期，要是我们获得快速裁决，我们也许就能加上‘与丹东合谋’。要一个人死，认识他就是犯了死罪。”
“如果丹东开始讨好公共画廊，”赫尔曼问，“我们该咋办？”
“假如你需要把他掐死，我们会给你提供手段。”
“哦，妙极了！”福奎尔说。“这四个被告都是律师，我觉得？”
“嘿，公民，鼓起勇气吧，”圣-约斯特说。“你向来表现出你自己能干。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向对委员会忠心耿耿嘛。”
“是的。你就是政府，”福奎尔说。
“卡米尔·德穆兰与你有关系，是吗？”
“是啊。我认为他跟你也有关系呀。”
圣-约斯特皱了皱眉头。“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样会影响你，让人不安。”
“喏，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福奎尔说。
“那就好。”
“是啊，”福奎尔说。“假如你不想老是喋喋不休地说这事儿，我倒是感激不尽。”
“你喜欢卡米尔？”圣-约斯特问。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刚才声明过，这事儿和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
“不，我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你没有必要回答。现在，你现在把我说过的话回忆一下，这是一件紧急事务。”
“哦是的，”赫尔曼说。“委员会要拼命工作，直至这些家伙人头落地。”
“审判一定要么在明天开始，要么在后天开始。更倾向于明天。”
“什么？”福奎尔说。“你疯了吧？”
“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大妥当。”圣-约斯特说。
“不过，伙计，证据呢，指控呢——”
圣-约斯特用一只手指轻轻地磕了磕摆在他面前的报告。
“证人呢，”赫尔曼说。
“需要证人吗？”圣-约斯特叹了一口气。“是的，我觉得你一定需要。那么去做吧。”
“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叫谁做证人之前，我们怎么能传唤他们的证人？”
“哦，我会给你出点子的，”他转向赫尔曼，“不允许证人参加辩护。”
“一个问题，”赫尔曼说。“你为什么不派一些杀手把他们在牢房里杀了？上帝知道，我根本不是丹东派的人，不过，这么做就是谋杀。”
“哦，喂。”圣-约斯特感到愤怒。“你先是抱怨时间不够，然后，你又用无聊的问题把时间耗光。我到这里来不是跟你闲谈的。你非常清楚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这些事情的后果。现在，下面这些人将要和我已经提名的那些人一起受到指控。埃罗，法布尔，你行吗？”
“文件准备好了，”福奎尔悻悻地说。
“骗子查伯，还有他的同僚巴希尔和德劳雷，两个代表——”
“为了使他们名誉扫地，”赫尔曼说。
“是的。”福奎尔说。“把政治家、骗子和小偷掺合在一起。公众将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因为诈骗受审，其他所有人必然也是因此而受审的。”
“假如你愿意让我继续把话说下去？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帮外国人，弗雷兄弟，西班牙银行家格兹曼，丹麦商人迪耶德里希森。哦，还有部队承包商德·艾斯巴拿克修道院院长。指控罪名都是阴谋、欺诈、囤积居奇、投机倒卖货币、与外国势力合谋。福奎尔，我要把这件事交给你来办。要指控，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都不缺少证据。”
“只指控丹东？”
“噢，现在，那是你的问题。顺便问一问，公民们，你们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吗？”
福奎尔眼睛向下看着。“当然，我知道。空白逮捕令，委员会签署。如果我可以讲出来的话，这是一项充满危险的活动。”
“是的，这是充满危险的活动，是吗？”圣-约斯特把文件翻开，在每一份上面都写上一个名字。“你现在想要看这些文件吗？”他把文件高举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同时轻轻地弹了弹它们，好让墨水晾干。“赫尔曼，这一份是给你的，还有公民检察官，这一份是给你的。”他又笑了，把文件折好，悄悄地放到外套里的一个口袋中。“只是为了防备审判的时候出现差错而已，”他说。
国民大会：会议开场的时候，会场秩序紊乱。首先站起来的是雷让德勒。他形容憔悴枯槁。兴许是街上的嘈杂声把他吵醒了？
“昨天晚上，大会的某些成员已被逮捕。丹东就是其中一位。我目前还不能确定其他几个。我要求，被拘留的国民大会成员们应该被带到下院法律协会去，接受我们的指控或者由我们赦免。我坚信，丹东的双手和我一样干干净净——”
窃窃私语传遍了整个会议大厅。有人把头从演讲者那边转开。当各个委员走进会场的时候，塔里昂主席抬起头来。考洛特的脸好像松耷耷的，从来没有使用过似的：直到今天的表演开始，他才装出了人模人样。圣-约斯特穿了件带金色纽扣的蓝外套，手里拿了很多文件。一阵令人震惊的窸窣声扫遍了整个长凳。警察委员会过来了：瓦蒂尔的脸毫无血色，拉得长长的，眼睛上方裹了块头巾。勒巴的脸神情肃穆。在他们赢得的短暂的沉默之中，他们好像伟大的悲剧家一样，在拖延他，公民罗伯斯庇尔，不可腐蚀之人，进场。在不同层级的长凳间的行距中，他迟疑了一阵，之后，他的一个同僚捣了捣他的小背。
登上讲坛时，他一言不发；把双手交叠在一起，摆在笔记上面。几秒钟过去了。他的眼睛把整个会场巡视了一番，同时把目光停留在那些他并不信任的人身上，据说，停留的时间是两次心跳那么久。
他开始发言：非常镇定，非常平稳。丹东的名字被他高声提起，像是给这个名字附加上什么威望似的。不过，从现在起，这个名字已经毫无威望：腐败偶像要被砸碎。他顿了顿。把鼻梁上的眼镜向上推到了前额。他眼睛盯着雷让德勒，是那种极其慢条斯理的近视的凝视。雷让德勒把他那屠户的巨手，他那曾经割喉、把牛放倒的双手，合在一起挤压着，挤得手指的骨节都发白了。很快，他站了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在说：你误会了我的意图，你误会了我的意图。“暴露出恐惧之人都是犯罪之人，”罗伯斯庇尔说。他从讲台上下来，他那单薄惨白的嘴在微笑和蔑视之间弯成了曲线。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圣-约斯特在念报告，报告涉及丹东党羽的种种阴谋策划。他在起草报告的时候，就已经把被他起诉、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想象过了；他没有修改报告。要是丹东真的就站在他面前，这样的朗读要被来自公共画廊里他的拥护者的咆哮声打断，被他本人自我辩护的吼叫声打断；不过，圣-约斯特在对着空气念。有一阵沉默，这一阵沉默不仅加深了原有的沉默，而且还导致了眼下的沉默。他不动感情地在念，差不多是毫无节奏变化地在念，眼睛盯着他抓在左手上的文件。偶尔，他会抬起右臂，然后，歪歪斜斜地把它放到身体的一侧：这是他唯一的姿势，一种稳定的、机械的姿势。有一回，临近报告的结尾时，他把自己那张年轻的脸抬起，面对着观众，直接对他们说：“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许诺，“剩下的仅有爱国者了。”
马拉大街：“噢，我亲爱的，”露西尔对她的孩子说，“你打算跟我一起去见你的教父吗？不，也许不。把他带到我妈妈那里去，”她对让莱特说。
“你出门之前把脸洗一洗吧。脸都肿了。”
“他也许希望我大哭一场。他也许预料到了。他不会注意我的样子。他平时也不注意。”
“要是那样有可能的话，”路易丝·丹东说，“这地方比我们那里的情况还要坏。”
她们站在露西尔的客厅这个出事的地点。他们拥有的每一本书都堆在地毯上，书背破破烂烂的；抽屉和碗柜全部大开着，已经被人偷窃过。炉膛里的灰烬已经被人小心反复地耙过了。她伸手向上，把她雕刻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那一端拉直。“他们把他所有的文件都拿走了，”她说。“信。一切。就连教堂神父的手稿都给拿走了。”
“如果罗伯斯庇尔同意见上我们一面，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该说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需要说，我会说的。”
“谁会想到国民大会就那样把他们交出去了，毫无抗议地！”
“我原本会想到的。除了你丈夫，没人能够当面反对罗伯斯庇尔。这儿有几封信，”她对让莱特说，“是写给公安委员会每个成员的。圣-约斯特除外，给他写信没有必要。这儿是写给警察委员会的信；这是写给福奎尔的，这些是写给不同代表的，你看到，这些信都写好了收信人。要确保把这些信立刻送出去。假如我收不到任何回音，马克西不愿见我，我就得想想新的办法了。”
在卢森堡，埃罗扮演了慷慨大方的东道主角色。毕竟，这儿曾是皇宫，而不是作为监狱设计的。“秘密孤单又寂寞，难道你觉得不是吗，”埃罗说。“时不时地，他们把我们锁上，隔开，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住的方式还是最惬意的，也最适合交流。事实上，自从凡尔赛宫事件以来，我还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地方。谈话充满睿智，行为举止最优雅得体，女士们请人把头梳好，一天三次变换发型。有正餐聚会。你想要的一切都有——就是缺少武器——你可以让人把它们送进来。但是说话要小心。这里有一半的人至少是线人。”
用埃罗作为“我们的沙龙”所描述的话来说，这些犯人检查新进的人。一个在旧政权时代的犯人把拉克洛瓦克斯结实的身架打量了一番：“这家伙会成为出色的教练，”他评头论足道。
迪龙将军一直在喝酒。他为此辩护。“你是谁？”他对菲利普克斯说。“我不认识你，是吗？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批评委员会。”
“啊。”
“哦，”菲利普克斯说，他意识到了什么。“你是露西尔的——哦，上帝啊，对不起，将军。”
“没关系。我不在乎你怎么想。”将军从牢房的一边晃到另一边。他用手臂搂着卡米尔。“既然你们都在这里，我要保持冷静，我发誓。我以前就警告过你。难道我没警告过你吗？我可怜的卡米尔。”
“你知道什么呀？”埃罗说。“那个偷盗成性的艺术委员会已经把他们的爪子伸到我拥有的第一版本上了。”
“他说，”将军边说边指着埃罗。“驳斥他们提出的指控，他将不屑为自己做辩护。那是怎样一种态度？他觉得这样合适，因为他是一名贵族。我也是。还有，我亲爱的，我是一名战士。别担心，别担心，”他对卡米尔说。“我们会从这里出去的。”
奥诺雷大街：“情况你已经看到了，”巴蓓特说，“有很多爱国者和他在一起，他不能受到打扰。”
露西尔把一封信放在桌上。“从一般的人性来讲，伊丽莎白，你要负责把这封信交到他手中。”
“这不会有什么好事，”她笑了笑。“他已经下定决心。”
在屋子顶层，罗伯斯庇尔兀自坐着，等这些女人走开。她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太阳从一块云层的后面突然冲了出来，之后，她们走到了河边，空气中透发出春天绿树碧草的芬芳。
从卢森堡的监狱中，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这样写道：
我在牢房的墙壁上发现了一道裂缝。我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到有人呻吟。我胆大妄为地说了几句，随后便听到一个穿着便装的病人的声音。他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他，听到我的名字时，他大声喊道：“哦，我的上帝啊，”他重又倒在床上，原来他是从床上把自己撑起来的。那个时刻我才知道，这是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的声音。“是的，我是法布尔，”他说，“可是，你在这儿干吗呢？反革命运动已经来临了吗？”
在卢森堡进行的初步审查如下：
L·卡米尔·德穆兰，律师协会的职业律师，记者，国民大会代表，年龄四十四岁，马拉大街居民。革命法庭增补法官F-J·德尼索；革命法庭书记员代表F·吉拉德；检察官代表A·福奎尔和G·列昂顿列席审查。
审查记录如下：
问：借助于希望恢复君主专制，借助于摧毁全国代表以及共和政府，他密谋反对法兰西民族了吗？
答：没有。
问：他有辩护人吗？
答：没有。
因此，我们提名肖沃·拉嘎尔德做他的辩护人。
露西尔和安莱特到卢森堡花园去了。他们仰面对着房子的正面站着，眼睛在毫无希望地搜寻。她母亲怀里的孩子在哇哇大哭；他要回家。在其中一扇窗户边的什么地方，站着卡米尔。他身后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是张桌子，白天绝大多数时间，他就坐在这张桌边上，为他至今未接到通知却被指控在起草辩护词。四月生冷的风穿过露西尔的头发，把头发从头顶上吹得散乱不堪，歪歪扭扭，像个淹死的女人的头发。她的头在扭动，眼睛还在搜寻。他能看到她；可她却不能。
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在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把我的信捎给你的那位公民回来了，“噢，你见到她了？”我说，如同我过去常对修道院院长劳德雷维尔那样说话一样；我发现我自己正朝他看，好像你的身影一直在别人或者在他衣服的四周徘徊一样……。
牢门关上了。“他说他知道我会来。”罗伯斯庇尔往后倚在墙上。
他闭上眼睛。头发没有敷粉，在火把的光亮下，红得发亮。“我不该在这儿。我不该过来。可是我本想……我没法阻拦自己。”
“那就没事，”福奎尔说。他脸上显示出不耐烦，显示出某种揶揄；这种揶揄到底是针对谁来的，不可能说得清。
“只是他们说的事情而已。”
“没有事。他说，丹东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在幽暗中，他那双蓝绿色的眼睛在搜索般地寻找福奎尔的眼睛。
“我认为，他有一阵子认为，在审判之前，我会过来主动给他提供逃跑机会。”
“真的吗？”福奎尔说。“你不是那种人。他该知道。”
“是的，他该知道，是吗？”他从墙上把身子挺直，然后伸出手，任手指在墙上的石膏上划着。“再见，”他低声说。他们一言不发，走开了。突然，罗伯斯庇尔像死去了一样停止不动了。“听着。”从关上的门后面，他们听到了许多声音在嘀嘀咕咕作响，盖过嘀嘀咕咕的声音的是一阵巨大的而且不是故意发出的笑声。“丹东，”罗伯斯庇尔低声说。他的脸惊呆了。
“过来吧，”福奎尔说：可罗伯斯庇尔还是站着在听。
“他怎么会？他怎么会在大笑呢？”
“你打算整夜就站在这里吗？”福奎尔发问了。跟这个不可腐蚀之人在一起，他向来谨慎小心，做事说话做到正确无误，可是，不可腐蚀之人现在在哪儿呢？偷偷摸摸地在监狱里四处交易，提价格，还有，许诺。福奎尔看到一个发育不全的年轻人，因为痛苦，四肢在毫无知觉地哆嗦，他那沙粒般的睫毛湿湿的。“把丹东的暴民转移到门房监狱去，”福奎尔在他旁边说。“瞧，”他一边说一边把头转回，“你会把他打败的。”
他抓住阿拉斯蜡烛般的手臂，把他从牢房里硬生生地拽了出来，推进了夜色。
司法大楼，芽月13号上午八点：“先生们，让我们直接谈正事吧，”福奎尔对他的两个检察官代表说。“今天，我们让这些形形色色的伪造者、骗子，还有骗子，加上六个声名显赫的政治家，站在审判席上。如果你们朝窗户外面看一看，你们会看到一群群人；事实上，不用看，你们就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一些人，如果处置失当，将会使我们的事业朝着错误的方向倾倒，威胁到首都的安全。”
“没有什么法子把他们消灭掉，这真是件憾事，”公民弗洛瑞尔特说。
“共和国没有为审判提供法官密室，”福奎尔说。“你非常清楚在公众眼里做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不过在新闻媒体中，什么都没有。现在——至于说到我们的这个案子，它根本就不存在。圣-约斯特递交给我们的报告是——噢，是一份政治文件。”
“你的意思是谎言，”列昂顿暗示道。
“是的，确实如此。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毫不怀疑丹东罪大恶极，够得上处以几次死刑，但是，这不意味着他犯有我们现在控告他的这些罪。我们可以弄得出来的证人没有一个不担心，他们会脱口说出，说出一些对委员会极其不利的话来。”
“我发现，你的态度是失败主义者的态度，”弗洛瑞尔特说。
“我亲爱的弗洛瑞尔特，我们都知道，你在这里当公民罗伯斯庇尔的间谍。不过，我们的工作是要揭开肮脏的、辩论一般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为了喊几句口号和几句口头禅。现在，请你考虑反对意见。”
“我接受，”列昂顿说，“说到反对意见，你不是指那些倒霉的、被选中当辩护律师的人吧？”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敢对他们的客户说话。对这些人来说，丹东当然非常有名；他是巴黎最厉害的演说家，而且也是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要高明的律师。法布尔嘛，我们不需要担心。他的案子已有许多宣传报道，不过，所有的报道对他都不利；因为他现在病得厉害，所以他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埃罗要另当别论。如果他放下身段，进行辩论，他将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告他。”
“我觉得你手头有份文件，是与那个女人卡佩有关的？”
“是的，不过，在修改信件内容的时候，我倒认为，不要急于把这份文件拿出来。现在，对菲利普克斯，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他虽然没有其他人那么有名气，但是，我担心，他在态度上决不妥协让步，似乎他并不害怕我们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当然是个头脑冷静的家伙，有点赌徒的味道。我们的线人报告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把整个事情当作玩笑在对待。”
“谁是我们的线人？”
“监狱里面的？一个名叫拉弗洛特的人。”
“我倒是担心你的堂兄卡米尔，”弗洛瑞尔特说。
“还有一次，我们的线人做了有用的观察。他把他描述成一个歇斯底里、神志错乱的家伙。好像他在声称，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卢森堡秘密拜访过他，而且还主动要拿自己的性命为他受到指控做举证辩护。这一定是个荒谬的故事。”
“他一定是疯了，”列昂顿说。
“是啊，”福奎尔说。“也许他真是这样。审判的头几个小时，我们的目的必须是在心理上使他感到惊慌，在气势上使他被吓倒，在精神上使他感到恐怖。这倒不是特别困难，不过，要阻止他不做举证辩护，这才至关重要，因为，记得1789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对他还是有所寄托的。不过，现在，弗洛瑞尔特——我们的优势在哪儿，你愿意说出来看看？”
“时间，公民。”
“说得对。时间对我们有利。自从布利索的审判以来，程序是，如果过了三天，陪审团宣布自己感到满意，那么审判就可以到此为止。这意味着什么呀，列昂顿？”
“在选择陪审团的时候要小心。”
“你知道，你们两人真的干得相当漂亮出色。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吗？”福奎尔掏出他那份革命法庭常规陪审员的名单。“木匠特林查尔德，修鞋匠德斯博瓦苏克斯，他们听上去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平民嘛。”
“可以信赖的人，”弗洛瑞尔特说。
“还有莫利斯·杜普莱，此人可能更加成熟老到吧？”
“不。公民罗伯斯庇尔本人已经否决让他在陪审团中出现。”
福奎尔咬了咬嘴唇。“此人我永远搞不懂。好了，那么，做假发的加雷，他一向配合。我认为他需要获得这份工作，不可能有许多人需要假发。还有卢米艾尔。”他把另外一个名字划掉了。“他也许需要一些鼓励，不过，我们会给他提供鼓励的。”
列昂顿朝检察官偷窥了一眼。
“8月10号勒洛瓦怎么样？”
“好极了，”福奎尔说。他在这个人的名字旁边做了个记号，此人从前是勒洛瓦·德·蒙特弗洛伯特，法国侯爵。“现在呢？”
“我们得把苏波尔毕耶尔加进来。”
“他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两个人的朋友。”
“不过，我觉得他讲究公正原则，”弗洛瑞尔特说。“弄不好他要帮倒忙，助长他们的威风。”
“为了抵消他的力量，”福奎尔说，“我们要把小提琴制作人雷诺丹加进来。”
弗洛瑞尔特笑了。“妙极了。那晚，他把卡米尔打倒在地的时候，我本人就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不过，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只有上帝晓得，”福奎尔说。“雷诺丹，毫无疑问，明显不理智。如果你在法庭上跟我堂兄讲话，你还能记得别喊他的基督洗礼姓名吗？”他对着名单蹙了蹙眉。“我不知道还有谁绝对牢靠。”
“他？”列昂顿一边说，一边用手指。
“哦不，不。他喜欢推理，我们不需要推理之人。不，我恐怕，我们得继续采用由七人组成的陪审团。哦好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进行辩论。你知道，我一直在说话，好像跟什么较量似的。不过，我们不是在这儿玩我们能输得起的游戏。十一点钟，在法庭跟你们碰头。”
“我叫丹东。这个名字在革命时期还算众人皆知。就职业而言，我是一名律师，我出生在奥布县的阿希斯小镇。几天之后，我的住所将会销声匿迹。我住过的那个地方将会成为历史。”
第一天。
“那口气听上去是明显地悲观嘛，”拉克洛瓦克斯对菲利普克斯说。“所有这些都是什么人？”
“法布尔，你当然知道，这是查伯——见到你气色这么好，我真感到高兴——迪耶德里希森，这是菲利普克斯——这是伊曼纽尔·弗雷——你应该跟他们有过合谋吧。”
“见到你真高兴，代表菲利普克斯，”弗雷兄弟当中有人说话了。“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干批评委员会这活儿。”
“啊。”
菲利普克斯在数人头。“我们有十四个人。他们要审判整个东印度公司诈骗案。如果尚有公正存在，这要花上法庭三个月的时间。可我们只有三天时间。”
卡米尔·德穆兰站了起来。“不同意，”他边说边用手指着陪审团。他尽可能说话简洁，希望他能避免说话结结巴巴的情况。
“借助于你的委员会把他打垮，”赫尔曼立刻说。
“我在为我自己辩护，”德穆兰厉声驳斥道。“我反对雷诺丹。”
“凭什么理由？”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性命。我可以请几百个证人作证。”
“这真是无聊的反驳。”
有人大声宣读警察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事务的报告。这花去了两个小时。然后宣读指控。这又花去了一个小时。法庭后面，在齐腰高的障碍物后面，旁观者挤到了门口：门外和沿街都是。“他们说，人们站成的队伍延伸到铸币厂那么远了，”法布尔低声说。
法布尔用一只手摸了摸脸。他瘫坐在扶手椅中，这椅子通常是预留给被告人中的头号人物坐的。昨晚，当犯人被转移到门房监狱的时候，他快不能走路了，两个卫兵扶着他，上了封闭的马车。偶尔，他的一阵咳嗽盖过法布里休斯·巴雷的声音，法庭的这个文员便抓住机会停下来喘气。他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游移到他主人丹东冷漠的脸上。法布尔掏出手帕举到嘴上。他的皮肤看上去既潮湿又没有血色。有时候，丹东转过身来直视着他；再过几分钟，他又会转身去注视卡米尔。在陪审团上方，一柱柱侵蚀性的阳光在黑白大理石上搜寻。午后的时光在慢慢消逝，一圈不该出现的光晕在8月10号雷洛瓦的头上形成。皇宫里，丁香树上的花儿正盛开着。
丹东：“这种做法必须停止。我现在要求获得听证。我要求获得给国民大会写信的许可。我要求任命委员会。卡米尔·德穆兰和我本人希望谴责公共——委员会里的专制行为。”
欢呼的咆哮声把他淹没了。他们高喊着他的名字；他们拍手，他们跺脚，他们高唱《马赛进行曲》。骚乱向后退回到街上，动荡不安和混乱一下子变得如此巨大，气势磅礴，庭长的摇铃声都听不到了；他气急败坏，像是在表演哑剧似的，对着几个被告摇铃，拉克洛瓦克斯对着主席摇晃着自己的拳头。不要慌，不要慌，福奎尔嘴里喊道：当赫尔曼让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的时候，那已是休庭时刻了。犯人被带到下面的牢房中。“畜生，”丹东简洁地说。“明天我要把他们剁成碎肉。”
“出售？我，出售？像我这样的人再高的价格也不够。”
第二天
“这是谁？”
“哦，不是旁人，”菲利普克斯说。“此人是谁？”
丹东瞥了一眼。“这是公民鲁伊艾尔。他是司法部长——或者说，过去曾是。公民，你在这儿干什么？”
鲁伊艾尔和几个被告人一起落座。他没吭声，看上去是被吓呆了。
“福奎尔，你说此人干过什么事？”
福奎尔抬头，瞪着眼睛看看几个被告，然后再把目光转回到他手中拿着的那份名单。在一阵恼羞成怒的嘀咕声中，他跟他的代表们在商量。“可是，你当时这样说过的——”弗洛瑞尔特坚持说。
“我说过传唤他，我没说逮捕他。你他妈的真是自作主张！”
“他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菲利普克斯说。“他不知道。不过他会很快就会想出个什么名堂的。”
“卡米尔，”埃罗说，“我确实相信你堂弟无能。对于刑法协会来说，他真是丢人现眼。”
“福奎尔，”他堂兄问他，“首先，你究竟怎么弄到这份工作的？”
这位检察官在文件中翻来找去。“究竟什么，”他在嘟囔。他走近法官的办公桌。“操他妈的，”他对赫尔曼说。“不过，别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让我们成为笑料。”
赫尔曼叹了口气。“我们大家压力很大。我希望你使用更为得体的语言。就让他在那儿，最后一天，我会命令陪审团说，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必须无罪释放。”
副庭长仲马浑身散发着酒精臭味儿。因为拖延感到无聊了，后面的群众动了起来，好不耐烦，充满了危险。另一个犯人被带了进来。“天堂里的上帝啊，”拉克洛瓦克斯说，“是韦斯特曼到了。”
韦斯特曼将军，旺代战役的获胜者，在几个被告人面前坐好他那好争好战的身躯。“这些究竟是些什么人？”他甩着大拇指跟查伯和他的朋友说话。
“好几个刑事犯，”埃罗告诉他。“你跟他们一起耍奸使诈玩过阴谋。”
“是吗？”韦斯特曼抬高了声音。“福奎尔，我不过是个什么军事小头目而已，是个傻瓜笨蛋，你怎么看？在革命之前，我是斯特拉斯堡的一名律师，我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没有给我指派辩护律师。我没有接受过初步调查。我没有受到指控。”
赫尔曼抬起头。“那是形式。”
“在形式上，”丹东为了取得幽默效果，故意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大家全在这儿嘛。”
几个被告人当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充满懊悔的大笑。这句话传到了法庭后面。群众鼓掌欢呼，一排无裤党派的爱国者摘下帽子在挥舞，他们高唱《法国革命要成功》，而且还在含混不清地高呼“向灯柱律师致敬”。
“我只好要求你们保持秩序，”赫尔曼冲着丹东大吼道。
“要求我保持秩序？”丹东霍地站了起来。“就我而言，好像你只好要求你讲尊严和面子。我有言论权。我们大家都有听证权。该死的混账东西，是我成立了这个革命法庭。我理所当然知道它该如何运作。”
“难道你没听到铃声吗？”
“一个为了性命而受审的人注意不到铃声。”
从公共画廊传来的歌声变得更加高亢嘹亮了。福奎尔的嘴巴在嗫嚅着，可是什么也无法听到。赫尔曼闭上了眼睛。所有公安委员会的签名在他睫毛前面跳起舞来。过了十五分钟，才恢复了秩序。
还是东印度公司的事。检察官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文章可做，所以他们死死地盯着这个话题不放。法布尔把垂到胸口的下巴抬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他又索性由它下垂到胸口。“他该有个医生在身边的，”菲利普克斯说。
“他的医生在忙别的事儿。在陪审团里。”
“法布尔，你不会死在我们手里，是吗？”
法布尔努力挤出病人才有的微笑。丹东能感觉到那种恐惧，这种恐惧让位于他和拉克洛瓦克斯之间的卡米尔浑身僵硬。卡米尔昨天晚上整整一晚都在写东西，因为他相信，最后他们还是会让他演讲的。到目前为止，每当他张开嘴巴，法官们总是恶狠狠地不让他发言。
政府金融专家坎本发言，就利润、就股票证明、就银行操作程序以及外汇规章制度进行举证。在审判过程中，他将成为唯一被传唤到庭的证人。丹东打断了他的讲话：
“坎本，听着：你觉得我是保皇派的人吗？”
坎本朝他那边看了看，笑了。
“看，他笑了。法庭书记员公民，看到了吧，把他的笑容记下。”
赫尔曼： 丹东，国民大会告你对杜姆雷兹表示了过多关照，告你没有揭发他的真实本性和真实意图，告你帮助他实施摧毁自由的阴谋计划，比如，把武装部队开进巴黎，镇压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
丹东： 我现在可以回答吗？
赫尔曼： 不。公民巴雷尔，大声宣读公民圣-约斯特的报告——我指的是，公民传给国民大会以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那份报告。
两个小时。被告人现在已经分成了两大阵营，六个政治家和将军试图在他们和小偷之间保持距离，但是这样做很难。菲利普克斯聚精会神地在听，还在记笔记。埃罗好像沉浸在自己的心思中；人们吃不准他是在倾听法庭上的讲话。时不时地，将军发出不耐烦的噪音，为了让某个观点解释清楚，他在拉克洛瓦克斯耳边发出嘶嘶的声音；拉克洛瓦克斯很少时候能帮他。
群众为阅读的第一部分内容已经感到骚动不安了。不过，随着报告的含义变得清晰，一阵深深的沉默控制了整个法庭，像一只动物回到了它的老窝一样，偷偷摸摸地穿过越来越暗的会议大厅。敲响的钟声表明，报告宣读已有一个小时。赫尔曼清了清喉咙，在他桌子的后面、背对着被告人的福奎尔伸了伸腿。突然，德穆兰的神经啪地断了。他把一只手放到脸上，心想，在那里干什么呢，焦躁不安地把头发往后轻弹了一下。他迅速扫视了在他左右两边的一张张脸。他把一只拳头放在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用嘴挤压着手指的骨节；然后，一边把手从脸上拿开，一边抓住身体两侧的凳子，直到指甲因为用力变白为止。公民罗伯斯庇尔的座右铭在刑事案件中管用：露出恐惧之人就是犯罪之人。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抓住他的手，偷偷地把它们抓到他们身体的两侧。
巴雷念毕，念到最后几个短语时，声音变得沙哑起来。他把文件丢在桌上，一页一页的文件朝外面散开。他累了，假如再有一些文件，他会当场中止，哭出声来的。
“丹东，”赫尔曼说，“你现在可以讲话了。”
他站起来的时候，心想，菲利普克斯在笔记上记了什么内容呢。因为没有一项声明他能把它拉出来，把它大声吼成诽谤中伤；没有一项指控他能把它高举起来，然后把它打倒在地，用脚践踏。哪怕只是一项具体的指控……说你，乔治-雅克·丹东，在1792年8月的第十天确实密谋叛国也好……不过，这是他非得为之辩护的整个事业：整个生命，革命中的生命，反对这种谎言和含沙射影的组织肌体，这种真相的流产。圣-约斯特一定已经仔细研究过卡米尔为了反对布利索而撰写的文章了；那是控告我的技术之如此纯熟的根本原因。他脑子里迅速地想到卡米尔当初对他的事业所采取的干净利落、充满歹意的手段。
十五分钟过后，他找到了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大厅的那种快乐和力量。长时间的沉默结束了。人们重新开始鼓掌。有时候，他只好停下，让喧哗声淹没自己。之后，吸好气，重新演讲，力量比原来更加强劲有力。法布尔教过他，而且教的得法。他开始把自己的声音想象成一件进攻的实物器具，一股千军万马的力量；把自己的声音想象成是来自某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火山口熔浆，在烫伤他们，在煮沸他们，在活活埋葬他们。活活埋葬他们。
一位陪审团成员打断他说：“你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普鲁士人在伏尔美撤退时，我们的部队没有乘胜追击呢？”
“我真遗憾不能给你们说明。我是一名律师。军事情况对我来说是一部尚未打开的书。”
法布尔的手从他椅子的扶手上松开了。
有时候，赫尔曼妄图在关键时刻打断他；丹东则鄙夷不屑地把他压住。听到法庭上的每一次失败，人群中就爆发出欢呼声、口哨声，声调很高的带有嘲讽性的评判声。很多剧院空了；这里成了城市里唯一的表演。表演的就是此刻的这番情景——这是一出表演，而他正好精通此道。此时此刻，他们都在他的身后，不过，要是罗伯斯庇尔走进来，难道他们不会为他喝彩，喝彩到声音回肠荡气的程度吗？巴雷·杜彻斯尼过去曾是他们的英雄，可是，当他们的缔造者在死囚羁押车上哀求宽恕的时候，他们大笑，发出嘘嘘的声音。
第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声音和原先一样雄浑有力。在这个阶段，体力不成问题。像一名竞技运动员一样，他的肺在做他训练过它们该做的事。不过，眼下他没有咬住论点，或者逼出辩论的要点，为了保全性命，他在说话。这是他计划好的、他等待着的、他期盼着的目的：最后的对峙。不过，随着白昼在慢慢地消逝，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在对着一个内心的声音说话，那个声音说，他们容许这样的对峙，是因为问题已经定了性：你就是一个死人。福奎尔提出的问题令他一下子愤怒到了极点：“把告我的人带过来呀，”他高声喊道。“把我的证据，部分证据，一丝一毫的证据拿过来呀。我强烈要求告我的人到我面前来，与我当面对质。要是你把这些人带过来，我要把他们抛到无声无息的地方，他们从那里当永远不会出现。如果你们出来，你们这些肮脏的骗子，我要把你们脸上的面具撕破扯烂，把你们交给人民去复仇去解恨。”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要喝水，可他不敢。赫尔曼坐着，弓着腰，一边看着法律书，一边注视着他，嘴巴稍稍地张开。丹东觉得，好像他省里的所有灰尘全都跑进了他喉咙里，超过阿希斯所有呛人的黄色的乡下尘土。
赫尔曼给福奎尔递了一张纸条。“半个小时之后，我将取消丹东的辩护。”
最后，趁他还能辩护的时候，就是不要给他辩护的机会，他清楚他声音中的力量正在减弱。还有明天的战斗；他可承担不起让声音变得嘶哑这个代价。他拿出手帕，擦了擦前额。赫尔曼跳了起来。
“证人已经累了。我们要休庭到明天。”
丹东咽了一下口水，为了一次最后努力，他抬高了声音。“那时候我再重新辩护。”
赫尔曼点头同意了。
“那么明天我们要有我们的证人。”
“明天。”
“你有我们希望要传唤的那些人的名单。”
“我们有你们的名单。”
群众中的掌声坚定有力。他回望着他们。他看到法布尔的嘴唇在嚅动，扭曲着要表达他的话。“继续说，乔治。假如你现在停下来，他们再也不会让你说了。现在继续，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我的声音一定要恢复。”他坐下，定定地盯着前方。他把领结使劲扯开，“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芽月14号晚上，在杜伊勒利宫：“你大概同意我的看法了，”罗伯斯庇尔说，“你还没有做得很出格。”
“骚乱非要听到才能相信。”福奎尔在房间里踱着步。“我们担心群众会把他们从我们手中抢走。”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尽管放心。事情还没有发生。人民对丹东并没有特别的感情。”
“公民罗伯斯庇尔真令人敬佩——”
“这我知道，因为这些日子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感情。我有经验，我知道该如何判断这些情况。他们习惯了看看场面。仅此而已。”
“要取得进展还是不可能。在他辩护的过程之中，丹东不断地向群众呼吁。”
“这就犯错了。需要的是互相审查。赫尔曼不应该批准发表演讲。”
“要保证他不会继续这样，”考洛特说。
福奎尔点了点头。他记得丹东说过的一个表达：这些三四个正在毁灭罗伯斯庇尔的犯人。“是啊，是啊，当然，”他对他们说。
“假如明天情况不见好转，”罗伯斯庇尔说，“给我们送张纸条过来。我们要看看能帮上什么样的忙。”
“好啊，你能做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