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中国士人与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造与转化[1]
1862年12月，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加藤弘之完成了《邻艸》一书的写作。[2]这是一部假大清帝国之情势而呼吁日本推动自身改革的论著，对“立宪政体”之导入日本，影响深远；[3]加藤弘之述说世界万国的政体类型，比较彼此的优劣，借以寻觅改革之道的思考，更始终持续不绝。[4]
由此说来，19世纪的日本知识人一旦知晓西方世界多彩多样的政体（political regimes）类型及渊源已久的类型知识，[5]会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加藤弘之正是具体而微的个例表征。在晚清中国的思想界，也有学者像加藤弘之一样，从述说世界万国“政体”类型以及比较彼此之优劣为视角，来寻觅改革之道。本章即以蒋敦复（剑人）以及王韬这两位交情甚好然思想地位不可相提并论的士人为例证，从彼等思想变迁的具体历史脉络入手，对西方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创造与转化，以及西方“民主”相关思想如何导入晚清中国的场景，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6]庶几可为近代中国政治知识、政治思想的变迁样态，提供深入的认识、理解。
一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起步
19世纪以降，在大清帝国被迫和西方国家开始密切互动的脉络里，认识时局变化、知悉异域情势的诸种著述，陆续问世，诸如魏源纂辑的《海国图志》[7]（1842年首度出版，共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出版）、[8]徐继畬编撰的《瀛寰志略》（1848年初刻）[9]等，率皆为一时名著。这些著述总汇为足可让人们了解世界局势的“知识仓库”，任何读书人都可以随其关怀所至，自由进出，据以了解域外国家的历史沿革及现势，认识与理解世界局势的变化，采撷吸纳各式各样的“思想资源”，开启自身独特的知识、思想旅程。[10]“知识仓库”蕴涵了关于西方政体类型的知识、信息，这正为晚清中国的政治思维添加了新鲜的素材，让士人得以知晓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之外，别有天地。在1845年前后，葡萄牙人玛吉士（Jose Martins-Marquez）撰成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11]就有这样的概括：
欧罗巴中所有诸国，政治纷繁，各从其度。有或国王自为专主者，有或国主与群臣共议者，有或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12]
域外诸国的政体，纷繁无已，这段话是当时的“知识仓库”里首度提到的概括论说（此后，内容更为繁富的类似概括论说，更陆续收录于“知识仓库”之中）。对比大清帝国皇帝自身“乾纲独断”的政体，“国王自为专主”的制度，并不让人陌生，只是，它还提醒人们，世界上还存在着与君主制大相径庭的政治制度，其中一种是“国主与群臣共议”的制度；另一种则为“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的制度。而且，放眼望去，后两种制度，竟然普遍地存在于域外世界，更自成法度，运作不已。
就“国主与群臣共议”的制度而言，其内容包括两个要项：一是存在着一个可以限制统治者权力的体制；二是这个可以限制统治者权力之体制的部分成员，经由“推选”产生，英国则是这等制度的典范国家。[13]就“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的制度来说，亦普遍于世，《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即谓欧洲有“苏益萨”国，由22个几乎都“不设君位”的小国组成，如“伯尔尼国”，“不设君位，共立官长二百九十九员，办理国务”等。[14]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则记述，欧洲有一个叫作“瑞士”的国家，“初分三部，后分为十三部，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还誉之为“西土之桃花源”。
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15]
徐继畬赞誉瑞士制度“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16]显示了他认为此等制度具有可以祛除政治弊病的特点。
魏源纂辑的《海国图志》总汇相关资料为一帙，[17]即引用了《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与《瀛寰志略》的叙述，不仅确定了“苏益萨”即为“瑞士”，是“不设君位”（或如《瀛寰志略》所云“不立王侯”）的国家，[18]并且传达了徐继畬的好评。[19]此外，这种制度非仅行之于瑞士，且在明代之后始纳入中国地理知识范围的美洲（当时或以墨利加州，或以哑美哩咖州称之），[20]其中有许多国家，它们也实行了一种与瑞士甚为类似的政治制度。
各国朝纲多有不设君位，大半皆立官宰理。其宰理之员，有黎庶公举者，有历代相传者。[21]
这些国家的分别述说，可见其大概情况，笔者从《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与《海国图志》的记述中略举数例，可见一般（参见表25-1）。[22]
表25-1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与《海国图志》100卷本中提及各国对“不设君位”政体的论述
这种“不设君位”的制度，在域外国家非仅确有其实，且在“知识仓库”的积累里，此等制度还有一个俨然已成典范的国家——美国。关于它的知识/信息，在“知识仓库”亦可谓丰富。人们既可以掌握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样态，也对之有相当一致的好评。如徐继畬赞誉美国制度“创古今末有之局”；[23]魏源则说美国元首（他用的词语是“大酋”）由“公举”产生，非仅“不世及”“不四载即受代”，另举他人继任，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的制度，而且“人心翕然”，不至于天下大乱，真是合乎“公”的理想的制度；[24]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包括专门述说美国的《合省国说》，[25]也赞誉美国制度改变了“君治于上，民听于下”的规则，并实现“视、听自民”的理想，而且由于“任期”的关系，美国总统（他使用的词语是“统领”）不会“贪侈凶暴”。[26]
简而言之，玛吉士以“国王自为专主”，或是“国主与群臣共议”，或是“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来对西方国家的政体类型进行概括，这在“知识仓库”里都可得到确证，对瑞士、美国等“无国君”之诸国政体的认知，也引发各方士人的思考和得到好评。可以说，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在晚清思想界一开始就有回响；此后，随着“知识仓库”的扩充，陆续增添各式各样的相关知识，更是涟漪泛远，激荡无限。
二 《大英国志》、蒋敦复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现实意涵
1850年代末期的上海人一直都不太清楚，为什么才三十出头的王韬和比他年纪大20岁的蒋敦复有这样好的交情。[27]1859年5月6日，王韬又和蒋敦复聊天，议论热烈。在上海墨海书馆帮助西洋传教士“佣书”已逾十年的他，显然得到不少新鲜的信息，这次他又把自己的观察心得告诉蒋敦复：
西国政之大谬者，曰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体也。
1847年就来到上海、专门协助管理上海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听到了王韬的这句评语，不太以为然：
是不然。泰西之政，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而乾纲仍弗替焉。商足而国富，先欲与万民用其利，而财用无不裕焉。故有事则归议院，而无蒙蔽之虞；不足，则筹国债，而无捐输之弊。今中国政事壅于上闻，国家有所兴作，小民不得预知。何不仿行新闻月报，上可达天听，下可通民意。况泰西之善政颇多，苟能效而行之，则国治不难。
王韬不太服气，和伟烈亚力辩论起来：
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中国多涂泥之区，土松气薄，久雨则泥泞陷足，车过则倏洞窟穴。电器秘机，决然难行。他如农家田具种刈利器，皆以轮轴机折运转，事半功倍，宜其有利于民。不知中国贫乏者甚多，皆藉富户以养其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不生意外之变乎？中国所重者，礼义廉耻而已。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复于太古之风耳。奇技淫巧凿破其天者，摈之不谈，亦未可为陋也。[28]
伟烈亚力是否被说服了，莫得其详；王韬本人则很看重这次谈辩，将之详细地记诸《日记》中。蒋敦复也很同意王韬的说法，翌年，他写作《英志自序》，[29]把王韬的这番话进行了改写，当成是“英国之纲领”：
君民共主也，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此三者，英国之纲领也。
蒋敦复这里提到的“君民共主”这个词语，应当是汉语世界之首见；19世纪时期的中国人称英国为“君民共主”的国家，“发明权”当属于他。作为至交的王韬，日后大概也依据老友的意见，放弃了“君民同治”一词，转而使用“君民共主”来展开议论。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30]
王韬提出的“君民同治”，究竟是什么意思，蒋对此没有清楚的说明。[31]蒋敦复提出的“君民共主”却与其在《英志自序》里谈到的世界各国的三种“立国之道”，略有出入。
地球九万余里，邦土交错，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君为政，西语曰恩伯腊（中国帝王之称），古来中国及今之俄罗斯、法兰西、墺地利等国是也；一、民为政，西语曰伯勒格斯，今之美利坚（俗名花旗，在亚墨利加州［洲］）及耶马尼、瑞士等国是也；一、君民共为政，西语曰京，欧州［洲］诸国间有之，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王者仅列五等爵上，衣食租税而已。[32]
无论是“君民共为政”还是“君民共主”，都可以用来表示英国体制。作为词语的首创者，蒋敦复对于应该使用哪些词来区分世界各国的政体类型，还不够精确；他自己使用这些不见于汉语世界里的新名词，也经历过概念的变化（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建设过程里，有相同贡献的论者，如王韬，亦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即便词语的使用并不精确，表达的基本理念还算一致，都是要划分世界各国的政体类型。回源溯流，这样的思考倾向，来自以英国伦敦传道会的牧师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为主要译者的《大英国志》（1856年首度出版）。[33]蒋敦复既是此书译事的合作者，[34]也接下了继续进行这项工程的重任，并拓展了新的思考路向。
《大英国志》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进展
《大英国志》全书依据时序，完整述说英国上自源始起，下迄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议订《巴黎和约》的史事。19世纪的中国士人，阅读此书，正可知晓英国的历史经纬及其政治社会制度；它提供的新知识，更可引起时人之反思，如述说“清教徒革命”时期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大英国志》谓之“查尔斯第一”）被送上断头台的故史陈绩，[35]就被中国士人视为“大逆不道”，引发了多样的回响。以过往学界认为思想上很少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朱一新为例，[36]他所描述的“英王查尔斯为叛党所弑，至声王罪而肆诸市朝，振古所未闻也”一事的来源，就是这部书。[37]汉语世界至今描述英国政体的若干词语，更以其为滥觞。例如，是书将英国的“Parliament”译为“巴力门”，[38]即汉语世界之首见。[39]《大英国志》提供的某些词语进入汉语世界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它的生命力还不曾中止。
在“知识仓库”里，《大英国志》提供了许多新的面向。它发凡起例，首次将英国政治制度的意义，放在“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的整体脉络里展开述说：
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意即中国帝王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意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间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无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格西敦（意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40]
较诸此前《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提出的简略论说，《大英国志》的分类论说，显然更进一层。首先，它阐明了三种不同政体的国家元首，有什么样的不同称谓，这就为政体类型之分类提供了简洁明了的依据；其次，在后两种类型里，又以“民”（或“百姓”）所推择之人选参与政治事务的程度作为区分“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和“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的标准。由上，《大英国志》明确地表述了“天下万国”如何可以“政分三等”的理据，还说明了它们各有什么样的内容。读者不仅可以从中知晓英国的政体在“天下万国”里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独特意义，还可以获知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大清帝国在内）的政体，在这样的类型里又居于何等位置。可以说，《大英国志》在中国政治思维的领域里，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
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在推动世界诸国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中，成果繁多。在这个论说模式的演进史上，《大英国志》首开风气，它提出类型述说的基本架构，亦为后人承袭，影响力持续几近半世纪。不过，随着“知识仓库”里积蓄的信息越丰富，其内涵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非复《大英国志》述说的本来面貌了。
蒋敦复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再开拓
蒋敦复作为《大英国志》翻译事业的合作者，对于这部书提出的政体类型的观点与词语，应该是相当熟悉的。不过，起先他似乎混淆了《大英国志》的述说，即将“伯勒格西敦”改为“伯勒格斯”，并曰“伯勒格斯”为“君民共政之称”。[41]迨于1860年，他写作《英志自序》时，则称“民为政”的国家元首为“伯勒格斯”，此后就不再变易了。笔者将他述说的政体类型，整理为表25-2。
表25-2 蒋敦复论著中的政体类型
续表
蒋敦复的论说内容，和《大英国志》略有不同，但基本的论说格局则可称一致，都以国家元首的称呼作为分类标准。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开始的时候，本来并没有“民为政”“君民共为政”或“民为主”“君民共为主”这些提法；显然，正是从蒋敦复开始，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成果得以更上一层。
就1860年代言论脉络的观察，蒋敦复视美国政体为“民为政”（或“民为主”）的认识，其实另有“竞争者”。以日后担任过大清帝国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张德彝为例，出身于同文馆的他，从19岁起，就开始出洋远游，得以见识异国的各种风情、样貌；[42]他在1866年7月19日访问俄国期间，即议论说，“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称伯理玺天德”。[43]未及弱冠之年的张德彝，知道美国“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与“知识仓库”的述说完全一致，其使用“伯理玺天德”来称呼美国总统，则清楚显示这个词已在“知识仓库”中出现的迹象；[44]唯他以“传贤不传子”论证美国政体的意义乃“官天下民主之国”，则是“知识仓库”里新出现的述说。[45]
约略于同一时代里，对于美国政体有类似认知的例证，出自张德彝的老师、曾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1864年出版）。[46]这部书堪称国际法知识引进东亚世界的“共同知识文本”之一，[47]影响深远。[48]该书于述说“自主之国”在内政方面“自执全权，而不依傍于他国”的脉络里，如是言之：
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他国亦不得行权势于其间也。[49]
从上下文脉络来看，所谓民主之国，意指“公举首领官长”的国家。依据惠顿原书核校，民主之国的原文是“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50]同书亦曰“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51]原意当为美国《宪法》第4条第4款的规定，“合众国保证联邦中的每一州皆为共和政体”（The United States shall guarantee to every State in this Union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52]所以，《万国公法》中所谓的民主之国，其实指的是“共和形式的政府”。[53]
张德彝所谓的民主之国，意涵未必即与《万国公法》相同，但至少呈现出将美国称为民主之国的趋同态势。日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确定美国是民主之国之一，这应当以1860年代为起点。
随着“知识仓库”的持续扩建，“民为政”与“民为主”这两组词语，渐次被简称为“民政”和“民主”，并往往交互使用，可以等同；不过，民主仍蕴含传统中国“民之主”（即国家元首）的意思。[54]如张德彝在1870年再随崇厚出使法、英，他记述此行的著作《三述奇》[55]就述及法国自普法战争失败之后，于1870年9月7日当日“众议改为民政……以民主执国政焉”。所谓“众议改为民政”，当即指称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执国政”，则当指国家元首。然则，在10月31日，他则称法国要员已然商议“以立民主之邦”。[56]由是可见，“民政”和“民主”固可交互等同，但“民主”仍与其传统意涵交杂相陈。张德彝的用法，在1870年代初期并不是孤例。创始于1873年，广泛报道西方各国消息的《西国近事汇编》，[57]从创刊伊始，报道古巴独立的消息，即混合、共用“民政”与“民主”二词：
古巴岛之叛于西班牙也，以欲更民政，而王不从，故狡焉思逞，大启兵端。今既改为民主之国，自是如愿相偿，想不日就抚罢兵矣。[58]
从上下文脉络观之，“欲更民政”，致“启兵端”，“既改为民主之国”则“不日就抚罢兵”，显然，“民政”“民主之国”两者的意思相同。而它也称法国、瑞士都是欧洲“主民政”的国家，并提供法国“开国而后凡三易民政”的信息。[59]
从整体脉络来看，蒋敦复创始的“民为政”与“民为主”这样的词语，被简称为“民政”和“民主”，两者可以交互并用，互相等同，都用以指称像美国、法国或瑞士那些经由选举程序而产生国家元首的国家。大约在1870年代初期出现的这股态势，持续不绝。大清帝国出使英法的钦差大臣郭嵩焘或以“民政”，或以“民主”称谓法国的政治体制，[60]即为一例。大众媒体亦从之袭用，甚且可以夹杂交互使用既存的各等词语、概念，以为评骘之资。如《申报》于1876年刊出署名“呆呆子”者之文稿，评论英国“意欲于英王君主加上印度皇帝”一事时即谓：
泰西立国有三，国主之称谓亦有三：一为民主之国，西语曰“伯勒格斯”，南北花旗与现在之法兰西是也；一为君民共主之国，西语曰“密施”，即英国是也；一为君主之国，西语曰“的士坡的”，俄罗斯是也。[61]
蒋敦复不曾言及的“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密施”“的士坡的”，[62]及其创发的“伯勒格斯”等词，同时跃然纸上。这篇文稿的作者，未必直接援用蒋敦复之说法，但其对政体类型的表述，基本无误，由此既可想见既存的认知广传流远的情况，也具体彰显了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在思想言论的舞台上已占有一席之地。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与“政体抉择”：“蒋敦复式”的忧虑
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发展的过程里，蒋敦复对于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词语进行分类、定下基调，实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不过，蒋敦复的思绪所至，与现实结合，竟让他意识到政体类型的知识，不会只是单纯的“知识”，反而可能会引发“政体抉择”的问题，关涉所及，实非同小可。
蒋敦复清楚地知晓“巴力门”在英国政治运作中的关键地位：
操君民政教之权者曰巴力门。巴力门，上、下二院，君有举措，诏上院，上院下下院；民有从违，告下院，下院上上院；国中纳赋，必会议乃成。律法定自两院，君、相不能行一法外事。[63]
正因为“巴力门”权力至大如此，他即认为大清帝国若仿而效之，“大乱之道也”。蒋敦复的论证，本着中国传统“君纲”至上的观点，他强调，“《春秋》大义明于中国，君臣之分甚严也”，“未闻王者不得操予夺生杀之柄”，“未有草野细民得曰立君由我”，所以他在知晓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之后，“举朝宴然，无所谓戴天之仇与讨贼之义”，实在“不觉发指”。《大英国志》述及，“巴力门”尝行“悖乱之事”，即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蒋敦复的批判，显然“有的放矢”。
蒋敦复的整体论说，带有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以“君民共主也，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作为“英国之纲领”，并感叹英国“骎骎乎民制其君，教隆于政，女先乎男”，全无可取，所以，“几何不以外夷轻中国也”，但是，现实却是“奈之何，而我中国而为外夷所轻也”，故他“为此惧，作《英志》”。[64]在蒋敦复写作《英志自序》这篇文章的1860年，类似伟烈亚力提出的“泰西之善政颇多，苟能效而行之，则国治不难”这样的观点，可能已经在他周遭的世界弥漫开来，王韬批判“西国政之大谬者”，郑重其事地反驳伟烈亚力的论点，并书之于日记，也是他们思考是否该效行“泰西之善政”这等问题的依据。蒋敦复“放矢”之“的”，看来可能不仅限于《大英国志》。
然而，“中国”“外夷”的对立局面，一日重于一日，甚至“外夷”竟大言不惭地提出“试问中国将来能常为自主之国否”的质疑。蒋敦复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理直气壮”地论证了中国当然是“自主之国”，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应。但是，老问题依然存在。蒋敦复竭力论证模仿“民为主”“君民共为主”的政体类型，也就是说，以美国和英国为样式的制度都是“大乱之道”，却阻止不了士人政治思维的变化趋向，开展对“政体抉择”的思考，甚至于连本来也认为“君民同治”是“西国政之大谬者”之一的王韬，其思绪竟也都朝相反的方向前进。“蒋敦复式”的忧虑与思考，证明了他“独到”的眼光。
“蒋敦复式”问题的真正“挑战者”，来自老友王韬对法国历史的介绍。王韬述说法国历史沿革的名著——《法国志略》（《重订法国志略》；以下均引为此名）[65]与《普法战纪》[66]出版问世之后，使得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又产生一个变迁繁复、几令人目不暇接的例证，由此而再有进展。
三 “法国例证”的导入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跃进
“法国例证”的混沌
19世纪的法国政体，历经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也随着它的变动而困惑不已。仅就《海国图志》收录的信息而言，它的政体，相当繁杂（见表25-3）。[67]
表25-3 《海国图志》中介绍的19世纪法国政体类型
正因为法国政治变动不已，难以知其确貌，如何述其本相，时人为之煞费苦心。如朱克敬的《通商诸国记》，[68]既复制了《瀛寰志略》的述说，也有这些年法国历经的沧桑，其提供的信息，形构为相当有趣的组合（见表25-4）。
表25-4 《通商诸国记》与《瀛寰志略》论说的比较
续表
朱克敬的述说，出现在1870年代下半期，但其增添内容的记录，莫知其详。[69]他的述说，大致无误，在制度方面的述说，则一承《瀛寰志略》，几无变易。相较同一时代亲履其地的张德彝对于法国制度的详尽记述，[70]朱克敬的“辛劳”，对“知识仓库”的扩建没有太大的贡献。这也正清楚显示，没有机会得到更多信息的士人，难以确切掌握法国政体变化的完全样态。弥补缺陷的工作，由王韬承其职责。
王韬导入的“法国例证”与政体类型知识的变化轨迹
王韬毕生笔耕不辍，约略在1870年代初期，他就完成了两部与法国历史密切相关的著述——《重订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它们都是19世纪中国人认识法国历史沿革与现状的主要依据。王韬撰述这两部书，用意深刻，既是填补此前“知识仓库”的空白，也有“引法为鉴”的现实意义；[71]他写作《重订法国志略》时，尝自日本人的著述取材，[72]晚清中国通过日本来吸收西洋文明，王韬则是首开风气者。[73]整体而言，王韬的努力，贡献多样，不仅于“知识仓库”里增添了关于法国情势的知识，通过法国政体变迁的概括论说，更使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完善化”，得到有力的又一佐证。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概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体变化的轨迹，亦将法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意义，安排在“泰西国例”的整体脉络里述说：
泰西国例，有自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其为民上者，操权既异，而名号亦因之以别。自主者，称恩伯腊，译言帝；民主者，称伯理玺天德，译言大统领；君民共主者，称为京，译言王。称帝者，如俄罗斯、法兰西、墺地里诸国是也；称王者，如英吉利、西班牙诸国是也；称统领者，如美利坚之联邦是也，而欧洲之瑞士国亦属近是。法国向时本是国君主政，自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易为民主之国；一千八百四年，又易为世及，拿破仑第一即位，是为拿破仑朝。一千八百十四年，波旁朝恢复旧物，传世者两君。一千八百三十年，波旁支派约奥理杭雷斐烈者，重改为民主。［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民乱，逐王于外，于是国中无君，乃议改为黎拔布勒（译即众大臣合议国政）。是时柄国诸大臣中推拿破仑涡那拔为首，是即拿破仑第三……拿破仑第三权力才略素为众所折服，因举之为大统领，主国事职，若联邦之伯理玺天德……［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七日，涡那拔议将伯理玺天德改号曰帝……群论佥同，遂改伯理玺天德曰帝，传国世次，曰拿破仑第三，国位以世代递嬗，无子传弟或兄弟冢嗣……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构兵，拿破仑第三兵败被俘，国中无主。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众推大臣爹亚暂摄国政，八月三十一日，改号伯理玺天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爹亚辞位，众复推大将军麦马韩为伯理玺天德……十一月，议定权主国政，以七年为期，于是法遂为民主之国，以迄于今，未之有改也。[74]
这段述说虽不免含混之处（如“波旁支派约奥理杭雷斐烈者”当政，究竟是“民主”，还是“王”），但还算清楚地表达了法国政体的变迁脉络：国君主政—民主之国—世及—民主—黎拔布勒—伯理玺天德—帝—民主之国。王韬在这里以统治者的名称作为区分三种政体的标准，和他在《普法战纪》的区分标准一致：
泰西诸邦立国有三等，曰君为主，如昔之法兰西及今之俄罗斯、墺地里、普鲁士是也；曰民为主，如今之法兰西及瑞士、美利坚等国是也；曰君民共为主，如英吉利、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耳曼列邦皆是。君为主者，称帝，西语曰恩伯腊；民为主者，称总统，西语曰伯理玺天德；君民共为主者，称王，西语曰京。此三者名谓虽殊，实则无所区别，盖不以是为大小也。[75]
再与王韬1883年出版的《弢园文录外编》里提出的观点相比较：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如俄、如墺、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京，即中国所谓王也。顾虽称帝、称王、称统领，而其大小强弱尊卑则不系于是，惟其国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76]
把王韬在上述论著中提出的三种分类列表对照（参见表25-5），其中《重订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的述说，都稍显简单。
表25-5 王韬三种著作中政体类型比对
续表
《重订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的分类，都以国家元首的称呼作为区分标准，和蒋敦复的两种分类标准相同，可见蒋、王这两位好朋友的论说，应当都源于《大英国志》。然则，《弢园文录外编》的论说，在分辨国家元首的称谓之外，添加了“国家政令”作为标准，即以“权力”来源作为政体类型之区分标准。可以说，《弢园文录外编》的述说，应当是王韬个人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最后“定本”。[77]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的论述，明确使用“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这样的“标准词汇”，正是对此前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一个初步总结。他还非常鲜明地批判：“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与此同时，对“君民共治，上下相通”，“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赞誉有加。相对的，王韬还批判说，法国自拿破仑以降，“政出一人，庶众不服，异论频兴，屡改为民主之国，几于视君如弈棋，大乱因之”，[78]对于走向“民主之国”的实践道路，不以为然，“视君如弈棋，大乱因之”。可以说，王韬终究还是做了个人“政体抉择”的表态，以“君民共主之国”为尚。[79]
从整体的趋势来看，大致从1860年代末期开始，“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这些词语已经在汉语世界里有比较固定的意涵了，前者指的是如美国（与1870年以后的法国）这样的国家，国家元首的名称是“总统”或“伯理玺天德”；后者则主要以英国为代表，国家元首的名称是“王”。王韬导入“法国例证”之后，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当然，王韬不是唯一公开述说法国情势变动的论者，如朱克敬，就与王韬对法国的述说，颇为类似，可以想见，他们的述说，当必共有其本源。在当时的“文化市场”上，必定还存在着可为“知识仓库”扩充建设的其他史料，有待史家广求文献，以明其实。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趋同与变异
在1870年代末期和1880年代初期的思想、言论脉络里，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成果，大致趋于共向，特别是三大政体类型的基本词语：“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基本已蔚为共识。像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在1870年代末期定稿的著作《易言》（36篇本），[80]就论说“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81]曾出洋远游、体会异国风情的中国士人，亦可清楚掌握政体类型知识，论说也颇为完整。如大清帝国驻德使馆幕僚钱德培，即称“德意志为君民共主之国”；[82]又如1883年时尝出洋目睹异国风情的袁祖志清楚知晓法国本为“君主之国，自经德国挫败之后，改为民主之国”的变化，亦称德国“为君民共主之国”。[83]再以约略同一时期《申报》等的报道为例，它们明确表达了对政体类型的认知，或说英国与美国“一为君民共主之国，一为民主之国”；[84]或云美国为“民主之国，君称总统，四年一易”；[85]或报道俄国出现了仿效美国“改为民主之国”这等主张的信息；[86]或从“海外各国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的脉络里，梳理法国走过“忽而君主，忽而民主，现在则已定为民主”的历史道路。[87]凡此诸端，可以想见，三大政体类型的知识，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响。
1870年代末期，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固然已呈显出趋同的样态，但“知识仓库”里确实也存在着趋同共奏以外的杂音。问世于1880年代初期、作者不详的《欧洲总论》，[88]就是一例。这部书将欧洲各国政体分为三种类型：“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参治国”，“议政院”则是三种政体共有的体制。然而，在“民主之国”里，“颁制定律之权，则全在议政院”，“制治之权”则“操自庶民”。在“君主之国”里，“议政院”对“国家大事”与“制度律例”可以“各陈己见，畅所欲言”，再由“人君乃审其论理之短长，舆情之拂治，取舍之利害，而定其行止”，实为“一道同风之治，王者之制也”。相形之下，在“君民参治国”里，“颁定制度之前，必须为上者将一己之旨意，咨达于议政院，使其详考斟定”；可是，当“议若不协”之际，“王得专施禁令，罢议寝事”；若仍有异见，“物议沸腾，势将酿祸，又得散其议院，而另着民间选举他人以充其职”，故其述评曰：
此其为治若掣肘殊多，恐难为法。[89]
这样看来，《欧洲总论》的述说，固然与其他“知识仓库”的述说不尽相符。[90]唯其不以“君民参治国”为理想形态的述说，因其是“恐难为法”的体制，具有思考“政体抉择”的意义。而这显示了和当时的言论、思想潮流颇相一致的趋同样态。
与《欧洲总论》相类的思考，亦可见诸大众媒体。如《申报》早于1878年即刊出《论泰西国势》一文，[91]综合论说“泰西之国有所谓君主者，有所谓民主者，更有君民共主者”。“君主者则世及为常，权柄操之自上，如普鲁士、土耳机诸国是也”；“民主者，则由众推举，任满而去，与齐民无异，如法兰西、瑞士等国是也”；至于“君民共主则尤为泰西土风所尚，犬牙相错，靡国不然”。“议院”体制更为“民主”与“君民共主”的共同特色，而且正因这一体制，遂能产生“君臣同体，上下相联，初无贵贱之分，情伪可以周知，灾患无不共任，有害则去，有利则趋”的现实效果，故对“民主”与“君民共主”政体出以赞语，“泰西之强，职由于此”。该文面对政体抉择的问题，是文则话锋一转，批判“民主”乃“续乱易滋”的政体，并举法国总统麦克马洪[92]之行止为例，谓其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却仍“不欲大权旁落，自去其党，以致势成孤立”，所以“立意与不直于己者相拒”，由是进而论证“统绪相承，子孙相继，似属私于一姓，实为万世立其大防”的道理。这样说来，这篇文稿意欲指陈的是，“君民共主”作为“统绪相承”，且又存在“议院”体制的政体，应是比较理想的。面对“政体抉择”的问题，是文作者的答案显而易见。[93]
1880年代中期以后，存在着三种主要政体的知识/信息，在接触过“西学”的中国士人的知识领域内，已若常识，诸方论者，自可别出机杼。像大清帝国出使美、秘等国钦差大臣张荫桓在1889年以英国作为“君民共主”之国的代表，并用以评论时事，如张荫桓得悉“日本将沿西俗设议院”，即谓此举为“拟仿英国君民共主之意”；[94]也说美国与法国“同为民主，而制度各殊”。[95]约略同时，又若康有为这等思维卓越的士人在构思“乌托邦”的未来远景时，也展现了相同的认知，他的《实理公法全书》[96]以几何学论式推导人类伦理、群体关系的“应然之道”，关于“君臣门”的部分，即将“民主”“君民共主”与“君主”列为三种“比例”，批评其各有缺失：“民主”虽是“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然不如“公法之精”；“君民共主”则是“此失几何公理之本源者也”；至于“君主”之“威权无限”，“更大背几何公理”。[97]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意义深远，[98]张荫桓的一般评述自难堪比拟；唯则，由他们在构思论事之际采用词语的一致性来看，此前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成果，已然是士人共润同享的概念语言。
整体而言，在1880年代中期这个时间定点上，政体类型的述说，共呈同现，蓬勃无已，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的述说，最称完整，代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当时“知识仓库”里的最高成就。不过，“知识仓库”里的述说，虽然已出现趋同一致的景象，在趋同的整体脉络里，时有杂音响鸣，彼此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内在理路关系可言。在这个时间定点上，趋同的样态，更只是表面形式的，各式论说之间，同多于异。各式论说使用的词语，仍有不同，区分各种政体的标准，也各有歧异。特别是以议事机构的存在作为区分“君民共主之国”和“君主之国”的标准之一这一点上，未形成共识。诸若袁祖志知道德国与西班牙、英国都有“上、下议政院”，但他称前者“为君民共主之国”，后二者“世为君主之国”；[99]《欧洲总论》则记述三种类型的政体都有“议政院”。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知识仓库”里，还是有不少记述仍以国家元首的称谓不同，作为“君民共主之国”与“君主之国”的区分标准。然则，面对“政体抉择”的问题，则又众说纷纭，各逞辩锋。“知识仓库”里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现实意义，普受重视和思考，且又显示一定的趋同景象，这证明了当年“蒋敦复式”的思考，已然跃登历史舞台。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从1840年代“开工”，历经40年，至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提出的类型论说与思考，初步集其总成。原先，对于异域制度进行类型概括，还是相当粗略的，迄于《大英国志》的述说，彰显了英国的政体在这个类型架构里的突出地位，形成了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基础建设之一，也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到了蒋敦复那里，政体类型的知识，则被赋予现实意义。从1860年代开始，“政体抉择”的思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王韬更在1870年代初期导入了比较完整的法国例证，各种政体类型的论述，亦纷纷出现。虽然，在分类标准与词语的一致性方面，时时传出不和谐之声音，但是，“蒋敦复式”的问题，已然形成不可阻遏的潮流。连本来放言“西国政之大谬者”的王韬，到1880年代初期都公开颂扬“君民共治”，做了“政体抉择”的表态，宣告了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初期的完工。
四 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意义
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发与建设，在晚清中国的思想界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业，在“知识仓库”里储备了多彩多样的知识、信息。以1845年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对域外诸国政体的概括论说作为起点，下逮1856年首度出版的《大英国志》作为基础建设之一，绵延传衍，至王韬在1883年提出的论说与思考，初步集其总成。在当时“知识仓库”里的主流论说趋向，已经使用“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这三组词语，“议院”是后二者都有的机构，两者的差异在于“民主”政体类型的元首是经由选举程序产生的，“君民共主”类型的国家元首则为世代相袭。然而，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发与建设，本来就没有事先摹拟完善以便按图施工的总体建设蓝图；“知识仓库”储备知识的过程，也无规可循，而是随意生产和堆置储放。因是，在政体类型知识的主流论说同趋共向之际，异说时现，矛盾歧出，错乱丛生，理有应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