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中国士人与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造与转化[1].2
不过，早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之交，政体类型“概念工程”之开展进行，就已经具有现实意义，诸若“蒋敦复式”问题之面世，即促使人们省思“政体抉择”的问题，始终深具“思想资源”的作用；到1880年代初期，以王韬的论说和思考为具体象征，不仅完整总结过往政体类型“概念工程”的成果，更公开颂扬“君民共治”，做了“政体抉择”的表态，影响深远。[100]
西方政体类型知识的“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创发与建设，本是研析探讨“民主”思想如何导入中国这一课题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以本章述说的历史过程为视角，可以揣想，中国和中国人开始走向“民主之路”，竭力欢迎“德先生”，并不是前行者对“民主”思想进行积极“宣传”或“宏扬”的必然结果。1840年代徐继畬等对“无国君”政体（如瑞士、美国等）的赞誉，1860年代蒋敦复对“英之议会”是否可“行于中国”这个问题的思考，1880年代的王韬对“君民共主”政体的称赞，都各有其演变的言论脉络，应该返诸它们问世的本来场景，进行理解，而不是将这些繁杂的历史现象、事实简单概念化，甚至将其当作书写“中国民主思想史”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盖就西方政体类型知识自身的脉络而言，相关词语与概念，本在历史的长河历经多样的变化，如“专制”（despotism）这个词在政体类型知识谱系中向来为标准范畴之一，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屡有变易；[101]以具体个案言之，西方对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政体的定位，历经了从“暴政”（tyranny）到“专制”的变化，也反映了“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面向。[102]至于在西方政体类型知识创生的过程里，所谓“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其实更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始被欧洲发明建构，作为与西方“共和论”（republicanism）恰成对照项的论述。[103]可以说，西方政体的类型知识如何建构成为一种“传统”，绝非不证自明，况乎，西方政体的类型知识也和“政体抉择”的现实密不可分，既存的政体类型知识，往往会因应现实需要而面临被“修正”的命运。如在西方政体类型知识谱系里始终占有不可或缺地位的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与先行者一样，强调领土大小、规模是推行共和政体需考虑的因素，进而对所谓“小共和国命题”（the small-republic thesis）的建构，影响深远。在1787年美国召开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草案》后，在等待各州的批准过程中，孟德斯鸠的理论让反对这部新宪法的反联邦派（the anti-federalists）得以“振振有词”，即广土众民，如美国，是没有办法实现共和的。相对的，支持拥护这部新宪法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邀请了麦迪逊（James Madison）及约翰·杰伊（John Jay），三人联合以“帕布里亚斯”（Publius）为笔名发表意见，阐释新《宪法草案》的意义，与反联邦派论战。帕布里亚斯既批判反联邦派仰仗的孟德斯鸠的“小共和国命题”，也依据孟德斯鸠关于“联邦共和国”（confederate republic）的述说，强调通过这部新宪法对美利坚合众国前景的重要性。[104]孟德斯鸠创发的政体类型知识，其实可以因应现实的需要；立场不同的论者各取所需，以证己说。这样说来，政体类型知识的创造生产与消费流通，其实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
因是，本章取“脉络化”的路径，以蒋敦复与王韬为中心，述说他们对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与导入西方“民主”相关思想之“贡献”，由此应可展现，前行者的思想努力及其轨迹，率皆自成理路，各有其独特的“思想资源”价值和意义，并且由于它们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里出现的，难以一言概括。所以，进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事业，必须将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尽可能详缜细密地还诸其本来的历史时空。如果采取这等“脉络化”的研究路径，持续考察相关的课题，或可拓展我们对晚清以降中国思想史的认识空间。
* * *
[1] 本章由潘光哲撰写。
[2] 加藤弘之『隣艸』『政治篇』『明治文化全集』3巻、日本評論社、1952、3—14頁；关于加藤弘之完成『隣艸』的时间，参见松岡八郎『加藤弘之の前期政治思想』、駿河台出版会、1983、7頁。
[3] 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27頁。
[4] 如加藤弘之稍后出版的《立宪政体略》（1868）对政体之类型的叙述，与《邻艸》不同，不详论。参见奥田晴樹『立憲政体成立史の研究』、岩田書院、2004、63頁。
[5] 正如Mark J. Gasiorowski的述说，早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以降，对于民主与其他政体类型（types of political regime）的问题，始终是政治学探讨的核心焦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中对政体的探讨，一直是学术前沿的课题。当代对于民主转型的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出现的，参见Mark J. Gasiorowski，“The Political Regimes Projec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5：1（Spring 1990），pp.109-125.至于他本人提出研治该题的构想，此处不详论。
[6] 就相关研究史而言，举凡论述民主、共和相关思想在晚清思想界的认识或流传者，皆与本章主旨多少相关，举其要者，王尔敏：《晚清士大夫对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1980，第220—276页；吕实强：《甲午战前西方民主政制的传入与国人的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77—316页；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二十一世纪》第58期，2000年4月，第49—61页；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胡维革、于秀芹主编《共和道路在近代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在前行研究之基础上，本章将对王韬述说之取材依据等方面，做比较精密的考察。
[7]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海国图志》（60卷），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道光丁未（1847）古微堂镌刻本，下文简称为60卷本；《海国图志》（10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光绪二年（1876）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第743—744册，下文简称为100卷本。两种版本均收录者，仅标注一种页码。
[8] 王家俭：《魏源年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第132—134页。
[9]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第1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关于徐继畬《瀛寰志略》的撰述史，本章不详论。
[10] 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第16卷第3期，2005年，第137—170页。王汎森论述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参见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第45期，1998年，第47—54页，该文对笔者甚有启发，不过，他并没有处理本章探讨的课题。
[11]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海山仙馆丛书》，道光丁未（1847）镌，番禺潘氏刊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按，是书每卷卷首署名或作“大西洋人玛吉士辑译”（如卷1、5），或作“大西洋人玛吉士箸（著）”（如卷2、3）；卷3述及“粤稽太（泰）西纲鉴俱记：乾坤始奠以来，迄今大清道光二十五年，共计五千八百五十二载”（卷3，第2页A），是以此书当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的作品；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及其被征引的介绍，参见熊月之《〈海国图志〉征引西书考释》，刘泱泱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42—143页。
[12]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4，第21页B；本段记述，《海国图志》作：“欧罗巴中所有诸国，政治纷繁，各从其度。或国王自为专主者，或国主与群臣共议者，或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参见《海国图志》卷37，100卷本，第38页B；本段论述不见于60卷本。
[13] 潘光哲：《晚清士人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认识（1830—1856）》，《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2000年5月，第147—196页。
[14]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5，第22页A—28页B。
[15]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5，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第1册，第155页。
[16] 按，“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的典故，出自《诗经·国风》。
[17] 关于《海国图志》引用相关“西书”著述的整体状况，见熊月之《〈海国图志〉征引西书考释》，第132—146页。
[18] 魏源：《海国图志》卷47，100卷本，第11页B—12页B。
[19] 若干论者将徐继畬对瑞士制度的赞誉——“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等语——当成魏源的好评，如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78—79页），实误；余例不详举。
[20] 如魏源的论说：“墨利加州……明代始有闻……”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卷39，60卷本，第1页A。
[21]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9，第10页A；本段记述，《海国图志》作：美洲“各国多有不设立君位，立官宰理，有黎庶公举者，有历代相传者。”（魏源：《海国图志》卷59，100卷本，第14页B；本段论述不见于60卷本）。
[22]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于美洲国家制度的叙述，并未均如《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与《海国图志》，几皆述及各国之制度，有所述及者，皆同表所列，如《瀛寰志略》谓墨西哥于道光三年“废国王，分为十五部，各推择官长理事”，“其制大略仿米利坚”（第287页）；秘鲁“推择长官理事，不立国王”（第294页）；阿根廷“效米利坚推择统领”（第298页）。
[23]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9，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第1册，第285页。
[24] 魏源：《海国图志》卷39，60卷本，总2177—2178页。
[25]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梁廷枏：《海国四说》，骆驿、刘骁校点，中华书局，1993。按，《海国四说·序》撰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因此，《海国四说》最初于1846年完成。不过，骆驿等校点所据之《海国四说》原本，作者题署有“钦加内阁中书衔”（1851年），且《兰仑偶说》有引《瀛寰志略》（1848年初刻）处，所以，此一版本的《兰仑偶说》至少是1848年以后的作品。
[26] 梁廷枏：《合省国说·序》，氏著《海国四说》，第50页。
[27] 据王韬自述，与蒋敦复结识于“壬子十二月十有三日”（1853年1月21日），参见王韬《淞滨琐话》，齐鲁书社，1986，第106页。
[28] 《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第112—113页。
[29]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第2页B—6页A。另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辑，1972，第1085—1086页。《英志自序》系年为“咸丰十年”（1860）。
[30] 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9页A—19页B（当然，王韬另有其他分类述说，下详）；本章引用的版本是：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丁酉（1897）仲夏弢园老民刊于沪上”；又，《弢园文录外编》初刊于1883年，参见忻平《王韬著作目录及版本》，氏著《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244页。
[31] 在王韬与蒋敦复此番谈话前，即已称“政教一体”“男女并嗣”与“君民同治”为“西国立法大谬”，参见王韬《与周弢甫征君》，氏著《弢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第194页；本函系年为1859年2月27日，见张志春《王韬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第43—44页。
[32]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第2页B。
[33] 《大英国志》，〔英〕慕维廉，“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院刊”；此版本卷末所附《〈大英国志〉续刻》，已论及英法联军攻陷北京，“（1860年10月）二十四日，和约立；十一月初五日，英、法兵退自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英京城宣讲和约事”；查《中英北京条约》确实于1860年10月24日“盖印画押”。陈志奇：《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册，南天书局，1993，第394页。由是，此一版本当出版于1860年12月27日以后。
[34] 王韬在1853年举荐蒋敦复与慕维廉，进行译事，稿成于1856年，参见滕固《蒋剑人先生年谱》，广文书局，1971，第19、21页。
[35] 《大英国志》卷6，第12页A—33页B。
[36] 如张灏即引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提出这一观点，参见Hao Chang，Liang Ch’i-ch’ ao and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4.
[37]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广雅书局，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本，第30页B—31页B；又，《无邪堂答问》在他处亦征引过《大英国志》（如卷2，第18页A，不详举）。
[38] 《大英国志》明确记载：1225年“法王路易取英之地在法者罗舌，英人群议于巴力门……”（《大英国志》卷4，第17页A）；偶作“巴立门”，如“英史记载，首重法律，必君相与巴立门上、下两院会议乃行”。参见《大英国志》，“凡例”，第2页A；通观全书，以“巴力门”为主。
[39] 马西尼（F. Masini）则称“巴力门”此一词首见于1874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实误。参见〔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第189页。
[40] 《大英国志》，“凡例”，第1页A—1页B。
[41] 蒋敦复：《海外两异人传：华盛顿》，《啸古堂文集》卷5，第6页B—7页A；关于此文的撰作时间，参见拙文《蒋敦复〈海外两异人传：华盛顿〉撰述时间考》。
[42] 关于张德彝的出身及其历次出国的情况和著述，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第87—107、177—192页；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自印本，1985，第174—178页。
[43] 张德彝：《航海述奇》，《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01—302页；此段记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之版本作：“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无君无臣，每四年众保一人为首，称百理玺天德。”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广文书局，1962年影印本，帙11，第33页B。
[44] 按，晚清时以“伯理玺天德”称呼美国总统，是“流行”说法。但是，首创于谁，尚难得悉。早在1844年时，清廷官方文书即已使用“伯理玺天德”，如《两广总督耆英奏为照录美使所译汉字国书呈览折（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奏呈）附〈咪唎坚汉字国书〉》云：“亚美理驾合众国伯理玺天德玉罕泰禄恭函，专达于大清大皇帝陛下。”参见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卷72，故宫博物院，1930，影印道光清内府抄本，第47页B；相关研究成果，略可参见熊月之《晚清中国对美国总统制的解读》，《史林》2007年第1期；余例不详举。
[45] 不过，张德彝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其他述说，另有误失，此处不详考究。
[46] 《万国公法》，丁韪良译，孟冬月镌，京都崇实馆存板，同治三年（1864）。
[47] “共同知识文本”是笔者铸造的词语，意指约略从1830年代以降，西方传教士与东亚各国知识人共同致力于生产介绍世界局势与西方知识的著述，例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万国公法》等著作，同时在东亚世界流通，广受阅览，彼此能够同润均享，由此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历史效应；如梁台根以《佐治刍言》为中心，就这部曾于中、日、韩三国流传的“共同文本”，展现了当时引进、传播和吸收西方知识的场景，也指东亚内部复杂的知识传播之互动脉络。参见梁台根《近代西方知识在东亚的传播及其共同文之探索：以〈佐治刍言〉为例》，《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第323—351页；不过，是文专注于《佐治刍言》，并未指陈其他著作的情况。
[48] 关于《万国公法》在晚清中国的影响，研究甚众，最称精要者厥为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余例不详举。
[49] 《万国公法》卷2，第13页B。
[50]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267.
[51] 《万国公法》卷2，第13页A。
[52] 《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1985，第42页。
[53] 不过，“民主”一词在《万国公法》里出现18次，有时也为“democratic republic”与“democratic character”的翻译。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230页。
[54] 如《尚书·汤誓》：“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以成厥功”；《尚书·蔡仲之命》：“乃惟成汤克意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见孟孝伯。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国语·晋语四》：“（勃鞮）曰：‘君实不能明训，而弃民主’。”笔者利用台北中研院“汉籍全文数据库”，就“民主”一词在“二十四史”与“十三经”中进行检索得到的数据，率皆此意义，不详举。
[55] 据张德彝的《三述奇》，书前《〈三述奇〉叙》系年为“同治十二年（1873）岁次癸酉春”。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2—3册。
[56]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2册，第342、349-350页。
[57] 关于《西国近事汇编》之述说，众说纷纭，立基于前行研究而有比较精确之介绍者当推原付川、姚远、卫玲《〈西国近事汇编〉的期刊本质及其出版要素再探》，《今传媒》2010年第5期。
[58] 《西国近事汇编》卷1，同治十二年本，第46页A。
[59] 原文是：“欧洲诸国，除西班牙而外，主民政者，一为法国，一为瑞士。瑞士之主民政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法国之主民政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而且求治太急，好事更张，为之下者积习相沿，骤难变易，故自开国而后凡三易民政，而卒不能久。”参见《西国近事汇编》卷1，第47页B—48页A。
[60] 郭嵩焘于1878年7月27日游历法国“议政院”时即谓“路易第十六被弑，改为民主之国”，1879年2月21日则感叹法国本为“强国”，“立君千余年，一旦改从民政，群一国之人挈长较短，以求逞其志，其势固有岌岌不可终日者矣”。参见《郭嵩焘日记》卷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581—582、775页。
[61] 呆呆子：《论西报英王加号议爰及中国帝升王降之说》，《申报》1876年5月4日，第1版。
[62] 笔者怀疑，所谓“密施”或即“monarch”，“的士坡的”或为“despotic”。
[63]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第3页B—4页A。
[64] 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
[65]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仲春淞隐庐刊，光绪十六年（1891）。
[66] 本章引用的版本是：王韬：《普法战纪》20卷10册，韬园王氏刊本，遯叟手校。按，《普法战纪》最先自1872年9月3日起刊于香港《华字日报》，自1872年10月2日起至1873年8月4日止连载于上海《申报》，1874年初集结为专书（14卷本）在香港刊行。参见吕文翠《文化传译中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图像：以王韬〈普法战纪〉为中心》，氏著《海上倾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转异（1849—1908）》，麦田出版社，2009，第86—87页。
[67] 本表仅节录《海国图志》100卷本的不同述说，不详引所有述说，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卷41、42，100卷本，不详注页码。
[68] 朱克敬：《通商诸国记》，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朱氏在文中云：日本于“光绪初又攻灭琉球”（第6页B），此当为1875年事；又云，墨西哥、巴西“请通商，尚未定约”（第8页A）。按，《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巴西遣使议约折》（1880年7月12日），言及巴西于是年“遣使来华议约”，而《中巴会订和好通商条约》签订于1881年10月3日，1882年6月3日在上海互换（参见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卷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667—675页），故本章视该文为1870年代下半期的作品。
[69] 例如，朱克敬说“路易非立”，“名曰人民王，谓土地不属王，而公属人民也”。此一述说，与“知识仓库”其他的述说比较，唯王韬《重订法国志略》有相似的述说：1830年法国发生政变，“上、下两议院公举”路易·腓立，“曰民之王，谓国土不属于王而属于民也”（《重订法国志略》卷7，第3页B）。可以推想，两者的述说，当必有其源。朱克敬述说英国的部分，曾引用王韬的《普法战纪》：“《普法战记［纪］》称英国兵十万……”（《通商诸国记》，第4页A）但看不出来他引用《重订法国志略》的前身《法国志略》的迹象。
[70] 张德彝记述“法国国政”曰：“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分为两堂，曰上会堂、下会堂”，“下会堂共五百三十二人，届时各县公举一人。若居民数逾十万，准加一额。凡被举之人，至幼者亦须二十五岁；其出名荐主亦必年逾二旬方准列衔。入会堂者，限以六年为定制”。（参见张德彝《四述奇》，《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4册，第69—72页）此处不详引。对比之下，朱克敬对法国制度方面的述说，承袭《瀛寰志略》，几无变易，并无太大的价值。
[71] 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1期。
[72] 如果详细比对《重订法国志略》与相关的日本著述，应可明其实，姑举“共和”一词为例。
据此，王韬应该承袭自日本方面，传统中国指称周厉王时，“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共和”概念被赋予新鲜的意义，可参见盖箕作省吾的『坤舆図识』（1845年），首先将“republiek”译为“共和政治/共和国”。斎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講談社、2005、119—120頁。
[73] 当然，王韬的著作（如《普法战纪》）亦曾流传至日本，影响彼方，王韬与日本知识人更互有往还。参见徐興慶『王韜と近代日本：研究史の考察から』、陶徳民·藤田高夫編『近代日本関係人物史研究の新しい地平』、雄松堂、2008、87—115頁。
[74]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16，第1页A—3页A。
[75] 王韬：《普法战纪》，“凡例”，第1页A。
[76] 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9页A—19页B。
[77] 又，王韬虽指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体为“共和”，但是，他本人则将之与“民主”混用，如或说于1792年9月21日法国“议会宣告创立共和政体，以是日为共和第一月第一日”，又谓1793年8月，“筹国会下令国中改古来政体，称民主国”（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5，第28页A—28页B）；或于介绍“麦须儿之诗”的脉络里说1792年法国“自立为民主之国”（王韬：《普法战纪》卷1，第25页A—25页B）。至于王韬混用“共和”与“民主”的情况，是否承袭自日本著述，因不涉大旨，不详比对。
[78]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16，第6页B—7页A。
[79] 不过，赞赏“君民共治”的王韬，不清楚大清帝国是否应当实行在此一体制里有重要地位的“议院”制，整体言之，他在晚清中国“议院论”的形成过程里，扮演的是中介的角色。详见薛化元、潘光哲《晚清的“议院论”与传统思维相关为中心的讨论（1861—1900）》，《中国史学》卷7，1997，第124—127页。
[80] 关于《易言》之撰作、版本与研讨，参见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收入氏著《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联经出版公司，1990，第419—521页；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06—119页。
[81] 《易言·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5页。
[82] 钱德培：《欧游随笔》，转引自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此为1878年的记述。
[83] 袁祖志：《谈瀛录》，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十年（1884），第8页A、11页A。
[84] 《医国论》，《申报》1876年6月8日，第1版。
[85] 《论欧洲各国人才》，《申报》1878年2月13日，第1版。
[86] 《论俄国大局》，《申报》1879年6月19日，第1版。
[87] 《法界燃灯事考证》，《申报》1882年7月19日，第1版。
[88] 阙名：《欧洲总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文中云：“前年土俄之役。”（第2页B）按，当即1877—1878年之俄土战争，是以该论著应视为1880年代前期的作品。
[89] 阙名：《欧洲总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帙11，第4页B—5页A。
[90] 如《欧洲总论》以“罗玛宗国、俄罗斯、普鲁士、土耳其”是“君主之国”，并谓这些国家都有“议政院”，即与“知识仓库”里其他的述说甚不一致。盖俄国没有此一体制，是当时一致的记述。
[91] 《论泰西国势》，《申报》1878年1月12日，第3版；又，是文末注记“选录香港《循环日报》”。众所周知，《循环日报》是王韬主掌笔政的报纸，唯据『循環日報論説見出し一覧』（西里喜行『王韜と循環日報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3巻第3号、1984年12月、96—102頁），未有《循环日报》刊载是文之记录，而是文是否王韬之论著，亦难确证。
[92] 即Marie E. P. de Mac-Mahon（1808-1893），1873—1879年任法国总统。
[93] 当然，和《欧洲总论》与《申报》之《论泰西国势》一文一般，未必和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言论主流趋同共奏，反而自起音符，别趋异途，在1870—1880年代的“知识仓库”里，难可尽举。例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导下的《教会新报》（1868年创刊）及相继的《万国公报》，傅兰雅主译的《佐治刍言》（1885年），都曾引介、论议政体类型知识。笔者认为，彼等述说在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中，自成脉络，应俟另文处理。
[94]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355页。又如，在述说“英后用款太多，私积巨而公帑绌”，故其“议院”乃“欲与清算”一事的脉络里，他也评论道：“英为君民共主之国，议院故有此权”（《张荫桓日记》，第404页），由此可想见他的认识。
[95] 《张荫桓日记》，第430页。不过，他也在“略考秘鲁形胜”的脉络下称其为“总统四年一易”的“民政之国”。（《张荫桓日记》，第299页）因是可见，在张荫桓看来，“民主”“民政”之意义相等。
[96]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大致可视为1880年代中期至1890年代初期撰著的作品。参见朱维铮《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235—236、253—254页。
[97] 《实理公法全书》，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88—289页。
[98]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43—58页。当然，康有为在1897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里，也屡屡引用“民主”之类的词语，以其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更推翻中国传统的古史论说系统。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193—208页。
[99] 袁祖志：《谈瀛录》，第8页A、9页B、13页B。
[100] 当然，1880年代中期以后，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仍持续进行，后继者依循着相同的方向，凭借各种机缘，深描细摹，从而开拓了新的知识、思想空间，相关历史场景，错综复杂。应俟他稿。
[101] M.Richter，“despotism，” D. Wiener，ed.，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Charles Scribrer’s Sons，1973），vol. II，pp.1-18.
[102] Asli Çirakman，“From Tyranny to Despotism：The Enlightenment’s Unenlightened Image of the Tu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33（February 2001），pp.49-68.
[103] Patricia Springborg，Western Republicanism and the Oriental Prince（Polity Press，1992）.
[104] 关于批准美国新《宪法草案》的论辩历程及其理论依据之论述，不可胜数，本章简述的基本依据有：Terence Ball，“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Terence Ball and J. G. A. Pocock，eds.，Conceptual Change and Constitution（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8），pp.137-164；Levy Tomlinson，“Beyond Publius：Montesquieu，Liberal Republicanism，and the Small-Republic Thesi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27：1（Spring 2006），pp.5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