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晚清族群矛盾与权力竞逐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自不同族群背景与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并未能营造出一套完整而同质的国族想象。他们对政治现实的认知与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无可避免地有着不同看法；在实际的政治利益上，更存在着极为尖锐的对立与冲突。因而，他们对于构成“中国”的界限与“中国人”的成员资格，也有着迥然异趣的论述方式。为此，他们各自利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传统族类观念的不同面向、编织不同的历史记忆，来打造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国族，从而分别提出了以族群、文化及国家为主要认同对象的几种不同的国族建构模式。
大体而言，以反满革命为职志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章太炎、汪精卫等人，基于现实政治目的所大力宣扬的，乃是传统族类观念中，“严夷夏之防”，以血统区辨族群的严格界限；而这套深闭固拒的族类思想又与来自西方的种族概念相糅杂，蔚为晚清以来激发群体认同、塑造中国国族想象最具成效的强大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便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1911年武昌起义时，军政府还是以象征汉族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为国旗。[145]由此可见，根据血缘、种族等根基性纽带来建构国族，实为20世纪中国所依循的主要途径；民族与国家相迭合的族群民族主义，也是这一时期最易蛊惑人心的虚幻想象。然而，这种族群民族主义式的国族建构，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国境内诸民族之间的猜忌与嫌隙。民国以降，族群裂痕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中，始终是棘手的问题。
另一方面，晚清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各类国族想象，又几乎都带有十分强烈的工具性色彩。即便是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以国家为中心、融合五族以成一大国民的国族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只是为避免革命可能导致的瓜分之祸而提出的权宜之计，并未能真正克服种族意识的羁绊与限制。至于以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鹄的的革命党人，更屡屡因应现实情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建构中国国族的策略与主张。当他们以“驱除鞑虏”、推翻清朝作为夺取国家权力的主要手段时，往往一味高扬“种族革命”的“光复”大纛。然而，一旦革命成功，临时政府成立，革命党人旋即改弦易辙，非但不再高唱“种族革命”，反而追循梁启超、杨度诸人的脚步，标举“五族共和”的民族团结政策。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便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46]稍后，南京独立各省代表会也通过决议，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达成以五族共和为建国之本的共识。[147]
然而，无论是民初的“五族共和”，抑或是此后取而代之、逐渐普及的“中华民族”，[148]当我们今日重行回顾晚清时期对于中国国族的想象与建构时，其间之诸多方面或许仍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
* * *
[1] 本章由沈松侨撰写。
[2] Max Weber，“The N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174.
[3]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ition（London：Verso，1991）.
[5] Katherine Verdery，“Whith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Daedalus，Summer 1993，pp.37-46.
[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第22页。
[7]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0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332页。
[8] Umut Özkirimli，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4；Umut Özkirimli，Contemporary Debates on Nationalism（Houndmill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p.29-31.
[9]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自印本，1977，第209、229页。
[10] 冯天瑜：《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第177页。
[11] 许纪霖：《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311—312页。
[12] 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便已指出，所有规模大于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之原始村落的人群共同体，都是被想象出来的。不同共同体的区分标准，并不在于孰真孰假，而系诸被想象的方式。见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p.6.
[13] 张佛泉：《邦国主义的检讨》，《国闻周报》第11卷第40期，1934年10月8日，第1—5页。
[14] 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法律出版社，2010，第23页。
[15] 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8-9.
[16]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17页。
[17]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94—295页。
[18] 冯桂芬：《采西学议》，氏著《校邠庐抗议》，文海出版社，1971，第67b页。
[19] 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转引自贾小叶《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12页。
[20] 冯桂芬：《制洋械议》，氏著《校邠庐抗议》，第71a—74b页。
[21] 王韬：《华夷辨》，氏著《弢园文录外编》卷10，上海书店，2002，第245页。
[22] 贾小叶：《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308—309页。黄兴涛则认为早在康熙、雍正两朝与俄国交涉订约期间，现代“主权”概念与国际法知识就已经传入中国。见黄兴涛《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3] 王韬：《除额外权利》，氏著《弢园文录外编》卷3，第73—74页。
[24] 郑观应：《税则》，氏著《盛世危言正续编》卷3，学术出版社，1965，第1页。
[25] 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29页。
[26]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202页。
[27]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3页。
[28] 张灏：《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54页。
[29]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27页。
[30] 徐迅与许小青便都认为保国会章程中，“国”的概念仍极为含混，只是“从王朝国家观到民族国家观的过渡形态”，尚不足称作严格意义的近代民族主义。参见徐迅《民族主义》，第240页；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31] 对于清末留日学生人数的不同估计，参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52—53页。
[32] 转引自王振辉《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9，第139页。
[33] 张灏：《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时代的探索》，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77—78页。
[34] 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224—225页。
[35]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第269页。
[36]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第152—157页；胡逢祥：《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高瑞泉主编《中国思潮评论》第3辑《民族主义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4—15页。
[37] 参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第73页。
[38]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沈鹏等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第889—893页。
[39] 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10—11页。
[40] 参见西川长夫《Nationalism与民族主义——以孙文及泰戈尔的民族主义为线索》，李婉容译，《台湾社会科学季刊》第75期，2009年9月。
[41]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9—22页。
[42] 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转引自许纪霖《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474、312页。
[43] 梁启超：《新民说》，台北：中华书局，1978，第4页。
[44] 余一（蒋方震）：《民族主义论》，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485—492页。
[45] 三爱（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第1页。
[46] 关于晚清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灌输，参看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47] 参见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48] Marie-Claire Bergere，“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ry 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252.
[49] 据郭双林研究，晚清报刊书籍中使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此一口号的，至少有27处之多。这一口号约在1900年首次出现，下至1907年仍被广泛使用，而于1903年最为盛行，足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巨。见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民族国家认同》，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327—330页。
[50] D. A. Rustow，“Natio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vol.11，pp.7-14.
[51] E. J.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16.
[52] 徐迅：《民族主义》，第24页。
[53] 陈明明：《政治发展视角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54页。
[54] 立斋（张君劢）：《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新民丛报》第90号，1906年11月，第22页。此外，早在1903年邹容撰《革命军》，便使用过“国族”一词，但邹容并未对此词的意涵做任何诠释。转引自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经世书局，1981，第129页。
[55]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56] 1837年10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所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刊载《乔舒亚降迦南国》，文中有曰：“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此处的“民族”，已属现代意义的用法，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例证。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57]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58] 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Platt）甚至把清末湖南籍知识分子强烈的省籍意识当作湖南本土的民族主义。参见Stephen R. Platt，Provincial Patriots：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9] 此一事件的经过，参看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2—65页；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觀·博覽會事件』、『思想』849期、頁61—84。
[60] 《日人侮我太甚》，《新民丛报》第25号，1903年2月11日，第81页。
[61] 转引自杨瑞松《近代中国国族意识中的“野蛮情结”》，《新史学》第21卷第2期，2010年6月。
[62]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pp.42-46.
[63]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说明”，第1页。
[64]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第393—419页。
[65] Guoqi Xu，“Nationalism，Internationalism，and National Identity：China from 1895 to 1919，” in C.X. George Wei and Xiaoyuan Liu，eds.，Chinese Nationalism in Perspective：Historical and Recent Cases（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2001），p.104.有关晚清报刊与中国国族想象的密切关系，参见姜红《“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66]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p.11.
[6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第51页。
[68] 徐迅：《民族主义》，第79页。
[69] Anthony D. Smith，“The Nation：Invented，Imagined，Reconstructed？” in Marjorie Ringrose and Adam J. Lerner，eds.，Reimaging the Nation（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3），pp.9-28.关于“族群象征论”的简介，参看Anthony D. Smith，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A Cultural Approac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70] 关于黄帝与近代中国国族想象的关系，论者甚众，参看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卷第3期，2002年；罗志田《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清季士人寻求民族认同象征的努力》，《台大历史学报》第29期，2002年；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7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页。
[72] 梁启超：《爱国歌四章之三》，《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第21—22页。
[73] 关于晚清史学革命与国族建构的关系，参见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新6期，1997年；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
[74] Floya Anthias & Nira Yuval-Davis，Racialized Boundaries：Race，Nation，Gender，Colour and Class and the Anti-racist Struggle（London：Routledge，1992），pp.28-29.
[75] 当然，这三种国族类型之间并没有巍然壁立、不可逾越的森严界限，而是相互渗透、彼此交叠，共同构成一套既对立又依存的复杂关系。同样的，章、康、梁这三位著名知识分子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也远远不是用这三种国族想象类型所能轻易概括。因此，本章所做的类型分析，不过是历史诠释的方便法门，只能借以约略显示近代中国国族想象的大致形貌与基本进路而已。
[76] 据考订，最早以“中华”二字为中国命名者，仍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便以“大中华民主国”来称呼其理想中的新中国。1903年，邹容也将革命后的中国定名为“中华共和国”。至于“中华民国”一名的正式出现，则首见于1906年孙中山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方略》。参见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民族国家认同》，第338页。
[77] 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1907年，第1—17页。
[78] 关于近代中国之“种族”概念，参看Frank Dikö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esp. chapter 4，“Race as Nation”，pp.97-125.
[79] Ivan Hannaford，Race：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p.4-9.
[80] 郝时远便指出：“种族”一词在近代中国被广泛运用。所以如此，除了历史传统外，还与日人“同种一族”攘夷自强的成功、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学知识的传入直接相关。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81]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六次讲义·论保种保教均必先开民智》，《湘报类纂》第1册，光绪二十八年刊本，大通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370—374页。
[82]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8页。
[83]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7页。
[84]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85]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5页。
[86] 弃疾（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4页。
[87]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号，1905年，第31页。
[88] 邹容：《革命军》，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第127页。
[89] 刘师培：《论留学生之非叛逆》，《苏报》1903年6月22日。
[90]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3页。
[91] 龚翼星：《光复军志》，转引自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2页。
[92] 効鲁：《中国民族之过去与未来》，《江苏》第3期，1903年，第2页。
[93] 邹容：《革命军》，第127页。
[94] 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第81页。
[95] 李白贞：《从共进会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转引自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第219页。
[96] 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咑埠演说》，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03页。
[97] 词曰：巍巍我祖名轩辕，明德一何远。手辟亚洲第一国，布地金盈寸。山河锦绣烂其明，处处皆遗念。嗟我子孙！保持勿坠乃祖之光荣。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57号，1904年11月7日，第91—92页。
[98] 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19页。
[99] 齐思和：《民族与种族》，《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3期合刊，1937年，第25—34页。
[100]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11—613页。
[101] James 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51.
[102] 关于康有为之“孔教会”与“孔子纪年”的主张，参见村田雄二郎《康有为与孔子纪年》，王守常编《学人》第2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第513—546页。
[103] 章太炎：《客帝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5—86页。
[104] 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82页。
[105] 无畏（刘师培）：《黄帝纪年论》，《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10页。
[106] 康有为：《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8月15日，第60—69页。
[107] 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501页。
[108] 观云（蒋智由）：《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系论》，《新民丛报》第73号，1906年1月25日，第69—76页。
[109] 蔡元培：《释“仇满”》，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437—439页。
[110]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74页。
[111] 见章太炎《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26页。
[112] 铁铮：《中国已亡之铁案说》，《鹃声》再兴第1号，1906年，转引自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2，第559页。
[113] 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14]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6页。
[115] 刘光汉：《两汉种族学发微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11期，1905年12月16日，第1a页。
[116]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文集之三》，第55页。
[117] 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1903年10月4日。
[118]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0，第62页；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世界书局，1972，第43—44页。
[119]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157页。
[120]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文集之十九》，第43页；《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中华书局，1936，第1页。
[121] 参见黄进兴《梁启超的终极关怀》，《史学评论》第2期，1980年，第85—99页。
[122]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文集之九》，第51页。
[123]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同异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2页。
[124]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文集之十九》，第43页。
[125]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文集之一》，第77—83页。
[126]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第63页。
[127]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128]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文集之一》，第83页。
[129]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参见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文集之十九》，第29—31页。
[130]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1期，1971年，第37页；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38-254.
[131]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1—72页；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1期，1971年，第18—19页。
[132]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3—74页。
[133] 按照张佛泉的考订，梁启超先后使用过的“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与“国家主义”等三个名词，其实都是nationalism此一概念的不同译名。张佛泉并特别指出：“最值得注意者，即此三个译名，竟渐渐取得其个别含义，而其微妙处，不仅为nationalism一字所不能表达，且已不能以适当名词再译回中文”。大体而言，在梁启超的用法中，“国家主义”含有“国家至上”“一切以国家为重”的意味，“国民主义”主要强调国民自立自主之精神，而“民族主义”一词的重心则落在联合国内各民族，一致对抗外来帝国主义。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1期，1971年；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高力克也认为，国家主义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原本都是nationalism的不同中译。参见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高瑞泉主编《中国思潮评论》第3辑《民族主义及其他》，第57页。就此而论，梁启超在1903年后，并非完全放弃民族主义，而是舍弃了他以前所了解之“民族主义”的部分特定面向。参见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13页。
[134]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饮冰室文集之十八》，第77—78页。
[135] 饮冰（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第52页。
[136] 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高瑞泉主编《中国思潮评论》第3辑《民族主义及其他》，第58页。
[137] 杨度：《〈中国新报〉叙》，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09页。
[138]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04—372页。
[139] 县解（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第13页。
[140] 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第187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文星书店，1964，第47—49页。
[141] 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1906年9月3日，第3页。
[142]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69页。
[143]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世界书局，1958，第348页。
[144] 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438页。
[145] 参见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46]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选集》，第90页。
[147] 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48] 关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萌芽、形成与发展过程，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创刊号，2002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