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有大量证据显示，雇主、地主和牧师运用了他们的影响力来说服工人和佃农加入志愿军团。（尽管也存在雇主禁止他们的工人加入志愿军这样的证据，因为参加部队的训练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从工作中抽出时间。44）例如，在苏格兰的整个中洛锡安郡，在1798年每七个符合条件的男人就有一个在志愿军团中服役。但在爱丁堡东南大约六英里左右的达尔基斯区，实际上其土地全都属于巴克卢公爵，那里男性居民登记作为志愿兵的比例相当高，几乎两个中就有一个。45这样心甘情愿取悦当地土地巨头的做法在苏格兰最为显著，但决不仅仅只限于那里。英格兰的地主对他们的佃农施加了大致相当的压力，此时英格兰的牧师们正利用他们对于教区居民的传统影响力以号召居民加入军队。“受人尊敬的莫顿先生很高兴地告知特雷弗先生，”贝德福德郡一个牧师相当谄媚地写信告诉他的副治安长官，“在礼拜日，当对教区居民发表了一次演说之后，年龄17—55岁之间的所有男人，总共有103人，高唱《上帝保佑国王》和三声欢呼，志愿入伍服役。”46
然而，如果认为大量志愿兵是违背意愿被驱赶着拿起武器，或者因为他们想要奉承讨好居高位者，那就错了。首先，这会忽视常常包含在其中的个人算计的因素。法律规定志愿兵可以不参加民兵抽签。因此，对于一些人来说，加入志愿军必定即使不是一个让人舒适的选项，至少也是所能得到的最好的选项，一个受人欢迎的机会，可以与他们的朋友一起在兼职军团中服役，而不是被迫加入有着更加严格的纪律和与常规军联系更为紧密的民兵。而且尤其对于零售商和店主来说，可能死在或者伤在法国人手中的风险，被真正确定无疑的挣钱的机会所抵消。志愿军团不仅仅只是准军事组织。客观冷静地说，他们也是现成的健康男性的消费者群体，这个群体需要不断供给衣服、鞋、食物、饮料和装备。彼得·劳里这个东洛锡安郡小农场主的儿子，无疑就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劳里在1790年代初刚开始工作时，是在一个印刷厂里当学徒。但他为了家人的福利而对当地激进的政治显示出太多的兴趣，并很快就被派往伦敦去创造他的财富。他的确做到了。在成为一个马具商后，他加入了首都的一个志愿军团。“我非常讨厌当兵”，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但我从来没有让自己错过任何可以增加我产业和名誉的事情。”47他以特别折扣向他的同伴销售鞍具和制服的腰带，并进而利用他与军队的关系，从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兵团那里获得有利可图的订单。劳里是一个典型白手起家的人，以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和伦敦市市长的身份结束了他的生涯。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与劳里一样抱着机会主义的动机，虽然不一定像他那样迅速而非凡地成功。布里斯托一个志愿步兵军团在1790年代的人员构成对于这一点展示得非常清楚。48这个军团几乎很少吸引这座城市中众多的书商、学校教师和奢侈品商；也不包括多少受雇于航海业中的人。但加入其中的845人里，有1/6每天都以销售食物和饮料，以当贩酒商、杂货商、屠夫、酒馆老板、面包师等诸如此类的职业谋生。还有80名布里斯托的志愿兵是鞋匠、亚麻布商、缝纫用品商、裁缝、羊毛商、帽商和袜商。此外队伍里还有不少于13个理发师在其中服役。这些小商贩中有一些无疑是出于对他们的城市和国家的眷恋而来当志愿兵的。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将会意识到，他们在部队中的伙伴，也是潜在的客户和顾客。他们甚至会对如下现实情况十分敏感，即志愿兵同伴们也需要吃吃喝喝，也需要挥霍金钱来买时髦的新制服和理发，以取悦他们的军官并给女人们留下好印象。在这个国家中积极的投资，对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也如对于其他许多英国人一样，是有所回报的。
然而，虽然我们认识到有一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加入志愿军队伍，而其他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或者出于顺从，或者因为他们感到了某种形式的胁迫，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重复当时一些更为富裕之人的高傲态度。詹姆斯·吉尔雷不能想象和理解他们，使得他把这些志愿兵斥为只不过是容易受骗的乡巴佬或者自私自利的庶民，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我们不能对普通人的进取和充满活力的精神、自然而然想要保护自己家庭的精神所起的作用轻描淡写，仅仅因为那些经历这样感情的人碰巧大部分都是穷人。所有证据都显示，那些身为劳苦大众的志愿兵，和那些不是劳苦大众的志愿兵一样，可能是被各种各样不同的动机所打动，而不仅仅只是由于直接的诱因，或者因为来自上面的压力，也可以是出于本能，出于理想主义，出于对他们家园热切的关注，出于他们的年轻而加入志愿部队。
到19世纪初，有将近55%的英国人都在25岁以下，这一点有着重大影响。49从绝对的角度而言，更多年轻、没有结婚的人比以前更容易找到，他们急切、憧憬、渴望得到战斗的机会（可能尤其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并且极为在意在朋友和爱人眼中不被看作一个懦夫。对于英雄壮举以及这一时期在爱国主义艺术和文学中被如此高调宣扬的男性进取心的狂热崇拜，在大众民谣和歌曲中也同样明显。例如在这首纽卡斯尔的歌曲中，对于和平快点到来的渴望与期待击败法国的意味带着躁动地混杂在一起：
矿工们炫耀的队伍在前进，
我们是内心勇敢而又坚强的人，
上帝毁灭法国，我们如此强壮；
我们将射杀他们每一个人，棒极了：
上帝会撕碎我的衬衣，如果我踌躇犹豫，
把他们摔向深渊，
像我扔一块煤那么快……50
似乎还有一种可能，一些英国人至少加入志愿军不是完全因为他们如此渴望为某种特殊的东西而战，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想战斗—仅此而已。
当一个志愿兵参加战斗这一前景可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体制被认为是非官方的。我们所拥有的所有在这期间和英国的早期战争中反对常规军和民兵征兵的群众暴动的记录都意味着，专横的强迫是最令人愤怒的因素。当抓壮丁的队伍闯入社区，通过武力把人掠走，或者当人们通过抽签的方式被选为民兵，为此穷人得不到任何补偿的方式，就总是伴随着痛苦的怨恨和常常暴力的反抗。但是群众定期的抗议，正如拉纳克郡在1797年反对民兵征招的暴动一样，他们的行动不是由相当程度的不忠或者不愿意参加战斗所激起的：
在联合王国的这片区域，并不缺乏足够多自愿和高高兴兴前来保卫国王陛下的身体和政府、反对所有入侵和叛乱的人，只要国王将武器高兴地交给那些没有什么服役困难的人，如同交给这些请愿者一样，对他们一视同仁地征兵或抽签决定服役者。51
在前一年林肯郡反对民兵的暴动中，我们也听到了大致相同的话，他们反复高喊着：“法国人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会与他们战斗。为什么绅士们不站出来？我们将和他们一起战斗。”52我们承认这些人可能有从最能够接受的角度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自然而然的想法，但这些说法似乎也的确有一些真实的成分。穷人们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们不会被迫加入。他们也不愿意为了富人能够安全地蜷缩在家里而去送死。但他们大多数人也不会不采取行动，任由法国入侵而不加以反抗。在1798年，后来又在1803年，国家的统治者都是请求他们服役，而不是强迫他们服役。那些成为志愿者的人常常发现他们与来自许多不同社会背景的邻居相伴，因此，穷人们不会感到只有他们在被迫独自承受军事动员的重负。在1803年，蒙默斯郡的马亨区的几百个强壮的男人组成的志愿军团，在这一点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成员从一名绅士，到一位律师的书记员，到一群农民和农业劳动力，一直覆盖到平常乡村贸易的所有行业，再到十个在当地铁厂工作的人。53
一旦入侵威胁的直接刺激削弱之后，不同社会和职业群体之间的这种群情激昂的合作就很少再继续。到1805年年底，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许多英国人离开了志愿军团，或者拒绝再参加每周的军事训练，或者开始相互争吵或者与他们在本质上也是非职业者的军官争吵。因为志愿军团不受军法约束，除非是在入侵真的发生的时候，这种混乱被证明很难消除。54但是随着恐惧和肾上腺素作用的持续，这些军团的志愿属性，就像他们在社会上广泛的召集范围一样，被证明对加入它们的那些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作为它们赖以建立之基础的对于家乡强烈的情感也同样如此。
像1914年的人们一样，1798年和1803年的人们受到这样的承诺激励而参加志愿军，即他们可以与来自他们本村和本郡的朋友和亲戚们一起服役。在可能参加志愿军的人周围做工作的每一个牧师和学校教师都得到郡治安长官的教导，反复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这些人可以“享有不被编入常规军、民兵或者国防兵的任何团、连或者军团的特殊优待，而只会与他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们一起服役”。55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实践中，强烈的地方忠诚并不妨碍高效的全国范围内的动员。相反，如同在以后的战争中一样，他们成了基石，更广泛的爱国主义响应被从中唤起。被邀请和他们的亲兄弟、表兄弟、酒友、工友们一起拿起武器的人，不仅被这样结伴战斗的场景所鼓舞，如果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加入的话，他们还会感受到来自同伴的压力。因此，蒙默斯郡一家铁厂的主管写道，他相信“我们2/3以上的人都是真正的志愿兵——其他人是在别人的影响下，或者是怕被别人嘲笑而加入的”。56
但是至少在1798—1805年之间，加入志愿军的首要动机不是伙伴关系，或者野心，或者贪婪，或者害怕被人认为不像个男人，或者来自上面的胁迫，而只不过就是害怕法国入侵。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大不列颠不像俄国、瑞士、荷兰、西班牙、波兰或者意大利和德意志各邦国一样，它从来没有受到法国军队的蹂躏。这里从来不需要在1807年之后发生在普鲁士，或者更多地在1808年5月2日之后发生在西班牙的那种为了争取解放的爱国战争。在这些国家，男人和女人们都被卷入保卫他们的家园、家庭和文化的战斗，因为不抵抗的残酷代价就是亡国或者征服。英国碰巧逃脱了这些残酷的被迫之事。但是，活在当时的那些人们感觉不到这样的结果会出现的任何保障，记住这一点至关重要。相反，平民防御努力的绝对程度，连同宣传的力度，还有知道了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使得焦虑和强烈的预感几乎不可避免。
图68. 反入侵宣传画，1795年
我们从当时的日记中得知，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武力入侵英国的梦魇是多么经常出现，敌人事实上已经登陆的谣言多么容易在轻信和担惊受怕的人们中间找到滋生的土壤。诗人约翰·克莱尔是来自北安普敦郡的一个穷苦劳工的儿子，他在1803年刚刚10岁，后来他回忆了他村子里的人是多么“深陷”遭受入侵的恐惧之中。他们如何聚在一起：
晚上在他们的家门口谈论着1745年叛军抵达德比时的抵抗，甚至在间歇的时候还会听听，以为他们听到了在北安普顿的法国“叛乱分子”用加农炮把它攻陷的声音。57
为撤退而做的准备，村子街道上等着运送妇女、儿童和体弱多病的人远离战场的长长的马车队，当地牧师和治安官混乱的指示，这些都使神经高度紧张，那些指示催促人们“为每个人准备一身换洗的亚麻衣物和一条毯子，在床单中把床铺裹好，并带上你所拥有的所有食物”，以准备好在命令下达的时候撤离或者战斗。58
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英国人必定会加入志愿军而不会太多地算计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根据法律，五港同盟26（多佛、黑斯廷斯、海斯、新罗姆尼、拉伊、桑德威奇、锡福德和温切尔西）的男性居民都被免除了民兵抽签。因此，在他们的案例中，不存在这些人将加入志愿军当作一种温和选项，以逃避更为苛刻的民兵服役义务的问题。但这些港口依然有超过50%符合条件的男性人口——5000人以上——在1804年加入志愿部队。59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似乎足够清楚。五港同盟在英格兰东南海岸连成一线，最容易受到可能爆发的法国入侵的攻击。他们的志愿军必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急切地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大不列颠不那么暴露在法国面前的地区，对于紧急情况的感知程度也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志愿军，远远超过了当局要求或者规定的人数，尽管事实上这些多出来的志愿兵被明白无误地告知，他们的服役不会使他们免于征召民兵的抽签。
有波拿巴这个可怕的人物威胁着他们，那些贫穷的英国人，甚至比那些富人更有可能被吸引到军队中服役，不仅仅只是因为担心，还因为其所具有的刺激，因为一种冒险和大戏即将开幕的兴奋感，因为一套免费、崭新的彩色制服的引诱，也因为军乐所激起的强大诱惑。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时候大部分人所听到的声音范围是多么的有限。音乐课、音乐会和室内管弦乐演奏的对象被限制在富裕的极少数人之内，绝大多数男女在节日和婚礼的时候只能勉强使用人声演唱、教堂钟声可能还有跑调的小提琴声。所以当征兵的队伍带着他们的管乐器、鼓和铙钹来到小村庄的时候，其效果直接而又强大。约瑟夫·梅耶特，一个来自白金汉郡非常可悲也很聪明的农夫，在1803年报名参加了他家乡的民兵，因为他有一次被征兵队伍的军乐队吸引而不能自已，在音乐的指引下，他走向了自己的宿命，完全就像跟着穿花衣的吹笛手哈姆林走的小孩子们一样。60具有启发性的是，正是从声音的角度，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描绘了在1806年全国范围内参加志愿军活动的影响：
每一个城镇……都是一个要塞——在一个地方，你可以听到一些学习打鼓的年轻人敲出的“归营号”，在另一个地方，你可以听到横笛在练习一些进行曲或者民族曲调，而且每天早上5点，军号响彻街道，唤起志愿兵们进行两小时的操练……然后你听到一把步枪砰、砰、砰开枪的声音，或者步枪齐射的震天声响，或者远处大炮的轰鸣。61
被洪亮和令人振奋的声音包围着，装备着崭新的制服以及新奇的长矛和步枪，被灌输着法国在其他国家压迫和实施暴行的故事，并被不断告知，只有他们可以阻止类似的恶行降临在他们自己的海滨，他们自己家的城镇或者乡村，显而易见，一些劳苦大众在志愿军队伍中，看到了一扇通向更广阔和更有生气的生存方式的窗口。对于他们来说，前来保卫大不列颠提供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去尝试干一点大事，有一些微小的机会逃离单调乏味的日常义务，并且成为一个一时重要的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想过。就天性而言，他们这样想的时间似乎也不可能太久。但无疑，这样的人在所有社会阶层都的确存在，而且尽管他们的声音在那之后几乎都被忽略，但在《领土防务》反馈表中的确响亮和清晰地出现过，并被编撰他们的人一字不差地记录了下来。“给我一把剑和一把手枪”，一个来自埃克塞特的马车夫在1803年强烈要求；“我会摧毁法寇（原文如此）”，一个农夫夸口说；“如果旁拿巴（原文如此）来了，我会做各种事情来让他后悔”，另一个声称；“我会择断（原文如此）这些法国食蛙者的翅膀”，一个以挖花园谋生的人说；“如果法国人来了，我会手握战斗的剑”，一个苦力发誓。62
图69. 《乐队》，托马斯·罗兰森
这些戏剧性的言论令人遗憾并具有启发性。在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几乎很少有人有机会手握刀剑，更谈不上学着如何去使用它。但是民族危难显然给了人们一个像这样幻想和满怀希望憧憬的机会，一个登上舞台去表演的机会。在这一瞬间，他们可以想象他们自己像许多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那样——是惊天壮举的执行者，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是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他们乐此不疲。一个工人把这描述为“对于荣耀普遍的渴望”，63勇士的浪漫生活和期待像英雄那样死去，这对该社会阶层的人充满了诱惑，同时也对当时在寄宿学校和牛津与剑桥大学的贵族青年们充满了诱惑。并且因为身处战争中的人们很少有人是完全理性的，难道不是么？
民众承担义务的政治学
从下往上看，有许多条道路可以让人作出拿起武器反抗法国的决定。从上往下看，重要的不是这些个体承担义务的主要动机，而是征召志愿军在总体上的成功。正确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的最好的方法，是回顾詹姆斯党人在1745—1746年的入侵，这大概是该时期英国政府唯一面临的另外一次严重威胁。64在那次事件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苏格兰男性人口中大多数人没有采取积极行动来支持查理·詹姆斯·斯图亚特，但也没有作出努力来阻止他的前进。相反，大多数苏格兰人待在家里，等着事件出现转折；大多数威尔士人也同样如此。在英格兰，对于小僭君入侵的抵抗很强烈，但并不均衡，在城镇和受到严重威胁的北部比乡村地区和南部更为激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大约55年之后所发起的民防努力，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它所吸引的绝对人数——大约有50万名平民志愿兵——而在于整个大不列颠都作出了积极反应这样的事实。并不是每个地区都作出了同样程度的反应。但每个地区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
从组织的角度而言，1745年和1803年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伦敦的当权者在后一时期越来越高的亲民性和成熟性，并且出现了一个更加团结统一的英国统治阶级。如果伦敦没有能够利用整个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英格兰的郡治安长官、副长官和地主们对于当地的了解和权威，它永远也不可能有序组织出如此大规模的国内防御措施。这两次入侵危机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大的区别。在1745年，大不列颠还危险地处在内战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苏格兰高地人是为了实现王朝更替才拿起武器，而苏格兰低地和英格兰军队是为了阻止他们而投入战斗。但是在1803年，威胁被证实完全来自国外，而没有来自国内。有50万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工作人口，被吸收到国民防御当中，并且政府还给他们发放了武器。在1801—1804年间担任首相的亨利·阿丁顿指出，其结果便是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得到成功更新：
在政府方面，是作出把武器交到全体人民手中的决断，在人民这一方面，是作出果断接受它们的决定……这被证明是一个双重保险，以及一个双重的誓言。在政府方面的誓言是，他们将永远不再作任何与宪法为敌的尝试。在人们这一方面的誓言是，他们理解并且珍惜它的卓越非凡；他们将坚决拥护它，并且下定决心要去保卫它。65
这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但把枪炮交到来自大不列颠每个部分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们的手中，当局曾经冒了相当大的危险，这倒是真的。他们曾经放弃了在法国大革命刚爆发时所采取的对于民众参与的压制态度，至少在有一段时间是如此。甚至这种压制态度的发起者威廉·皮特，在1803年也准备作出让步，他说“有一段时间……把武器交到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手中曾经是危险的……但这样的时刻现在已经过去了。”66显然，作为回报，英国的志愿军已经证明了他们领导者的信心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企图利用他们的武器和军事训练来发起叛乱。他们甚至未曾试着去使用它们——像在美国革命期间在爱尔兰组建的新教徒志愿军团那样——以要挟伦敦作出政治让步。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做，而这样人数众多的志愿兵，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标志，标志着在最后的时刻，在面临来自境外的极度危险的时候，未经改革的英国政府依赖其大多数居民的积极顺从。
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否认有大量英国人反对他们国家的政治秩序，反对其在经济上的苛捐杂税，反对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公平，并且反对其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一时期有着不均衡但却广泛的不满之声。但这些人中大多数贫穷和（或者）不满意的人似乎并不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多地认为，法国的入侵是对他们国内的问题富有吸引力的解决方式。当这样的入侵似乎最有可能的时候，英国当局证明他们有能力动员比他们自己的预期规模远远大得多的志愿军。当然，这些群众士兵从来都没有真正经受考验。但是在各种错误的法国登陆警报响起的时候，大不列颠各个地区的民兵和志愿军团都在可靠忠实地结集，其速度之迅速和全体的一致性，意味着这些业余士兵和爱国劳动者将与拿破仑的军队展开即使可能不一定非常成功，但也激烈和血流成河的斗争。我们现在知道法国在这个时候对于西班牙、俄罗斯和德意志各邦的入侵，几乎没有受到当地居民张开双臂的欢迎，相反还遭遇了激烈的群众反抗。67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假定，英国的民众，不管他们可能有多么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政府，会作出任何不同的反应——尤其是因为英国在战时针对大众的宣传，并不仅仅只是把与法国的冲突当作一场保卫君主或者财富甚至民族独立的斗争来呈现。
相反，爱国主义语汇十分精心地将战争重新描述成为了自由而反抗军事暴政的圣战。“拿出你们被自由和勇敢的精神所激励的样子，这曾经是威尔士英勇国民的性格特征”，一位来访的高级将领对哈弗福德韦斯特的志愿兵这样说。68“我们是为保护整个地球免受野蛮的军事专制的枷锁而战”，伯明翰的志愿军在一次集会中宣示。而在入侵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候，从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传来了公众的宣言，这一宣言意味着这种呼吁在感觉上是多么的强烈：
我们憎恶君王的专制暴政。我们更憎恶共和的专制暴政……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会屈服于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政府。
共有19322人在上面签字。69即使是在许多激进主义者眼中，早在1803年之前很久，就已经不再把法国当作解放者和没有经过改革的欧洲各国的楷模。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人在英国人的想象中又回复到了他们在过去常常呈现的样子：在国内是高度集权的政府懦弱的牺牲者，在国外是军事侵略凶猛残暴的支持者。70新教徒和自由主义鼓吹者开足火力的自鸣得意，被再一次拿来反抗海峡对岸传统的敌人。
然而，这些国民防御措施的累加效果远远大于传统做法的效果。群众武装的规模和持久性对于英国社会的改造性效果，其研究才刚刚开始起步。尽管志愿军团在1808年之后被残酷地解散，被一种新型的地方民兵组织所取代，但在181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仍然有大约35万人参与了国民防御。此外，可能还有多达50万之众的人在欧洲和帝国的常规部队中服役。71在大不列颠，也和在其他主要的欧洲强国一样，在政府主持下的军训，而不是在工厂中的劳作，或者成为激进政治组织或者非法工会的成员，才是工人阶级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最常见的集体生活体验。在这里，也和在欧洲大陆一样，是战争的压力而不是工作经历或者政治革命的示范，可能才具有改变生活、观念和期望的最显著的潜力。诗人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27在这个时候仍然还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了在1800年经受了战争改造的政府：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吗？每个人都被号召采取行动；每个人都感觉他作为一个国民的重要性超过了他个人的重要性；上层和下层还有中产阶级全都变得像政治家一样；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而雅各宾主义是自然的结果。让我们不要被言辞所欺骗。每一个政府，只要在其中的所有居民，不管财富多寡，都被发动起来执行某种公共精神，这样的政府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雅各宾主义的政府，72
因为拿破仑从来没有成功地入侵英国，这被证明是一个过于得意的预言。但是柯勒律治的本能仍然是正确的。考虑到动员的规模，普通英国人所持有的关于其政府、关于其国家以及关于他们自己的国民重要性和身份认同方面的一些观念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图70. 反入侵宣传画，1803年
这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些志愿保卫英国的人常常经历了比在和平时期更多的事情。从他们被组织的方式而言，志愿军团总是地方而不是全国性的机构，被从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征召，并且由同样相邻的非专业人士指挥。但是当局试图确保把志愿兵团与更大范围内的忠诚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只效忠于一个村庄，或者一个郡，或者甚至只是构成大不列颠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个。在1802年之前，每一个志愿兵都被要求宣誓效忠，同时忠于国王和忠于新教信仰，在那之后，则只需要忠于国王；而战时的宣传引导每一个志愿兵都把自己看作英国自由的保卫者，并且把英国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73从1798年起，所有志愿兵都必须同意为他们的整个民防区服役。在1803年8月之后，范围被进一步拓宽，要求每一个志愿参军的人在参军的时候都要明白，他可能会被送到大不列颠的任何一个地方去战斗。民兵部队像常规军部队一样，总是被从这个岛国的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其理由是，人们在一个与他们没有任何个人联系的地方，很容易让他们不再那么自由散漫。因此，当局有意派遣英格兰的民兵部队去镇压苏格兰1797年的反民兵暴动。他们许多人都被派驻在爱丁堡周围，数量这样多的英格兰工人出现在那里，其新鲜的程度，足以引起报刊评论的关注。74
在这个案例当中，战时人员的调动影响了许多的人，而不仅仅只是这些士兵自己。市民们，尤其是那些住在驻军城镇的人们，发现他们自己突然和经常要与那些拥有不同口音和方言、不同文化背景和休闲方式、来自完全不同地方的英国人接触。例如，萨福克郡的小市镇伍德布里奇，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接待了不少于22个不同的团，包括戈登高地人团和来自林肯郡、沃里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团。75这样持续不断的调动对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们的身份认同感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有人可能会猜测，随着士兵和民兵们交了新的朋友，或者与他们驻扎地的女人亲密交往，或者只是决定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在英国的一个新地方迎接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回到他们所来的地方，这时必然会有新的感情依附关系形成。而且还有一些证据显示，更富有思想的人们在军队服役的大范围调动中，找到了一种定义他们是谁的新方式。以来自白金汉郡的贫穷民兵约瑟夫·梅耶特为例。76我们知道他，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读写能力的人。他在孩提时代学会了阅读。并且在民兵随后教会他如何写字之后，开始写自传。通过这一页页非凡的文献，我们可以洞悉一些对几十万来自这一阶层的人而言都必然完全真实的一些东西：即，军事调动有能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和他看待英国的方式。
梅耶特不是一个从容不迫、说话滔滔不绝的爱国者。他在民兵的服役被证明是一次令人郁闷的经历，害他得了天花，并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让他在和平到来重返农村安顿生活时，非常不健康和无所寄托。然而，尽管这样，被卷入为战争进行的组织活动中，无疑是他生命里最激动人心和随之逐步成长的经历。在他的传记当中，他分配给描述入伍之后每一年生活的文字量，就陡然增加到了此前生活记录的两倍还多。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全新世界的开端，是一段新体验开始的时候，是他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是他可以——在一个支持他的民兵指挥官的帮助下——接触到政治方面书籍的时候；而这也是他远离他自己位于昆顿的小村子去旅行的时候，远远超过了他在任何其他环境下曾经期待去旅行的距离。他的军事驻防让他沿着整个南部海岸到达了德文郡，然后纵贯英格兰直至诺森伯兰郡，最终，经由利物浦到达爱尔兰。直到他在1814年10月从那个国家回家的时候，他才最终领悟到了他是哪国人，通过与他所不是那些人相接触而被迫认识到：“23日，我们在英格兰故土的海滩上安全地登陆。”77
我并不认为梅耶特的例子是有代表性的，他也并没有经常想到英格兰；他的传记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过大不列颠。但在军队服役对这样一个人的影响，需要进行透彻和富有想象力的重建，特别是因为平民去当兵像其他形式一样可以在最广泛意义上被当作一种政治教育。
英国当局自己做了一些零星的努力来使志愿兵政治化。每一个有自尊心的军团都有它自己的旗帜，装饰以激起情感的地方和民族性符号，由当地的要人显贵或者他的妻子呈交，其时还会有滔滔不绝的关于战争正当性和法国人失道的长篇演讲。在国王的生日，以及其他爱国纪念日，志愿兵们都会行进到当地的教堂或者小礼拜堂去听一场特殊的布道，或者立正站在满是尘土的乡村广场上，在围观小孩子们的傻笑和一往情深的妻子和女友们的崇敬的眼光中，聆听分区长官或者他的部下鼓舞士气的讲话。例如，在1801年，每一个志愿军团的指挥官都收到了一份印好的关于英国最近在埃及取得军事成功的简报，并被指示向他们的部下大声朗读这份简报，“因此所有列兵都将被一种竞相效法的可敬精神所鼓舞，并热切渴望他们自己在为国服役的时候出类拔萃。”78
图71. 约瑟夫·梅耶特曾驻防地点
然而，对于这些人当中的部分人来说，这些军官传诵捷报的日子，一定没有参加志愿军和民兵服役所提供的与众不同的战友之情更令人印象深刻。与职业士兵不同，志愿兵和民兵不是所有时间都受到严格的军规约束。他们并不总是待在部队和营房中，在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官的看管之下，逐渐被注入与所在团合而为一的认同感。而与此同时，他们兼职的士兵生涯，又教会了他们团结一致，并使他们能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一些志愿军团设立了委员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一个紧张的众议院议员在那时把他们称为“带枪的议会”。其他一些志愿兵在热烈讨论选举他们自己军官的权利。79还有更多的人以积极帮助他们任何一个陷入困境中的战友来展示他们的团队精神。当切斯特一个名叫丹尼尔·杰克逊的志愿兵在1803年被皇家海军非法紧急征召的时候，他的战友——他们占了那座城市男性人口总数的1/5——与其他市民一起，用武力把他解救了出来。80同样的事件甚至在为了支持纪律远远更为严明的地方民兵而把志愿兵团解散之后还在继续发生。在1809年5月，一个在诺维奇地方民兵第三西部团服役的士兵在阅兵点名时抱怨地回答了一声“在，我们的肚子饿扁了。”他被迅速关到禁闭室，而他的整个连队也同样迅速地把他从那里营救了出来。81
与这些孤立的事件相比，当局更担心的是在许多时候，志愿军不仅仅只是展示了相互之间的团结，而且展示了与当地穷人之间的团结。在苏格兰北部、英格兰的中部和南部，志愿士兵参与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挑起了抢食物的暴动，或者在命令他们去进行镇压的时候，完全予以拒绝。伍尔弗汉普顿志愿军团的一个发言人告诉地方官员，说他们加入志愿部队，“是去保卫他们的国王和宪法，而且他们把这样的奉献看得很神圣；但他们从来不想为不人道的压迫者提供安全保障，而同时穷人们还在富人中间忍饥挨饿。”82德文郡的一些志愿军团在1801年食物严重短缺的时候，采取了相同的路线：“他们宣布他们将为他们的国王和祖国而与共同的敌人作战，但认为他们在被命令去支持国内地方长官执行他们不赞成的任务时，有权利拒绝提供援助。”83这些平民志愿兵的态度毫不含糊地清楚并且完全符合逻辑。作为英国人，他们愿意团结在一起反抗来自国外的敌人。但他们没有必要加入对他们自己同胞的镇压行动。
伟大的军事史学家约翰·福蒂斯丘，一个贵族的儿子、哈罗公学的忠诚校友、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荣誉理事、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图书管理员和获得维多利亚勋章的第二级爵士——因此，不是一个明显的民主主义者——把这一事件当作一个显著的证据，有效地证明了志愿军团很容易堕落为“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84军队指挥官和焦虑的众议院议员在那时说的话完全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的。从职业标准来说，志愿兵的纪律涣散，更接近于一群散兵游勇而不是一支军队。作为兼职的士兵，他们不得不住在他们所保卫的社区。因此，可以预见，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觉得他们被迫与当地的贫民站在一起。如果脱去他们的制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穷人。然而，志愿军团所发起的这些断断续续的抗命，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完全是非职业士兵。志愿军团的抗命之所以发生，也因为这些志愿兵的身份：也就是说，是一群来自所有社会阶层、所有宗教派别和所有政治观念的英国人的大杂烩。
在面临极度困境的时候，英国政府被迫要求所有英国人的支持——不仅仅只是英格兰人，或者英国国教徒，或者拥有财产的人，或者持保守观点的人，而是全体英国人。从聚集全国范围内的支持来反对外敌入侵的角度而言，这一号召被证明出乎意料地成功。例如，在响应它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以前通讯会的成员，通讯会是那些在1790年代为成年男子积极争取选举权的工匠联合会。85这些压力集团中最大和最激进的一个，即伦敦通讯会，在1798年伦敦警察驱散其最后聚会的时候，实际上正在讨论它的成员在那个时候应该加入哪个志愿军团。86志愿军团和民团也吸引了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来充当普通士兵和军官，这些人有充足的理由希望英国政府被加以改革，但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希望看到它被法国入侵。
通过这种方式把大不列颠各个地区和各个宗教派别的各个社会阶层、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召集起来保卫它，通过不加区别地把他们都当作爱国者来对待，当局显然承担着鼓励如下诉求的风险，即要求在日后进行政治变革。他们故意要冒这样的风险，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别无选择。一个其正式的政治权力被集中在少数有产者手中的国家，一个每15个成年男子中可能只有1个人拥有投票权的国家，除了指望其居民大众来赢得战争和保持其独立性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法国革命的这个头号敌人自己也使用了革命性的方式，以取得获胜的机会，并确实得以生存下来。“如果我们雇佣大量民众来进行我们的国内防御”，英国的一名军官在1803年给一名政府成员的信中写道，“只有出于保卫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性，才能借助这一同样的权宜之计，法国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成功地利用了这做法。”87这一点正中要害。为了击败法国人，英国人被要求效仿法国人，其对旧体制所提出的挑战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改革者和大臣们一样，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萨缪尔·班福德这个兰开夏郡的织布工人和不信奉国教者使政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他向威廉·科贝特指出，政府的民兵和志愿兵名单，将为每个郡成年男性的数量提供绝佳了解，这些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赢得投票的权利。88如果所有成年男子都值得为大不列颠而战，那么他们是不是当然也有权利参与到其政治中来？科贝特当然这么认为。在1816年，他印刷了一篇最畅销的演讲辞“致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工匠和劳工”，敦促他们为其属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欢呼庆贺，这个国家充满了繁荣和富有的标志：
如果没有工匠和劳工，他们没有人能够生存……他们是人类的同一个阶级，都必须，用他们的武器，来保卫它的安全和提高它的名望。头衔和数量惊人的金钱已经被赐予无数海军和陆军军官。我们并不质疑这一切的正当性，我们或许可断言胜利将由你们来赢得。89
正如科贝特所理解的那样，大不列颠在与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期间对广大群众的武装，提供了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爱国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一种对那些威胁英国的外国军队进行反抗的不列颠集体独立性的认同——可以暂时平息社会分歧和其他差异。但为此需要付出什么，何时付出？那些展示了他们参战意愿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他们应得的回报？英国的每一个爱国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具有权利的公民？
图72. 《英国大力神，或者约翰牛扛起的和平秩序》， 1816年，一幅激烈讽刺和平代价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