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反对派似乎更懂得如何运用媒体，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武装人员并不是正规的军人，他们不少是接受了一点点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年轻学生。于是，不管是枪战之中或者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总是喜欢用手里面的手机拍些什么。不少战斗现场的画面，正是来自于他们。这些年轻人对于镜头相当敏感，而且两个多月下来，他们已经懂得如何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来配合镜头。这让前线增添了一些轻松的成分。
只是，战场就是战场，子弹真的是不长眼睛的。
而今天外出，正是和手机拍摄的一段画面有关。在距离班加西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的迈尔季，我们看到了阿罕默德的两个哥哥。很显然他们是一个中产家庭，在这个小城市里面，他们有一栋独立的房子，门前的花园打扫得干干净净，玫瑰花绽开在那里。
走进会客室，迎面就是他们的弟弟、37岁的建筑工程师阿罕默德放大的照片。3月5号，他告别自己的两个哥哥，驾车向西开去，他的大哥原本要和他一起去前线打仗，但是他对自己的哥哥说，让他先去，让大哥先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第二天，他的大哥打通了他的手机，响了很久，一个陌生的声音接听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他是政府军的人，他的弟弟在他们手上。
他的哥哥和他弟弟的朋友第二天赶到了班加西，希望能够想办法找到自己的弟弟。就在他在一家酒店等待的时候，他看到了半岛电视台播放的一段录像，一个政府军的士兵用枪托敲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命令他宣誓效忠卡扎菲，而那个腿部中枪的人在地上痛苦地扭曲着，不断地说心中只有真主。他的哥哥认出来，这个人就是他要寻找的弟弟。
他找到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又看到了另外一段没有播出的片段，他的弟弟双手反绑，被抬上了一辆皮卡，还有其他一些年轻人双手反绑在皮卡上。这让他燃起了希望，因为那些被打死的人的尸体，都被遗弃在沙漠上。
只是，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在哪里。这些画面是反对派武装人员在打赢了攻击班加西的政府军之后，从一个死亡的军人身上的手机里面找到的。手机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军人自拍的照片，二十多岁，看上去充满了正气的样子。
这个年轻人显然热爱摄影，他的手机里面有照片、视频，拍下了那些被他们打死的人，抓走的人，还有他们在附近的村庄里面搜寻到的反对派武装人员。不过，这些被他们抓到的人，包括阿罕默德，他们手里面并没有武器。这些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去到他们想要去的前线，还没有拿起武器，有的就已经被杀害，而有的则不知下落。但是同样的，这个爱摄影的年轻人，也就是在24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面，死在了战斗之中，而他的家人，在这场战乱还没有结束之前，不会有他的消息，只能焦虑的等待，像阿罕默德的哥哥们一样。
在距离这个城市不远处，经过一个中国水电承建的工地，门口的红色灯笼还在那里飘扬。工地旁边的大型招牌上，写着承建这个项目的一些公司的名字，其中一个让人觉得特别眼熟，仔细一想，这是昨天收到的一个重庆女孩的私信之后，在她的微博上面看到的。
这个女孩问我，如果只有中国护照，不是记者，也不是国际组织成员，如何才能够从埃及边境进入利比亚。我很好奇地问她，为何如此着急的要在五月份到利比亚，她说，要去看她的男朋友，现在想起了，其实就在这个城市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
不得不赞叹爱情的神奇，你无法从国界、语言，还有人种等方面来进行理性分析。女孩子显然深爱着她的男朋友，不然的话，不会如此着急地想要回到利比亚。但是这并不让我觉得惊奇，2002年，当我第三次到喀布尔的时候，当地中国使馆的朋友告诉我，虽然距离塔利班被击败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已经有中国女孩嫁给了当地人。那是一个在当地中国餐馆工作的女孩，她的丈夫是当地的一个大学老师，而让他们都觉得神奇的是，女孩子不会英文，当然更不会普什图语，他们不知道女孩如何和她的丈夫沟通，但是女孩看起来很快乐，觉得她的婆家人对她非常好。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但是见过一次她的丈夫，有着普什图人轮廓清晰的脸，他的英文很流利。爱情，我一直觉得，对于外人来说，是最没有资格去评论的事情。我只有希望，这个重庆女孩的爱情，是不是可以像张爱玲笔下的那样，让这场战乱成全他们，有着白流苏和范柳原那样的“倾城之恋”。
回到班加西，的黎波里的形势又有了新的进展。在媒体报道了反对派质疑看不到尸体之后，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播出了有四具尸体的画面，的黎波里的主教在现场。但是同时，传来了联合国把在的黎波里的国际雇员撤离到边境地区的消息，因为在卡扎菲的儿子被炸死的消息传出之后，的黎波里出现了支持卡扎菲的游行，这些人攻击了英国、美国、意大利使馆，以及联合国办公地点，英国使馆更是被烧得只剩下一副框架。而所有的这些示威还有攻击，很显然，在并不允许民众进行非法集会的的黎波里，是政府的有意放行。虽然利比亚政府向这些政府还有联合国道歉，但是联合国撤走自己的国际雇员，显然表明对利比亚政府并没有信心。
英国外交部宣布驱逐利比亚驻英国大使，北约再次强调行动的目标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而美国五角大楼传来的消息，则是确认被炸死的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班加西这边，过渡政府连续两天取消了预定的记者会，今天的理由是因为危机处理小组和过渡政府要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对于过渡政府来说，如何在舆论上和利比亚政府抢占道德高度，如何让国际社会的同情能够保持在自己这一边，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反对派目前只有守卫现有城市的能力，他们没有足够的武器和政府军抗衡，而如果卡扎菲坚持不下台——事实上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不可能自己宣布下台——唯一能够让这样的僵局有所突破的，还是要依靠国际社会，依靠北约的轰炸行动，让卡扎菲无法指挥他的军队，让他身边的人下决心离开。
这两天，的黎波里的夜晚总是不平静。
Day 12 拉登死讯
班加西反对派的记者会
早上打开电视，又是突发新闻：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打死了。
看着电视机镜头里面，双子塔遗址聚集庆祝的年轻人，十年前，当他们通过电视看着大楼被飞机穿过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在一个被9·11彻底改变的世界里长大。因为9·11，因为美国的反恐战争，世界的格局就此重写。
如果没有9·11，美国不会出兵阿富汗，北方联盟是否可以赶走塔利班？谁也无法预测，因为历史不可能掉转头重新假设。如果没有9·11，美国也不会攻打伊拉克，那么萨达姆的统治如果持续到今天，伊拉克会不会像今天的利比亚，在这波中东的变革浪潮中自发地进行改变？同样谁也无法预测。在外来力量的决定下，这两个国家快速地、被动地发生了巨变。这样突如其来的改变，如果和现在发生在这些中东国家的改变进行比较的话，人民和国家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还是更小？依然无法回答，同样是因为历史无法假设，无法推倒重来。
当奥巴马对着美国人民说，这是美国的胜利，在行动中没有一个美国人死亡的时候，作为一个非美国人，虽然明白一个美国总统的所有决策，都是要从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以及人民出发，但是如果站在巴基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角度，对于这场美国人的胜利是否会有别样的滋味？
街头采访，不同的伊斯兰国家，人们反应各异。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这会让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哈马斯的负责人则认为，这是美国又一次在穆斯林的身上留下了鲜血。
同样都是穆斯林组织，一个从极端走向温和，因为对于身处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来说，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支持，在民众走上解放广场争取来的宽松环境之下，极端的口号以及手法反而会导致支持者的流失。埃及的民众，在广场上要求的是民主还有自由，要求结束穆巴拉克的独裁。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会如果不用一个能够适应埃及民众的诉求的形象出现的话，在未来的选举中并不会占有太大的优势。
但是对于哈马斯来说，他们代表身处生存夹缝中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而让他们无法像别人那样拥有一个真正的国籍。他们的同胞，用难民的身份生活在周边的不同国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美国是他们的敌人的朋友，也就是他们的敌人。
今天，也是以色利纪念大屠杀的日子，六百万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被屠杀，这是这个国家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国民去牢记的事情。也因为这样，他们始终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以巴和平成为一个看起来无法实现的目标。
但是，当年屠杀犹太人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世界，而是欧洲的极端主义：纳粹。在拉登死亡的这天，再来看犹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当我们谈论极端主义或者恐怖主义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词简单地和某一种宗教或者某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用不同的形式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或者国家身上，历史上的宗教残杀、种族残杀、侵略战争，独裁者对于不同意见人士的清洗，仔细回想一下，从过去到现在还在发生，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的生命变得无足轻重。而这种对生命的轻视，在中国，从反右到文革，那些武斗，那些批斗，人们毫无尊严可言——面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漠然，不正是因为极端？
打开电视机，除了阿拉伯电视台，还有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这些国家的新闻，西方的电视台一整天被拉登的新闻占据了版面。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也是早上醒来，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嗯，今天，西方媒体在利比亚的同行们，可以休息了。
晚上过渡政府的记者会，美国NBC的记者举手提问如何看待拉登死亡，发言人说：“利比亚发生的事情，是利比亚民众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和反恐战争没有可比性。”
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当然，通常掌声出现在记者会上，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提问，以及记录被提问者的回答，而不是用掌声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即便自己对某一个问题有着清晰的想法，或者立场和被访者相同，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出来。不过这也是班加西的现实，一家家媒体出现，当地的这些媒体从业人员，正在开始体会不需要经过审查的日子，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训练，也因为这样，他们的报道，或者媒体，如果拿客观中立作为标准，很多并不合格，因为倾向性宣传的意味非常的强烈，他们分不清楚媒体和自我表达的分别，就好像记者会上的这些掌声一样，但是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学习。
这名美国记者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其他的国家和政府都在对这件事情作出回应，你们为何不表态呢？”
坐在后排的我，对于这位美国同行的提问语气有些反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他的提问，总是让人觉得有着强烈的大美国主义，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这个也许在他看来没有能力而只能等待美国和其他国家帮助的国家。我也明白他为何要追问这个问题，毕竟从新闻性来说，如果不能够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那么今天的这场记者会，对于一家美国媒体来说，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今天，应该还有明天，所有的新闻话题都围绕着拉登。
发言人的答案，依然没有提到拉登，只是告诉这名美国记者，在反对派的武装力量里面，并没有基地组织的成员。我想，我的美国同行自然很不满意，而我则在思量，为何他们就是不直接回应这个问题。
但是，如何回应呢？美国的反恐行动，和利比亚这里发生的事情，在反对派看来没有丝毫的联系，尽管卡扎菲一直在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他警告过美国，在东部的反对派武装里面有很多基地组织的成员。冲突刚刚发生，赶到班加西的一些外国记者也认定有基地组织成员的存在，他们的理由，则是那些激动的看上去相当狂野的年轻人，当他们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口号，或者用向天发射的子弹来表达决心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形象，通过照片，通过影像，传递到美国，传递到世界各地。对于那些从来都不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来说，这些形象符合他们对于基地组织成员的想象：年轻、贫穷、粗野、缺乏教育。
同样的，在也门，当反对派走上街头，要求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的时候，萨利赫接受BBC的专访时特别提到，如果他下台的话，也门的基地组织就会壮大，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新的政府会和美国合作。正如卡扎菲，至少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他不遗余力地打击基地组织，配合美国的反恐政策。
也许美国政府很清楚，配合反恐，往往会成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一个护身符，特别是在他的政权地位遭到来自内部的挑战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要一个可靠的、却不受本国民众欢迎的领导人，还是要一个民众选出来的、却和美国疏离的领导人。这样的两难，在埃及人民站到解放广场的时候，美国就开始面对，因为支持穆巴拉克，等于和美国政府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相矛盾，站在穆巴拉克的反面，有声音提醒说，可能会让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让以巴冲突升级。而当时的不少美国媒体充斥着关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猜想和报道，即便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也会形成一个刻板的印象：这是一个极端组织。当然，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是这样。
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选择了站在背后的角色，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因为这样，利比亚民众的诉求，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必须首先从本国利益出发。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最具有能力的大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却选择容忍一个政权做出伤害本国平民的事情，是否意味着没有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也唯其如此，不管是埃及，还是利比亚，示威的人群中都出现了中文的标语，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手中有投票权。
坐在意大利餐厅，在等我们要的披萨上桌的时候，翻译哈迈德拿着我的利比亚中英文地图，详细地向我解释目前的战况。哈迈德的外公，正好是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哈里里。60年代，哈里里是和卡扎菲并肩作战的自由军官的一分子，哈迈德给我看外公的照片，穿着军装，帅气逼人，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酒店大堂，我和年轻时的卡扎菲的照片的合影，同样年轻，同样充满了正气和理想的样子。
从70年代末开始，这些当年的战友开始出现分歧。哈里里从80年代开始，坐了十五年的牢。当然，他只是因为意见不同而被卡扎菲投入监狱的那些战友中的一个。卡扎菲和第一个妻子离婚，就是因为他的前妻的父亲对他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对，于是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妻子求情，结果不但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救出来，反而被迫结束了这段婚姻。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对身边人高度的不信任，毫不留情地进行铲除，这也是萨达姆的个性。在萨达姆遭遇到一次失败的暗杀之后，他对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任，包括他的妻子的哥哥，他的国防部长，当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萨达姆当上了总统。萨达姆制造了一次空难，这位内兄死在了直升机的爆炸中。
从地图上看，反对派控制了东部地区，但是在西部的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和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艾季达比耶之间，却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包括了石油重镇布雷加。现在，靠近突尼斯边境的几个城镇，反对派和政府军在争持。反对派的计划是，只要攻下布雷加，就可以拿下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这样就可以打通通往米苏拉塔的道路，进而很快就可以围攻的黎波里。
我问哈迈德，难道只有一条公路，不能够绕走沙漠？他说，沙漠没有道路，而反对派武装没有装备，比如直升机，就连车辆也就是一辆辆的皮卡。虽然前线的武器弹药还算充沛，但是在班加西，库存的武器只剩下一千支AK47，现在最需要就是武器。他们的计划是，拿到一些冻结了卡扎菲资产的外国政府移交给过渡政府的钱之后，就寻找私人军火商，在欧洲购买武器，而这应该是最便捷、也是唯一可能解决目前僵局的方法。因为过渡政府并不希望外国的地面部队出现在利比亚的土地上。
其实不单单是利比亚人，美国军方的这次行动，让巴基斯坦政府有些尴尬，虽然奥巴马感谢巴基斯坦政府的配合，但是事实上，行动前他们并不知道有两架美国直升机进入了自己的国境，并且有军事行动。也因为这样，那些接受采访的巴基斯坦人并不关心拉登死亡，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国家主权是否因此受到了侵犯。
Day 13 利比亚版的萨哈夫
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
在酒店大堂，等待过渡政府记者会的开始。今天是他们的第二号人物第一次召开记者会，出现的外国记者因此多了很多。已经超过预定的时间一个小时了，不过大家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情况。谁都知道，在中东和非洲，千万不要预期对方准时，即便是政府官员也是一样。也因为这样，通常宣布的记者会召开时间前五分钟，会议室里面还是空空荡荡的，十五分钟之后，记者们才会施施然地进入会场，当然，还是需要再等待一会儿。
坐在会场外面，和一个月前从的黎波里离开的中国同行聊天。他向我形容利比亚政府招待记者的力奥克斯酒店，巨大的房间，有按摩浴缸。这家五星级酒店的围墙连着一个住宅区，也就是利比亚政府宣布北约炸死了卡扎菲的儿子还有孙子的那个地方。平时，卡扎菲经常会在这家酒店的花园出现，和他的孙儿们玩耍。
他是冲突刚刚发生之后到的的黎波里，那是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邀请外国记者到利比亚访问的时候，也因为这样，所有的住宿、饮食甚至洗衣都是免费，记者们也比现在要自由得多，可以在没有官方指定人员陪同的情况下外出，甚至可以离开的黎波里。
显然，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利比亚政府，至少赛义夫相当的自信。
我们聊起了利比亚政府发言人易卜拉欣·穆萨，这个在电视屏幕上频频出镜的人，总是让我想起2003年大出风头的伊拉克前新闻部长萨哈夫。当伊拉克的部队溃不成军，美军已经抵达巴格达周边的时候，他还站在新闻中心的一堆麦克风前面，镇定地向大家描述伊拉克军队在前线取得的胜利。
当然，穆萨和萨哈夫完全不同，他专业、时尚，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懂得如何和媒体打交道。这名中国同行说，当他抵达的黎波里之后，穆萨非常关心中国媒体，他甚至让这名同行把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护照资料给他，因为他要亲自为中国的国家媒体签发签证，因为这对利比亚政府非常重要。当然，他更懂得西方媒体的重要性，不管是CNN还是BBC，都是他热情应对的对象。
他留意这些媒体的报道，不止一次地向这名中国同行抱怨，有一家中国媒体的报道让他们非常不满意，这家媒体来自香港，而且非常有名。
虽然他说不出这家媒体的名字，但是我和这名中国同行都毫无疑问地确定，应该就是指凤凰卫视，因为我们在的黎波里报道的同时，也有记者从班加西发回报道，不时地指出政府安排的采访活动里面的一个个漏洞。
这名中国同行显然对于穆萨很是佩服，佩服他的一口伦敦口音的英语，以及懂得如何和媒体周旋。同行告诉我，穆萨有英国护照。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就算利比亚并不允许自己的国民拥有双重国籍，但是对于权贵们来说，这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虽然卡扎菲直到最近十年才开始和西方走近，但是他的孩子，几乎都在国外接受精英教育。
这同样不奇怪，就算在中国，无论对美国如何反感，看看哈佛、耶鲁这些常春藤名校，高官的子女占了多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欧洲对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实行封锁之后，他的女儿到了香港继续她的大学教育，并且在香港买了豪宅，而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办法去欧洲血拼，就转战香港的名店和五星级酒店，并且在酒店门口把一名英国记者打伤，但是因为拥有外交豁免权，而免于被香港警方起诉。
穆萨到底是不是英国公民这点并不重要。36岁的穆萨，出生在卡扎菲的部落基地卡拉法。他在英国埃克赛特大学以及伦敦皇家霍洛威学院学习，并且在后者取得了媒体研究的博士学位。在他担任利比亚政府的发言人之前，他在的黎波里设立了一家媒体研究中心。
我记得，我在2003年写关于伊拉克采访经历的时候，有一章特别提到了萨哈夫，我还记得自己起的题目是“我爱萨哈夫”。我想我当时的感觉，和我的这名中国同行现在对穆萨的感觉是差不多的。毕竟作为一个政府的雇员，站在政府的立场说话，即便是说谎，也有他不得已的原因，也因为这样，在美军通缉名单里面，并没有萨哈夫的名字，他最多被外界称为“小丑萨哈夫”。在萨达姆倒台之后，还有出版社邀请他写回忆录。
但是，如果是今天，当我再写萨哈夫的时候，我确定，我一定不会再用这样的标题，也不会用这样的理由为他开脱。
虽然作为一份工作，只要有一天在这个位置上，就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除非选择离开。但是总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不说谎话对于政府发言人来说，当然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主动地刻意地去把谎话说得天衣无缝，做一个过于称职的“spin doctor”，那就只能够说，这份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既然这样，未来就要准备好为这样的选择付出代价。就像他在各种西方媒体上坚定地表示，卡扎菲动用武力，不是针对平民，而是因为这场叛乱是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那么当被证明并不是这样的话，他要承担的责任已经远远超过萨哈夫，因为萨哈夫只是虚构了萨达姆的胜利，这样的谎言，在资讯流通的世界，只需要几秒钟就会被揭穿，他最多和国营电视台一样，能在短时间内欺骗伊拉克的民众，但是穆萨的描述，却足以制造利比亚民众之间的仇恨，至少那些在前线战斗的士兵，会有很大的一部分，坚信自己的战斗和杀戮是正义的。
在这里呆了十多天，时间越久，越会感觉到这其实是利比亚人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的诉求，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里不是埃及，也不是突尼斯，这里的民众没有选票，这里不存在反对党，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和政府权力抗衡的力量。
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当人们走上街头的时候，会有对话，会有协商，寻求一种和平解决的方法，但是这一切在这里没有发生，因为政府军率先开枪，当枪声响起之后，人们不会再对这个政府存在任何的幻想，也不会再相信卡扎菲所提供的其他政治解决途径，即便卡扎菲真心想用这样的方式。
在这个时候，国际社会到底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之后，联合国就此有了共识。1997年元旦，刚刚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和其他人士一起，共同推动了一个简称R2P（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新概念，并且开始在国际政治圈流转——也就是政府有责任保护平民，如果一国政府做不到，国际社会可以采取行动。
非洲联盟是第一个把R2P纳入地区组织指导原则的机构，那是在2002年的南非德班，非洲联盟成立的时候，大家认同的原则是，如果一个成员国听任自己的国民遭受反人类罪，那么其他的成员有权力干涉。签字的非洲国家里面，就有利比亚。
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大会公报里面，包括了R2P原则，在签字国中，也包括了中国。
大会文件虽然允许外部干涉，但订立了五个很难同时满足的条件，在第138段里面是这样陈述的：
In this context，we are prepared to take collective action，in a timely and decisive manner，through the Security Council，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including Chapter VII，on a case-by-case basis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s appropriate，should peaceful means be inadequate and national authorities manifestly fail to protect their populations from genocide，war crimes，ethnic cleansing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虽然2005年就确定了这个原则，但是直到这次，在利比亚才真正运用了这样的原则，这是因为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同时满足了这五个条件：
首先必须是集体行动，而不是单个国家对他国采取行动。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满足了这一条件。当然，要满足这点不算困难。
其次必须由安理会授权。安理会3月17日通过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授权采用“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虽然决议并没有明说“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军事措施，但该决议在同一长句子里继续讲，（这些措施中）排除直接军事占领——也就是说，直接军事占领之外的任何“必要”军事措施都是允许的。当然，也因为这样，这对到底如何理解和使用怎样的措施会产生争议，中国和俄罗斯反对使用空袭手段，则是基于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属于必要。
第三是需要最可能受到军事行动影响（比如难民过界）的邻近国家必须愿意配合。这次是阿拉伯联盟主动提出设立禁飞区，不管是埃及，还是突尼斯，都对过界难民加以安置。
第四则事先要尝试和平手段，没有效果才能采取军事行动。1973号决议之前，2月26日，安理会先有了1970号决议，要求卡扎菲停火。但是卡扎菲并没有接受。而在1970号决议里，已经点明了利比亚当局的国家保护责任，也就是不能坐视利比亚人民遭受反人类罪行，而这次和卢旺达不同的是，利比亚发生的不是部落或者种族之间的清洗和屠杀，而是政府行为。
第五则是某一国政府明显地让民众受到反人类罪行的威胁。这一点能否符合，在于卡扎菲自己的配合，他雇用外国兵，并且在电视讲话里威胁班加西民众：我们今晚就来，如果不在军队进城前放下武器，那就无仁慈，无宽恕，军队一家一家地搜，躲到女人的衣柜里也要抓出来！
1970号决议能够通过，在于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主动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保护利比亚的国民。这一点，叙利亚的情况完全不同。也因为这样，在日内瓦，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对美国提出的谴责提案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们认为，至少在目前，这还是叙利亚的内政，应该交给叙利亚政府自己解决。
不过，随着反对派的抗议持续，随着越来越多的叙利亚的视频画面在互联网上流传，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到底应该如何反应，在未来可能会出现改变。中国做好了撤侨的准备，这是对中国国民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对于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姿态的考验。
记者会最终宣布取消了，因为这位第二号人物，差点忘记了自己要赶去罗马开会。
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是反对派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地面战在缺乏武器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除非卡扎菲的军队倒戈。今天，土耳其总理公开表示，要求卡扎菲下台。对于利比亚人，以及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比听到一个西方国家领袖表态更高兴的事情，因为土耳其是他们自己阿拉伯世界的兄弟。
在班加西，总是有着很多关于卡扎菲如何对待平民的传说，比如在冲突发生之后，卡扎菲下令枪杀了两千多名在的黎波里的军事学校的士兵，因为他们来自班加西。民众当中还在流传，卡扎菲的士兵强奸妇女，因为这样可以让她们的丈夫或者父亲害怕，而不会选择反对卡扎菲。
这些指控对于我来说，很多听上去觉得不可能发生，因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于人性最邪恶的一些想象，但是那个出现在的黎波里外国记者会上的班加西女子的控诉，却又提醒自己，有些事情尽管超出了想象，却真的发生了。而要知道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耐心等待。
但是，这样的传言对于反对卡扎菲的民众来说，他们深信不疑。这样的情形同样似曾相识，当一个政府缺乏公信力，或者没有出来证明是否发生的时候，这样的传言会快速地在民众当中传播，并且成为民众深信不疑的事情。
而且，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1996年，阿布萨利姆监狱惨案一开始也只是传说，到最后却被证明是事实。虽然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但是，当年下令开枪的人还在。
翻译哈迈德一见到我们，就讲述昨天深夜在他家门口发生的事情。他听到门外有汽车的警报声，跑出去一看，原来有两个人正在尝试偷他的那辆皮卡。还好警报响了，吓跑了那两个人。也因为这样，他打算到黑市上去买一把枪，但是AK47已经在黑市上被炒到了五千美元，对于他来说，过于的昂贵，这让他非常犹豫。
不过也许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至少我们遇到的当地人，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非常的友善，因为现在还留在当地的，除了慈善团体，就是外国记者，其他的外国人早已离开。
而这两类人，这里的民众知道得非常清楚，对于他们只有帮助没有害处。就算是自己人之间，虽然也有抢劫和偷窃，但是至少在白天，不管是马路上开车的秩序，还是公共场合，用当地人的话来形容，人们相处得更好了。
理想的状态，未来在这个国家，会有不同的党派，会有选举，人民的手中会有一张选票。到时候，肯定会有党派之争，部落之争，但是如果有一个大家认同的民主制度，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各自的代理人来为自己所代表的选民争取利益。
今天经过班加西医院，算是这个城市里面最具规模的建筑，哈迈德指着大楼告诉我：“这家医院造了三十年，知道吗？三十年。当它在去年启用时，所有的窗户需要更换，因为已经过于老旧了。”
这样被拖延的项目，在班加西以及周边的城市到处可见，但是从两年前开始，这些项目的进度开始加快，显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够再拖了，需要为民众做些事情。
但是，还是那句话，太晚了，就像曾经在七八年前，利比亚有政治改革的机会，虽然主张改革的依然是卡扎菲家族的人，他的二儿子，但是至少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渐进的改变。但是，很快，这样的讨论被终止。现在，就算卡扎菲提出可以进行大选，妥协的时机却已经过去了。
Day 14 卡扎菲口中的基地组织大本营
德尔纳街头流传的一张传单
决定到距离班加西三百多公里的德尔纳去。两个理由：卡扎菲说这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虽然这样的说法，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媒体的报道上很多，但是到了现在，至少从媒体来说，两个多月的亲眼所见，反对派们不是为了宗教，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了拉登这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利比亚的未来。
不过，拉登之死，至少让这个话题又变得有了点新闻价值，对我来说，在班加西呆了两个星期，能够到另外一个城市度过一个夜晚，显然能够让这个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差，不至于那样的沉闷，至少进行一下不同城市的比较，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帮助那个中国女孩去找她的男朋友。这名女孩告诉我很多关于她的男朋友的事情，当有不明身份的人冲击他们在艾季达比耶的办公室的时候，很多中国员工逃到了沙漠里面，这个时候，她的男朋友，一个巴勒斯坦移民，开着车，把这些中国人一个个从沙漠里面找回来，帮助他们找到了安全的住处，并且送他们登上了中国政府帮助当地中国人离开的邮轮。
从班加西向东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进入了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这里和班加西向西的戈壁完全不同，金黄色的草原，绿色的橄榄树，还有路边的紫色和鲜红的野花。偶尔会看到阿拉伯马匹，于是独自想象着在这样广袤的草原上驰骋。沿途有羊群、骆驼群，草原中偶尔也会出现房子，让看不到头的道路显得一点也不沉闷。
在距离德尔纳十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我们接上了翻译哈迈德的朋友哈辛，他是当地中学的老师。不过，他的专业是石油钻探，曾经在利比亚的石油重镇布雷加工作过两年，在沙漠里每天工作六到十二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在五百到七百之间。两年前，他回到了家乡德尔纳，选择了这份每个月只有三百五十元的教师工作。虽然收入减少，但是至少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这样也能帮助他节省开支。
因为这样，这个瘦小斯文的男子，虽然比哈迈德年纪要大一些，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已经不止一个当地男子告诉我，结婚需要准备好房子和车子，而妻子通常不应该外出工作。
我们先去当地的酒店。虽然哈迈德一早已经告诉我，这里的酒店非常漂亮豪华，但是因为呆在班加西四星级的乌祖酒店的经历，让我们对酒店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也因为这样，当我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宫殿式的建筑物前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直到走进空荡荡、黑乎乎、巨大无比的大堂，那种静寂的诡异还在提醒我，这是在利比亚。
酒店的房间一尘不染，打开窗帘，正好面对地中海。这个建在高处的酒店，让看海的视线毫无遮拦。我们可能是这家酒店唯一的一批客人，因为前台的服务员看到我们走进酒店的时候，满脸诧异。看着房间里面铺得整整齐齐的床，这应该是两个月前这里的服务员最后工作的痕迹，因为这家酒店除了前台的两名工作人员、门口持枪的保安以及几个临时的清洁工人，已经没有员工了。在冲突发生之后，这些员工逃向了埃及边境，他们本身就是来自埃及以及叙利亚的外国劳工。
不得不赞叹这家酒店选择的地点，一边面对地中海，另一边则是面对整个城市。清真寺有不远处的山峰作衬托，当祈祷声响起的时候，整个城市就会定格在眼前。
这家五星级的酒店去年刚刚开门营业，造了七年，换了四个国家的承建商，从埃及到土耳其、中国，最后到了突尼斯建筑商的手上。这家酒店代表着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改革开放的决心，他看中了这个城市，面山对海，有延绵的海滩，也有幽静的山谷，还有瀑布，以及一千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墓地和更远古的希腊遗迹。这是利比亚吸引外国游客的最理想的地方，而外国游客的到来，除了增加政府收入，更重要的，还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开放度，以及在国际上的认知程度。只是，他的雄心大计，一方面实现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另一方面，当似乎可以开始快跑的时候，变革却轰然而至。
在海滩边，原本的游客度假中心，变成了德尔纳市民的临时居所，他们自己的房子因为时间太久，已经变成了危房。两年前，政府把那些房子推倒，把这些民众安置在度假村里面。就在这个度假村对面的山上，韩国公司承建的福利房已经差不多全部封顶。
来到这个临时安置中心，是来找一个叫做阿罕迈德的利比亚人。中东国家的人名总是严重困扰着我，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相似的问题，而是过于雷同，以至于在同一篇文章里面，一个同样的名字，却在讲述好几个不同的人。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就像哈迈德说的：“我们已经习惯了。”
阿罕迈德就是卡扎菲说的基地组织成员。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9·11之后，一名在阿富汗的利比亚人回到利比亚，结果被利比亚政府转交给美军，并且在关塔那摩基地接受了两个月的调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之后，这个利比亚人又被转交给卡扎菲。这个人就是阿罕迈德。还有一个在阿富汗的利比亚人，9·11之后，自己通过苏丹边境回到了利比亚，结果很快被利比亚政府抓获，关押在的黎波里的监狱内。五年前，这两个人都被利比亚政府释放，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尔纳。卡扎菲政府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并且给他们提供了住房，也因为这样，其中一个住在这个临时安置区里面。
哈辛认识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德尔纳是一个小地方，总共只有十六万人口，但是真正留在当地的人不多，因为当地没有大公司，没有太多工作机会，年轻的人们都选择去了班加西、的黎波里，或者是米苏拉塔。不过用哈辛的话说，德尔纳又是一个教育水平很高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大城市工作的博士、工程师，很多就是来自德尔纳。也因为地方小，家族和家族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相互之间总是能够间接的认识，甚至有着亲戚关系。所以，2月17日的示威冲突发生之后三个小时，冲突就得到了平息，因为当地军人决定放下武器。卡扎菲在当地虽然有军事基地，但是并没有驻军，所有的军人都来自当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事情通过亲情和家庭关系，很快得到解决。虽然卡扎菲派出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军人空降到附近的一个机场，但是很快被当地武装起来的民众包围。
哈辛说，这两个人很不一样，阿罕迈德在冲突发生之后，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为当地过渡政府训练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接受训练之后，再到班加西继续接受训练，然后来到前线。至于另外一个，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思想怪异的人，他总是想要宣扬自己的想法，也因为这样，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卡扎菲说德尔纳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敲响了阿罕迈德的家门，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们，他不在家。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女人推开了窗，让我们不要拍摄。出于尊重，我们离开了这个住宅区。邻居告诉我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到阿罕迈德了，“也许是为了躲避媒体，这些日子，每天都有记者来这里找他”。
其实，就在我们到德尔纳之前，这两个被认为是前基地组织成员的利比亚人，已经接受过多家媒体的访问。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因为当年躲避卡扎菲的压迫，不得已才选择去了阿富汗，不然就会选择伊拉克，如果去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可能会被引渡回利比亚。他们只不过是在基地组织里面教授阿拉伯语，从来没有杀害过平民。这样的说法依然有让我疑惑的地方，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曾经是卡扎菲的敌人，那么当他们在利比亚现身之后，为何被反对派认定，而不会容忍任何反对声音的卡扎菲，不单单释放了他们，还给了他们房子以及金钱，要求他们保持和政府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