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思特比尔
我和同事坐在酒店大堂里面，等一个名叫法思特比尔的律师。这已经是我们第三天这样坐着等他了。
对于我来说，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见到他，一定要访问到他，因为这一次从班加西开始的利比亚革命，可以说，他正是那根导火线，有人把他称为蝴蝶，一个煽动了这场利比亚风暴的蝴蝶。
今年39岁的法思是一名律师，就在今年的2月15日，他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他准备组织一场在2月17日进行的示威，纪念2006年2月17日，在班加西意大利使馆门口参加“愤怒日”游行，被政府军枪杀的十四个民众。
在他被关入监狱之后，一批妇女率先走上了街头，她们都是1996年的黎波里阿布萨利姆监狱死难者的亲人。用西方人权组织的话来说，这个监狱“臭名昭著”。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卡扎菲把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警察和内政部的安全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反对派人士，当然，里面有很多都是无辜者，他们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点，或者只是说了一些无心的话，而被身边的人告密。
1996年6月29日，1200多名政治犯因为抗议监狱中的不人道待遇而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送到了的黎波里郊外集体埋葬。死难者大部分来自班加西。
2004年，卡扎菲自己承认了有这样一件事情，他说，犯人家属有权知道有关这次事件的更多信息，显然这是他向国际社会塑造自己开明形象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死者的家属从来不敢探问自己亲人为何死去，随着利比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松动，一些死难者家属开始冒着风险抗议，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弄清楚亲人的尸体到底埋在了哪里，明确这次屠杀的责任人，要求相应的赔偿。
法思的三名亲人，一个哥哥、一个堂兄、一名姐夫就在那1200多名死者当中。他是受害者家属组织“阿布萨利姆家属”的发言人。从2004年开始，他每个星期都会到法院门口进行抗议，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因此坐了七次牢，遭到拷打。
但是，从2007年开始，愿意和他一起站出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这些死者的家属就会拿着家人的照片，到高等法院门口静坐，她们要讨一个说法，她们都是死者的母亲、妻子或者姐妹。多年来，利比亚政府一直否认曾经在监狱里面发生过屠杀事件，家人从1996年之后，一直给监狱里面的亲人送食物和衣物，直到2000年，4年之后，才被告知，原来自己的亲人已经死了，但是没有告诉他们死因。2008年12月，在班加西的法庭裁决下，利比亚政府开始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死难证明，但是没有提到他们如何死亡。当局也愿意作出赔偿，条件是这些死者家属不再追究利比亚政府的责任。班加西的大部分家属回绝了政府的要求，他们坚持要政府查明真相。
这一次，也就是2月15日，当这些家属知道法思被关进了监狱之后，马上走上了街头。因为这样，第二天，法思被释放出来。当人们看到有民众带头走上街头之后，不再害怕的人越来越多。2月17号，人们参加“愤怒日”的纪念游行。但是，游行的队伍里面很快出现了很多戴着黄色帽子、拿着剑和石头的人，他们攻击示威者，这些人包括了卡扎菲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有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被政府雇用的人。于是冲突开始，政府军开枪。2月17日被视为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期，在班加西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写着这个日期的旗帜和标语。
法思现在已经是过渡政府的成员，代表班加西。不过，这并不是我想要采访他的原因，吸引我的，是好奇，他看上去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律师，一个在这个社会至少可以生活得不错的人，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样一条需要付出代价的道路？
他很忙，打通了他的助手的电话，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才确定了今天的采访时间。不过，坐在酒店大堂，我依然很不放心，因为就在两天前，我们已经约定了在另外一家酒店楼下的咖啡厅见面，结果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他出现。他的助手在电话里面表示歉意，于是我们又开始重新约定第二天。当然，第二天他依然没有出现，于是对于这个“明天先生”最终到底会不会出现，我一点也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我很肯定，那就是不管等多久，我有足够的耐心。
两个人走进了酒店大堂，年轻一些的穿着格子衬衣、牛仔裤和运动鞋，另外一个稍微年长的戴着墨镜，拿着一个公式包。年长的人除下墨镜，径直向我走来，听出他的声音，是一直和我在电话中联系的他的助手。只是，虽然和年轻一点的那个人握了手，我依然无法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我要访问的人，因为也就是一转头的时间，他和另外一个戴着眼镜、穿着西装、比他们早两分钟进入酒店大堂的人聊了起来。我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法思，因为说实话，两个人都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穿西装的过于斯文，感受不到一点点街头运动者的气质，穿格子衬衣的这个，又找不到一点点专业人士的感觉，过于草根，就好像香港那些专门喜欢在立法会扔香蕉吵架的立法会议员。
问他的助手，终于确定，原来就是那个穿格子衬衣的人。说实话，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好，他看上去很憔悴，而且有点魂不守舍。虽然很多人告诉我，他很忙，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睡觉，但是听他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缺乏睡眠的原因，含糊不清。他不会说英文，这并不奇怪，卡扎菲在自己的驻地1986年被美国轰炸之后，不再在学校里面教英文，直到1997年才恢复。算一下法思的年纪，正好是他读中学以及大学的时候，所以这批年纪的人，除非到国外学习或者工作过，不然一点英文都不会。不过想到他曾经被捕八次的经历，想象一下他在监狱中曾经遭到过的拷打，很快我就明白了他现在这种状态的缘由。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到现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心智和体力上都是。
我们终于在一间酒店房间里面坐下，这是过渡政府在这家记者聚集的酒店专门为记者做专访而安排的房间。翻译不是他的助手，而是过渡政府的一名新闻官亲自出马，当然，看得出来，他们的私交非常的好。
访问还没有开始，他先通过助手问我，中国人对于这次利比亚的事情到底知道多少？中国人是否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样？我只能够告诉他，如果只看中国官方的报道，那么对于利比亚的这场变革知道得不会太多，人们只是知道反对派上街，然后打仗了，但是为什么上街，民众为何有这样的诉求，却没有太多的渠道知道。也因为这样，我希望能够把他的故事报道出来，因为我有这样的感觉，从他的身上，可以快速地让中国观众看到，一个普通的利比亚人是如何顽强地争取着自己的权利，如何顽强地找寻着一种公平。
法思很谦虚，他说，其实这次的变革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利比亚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有了阿拉伯语的卫星电视，人们不再单独依赖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次，卡扎菲为了和西方靠拢，至少在公关形象上营造自己开明的形象，确实在管制上宽松了一些。而最后，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敢于站出来，即便站出来之后会被送进监狱。
但是，利比亚人没有经验。2006年2月17日的愤怒日，在政府开枪之后，示威人群控制了班加西整整五天，之后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就是因为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这次，因为有突尼斯和埃及，让他们有了可以操作的一种路径，于是最终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而所有的这些，是因为利比亚人有这样的诉求。
应该说，法思非常的清醒，如果没有那些愿意站出来的民众，那么他个人的努力并不会有明显的结果，就好像突尼斯那个自焚的小贩，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已经积累了怨气，人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站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之后的变革。埃及也是一样，人民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所有的街头抗争，最终就会像利比亚在2006年那次那样，最终无疾而终，人们又重新归于沉默。当然，每次的沉默都是一次沉淀和积累，随着临界点越来越低，一个小小的随机时间就会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火种。
我喜欢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和那些政客不同，他们去做一件事情是为了一种理念，不会进行计算。当然，这样的人通常结局比不上那些精于计算的职业政客，因为他们懂得包装，懂得如何经营，而当革命进行之后，一个新的政府的运作，当然需要有更多技术方面的考虑，这也就为技术官僚、职业政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这些先驱者，真正走上街头的人，往往会慢慢地在新的体制里面被淡化，或者被高高挂起，很多时候还因为他们的能力在新的框架里面忽然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的外形气质和这个新的框架显得格格不入。就好像现在的过渡政府，虽然他们这些本土人物承担着一定的职务，忙碌地做着很多事情，但是更多时候，是那些从海外归来的政治人物取得了更多的控制权，而他们的人脉、视野决定了他们占据优势，也提供了新政府所需要的东西。
当然，他们这些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因为从他们一开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计较过得失。就好像法思在接受阿拉伯媒体访问的时候所表示的，他现在最想的，其实是能够停下来，可以谈谈恋爱，可以做一个不需要承担太多公共事务责任的人。
我没有好意思问他个人问题，毕竟通过翻译进行的采访，一直在谈论民主自由如此高深严肃的问题，忽然插入这样的问题，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有些突兀。对于法思来说，他更关心的，是到底会有多少观众可以分享他的经历，知道他的故事。临走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中文名字写下来，他尝试用中文读自己的名字的样子，让我看到一个很想谈恋爱的男孩站在了我的面前。
晚上，去了高等法院门口的广场，在高等法院的大门外，这一千二百多名死者的照片还挂在那里，还有很多新增加的照片，那是在今年二月份的示威中死去的人。照片的尺寸并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所有人的脸都是那样的年轻。
大门外是孩子们以及女性聚集的地方，这块空地被塑料围板围了起来。一个记者正在为一群孩子摆拍照片，孩子们拿着三色革命旗，对着镜头，高喊着口号。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对这样的事情有兴趣，他们在空地里面跑来跑去，你追我赶，男孩子还会拿着玩具枪对着女孩子装腔作势一番，和那些喊着口号的孩子比起来，显得有些没心没肺。当然，我更喜欢孩子们这个样子，大人们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一个权利是理所当然的环境下生活？如果他们过早地介入了政治，我总是担心，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儿时的阴影：口号，枪声，死亡，所有的这些。
男性在广场的另外一边，太阳落山，他们要进行一天最后一次的祈祷。不过这样的宗教仪式，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没有那样严格的遵守，他们更愿意在广场上闲逛，或者就是三五成群的站在那里。
之前采访过的那些自己办报纸的男孩来到广场卖他们最新一期的周报。拿着高音喇叭，捧着报纸，在那里转来转去十多分钟，其中一个男孩子才鼓起勇气开始叫卖。看着他们向经过的人群挥动着手中的报纸，觉得年轻真好，因为到了自己现在这样的年龄，要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做，还真的很难说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
每天晚饭之后，人们就会来到这个广场，两个月过去了，人们仍然乐此不彼，享受着这个过去四十二年来从来没有有过的感觉。高音喇叭里面，一名男子正在控诉政府军如何对待示威民众，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听众，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大声地表达。就好像萨达姆倒台之后，巴格达的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海德公园，到处都是高声演讲的普通民众，因为他们被压抑得太久。
高等法院的旁边就是内政部，这座大楼现在变成了媒体中心。大楼前面的空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摊档，售卖小商品。这在过去同样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现在，一个自发的市民社会，在这个广场上展现出来。
一个看上去和我女儿差不多大的女孩跑过来用英文问我：“你是记者吗？”我点头。“你看，这是多么美妙啊。”说完，她带着她灿烂的笑脸，跑回了自己的小伙伴那里。
我相信，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不需要上学那样美妙，还有大人们的快乐，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和之前不一样了。
Day 9 班加西的中国项目
利比亚战场上的中国汽车
星期五，伊斯兰世界的休息天。
班加西的整个上午，推开酒店的窗户，走到露台，眼前的高架桥上，看不到一辆车的影子。阳光从露天射入到房间，让人无法相信，这个地方依然面临着一种不确定，面临着战乱。
此时此刻，伦敦是另外一个世界，成千上万的人等待在白金汉宫，以及威思敏思特大教堂的周边，一场世纪婚礼马上就要开始。打开电视机，除了阿拉伯语电视台、CNN、BBC，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这场婚礼，似乎整个世界只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发生。
“这是两个世界，他们住在宫殿城堡里面，我们阿拉伯人却正在死亡。”来接我们的翻译，虽然对这场婚礼充满了兴趣，但是关上电视机，依然要面对的，还是所处的现实，他的这个国家。
我们要去的地方，距离班加西市中心十多公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六万多套公寓房正在兴建当中，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地里面两块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春节快乐”。
这是中国建筑总公司在当地承建的政府福利房项目，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地盘的旁边，还有三个不同的建筑工地，分别由中国和当地的建筑公司承建。我们开车绕着它们转了一个圈，翻译指着那些进行到一半，静止在那里的一栋栋建筑告诉我们，这里会有两所医院、学校、幼儿园，还有商店，这里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城市。
在利比亚，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和中国的年轻人相当相似，找工作，买房子，然后才能够成家立业。但是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在政府里面有熟人或者关系，那么即便没有学历，也能够找到不错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虽然大学的学费非常低廉。就算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只有二百到五百第纳尔之间，按照现在的汇率，也就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币到四千元人民币之间，而如果要在班加西这样的城市拥有一套住宅，一般需要十万第纳尔，也就是说，想要依靠工资来置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算是租一套住宅，像样一些的，也需要三百到五百第纳尔一个月。正因为这样，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只能够住在货柜箱里面。房屋价格高昂，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政府并没有任何投入投在住房上面，富有的人可以自己买地造房子，但是一般收入的民众只能够依赖家中的老人。对于大家庭来说，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就会成为问题。
政府也有福利房屋，但是申请等候的时间很长。翻译说，他的表弟申请了七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不过现在看到了希望，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卡扎菲倒台，这些房屋项目便能够重新启动，那么有需要的民众就能够受惠，包括他自己。他虽然是一个工程师，每个月的工资有八百第纳尔，但是依然负担不起买房。
这批如此大规模的福利房屋，大部分已经封顶，按照中国公司的建筑速度，一年的时间应该可以完工。但是，这些来得太迟。当利比亚政府意识到国富民穷导致民众的不满而开始做些什么的时候，民众已经失去了耐心，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卡扎菲的最后信任。毕竟，四十二年来，他们虽然看到了政府确实在进行经济改革，但结果并没有让大部分民众受惠，而更重要的是，制度不变，人们无法享有基本的尊严。
在这个项目的旁边，就是利比亚最著名的大学，尤里尼斯大学。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和卡扎菲的蜜月期并不长，只有差不多五年。当卡扎菲刚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时候，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在大学里面，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实践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里面所推广的直接民主。但是很快，一切改变了，用当地人的话说，进入了黑暗时代。1977年，卡扎菲在这所大学里面，公开绞死了两名大学生，因为他们发表了不同于政府的意见。之后，卡扎菲通过电视，又公开处决了八名不同政见者。从此，在大学里面，掌控大学的不是教授、学者，而是革命委员会的人。
虽然局势还没有明朗，但是班加西的民众，准确一点来说，东部的民众，已经开始计划将来，而这些进行到一半的项目，就是过渡委员会准备要继续下去的事情。不过，冲突开始，中国工人、埃及工人、孟加拉国和印度劳工全部离开了这个国家，即便有足够的资金，这些项目也缺乏足够的劳工。
利比亚人并不喜欢做这些体力劳动，他们充当工程师、司机，就连当地餐厅和酒店的服务生也大部分来自于埃及。因为这样，我们住的酒店，要隔一个星期才会有人来打扫卫生，她们还不是这家酒店的员工，而是充当志愿者的当地妇女。在我们常去的那家意大利餐厅，服务生是一个埃及人，在冲突开始之后，他选择留了下来，但是困扰他的是，没有办法和埃及的家人联系，当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我们借用卫星电话的时候，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和家人通话了。
过渡政府的官员对中国充满了期待，因为在安排了副主席的专访之后，他们又主动推出一名过渡政府的成员，他英文流利，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相当熟悉。
苏莱曼原本是当地一家咨询公司的老板，现在他是过渡政府米苏拉塔代表，加上他流利的英文，他也负责参与过渡政府的国际事务。他说，去年他去过北京，那是一个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城市。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他特别提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当我告诉他，大使目前人还在的黎波里的时候，他关切地询问对方是否安好。
“卡扎菲已经完蛋了。”这是每个官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显得相当肯定的一句话，“中国和利比亚的关系良好，但是应该是和利比亚人民，不管政权如何改变，利比亚这个国家和人民始终在这里。我们看中的是那些从开头就支持我们的人。我们尊重和中国的合约，我们会履行这些合约，我们希望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政府能够关心利比亚的未来。”
和美国政府一样，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过渡政府。在利比亚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显得相当暧昧，虽然派出了无人驾驶飞机参与北约的行动，但是和过渡政府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美国政府的疑虑，或许是因为担心反对派武装里面有基地组织的人，这也是美国媒体在一开始报道反对派的时候经常提到的事情。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即便是美国媒体，也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华尔街日报的记者Ann Marlowe在班加西呆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利比亚人民准备好了吗？》。在文章里面，她把反对派管理下的班加西和阿富汗进行了比较。在她看来，美国媒体只使用那些看上去激动粗野的反对派武装的照片，会让美国民众造成错觉，而事实上，反对派的领袖都受过良好教育，英文流利，是有着国际视野以及儒雅外表的人，他们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而这里的民众建设公民社会的努力，也让人充满信心。
这也是我这些日子的印象。在这个地方，即便是过渡政府的成员，也让你感受不到所谓的等级，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除了卡扎菲和他的家族，谁也没有享受特权的权利，反而让其他人能够处在一个相同的地位上。而年轻人、妇女、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在社会事务中的参与以及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或许卡扎菲还能坚持很久，这样的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在班加西的街头，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一个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但是依然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出现东西分治的现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即便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在当地有利益的政府或者外国公司，都需要考虑如何和过渡政府打交道。因为东部是不可能重新回到卡扎菲的统治了，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革命，反对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而民众更是不会答应，因为他们相信，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他们的将来就是等待卡扎菲的报复，虽然这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想象，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会是怎样。
或许中国商人会比政府有更大的灵活性。想起2001年的阿富汗，在中国使馆还没有重开的时候，一个来自温州的商人已经来到了喀布尔，开起了当地第一家中国餐厅。当我第三次到喀布尔的时候，他的餐厅已经在当地非常有名气，联合国的雇员、各国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外国记者，甚至是阿富汗当地富裕一些的人们，都会选择到他这里用餐，尽管这家餐厅的价格在我看来贵得离谱，三个炒菜就要花六十美元。但是这里有地道的中国菜，有穿着裙子的中国女服务员，还有在其他餐厅找不到的各种酒。当然，老板并不只是依靠这家餐厅赚钱，他做生意，各种生意，从中国的日用品到建筑材料，因为重建中的阿富汗充满了商机。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巴格达，也是温州人，不过他们的运气没有喀布尔的同乡那样好，无休止的街头炸弹，终于有一天在他们的餐馆旁边爆炸。但是利比亚毕竟不是巴格达，这个来自于内部的变革，让这个地方有着和阿富汗、伊拉克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未来。我甚至在想，如果谁率先来到班加西开一家中国餐馆，生意一定不错，因为至少在班加西，没有中国餐厅，更不要说中国城，这和其他的中东非洲国家相当不同。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都是各大建筑公司的工人，他们吃住在宿舍里面，和外界没有太多的接触，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也就是当这些中国工人外出买东西，或者是建筑工地上的那些中国字。
在酒店的大堂遇到老贾，他是一个利比亚商人，在北京呆了十年，他说这是中国人称呼他的方式，我们不妨继续沿用。为了证明他确实居住在北京，他在我们面前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对方是一个中国女孩的声音，听到我的中文，她热心地提醒我们要小心，如果有任何问题，一定要找老贾，他一定会帮忙。
我很好奇，他的手机为何能够打长途电话，因为这里的本地电话，都没有打长途出去或者接听长途的功能。他神秘地一笑：“我这是特殊手机。”后来我才知道，电信公司为那些重要人物保持了长途通话功能，也就是说，老贾属于重要人物之一。
老贾在四个月前回到了利比亚，算了一下，那时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刚刚开始。虽然他是一个生意人，但是这让我猜测，他是不是这场利比亚风暴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很关心中国，他着急的是，如果中国再不向过渡政府表态，未来当卡扎菲下台之后，会失去利比亚人对中国的信任，那么到时候，中国在这个国家的那些经济利益一定会受到影响。当然，他的焦虑的前提，是他相信，他们这一方一定会胜利。
老贾说，要等到卡扎菲下台才会回到中国，这也是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每次我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如果这要等很久呢？”当然，对方一定不认同我的假设，在他们看来，会很快，而对我来说，我都开始被现在的胶着搞得有些焦虑，毕竟，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没有他们的那种耐心，他们等了四十二年，现在，即便多等几个月，甚至几年，对于他们来说，也算不上太长。
Day 10 卡扎菲和他的绿宝书
卡扎菲的绿宝书
第十天了，同事同时不舒服，仔细想了一下，一定是昨天晚上吃的黎巴嫩烤鸡三文治，因为在柜台那里，我看着店员用手抓住面包，把刚刚烤出来的鸡肉串放在上面。而面包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面包上面的芝士不知道有没有过期。
这已经不是同事们第一次拉肚子了，上次在超级市场买了一罐鸡肉午餐肉罐头，吃下去没有几个小时，马上见效。罐头上面没有生产和失效日期，提醒他们，所有没有日期的东西都不要碰，不过街头的快餐店，那就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了。还好大家带齐了基本药品，治感冒的、腹泻的、发烧的，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利比亚的新闻又上了BBC国际新闻的头条，这是因为昨天半夜卡扎菲在国营电视台上露面，发表了八十分钟的讲话。
他已经没有在电视上露面好多天了，上个星期，当北约的飞机炸中了他的办公大楼之后，他没有马上露面，而是在国际媒体开始猜测他有没有被击中之后，让国营电视台播放了他接见部落代表的画面。
看过很多卡扎菲在电视上讲话的样子，但是这一次，不管是他的神情、身体语言还是语调，都是第一次，他显得疲惫而苍老。算一下，二十八岁开始执政至今四十二年，也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了。
他提出停火协议，给反对派三天的时间。但是谁都知道，不管是反对派还是北约，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只要他的军队不停止开火。
和班加西人聊起卡扎菲，他们总是会用手指指脑袋，意思他是一个疯子，也因为这样，疯子的话，是不可能相信，也不需要相信的。
这些日子，我总是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军攻击平民，那么未来会不会造成东部人仇视西部人？他们总是会摆手纠正我：“不管年龄和性别，我们都是利比亚人，都是卡扎菲的错，而且很多打我们的，是雇佣兵。”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最让人担心的当然是消除仇恨，如何融合的问题。虽然大家把账都算到了卡扎菲的头上，但是未来的清算肯定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卡扎菲政府的成员，他们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过渡政府的官员说，只要是手上沾了鲜血的，过渡政府不会欢迎这些人。
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体制的政府之下，手上的鲜血，到底最终应该由谁来负责？
在一名大学教授的家里面，终于看到了听说了很久的中文版的绿皮书。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时候，我曾经买过英文和阿拉伯语的，查找资料，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过中文版本。
这名教授家中的收藏很多，日语的、俄语的、法语的，还有我认不出文字的版本。当年卡扎菲花了大量的金钱，把他的绿皮书翻译成世界各地的文字。
但是，如果问利比亚人，卡扎菲的绿皮书到底想说什么，大部分人都会摆摆手，不知道如何回答，尽管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花了不少时间学习，甚至每个星期都会有类似于中国过去政治学习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司机只是记得，中心思想应该是“三个思想”。
卡扎菲分别在1975年、1976年和197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绿皮书，不过我看到的，还有我自己买的，都是之后的综合版。绿皮书并不厚，曾经有西方学者想要研究，从里面找出卡扎菲的治国策略或者是政治理念，但是这些学者和利比亚的大部分民众一样，都看得一头雾水。
卡扎菲的偶像是已故埃及总统纳塞尔。也正是效仿纳塞尔的自由军官行动，他通过同样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利比亚的王朝统治。也因为这样，在他70年代的演讲里面，他花了大量篇幅阐述关于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构想，他的演讲对于当时处于实际分裂状态的利比亚来说，相当有吸引力，因为当时纳塞尔正在执政，使得中东地区的泛阿拉伯主义成为主流。
利比亚的全称叫做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其中，Jamahiriya这个词语，正是卡扎菲自己创造的，因为这符合他所强调的“直接民主”。收录在绿皮书里面关于民主的论述中提到：“议会的存在正好说明了人民的缺席，可真正的民主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来代理。议会成为了人民行使权力的法理障碍，它剥夺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利，并且为自己所用……”
也因为这样，卡扎菲一直把自己称为上校，这也是外界到现在为止对他的称呼。他坚持自己在利比亚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职务，因为在1977年他就已经把权力交给了人民，他早就下台了。
当然，现在的他不再这样认为。在昨天晚上一个多小时的电视讲话中，他反问北约，反问反对派，让一个管理这个国家四十二年的人下台，有没有搞错。
从70年代后期开始，自从他公开绞死两名大学学生，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他的这种表述，认定他是掌控这个国家所有一切的人。曾经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战友，也开始站在他的对立面。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哈里里，当年就是和他一起参与军事政变的自由军官中的一分子，但是从90年代开始，却坐了十五年的牢。而这样的曾经的战友、之后的敌人，有很多。
有一技之长的人，勤奋的人，没有任何权力仅仅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勤奋就去占有其他人的那份财富，然而他们确实是从自身优势中受益。同样的，如果一个人残疾或者得了精神病，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享受不到跟健康人一样的社会福利。
交通工具（车）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家庭都是必要的。你的交通工具不应该由别人占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威，可以为了转手出租而拥有私人交通工具，因为这占有了其他人的需求。
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财产。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开发土地，通过劳动、耕作或者是放牧，从中得到好处。
这些都是卡扎菲关于平等的论述，在他的绿皮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关于“人人应该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别人”的论述，显示出一种和马克思理论很接近的东西。
但是，现实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在利比亚，卡扎菲和他的家人拥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个国家的民众并不算富有，即便人均收入在非洲算是第一位。城市基础建设非常糟糕，班加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至于公共医疗，去过班加西最大的医院，不管是大楼还是病房，和2003年巴格达的那些医院差不多。但是巴格达那个时候一直遭到国际社会制裁，公共设施缺乏投入，只能够维持80年代的水平，这可以让人理解。2004年，联合国就取消了对利比亚的制裁，这个国家开始了经济改革。这些年来，这些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依然停留在这样的水平，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政府缺乏财政投入。
至于人和人之间是否平等，至少卡扎菲的家族处于一个比任何其他人都要优越的位置。在他的家族所在的地方，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夺别人的财富和资源，因为他们有能力，可以把不听话的人投入监狱。卡扎菲在不同的城市为自己建造宫殿一样的住宅，这些住宅都有完善的地下防空通道，尽管他可能一年或者两年才到这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
卡扎菲认为，允许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主宰体育运动，而让其他人买票入场观看是没有道理的。他的这个表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平等概念，人民应该平等参与所有形式的社会活动，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对西方社会的微妙的挑战；另外一种解读则认为，这显示了卡扎菲强烈的嫉妒心，因为在利比亚没有名流，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或者运动员，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了卡扎菲的身上，他不允许别人抢他的风头。而事实是，当利比亚国家队和其他国家的足球队比赛的时候，如果是在利比亚，主持人是不可以朗读利比亚参赛队员的名单的。
强调平等的卡扎菲，个人却霸占了人们的视线空间，在的黎波里，到处都是卡扎菲的巨幅画像，就算是在酒店里面，也到处挂着他不同年纪的照片。班加西原本也是这样，只不过在冲突发生之后，反对派民众把他的这些痕迹从这个城市清除得一干二净，新增添的，则是讽刺“卷发大叔”的各种涂鸦作品。
把自己的画像还有塑像放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国家已经不多了，朝鲜、土库曼斯坦、曾经的伊拉克，还有就是利比亚。在古巴，虽然到处都有巨幅画像，但并不是卡斯特罗自己，而是南美人心目中的英雄切·格瓦拉。就算是在委内瑞拉，强势的查韦斯也没有敢把自己的样子放在公共场所，能够享有民众瞻仰参观待遇的，是玻利维亚反殖民的英雄玻利瓦尔。
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里面，也谈到了言论自由问题。他说：“个人拥有的报纸仅仅表达他个人的看法。任何声称报纸代表公共舆论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利比亚自身的媒体业非常封闭，没有太多另类的选择，但是随着卫星电视的发展，利比亚人开始通过阿拉伯电视节目来获取资讯，尤其是过去十年，正好也是半岛电视台快速发展的十年。
利比亚政府并没有限制民众购买卫星天线，虽然需要经过审批这一个程序，这一点显得政府还算是比较的宽松。卫星天线的价格从三百第纳尔开始，这使得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负担。一旦有了另类选择，国营媒体的影响力就会慢慢淡化，当卡扎菲通过所有的国有电视台频道发表讲话的时候，很多利比亚人可以选择收看卫星电视台的其他阿拉伯语节目，从新闻到综艺。
年轻人流利的英文，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卫星电视的影响，就好像当年靠美国之音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这些年轻人依赖英国和美国的英文频道，快速地学习着一种新的语言，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英美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公开场合唱RAP，则要等到反对派控制了班加西之后。
卡扎菲的讲话整整一天，在不同的频道里面不断地播放。正如反对派所说，他自己错过了妥协的时机。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最后放手一搏，三天之后，或许就是明天，他会动用手头所有的武器向米苏拉塔开火。这个时候，局势会怎样，他还能坚持多久，反对派显然有些被动，因为他们缺乏武器，没有进攻的能力，于是最终还是要看北约空袭行动的强度和密度。
“应该快了。”司机哈迈德很自信地对我们说，“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卡扎菲这个样子。他总是高高在上的，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表情，那样的忧心忡忡。”
Day 11 战争中的媒体
的黎波里的夜景
约好了司机一大早出发，但是第一次，轮到我迟到了，也因为这样，被司机笑话了一下。
在中东、非洲，人们的不守时是出了名的，不过在我的严格要求下，两名司机已经从一开始每次都要等上至少半小时，变成了现在几乎分毫不差。
迟到是因为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
半夜一点多，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这很正常，因为每天都有精力过于充沛的年轻人向天开枪发泄。但是这次的枪声不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而且不单单是单发子弹，还有机关枪的连续发射，偶尔还夹杂着类似于炸弹的爆炸声。
窗外的高速公路上，经过的车辆不停地按着喇叭，楼下也传来人群嘈杂的叫声，但是探出头去，似乎一切又和平时的夜晚一样正常。
于是，打开电视，BBC和CNN正在播报突发新闻，原来北约刚刚向的黎波里投放了三枚炸弹，根据利比亚政府向记者表示，炸死了卡扎菲的一个儿子，还有三个孙子。
这不是卡扎菲最出名的二儿子赛义夫，而是他的另外一个29岁的儿子赛义夫，和他的哥哥相比，他非常的低调，一直在德国学习。利比亚政府在记者会上告诉在的黎波里的记者，当时他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不过他的父母，卡扎菲夫妇安然无恙。
和每次北约轰炸的黎波里之后一样，记者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被带到现场，然后就会有一场记者会，不过这次，两个小时之后才出发。BBC的记者不断的在报道中强调，没有在现场看到尸体，但是似乎有人在场的痕迹，因为电视机是开着的，桌子上有一个切开的苹果。不过，他很怀疑，根据现场看到的这栋房子被炸毁的程度，任何在里面的人能够没有伤到一丝一毫，让人难以想象。
到了早上，北约有了回应，针对被指轰炸是针对卡扎菲和他的家人，北约说，轰炸只是为了切断卡扎菲的军事指挥通讯系统，并不是针对任何个人。不过，不管是北约还是卡扎菲都知道，这些军事指挥地点有着双重身份，除了是卡扎菲和他的政府主要成员的指挥中心，也是他和他的家人很多时候居住的地方。也因为这样，让事情变得相当复杂，甚至有点阴谋论。
和兴奋的班加西民众不同，过渡政府相当审慎，他们提出这样一种假设，这四名死者到底是不是利比亚政府所说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卡扎菲政府利用宣传手段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从而对北约空袭行动制造压力。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北约空袭行动的合法和合理性在于，米苏拉塔的平民遭到了政府军的轰炸。
抵达班加西的那天，正好两名在米苏拉塔遇难的记者的尸体也抵达了班加西。在班加西的同行们，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没有镜头，没有采访，只是为了表达对同行的一种敬意。正如一篇文章的标题那样：《为了争相而死的两名记者》。
他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因为工作而失去生命的记者。每年，都会有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死亡，因为战乱，因为迫害，因为意外。作为这个行业的一分子，大家已经将死亡计算在自己的职业风险里面，因此，大家谈起他们的时候，至少在外人看来，显得相当的平静。大家更关心，他们到底是被政府军的炸弹击中，还是其他。和他们两人当时在一起的另外一名受伤的摄影师说，他可以证明，击中他们的武器，只有政府军手上才有。
当然，利比亚政府有自己的说法。发言人穆萨认为，既然是战争，那么哪一边都可能出现死亡。他说的是事实，在战场上，炮弹打向的不仅仅是敌人，也可能会落在平民，或者是记者的身上，只要你身处战场的范围内。米苏拉塔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因此，身处这个地方的人，谁都有可能成为目标。在班加西的医院采访一个来自米苏拉塔的伤者，他的腿被喀秋莎导弹的碎片击中，他说，他当时就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而已。
北约空袭行动的重要依据，就是卡扎菲的政府军攻击平民，因此在米苏拉塔的记者，成为独立和重要的见证者。当政府军宣布将会停火48小时之后，虽然反对派表示政府军依然在向民居开火，但是如果没有经过第三方核实，那也只不过是反对派的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有了记者从前线拍摄回来的画面，不需要提供观点，观众自然可以通过镜头来自己进行判断。
同样，在北约炸中了卡扎菲的办公大楼之后，利比亚国营电视台马上播出了被炸后的废墟，以及被送往医院的伤者，还有死亡的人数。不过由于在的黎波里，记者没有办法进行独立采访，即便是准确的事实，也会被加上“官方媒体”这样的前缀，至于是否相信，同样只能交给观众自己去做判断。
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冲突，通过媒体将一幅幅复杂的画面展现给大家。也因为这样，不管是利比亚政府还是反对派，都对媒体相当重视，但是采取的方式很不相同。在的黎波里，被邀请的记者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当中，除了安排的采访，平时不可以擅自外出。而在班加西，记者则要自由得多。当然也有限制，那就是禁止记者进入前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真的在打仗，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保护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