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战地日记》作者：闾丘露薇
作者: 闾丘露薇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11-8-1
页数: 296
定价: 36.00元
ISBN: 9787511215116
内容简介
本书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利比亚采访见闻。在这本书里面，记录了在采访过程中，在利比亚东部地区，遇到的利比亚人民，他们对于这场冲突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因为这场冲突所遭受的影响，以及对于未来的希望。
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作者努力用客观中立的方式进行记述，用一个第三者的姿态，来观察这个地方发生的变化。本书讲述的是记者在当地每一天的所见所闻，用日记的方式呈现，每一天遇到不同的人，事态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每一天也在不断的变化。
透过这些记叙，作者希望向读者呈现，在纷繁的国际事务中，不同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如何在利比亚以及中东的变革中，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也希望让读者看到，稳定的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是如何的重要，战乱，冲突，人民总是最大的受害者。
作者作为在美国反恐战争打响之后，第一个进入阿富汗采访的华人记者，2003年伊拉克战争，第一个进入巴格达采访的华人女记者，在书中也进行了纵深的比较，希望透过这些观察和记录，尝试让读者看到，国际关系在过去十年发生了不少变化，也因为这样，面对像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所发生的变革，任何政府都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国家利益。
作者简介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著名记者，资深媒体人。复旦大学哲学学士，香港浸会大学大众传播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者。曾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进行现场报道的唯一一位华人女记者，而获得中国观众极大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著作有《我已出发》、《行走中的玫瑰》、《不分东西》。
Day 1 出埃及记
利比亚地图
在中东国家的陆地边境过关，一直觉得需要足够的耐心。这次也是一样。
站在埃及边境站的办公室门外，看着我们三个人的护照被放在桌上，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官员拿起一本翻了很久，我猜想可能是在找我们的入境图章，这让我产生一些担心，因为我的护照已经差不多盖满了，即便是我自己，要找到从开罗入境的图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非常的仔细。
结果，他把护照放下，开始从身边的窗口接收一叠叠的埃及护照。这些都是在利比亚工作的埃及人，根据利比亚政府的数字，有一百万人，军事冲突开始到现在，他们还在陆续地撤离利比亚的不同城市。
边境站办公楼门口，一批孟加拉国难民正在示威，他们高举着用纸皮做成的标语牌，上面写着：“we want bus.”（我们要巴士。）这些难民已经在这个边境站滞留了差不多两个月。同样的，在突尼斯和利比亚边境，一批孟加拉国难民等待着孟加拉国政府派出巴士，把他们接到市区，登上返乡的飞机。只是，和那些同样滞留在边境站的非洲难民一样，他们的政府无法像中国政府那样，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撤侨行动。他们没有财力，也没有能力，似乎还缺少动力。
办公楼内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孟加拉国大使馆”，旁边则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标志。边境站外有一辆大型的流动厕所，上面醒目地写着联合国难民署，里面相当的整洁，不过只是提供给女性使用。当这些来自非洲的女性难民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们很有礼貌地用阿拉伯语和我打招呼。从外表上看，她们的状态还算不错。旁边的办公楼下，难民署的工作人员正在派发午餐。虽然三餐不是问题，但是这种住在墙边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面的日子，不知道还要过多久。
看着那位官员似乎根本不打算处理我们护照的样子，我开始焦急，开始敲打玻璃。终于，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的官员走了过来。我指着那三本远远地放在桌边的护照，请他是否能够快点处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三本护照会不会被混淆在其他护照里面，再也找不到。看着这些官员工作的样子，实在觉得会有这样的可能。
通过办公室的玻璃窗，看到那个年长的官员，拿着我们的护照，和那个年轻的官员比划着。很快，这个年轻的官员拿着护照走了出来，不再带有笑容，很严肃，目光穿越过我，直接和我身后的我的埃及司机用阿拉伯语说话。我听不懂阿拉伯话，但是因为里面有VISA两个字，我有些明白，应该是说我们没有签证。我想解释，持香港特区护照进入埃及，本身就是免签证。但是，司机很怕事地拉扯我，让我跟着他离开。从进入这个办公室开始，司机一直很小心地站在一边，不敢和官员对话。看到我忍耐不住的样子，他会在一边朝我挥挥手，示意我不要着急。
跟着司机上了二楼。因为他只会几个英文单词，所以我无法搞清楚，是说我们没有埃及签证，还是没有利比亚签证。虽然我们是离境，但是根据我旅行的经验，比如坐飞机的话，航空公司如果发现你没有下一站要去的国家的签证，是可以拒绝你登机的。但是我们要去的是利比亚东部，这里已经被反对派控制，再说，所有的记者都是这样进入利比亚的，因为很难从正规途径取得利比亚签证，前往首都的黎波里。
二楼显然是这栋楼里面最高级别官员的办公室。当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我想敲门，司机马上制止我，看得出来，他很怕因此惹得这名官员不高兴，把事情弄得更糟。
官员的电话很长，眉飞色舞了大约十分钟。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另外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显然他们是认识的，而且有事情要谈。还好，两个人讲了一半，官员终于把头转向了我们。司机向他解释了情况，递上我们的护照。他看了一眼封面，然后在我们的出境表格上写了一行字，边写边用英文向我们解释：“香港是免签证的。”
我自然陪着笑脸，反正这样的情形遇到了太多次，第一线的官员经常无法分别中国护照和香港特区护照，在找不到签证之后，总要花费不少时间进行解释。也许，对于这些出入境官员来说，他们实在是分不清楚，为何一个国家会有两种不同的护照，而且待遇还不太一样。
走到楼下，我实在是担心自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于是让司机把护照再交到那个年轻官员的手上。也许是因为有了上级官员的批注，司机显得底气足了很多，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唯唯诺诺。
看着他面对官员的样子，我颇有感触，至少说明在埃及，普通百姓和这些官员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平等。这样的场景我并不陌生，在中国的不少地方，人们不也是用这样的神情对待那些公职人员的吗？即便这些公职人员正在做的，只不过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他可以毫无理由地把你撂在一边，不加理睬。当然，这里不算过分。最让我心惊胆颤的，还是每次在莫斯科机场过关，我所知道的最长一次记录，是我的一名香港同行，过关的时候被晾在一边，长达三个小时无人过问。这一点，中国边检的进步真的好快，不管态度还是速度，表现都是一流的，每次过关的时候，我总是要在打分机上摁一下。当然，我从来没有经过陆路边检，不清楚那里会是怎样的。
年轻的官员取走了护照，依然把它放在桌上。负责盖章的那位年长的官员，依然没有采取任何动作的意思。他还在埋头处理那些埃及护照。这回是司机忍不住了，推推我，让我去找那位年轻的官员。我心里暗笑，看来司机的忍耐同样也是有限的，所以已经不再担心我可能冒犯官员。还好，也许是对自己刚才犯的低级错误感到有些愧疚，这名年轻的官员很快把盖完章的护照拿了出来，交到我们手上。
接下来，要找前往班加西的车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有很多利比亚的车等候在边境上。冲突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进入班加西的记者越来越少，除了像我们这样去替换已经在班加西的同事的记者，倒是离开的越来越多。特别是今天，传来了两名摄影记者在米苏拉塔被炸弹击中的消息，一大早，就有不少记者被总部要求马上离开。
找到了一辆埃及出租车，可以带我们进入利比亚边境十五公里的地方，据说那里有很多到班加西的车辆。那是我见过的最破旧的一辆出租车，没有玻璃窗，甚至没有门把手，开门需要司机利用特殊的技巧。之前我觉得见过的最破旧的出租车应该是在古巴的哈瓦那，我还记得坐进那辆车的时候，头撞到了车顶，因为没有想到车身要比正常的车辆低很多。和哈瓦那的那辆在城市里面咯吱咯吱行驶的出租车不同的是，这辆车看上去虽然更加破烂，开得却一点也不慢。
利比亚关口开了两个窗口。出境的门口排满了人，看上去应该是离开此地的利比亚人，正在等候盖离境的图章。入境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份表格，需要手写护照号码、名字，以及出生日期，算是一个记录。我很好奇，里面没有要求写签发护照的国家和地区，光凭这些资料，如何统计有哪些人进入了利比亚？当然，我的这种担心应该很是多余。
我和我的同事的护照上，盖上了利比亚的入境章，但是，看不出这个图章到底是代表利比亚政府还是班加西的过渡政府。总之，和之前进入利比亚的同事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这次算是合法入境了。
当我的这辆绿色的、没有门把手的车到了目的地，马上有十多个司机拥了上来，他们知道生意来了。出租车司机帮我们选择了一个看上去颇为斯文的司机，抄下对方的电话，然后打通埃及司机的电话，让我报平安。我终于明白，我们埃及的司机帮我们找到这个出租车司机之后，两个人在那里说了好久，然后交换电话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方法其实并不能够保障我们的安全。在我看来，在这样陌生的地方，运气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人不淑，真的是运气不够好而已。所以，我很相信自己看人的第一感觉，特别是在选择长途司机的时候。而且我也相信，友善地对待别人，总是会有好报的。过去十多年的经验也证明，在陌生的地方，我总会遇到乐于帮助自己的人。
从边境到班加西差不多八百多公里。看沿途的建筑，利比亚这一边，要比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边境的二百多公里显得富裕一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会有一百多万埃及人，选择到利比亚工作。因为石油的关系，利比亚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利比亚的人口只有六百多万，这也使得它成为人均拥有土地面积最高的国家之一。
司机在路边的一家咖啡馆停了下来，帮我们一人买了一杯卡布奇诺。二十多年意大利的殖民统治，让这里的人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语言里面也总是夹杂一些意大利语。咖啡馆的外墙是橙色的那种，很有一点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风情，这和我们在离开亚历山大前往埃及边境的路边停留的咖啡馆很不一样。那家很明显是做游客生意，有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糕点，太阳镜，围巾，价格显然是专门针对游客的。为了抵挡进入利比亚之后的风沙，同事买了一条阿拉伯黑白格子的方巾，结果花了八美元。我笑他，这个价钱应该和H&M这样的商店差不多了。到了班加西，发现几乎所有需要的日用品都可以买到，大家很是为自己之前的判断感到好笑，还有点不值。
咖啡很浓郁，比埃及的那家咖啡馆要香滑好多。当时我们已经觉得，在我们从开罗开始赶了四个小时的路程之后，那杯热咖啡已经很不错了。总是要有比较，才会知道好的东西好在哪里，而总是需要有下一个尝试，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见识和体验还是太少。
司机拿着我带的地图建议，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走撒哈拉沙漠中的近路，不走海边。我发现，很多时候，身体语言，手写的数字，还有一两个英文单词，足够让语言不同的人们对一些重要的事情进行商讨，并且作出决定。这是在陌生的地方，一直让我觉得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一进入沙漠，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一开始很小，飞扬的沙子是透明的，像天上漂浮的云彩。很快，身边的景物变成了橙红色，可以听到沙子拍打在车窗上的声音，眼前就像飞机飞入了厚厚的云层当中，什么也看不见。我侧过头看司机，他偶尔皱皱眉头，看不到任何其他的表情。每次我们从沙尘暴中走出来，都会相视大笑一下，然后很快又会钻进另一个沙尘里面。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持续这样长时间的沙尘暴，只有一个担心，就是不知道我们这辆车的油是否足够。我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汽油，或者是汽车出现故障，而瘫痪在撒哈拉沙漠中间的公路上。我不觉得到时候，会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还是相信：运气。
虽然这只是一辆韩国的二手车，但是在海边的公路上，司机一直保持着160公里左右的速度。好几次，我都感觉我们快要撞到前面的车了，但他每次都能够从容地踩离合变换档位，然后相当顺畅地超过前面的车，扬长而去。从边境到班加西的公路上，绝大多数是韩国和日本的二手车。这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一样，到处都充斥着来自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二手车。亚洲的二手车比美国二手车好的地方在于，驾驶的里程毕竟要少很多，也因此显得保养得好一些。在美国城市的二手车市场，虽然可以找到价格相当便宜的二手车，但是看看跑过的里数，再看看外表，总让人觉得这些车不该再出现在公路上。当然，这些被看不上的车，最终会出现在利比亚、博茨瓦纳这样的非洲国家，还有阿富汗、蒙古这些贫困或者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地方，它们是这些原本应该报废的二手车的最佳去处。这些地方的人，并不在乎这些车的好坏，而在乎是否有一辆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车，不管是怎样的车。
Day 2 初到班加西
班加西广场的英雄纪念碑
每当一个地方出现战乱，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后，记者们蜂拥而至，总会有一家或者两家酒店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类似新闻中心的地方。新来的记者不需要感到担心，只要住进对的酒店，很快就能够进入工作状态。
2001年采访阿富汗反恐战争，我从塔吉克乘坐直升机到了北方联盟的基地，一个距离喀布尔四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谁都对喀布尔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印象，就算是和我们同行的经验丰富的两位英国记者。对于绝大多数记者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反恐战争，很少有机会去关注阿富汗这个地方。不过，我们都知道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因为那是记者们的聚集地。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但是知道这是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个目标。我和我的同事携带的设备太多，只能够分坐两辆出租车。我们约定，最终在洲际酒店会面。
这次的目的地是班加西的乌祖酒店。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闻中心，大堂放了一块巨大的黑板，过渡政府如果有记者会，就会在黑板上写上时间，地点就在乌祖酒店里面。互不相识的记者们显得非常友善，我们抵达的第二天早上，刚刚坐下准备吃早饭，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西装、典型记者装束的男子走过来，声音很腼腆：“打扰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记者，外面的黑板写了，麦凯恩九点钟在高等法院那里有个活动。”我低头一看表，不到十分钟九点。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英国一家媒体公司的工作人员，协助过渡政府协调媒体采访。
昨天晚上刚刚抵达班加西的我，对于整个城市还没有任何方向感，不过职业习惯让我知道，这是自己不应该错过的采访机会。趁着这名同行绕场一圈通知完所有吃早饭的人再次经过我身边时，我叫住他，询问去高等法院需要多长时间。“五分钟，坐出租车，他们都认识。”从他有些诧异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意识到我是新到的记者，因为新闻中心就在那里，身为记者，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本来就打算吃完早饭去新闻中心，因为需要办记者证。和在的黎波里不同，那里的记者算是受到利比亚政府的邀请，可以办理签证。也因为这样，活动范围只是在酒店里面，只能够参加政府安排的集体采访。在班加西，则是从埃及边境过来的拿不到利比亚签证的记者。到过渡政府的新闻中心申请一张记者证，只不过显得正规一些。事实上，采访的过程中，很少有人会检查记者的证件，尤其是我们这些外国人长相，拿着摄影器材的人。
酒店门口排满了出租车，这个时候，外国记者是这个城市最好的顾客和雇主。在酒店大堂，坐满了等候雇主一起出发的司机、翻译，或者是在寻找工作机会的当地人。他们绝大部分很年轻，看到陌生面孔出现在酒店，就会上来询问是否需要翻译或者司机。
这同样很像在喀布尔，我的翻译就是在洲际酒店找到的，当我们在酒店等候同事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走上来，询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翻译。这当然是我们最需要的。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尤其是当地人英文水平不高的地方，翻译成为我们和当地社会连接的一个重要桥梁。当然，这些翻译的英文水平非常差，在阿富汗，他们都是自学成才，依靠听美国之音广播，而在利比亚也是一样，因为卡扎菲并不鼓励民众学习英文，特别是在1986年卡扎菲遭遇了美国的轰炸之后，民众一直被教育要向西方社会宣战。从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开始陆续取消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卡扎菲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利比亚人才有机会接触到西方世界。而互联网，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都成为利比亚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英文也成为年轻人渴望学习的语言，他们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就通过英语广播以及电影和歌曲来学习。
当我们赶到高等法院，麦凯恩的车队已经到了。很像是在拍电影，麦凯恩在过渡政府副主席的陪同下，参观这个现在已经成为类似于埃及解放广场的地方。现场有二十多个拿着利比亚国旗和美国国旗的民众在那里示威，麦凯恩则和这些示威者握手交谈，从镜头上来看，场面很是热闹。
我很好奇，九点钟，加上正好是星期五，伊斯兰世界的休息天，街道上安静得几乎看不到车辆经过，为何会出现这些示威者。等到麦凯恩离开，谜底揭晓，示威人群里的几个女性，本身就是过渡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这是一个安排给麦凯恩还有我们这些媒体的场面。如果说卡扎菲那边对记者控制得非常严格的话，那么在反对派这一边，至少从现在来看，他们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的手法显然已经非常熟练。麦凯恩的记者会举行前，过渡政府的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会场布置，背景当然是国旗，两旁贴满了写着“自由利比亚”、“一个利比亚，的黎波里是首都”的标语。
不管是过渡政府的成员，还是普通的班加西民众，和他们聊天时你会发现，经过两个月，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国际标准的民主、自由、人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这些诉求是虚假的，或者只是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同情，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抗，经济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一点。
利比亚每天出口160万桶原油。因为原油的的品质更好，价格也比一些中东国家昂贵。但是，这些出售原油的收入并没有让大部分利比亚人受惠。看看班加西这个城市，道路是破烂的，建筑大部分是破旧的，就算是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也比不上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面的三星级酒店。整个社会似乎停留在中国九十年代初的一些二线城市的水平，看不出政府在城市的基建、公共服务上面有怎样的投入。
当然，这是在班加西，卡扎菲最不喜欢的地方。如果去看的黎波里，至少和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高楼多了，环路有了。最富有的人几乎都集中在首都这个地方。根据美国CIA的统计数字，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亚人依然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以下。虽然在非洲，利比亚的人均收入遥遥领先，但是如果比较的对象变成中东的国家，不要说阿联酋，只要和卡塔尔进行比较，都会让没有富裕起来的利比亚人感到不满和沮丧。
在酒店看到很多熟悉的，但是说不出名字的同行面孔。在阿富汗见过，在伊拉克见过。十多年过去，他们当中有的人头发也已经白了，就好像我自己，身心都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那种状态。这应该是好事情，因为想的没有那样复杂，反而能够从容面对。看着那些年轻同行紧张亢奋的样子，终于明白了，经验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遇到一个BBC的同行，一个住在伦敦的利比亚人。在酒店大堂，他主动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他的眼睫毛长长的，就好像假的那样。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他被他的眼睛迷住了，呆看了好久。当然，这是中东人的天赋，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一副长长的像假的一样的眼睫毛。
他说他在班加西已经三个月了。我忽然很同情他，因为我们的这份工作，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样浪漫。在一个地方呆上三个月，每天都要发掘出不同的新闻，最好还要有足够的新闻价值，这对每个记者都是不小的考验。从我以往的经验来说，一个月已经足够让人烦恼，因为电视记者和报纸不同，需要画面，需要被访者站在镜头面前，而平面媒体则可以有很多的发挥，可以有细节的描绘，可以是关键人士私下透露的一个消息，也可以是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感悟。我总觉得，如果是平面媒体的文字记者，在一个地方能够呆上一个月或者三个月，那是相当幸运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对于每天都要交功课的电视记者来说，如果每天都是静态的新闻，观众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这是现实，电视观众很多时候就是喜新厌旧。
我们聊起在米苏拉塔死亡的两名同行。就在我和我的同事抵达班加西的当天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运回了班加西。死亡是记者这个职业要面临的风险之一，特别是进行战地采访。也因为这样，国外的记者都有高额保险，以及高额收入。特别是一些大媒体，他们的收入是按日计算的，每天有差不多几千美元的报酬，而这些钱，是直接给他们指定的家人。高投入培养出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但是，即便是身经百战的人，只要是在战场，和死亡的距离就只有一线之差。
他说，他只有一个希望，能够从陆路到的黎波里。这也是我的希望。只要战事平息，这个希望就可以成为现实。但是何时结束，这才是最关键，也是谁也不知道的问题。
他告诉我，BBC正在打算通过海上，将一对采访队偷运到的黎波里。目前，只有官方邀请的记者才能够进入的黎波里。而进入的条件是，必须呆在指定的酒店里面，不能够随便外出，只能够进行官方安排的采访。这很像2003年美国开始向巴格达轰炸，萨达姆还没有倒台的时候。那些日子，陪伴我们的是政府指定的翻译，我们不能够在街头随便拍摄。每天，新闻部会用一辆车安排我们去采访那些政府说是被美军炸毁的平民住宅。至于里面住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没有办法核实。即便是街头采访，翻译也会给我一个标准答案，永远都是如何热爱萨达姆。而这一点，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发现，因为我去美联社传送稿件的时候，他们的雇员是当地人，他听完原声以及英文翻译之后告诉我，翻译把被访者的意思完全歪曲了。
我明白BBC为何要这样做，因为只有非官方的采访，才有机会看到的黎波里正在发生怎样的事情，也有机会听到的黎波里民众真正发自内心的声音。当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的黎波里刚刚宣布，抓了一名西班牙记者，而这名记者被允许和父母通电话。在没有合法签证的情况下进入的黎波里，被抓到之后，至少是非法入境的罪名。
想起出发之前看到的一篇的黎波里民众写的博客，这篇博客被翻译成英文，讲述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玻璃窗，看到的的黎波里街头的情况，题目是《恐惧中的幽默》。虽然不长，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压抑。对一些的黎波里的民众来说，这种压抑已经处于临界点，只不过因为恐惧，还没有爆发。
在的黎波里采访的同事，是一个月前在突尼斯拿到的签证。现在，突尼斯的利比亚使馆已经关闭了，北京成了目前还在正常运作的为数不多的利比亚驻外机构。签证官的办公室很小，里面有四五个中方雇员，全部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围着电脑在看网络新闻。想起同事告诉我，的黎波里的新闻官罢工，因为卡扎菲拖欠了他们一个月的工资，结果现金不够，给他们发黄金，不知道这个使馆的运作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女孩子们的工资是不是会受到影响？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伊拉克驻中国使馆里面就发生过纠纷，领事和大使争吵，结果还开了枪，所幸没有人受伤。
结果我没有等到签证官回来，于是把同事的护照又送去了使馆，拿回了自己的护照，来替换班加西的同事。两边都有记者，这样在篇幅、倾向性方便都可以进行很好的平衡，但是现在，因为的黎波里的同事签证到期只能离开，替换的同事的护照还躺在利比亚驻北京大使馆，只剩下我们一组人在反对派这边。如何不让观众感觉有偏向性，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件需要好好思量的事情。
Day 3 “卷毛大叔”卡扎菲
高等法院墙上的标语
新闻中心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内，得经过所谓的安检。之所以用“所谓”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可以不经过安检出出入入。
新闻中心有三个年轻的女孩，她们负责为记者们发记者证。离开的同事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麻烦，记者证上不要写中国，因为中国人在当地不太受欢迎，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1973法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第一批来的同事自称是韩国人，因为他们拿着法国护照，也就没有人质疑过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第二批同事拿着香港特区护照，特别要求在记者证上写上香港，只是，当我们把护照交给工作人员，然后拿回记者证的时候一看，上面已经写上了“China”。犹豫了一下是否要让对方改正，但是仔细再想，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算写上香港，其实也颇有些自欺欺人。之后的经验证明，当我们告诉别人来自香港的时候，要么别人不知道香港到底在哪里，要么对方会提醒你，香港难道和中国有区别？
到底有没有区别？2003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央视的同行一起，离开巴格达，前往叙利亚。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一队来自澳大利亚的士兵，那个时候萨达姆还没有倒台。对方检查我们的证件，看到我们来自香港，马上拿出一副自家人的神态，而看到央视同行的中国护照，马上变得严肃很多，公事公办的样子。
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有一幅标语特别醒目，用中文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样的标语，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面也出现过。这不奇怪，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如果需要联合国授权，中国手中的一票，自然非常的关键。
在过渡政府眼中，虽然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多一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俄罗斯。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俨然成为卡扎菲在联合国的代言人，阻挠着联合国授权北约进一步行动。他们给俄罗斯外交部写了一封信，只不过石沉大海。
虽然听到太多的提醒，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人用中文“你好”和我们打招呼。
在班加西城外，有一大片中国工地，“欢度春节”的红色横幅还挂在工地上面。这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六千套利比亚政府的廉租房项目。现在，工地静悄悄的，就像这个城市，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静悄悄的。
新闻中心的玻璃窗都是破烂的，是经历了冲突之后的印迹。不过，墙壁上画了很多色彩鲜艳的漫画，都是关于“卷发大叔”卡扎菲的。卡扎菲的头发现在成了革命者嘲弄的对象，不管是新闻中心里面，还是高等法院周边的围墙上，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都可以看到“卷发大叔”的画像，最简单的，是用粉笔勾勒出的小朋友的那种涂鸦。也因为他的卷发，让卡扎菲看上去不像利比亚人说的一个独裁者，更像一个具有卡通气质的特型演员。
十年前在利比亚采访，在酒店门口等候卡扎菲，拿着话筒就冲了上去。他身边的人相当紧张，把我们挡在了一边。到现在还记得卡扎菲当时的反应，用手轻轻地把阻挡我们的手拨开，不管是他的动作，还是那种表情，都显得有一点阴柔。其实，这往往是一个人极端自恋的表现。而从他身边的人那种唯唯诺诺的表情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由他说了算的人。
那次买了好几本卡扎菲语录，绿色的封面，有英文以及阿拉伯语版本。这些书在的黎波里到处可见，就好像大街小巷的建筑物上卡扎菲的个人头像。虽然充满了个人崇拜的味道，但是和伊拉克曾经到处可见的萨达姆雕像不同，显得要民间和随意很多，就像古巴街头切·格瓦拉的头像，似乎民族英雄的感觉要更重一些。
那个时候，利比亚还没有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卡扎菲也以反美英雄的姿态自居。尽管遭受制裁，但是的黎波里并不闭塞，因为有来自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的投资和游客，甚至还有美国游客。他们绕道加拿大，拿着另纸签证，为的是来看看这个在他们眼中神秘、还有些邪恶色彩的国家。当然，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到任何特别的地方。
那次，摄影师一时大意，把摄像机的脚架忘记在出租车的后备箱。原本已经做好了再也找不到的打算，却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失物送到了我们住的酒店。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物归原主，经历过的只有两个地方，除了这次，还有一次是在平壤。你可以说是因为民风淳朴，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这样想，因为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1969年，卡扎菲27岁的时候，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王朝统治，到现在为止，成为统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卡扎菲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纳赛尔自由军官行动的影响。和埃及不同的是，1973年，卡扎菲宣布用伊斯兰法取代所有的法律，并且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创建了“人民武装力量”来保护“革命成果”。
卡扎菲把他的思想称之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且取消学校的假期，用来传播他的思想，于是诞生了“绿宝书”。卡扎菲还是一个作家，我看过他的一部小说集的英文版，也是他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逃离地狱和其他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卡扎菲在努力思考哲学问题。
在经济方面，70年代的卡扎菲，允许私人拥有小型企业，所有大型企业则是由政府控制，政府在教育福利的开支方面相当舍得。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80年代，利比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即便是现在，也被联合国视为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和它的邻国埃及，还有突尼斯相比，利比亚的贫富差距并不严重，由于人口少，也不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但是，和穆巴拉克或者本·阿里一样，卡扎菲以及他的家族面临同样的指控，就是在海外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他们从国内转移资产的结果。
从六年前开始，利比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型。卡扎菲除了开始和欧洲进行交往，特别是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关系密切之外，他本人也开始注重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他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首次亮相的卡扎菲，花了整整96分钟来完成他的演讲。这样的风格，和他的好友、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相当相似。
用国际政治理论来看一个国家发展的轨迹，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度的延续和发展着眼，比如埃及，虽然穆巴拉克同样被视为独裁专制，但是宪法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利比亚不同，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从一个领导人的个性来进行预测。这样的国家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存在，比如委内瑞拉，被反对派赶下台的查韦斯，能够在24小时内快速地翻盘，只有在这种个人强权统治的国家里面才可能发生。也因为两个人的相似性，曾经有猜测，卡扎菲应该投奔他的这位亲密战友去了。
也因为这样，对于联合国的制裁，卡扎菲拒不接受，完全在意料之中。在一个领导者没有权力限制的国家，这样的国际规则并不奏效。而且，对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狂人来说，这些外来的批评和指责是对自己的一种迫害，他必须为保护自己而战斗，不惜一切代价。
和东部民众谈论卡扎菲，撇开争取自由民主这些符合国际视角的描述，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层面：
“我们每天有160万桶的石油出口，我们只有六百多万人口，卡扎菲只要拿出来一点点给我们，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好很多。但是，看看我们的城市，没有水泥路，没有路标，没有红绿灯，走了一百多公里，没有任何标志。”
“大学毕业，只能够找到一份二百第纳尔的工作，因为你在政府里面没有关系。只要你认识人，那么就算没有读过书，没有关系，你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有很高的工资，还可能成为读过大学的人的上司。”
利比亚目前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是对于利比亚民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是阿联酋，或者卡塔尔。大家拥有同样的石油资源，利比亚的原油因为品质更好，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基建，还是民众生活水平，都无法和这些国家相提并论。利比亚的失业率没有最新的数字，但是和班加西的年轻人聊天，太多人会告诉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没有关系，毕业意味着失业。这样的情况，其他城市同样存在。
由于过度依赖外国劳工，特别是在石油行业，加上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国内工业出口减少，制造业衰退，国家功能几乎失调。卡扎菲口中的社会主义，和他的家族对于国家财富的控制的现实，也让人们对革命的期待变成了现在的不满。这和前苏联有很相似的地方。70年代，人们对这个革命领袖充满期待。但是，随着政权僵化以及国家计划经济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人们的不满开始上升。即便开始了经济改革，民众看到的依然是国富民穷的现实。卡扎菲的非洲主导政策，也造成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矛盾。
“非洲，卡扎菲要做非洲的皇帝。只有在非洲，他才能够做皇帝。但是，他是个疯子，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属于阿拉伯世界。”
和班加西的民众聊起非洲，他们总是会有这样的反弹。
卡扎菲原本是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他的偶像是纳赛尔这批埃及自由军官。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他给非盟足够的金钱，让他成为了非盟主席，也就是非洲的老大。只是这个老大，经常倚老卖老，让非盟成员总是敢怒不敢言。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东部民众极度不满的原因。就在首都的黎波里出现高楼大厦和城市高速公路之后，班加西这个利比亚第二大的城市，市中心的道路依然坑坑洼洼，街边的楼房水泥已经跌落，最豪华的酒店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这是因为卡扎菲不愿意给班加西这些东部城市以财政上的支持，尽管这些地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走出新闻中心，遇到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他说他曾经在英国读书：“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但是你还不能抱怨，因为如果被卡扎菲的人听到，你就会消失，你的家里人还不能够去追问你的下落。”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现在，我还是没有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快乐。”
Day 4 遥望的黎波里的最前线
艾季达比耶
身为记者，最想去的还是最前线。于是决定去艾季达比耶，看看现在可以最远走到哪里。
一大早，司机打来电话，很神秘地说，有美国的VIP要去艾季达比耶，军方会出动一组人护送他们，我们可以跟着前往，问我是否愿意。
当然是求之不得。不过，当我们冲到集合地点，很快发现所谓的VIP，是美国一个慈善组织的代表，他和一批班加西妇女一起，要进入沙漠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建立一个妇女服务中心。
护送他们的有三辆皮卡，我们被分配坐在其中一辆上面。皮卡是反对派武装的主要装备，运送物资、人员，在上面架设机关枪、火箭炮。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二手车，一下子从民用变成了军用，就好像这些所谓的军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拿着枪就走上了战场。
和我们一起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上车，其中一个拿出VCD唱片，另外一个拿出一瓶香水，还好心地问我要不要。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担心的是他们手中的两支枪，我的摄影师也有同样的担心，因为他们的枪口总是时不时地对着我们后坐。我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上保险，因为从阿富汗的塔利班到泰国的红衫军，看到太多的这样的场景，非专业的士兵用不标准的姿势拿着枪，时不时会发生走火的意外。
离开班加西大约半个小时，沿途开始出现被摧毁的卡扎菲政府军的装备，有火箭发射器和坦克，还有一些烧焦的普通汽车。反对派武装目前已经控制了艾季达比耶，政府军驻守在艾季达比耶以西四十公里的地方，而反对派武装则在离城往西十八公里的地方。
这些都是北约空袭的结果，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如果没有北约的轰炸，三月份政府军一定可以拿下班加西，最多就是把这个城市彻底毁掉。这有点像正在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进行的战斗，政府军轰炸居民区，让人怀疑卡扎菲是否准备要扫平这个城市。如果不是北约不断地轰炸的黎波里以及其他军事设施和地面部队，反对派不可能最终取得米苏拉塔的控制权。
对于北约的轰炸，班加西的民众是欢迎的。街头那些售卖旗帜的摊档，不光是卖班加西的三色旗，也包括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旗。1986年，美国轰炸的黎波里以及班加西时，利比亚人是极度痛恨美帝国主义的。那个时候，没有卫星电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每天，人们通过唯一的一个频道，听到的就是卡扎菲的声音，以及他对美国的怒吼。
现在不同了，人们装了卫星天线，可以收看太多的阿拉伯频道，还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是利比亚在联合国取消了制裁之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尽管卡扎菲并不鼓励人们学习外语，在利比亚也看不到任何外国的品牌和连锁店，但是，这里的年轻人通过英文电台，通过看英文电影，听英文歌曲，自学成才，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只要他们愿意了解，可以知道得相当清楚。
大约四十分钟之后，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原来三辆皮卡都忘记了加油，而油箱里面剩下的油，是不够我们走完余下的路程的。不过，加油站的油箱也已经空了。战争打响之后，政府军轰炸了被反对派控制的四个油田，这些设备要进行修复，恢复生产至少还需要四个星期的时间。现在，整个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地区，所有的燃油都是依靠从卡塔尔进口。当然，反对派政府没有钱，卡塔尔慷慨地提供无偿援助。
于是，我们向下一个油站进发，而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选择了，因为政府军炸毁了艾季达比耶的供电系统。排队的车辆很多，只是大家都不知道，送油的油罐车还需要多少时间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