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上的电线杆都刷上了红色、黑色和绿色的三色旗标志，电力恢复供应，不过我和我的同事一直想不通，为何大白天所有的路灯都会打开。我们自己寻找的解释是，开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进行管理。商店开了很多，一群男人在街角的本地咖啡馆门口坐着晒太阳，他们当中不少是来自非洲的劳工。市中心的市场，除了出售新鲜蔬菜，一些女人带着孩子，在旁边的地上摆起了地摊，卖凉鞋还有其他的日用品，看了看那些凉鞋的包装盒子上的拼音商标“lihao”，绝对是中国制造。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是，那些装着高射炮和机关枪的皮卡车，不时地出现在街道上，从战略上来说，这里毕竟是反对派武装最靠近前线的补给中心。
回到班加西，酒店的通知牌上写着：三点钟，波兰外长记者会。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三点四十分了。匆匆地赶到酒店，太多记者正坐在咖啡厅里面。一问，原来还没有开始，因为外长的飞机还没有抵达。
法迪尔酒店旁边的大楼，现在是过渡政府的总部，之前来过一次，这里已经是不少国际组织临时办公的地方。也因为这样，可以看到欧洲政客模样的人在这里出没，他们的身边通常会有戴着耳机的保镖。而这些保镖，很多是退休的英军或者美军。一些安全顾问公司也提供专业的保安服务，当然，如果是外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那么这些保镖都是他们从自己的国家带过来的。
在比原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之后，波兰外长的车队进入了过渡政府总部大楼。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过渡政府总部。这栋楼，原来是和酒店连在一起的贵宾楼，也就是专门给政要住的地方，进入大楼，大厅的装潢和这个城市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为即便是这里最好的酒店，装潢也无法和这里面相比。这当然不令人奇怪，在很多国家，迎宾馆，或者是贵宾楼，规格总是能够超越常规标准，因为需要让那些VIP，非常重要的人物们感受到待遇的特殊，或者是宾至如归。也因为这样，再穷困的国家，总有那么一两个会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产生误解的地方。
大厅里面放好了桌椅，会谈之后会有记者会。等待并不让人觉得枯燥，因为眼前有太多有意思的场景。三四个全副武装的波兰特种兵，拿着美式冲锋枪，这样的武器，在反对派的地盘是看不到的，这里除了AK47，就是比利时制造的老式长枪。
同行们开始猜测，待会儿的记者会是不是会有大新闻，因为欧盟今天宣布，会在班加西设立办事处，那么波兰外长的到来，到底只是代表波兰，还是代表欧盟？是要来承认过渡政府，还是准备向过渡政府提供武器？
记者会开始，没有麦克风，没有现场翻译，当过渡政府的副主席用阿拉伯语发言的时候，大部分的记者都面面相觑。还好，波兰外长不仅声音洪亮，英文标准而且清晰。
但是他传达的信息让台下的我们非常困扰，他说的一大段开场白，到底意味着承认还是不承认过渡政府？因为那一堆外交辞令，可以让现场的记者有截然不同的诠释。面对记者的追问，外长的回答依然没有让困惑消失，因为他使用冗长的句式，让yes还是no这样原本简单的答案，变得复杂起来。
记者会结束，马上去追问过渡政府副主席，选择一个最直接的方法：“现在承认过渡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到底有几个？”
“还是四个，法国、意大利、卡塔尔、赞比亚。”
“那就是说，波兰和欧盟只承认过渡政府是合法的而已？”
“是的，是这样。”
“你们失望吗？”
“我们接受。”
终于搞清楚了，原本简单到极点的问题，因为波兰外长不愿意用直接否认的用词，而让记者们产生疑惑。而这样的结果并不有趣，因为很多时候，公众是依赖记者的理解来了解世界的，如果记者的诠释出现偏差，那么会造成很多误解。尤其是这样，是还是不是的问题，因为记者要么是理解对的，要么是完全错误。
走出过渡政府大楼，德国同行对着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搞清楚了。”
“是的。”我耸耸肩，“这些外交辞令真的好容易让人误解。”
“那就是没有大新闻了。”对方向我挥手告别。
确实没有大新闻，因为承认过渡政府的合法性，是欧盟两个月前就已经采用的调子，承认一个合法，但是并不否定另一个，也就是卡扎菲的利比亚政府的合法性，这就是典型的外交手法。所谓的外交，外交辞令，甚至外交关系，很多时候是没有实质性进展的，这一次就没有“新闻”。
即便是欧盟宣布要开办事处，欧盟外交事务专员阿什顿也强调，是为了进行人道援助。他提醒外界，这样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准备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欧盟自然有它的难处，因为外交政策需要取得全体成员的共识。但是，正如一些声音所批评的：为了取得共识，可能会让欧盟的外交政策停滞不前，因为很多事情必须要做，却无法取得共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波兰从7月1号开始，成为欧盟轮值国主席。波兰外长在记者会上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波兰人和利比亚人一样，都是革命的人。二十二年前，我们结束了独裁统治。作为过来人，我们波兰人做得到的，利比亚人也可以做到。”
对这里的人来说，这样的讲话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如果人民要结束独裁，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不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再好听的讲话也只是说这些话的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二十二年前的波兰，还是和现在的利比亚很不相同，波兰当年毕竟容忍了非暴力行动，但是在这里，没有容忍，只有镇压。
Day 22 民众眼中的卡扎菲
利比亚民众笔下的卡扎菲
不管是酒店还是经常去的餐厅，服务员逐渐多起来，酒店开始每天打扫卫生了，餐厅的菜品也比之前的三四种有所增加，这家意大利餐厅终于开始供应意大利粉了。
北约在今天凌晨时分又开始轰炸的黎波里，在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播出卡扎菲会见部落长老之后的一个小时。
会见是在的黎波里记者下榻的酒店，因为BBC的记者认出来，这个房间正是记者登记拿证件的地方。这是十二天以来，卡扎菲再次公开露面。现在，这家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的五星级酒店，已经成为的黎波里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北约说，他们的轰炸目标是卡扎菲的指挥中心。
在电视频幕上看到FOX的记者也在的黎波里，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两个月前，当北约开始轰炸卡扎菲的部队时，FOX的电视节目批评呆在的黎波里采访的竞争对手CNN，是在为卡扎菲做人肉盾牌。
美军2003年轰炸巴格达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肉盾牌，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反战人士，印象深刻的是一对来自日本的夫妇，已经60多岁。他们自愿到一些重要的设施充当人肉盾牌，反对美军攻打伊拉克。
记者下榻的酒店，在当时也是最为安全的地方，特别是英美记者集中居住的酒店，因为他们通常会提前接收到来自五角大楼的通知。有一次大家正在新闻中心工作，忽然美联社的同行告诉我们，他们接到通知，下午需要撤离新闻中心，于是我们跟随他们一起离开。大家心里面非常清楚，下午会有一系列的空袭行动。
科技的发展，定点轰炸的精确度已经不需要担心出现失误。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地面情报搜集是否准确的问题。的黎波里的记者们常被带去拍摄轰炸后的现场，可以看到被炸的军事指挥设施的旁边就是儿童游乐园，这并不奇怪，就好像卡扎菲的住所和指挥中心无法清晰地分隔开一样。
穆萨又出现了，在现场接受记者的采访，之前有消息说他已经叛逃，现在证明是一个谣传。
直到现在，过渡政府仍然不相信卡扎菲的儿子和孙子在两个星期前的北约轰炸中死亡。他们的理由包括，尸体的模样没有公开，孙子的名字没有公开，而最重要的是，卡扎菲有前科，1986年美国轰炸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卡扎菲声称自己的养女在轰炸中死亡。事后大家发现，他的养女一直在的黎波里，现在是一名医生。过渡政府认为，这是卡扎菲在故伎重演，利用这样的消息来取得支持者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
卡扎菲养女的故事，十年前到的黎波里时听说的。每次有政要访问，他总是要带着对方去参观当年被炸的地方，体验一下他对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仇恨到底有多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结果。过渡政府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当北约轰炸之后，利比亚政府官员带着记者去看现场的尸体。但是，这些尸体已经发出腐臭的味道。最后被证明，这些死者不是被北约炸弹炸死的，而是被政府杀害的来自班加西的的黎波里军事学院的学生。我的同事也证实，之前带他们去看的所谓墓穴是空的，伪造出来的。
只是，虽然卡扎菲有前科，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同样也很难凭借过渡政府的说法，相信他们说的就是事实。只有等到可以进行独立调查的时候，真相才可能大白。就好像过渡政府说，那些电视上的部落长老，其实大部分是卡扎菲身边的安全官员，由于长老之间相互认识，东部的长老因此完全清楚他们的身份。但是，因为双方都带有了自己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没有办法进行第三方核实的时候，只能选择先不要下结论，多听多看再说。
易卜拉欣，那个答应接受采访最后却没有露面的商人，今天终于同意见面了。他穿着格子衬衣，牛仔裤，带着一顶cap帽，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差点没有认出来。
除了建筑公司，他在的黎波里还有一个农场，专门为酒店以及豪宅的花园铺设草皮。他说半年前见过一次卡扎菲，因为要为卡扎菲住的房子铺草皮。当卡扎菲进来的时候，他们被警告，在原地不许移动，也不许发出任何声音，直到卡扎菲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卡扎菲是一个自恋狂，他只有自己，他认为自己代表了全体利比亚人。但他同时又没有安全感，因为这样，他才会对周围的人如此的戒备。”
易卜拉欣的表弟，1977年被卡扎菲绞死在班加西大学，也是第一个被公开绞死的利比亚人。之后，卡扎菲在班加西大学又公开绞死一个异见分子。再之后，他开始对这些死刑进行电视转播，即便处于“斋月”。
作为一个商人，易卜拉欣明白，在这个国家，不要说赚钱，要生存，就必须把这些不满忍住。但是，忍耐总有一个极限，他相信的黎波里的人也是一样，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反对卡扎菲。也因为这样，他并不担心，卡扎菲下台之后，东西之间的民众会产生仇恨，因为敌人只有一个。
“支持卡扎菲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穷人，只要有钱，他们就会高喊支持卡扎菲的口号；还有一种是卡扎菲的自己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卡扎菲下台，他们的权力、财富都会统统不见，所以他们竭力维护卡扎菲的政权。”
易卜拉欣说起朋友的一段经历：“他和卡扎菲的儿子很熟，你知道，就是那个担任利比亚足联主席的。示威发生之后，他来到了班加西。他对班加西市民说，今年的冠军杯会给班加西队，让大家不要上街。当然，没有人听他的。但是他的儿子们和他的父亲一样，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我的朋友和他一起去逛街，他对我的朋友说，商店里面的东西，你喜欢什么就挑什么，他来付钱。结果我的朋友看中了三件球衣和一个足球。到买单的时候，他对我的朋友说，你只能拿一件球衣。至于足球，他告诉我的朋友，不行，你应该挑选另外一样。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很变态，喜欢控制人，就是不愿意把你想要的东西都给你。”
说到卡扎菲的儿子，二儿子赛义夫算是最为国际社会熟悉的。这些日子成为和他的父亲一样被国际媒体关注的人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个曾经作为利比亚和西方交流的灵魂人物，同时也被视为利比亚向着民主自由进发的一个带路人，突然之间变得如此陌生。通过电视屏幕，可以看到赛义夫是如此坚决地站在自己父亲一边表示要战斗到底。一向温文尔雅的他拿起了枪。他昔日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同学和老师们都在惊呼，他怎么了？甚至把他形容为神经病。
但是，如果设身处地为赛义夫想一想，国家在遭受内战的同时，也在遭遇国际社会的围剿，这个时候，本身已经被利比亚国内的保守派视为过于亲西方的他，如果不清楚表达自己反抗侵略的立场，又如何能够让这些颇有微言的政客，还有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国民信任他？
再来看看他的成长经历，就在2002年接受一家阿拉伯国家报纸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特别是卡扎菲养女，也就是他的义妹汉娜的死（当然，根据民间的说法，汉娜并没有死）。1986年美国轰炸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他和他的母亲在轰炸之后找到了汉娜的尸体。那个时候，赛义夫14岁。那次的轰炸事件成为卡扎菲向前来的黎波里的世界领袖们展示遭到美国迫害的一个铁的事实。也因为这样，卡扎菲一直充当着阿拉伯世界反美领袖的角色。对于少年赛义夫来说，目睹亲人的死亡，肯定是一种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从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能够把当时的细节回忆得如此详细，就可以体会到这次事件在他的人生记忆中的影响。
同样的，在2002年，赛义夫负责的卡扎菲基金会资助的利比亚艺术品展览中，有赛义夫自己的作品，虽然他是一个建筑师，经营着一家建筑事务所，但是他同时也是一名画家。其中的一幅作品，主人公就是他的父亲卡扎菲，作品的名字叫做“挑战”，卡扎菲出现在半空中，拦截十字军战士。他的另外几幅作品，也充满了鲜血以及战争的场面。如果把他看成一个艺术家，至少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内心对西方侵略的不满。
这就不难理解他这次表示说，“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因为尽管他曾经向英国媒体表示，对他来说，民主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在国家的主权遭到损害的时候，在家族的统治遭到威胁的时候，他必然会如此的义愤填膺，因为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改良，已经比不上保家卫国来得更加重要。
赛义夫一直在为利比亚这个国家的改变而努力，利用他的特长建立起和西方的关系，更重要的，他游说自己的父亲，改变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立态度。他知道如何利用钱来进行国际公关，明白如何和西方上流社会有影响力的人们进行交往，因为西方的教育，以及开放的心态，让他完全懂得西方看重的价值观，懂得如何和西方打交道。也因为这样，西方不少领导人把他看成改变利比亚的希望。包括这次利比亚内战打响，正是赛义夫的建议，让西方媒体在不久前能够有机会进入利比亚，但是这样的举措最终让赛义夫有些进退为难，因为西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达到他想要取得的效果。
问题是，尽管利比亚发生了很多改变，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在政治层面却一直保持原状，期待进行渐进变革的赛义夫并没有得到卡扎菲的无条件支持，他的父亲游走在保守和改革两派之间，对政治层面的改革远远没有对经济改革那样有兴趣。现在看来，卡扎菲也错失了避免目前这个局面的机会，如果当时他能够支持赛义夫进行政治改革的话。
只是历史总是无法假设，无法回头的，现在的形势，对于赛义夫来说，改革和民主已经成为次要的问题。一位曾经教过赛义夫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改变自己国家的努力已经被眼前的这场危机所压倒，他悲剧性地，同时也是宿命般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西方眼中赛义夫错误的判断，在于他无条件地支持卡扎菲。但是，正如站在不同的立场，标准就会不同一样，就算不是全部，但是至少在一些利比亚民众看来，赛义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在西方社会感叹是否看错了赛义夫，对他寄托了虚无飘渺的期望的时候，是否也可以这样想，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赛义夫选择了向现实低头，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会失去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后一个机会。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在他的弟弟的葬礼上，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赛义夫的镜头，他穿着利比亚的传统服装，不过说老实话，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悲伤。这个被宣称死去的弟弟，实际上也是赛义夫的竞争对手，因为说到受宠爱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赛义夫差，卡扎菲甚至考虑，要把自己的基金会交给他，而不是赛义夫来管理。
和同事决定，晚上不需要翻译和司机，自己去街头随便走走。
我们选择了迪拜大街。
和其他的中东国家一样，大部分的人逛街是从旁晚五点之后开始的，也因为这样，大部分的商店也要到五点之后才会开门做生意。
迪拜大街是班加西集中了所有奢侈品的街道，最多的商店，是卖女装晚礼服的。看着那些袒胸露背的款式，同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又正常不过，因为即便是去沙特这样保守的地方，女装店的橱窗，绝大多数也是这些性感的晚装。
中东的女性，虽然在外出的时候穿着传统服饰，但是在没有规定的地方，很多人，特别是年轻女性，从来都没有和时尚脱节。如果乘坐从欧洲到伊朗或者其他中东国家城市的航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快要抵达的时候，身边那些时髦的女性，像变魔术一样，很快地会把自己包裹在黑色长袍，以及头巾里面，表情也没有之前那样丰富。
迪拜大街旁边是班加西的富人区，一座座的大房子，让这个住宅区看上去很像香港的九龙塘，这是个充满了六七十年代老式建筑的传统豪宅区。而这些房子，大部分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建筑，偶尔，会看到一些用料和款式稍微新式一点的房子。
我们在这个住宅区旁边找到一家叫做玛拉的咖啡馆，晚饭前喝一杯咖啡，是当地人的习惯。咖啡馆几乎坐满，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在落地窗边严肃地讨论着什么，年轻人则聚在电视机前看足球比赛。
而我们坐在宽大舒适的皮沙发上，一边赞叹咖啡的香滑，一边看着落地窗外经过的路人，年轻人居多，穿着时尚，他们的发型，都是经过精心梳理的，看来，他们的夜生活正要开始。
Day 23 利比亚民众眼中的好人——穆巴拉克
在国营电视台露面的卡扎菲
打开新浪微博，虽然已经是北京时间半夜了，微博上还很热闹。关心利比亚的网友们正在传播一个最新消息：半岛电视台证实说，卡扎菲在轰炸中受伤了，并且已经离开了的黎波里，至于来源，则是意大利的外交官。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猜测了，因为之前北约轰炸开始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就放过风，说卡扎菲去了南美洲，于是查韦斯成为最大的嫌疑。当然，最后证明，好听一点，这是一个乌龙，尖刻一点，这就是一个国际大笑话。
我看看酒店周围，一切平静如常，大堂里面的电视机一直在播放半岛电视台的节目，外面也没有任何动静。上次，当卡扎菲的儿子被炸死的消息传出来，枪声，甚至是炸弹声，在班加西响了半个多小时。
很快，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播出了卡扎菲五分钟的录音，利比亚的官员对在的黎波里的记者说，这是因为，每次播出画面，都会存在被北约追寻的一些痕迹，为了卡扎菲的安全，这次只播出声音。
不过，卡扎菲的讲话显然是在他的大宅在昨天被轰炸之后，因为他谴责北约的行为，并且表示，北约永远也消灭不了他，因为他活在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的心中。这句话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听上去一点也不陌生，只不过这种在中国已经是过去式的句式，现在在利比亚这个地方听到，只能够感叹，卡扎菲还活在从前。
至于这个消息的来源，原来是来自还在的黎波里的意大利主教，这位主教曾经出现过一次，在国营电视台播出的卡扎菲的儿子和孙子的尸体的镜头里面，这位主教的出现，是政府要借助他来让全世界相信，这四个人确实在空袭中死去。当然，这位主教看不见死者的面孔。
说到昨天的空袭，原来还波及了朝鲜使馆，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北约的空袭行动。不过，在的黎波里的同事向第三国外交官查询，根据他们从朝鲜使馆了解到的情况，只不过是受到轰炸几百米外的军事设施的行动的波及，碎了一些玻璃窗。朝鲜的外交官心里面当然清楚，北约的目标并不是他们，但是国际政治就是这样，需要抓住一些事件来进行发挥，从而表达自己的立场，朝鲜就这样做了。当然，他们的声音，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在这个时候相等于零。
北约秘书长在白宫和奥巴马会面，对于西方社会来说，现在正在尝试的是如何为自己设定一个出口，不要长时间地陷入利比亚的这场纷争当中。问题在于，既然已经开始，如果撇下反对派不管，那么谁都知道，反对派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和卡扎菲的军力抗衡的，如果这个时候抽身而去，只会落得一个不仁不义、见死不救的下场。而继续下去，如果不出手再重一些的话，这种拖拖拉拉的场面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这段时间，重要的军事设施已经轰炸摧毁得差不多了，但是要轰炸卡扎菲的地面部队却有些困难，因为要区分反对派武装和亲政府武装，如果光看外表很难。当政府军也开始使用皮卡车而反对派武装很多时候又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度的时候，很容易误伤自己人。
今天的班加西很热闹，警车声不断，乌祖酒店的大堂里人一下子多了很多，这些都是从多哈、阿布扎比过来的西部和南部的部落长老，以及地方委员会成员。他们来到这里，一是参加今天的祈祷，二是在明天出席一个Town Hall Meeting，也就是市政厅会议，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
这样的安排，很显然是为了回应卡扎菲在国营电视台上不断播出的会见支持他的长老的宣传。从效果来看，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人多势众，这些被邀者的身份也经得住考验，因为媒体可以自由采访，不像在的黎波里，一切都是国营电视台的一家之言。
也因为这样，今天的祈祷大会气氛更加热烈，人们情绪高昂，不知道是否是看到太多的摄影机在场，让民众更加亢奋。但是这样一场聚会，毫无疑问，让等待中的人们巩固了信心。
这让街上的好心人多了起来，当然，这是半开玩笑，即便没有这场聚会，这个城市的好心人也很多，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这是很多地方的一个共通性，当大家一致对待一个目标的时候，是完全能够暂时把分歧和矛盾放在一边的，班加西也好，其他的我们去过的东部城市也好，都是实例。
人们相处得比以往要和睦得多，对外人则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每天，我都会遇到陌生人，好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友善，这些笑容，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心理面坚信一点：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不过对于有些人来说，坏日子开始了。
就在今天，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妻子，也就是前第一夫人被宣布会被拘留十五天，因为她需要解释清楚，为何她的个人账户里面有三百万美元。结果，在这个消息向她宣布之后一个小时，埃及国营电视台报道说，她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很多埃及人不相信这是真的，觉得她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逃避拘留。不过，对于一个长期养尊处优的贵妇人来说，听到自己马上要去女子监狱，出现这样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
穆巴拉克夫妇的故事并不独特，就拿距离我们近一些的地方来说，陈水扁夫妇的贪腐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穆巴拉克夫妇有着相同的轨迹。从革命者，追求公义的人，变成一个贪腐者，人民公敌。而导致这种轨迹的原因也是一样，并不新鲜：那就是权力带来的腐化，很老套，但却是万试万灵。在利比亚，卡扎菲也逃不过这样的轨迹，这样的原因。
在利比亚，听到好多人比较穆巴拉克和卡扎菲，这个在埃及人民眼中的独裁者，在不少利比亚人眼中，那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他没有下令军队开枪，面对走上街头的群众，他最终选择下台，他没有想办法逃离自己的国家，而是面对对他的指控。
当然，正是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例子告诉大家，一个国家是不能依靠在好人身上的，如果没有制度，好人最终也会变成独裁者，只不过，如果制度建设稍微完善一些，人民和国家付出的代价可以少一些。
穆巴拉克成为一个比卡扎菲要好很多的人，是因为埃及的制度让他不得不这样。当然，提到制度，这里面不能回避的，是穆巴拉克在位时所做的一些事情，让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一点点完善。只不过，他走得太慢，对于权力留恋太久，人民不再给他时间。
卡扎菲则不同，这个国家从来都没有开始制度建设，于是他可以调动军队，因为军队并不属于这个国家，而是属于这个政权。他可以选择忽略那些反对者的声音，因为如果不是最后反对派拿起了武器自卫，如果没有北约的空袭，那么卡扎菲完全有能力用镇压的方式，让自己继续在这个位置上永久地坐下去，直到他自己想离开的那一天。
但是，卡扎菲忽略了反抗的弹力，也高估了国际社会的容忍程度。现在的他，应该非常羡慕叙利亚的阿萨德，因为虽然每天都有不同媒体的大篇幅的关于叙利亚的报道，每天都在批评政府，但是对于阿萨德来说，至少国际社会的压力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在谴责的决议都没有办法在联合国通过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办法对叙利亚发生的事情进行干预。也因为这样，阿萨德可以用对待国内问题的方式处理眼前的危机。
看到穆巴拉克家族现在的样子，自己和妻子被拘留，儿子被判入狱，卡扎菲自然明白，如果他放弃权力，他要面对的就是同样的下场，他的儿子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包括他身边的那些自己人。也因为这样，他们才会不问代价的，一定要保住卡扎菲的位置。如果卡扎菲倒下了，他们就会变得一无所有。这点，他们非常清楚，自然要为保持现状进行最后一搏。
今天传来一个消息，五个法国人在经过班加西的一个检查站时，其中一个被打死了。可以证实的是，这五个人都是法国一家安全公司的人员，他们是来帮助培训反对派武装的。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说法很多，有一种传说，这些法国人是借用帮助反对派的名义，在帮卡扎菲充当间谍。
这样的人在班加西随处可见，有的是担任记者的保镖，很多来自英国的保安公司，有的则成为过渡政府保护外国政要的主力，他们是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安保人员。就连过渡政府的新闻官，也有两个来自英国的顾问，他们的工作是协助过渡政府安排记者的采访，以及其他的流程安排。如何开记者会，如何应对媒体，如何为记者提供各种信息，这些，对于过渡政府来说，都是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而现在，至少这几个星期下来，会发现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甚至可以用专业来形容，除了偶尔几个场合，会让记者花费太长的时间等待，而且最后等来的是宣布取消。
的黎波里传来反对派在街头插旗，甚至示威的消息，和那些在电视镜头面前激动的高呼口号，支持卡扎菲的民众放在一起，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的黎波里的画面。在卡扎菲的住宅，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一些卡扎菲的支持者主动来做人体盾牌。从某种程度上，我并不太相信他们是为了钱，或者是因为恐惧而把自己和卡扎菲的利益绑在一起的那些人。他们是最精明的，不会用自己的性命来压注。这些人，应该是从心底里面把卡扎菲当成了至高无上的领袖，如果大家记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记得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挥舞着红宝书的年轻人，包括现在，那些当领导人亲自来探访就会激动好多天的普通民众，我相信，这样的人在利比亚不会太少。
也因为这样，我特别的好奇，那么在东部地区，比如班加西，那些真心实意支持卡扎菲的人去了哪里？每当我问这样的问题，我遇到的当地人总会斩钉截铁的说：“不可能，如果有，我们就会把他们抓起来的。”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采用暴力，只不过是口头表示支持卡扎菲，也要被抓起来吗？”对于这样的答案，每次都只会增加我的担忧。
“他们不敢这样说的。”我得到的回答，总是充满了自信。
只是，我很难相信就是这样。如果从学校的教科书开始，卡扎菲就被塑造成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人，算一下比例，就算很多人长大之后幡然醒悟，原来自己学到的这些和真实的卡扎菲有太大的距离，也至少有一批人会对自己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深信不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拿起武器为卡扎菲作战，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在这个新的环境下会如何自处？
把真实的想法隐藏在深处？寻找机会为卡扎菲报仇？如果这些人成为被压制的人，即便是只有一小批，那么社会对他们并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正是那些反对卡扎菲的人所反对的。只是，防止自己犯自己反对的人的同样错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不是吗？
Day 24 亲历枪击事件
的黎波里支持卡扎菲的五岁女孩
来自西部的这些与会代表，今天在班加西有一个Town Hall Meeting。这是一个来自美国的词汇，第一次听说，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活动。通常这样的大会，应该是在市政厅里面进行，坐在台上的人，接受台下的人的咨询和质疑，大家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不过在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奥巴马在上海的那场算不上成功的活动，因为大家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只记得有一个“奥巴马女郎”，那个身穿红衣，频繁在镜头前出现的女孩。
中国人还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其实利比亚人也是一样，在过去四十多年，民众并没有太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当这样的时候来临之后，需要从头开始学起。也因为这样，这个所谓的Town Hall Meeting，其实就是一场记者会，这些代表们回答坐在台下的记者们的提问而已。
这些西部地区的代表，绝大部分来自海外。那位满头白发，在昨天的祈祷大会上最受欢迎的老人，叫做贾巴尼，离开利比亚已经三十年了，他居住在美国，一直在海外发出反对卡扎菲的声音。这是他三十年第一次，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样的经历，在利比亚实在太多，有的因为和卡扎菲政见不同，有的则是当年参加了乍得和利比亚的战争。他们有的被迫逃亡，来不及离开的则被投入了监狱，即便释放之后，也不能离开。
贾巴尼的身边有一个30岁左右的助手，昨天在广场，正是他接过了我的麦克风，放到贾巴尼的眼前，让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访问。他走过来和我打招呼，一口美式英文。知道我们来自香港，他很是兴奋：
“我的姐姐就在香港，她做生意，老是在香港和厦门之间来回跑。”
“做什么生意？”
“纺织。”他用手捏住自己的衣领，然后陪着贾巴尼匆匆离去。
贾巴尼已经被指派为过渡政府的一员。看着这些表示自己代表西部城市的人们，我有些疑惑，离开自己的国家三十年了，是否真的能够代表那些城市的人民？那些地方的人民是否会认可他们？毕竟，对于40岁以下的人来说，他们当中的太多人，都不会有印象。
回答我的疑问的，是在主席台上主持大局的人。他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家媒体咨询机构的头衔，他用笔把头衔划掉：“那是我的私人公司，我现在是过渡政府的协调员。”
这个叫做阿莱夫的人说：“其实我们过渡委员会里面很多人是在利比亚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刚刚从的黎波里离开的。因为安全考虑，在卡扎菲控制的城市参与反对派活动会被监禁或者折磨，所以他们不能够露面，就指派了台上的一些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我们的成员包括了现在正在这些城市的人，在代表性的问题上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答案简短但是清晰。拿着他的那张卡片，忽然想起了利比亚政府的发言人穆萨，在传出关于他叛逃的谣言之后，他又出现在的黎波里的每一场记者会上，他在的黎波里也办过一家媒体研究中心。两个人的举止风格相当相似，都会快速地领会记者提问背后的意思，也能够快速地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还让记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抓到破绽。比如阿莱夫，当他把名片递给我，等我研究完名片上的电话和公司地址，要追问他为何公司总部是在阿联酋而不是在利比亚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人群里面了。
这些海外归来的利比亚人，衣着光鲜，在酒店大堂出入，个个都显得气度不凡，显然和他们本身就是利比亚的精英有关。哈迈德的岳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参加乍得战争，反对卡扎菲，他的岳父滞留在乍得无法回国，最后作为难民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他拿着美国政府给他们的援助开了一家小店。利用自己的工程知识和技术，现在，他已经在美国拥有了一家公司，算是事业有成。他总是对哈迈德说，如果留在利比亚，应该不会有他现在的这种生活，可见再有才能的人，环境是多么的重要。
邀请海外的反对派加入新政府，这样的做法，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式化的东西。当然，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并不是一个由美国选择的人来主持大局。阿富汗的卡尔扎伊，伊拉克的马立基，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已经颇为久远了。他们回来之后，先不说能力，是不是有足够的威望来摆平不同的民族、部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而在利比亚，过渡政府在一开始就是由那些身在利比亚的人组成，其领导层本身就来自原来的政府，主席贾利乐原本是司法部部长，在民众中威望很高，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过渡政府，当然要比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人，更有威信和说服力。
这些流亡海外的反对派，虽然过去是和卡扎菲抗争的英雄，但是他们毕竟离开已经很久，甚至可能会带着老旧的斗争眼光和方式来看现在的这场变革。而事实上，这场变革的真正动力在于民间，如果民间的努力最终被个别人取而代之，对于整个局势来说不会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如果这些海外反对派的加入，只起一个点缀的作用，反而会给未来带来好处。
同样和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不同，利比亚从来都没有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历史。在过去四十多年，卡扎菲削弱了部落的影响力，加上城市化，部落也早就退化成为宗亲关系，没有了政治影响力。在利比亚，除了卡扎菲以及他身边的人，没有其他的特权阶层。所有的这些，都有利于利比亚有一个新的平稳的开始。
会议厅外是一个花园，阳光下，不同颜色的玫瑰以及雏菊开得很是鲜艳。这个地方，平时是利比亚人举办婚礼的地方，当然是西式婚礼，如果是传统婚礼，需要一个庞大的空地来搭帐篷，来招呼亲朋好友大吃一个星期。
站在阳光下，正准备拍摄一些外景，突然听到头顶一声枪响，抬头一看，墙上已经有了一个拳头大的弹孔。也就是一瞬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二三十个穿着军装的反对派武装，他们迅速冲到大门外，封锁道路，而我们，还有那些准备上车离开会场的西部代表们，则被要求站到最靠近会场的地方。
不用多想，这当然是卡扎菲支持者放的冷枪。前段时间在班加西发生的汽车爆炸，以及前两天在艾季达比耶市中心的爆炸，都提醒大家，即便是在东部，平静的表面下依然蕴藏着波澜。昨天，一个法国安全顾问公司的老板在班加西被枪杀，大家心里清楚，这是卡扎菲的支持者的一种警告，给反对派，也给法国。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反而觉得这才真实，因为我一直认为，在班加西也好，或者其他的东部城市也好，反对派控制的地方，不可能像我遇到的那些人所说的那样，所有人都憎恨卡扎菲。那些原本为卡扎菲工作的人呢？那些因为被看成是卡扎菲的人而被拘捕甚至打死的人的家人，他们怎样看待这场变革？特别是那些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一直被灌输卡扎菲是英雄和领袖的普通人，总有一些直到现在，应该还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的。
其实，这个城市的人心里面也清楚。只要离开班加西，哈迈德每次都会把他的那枝手枪带上，防范抢劫者，也防范政见不同的人。
同事在的黎波里拍了一张在卡扎菲大宅里面当人盾的家庭的孩子，一个五岁的女孩，她举着卡扎菲的画像，高喊口号，告诉我的同事：“如果没有卡扎菲，我的生活将会毫无意义。”
看着那个女孩天真无邪的笑脸，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总是觉得，如果把孩子牵涉到这样不正常的环境里面，往往因为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无奈，一种则是有预谋的灌输，也就是“洗脑”。
在班加西，每次集会，总会有父母在孩子的脸上画上象征胜利的三色旗，戴上三色旗帽子，让他们挥舞着旗帜，男孩子还会在身上挂上玩具枪，当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熟练地举起V型手势。
这些孩子都很可爱，尤其是这样打扮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照片或者画面，还很吸引人，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会担心，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其实和那个举着卡扎菲的画像的女孩子又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我们觉得那个女孩可怜的话，这些孩子被牵涉到革命和政治风波之中，是否也很可怜？
所有这些，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处的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变革，于是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够让孩子尽量远离这些？
孩子们应该做他们的年纪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应该在游乐场玩耍，他们应该在学校读书，应该教会他们对待陌生人要有礼貌。
在班加西市中心，最近开放了一个游乐场，白天会有很多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这里玩耍。学校还没有恢复上课，因为安全的考虑。一些团体希望，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学习和游戏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很多都有和父母一起逃难的经历，也有经历轰炸的经历，从为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需要尽量为他们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学习的环境。
班加西的动物园搭起了一个大大的帐篷，孩子们可以在动物园里面做游戏，和动物作伴。这里的孩子，他们的脸上不会被涂上旗帜，也不会让他们拿着旗帜，或者摆出胜利的姿势。在这里，他们就是做一个纯粹的孩子，享受属于他们的时光。
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午的工作间隙，要到科斯塔喝上一杯咖啡，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半岛英文台的新闻，毕竟比BBC和CNN有关中东地区的新闻篇幅要多很多。下午六点之后，会有很多时尚的年轻人在这里出现。我的一个同事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显然要正常一些。他当然是拿这里的人和那动不动就开枪发泄的年轻人进行比较。有一定的道理。这里的年轻人，他们很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生活，可以随意聊天，不再担心会被人告发。
不过，我会想到被我的同事忽视的一点，这些年轻人现在享有的自由，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些激动的年轻人拿起枪，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前线。
这是残酷的事实，因为真的很不幸，利比亚民众遇到了这样一个领导人。不过，在想深一层，他们的领导人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民众并不是毫无责任，因为恐惧，因为觉醒得太晚，现在付出的代价会变得很大。
今天中午，哈迈德的胃口显得特别好，原来，他要当爸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