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现在选择依然在国营电视台工作，那么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不过，我们是言论自由的社会，谁都可以自己办媒体，如果愿意的话。”
类似的问题，之前过渡政府也回答过很多次，他们总是用这样一种说法：
“一个卡扎菲的官员，手上曾经沾染过人民鲜血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但是，每次我都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界定有没有沾染鲜血呢？除了那些直接下令的人可以清晰地界定，那些从犯呢？那些在体制内不得不执行指令的执行者呢？也因为这些问题，未来的利比亚人内部的和解，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如果知道这个体制是错的，人却在体制内，离开会有风险，或者根本没有离开这样一个选项，怎么办？
过去，我会觉得，尽忠职守是值得尊重的品质，但是现在，我想人总是需要为自己设定底线的，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体制的反抗者，或者烈士，但是可以选择一种不合作、不配合的方法，或者，最低限度，不要刻意地去做得完美。
就好像在柏林墙倒下之后，德国法官在审判一名守卫柏林墙的士兵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你不能够选择不开枪，但是你可以选择打不准。”
看了一下同事今天在的黎波里的活动安排，又去拍摄被北约炸毁的政府大楼，谴责北约造成了平民伤亡，但是同事质疑，为何无法采访受伤的民众。
这次的安排和之前的采访安排比较，显得没有那样用心，不知道是这些新闻官员的故意敷衍，还是已经有些乱了阵脚，没有了心情。
这些还在的黎波里努力工作的官员，他们此刻的心情才是最五味杂陈的，尤其是那些能够毫无障碍地获得信息的人，他们的处境要比那些无法获得完整信息的人来得更加复杂，因为凭借他们的智商和能力，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实环境，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是否陪着卡扎菲赌上这一把。
Day 32 欧盟的到访
到访的欧盟官员
早上去高等法院门前的广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委员兼欧盟副主席阿什顿马上会抵达班加西访问。
这样的日程安排，和一个月前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的行程一样，毕竟高等法院门口的广场，在这里的人们心目中，有着埃及解放广场一样的位置。
一个月前进出过的这个广场，现在要经过安检。广场靠近海边的帐篷已经变得空空荡荡，一个月前还有不少人在里面举行展览，或者发表演讲。但是，现在，上午十点钟，安静得几乎没有一点声音。这个城市还没有睡醒，商店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开门做生意的，只有广场附近的咖啡店已经开门，一些人坐在街边，拿着蒸馏咖啡，看着大海。
远处传来警车声，以为车队到了。开过来两辆白色吉普车，其中一辆在大家面前来了一个急转弯刹车，刺耳的轮胎声让人差点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当然，这样的声音对我来说，也同样已经习惯，每天在酒店的窗外，或者穿过餐厅的大门，我一直想不明白，这里的人开车为什么喜欢这个样子。
从吉普车上下来几个警察，还有三条警犬。刚才的急刹车，不知道有没有把这些警犬转晕，影响它们的灵敏程度。不过广场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它们，除了警察自己的车，一目了然。
不管怎样，一个月下来，有了像样的警察制服，有了安保程序。大楼顶上的狙击手，站在蓝天下，拿着枪，表情严肃地在屋顶边上来回走动。
很好奇，怎么没有当地民众？上次麦凯恩来，至少还安排了一些拿着美国国旗的利比亚人在现场高呼口号。
阿什顿的车队终于到了，围着她的安保人员，全部穿着有欧盟标志的防弹衣，包括两名随团的记者。也就是在她下车的一刻，从我们后面出来了一批民众，人不多，也就是十多个，他们没有拿欧盟的旗帜，倒是高等法院屋顶上特别挂起了大大的一幅，让这个广场又增加了一种不同的旗帜。
他们全部是上了年纪的男性。一个驻着拐杖的老者，顽强地挤进人群，对着阿什顿高喊：“欢迎到利比亚！”
整个过程持续了五分钟左右，阿什顿被簇拥上了车。那些欢迎的民众，也就是一转眼，已经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不知道去了广场的哪个角落，或者哪栋大楼里面。
阿什顿这次来，主要是为欧盟在利比亚的办事处揭幕。虽然她没有直接说欧盟支持过渡政府，只是对这些认真思考和规划利比亚未来的人表示敬意，但是选择把办事处放在班加西，正如她所说的，为的是证明对利比亚人的支持，不单单是口头，而是有实际行动。
办事处就在当地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二楼，很小的一个会议室，不过门口欧盟的标志非常醒目。就在这个办事处设立之前，欧盟委员会下面的人道委员会已经在三个星期前来到了班加西，为欧盟属下的成员国在利比亚进行的人道援助工作进行协调。
除了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成员见面，阿什顿还和这里的年轻人见面，这些年轻人是来自不同媒体的代表。也就是短短三个月，班加西的报纸已经有了五十五家，每天坐在车上，街头报贩叫卖的都是不同的刊物，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些报纸有的非常简单，未必超过十篇文章和报道，印刷质量也参差不齐。但是，这些从来没有办过报纸的年轻人，却可以在短时间之内，依靠志愿者，依靠热情，做出这些算得上有板有眼的报纸，这无疑透露出他们的潜力。也因为这样，当阿什顿讲起这些利比亚的年轻人的时候，看得出来，她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
今天，马德里广场的示威已经进入到第七天，虽然违反了选前禁令，还是有数千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这些自发地出现在马德里的年轻人，也感染了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人，至少在巴塞罗那，人们也走上了街头。
电视屏幕里面的马德里广场，早晨醒来，有的人打扫卫生，有的人在广场的厨房里面为大家准备早餐，还有人把蔬菜园也搬到了广场。警车在广场周边戒备，但是警察们显得非常的轻松，他们和示威者保持距离，互不影响。
今天的投票如期举行。政府显然明白，虽然这些人违反了法律，但是这个时候的任何驱赶行动，只会导致人们更多的不满，对于执政党来说不会有任何好处。当然，示威者也明白，只有和平的示威，才更加具有力量。
广场上，一些年轻人告诉采访的记者们，他们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反对党，因为这两大党派虽然说得好听，但都只不过是为了争取他们手中的选票，并没有真正聆听年轻人的心声。他们呼吁改革，呼吁选民们支持一些小的政党，改变西班牙目前这种两大政党控制所有政府政策的局面。
在利比亚，和当地人聊起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大部分人会告诉我说，和卡扎菲比，他是一个好人。他在埃及民众的眼中是一个独裁者，而在利比亚人眼中，他没有下令军队开枪，他最后选择自己下台，虽然他知道要面临法律制裁。
当然，在埃及年轻人的眼中，西班牙的年轻人值得羡慕，因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他们对政府不满意的时候，可以用自己手里面的选票把不满表达出来。
看到西班牙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有些中国网民认为，这就证明了民主的不成功。在他们的眼中，民主应该是一副万能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于这些人来说，马德里广场的年轻人正在给他们上一堂民主课：民主就是保护小部分的权利，民主就是要让不同的意见有渠道可以表达。而如何利用民主制度，政府和走上街头的人越是成熟，这个机制就可以运行得更加有效。比如到今天为止，克制的西班牙政府，和克制的年轻示威者们。
利比亚人拿起武器，那是因为卡扎菲选择把枪对准了自己的人民。但是，街头运动不该演变成暴力行为。看看今天，同样是反对政府的示威，格鲁吉亚演变成了街头冲突，作为组织者的反对派就会面临缺乏正当性的指责，并且要承受后果。
人们选择走上街头，有意识的违法，是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除了街头行动本身，舆论也非常重要。在很多地方，一些人选择极端行为，媒体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香港，很多时候是一些团体相信，如果不这样的话，媒体不会关心，而如果不能够成为新闻，就无法制造噪音。但是，只要是这些人的诉求确实是需要媒体关注的议题，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为何不能够在这些人和平地走上街头的时候，或者在这些人还没有走上街头的时候，媒体就率先看到这些问题，并且向政府施加压力呢？
其实，马德里的集会，从一开始，到现在变成国际新闻，绝大部分媒体的反应是迟钝的。这一点更要敬佩这些走上马德里广场的人，因为不管是否有媒体曝光，他们都是那样的坚持和团结，让人数一点点地增加，看不到有离开的痕迹，而对政府以及反对党的压力，也随着天数，以及人数，在不断增加。
奥巴马今天在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AIPAC发表演说，解释美国对以巴问题的看法。外界原本以为他的演讲会引发不少嘘声，但是没有想到，从头到尾，甚至是一些产生争议的地方，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而掌声次数多到连同事也觉得好奇：“鼓掌文化不是中国才有的吗？”
就在今天，内塔尼亚胡发表声音，表示愿意和奥巴马一起，为以巴和平而努力。既然以色列一直认为自己是区内唯一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就会面临和奥巴马一样的处境，会有支持者，也会有反对者。如果支持者只是集中在强硬的右翼的话，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如何争取更多的人在选举中支持自己，过于的鹰派，是不是在以色列也已经不合时宜？
这些掌声对于奥巴马来说，当然是现在最需要的。因为国会议员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台下的这些游说者们的态度。和上个星期四的演讲相比，这一次面对国内听众的讲话更加直接，他谈到了自己的连任，他说他知道少做少错，但是既然认定是应该要做的，就不应该为了今后的选举而选择一条相对容易走和保险一点的道路。
不管奥巴马的动机到底如何，我认同他讲的一点：这次的阿拉伯之春，对以巴来说，带来的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以巴的领导人们，因为缺乏眼光和胸怀而错过了，那么以巴和平会再拖几个世纪，而这样的拖延，对于以巴的民众来说，都不公平。
说到拖延，今天的也门显得富有戏剧性。
原本应该在今天签署协议，宣布三十天后下台的也门总统萨利赫，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签字了没有。因为准备去总统府向他施加压力，让他签署协议的外国大使们，被总统的支持者们围困在使馆里面出不去，英美大使，甚至要也门政府出动直升机，把他们解救出来。
也门的局势就像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主角当然是也门总统萨利赫。根据协议内容，只要他签字，三十天之内下台，就不会在下台之后接受任何审讯，他的掌握军权的儿子则会在六十天后下台，也门会在六十天后举行大选。
就在之前，萨利赫已经同意签字，但是事到临头反悔。这一次，他的诚意到底有多少，也因为突然出现的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让人很是疑惑。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总统府内发生了什么，因为只有也门的国营电视台在场。
夏天就要到了，我们住的酒店开始给每个房间装空调，之前的中央空调早就没有了制冷功能。也因为这样，这些天的电钻声音，让自己好像生活在建筑工地。还好这里都是中午十二点左右才开工。
采访完回到酒店，下了车，同事抬头看到我的房间的露台上伸出了一条管子：“完了，他们应该在你的房间装空调。”同事们已经有了惨痛的经历，房间因为这样的工程被搞得一团糟，地上、床上，还有桌子上，全部铺满了灰尘。找不到服务员，只能够自己来善后。
走到房门大开的房间，地上铺满了工具，两个工人正站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电视。看到走进房间的我，他们显得有些错愕，而我看着两个陌生男人站在我的房间里面，顿时有一种自己私密的空间被人侵占的愤怒。
不过，我的愤怒和不满不知道如何发泄，因为两个人都不会英文。冲到酒店大堂，只有一个前台服务员。
“你们为何不提早通知我？这样我可以把私人物品放好。你们懂不懂尊重客人的隐私？尤其是到女性的房间？”
对方连声说对不起，和我一起回到我的房间，很认真地问我：“他们还有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还是让他们一个小时之后回来？”
看着他们诚恳的模样，我彻底绝望了。我知道，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在乎我的不满的，甚至不明白我的不满来自何处。在他们看来，他们在为我做一件天大的好事情，装空调，谁不喜欢夏天能有一部清凉的空调呢？却忘记了至少应该提前知会一下，我这个付了钱的，这个房间的临时主人。
Day 33 美国人的到访
访问班加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
和欧盟记者会的一片混乱相比，美国助理国务卿费尔特曼的这场记者会，明显要整洁有序得多。
首先，是讲台上的话筒。在他进场之前，终于有人整理了一下堆积如山的话筒，确保他的脸不会被面前的话筒挡到。阿什顿的记者会，一支巨大的绒毛收音话筒，把矮小的女主人公的脸遮挡了一半。
其次，是台下的记者。这场记者会，坐在台下的几乎都是记者。美国方面规定，一定要佩戴记者证，终于少了很多来凑热闹的当地人，以及那些翻译们。虽然场面没有之前看上去那样热闹，却显得专业很多。
当然，还有那些摄影机，不再是杂乱无章地插在座位和座位之间，遮挡了一半的听众。工作人员坚持，摄影机要么放在后排，要么放在走廊，总之，要让所有的记者，都能够在主席台的视线范围之内。
坐在第一排的美国记者，没有人举手，因为他们一早已经开了小灶，有了小范围的采访机会，只不过担心自己错过自己没有想到的角度，才在台下听其他国家同行们的提问。
自然还是离不开为何不承认过渡政府的唯一合法性，对于这一点，费尔特曼说，这样的问题其实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现实，美国早就终止了和的黎波里的外交来往。在利比亚驻联合国以及美国大使分别转向了反对派之后，美国没有再让利比亚政府派出新的大使，而美国在的黎波里的使馆也已经关闭，也就是说，美国和的黎波里早就断绝了外交上的往来，而同样这样做的，还包括欧盟，以及土耳其和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
同一时间，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和班加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保持对话，因为这些成员被视为合法的代言人，代表利比亚人民来进行对话。就连过渡政府到现在，也没有称自己是利比亚的合法政府，这是为了避免被卡扎菲指责他们分裂国家。他们一直强调，他们只是代表了利比亚人民，而且还不完整，因为毕竟一些西部城市还在卡扎菲的控制当中。
虽然美国强调，卡扎非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但是美国同样没有制定一个期限。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显然很明白自己的角色，毕竟这场冲突的起源和发展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属于利比亚民众自己的选择，尽管卡扎菲到现在，继续把美国当成带头殖民侵略利比亚的敌人。
其实，在卡扎菲的问题上，作为北约成员，态度最不坚决的正是美国，他们是很不情愿地加入北约军事行动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担心没有了卡扎菲的利比亚会成为恐怖分子横行的地方，之后则不愿意再介入一场新的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让奥巴马政府很清楚，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个泥潭，而美国已经负担不起。
也因为这样，把美国看成是幕后玩家，实在是太抬举美国了。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为何有些人，总是对利比亚内部的力量选择视而不见？或许，还是因为缺乏资讯，人们凭借着来自有限媒体的有限信息，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可能是因为固有的思维模式，一旦有这样反政府的事情发生，一定是受到了外国势力的教唆和怂恿，而这个外国势力一定是美国，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诉大家，要警惕美国。
当然，这同样也是很好笑的，因为负责把警惕美国的观念传授给大众的人们，如果从他们个人的生活选择来看，看不出来他们会认为美国有怎样的不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美国，甚至准备好了有一天，自己也会去这个地方。至于那些真心相信美国是黑手的人们，则往往是那些没有能力送自己的子女去美国，自己也没有能力去的那群人。
去了班加西的批发市场，这里百分之九十的产品是中国制造，从机电到纺织，还有电器。早上一坐上出租车，司机就给我看他刚买的黑莓手机，不过很粗糙，看到我皱着眉头研究的样子，他笑着指着放在车头的包装盒：“made in china，cheap，fake.”原来是山寨产品。
这里的山寨产品很多，哈迈德的阿玛尼太阳镜，街头女孩头上裹着的百宝丽头巾，都是中国产品。
虽然没有生意，但是这些批发商们还是开门营业。他们告诉我，法国还有丹麦的航运公司恢复海运了，昨天就有五百多个滞留在欧洲的货柜送到了班加西。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一个专门卖各种灯泡的店主对我说，“卡扎菲走了，一切都要重新建设，生意会比去年更好的。”而去年，他告诉我，他的营业额是八百万美元。
在批发市场二楼，接待我的是轮胎公司的老板纳萨，他的轮胎批发生意占了整个利比亚市场的七成，而他的轮胎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中国。看了一下他的合作伙伴，有青岛的，四川的。
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工厂模型，这是他准备在班加西开设的轮胎生产厂。刚刚拿到执照，冲突开始了，一切都停顿下来，原本准备和中国的机械供应商签的合约也搁置了。
“现在的问题是，银行还没有全部营业，所以投资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也许下个月，应该就会好的。我想让你告诉中国人，可以回到这里了，班加西这里很安全，我们欢迎中国人。”
不过等待中国人的到来，自然比不上主动出击。昨天组织游行的伊桑告诉我，他已经准备6月中去中国进货。
“我会去广州，现在海运已经开始慢慢恢复，我要尽早订货。”
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和一个月前，我们刚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相比。虽然大部分的路口没有警察，但是还算相互礼让。
“你知道吗？以前卡扎菲的时候，每天有很多车祸。开车的人，只要一遇到红灯，就会焦急地摁喇叭。你看现在，大家都很自觉地守秩序。”伊桑很骄傲地站在走廊上，指着楼下马路上的车龙。
“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所以团结。”
“你说得对，所以我们想得更多的是卡扎菲下台之后。”
“或许，你们比埃及还有突尼斯要好的地方在于，你们从空白开始，没有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没有政党之争。”其实不是或许，我很相信，这是一个既定事实。这里的人们，他们从零开始学习和建设，加上有石油作为经济后盾，问题显然没有埃及那样复杂。
今天，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遭到刑事起诉，为死去的那些示威者负责。这个指控，最高刑罚可以是死刑。就在昨天，因为杀害了十八名示威者，一个警察被判死刑。
有些人认为，是不是应该学习南非，用和解而不是清算的方法。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但是，仔细想一想，却是在混淆概念。南非的和解，针对的不是政权和平民，而是不同的种族。
今天是最后一天晚上可以有时间外出，明天要和同事进行交接。我和我的同事们，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去玛纳喝最后一杯卡布奇诺，要去库朵吃最后一次美式炸鸡。
一个多星期的晚上没有外出，迪拜大街更加热闹了。年轻男孩三五成群，站在街边聊天打发时间；女孩子则三三两两，在一间连着一间的时装店、婚纱店里面进进出出。十几岁的男孩子骑着自行车，把人行道当成自行车跑道你追我赶。马路两旁停满了车，让两车道的大街变成了三车道。
库朵里面多了好几张亚洲面孔。听他们聊天，说的是菲律宾语。想起前两天在咖啡馆碰到的菲律宾女孩，看来外劳们也开始返回这个城市，埃及人，孟加拉国人，还有这些菲律宾人。
这些天看了太多的演讲，奥巴马从国务院到AIPAC再到爱尔兰，内塔尼亚胡从AIPAC到美国国会。忽然发现，鼓掌并不是中国特色。美国人，还有爱尔兰人，都比中国听众要投入得多。
内塔尼亚胡今天在国会的演讲，议员们起立鼓掌，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哈迈德对着电视机，很不理解地问：“为了以色列，这些美国议员为何要这样做？”
我告诉他，当美国人夸奖你的时候，千万不要当真，因为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一种基本礼貌，没有太大的意义，未必代表对方真的认同。
不过内塔尼亚胡一定很满意，听到这样多的掌声，至少会为他这次美国之行挣回很多面子。
说老实话，我对这个以色利的总理越来越反感。他在国会演讲中谈到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享受到的自由的时候，那种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就算以色列已经拥有了这种民主，也不能成为以色列就比其他中东国家优越的理由。对于那些还没有享受到民主和自由的人们，应该给予更大的同情，而不是显得高高在上的样子。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享有的自由，不是政府给的，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一分子。有今天这样的以色列，是因为有着这样追求的以色列人，当中包括了这些阿拉伯人。
周边中东国家出现的变革，是让以色列更加倾向保守，右翼抬头，还是相反，我很好奇。同时，我又很不了解，因为一直都没有时间去了解过这个国家的现在，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本身，到底有怎样的同和不同，在以巴和平问题上到底有怎样的分歧。同样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以色列到底抱着怎样的态度？到底有多少人是像哈马斯那样的强硬？
晚上回到酒店，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东方男子从电梯里面走出来，穿着黑色西装，头发整齐地梳向后面，很明显，一定不是记者。
现在这个城市，东方人实在不多，除了中国和日本记者，还有就是那些刚刚回来的菲律宾人。但是，这个东方男子和菲律宾人的外形多少有些不同。很好奇，他到底来自哪个国家？是商人，还是外交官？或者明天，我在班加西的最后一天，可以想办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Day 34 战乱中的受害者
班加西街头的女装店
对于俄罗斯和班加西过渡委员会终于有了对话，还真的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坐在过渡政府副总理厄萨维的对面，听到他亲口证实，只能够感叹：俄罗斯很狡猾。从强硬到不理不睬，然后抛出橄榄枝，一脚踏两船，很会耍外交手腕。不管怎样，没有任何损失，还两边都不得罪。
奥巴马和卡梅伦在伦敦共同会见记者。奥巴马说，不要想象会有一群超人瞬间就把问题解决，但是卡扎菲是一定要下台走人的，对他的压力只会不断增加，不会减弱。卡梅伦也强调，虽然联合国1973决议不包括要让卡扎菲下台，但是这已经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目标，国际社会的努力，就是要让利比亚人民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主。
利比亚是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即便的黎波里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卡扎菲的手上，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卡扎菲时代的结束，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班加西的港口恢复交收了，从埃及过来的货柜车也开始一辆辆地进入市区。明白过渡政府希望和中国政府对话的焦急心情，毕竟在东部，不少大型项目都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如果这些公司能够在这个时候选择回来，并且重新开工，其实就是对过渡政府最大的支持。
一些外资公司开始这样做了，但没有哪个公司的项目比得上中国承接的那些那样巨大。想象一下，如果班加西市郊的楼房工地又开始变得热火朝天的话，就业，未来，太多的希望可以装载在里面。当然，这只不过是想象而已，毕竟这些中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的回归与否完全意味着中国政府的选择。但是，如果转换一种思维，既然政府不愿意直接出面，它们的回归也算是一种间接的表态。
在酒店大堂，终于看到了萨格瓦，班加西的一名心理医生。在过去两个多月，她一直在做一项调查，就是到底有多少利比亚女性遭到了强暴，卡扎菲有没有让手下把有组织的强暴当成武器。
刚到班加西的时候，很多当地人这样控诉卡扎菲，说他鼓励那些雇佣兵强奸东部城市的妇女，因为这样可以让这些家庭的男性害怕，不敢和卡扎菲作对。
这样的指控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虽然在非洲发生内乱的国家，士兵集体强奸妇女确实存在，但是在利比亚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而且经济文化水平都要比那些非洲国家高很多，很难想象会有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发生，总觉得这是反对派的夸大。当人们太痛恨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夸大或者传播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并且深信不疑。
也因为这样，当不同的当地人告诉我，卡扎菲给这些武装人员发避孕套、伟哥的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反感，很想告诉他们，如果情节过于离奇，反而会对卡扎菲有利，因为会有人选择不相信。
但是，冲入外国记者会现场的女子奥贝迪的遭遇，让我开始反问自己，是不是认为不合情理的行为就一定不存在？也看了一些的黎波里民众写的博客，女性被强奸的并不是只有奥贝迪一个人。受害者通常是住在当地的来自东部城市的女性，因为她们被视为心存二心，是不忠诚的人。还有就是那些来自周边非洲国家的外劳，当她们的主人逃避冲突离开之后，她们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我一直想做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但是很难，奥贝迪人在多哈。看到那些外国同行特地飞到多哈采访她，很是羡慕。这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她选择告诉大家真相，虽然她要为此付出代价。我总觉得，真正的新闻，就是这些一个又一个人的故事，他们在这种冲突中的遭遇，他们的处境。
CNN采访了萨格瓦，这才知道，原来国际刑事法庭表示，要知道卡扎菲有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强奸，很多证据正是来自她的调查。
终于在最后一天，联系上了萨格瓦，她听说我来自中国，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支持卡扎菲，我要让他们知道，卡扎菲对利比亚人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
萨格瓦的调查源自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她的一个病人的母亲从艾季达比耶打过来的。那是三月下旬，这个城市刚刚被反对派从政府军那里抢夺过来。这个母亲向她哭诉，她遭到了政府军的强暴，她不知道应该告诉谁，因为在这个国家，女性被强奸会成为家族永久的耻辱，她们可能会被抛弃，甚至可能会被亲人杀害，荣誉杀害（honor killing），为了保持家族的声誉。她找到萨格瓦，是因为她一直是这个母亲的孩子的心理医生，她们相识了很久。于是，她成为了这个母亲最信得过的人。
之后，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当然还有从的黎波里传出来的奥贝迪的事情。这让萨格瓦决定去做调查，她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女性有这样的遭遇。
她去了五六个城市，还去了埃及、突尼斯边境的难民营，发出了七万多份问卷。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这些问卷设计成心理健康咨询，询问被访者的心情，包括是否焦虑，是否觉得孩子很吵闹等，直到最后才询问被访者，有没有遭遇过强暴，以及被谁强暴。
“我收回了一万五千份问卷，二百五十个人填上了有。有的还在问卷的后面写下她们的故事。”萨格瓦把问卷反过来，好几张的后面写着长短不一的阿拉伯文。
“我不知道该怎样办，我现在觉得自己透不过气。”萨格瓦翻译成英文给我听。
“这就是她们现在的状态。她们有的人，被五六个士兵绑架，关上四五天，然后会被扔到沙漠，有的被绑架到卡车上。她们的经历，常人无法想象。”
“她们怎样确定，一定是卡扎菲的人干的？”
“听口音。在我们这里，住在一个区域的人都是认识的。她们可以从口音，还有这些人对她们说的话，知道她们是卡扎菲的人。这些人里面还有很多来自非洲的雇佣兵。他们都是五六个人一组，而且他们在强暴这些妇女的时候，都戴上避孕套。”
“这些妇女，她们的家人对她们是怎样的态度？”
“她们当中有的人，是被这些人当着她们的孩子，或者她们父母的面强暴的。她们的家人都不愿意谈起这些，即便承认，也要求我一定要保密。”
在回收了问卷，发现有二百五十个女性承认遭到强暴之后，萨格瓦开始用面谈的方式进行身份确认。到现在为止，她确认了一百四十多个。
“但是问题在于，她们不愿意面对媒体，也不愿意出庭作证。她们可以和我谈，但是不想被任何别的人知道。就算我去面谈，在难民营，她们总是很小心，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我们在谈什么。有的妇女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丈夫，结果被抛弃，现在很惨，生活无助。她们是受害者。战争的受害者，总是妇女和孩子，大家都会同情她们的。”
因为酒店大堂过于嘈杂，我把萨格瓦约在了楼上做访问，一个年轻的女孩跟着她一起进了电梯。
“这是我的女儿，十九岁，正在读大学。”这才发现，母女俩长得非常相似，特别是高耸的鼻子。
“楼上不能上网。”我看到她的手里拿着电脑，担心她会觉得听我们的访问很闷。
“她害怕一个人留在大堂。”萨格瓦帮她的女儿解释，“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让她不敢一个人在外面。”
“你现在面对的压力是不是很大？”过去一个月的努力，让我明白，虽然很多人把奥贝迪当成英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太多人并不是愿意公开谈论，即便这可以使人看清楚卡扎菲是一个怎样的人。
“确实，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不为这些女性做些事情，不为她们说话，那我和卡扎菲对待她们就没有两样。需要让全世界知道她们遭受了什么，卡扎菲和他的人用强奸作为武器，这是违反人性的行为。”
萨格瓦的故事，是我在班加西写的最后一条新闻。这让我觉得很幸运，因为这是我很久就想做的话题，终于在我离开前完成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萨格瓦和奥贝迪，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开始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相信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的不相信，真相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好像把强暴作为战争武器，其实不是新鲜事情，在九十年代的前南斯拉夫战争中，塞族士兵就把强暴作为种族清洗的武器，而在苏丹，联合国也谴责过政府武装的这种行为。对于一些人来说，女性维持着家庭以及社会的稳定，摧毁她们，可以更快速地摧毁家庭、社群乃至社会。
尽管等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直到有人愿意在镜头面前讲述，才做成了这条新闻，依然还是有些担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条新闻还不够完整，因为没有被控诉方的回应，虽然加上了利比亚政府的回应，表示欢迎国际刑事法庭到利比亚进行调查，但是还是不够平衡。我和CNN的女同行讨论这个问题，她也采访了萨格瓦，她也有同样的担心。
不过，就在同一天，BBC的记者在米苏拉塔采访了两名卡扎菲的政府军士兵，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被上司强迫，强暴米苏拉塔的妇女，每一次，会得到五元第纳尔，也就是差不多三十元人民币的报酬。当然，BBC的记者也有我们同样的担心，这只是一方的讲述。还好，当所有的这些报道加在一起的时候，人们自然可以自己去进行判断。
最后一顿在班加西的午餐，很可惜，端上来的菜式居然没有保持平时的水准。也好，如果这顿饭过于完美，会留下太多的想念。
终于看到哈迈德的太太，娇小美丽。看着穿着黑色长袍，包着头巾的她，有些无法把她和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会想，其实读大学对有些女孩子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一些人生体验而已，因为最后，做家庭主妇才是最理想的归宿。
哈迈德递给我一个黑色胶袋，里面是两瓶蛋黄酱，让我转交给同事。原因一定是今天中午，他看到酷爱蛋黄酱的同事，对着桌上的蛋黄酱那种依依不舍的样子。这个牌子，在香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而他一直觉得遗憾，在当地的超级市场找不到大包装可以带回香港。
同事拿到蛋黄酱，开心得跳了起来，他觉得不可思议：
“是哈迈德给我的吗？”
换成是我，也会有同样的表情，因为谁也没有和他提过要买蛋黄酱，同事也只是在饭桌上用广东话表达他的遗憾。很多事情和语言没有关系，有没有心才更重要。
在乌祖酒店的最后一晚。
房间里面装上了新的空调，不过还没有接上电源，而我也没有机会来享受这个新空调了，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城市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多月，这个城市，还有城市里面的人们，每天都在让这个城市发生一些改变，身在其中，自然感觉不会那样深切，因为一点一点的改变而显得不知不觉。
离开了一个多月的同事重返班加西，他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同伴：“酒店房间是没有人打扫的，最多一个星期一次；这个城市是看不到年轻女孩的；这个地方晚上找不到东西吃，准备好每天晚上吃方便面吧……”
我和将要离开的同事实在忍不住：
“他说的这些都不准确，千万不要相信他的经验。至少，年轻女孩到处都是，酒店大堂，吃饭的餐厅，晚上七点过后的迪拜大街，还有科斯塔，不仅年轻，还很漂亮。”
Day 35 告别班加西
享受自由空气的利比亚孩子
凌晨五点，我们坐上了离开班加西的车。哈迈德特地为这次长途旅行做了准备，车窗装上了遮光板，皮卡后面装上了绳网：
“到了埃及要小心，车子停在边上，行李放在后面，那些埃及人是可能随手牵羊的。”
五点钟，天已经亮得差不多了。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经过不同的街区，忽然发现那样陌生。
“你来过的。”面对我的疑惑，哈迈德提醒我。
“是吗？”我依然将信将疑，直到看到标志性建筑出现在眼前，“哦，确实来过。”
也许是因为马路上没有车显得宽阔了，也许是因为这段时间班加西确实变得干净整齐了，也许是因为自己要离开这个呆了一个多月的城市了。
沿途的检查站，比我们从埃及边境过来的时候少了一些，守卫的人有了统一的制服。虽然有的因为八卦，会检查一下我们的记者证，但是大部分时候只要向他们微笑摆手，就会挥手让我们通过。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和来的时候一样穿越沙漠，幸运的是没有遇到沙尘暴，倒是遇到几场来得急去得快的大雨。看着车穿过黑色的云区，然后开进蓝天和阳光下面，就好像真的可以和天空的云彩赛跑似的。
因为要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哈迈德在利比亚边境要申请一些文件，包括通行证，还有汽车保险证明。
“多少钱？”
“不用钱，到了埃及那边才付钱。你们看着吧，到时候可复杂了，我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过埃及关卡。他们总是向你要钱，要钱。”
看来接下来过关，会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因为哈迈德的眉头，从离开利比亚边境大门开始，就一直皱了起来。
“没有关系，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来的时候的印象，已经让我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第一关是一个士兵，他和哈迈德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哈迈德从脚底下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对方，对方挥手放行。
“你为什么要给他水？”看着那个士兵的笑脸，差点以为哈迈德是否遇到了相识的人。
“他问我要钱，我说我没有埃及钱，我问他，给他水要不要。”
“一瓶水就可以打发？”
“他们就是要从你身上拿点东西才觉得满足，不管是钱还是别的。看着吧，这才刚刚开始。”
确实是刚刚开始。
过入境处，填完表，哈迈德把我们的护照递进窗口，入境处的关员把他的护照留了下来，把我们三本交给了哈迈德。
“跟我走，要找长官签字，外国人都是这样。”哈迈德犹豫了一下，因为他有些担心自己留在窗口的护照，但是还是决定先把我们带到办公室去。
我们认识那个办公室，我们离境的时候，也是先要去那个办公室让那个官员签字。敲门进去，官员正和其他几个人坐在那里，抽着烟，开会的样子，虽然听不懂，但是看哈迈德点头退出房间，关上门，显然是让我们等一会儿。
“你去拿你的护照，这里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从哈迈德手里面接过护照，因为我很不放心，他留在窗口那里的护照会不会被弄丢。
等了十分钟，还是没有动静。
我忍不住敲门，只是推不开那扇门。
就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背后钻出来一个年轻男孩，刚才看到他送咖啡进去的，他什么也不说，伸手问我要护照。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是递给了他。
他门也不敲地进去，然后出来，关门，转身离去，还是一句话不说。我倒是不担心，因为护照不可能自己飞走。
过了五分钟，他又从我们背后出现，推门进去，几秒钟后拿着护照出来，一边跳起眉毛对我微笑，一边把护照塞回了我的手上，似乎是在笑我刚才的一丝犹豫，那跳起的眉毛好像在说：“怎么样，还是要靠我解决问题。”
谢过这个男孩，再回到入境大厅，把护照和有了批示的表格交给窗口的入境处关员。
“签证呢？”对方翻看着我们的护照。
“香港护照，免签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了进去，因为他的电话响了。
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我们后面开始出现了一条长龙，大家很不耐烦地看着这个打电话的官员。没有人出声投诉，包括排在第一个的我，因为上次的经验告诉我，他是绝对不会为了工作而缩短聊电话的时间的。这个时候，除了电话里面的声音，其他的都是不存在的，他听不到，看不见。
放下电话，他不再多问，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章，然后从一个小窗口塞给相邻的同事，那个同事负责把入境卡上的资料输入电脑，输入之后才会把护照交给持有人。
他的桌上堆着很多护照，不断有其他的官员进去，把一些护照放在最前面，原来做这样的手续也可以插队。还好，他一直在处理我们的三本护照。
看到哈迈德，询问他拿回护照没有，他很生气：“拿回来了，居然要我给钱，不然就不给我。”
我想也不是不给，就是会把这本护照永远放在排队输入资料的那堆护照的最下面，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