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从奥巴马宣布拉登死讯那一刻开始，看着电视屏幕上欢呼的美国人，我的心很不舒服。为何要庆祝一个人的死亡？是否这个世界所谓的胜利，就是以另外一方的死亡作为界定？当美国政府向恐怖主义宣战的时候，却在用同样的方法？
2001年，当小布什宣布反恐战争开始的时候，一股爱国的情绪弥漫着美国，让公众带着受害者情绪，发自内心支持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媒体。这个时候，质疑政府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但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却证明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采取任何手段，原本应当充当“看门狗”角色的媒体，有机会阻止政府走得太远，但是却没有。
之后媒体进行反省，自我检讨。但是，当拉登死讯传出来的那一霎那，美国媒体的身上又出现了那个时候的影子。看着奥巴马意气风发的样子，不得不为他担心，这样的高调，这样的铺排，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告诉美国民众，甚至是全世界民众，政府有能力保护国家和国民的安全，还是告诉大家，美国政府终于为那些死去的美国人报仇雪恨了？
拉登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一对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儿子的美国夫妇一点都不兴奋，他们反而有更多的担忧，担心那些欢欣鼓舞的画面，担心政府胜利者的姿态，会让美国和阿拉伯世界更加对立。他们不想看到消灭敌人的方式，他们更希望看到公开审讯的方式，因为用暴力对待暴力，让他们担心会种下仇恨的种子。
而事实正是这样，如果说，整个阿拉伯世界，太多穆斯林带着受害者的心态，从殖民历史到现在反恐战争下的歧视，让极端宗教势力可以找到自己的跟随者，那么同样的，太多美国人带着受害者的心态，用爱国的名义同样会走向极端。
早上原本约好默罕默德采访关于雇佣兵的话题，他的手机里面有一段片断。在班加西的一座房子里面，他和他的同伴搜查出了一堆乍得雇佣兵的照片，还有支票。但是，他打电话来说，自己会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一个小时。过了一会儿，我的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人，他说自己是默罕默德的朋友，默罕默德不能够接受访问，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过渡政府军方里面的人。
那个每次和我们外出采访，都会带着一枝AK47的司机兼翻译，一直以来都让我和我的同事们觉得有些神秘。他总是很忙，即便是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电话，还有一些正在手头做着的事情。他甚至会告诉我们，每天他只能够工作到几点钟，因为之后他没有时间。他不太在乎金钱，但是帮助外国记者也并非是他的兴趣。从他每次和我们外出采访的表现可以看到，他在利用这些机会结识被采访对象以及周边的人，因为他总是表现得过于主动，以至于忘记了是协助我们采访的翻译的身份。
这是在班加西呆了两个多星期之后，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地方，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穿梭，显然都在为自己在未来的新政府架构里面寻找一个位置。前些天采访拿到一张卡片，上面的头衔是过渡政府外交部大使，当我们聊起另外一个过渡政府官员的时候，这位大使会流露出很不屑的神色，觉得对方很不称职。而不止一次在记者会上，过渡政府发言人会提醒在场的记者，过渡政府的发言人只有他一个。尽管这样，在告诉记者每天记者会安排的黑板上，隔两天就会出现新的发言人的名字，只不过级别不同，代表地方而不是整个过渡政府，但是对于记者来说，其实并没有分别，反正是都代表了反对派一边的官方表态而已。
雇佣兵的新闻做不成了，因为电视新闻需要画面，还需要亲身经历者的讲述来证明画面的真实性。不过雇佣兵在当地不是新闻，谁都知道卡扎菲付钱给来自乍得、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这些和利比亚边境接壤的邻国的人，他们通过这些边境进入利比亚的沙漠地带集合。虽然雇佣兵来自这些非洲国家，但是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支持卡扎菲。非洲雇佣兵存在已久，英国就有一家公司专门提供雇佣兵。对于卡扎菲来说，雇佣兵很多时候要比政府军士兵可靠，因为他们和当地人没有联系，当他们开枪的时候，即便是面对平民，也不会产生抵触情绪。国际刑事法庭在提交利比亚官员违反人权法案的证据里面，就包括了他们聘用雇佣兵，以此来证明卡扎菲对自己的士兵缺乏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是否存在反对派指控的谋杀，则要等待法庭公布更多他们掌握的证据。
为钱而战，雇佣兵的动机非常简单。在英文里面，mercenary这个词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唯利是图者”。除了在非洲战场上，被一些政府直接雇用的雇佣兵之外，从9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集团式公司化经营的模式，全球有大约一百家这样的雇佣军公司。和利比亚的学者聊天，他们对于出现这样的雇佣兵一点也不惊讶，英国的一家雇佣兵公司在非洲就非常出名。也因为这样，如何看待这些雇佣兵公司，是纯粹的商业机构，在商言商，还是一些人认为，背后隐藏着国家的身影，那又是见仁见智的判断。
这些雇佣兵主要来自黑非洲，贫穷是这些人愿意为钱而战的原因。在利比亚，有数万名来自黑非洲的外国劳工，他们为了逃避战乱和贫困而来到这里，没有想到又因为战乱而逃离。一艘满载劳工的船，从利比亚前往意大利一个小岛的时候撞到了礁石，不少人要跳海求生，还好被海岸巡卫队全部救了起来。而在和埃及、突尼斯边境接壤的难民营里，非洲劳工、孟加拉国劳工占了最大部分。
也有人选择不走。在科斯塔咖啡店里面，我们见到了戈比，一个25岁的来自加纳的年轻人。他来到班加西已有五个月，负责咖啡店的清洁，还有服务。冲突开始之后，他没有离开。他是幸运的，因为咖啡店很快就恢复营业，这让他依然可以有收入。我们聊起卡扎菲，戈比说，他很早就知道卡扎菲愿意和非洲交往，也和非洲领导人有很好的关系。问他，如果卡扎菲下台，是不是担心利比亚和非洲国家的关系疏远，他们这些人到利比亚打工会不会变得困难，他想也不想地说：“应该不会，到时候投资会更多，比如欧洲人会来，美国人会来。”
卡扎菲在2008年的时候说过，他要做万王之王，king of the king，意思是，他要在所有的非洲部落国王之上，成为他们的统领。这让我想到了狮子王，但是在班加西的街头，在那些拿卡扎菲开涮的标语里面，有人用同样的语序写下“the king of monkey（猴子王）”。这其实反映了当地人的一种情绪，他们并不希望把自己当成非洲国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利比亚属于阿拉伯世界。
访问班加西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他说，和非洲交往，疏远阿拉伯国家，这是因为卡扎菲从自己个人的利益出发，他发现在阿拉伯联盟里面，愿意听他的人不多，于是转向了非洲。经过向非盟的大洒金钱，他把自己当成了非洲的老大。而确实，因为属于非盟，虽然以利比亚的石油产量，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应该比一些中东国家还要高，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利比亚在非洲排在了第一。这让卡扎菲在非洲更加有底气。
他做过一年的非盟主席，但是他的做派让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看不顺眼。他经常迟到，而且在会议上自顾自发言，不聆听别人的讲话。他会把曾经讨论过的议题重新再讲一遍，而为了推销他的成立非洲洲际国家的构想，他在知道会遭到非洲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反对之后，干脆绕过他们，直接和非洲的文化领袖、部落首领和国王交往，希望通过他们向所在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当然，这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引发了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反感。
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他说，卡扎菲1969年上台的时候，当时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他和其他非洲人一样大声叫好，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卡扎菲是前埃及总统纳塞尔所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泛阿拉伯主义的继承者，事实上确实是纳塞尔的自由军官行动激励了年轻的卡扎菲。
但是，他指出了卡扎菲在非洲事务上的四宗罪，包括70年代派出利比亚民兵参与乌干达内战，为前总统阿明撑腰。当时，卡扎菲认为阿明是穆斯林，乌干达的内战是穆斯林遭到了欺负，于是介入了这场战争。但是，在乌干达以及坦桑尼亚人看来，卡扎菲的行为等同侵略。
在穆塞维尼眼中，卡扎菲的其他问题还有：在非盟不尊重非洲国家甚至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对苏丹南部达尔富尔的局势视而不见；有时候和极端份子交往过密，以致于分不清他是否和恐怖活动有关，即便目标正义。这也是黑非洲解放运动和阿拉伯世界不同的地方，因为前者会非常清楚自己针对的只是军事目标，而后者只要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对的，就不管手段如何，不管被攻击的是不是包括了平民。如果分不清这一点的话，就很难和恐怖主义摆脱干系。
不过穆塞维尼也指出，卡扎菲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苏丹南部全民公投前亲自前往苏丹首都，建议苏丹总统尊重公投结果，发挥了正面作用。也因为这样，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卡扎菲有点爱恨交织。
今天中午去那家意大利餐厅，居然满座。就在等待我们的午餐上桌的时候，那个埃及服务生为旁边一桌端上了一个点着两枝蜡烛的蛋糕，我这才明白，那束放在一旁的红色玫瑰花，是一份生日礼物。
玫瑰，还有蜡烛，有些出乎预期。也许是因为根据自己的想象，这里的人应该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享受美食，享受鲜花，享受家人朋友团聚的时刻。
虽然战局开始拖得让我们这些外人觉得有点烦躁，但是对于班加西人来说，采取的是一种“不管它”的态度。也因为这样，他们的生活可以从容地如常进行。
还没有等我们开口点饭后的热饮，服务生已经帮我们作了决定：“三杯绿茶，加薄荷叶。”
薄荷叶，是我们等待了很久的东西。两个星期前，这家餐厅的薄荷叶用完了。因为少了那一片新鲜薄荷叶，总觉得眼前的绿茶少了一份甘香。
白色陶瓷茶杯里面，绿茶照例传来一股香气。知道我们期待已久，服务生特地在茶杯下面的碟子上，放了一串薄荷叶。鲜嫩的绿叶，浮在热气腾腾的水面，衬托出白色瓷器的光华。阳光透过落地窗帘的缝隙洒落在玻璃桌上，我告诉自己，不管它，先优雅地喝上一口薄荷茶。美好的未来就像这片绿色的叶子，只要肯等待，总会出现的。
Day 19 利比亚的贫富差距
班加西街头的孩子们
下午约定的一个访问泡汤了。
当我打通被访者的电话，对方说现在不方便，让我再等一个小时，我说好的，我会等，如果他结束了手头的事情，就打电话给我。
我告诉哈迈德，他想了想说：“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拒绝你。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这里的习惯，我们不会直接拒绝别人，我们通常会说，再等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半信半疑，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再次打通对方的电话，这次是没有人接听。回想起前些天，默罕默德推掉我的访问的时候，也是打电话来说，会比原定的时间晚一个小时。看来，我需要学会习惯这里的人的表达方式。
同事笑着说，这就像香港人见面说“得闲饮茶”，千万不要当真，因为对方只不过是客套而已。
那个委婉地拒绝了我们采访的被访者叫做易卜拉欣，认识他，是我们在街边截车的时候，他好心地停下来问我们要去哪里，正好顺路，于是捎带上我们。
这些日子出去，有时喜欢在街边截车，因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当地人，都很有趣。星期五那天，遇到的是一个一句英语也不会的很朋克的年轻人。说起卡扎菲的时候，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把小刀，做出锯脖子的样子。他把音乐开得很大声，双手离开方向盘，在那里跟着音乐打节拍。
必须承认，阿拉伯人很有音乐天分，他们的节奏感很好，听听他们在街头叫喊口号，韵律整齐，很像唱歌。在班加西不算多，在也门萨那的街头集会，总会看到那些年纪很大的阿拉伯男人，和着周边人的掌声在跳舞。
当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2002年去阿富汗的时候，车开到一半，大家稍事休息，两个当地的司机就在路上跳起舞自娱自乐。去年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参观团，里面邀请了几个来自埃及、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年轻博客，他们让整个参观旅途都没有寂寞过。在巴士上，他们唱歌，虽然来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但是每一首歌，他们都同样熟悉。吃饭的时候他们跳舞，一边拍手打节拍，一边用叫喊声呼应。阿拉伯的音乐还有舞蹈，其实和印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这也是为何印度的音乐在阿富汗是那样的受欢迎。其实和历史有关，毕竟印度的部分地方，也曾经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
一上车，易卜拉欣告诉我们，他就住在我们要去的咖啡店附近，我半开玩笑：“看来你是一个有钱人。”他没有否认，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商人，开建筑公司。
“你知道吗，我知道总会有这样一天的，总有一天卡扎菲是要下台的，只不过不知道这一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卡扎菲也知道会有这样一天，所以他对我们如此的不信任。”
“那些支持卡扎菲的年轻人，那些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被洗脑了，他们不知道卡扎菲是怎样的人，我今年五十四岁，我太清楚他是怎样的人了。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很多地方，让你们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你知道卡扎菲怎样赚钱吗？”他指着窗外的一块空地，“比如政府要买一块地皮，原本只需要四百元，但是政府会付出一万元，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家公司就是卡扎菲家族的，国家的钱，就是这样去了卡扎菲家族的腰包。”
他说他来自米苏拉塔。他拿起身上的一个卫星电话：“我每天都和的黎波里的家人通电话，我知道卡扎菲的日子不多了，因为他太害怕了。我不能够和我的家人在电话里面说得太多，只能够问他们孩子好不好，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要去加油了，因为每次加油要花好多个小时，而且每辆车有配额，只能够加开20公里的油。你知道为什么吗？卡扎菲不想让的黎波里的人去得太远。”
听说他来自西部，而且有亲人在的黎波里，我马上和他商量，是否能够接受采访。“电视？”他显得有些犹豫，“不如这样，我们明天吧，我留下我的电话。”
易卜拉欣最终还是退却了，我并没有觉得意外。其实，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如果他的家人还在的黎波里的话，在镜头面前接受访问，是不是会给他造成麻烦，虽然我们是中文媒体，但是谁知道呢？因为我知道，至少利比亚政府是有专人看外国媒体播出的新闻的。而在前两天的记者会上，过渡政府发言人就提醒媒体，不要拍摄台下的记者以及其他听众，因为担心给他们带来麻烦，而这些麻烦当然是来自的黎波里，毕竟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在西部，甚至是的黎波里，有同一家族的成员。
这一点很像现在的叙利亚，不管是在约旦边境，还是在黎巴嫩边境，大量的叙利亚人逃离自己的国家，但是即便在外国，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任何的访问，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叙利亚的安全人员并不仅仅在叙利亚，不管是约旦还是黎巴嫩，对他们来说，依然不是安全的地方，如果他们接受访问，或者透露太多政府认为对他们不利的说法的话。而接受外国媒体采访，那更是会给自己在国内的亲人，或者自己未来回到家乡带来巨大的麻烦。
一次我们经过班加西的电信公司大楼，哈迈德指着那栋大楼告诉我们：“知道吗，在那栋大楼里面有一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卡扎菲的人，他们监听所有的电话，然后把内容记录下来。”
我笑他大惊小怪，因为我已经见怪不怪。
早上和一个刚刚从黎巴嫩过来的同行聊天，他说，叙利亚的局势确实非常紧张，他们进行过网上采访，对方说，一些被送到医院的示威者，会被当局从医院带走。虽然一些国家的官方通讯社在当地有分社，也不敢外出进行采访，因为随时会惹上麻烦。
我一直觉得好奇，如果说，贫穷的人反对卡扎菲，那是理所当然，为何富裕的人也会加入进来？因为在这个体制下，富裕的人，当然属于既得利益者。
去了几个穷困家庭，虽然和阿富汗的穷人比较要好很多，至少不像那里的穷人住在泥巴砌出来的房子里面，至少家里都会有一部电视机。但是，在阿富汗，即便是富有的人，住的也不过是比中国农村富裕一些的农民还要差的房子。如果大家去过喀什的高台民居，看看旁边那栋新造的三层楼房子，那是为了拍摄“追风筝的人”特别造起来的。那样的场景，是为了展现五六十年代阿富汗富裕人家的样子。随着之后苏联的入侵，塔利班的统治，这部电影最终还是要到巴基斯坦取景，因为阿富汗在过去的几十年没有向前，只有向后倒退。
在这个富得流油的国家，看到穷人的家，不用多讲，就会明白他们的不满。一个警察家庭，一个月四百美元的收入，要养活一家六口。他最小的孩子只有八个月，一个漂亮的有着大大眼睛的女孩，眼睛上面有着厚厚的眼屎，很明显，这个家庭没有能力来照顾到孩子的基本卫生需求。昏暗的睡房里面，只有肮脏的地毯，和一些发黑的床垫，有些已经掉出了里面的海绵。
而在隔壁，住着一个曾经的出租车司机，因为十六年前的一场车祸，他再也不能开出租车，靠做一些散工来维持家人的生计。他家的院子里面，放着一篮子过期的面包，这就是他的工作，从餐厅搜集这些吃剩的面包，然后卖给牧民，作为羊群的饲料。“到现在，我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我不明白，国家这样有钱，为何我们要过这样的日子。”
在班加西，说老实话，从个人的住宅来看，豪华的并不算多，即便有一些，造型以及建筑质量也远远比不上巴格达。这个城市显然停顿在三十多年前，之后没有太多的发展。
走进阿卜杜拉的家，迎面停着的是一辆宝马X5越野车，28岁的他，穿着质地精良的白衬衣和紧身黑色西装，衬衣的扣子解到了第三颗。他高高瘦瘦，留着一点点络腮胡，发型不是依靠发胶，看得出来是因为发型师傅的手艺。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标准的时尚富二代，专门和女明星出现在社交场所的那种。
房子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客厅，悬挂着水晶玻璃吊灯，凳子全部有金色的雕刻把手，这才比较符合我所知道的，中东石油国家富有人家应有的标准。
阿卜杜拉说，2月15号人们开始上街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在意，也不想参与，但是到了17号，当军队开枪打死第一个示威者的时候，他加入了示威人群。那个第一个死去的人，正是他的朋友。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觉得，大家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利比亚人。
“作为有钱人，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由一个有能力的人来领导。在过去，我不能够说这些，因为如果抱怨的话，我会被抓去坐牢，我们的国家能够向前进步，而不是向后倒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不同，我们同样有能力，为何我们不能像美国，像俄罗斯，像其他的国家那样，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坏呢？”
“有没有担心，接受访问说这些会有怎样的后果？”
“没有，现在，对我们这些利比亚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死亡，或者自由。”
哈迈德今天显得有些魂不守舍，吃饭也没有了平时那种享受的样子。追问之下，原来他的美国绿卡批下来了，他需要去面试。之所以拿到绿卡，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
他的烦恼很多，面试要去突尼斯的美国大使馆，而现在，从班加西到突尼斯必须先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坐飞机到突尼斯，这会花费他大约一千美元。
他烦恼自己一屋子的家具，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是家具是他花钱买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容易解决，我的建议，全部都卖了。
最大的问题，去了美国之后，会是怎样的日子。“我攒的钱不多，如果去了美国，以后会怎样呢？”
哈迈德说，自己到现在为止，只去过两个国家，埃及和突尼斯。去埃及是因为婚礼在那里举行，妻子的父亲，当年因为乍得战争而和卡扎菲闹翻，一直是通缉犯，回不了利比亚。去突尼斯，则是陪父亲看病。在国民收入的数字上，突尼斯虽然比利比亚要穷很多，但是医疗服务却要好很多，很多利比亚人宁愿到突尼斯看医生。
“你知道吗，在班加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病人一条腿受到感染，结果医生切除了他另外一条腿。很好笑，是吧？这是真的，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投诉。因为就算投诉，他们也只不过是记下来，然后放在一边。在这里，你可能只是感冒，他们会告诉你得了癌症，然后你必须去突尼斯，因为只有那里的医生，才值得你信任。不要笑，这是真的。”
“我知道，很多人巴不得去美国定居，但是，对我来说，有太多事情要考虑，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哈迈德指着自己的脑袋。这个时候，千头万绪用在他的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或许你再等等？或许你可以等到卡扎菲下台，这样的话你可以开车去突尼斯，那就不需要一千美元了。”当然，我是在和他开玩笑。
“嗯，或者那个时候我可以从班加西坐飞机到突尼斯，那只需要花四百美元。”一想到有这样的可能，哈迈德马上又兴奋起来，喝了一大口咖啡。
Day 20 利比亚和埃及的恩恩怨怨
年轻的卡扎菲和埃及前总统纳赛尔
躺在乌祖酒店的床上，透过落地窗看出去，就是班加西英雄纪念碑，这是纪念当年反抗意大利殖民者的战士们。这样的纪念碑，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有，记述着同样的一段历史：争取国家的独立。
这些天，纪念碑前，从早上到傍晚，总是可以看到在周边草坪上工作的人们，他们用除草机整理草坪，还重新油漆草坪周围的水泥地。也就是一夜之间，班加西的几条主要马路都挂上了三色旗，电线杆还有路边的石墩也都油上了三色旗标志。虽然马路边上的垃圾还是随处可见，至少记者们住的那两家酒店面前的道路变得干净极了，连哈迈德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如此整洁过。嗯，这是好事情。
哈迈德又开始烦恼另外一件事情，他想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把我们直接送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不需要在过完关之后，寻找从边境到亚历山大的埃及车辆。但是，他的伯父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准备和一家大小进入埃及，却被告知，从星期六开始，所有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都需要申请签证。
结果他的伯父，从边境开车八个小时到班加西的埃及领事馆，终于在星期一把一家大小的护照送进了埃及使馆，对方告诉他，三天之后可以领取签证。一想到埃及领馆门口拥挤的人群，哈迈德对我们说：“看来，我还是不送你们过埃及去了。”
领馆坐落在当地的一个豪宅区里面，如果不是门口拥挤的人群，根本和周边的民居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显得很激动，因为他们不断地相互拥挤着，有些人还开始举起拳头喊起口号。门口一个身穿军装的人，接过从围墙内递出来的一叠护照，很快被包围起来，看不清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一个穿着迷彩军装的中年男子走过来，主动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签证的要求取消了，现在大家正在门口等着拿回自己的护照。而他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聊到一半，突然冲过来几个当地人，其中一个瘦瘦的男子指着我们的摄影机说：“你们在这里拍什么？你们要宣传这里的混乱吗？”
果不其然，哈迈德在挤进那堆人群之前就提醒我们：“尽量不要拍，利比亚人不喜欢被人拍这种混乱的场面，他们会不高兴，如果他们问你们，你们就装作不懂英文。”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提醒我们，上一次是在我们想要拍摄排队买面包的长龙，哈迈德坚持不让我们下车，我们只能够在车上完成拍摄。
“我们是在采访，你们不是为了争取自由吗？为何要干涉我们的采访自由？”看到那个男子气势汹汹的样子，我有些动气。
“你不要这样大声的讲话。”那个男子继续激动地冲着我大叫。
“我只是告诉你，你要争取的自由，就包括了我们自由采访的权利。”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不管在哪里，一遇到拍摄遭到干涉的时候，我总是会像好斗的公鸡一样，马上摆出战斗的样子。我想是那个男子用的“宣传”两个字刺激了我，对于这种试图过滤事实的干预，让我很容易控制不住脾气。
“不要理他们，你们爱拍什么就拍什么。”那个中年男子先用英文让我们继续，“这是自由国家。”然后用阿拉伯语对着那些人讲了一堆，很快，围着我们的人群散开了。
这名中年男子叫阿里，他前天晚上也是排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才把申请表和护照递了进去。
“真不明白，为何要有这个新措施，这么多人，他们处理不了的，我最担心他们最后把护照都弄丢了。”
这一点我有同感。在埃及和利比亚边境，当我们的护照被放到埃及官员的桌上之后，看着它们和其他的一堆护照混在一起，我会尽可能地盯着我们的那三本护照，好在颜色不同，还能够在那堆护照中辨认出来。
“我们去埃及，要去看亲人，还有的要去看医生，为何要规定我们申请签证。”
“现在取消了这个规定，是不是好多了？”
“当然好多了，我现在就要去取回我的护照。我会去埃及两天，然后回来。我把我的名字和电话告诉你，你们在利比亚有任何需要，打电话给我，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阿里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他的名字还有电话，很快就消失在那堆人里面，为了他的那本会被人从围墙上递出来的护照。我很好奇，那一批批从围墙里面递出来的护照，又如何确保送到在外面等候的每个人的手里面？会不会拿错？或者是找不到主人？有可能是我多虑了，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看上去相当没有秩序的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办法。
埃及到现在还没有承认班加西过渡政府，过渡政府在前些日子还表示过，卡扎菲的侄子在埃及，并且通过埃及边境把一些雇佣兵送入利比亚东部。而且，过渡政府正准备起诉埃及的一家卫星公司，因为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就是通过这家公司上星的，过渡政府要求这家公司停止转播，他们认为，这是帮助卡扎菲宣传，而利比亚政府在电视里面声称，反对派里面有基地组织成员，是在利比亚民众之间散播仇恨。他们的要求遭到卫星公司的拒绝，对方表示，既然现在的利比亚政府还是埃及政府认可的合法政府，他们需要遵守合约。
过渡政府和这家卫星公司还有一个过节，过渡政府付费租用这家公司的一个通道，准备把自己办的电视节目上星，结果利比亚政府付了双倍价钱，买断了这个通道。过渡政府已经准备走司法程序。
我并不关心官司会打得怎样，不过在酒店里面收看不到利比亚国营电视台的节目，对我们这些记者来说损失很大。因为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了解的黎波里情况的渠道，也就无法快速地对一些状态，寻找反对派方面的回应，或者论证。
卡扎菲的老师是埃及。我找到一张年轻的卡扎菲和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照片。纳赛尔是卡扎菲的偶像，正是纳赛尔的自由军官运动给了卡扎菲启示。1969年，27岁的卡扎非用同名的运动和方法，通过军事政变结束了利比亚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取得了政权。
卡扎菲崇拜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1971年，埃及、利比亚以及叙利亚，曾经短暂地成为过一个国家。卡扎菲也支持1973年埃及和以色列的战争，只不过那一次，以色列的胜利减弱了埃及在中东国家曾经拥有的影响力。1977年，由于反对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卡扎菲攻击埃及，结果导致了一场只有四天的战争，埃及军队攻入利比亚，摧毁了卡扎菲大部分的军力，两国从此断绝外交关系十二年。
1981年，萨达特遭到暗杀，卡扎菲对暗杀行动公开表示称赞，认为萨达特是遭到报应。
1989年，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随着2004年联合国陆续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两国的经济合作加强。在利比亚的埃及劳工超过一百万，餐厅、农场、工厂，甚至是家庭佣工，都可以看到埃及人的影子。也因为这样，当冲突发生之后，大批的埃及人逃避战乱，离开利比亚回到自己的家乡，使得很多行业陷入停顿。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的那家意大利餐厅，好在他们的那个埃及服务生留了下来，他们才能够在这段时间继续营业。而这些日子，餐厅里面多了一个孟加拉国人，因为眼看局势僵持在那里，一些原本打算离开而滞留在边境的孟加拉国人，选择回到利比亚继续工作。
和埃及交恶，是因为卡扎菲认为，埃及转向和西方交往，特别是和以色列缓和关系，这属于变质的行为。从70年代开始，卡扎菲的很多行为，在西方眼中属于恐怖行动。
比如1976年，英国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卡扎菲宣布：“这些摧毁英国人意志的炸弹，是属于利比亚人民的。是我们把这些炸弹送到爱尔兰革命者的手上，让英国人为过去的罪行付出代价。”
1985年，意大利罗马以及维也纳机场遭到恐怖袭击，造成19人死亡，140人受伤。卡扎菲随后宣布，只要这些欧洲国家继续支持反对卡扎菲的利比亚人，他会继续支持欧洲红军、红色游击队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当时的利比亚外交部长把这两场恐怖袭击称为“英雄行为”。
1986年，利比亚国营电视台宣布，利比亚政府正在训练自杀式行动，来攻击美国以及欧洲的相关设施。
1986年4月5日，利比亚情报人员在西柏林的一家叫做“La Belle”的夜总会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导致3人死亡，229人受伤。在东西德统一之后，德国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确认是由当时利比亚驻东德大使馆所指使，参与这起爆炸事件的人员在90年代遭到审判。
由于德国和美国认定这次爆炸事件是由卡扎菲下令进行，1986年4月14日，美国对的黎波里以及班加西进行轰炸。卡扎菲逃过了这场轰炸，但是他的养女在空袭中死亡。
最让世界震惊的，还是1988年12月泛美航空103号航班爆炸案。经过调查，1991年，英国以及美国指控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策划了这场空难。另外还有六名利比亚人涉嫌策划了1989年的UTA772空难。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利比亚政府交出这八名嫌疑犯，最终遭到卡扎菲的拒绝。也因为这样，联合国安理会在1992年3月31日通过748号决议，对利比亚进行制裁。
到了1999年，这场制裁随着利比亚本身对西方政策的改变而开始发生改变。利比亚政府同意交出两名洛克比空难的疑犯，外界相信，这里面其实有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的斡旋努力。在利比亚，赛义夫一度被西方视为改革派。
2003年，当萨达姆倒台之后，卡扎菲决定放弃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且拿出30亿美元对两起空难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2004年，美国取消了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
2007年，利比亚政府宣布释放五个保加利亚以及一个巴勒斯坦护士，这六个人被利比亚政府指控，导致四百个儿童感染艾滋病，已经被关押了八年。这样的举措，被西方视为是在释放更多的善意，美国最终把利比亚从资助恐怖组织的名单上除名，利比亚在这份名单上已经有了27年的历史。
同年10月，利比亚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从2008年开始，为期两年。2009年，卡扎菲当选为期一年的非盟主席。
利比亚政府在过去十年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向两起空难家属进行国家赔偿，被西方看成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方面显示卡扎菲要回归国际社会的决心，另外一方面，也成为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来改变一个政权的成功范例。
只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利比亚模式”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当利比亚政府努力营造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开明的形象的时候，对于国内依然是采用高压政策，虽然相对以往稍微有所放松，但是利比亚人民的要求和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当然，如果没有对示威者开枪，如果没有民众坚持走上街头，国际社会并不会留意到这一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利比亚政府，或者说卡扎菲的国际公关工作做得非常到家，这一点同样有他的儿子的功劳，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技术官僚们的功劳。
但是，公关形象毕竟只是表面，当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这个政权的本能反应才能体现其真正的面目。现在，最终还是回到了国际社会的武力干预。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制度不变，说到底，谈判只是对方的缓兵之计，行不通的。
聊起赛义夫，一个利比亚人这样对我说：“有的人，只要给他一点压力，就能够看到真面目了。”
Day 21 来访的波兰外长
波兰外长在班加西的记者会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地中海沙漠天气的特点，下雨的时间不会持续太长。也就是十分钟不到的工夫，落地窗外的天空中，月亮又探出头来，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泥土的腥味。
今天决定再去艾季达比耶看看。
离开班加西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沙尘暴开始了。上次遇到沙尘暴，是在我们进入班加西的那天，因为赶时间，加上对环境不熟悉，有些紧张。但是今天，也许是已经开始适应了这个地方，听着沙子刮过车子窗户的沙沙声响，已有足够的悠闲心情欣赏沙尘暴这种自然景象。
小小的沙尘暴，在不远处的沙漠里面旋转向前的时候，和龙卷风很相似；而大大的那种，除了笼罩了整个天空，眼前的公路，那些沙子就好像坐飞机经过那一片片的云彩。它们漂浮过公路，轻盈的没有丝毫重量的感觉，它们的变化，比通过飞机舷窗看到的那些薄薄的云彩还要快速，一层一层，一阵一阵，从出现在视线之内到消失在空气中，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和戈壁滩上的不同。那些细细的黄沙，随着沙尘暴涌向公路，很多地方已经被黄沙吞噬了，如果没有人清理的话，公路很快就会被掩埋在黄沙之下。这和戈壁滩上的风沙完全不同，还记得几年前从宁夏到内蒙古，穿越一千多公里的戈壁滩，为的是拍摄神州六号的发射和降落，那样的道路，只是感觉到戈壁的刺骨，但是黄沙漫漫，则会让人产生一种恐惧，因为那些流沙，拥有无形的能力。
每次看镜头下的沙漠，人们骑着骆驼在夕阳下经过起伏的沙丘，觉得这是人生一定不能错过的经历，但是直到有一天，坐着吉普车在沙丘之间穿越的时候，才发现这种体验绝对不是浪漫，而是需要一些勇气，因为那无穷的沙丘一望无际，就好像在海上遭遇着风浪，不知道尽头到底在哪里。而我很清楚自己，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是不想让自己处于这种不确定状态下的。
到了艾季达比耶的西城，那个大大的M型拱门不见了，这让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三个星期前来过的地方。这里已经从原本的一个基地变成了一个检查站，所有的记者以及平民，到此为止。
反对派武装又向西推进了一些，三个星期前，距离这个地方十八公里，现在已经到了四十公里的地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对派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两个月下来，战况依然是一个僵局。
今天从米苏拉塔传来的消息是，反对派武装控制了城市南部的机场，也就是说，政府军已经被完全赶出了这个城市。米苏拉塔对于卡扎菲当然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利比亚第三大城市，距离的黎波里只有二百多公里。
说到的黎波里，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的黎波里的画面，CNN播出了记者在当地的采访，一群戴着面罩自称效忠过渡政府的年轻人说，他们正在发展当地的反对力量。他们向记者提供了一些片断，包括民众在的黎波里示威，以及政府军开枪后在街头留下的弹壳，还有他们在的黎波里市区街头写下的反对卡扎菲的标语。
CNN的记者说，他们躲开了安全人员的监视，溜出酒店之后，遇到一些当地人。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他们把摄影队带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进行采访。为了避免给这些被访者造成麻烦，因为如果新闻播出，记者一定会遭到当局的盘问，他们把这些画面收藏起来，直到他们离开利比亚回到美国，才播出了这条独家新闻。之所以是独家，因为记者在的黎波里，是不允许自由外出采访的。
不过，除了采访，其他画面都是被访者提供的，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记者也没有办法核实真假。在CNN的新闻播出之后，BBC在的黎波里的记者也发回了一条报道，他们去了的黎波里街头，尝试和当地人聊天，但是遭到了拒绝，显然人们不想惹任何麻烦，说卡扎菲好和不好，都不是明智的事情。BBC记者的观察认为，至少从街头来看，一切正常，除了加油站要排队，商店的东西价格上涨，感受不到有反对政府的力量在当地酝酿。
我好奇的是，BBC记者的街头拍摄，到底是自己溜出了酒店，还是向政府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这条新闻很显然是为了回应竞争对手，即便不是回应，作为记者来说，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的同行做到了自己没有尝试去做，或者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会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同事传来的黎波里的消息，发言人穆萨在公众眼中消失了好多天之后，终于在今天凌晨三点多在酒店现身。冲突发生之后，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酒店，看来这些天说他叛逃的消息只不过是谣言。
北约前天晚上又对的黎波里进行了轰炸。北约公布的数字，在过去两个月，进行了超过六千次的轰炸。不过和反对派方面聊起这个数字，他们会反问：如此多的轰炸，为何只摧毁了卡扎菲40%的兵力？
虽然反对派武装控制了米苏拉塔的机场，但是如果要再向前推进，不管是从米苏拉塔向的黎波里，还是从艾季达比耶向布雷加，依然还是老问题：在欧盟向反对派禁运武器的情况下，反对派依据手头现有的武器，根本无法取得持续性的胜利，他们只能够依靠北约的空袭来保护已经占有的地方，但是说到进攻，武器，还有缺乏战略，让已经两个月的僵局短时间内看不到被打破的希望。
艾季达比耶和布雷加之间的战场这些天很平静，两边谁也没有发动攻击。闲得无聊，检查站的几个反对派武装士兵，开始摆出胜利的姿势相互拍照。
举起V字，已经成为反对派的标志，从小孩到老人，只要看到镜头对准自己，就会摆出这个动作。虽然这些拿着枪的年轻人，站在皮卡车上，在蓝天的衬托下，这样的姿势在镜头前很有感觉，但是现实却是需要耐心的，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守卫在这个检查站已经三个月，不过他们说，有足够的耐心，一直守到可以开车进入的黎波里。
艾季达比耶这个城市正在悄然变化。三个星期前，这里好像一个鬼城，几乎看不到车辆，也看不到行人。电源被切断，妇女孩子都离开了这个城市，只剩下一些男人。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和其他的东部城市没有两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