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发言人是一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律师，这一直是让我觉得钦佩的地方，不管是埃及、突尼斯，还是利比亚，总有一批专业人士站出来，愿意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很难保证独裁者下台之后，国家能持续和稳定地发展，避免走向极端。
“我们并没有胜利，我们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这个叫做法利娜的女律师很认真地告诉我，“从现在到七月份的宪法委员会选举，才是关键的阶段，是不是有足够的参与，选举是否公平，选举之后，新的政府是否真的有所作为，回应民众的诉求，所有这些，需要时间。”
“那么作为走得最早的人，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利比亚人借鉴？”
“利比亚要走的路比我们还要长，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宪法，而利比亚首先需要制定宪法。”
法利娜把手机还有电子邮箱很认真地写在我的本子上：“希望七月份选举的时候，可以在突尼斯看到你。”
嗯，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我也一直认为，不管是埃及还是突尼斯，后穆巴拉克时代，或者是后本阿里时代，更值得关注。如果最终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制度，那民众走上街头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一次革命而已，而革命未必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今天遇到一个利比亚同行，当知道我们来自香港，他很好奇地问：“说心里话，你们想回到中国，还是留给英国？”
“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存在假设的吧。”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觉得不需要回答，因为还是那句话，历史不会从头再来。
“那么，你们现在觉得自由吗？如果不自由，学习我们，革命。”
“不用担心，香港很自由。”
“是吗？”对方显然被我们搞晕乎了，因为这不符合他对中国的印象。
“一国两制，明白吗？”
“哦。”尽管他点了点头，我并不确定他是否明白一国两制到底是怎样的含义和模式。
“还是不要革命的好，革命会流血。我们是没有办法。”停顿了几秒钟，这位同行若有所思，留下他的忠告，从我们的身边飘走了。
今天在微博上提到了奥贝迪的事情，那个出现在的黎波里酒店，政府为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会上，高呼自己被卡扎菲的人强奸的女孩。国际刑事法庭也表示，正在调查卡扎菲的手下是否有组织地进行强奸，因为有证据显示，一些人配备了“伟哥”。
这样的事情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已经超出了常理。也难怪在微博上，一些中国的网友认定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认同利比亚官方的说法，认定这个女孩是在诽谤利比亚政府。不过，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不代表并不存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苏丹政府军强奸妇女，这些都是有足够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事情。尽管很多人会觉得，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样的行为不可能发生，却忘记了有些人的残暴，忘记了“反人类罪”在不同地方都在发生。
对于奥贝迪这样一个穆斯林女性，要公开承认自己被强奸，需要比其他社会的女性有更大的勇气，因为在伊斯兰社会，有些部落或者村落，对于女性的要求相当苛刻。
在巴勒斯坦，一名女大学生失踪了。两个月之后，她的尸体终于被找到，警察也找到了凶手，原来就是她的叔叔，以及他的叔叔随便叫来做帮手的一个陌生人。因为认定自己的侄女和其他男人有性行为，损害了家族的声誉，于是，这个叔叔和那个陌生人一起，把侄女塞进车子，扔到了荒漠中的一口井里面，女孩被扔进去的时候还在呼吸。
女孩的叔叔被捕后，他也承认自己过于冲动，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她的侄女是否做了有辱家风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巴勒斯坦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些团体发起游行，要求法律认定这种为了保护家族荣誉的行为等同于谋杀。在女孩的葬礼上，很多年轻的男性加入了抗议的队伍。
伊斯兰社会本身也在对原有的一些风俗习惯进行反省，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挑战这些风俗的理由是，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其实并不是宗教行为，因为作为法律依据的伊斯兰教义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是一些部落或者村落的习俗而已，而习俗如果和教义冲突，那就应该废除或者改变，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奥贝迪选择讲出真相，根据当地的风俗，她的未婚夫可以休了她，甚至为了家族的荣誉而像那个女大学生的叔叔一样杀了她。也因为这样，事发之后，她的父亲马上去找她的未婚夫，希望他不要惩罚自己的女儿，因为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奥贝迪已经是夫家的姓氏，也就已经是夫家的人。
未婚夫答应了，但是两个人的未来却很难确定。就在奥贝迪到了多哈之后，她的未婚夫拒绝跟随，并且告诉她，两个人可以定期通通电话，因为他需要时间来看看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够接受她，如果过不了自己这关，那么将来两个人只能够各走各的路。
奥贝迪接受了这个现实，从她决定要公开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现在，对于她来说，是要重新开始生活。她说，经过这一次，她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
“我现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知道，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班加西的迪拜大街有很多时装店，和其他的中东国家城市一样，即便是最保守的沙特，很多都是出售性感晚装的。当然，这些服装只能在家里，或者是婚礼上，女性之间相互欣赏，因为男女宾客是分开的，正如只要有条件，家里面通常会有两个会客室，一个给男性客人，一个为女性客人准备。
但是，对于年轻女孩来说，虽然很多时候还是包着头巾，但是她们平常不会穿着黑色袍子，而是牛仔裤，还有现在最流行的长度刚刚过臀部的衬衣和贴身外套。
如果去ZARA或者H&M，从去年到现在，女装部几乎都是这样的款式，贴身或者宽松，分不清是连衣裙还是长衬衣，设计灵感正是来自于中东，以及印度这些地方。而这些西方品牌设计的服装款式，又成了这些地方的流行装束。结果，我经常发现，自己的穿着风格，和当地的那些女性几乎没有分别：长衬衣，紧身裤，还有一双帆布胶底运动鞋，唯一的不同，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学会包头巾的方法，无法像她们那样一丝不苟。
今天去餐厅吃饭，居然要等位子了。年轻夫妇带着婴儿或者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年长一些的夫妇带着快要成年的子女，餐厅里面，终于不再是外国记者们的天下。
看来，这些日子，至少是有钱人回来了不少。
Day 29 利比亚的学术自由
革命委员会大楼内的牢房
兴冲冲地去班加西尼里尤斯大学，这是利比亚最大也是排名最前的大学。当然，所谓排名，也就是在三家大学之间进行，还有两家分别在的黎波里和另外一个东部城市贝达。三家大学里面，只有这家大学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
1977年，卡扎菲在这家大学公开绞死了两名大学生，因为他们发表了批评他的言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商人易卜拉欣的表弟。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是一片沉寂，当然，这正是卡扎菲所需要的。
哈迈德就是这家大学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每次开车经过这里，他会指给我们看他当年读书的地方。听说我们要去拍他的母校，他也变得兴奋起来。
想去拍摄这所大学，除了因为曾经的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国家的大学学术科研环境很有兴趣。
哈迈德每次讲起他的母校，一方面很自豪，因为毕竟这是利比亚最高学府，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会告诉我学校里面他们看不惯的很多事情：
比如管理学校的，并不是教授学者，而是革命委员会的人。虽然不少老师很不错，很多是海归，从英国、德国留学回来，因为老国王是鼓励年轻人到国外学习，然后回来报效自己的国家的。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老师，根本就是依靠关系进来的。他的系主任，因为是革命委员会的人，所以很轻易地在这所大学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每个学期都要学习卡扎菲的那个绿皮书，还要考试。如果通不过，你就不可能升级，浪费我们太多时间。”哈迈德每次提起绿皮书，总是显得愤愤不平。
想起前些天在酒店大堂遇到的一个女孩，刚刚从尼里尤斯大学农学院毕业的拉雅尔，那天，她一个人坐在酒店大堂上网，我走过去问她，是否会说英文，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些被访者。她很爽快地接受了。她的英文很好，原来中学时期，她在爱尔兰住了三年，读大学才回到了利比亚。
访问结束，我们聊起了她的大学生活，她很惊讶我知道绿皮书。我告诉他，十年前，我就买过，随便看过几眼。
“你知道吗，我们大学生用的可不是你买到的那本薄薄的，我们有专门为我们准备的绿皮书，很厚的。”
“是不是考不过就要留级？”
“应该是的，我就有同学没有考过，留级了。不过我自己，虽然那门课很闷，我从来都不去上课，但是我考试还是通过了。要看老师，有的老师还是很好的。”拉雅尔俏皮地耸耸肩膀。
车子到了校门口，被一个校工拦了下来，他说，能不能够拍摄，要请示上级。他拿出电话，讲了几句。哈迈德告诉我们，需要等待。我告诉哈迈德，我只不过是要几个空镜头，也就是几分钟的拍摄时间，我不想坐在车里面浪费时间，不如到校门对面的马路拍摄就可以了。过去这些天的经验告诉我，等待，可以是几分钟，也可以是一个小时。
不过哈迈德还想继续努力，他觉得，拍摄校园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不如等等。摄影师拿着机器去了马路对面，这是我们一贯的工作风格，不想浪费时间，也作好最坏的打算。
这次很快，五分钟之后，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开着一辆白色的车子来到门口。一下车，他就对着站在车边的哈迈德，指着马路对面的摄影师大喊大叫。从他的身体语言，我猜出了大概的意思，那就是不要拍。当然，摄影师和我不会理会他。在我们的理解中，既然不能够在你的私人地盘拍摄，那么我到校园外的公共场合，拍摄哪里，那是我的采访自由。
看到对方越讲越大声，甚至要对哈迈德动手的样子，我下车和他理论。对方正眼也不看我一眼，继续向马路对面的摄影师招手，意思让他过来。哈迈德说，是要我们一起去办公室，接受盘问。
最后，哈迈德和这个凶神恶煞的类似主管的人物开车去了办公室。十分钟之后，哈迈德带着这个人开车回到校门口，对方脸上的凶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的诚惶诚恐。
“他要向你们道歉。”哈迈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对那个男人伸出来的手，不知道如何回应。
握完手，等大家上了车，哈迈德开始告诉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发生的事情：“经理原来是我伯父的朋友，所以，没事了。那个人还啰啰嗦嗦讲我们，结果被经理一句话挡回来。”
“经理怎么知道谁是你的伯父？”我很好奇。
“因为这张证件。”哈迈德在前些日子申请了一张军人证，虽然写明是志愿者，但是可以随身携带武器，“他知道了谁是我的爷爷。”
哈迈德的爷爷，是目前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也因为这样，哈迈德才非常容易地拿到了这张军人证。
“为什么看证件就知道谁是你的爷爷？”
“你看，”哈迈德指着证件上的一串阿拉伯字，“这是我父亲的名字，哈里法，这代表我们家族。”
看到我明白了为什么，哈迈德叹了口气：“我爷爷让我不到紧急时刻，不要拿出这张证件，因为不想让别人对我有特殊对待。所以我总是出示这张证件。”他指指另外一张新闻中心发出的翻译证，“但是这次算是紧急情况。”
“我知道这样不好，卡扎菲就是这个样子。问题是还是有很多人，用卡扎菲时代的方法做事情。”
我回想起白衣人最后那种诚惶诚恐的表情，可以想象到，在这个国家，只要有特权，是可以如何的畅通无阻，而一般的民众是如何的惧怕得罪了这些特权阶层。
没有拍成校园，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之前已经采访了几个这所大学的教授、学者。
第一天到酒店，在电梯口，看到一张英文的通知：“利比亚第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记者会。”看了一下时间，可惜，已经错过。通知上标注，进行民意调查的，是尼里尤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
大学的民意调查机构，一般来说，往往要比那些商业性的调查机构来得更加独立和严谨。不过在利比亚，很好奇民意在政府决策中，到底可以有多大的影响力。
班加西的出租车司机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卡扎菲向他的部长布置任务，去调查一下，如果我要把所有的利比亚人都杀了，大家是否同意？”过了几天，他的部长向他报告，“百分之一百的民众表示，同意您的决定，他们只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吊死，还是等待您来执行？”
很快，有了第二次民意调查结果。上次是关于是否接受利比亚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结果是一面倒的反对。这次调查的话题，是关于是否接受外国地面部队。调查的城市除了上次的六个东部城市之外，增加了一个已经被反对派控制的西部城市米苏拉塔。结果比上次复杂得多，因为这涉及到外国地面部队的规模，他们所从事的任务等等。
记者会上，纽约时报的记者关心的问题是，这个民意调查是否得到过渡政府的资助？对方回答，完全独立，因为希望能够通过独立与科学的方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值得信赖的民意。
“民意调查，在过去我们也做过一些，但是主要集中在经济民生。”在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里面，我采访了法特，这个研究中心里面最年轻的学者。“比如，离婚的平均年龄。如果涉及到贪污腐败，以及其他批评政府的政治课题，就不可以了。”
“会有怎样的后果？”
“我们都很清楚，很可能会被抓起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偷偷地做了一些，只是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选项，也不能有任何的结论。”
“那么被访者，现在和过去有分别吗？”
“有很大的分别。这次很明显感受到被访者的参与性很强，调查起来容易得多了。”最新的这次民调，他们调查了2700个被访者，六成多的被访者回答了问题。
“那么作为学者，现在和过去的分别呢？”
“自由多了，终于可以放开提问，也可以放心地根据结果来做出我们自己的分析了，这在过去是不可以的。而且，终于可以涉及到那些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了。”
“是不是希望未来，学术界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影响？”
“当然，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独立的角色，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意见。”
他们接下来的课题，是调查民众的政治倾向。这个课题，对民众来说，是第一次审视自己，对这些学者来说，同样也是第一次，因为在过去，只有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分。
告别的时候，法特告诉我，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有不少朋友。
“那么他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你的。”而且我相信，他的朋友们听到他的这些话，一定会为他感到高兴。
准时赶回酒店，为的是看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演讲。让摄影师去拍摄当地人看电视的情况，兜了一圈，结果发现，没有太多人关心。电视机屏幕里面，奥巴马在那里声情并茂地演讲，这里的人们喝着咖啡，聊着天，而平时，当电视播放前线战况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暂停聊天，专注地看着电视机。
这就是现实。这里的人们只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和奥巴马无关，虽然他们也知道，利比亚还需要美国的实质支持，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到现在也不愿下台，并且仍然掌握着兵力和财力的卡扎菲，过渡政府和反对卡扎菲的人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够支撑下去。
2009年，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发表他的第一份中东政策讲话。他说，他听到人民的诉求，他们要自己选出领导人来，他们要在国家生活中发出声音。但是，两年过去了，直到半年前开始的中东北非变革，从中也看不到奥巴马政府站在了阿拉伯人民一边。
当埃及民众站在解放广场的时候，美国还在犹豫，如果劝说穆巴拉克下台，是否会导致美国少了一个坚定的同盟；当也门总统萨利赫一次次推翻自己的诺言的时候，美国也在犹豫，也门是不是会被宗教极端主义绑架；当巴林的什叶派遭到镇压的时候，美国一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方面担心是伊朗在背后挑拨，另一方面也顾忌得罪沙特以及巴林这两个盟国；即便是利比亚，美国也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而叙利亚，直到演讲前一天，美国才宣布对总统阿萨德进行经济制裁。所有的这些让人相信，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会站在统治者一边。就连不少统治者也这样相信，并且决定和人民对赌一把。
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希拉里的开场白，还是奥巴马的演讲，那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那一句句普通民众的心声，确实是打动人心的。所有这些，都是希望能够让阿拉伯世界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们相信，正如奥巴马在演讲中所说：“我们站在突尼斯小贩一边，而不是站在权力一边。”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美国不会因为短期的利益受损，而忽略了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长期的改变。也显示美国终于看清楚了，这场阿拉伯的革命，不是某个团体、某种宗教的力量，而是来自于人民对于幸福、自由以及尊严的追求。
如果说，奥巴马对突尼斯、埃及的讲述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当他谈到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则是现实的。他提出了美国的最新立场，根据1967年和平条约划定的国界线来进行谈判。他提醒双方，国际社会已经厌倦了周而复始的斡旋，以色列要看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必然性，巴勒斯坦呢，当哈马斯和法塔赫签署了和平协议，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如果依然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那就无法展开以巴对话。
奥巴马说：“美国和以色列是朋友，正因为是朋友，所以要和朋友说实话。”面对这种苦口婆心的表述，如果对方真的是朋友，即便初听起来逆耳，至少也会慢慢回味。
当阿拉伯世界发生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个体的时候，政权需要通过改革接受这种改变，不同国家也需要通过外交政策的改变来面对这种改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天访问美国，不知道这对朋友，当他们从白宫走出来共同面对媒体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表情？
Day 30 不受欢迎的美国
反对派志愿者学习如何使用武器
来到班加西已经是第三十天了。
每天早上到楼下餐厅吃早饭，总能看到新鲜的面孔。不同的媒体，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些有实力的媒体，则是每隔差不多两个星期，就更换在这里的工作人员。
好处是，可以让记者对这个地方保持新鲜感；坏处是，因为缺乏持续的了解，每当刚刚要看得深入一点点的时候，就离开了。
每个星期，总有那么几个下午，会有一批示威者站在特贝斯蒂酒店门口，因为他们知道这家酒店里面同样住了很多国际媒体。而且，特贝斯蒂门口的大道是示威的最佳地点，不像我们住的乌祖酒店，门口正好是一座高架桥。这些示威者总是希望用枪声，甚至是一两声炮声，来表达自己的信心。每当这些声音密集响起的时候，那些紧张地跑到酒店落地玻璃窗前看个究竟，并且不停地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记者，一定是刚到不久的新人。
三十天了，酒店的早餐没有任何变化，就连摆放的次序也没有变动过，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早餐食谱：之前一天在餐厅吃午饭时打包的米饭，泡点热水，加上罐头吞拿鱼，以及两个蛋白。说实话，这里的米饭做得非常好吃，厨师会在米饭里面撒上一点点盐或者是香料。我还会泡上一杯绿茶。酒店只提供立顿红茶，我的立顿绿茶也是从当地超级市场买来的自带食品。一次，看到我拿着自备的饭盒在为米饭加热水，一个法国来的韩国同行禁不住感叹：“没有什么比得上中国菜啊。”
同事也是一样，每天早上的菜单，是之前一天在餐厅吃饭打包回来的埃及面包，然后用酒店餐厅的吞拿鱼和白煮蛋自制成吞拿鱼色拉，夹在埃及面包里面。我们吃午饭的餐厅，那个埃及服务员早已熟悉了我们的习惯，每次离开前会主动给我们打包，有时候我们点的午餐没有包括米饭，他也会从厨房包一盒白饭给我带走。
科斯塔咖啡的服务员也是一样，看到我们进来，就会主动地把电视机调到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因为我们住的酒店使用的还是旧式的接收器，只有三个英文新闻频道，CNN、BBC，和欧洲新闻电视台。对于这些电视台来说，中东的新闻毕竟只是他们报道的国际新闻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些日子，篇幅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也因为这样，我们习惯了去科斯塔，一边喝咖啡，一边看半岛国际频道，在他们的新闻节目中，利比亚也好，叙利亚也好，依然占据着不小的篇幅。
从酒店的房间望出去，正好是那座立交桥，和刚来的时候相比，桥面上通过的车辆多了很多，这两个多星期，多了大型货柜车，它们通过桥面的时候，传出轰隆隆的声音。
第一次去当地的超级市场，那是我们刚到班加西的时候，门口也就停着四五辆车，而现在，每次去，找车位都需要花点时间，特别是去超级市场对面的那家意大利餐厅，居然要等位了。
不过，如果没有特别的新闻采访，上午的时间很难打发。吃早饭的时候遇到相识的同行，尤其是那些刚刚来到这里的，总是会感叹“好闷”。没有突发新闻，没有官方的记者会，如果对当地不了解，或者因为之前自己的同事已经做了很多当地的新闻，那么这些后来乍到者的烦恼很是自然。我都开始为下星期来接替我的同事担心，如果情况持续这种僵局，对于当地人来说，只不过是一天天过的日子，但是对于记者来说，新闻到底在哪里？
做午餐生意的餐厅还是不多，即便有也要到一两点钟才开门，算了一下，也就是三四家，当然是因为多了像我们这样的外国记者，还有各种在当地的国际组织以及政府代表。我们去的那家意大利餐厅，他们每天都要准备三四十份外卖，最多的一次准备了八十份，都是送到当地的外资公司，那个埃及服务员告诉我，应该是一家巴西公司，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外资公司都把人撤离了，加上这些日子，应该回来了不少。除了原本的生意，当然还有新的商机。坐在酒店大堂吃早餐，就听到自己左边的三个人，正在谈一笔关于购买通信器材的生意，买家当然是当地人，正在努力推销的则是两个英国口音的白人，他们努力让这个当地人相信，印度的公司提供的价格可能便宜，但是要考虑到效率问题。
“他们的官僚作风，你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签了合约，就可以保证落实。”
星期五的日子更难打发，因为这是穆斯林的休息天。还好，下午可以去高等法院广场看看。因为这是伊斯兰的主麻日，除了去自己家附近的清真寺，更多人会选择去高等法院前的广场。今天去的时候比前几次晚了半个小时，结果我们的车已经不能够开到广场附近了，因为马路已经被车停满了。就在我们绕路的时候，才发现，车子已经停到距离广场至少有五分钟车程的地方。
警察们对于这种人潮管理的技巧也在不断提高，因为这次他们设计了单向行车措施，避免车子拥堵马路。检查也更严格，除了后备箱，还要看车底，自然还有每个人的背包。
我们特地算好了时间，快六点才到达玛纳咖啡店，这家的卡布奇诺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喝过的最出色的，只不过他们开门的时间实在太晚，也就很少有机会可以顺路去喝上一杯。只是，很可惜，也许是因为星期五休息的关系，还真的不开门做生意。
这里的一些商店很有个性，比如玛纳隔壁的那家叫做库朵的炸鸡店，虽然七点钟开门，但想要吃到他们家的炸鸡，一定要等到八点多，才会有第一盘出炉。吸取了第一次去等太久的经验，第二次，我们特地八点十五分才到门口，不过，依然要等不少时间，因为，前面排队的人太多，我们需要等第二批慢慢出炉。
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的会面，比原定的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看两个人面对记者的身体语言，就知道这次会谈一点也不融洽，尽管两个人都用婉转的语言来表述分歧，特别是奥巴马。
内塔尼亚胡更像是在给奥巴马上课，这让人觉得惊讶，因为实在是很不给奥巴马面子。
在白宫举行的双边会谈，有几种采访方式。一种是不允许记者采访，只会事后由白宫向媒体发放一张照片。内塔尼亚胡上次对白宫的访问，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白宫记者猜测，那是奥巴马为了惩罚对方，故意把会面搞得非常低调。还有一种方式，则是会谈开始前的拍照秀，时间从一分钟到几分钟不等。双方领导人会说一些客气的开场白，给媒体一些画面而已。大家也明白，既然是在会谈前，自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表达。第三种就是这次，会谈之后双方直接面对媒体，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可以进去拍摄，因为空间有限，白宫会采取组合的方式，美国、访问国各自分配一些名额。我抽中过一次，那次香港有两个名额，一个摄影师，一个记者。当然，记者的责任不是提问，而是拿着话筒收音。那次是布什和温家宝的会面。每次看到镜头前那个壁炉，就会想到那次亲眼看到的这个会谈的地方，很小，很普通，如果不是因为坐在那里的两个人，简陋得甚至可以用残旧来形容。
在第三种方式中，双方的表述等于是会面的总结性发言，通常会比较简洁，让媒体知道谈了什么，以及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内塔尼亚胡的表述方法，让人感觉有些倚老卖老，不过他和奥巴马的关系本身就不密切，这样的表现也算不上令人意外。
内塔尼亚胡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虽然奥巴马说，这显示了两国的朋友关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样的安排，内塔尼亚胡显然是在奥巴马的背后做手脚。星期天，奥巴马要在一个重要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发表演说，能不能够说服这些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们，想必很难。
而一系列后续显示，这依然还是奥巴马的美好愿望。内塔尼亚胡说不，哈马斯也在内塔尼亚胡之后表达不会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平谈判看上去遥遥无期，如果没有谁愿意做出一些让步的话。
还有一个话题，尽管提到的媒体不算太多，那就是奥巴马的战争公约权力今天到期了。这个权力，是指美国总统可以不通过国会而动用武力，但是只有六十天。从美国宣布加入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到今天，正好六十天。两个美国参议员表示，会向高等法院状告美国总统。
当然，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有不理会过期而继续使用武力的先例。而这一次，即便告上法庭，白宫也有解释的理由，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其实是由北约执行的，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算不上向外国动用武力。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宣布停止行动，然后第二天再重新开始，这样又可以有六十天。
白宫说，不会停止，也就是说，不会理会是不是过期这个问题。两个参议员很较真，他们认为，美国总统带头违宪，对于这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也显得轻视国会议员。不过他们也承认，响应他们的国会议员很少。准确地说，不是很少，而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美国政府的决策，受到国会的制约，制约与平衡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一种制度设计，而在不少阿拉伯人的眼中，这正是美国的弱点，也是奥巴马讲得好听却做不到的主要原因。就好像希拉里代表美国政府，答应会把冻结的利比亚政府的资产转移给过渡政府，但是因为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获得参议员的通过，因此政府是有心无力，想快也快不了。特别是当过渡政府代表在国会听证会上介绍过渡政府的需求的时候，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就没有出席，使得这个由民主党议员凯利提出，也获得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支持的议案，不会走得特别快。
也因为国会议员作为被游说对象的传统，以色列可以这样的强硬，因为他们有着一批很有能力的游说团体在华盛顿。而这种游说文化，也让不少阿拉伯人并不信任美国。
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女孩，在CNN上说：“为何以巴和谈，要由奥巴马来告诉我们怎样做？好像白宫是在以色利以及巴勒斯坦之上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虽然奥巴马终于决定站在阿拉伯人民这一边，也看到了这次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他还是高估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虽然美国的软实力对这里的人们依然影响重大，但是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都认定自己的事情要由自己来决定如何处理，不管这样的决定是好还是坏。
就在奥巴马点名要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之后，今天，萨那还是举行了万人集会。在这些支持者面前，他呼吁提早选举，而不是他之前曾经答应的下台。在叙利亚，民众继续上街，政府继续开枪，对阿萨德来说，美国的制裁和压力都比不上他稳固自己的政权重要。同样在利比亚，就在奥巴马讲话之后，卡扎菲在国营电视台露面，也算是一种宣示。发言人库萨说：
“不是美国人决定领袖是否下台，而是利比亚人民。”
Day 31 真假难辨的时刻
班加西街头的志愿者们
早上看到同事从的黎波里发给我的邮件，询问我一件事情：
“求证一件事情，两天前的晚上，这边电视台说班加西八个居民区升起了绿色卡扎菲国旗，还有很多人打电话到西边，说愿意和卡扎菲在一起。结果，的黎波里的人疯狂了，到处庆祝对空鸣枪。我想是不可能的，你那边是不是根本没有听说？”
“这已经不是新鲜事情了，”我告诉她，“班加西的人现在都懒得搭理这些了。”
就在三个多星期前，当我刚刚到班加西不久的时候，利比亚国营电视台就用过去班加西游行支持卡扎菲的画面告诉民众说，卡扎菲在反对派的大本营同样也有支持者，结果在班加西，人们拿着反对卡扎菲的标语旗帜走上街头，用行动表达立场。
当然，这样的呼应，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西部的民众，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到东部民众的这场集会，尤其是的黎波里，卫星天线接收受到控制，国营电视台成为唯一的消息来源。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同事类似的询问，她没有到过东边，对于班加西，只能够通过媒体来进行了解，就好像我对现在的的黎波里的了解那样，只能够通过BBC和CNN驻当地的记者，还有就是自己的同事。也因为这样，发现不同的记者，差别就是巨大，同样的一个采访场面，有的可以从里面发现问题和疑问，有的却是照单全收。
对于班加西，在我没有到来之前，我并不关心，只是有一些零星的印象，都是来自媒体以及同行的描述：很混乱，有基地分子，反对派是乌合之众。准备来班加西之前，才开始认真地搜集资料，看了很多在当地的独立记者以及学者的博客，中东以及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发现自己原本的印象是多么的错误。当然，即便这样，我也不想快速地下结论。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判断这里的反对派们。
说起反对派，似乎是一小撮人，这也是很多人对反对派的定义和印象，却忘记了从班加西开始的反抗是没有组织性的，也因为这样，反对派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民众的称号，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认为反政府行动一定是由一些团体，或者一小撮人组织起来的观念，因为这里走上街头的人民，一开始就没有组织，就是自发的。
今天是西班牙马德里广场示威的第六天，也是非法集会的一天，因为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在投票日前，不能够有任何的街头示威活动。但是，这二万多人并没有离开。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少数来自各地的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受到埃及民众的鼓舞，通过社交网络的呼吁来到这里。这是新的形式的街头运动方式，也许有那么一个人或者一批人，可以被称为组织者，因为毕竟需要有一个人带头提出一个建议，但是呼应的人的多少，是不是可以成为真正的行动，却不是提出建议的人可以控制和预期的。对于马德里的这些年轻人，国际媒体一开始并不关心，直到昨天，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成了头条新闻。
同事的每次询问都让我提醒自己，在看着这个地方，以及通过媒体看的黎波里的时候，尽量不要被一些固有的印象阻碍了自己的判断，尤其不要急于进行判断。但是，有一些基本事实还是有助于进行判断的：的黎波里的记者们不能够自由采访，的黎波里的记者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一些支持卡扎菲的民众，虽然我无法判断他们是不是发自内心。在一个没有集会自由的地方，突然出现这样的人群，总是让人觉得可疑，就好像刚刚过去的巴勒斯坦受难日，过去十多年都不被叙利亚政府允许出现在戈兰高地的巴勒斯坦难民，居然那天可以在那里集会，甚至钻过铁丝网，而叙利亚方面不进行干涉。这至少说明一点，叙利亚政府不再阻拦。
同样的用一些基本事实来进行判断，在班加西这个反对派的大本营，我还是相信会有程度不同的支持卡扎菲的人。我同样相信，在这里的环境下，这些人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虽然他们未必会像的黎波里公开表示反对卡扎菲的人那样，被抓或者消失，但是即便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只是口头的表述也会遭到周边人的痛骂。不过，我不相信在班加西这里，过渡政府会对这些人采用私刑，因为毕竟聚集的媒体太多，大家每天都在发愁如何发现新闻点，而这些媒体和过渡政府自己的媒体不同，不是宣传工具，因此，一旦利比亚政府通过国营电视台有怎样的指控或者描述，在这里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独立的核实。
就好像前两天，国营电视台报道说，北约原本要袭击军舰，但是打偏了，打到了旁边的游艇，的黎波里的记者们没有办法进行独立核实，因为不被允许去现场拍摄。很快，北约展示了空袭这些军舰的影片，也很快，的黎波里的记者们被安排去拍摄被炸毁的这些军舰，这次政府的解释又改变了，表示这些军舰不是北约说的去投放水雷的，而是护航舰，但是对于记者询问的能不能够展示出航记录，则避而不答。
我可以想象，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虽然可以上网，也可以对外进行联络，但是毕竟和这个城市没有一种实质性的接触，而这种接触是必须随机地和这个城市的民众进行交谈，所以我总是会去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随便走走，或者在街头截车，就是为了避免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过于依赖我的司机和翻译，因为他们讲述的，带着他们的思维痕迹，以及他们的判断。
今天去科斯塔，进来两对男女，惹得我不断偷看他们，因为两个女孩是亚洲人。从她们的长相还有装扮，我的判断是菲律宾人，竖起耳朵偷听了一下他们的对话，语气娇嗲夸张，有浓重的菲律宾口音，在香港实在听得太多。
这两对男女没有坐在一起，而是分别坐在两张桌子前，动作都非常的亲昵，男孩子搂着女孩的肩膀。
哈迈德也忍不住看了他们好几眼：“奇怪的人。也许是男女朋友吧。”虽然也见过不少年轻情侣在这个咖啡馆出现，却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亲热的动作，特别是在这个穆斯林国家，更是显得很扎眼。
我闪过一下和他们搭讪的念头，因为很想知道这两个菲律宾女孩到底是做什么的，毕竟，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外国人，不是记者，就是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或是一些外资公司的职员。
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当我的眼神和她们接触的时候，她们显得并不友善。这同样也是奇怪的，在这个地方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只要目光相遇，相互总是会用微笑来打招呼。虽然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八卦心理，但是至少说明，这里开始歌舞升平了。
终于有了那个德尔纳的巴勒斯坦男孩的消息，他写了一封邮件给我：
亲爱的闾丘：
很高兴认识你，很抱歉这样晚给你回邮件。我使用的上网服务，我无法控制可以上网的时间。谢谢你帮助我的女朋友找到了我。她讲了好多次，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她说她尝试过很多其他人来帮她，但是你却是唯一一个帮助了她的人。
我必须向你道歉，因为错过了和你见面的机会。那天我把我的电话留在了家里面，我的姐姐看到有打入的电话，就把电话关机了。真的非常的可惜。
我的女朋友告诉我，你写了一篇文章，而在互联网上，很多人认为我爱她没有她爱我那样多。哈哈，不是这样的。我爱她甚于一切。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有着美丽的心灵。我相信，她是真主赐给我的礼物。
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不要客气，打电话给我，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们。我的女朋友说，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会祈祷真主保佑你们，让你们在利比亚，还有你的人生中的其他地方平安。请保重，也感谢你为我们，以及利比亚所做的一切。
我有些感动，因为他对女孩的描述，和女孩之前对他的描述，有着一种相似之处，让人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属于同样类型，至少他们都很看重一个人的内心。
在我的文章刊登之后，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多数是祝福，也有一些人有着和我一样的担忧，担心女孩子是不是过于的一厢情愿，甚至有人认定她遇人不淑。
也因为这样，这个女孩在看完了那些评论之后，发了邮件给我，讲述她是如何看待她的这段感情，讲述她的信心来自哪里。而这封邮件，应该是这个女孩，希望让我相信她所讲的一切。
其实，我是否相信并不重要，这段感情最终会是怎样的结果，当然在于两个当事人。
我忽然想到了那两个菲律宾女子，或许也是因为爱情的力量，让她们回到这里，看望分开了至少两三个月的男友，也因为离别，所以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会这样的旁若无人。
这场冲突，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分离，异国的，或者是他乡的，也许还会有因为变成了敌我阵营而分手的。
和解，这是在班加西这个地方，人们总是在强调的一点。如果在街头问路人，怎样看卡扎菲的那些士兵，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责任在卡扎菲，他们只是执行命令，他们很多时候是被欺骗的。”
一个被反对派俘虏的政府军士兵告诉BBC记者，他们上前线的时候，上司告诉他们，是去打基地分子，但是到了前线才发现，原来让他们打的是自己人。
这样的问题，在记者会上，也经常被利比亚当地的媒体提起，我想是因为我们这些外来者，不会想得如此仔细。
一个班加西的记者问过渡政府发言人：“曾经在国营电视台工作的媒体人，解放之后，他们是否还是可以继续在媒体工作？如果他们的专业水平足够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