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6. 讽刺刚被封为贵族的纳尔逊的画作， 詹姆斯·吉尔雷， 1798年
当时战争的绝对规模，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一目标，战争使他们穿上制服从军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比例。皇家海军军官的人数从1792年的2000人，增加到1806年的10000人，那时他们有大约40%来自地主家庭，这一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87地主出身的人在英国陆军军官阶层，尤其是在其最上层和最精锐的团中，甚至更为突出。在1750—1800年之间，有124位贵族和贵族子弟在近卫骑兵团、皇家骑兵卫队、第一近卫团和苏格兰近卫团中服役。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这样做的人有228位。88但1793年之后志愿军和民兵兵团的迅猛扩张，甚至比正规军还壮大，这更让在国家和本地具有影响力的几乎每一个年轻或中年英国人都穿上了军装，如果他愿意的话。在1790—1820年间，议会当选的两千多名成员当中，几乎有一半担任了民兵或志愿军军官。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下议院议员是正规军军官，这是1790年之前任何一届议会人数比例的两倍；还有一百多人是海军军官。89大不列颠的最高立法机构不仅成了一个指挥一场争夺领土完整、帝国和财富的世界战争的军事指挥部。它现在从表面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军事指挥部。
图37. 制服的重要性：《多变的人与变化的服装》。1811年伦敦出版的纸片人偶，帮助艺术家应顾客之请绘制穿制服的肖像
图38. 制服的重要性：《习惯塑造人》。一种激进派的 纸牌游戏，伦敦，19世纪早期
贵族的外表发生的这种变化意味深长。就个人而言，军服如果足够华丽并且剪裁恰当，就能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增强其穿戴者的身体给人的印象，而不管他事实上有什么不足。在这一点上，当时“纠正”男性穿着的指南无比坦率。对于一款骑兵军官制服，其中一本指南评论道：
一个无足轻重的头颅被藏在一个威武、饰有羽毛的帽盔当中。外套在各个方向都被衬垫填得很好……由于腰背部用了紧身胸衣，所以收得很紧……然后，在又长又硬、高及大腿，还非常牢靠地添加了两英寸长后跟的皮靴中，根本察觉不到任何罗圈腿或膝盖外翻，因此再加上胸甲和衣服上各种不同的饰带，使其构成了一种有效的掩饰。90
拿破仑时代的印刷品和肖像画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之前或者在这之后，英国军队的制服都没有那样华而不实、那样色彩艳丽、那样装饰丰富或者剪裁如此地紧绷和讲究。而且一个军官所属的团越特别，他的官职越高，他的制服可能就越炫目。从各种意义上讲，他穿得都算是光鲜亮丽。
然而，不管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不管是在大街上或是舞厅中，还是在阅兵场或战场，这些精美和极其昂贵的军服，远不仅仅只是迎合了个人的虚荣心或魅力。它们还有助于把英国精英阶层的成员与其他民众区别开来，而与此同时，又强调了其穿戴者的爱国职责。军服是权力的体现，但也意味着为国家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在北美独立战争之后，有那么多时间和创造力被投入到设计和丰富军服这一事务上。1786年，乔治三世为将军级军官颁布了一套新的国标军服，1793年又为陆军元帅颁布了一套特殊制服；而为下级军官的穿着颁布的第一套规范，似乎可以追溯到1799年。海军军服也得到了相似的关注，海军部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和详尽的制服条例，据此“军中等级的区别变得更加清楚和适宜”。91在1815年和平到来和志愿兵团被迫解散之后，摄政王16精心为宫廷和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以及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各郡治安长官，制定了新的文官制服。92
英国精英阶层的男士在外表上的这场革命，不仅仅只限于拥有军队或文官职务的人。欧洲的每一个精英阶层都注意到了1789年巴黎三级会议第一次集会所带来的衣着和政治灾难，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在那一场合，第三等级的代表身着肃穆的黑色服饰，受到人们的欢呼；而贵族和牧师传统的华丽服装则遭遇了嘲笑或无声的反感。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言：“炫耀卖弄的魔力，对观众已不再有效，他们已经学会了评判为此付出的代价”。93从这时开始，曾经在波士顿到柏林，还有莫斯科到曼彻斯特风行的法式服装、假发、施粉的头发、织锦、丝绸、饰带和模仿的修饰，被越来越弃如敝屣，转而喜好更加柔顺和更加实用的男士服装。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从爱慕虚荣的男士向严肃的实干人士的风格转变过程中，大不列颠似乎显而易见是最早引领这一风潮的欧洲国家之一。早在1780年代，甚至世袭贵族也经常被看到身着一身朴实、具有准军事性和男子汉气概的服装现身上议院：颜色平淡的骑士上衣，白色或淡黄色的马裤或紧身裤，以及靴子。94到19世纪最初期，剪裁极佳但本质上服帖且简朴的伦敦裁缝技术，不但在整个西方世界变得流行，而且在国内还孕育了其自身强大的礼仪规则。事实上，英国高级文官今天还依旧遵循的显然不成文的规范——在伦敦只适合穿黑色、灰色或藏青色服装，褐色或绿色只允许在乡村地区穿着，其他任何颜色对一个绅士而言则完全不可接受——这在19世纪初出版的大量服装指南中，就得到了广泛宣传。95不管是多么正式的场合，贵族男士现在都身穿英国风格的服装——就好像那些忙于公事的人那样。
图39. 骑兵军官制服，罗伯特·戴顿，约1805年
但仅仅看到这一方面还不够。如果要让人们相信英国贵族是爱国者，那么，文化和衣着的变化，就必须要有精英阶层举止行为的变化相伴。在实践中，这并不意味着服务国家再也得不到丰厚的金钱回报，或者裙带关系和挂名闲职的终结。1809年，众议院确定，每年用公款发放的津贴仍然远远超过100万英镑，其中只有8%用来奖励出色服务于公众的人。一年之后，据透露，尽管进行了行政改革，仍然有250名男女在吃空饷。就此而言，用威廉·科贝特的话指责英国贵族及其亲属是“一群庞大的寄生虫”，对他们并没有言过其实。96更加诚实的贵族在他们的私人信函中承认了这一点。前辉格派财政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写道：“过去5到20年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公共美德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私人考虑，而不是爱国原则，驱动着活跃于我们眼前的傀儡”。97波特兰公爵的次子威廉·本廷克勋爵，对精英阶层的动机和期待作了更微妙和更准确的评价。他在1813年写道，服务公众的真正奖赏，是“公众的敬重，如果你当之无愧，你就会自得其乐……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行为。但政府能够给予我公众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即收入和舒适。尊重非常有益于精神，但无益于身体”。换句话说，贵族敏锐地知道看上去很好地服务于公众的重要性，同时常常又急切地渴望尽可能毫不吝惜地服务于自己。本廷克将被证明干劲十足地先后担任了马德拉斯总督（1803—1807年）和孟加拉总督（1828—1835年）。他在任职期间也小心谨慎地聚敛了九万英镑。98
官员和贵族找到不同的方法，来调和个人发家致富的诱惑和公众对诚实公德的强烈要求，令鱼和熊掌皆得。他们许多人成了工作狂，达到了一种让老一代人完全惊讶的程度：“年轻人们的时尚，”霍兰勋爵在1820年代不无迷惑地写道：“就是投身于议会的事务当中”。99对另一些人来说，宗教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动力和理论基础。凯尼恩勋爵是一位托利派高教会成员，他利用他大法官法院的案卷主事官职位，为他的儿子确保了两份收入不菲的挂名闲职，在法庭内宣扬高尚的道德，在法庭外实践积极的基督慈善事业。他毫不留情地处理他遇到的任何一个贵族决斗者和通奸者，并总共向12个不同的慈善协会捐款。他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行事，无疑是在各种事件重压之下必然做出的一种自保行动，正如他自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在法庭上讲述的那样：
人类永远也不会忘记，统治者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生，而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被置于他们各自的位置，去履行他们的职责。100
即使不那么积极信教的公众人物，也承认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和遵守传统的两性道德至关重要。在18世纪初期和中叶，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如博林布鲁克子爵或罗伯特·沃波尔或桑德维奇伯爵等人，曾经有可能炫耀他们养情妇这些事，并且对报刊和漫画刊登这些东西毫不介意地不予理会。但到1800年，英国国内执政的政治家们的风尚是卖弄如何疼爱妻子（在野的辉格派和殖民地官员则总是另一番景象）。斯宾塞·珀西瓦尔、利物浦勋爵、乔治·坎宁、西德默思勋爵、卡斯尔雷勋爵以及罗伯特·皮尔都沉迷于家庭生活。小威廉·皮特终身未娶，是这一潮流最大的例外。但他谨小慎微，终身保持童身。101
更强调无可指摘的私人生活——或者至少表面上这样的生活——是政治家更宏大理想的一部分。对英雄主义的狂热崇拜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它也同样被用来粉饰高级文官对国家的服务。尤其是皮特，一位伯爵的儿子，他非常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专业人士，“对他来说，国事是一种激情，而不是庇护之所”，他成为整整一代英国政治家的楷模，在整个19世纪都影响着官员们的态度和行为。102在他去世之后，皮特俱乐部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各大城市纷纷涌现，其成百上千非常富有的成员每年都在伦敦集会，纪念他的诞辰和传奇：
难道他留给英国人的记忆不珍贵，
他的典范让所有民族妒忌，
一位不被利益或恐惧所左右的政治家，
不被权力腐蚀，不被金钱玷污。
当恐怖和怀疑统治整个宇宙之时，
当掠夺和背叛成为他们的准则肆虐，
是谁，维护了他祖国的灵魂和希望。
这个王国在世界废墟中完好无损。103
《在暴风雨中屹立的领航员》是这首赞美诗的题目，也意味深长地描述了他的政治才能，皮特是后来一系列英国政治家的楷模，像利物浦、坎宁、皮尔、威廉·格莱斯顿，还有成百上千不那么显要的人物，都有意识把他们的职业生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而言，这一溢美之词恰如其分。不仅因为皮特本人的勤勉、高效、财政专长和道德，在一个剑拔弩张的年代，赋予了贵族统治以一副更令人满意的面貌，而且他还率先认识到，这一统治必向能人治国的方向上略作调整。迈克尔·麦卡希尔指出，从美国独立战争到1830年间，贵族人数迅速增加了200多人，使进入上院为国家服务的议员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在1780—1801年间，有35位政治家、法官、外交官尤其是战斗英雄获得了贵族头衔，使他们可以入座上议院；在1802—1830年间，又增加了45人。104
图40. 《威廉·皮特》，约瑟夫·诺尔肯斯，1807年
这一趋势最典型的受益者是阿瑟·韦尔斯利，一个相对没落的爱尔兰贵族的小儿子，他在印度和欧洲的军功，让他先后受封为男爵、子爵、伯爵、侯爵，最后成为威灵顿公爵。在海军中，圣文森特、坎珀当和科林伍德等人，也都凭借他们在海上的表现而被授予爵位，威灵顿在半岛战争中的所有副官，贝雷斯福德、霍普和希尔，也全都如此。某种能人治国的姿态也同样发生在文职领域。刑法改革家塞缪尔·罗米利在1806年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在过去25年里，乔治三世费了很大心思来在所有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和法官刚被任命的时候，就授予他们以骑士爵位，而在1780年之前，“他从来不认为这有必要或合适”。105这里再一次，在司法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统治者已强烈意识到某些事情的重要性，即被目睹奖励那些特别杰出的人才，并把这些人才融入那些只是通过继承获得贵族头衔的人中来。
官方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让人才更容易进入英国政治的高层，倒不如说是为了效率，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现有的秩序，而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来吸纳一些真正杰出的人士。杰出的人才和显著的功勋，被当作酵母来使用。吸收为数不多这样的人，有助于世袭贵族及其子嗣这样的生面团在公众的评价中发酵膨胀。大部分贵族继续主要依靠他们是谁，而不是他们为国家做了什么，来获得他们的爵位。根据最近所作的一个估算，在1790—1820年间，在最活跃的议会议员当中，有超过70%的人根本不是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他们在政府中的突出地位，至少最初，要归因于他们的地产。106大量海军上将也和几乎所有将军和外交官一样，是地主出身。大不列颠的社会和政治优势，仍然主要掌握在其传统的统治者手中。107但因为这些传统人士很多也都能力出众，气宇非凡，因为他们接纳了数量有限的出身贫寒之人才加入他们的队伍，因为他们满足了商业和工业利益的需求，也因为在美洲战争的灾难之后，他们自己显示出愿意修正他们的风格、精神气质甚至他们的外表，所以他们得以长盛不衰。
如果英国人输掉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所有这一切的效果就都会大打折扣。但他们赢了。滑铁卢又恢复了一个对绅士们没有危险的世界。一支由一位公爵领导，并由主要是地主出身、通过买官方式获得任命的人指挥的英国军队，帮助摧毁了一个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皇帝和他的军团。这不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取得的胜利，但滑铁卢战役无疑为旧式的伊顿人及与其同类的人保持了社会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它可以被引用来作为终极证明，证明那些统治大不列颠的人，他们的地位应当归因于他们真正的卓越不凡和恪尽职守，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出身或财产——并最终证明他们确实是英雄。
当然，仍然还有许多人不为所动。然而，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尽管有些地方在继续抨击那些统治大不列颠的人，说他们的权力排外、贪婪和骄横自大，但他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来祝贺自己。他们从美洲战争失败的耻辱中强势回归。他们把法国共和主义拒之门外，并粉碎了国内模仿它的一切尝试。他们在欧洲大陆摧毁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机器。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显著扩张了英帝国的面积。他们还做了一些别的事情：呈现了服务性精英阶层的许多特征，因作为一个服务性精英阶层而赢得了许多信任，事实上，在向能人治国转变的途中所做的让步也并不是很大。他们只向非常有限的少数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人打开了通往权力和上层等级的大门，他们所自觉广泛采用的为国家和大众服务的说辞和表象被证明非常有效。
英国新的精英阶层以一种很有技巧和准军事化的方式穿着打扮自己。他们进入公学和大学的人数比例大大超过从前。他们许多人现在比以前更费尽心思来显得在宗教信仰上一丝不苟，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并把自己打造成在战场上战功赫赫，在国内受到市民英雄主义崇拜的形象。不知疲倦的辛勤工作、完美的职业精神、坚定的个人品德和惹人注目的爱国主义：这就是小威廉·皮特及其信徒宣扬的统治风格，与罗伯斯庇尔及其拥护者在法国大革命时所宣扬的风格非常接近。在这个方面，也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英国统治阶级借鉴了海峡对岸敌人的做法，以打败他们。但贵族风格的这种变化，也受到国内因素的推动，即需要平息国内中产阶级的舆论，并尽可能抵制议会外广泛变革社会和政治的要求。当然，英国精英阶层的延续，需要的东西比我这里已经谈到的变革多得多。它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有效镇压和它在经济和领土上的绝对权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归根结底，一个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和持久性到底能有多长，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让别人——还有他们自己——相信其统治的正当性和统治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精英阶层在美洲战争之后，以一种新的和自觉的方式把其自身与爱国主义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被证明对延续其权威和信心的价值不可估量。
这一时期当权的地主阶级做出改变的意愿和能力，有时被大大忽略或否认。因为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成功地攻克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上层的堡垒，一些历史学家便满足于只关注英国传统精英阶层“不断延续的权力”，仿佛其社会构成上的变化才是令人信服的唯一重要的变化。108然而，我们已经看到，精英阶层在其他许多方向上，尤其是在更重要的英国性这一方向上，确实发生了改变。在18世纪最后25年和19世纪最初25年更是如此，在整个英伦诸岛，高层的全体成员都统一成了一个新的和远远更加完整一体的上层社会。以前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各自为政的地主阶级当权者逐渐融合，他们的成员相互通婚、获得分散在整个王国内的土地、竞争国内和帝国的职位、采取相似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并宣称自己是“国家”——从英国这种意义上讲的国家——文化的保卫者。一位新闻记者在1819年的评论中写道：“贵族和绅士的举止在整个王国内都变得极为相似”。109
通过这种方式成为更加单一的精英阶层，英国上层人士不但巩固和强化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优势，也有助于影响英国性将要呈现的面貌。公学、猎狐、对军事英雄主义的狂热崇拜和对一种独特的“男子汉气概”的狂热崇拜、相信高贵庄严的府邸也是国家遗产的组成部分、喜爱统一的制服：英国生活中所有这些富有特色的成分——其影响在今天依然犹存——是在美洲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在贵族的推动下才第一次变得显眼。而且从另一个和相关的意义而言，这些年也见证了大不列颠内部权力的调整，同时重塑了作为英国人的内涵。这个时期可以看到英国统治阶级的形成，同样是在这个时期，还可以看到英国君主体制也呈现出了许多特征，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爱国的重要性，这些直到20世纪仍旧安然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