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之名，晚明已有。艾儒略所著《西学凡》，即揭橥“西学”之名。西学包罗范围相当广泛。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史志、法律、矿政、兵政等27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又将其扩展为31门。晚清所谓西学，通常指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学术文化，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兼及工程技术。
西学之“西”，在今天来看，纯系中性的方位之词，无褒无贬，但在19世纪中后期，却有一定的轻蔑之义，因为“西”与“中”为相对之词，“中”不但指中国，且有中心、中央之义。其时与“西”相类似的，还有“东”，指日本。戊戌变法以后，进化论席卷思想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新学”替代“西学”之名，认为如此既可泯中外之别，又可免用夷变夏之讥，[2]且可将通过日本转口输入或经过日本改造的西学包罗进来。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1899年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1904年沈兆袆编《新学书目提要》，主题词从西学、东西学到新学，反映了西学内容的扩充与对西学情感的变迁。
西学输入中国，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来华耶稣会士，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士大夫合作，已经将比较丰富的西学知识传入中国。据统计，自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717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到1773年因宗教内部纷争罗马教廷下令解散耶稣会的近200年，耶稣会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包括《圣经》、神学、天主教仪式等，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占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占30%。[3]其中，天文学与历算学是所输入西学成效最大的部分。宇宙体系方面，主要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也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以西洋历法为基础而修成的《崇祯历书》（清代为《时宪历》），在推算天象方面，较先前的大统历、回回历更为准确，在清代长期使用。所传入的地理学知识，包括地圆说、地图知识、地球五带说、五大洲知识，世界政治地理、人文地理知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亚洲、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加拿大、南北极、南北极圈、赤道等诸多译名一直被沿用至今。数学方面，《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的译介，将包括几何、对数、三角在内的众多西方数学知识传了进来，推动了中国数学的发展，几何由此成为数学之一科。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等名词，由此被确定下来。医药学方面，对西方人体解剖学知识，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感觉系统，对脑主神明的知识，对西洋药学，都有所介绍。西方音乐、美术、建筑学知识有所输入，体现西方科学技术、工艺水平的各种奇器巧具，也大量传入。如泰西水车、望远镜、显微镜、自鸣钟、西洋表、天球仪、地球仪、经纬仪、日晷仪、星晷仪、简平仪、交食仪、比例规、龙尾车、灯塔、温度计、湿度计、蓄电池、风扇、风琴、长笛、吉他，从兵器、农具到科学仪器、生活用品等，各方面都有。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是相对常态下的文化交流。耶稣会士来华，虽然在整体上是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范畴，但其时中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主权国家。利玛窦等人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上国心态，能够比较平实、认真地理解、平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徐光启等人也没有受辱挨欺、卧薪尝胆的弱国心态，能够比较虚心地对待西方文化，认真地学习西方文化。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文化地位比较平等。利玛窦等人能身着儒服，尊重中国礼仪，徐光启等人能毅然入教护教，着力介绍西学，都是常态文化交流的表现。但是，晚清再也没有如徐光启那样既崇西学又入西教的大学士；再也没有如康熙帝那样酷爱西学、充满自信的皇帝；再也没有从容讨论西学的平静氛围。时代变了，国际环境变了，中西文化位势变了，晚清西学东渐的特点也较之明末清初发生很大变化。当然，历史也有连续性。明末清初输入之西学知识，为晚清西学之前驱，众多西学词语为晚清所沿用。这一时期中国士大夫对待西学的态度，无论竭诚欢迎如徐光启，坚决排拒如杨光先，还是调和中西、宣称西学中源如梅文鼎，都有众多后继者。
一 西学东渐浪潮日涌日激
晚清西学东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42年。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在南洋、澳门、广州一带活动，成为第一个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米怜、麦都思等英国传教士，裨治文、雅裨理等美国传教士，以及郭士立等德国传教士，络绎来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创办学校，设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为日后到中国大陆活动打下基础。这一阶段，马礼逊等传教士共出版中文图书和刊物138种，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32种。比较重要的地理学与历史学出版物有：麦都思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简明读本《地理便童略传》（1819），郭士立编写的《大英国统志》（1834）与《古今万国纲鉴》（1838），裨治文编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知识的有：米怜编写的《生意公平聚益法》（1818），郭士立编写的《贸易通志》（1840）。米怜、郭士立等人在南洋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亦有对于欧美各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自然、天文、工艺、商业、文学等方面的介绍。这些书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这一阶段，传教士的活动，一方面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影响很难达于中国内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其活动通常不会被视为西方列强政府的活动，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姿态，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1843—1860年。在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如《南京条约》等，被迫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东南沿海。上述6个城市，在西学传播方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香港、广州。在割让或开埠以前，早有西人居住，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开埠以后，西人来此，又有新的发展。二是福州、厦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已通过在南洋闽籍华侨中的活动学会方言，这两个城市开埠以后，传教士来此地，没有语言障碍，西学传播活动比较容易进行。三是宁波、上海。这两个城市有靠近富庶的江浙地区、中国中心地带的地理优势，在西学传播方面，很快超过上述四城。在咸丰年间，中国西学传播中心是上海、香港与宁波，西书出版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和华花圣经书房。
这一阶段，上述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介绍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105种，占24.2%，有些科学著作颇有影响。合信的《全体新论》等五种论著，是晚清第一批以医学为主的著作；蒙克利在香港出版的《算法全书》（1852），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用西方数学体系编写的数学教科书；合信在广州出版的《天文略论》（1849）、哈巴安德在宁波出版的《天文问答》（1849），是晚清第一批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小册子；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的《续〈几何原本〉》，使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完整地传入中国；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的《代微积拾级》，是晚清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伟烈亚力、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方力学著作；艾约瑟、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专著。
南洋时期，虽然也有中国人参与传教士的工作，如梁发协助米怜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其是以教徒的身份出现的，且限于宗教方面，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无所补益。1843年以后，在上海、广州，都有中国知识分子参与西书翻译工作，李善兰、王韬、管嗣复等为其著者。他们都是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其中，有些西书的译介工作，还是在他们主动提议下开展的，如《续〈几何原本〉》便是李善兰提议后着手翻译的。他们与传教士合作译书，开始了晚清历时数十年的西译中述的历史。管嗣复表示只译科学书、不译宗教书，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和接受西方文化时的独立性和选择性。梁廷枏、魏源、徐继畬积极搜集西学资料，编写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如《海国四说》《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主动了解西方世界的动向。
第三阶段，1861—1900年。1856年至1860年，英国、法国在美国、俄国等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侵略者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侵略特权。其中，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有：（1）增开11个通商口岸，包括天津、镇江、南京、九江、汉口、淡水等。外国人可以在这些通商口岸居住、赁房、买屋、租地，建造礼拜堂、医院等。（2）在内地传教、游历、通商自由。（3）开放长江。这样，加上先前割让的香港岛和开放的五口，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达17个。外国人可以在南起广州、厦门，中经上海、烟台，北至天津、营口，东起上海、南京，沿江西上，直达中国内地这样广阔的范围里自由活动。其结果，加深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也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清政府方面，以咸丰帝去世、辛酉政变发生、慈禧太后掌权为转折点，中国对外对内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都对西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阶段，西学传播机构趋于多样化，有遍布各地、程度不同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己开办的新式学校；有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有传播西医知识的教会医院。当然，最主要的是各种西书翻译、出版机构，包括教会系统的广学会、广州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清政府系统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还有少量民办系统的，如商务印书馆。这40年中，共出版各种西书555种，[4]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自然科学162种，应用科学225种，其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4倍多。至于质量方面，知名译作不少，《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地学浅释》《万国公法》《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都是影响广泛、轰传一时的译作。
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以译书机构而言，无论是教会系统的，还是中国政府和民办系统的，除了少数设在广州、北京等地，十之七八设在上海。全国三个最重要的西书出版机构，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和益智书会，全部设在上海。以译书数量而言，全国译书总数的77%，即3/4以上出自上海。以译书质量而言，大多数有影响的西书，都是上海出版的。译书中心的形成，是西学传播从先前比较零散、无序状态向集中、有序状态发展的标志。
此时，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几百则的读者提问、《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和格致书院历时多年的学生课艺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学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很多人对西学已从疑忌变为信服。曾国藩不但自己倡导西学，且其子成了能读外文、能讲外语的外交官；张之洞、李鸿章多次向广学会等传播西学的机构捐款，家人生病也乐意请西医诊视；谭继洵的妾不但生病时请传教士治疗，还为死了的传教士立碑；19世纪80年代，上海富庶人家已竞相将子弟送入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甚至出现“走后门”进新式学校的现象；光绪帝研读西书。所有这些，都是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的表现。
第四阶段，1901—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对其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清末新政的设施，如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改良法制等，都促进了西学传播。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1599种，[5]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58.7%，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的总数。其中，1900—1904年的5年，译书899种，比此前90年的译书还多。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德文、法文书共占40%，日文书独占60%。在所译西书中，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书籍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译书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到这一阶段，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完整意义上的西学翻译人才，也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的过渡阶段的结束。
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家万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726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31年，共32种，年均1种；第二阶段，17年，共105种，年均6种；第三阶段，40年，共555种，年均14种；第四阶段，11年，共1599种，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倍增长，至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二 不同传播机构各擅胜场
晚清翻译、出版西书的主体，分为三类：一是传教士及其他来华人士及相关机构；二是清政府官办机构；三是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这几部分人或机构，有互相交叉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中有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活动其中。这三类机构活动的时间，从总体上说，同治以前主要是传教士机构的天下，同治年间到庚子事变以前，是清廷官办机构与传教士机构并行时期，庚子事变以后，是民间机构盛行时期。
教会机构
传教士及其他来华人士所在的相关机构中，最有影响的是墨海书馆、益智书会与广学会。
墨海书馆由英国伦敦会1843年设于上海，1860年以后逐渐停止译书。创办人麦都思，骨干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中国学者李善兰、王韬、蒋敦复等参与润饰书稿，时称“秉笔华士”。编写、翻译基督教书籍是其主要任务，也出版了一批介绍西学的书籍。
其中，数学有《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均为伟烈亚力主译。物理学有《重学浅说》与《重学》，前者由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后者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天文学有《谈天》，译者为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原书系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名著，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均有所述及。伟、李在书前各有一篇序言，伟序介绍西方天文学说古今变迁之迹，讨论中国天文学特点，然最终将宇宙之奥妙归于造物主之安排。李序介绍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西方科学家在天文学上之贡献，批评一些士大夫对西方科学不加考究、妄加议论。
地理学、历史学有《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此二书都是慕维廉所译编；此外，还有一部重版书《联邦志略》。《地理全志》，1853—1854年出版，凡二卷，上卷主要为政治地理，下卷主要为地貌地理和历史地理。此书后来曾做修订，由美华书馆再版。《大英国志》由慕维廉翻译，蒋敦复润色，原书为英国学者托马斯·米纳尔所著。第一卷至第七卷详述英国历史，从开国之初、英降罗马，直到维多利亚王朝；第八卷介绍英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概况，包括政治制度、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军事、农商、地理等。《联邦志略》，裨治文编，原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1846年在广州重版，易名《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记事迄于修订之时。1859年，作者在上海对此书重加修订，扩充为二卷，于同治元年由墨海书馆重版，易名《联邦志略》，全称为《大美联邦志略》，述美国历史。
植物学与博物学有《植物学》与《博物新编》。《植物学》，1859年出版，由韦廉臣、艾约瑟、李善兰合译，为中国最早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知识。《博物新编》，合信著，1855年出版，分三集：第一集相当于物理学；第二集为《天文论略》，相当于天文学；第三集为《鸟兽略论》，相当于动物学。此书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光学、电学、生物等多方面知识，是内容相当丰富的科学读物。
医学方面有《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与《内科新说》，都是合信所著，均出版于咸丰年间。《全体新论》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西医略论》三卷，为近代较早介绍西学的著作，上卷总论病症，中卷分论各部位病症，下卷论方药。《妇婴新说》是关于妇科、儿科的医书。《内科新说》两卷，上卷专论病症，总论病理及治法，诸如论饮食消化之理、血运行论、医理杂述等；下卷备载方剂药品，分东、西本草录要，药剂与药品等。合信的《博物新编》《西医略论》等五部书，后被人合编为《合信医书五种》，流传甚广。
墨海书馆设立较早，故所译西书在近代中国学科史、新名词史上地位很高，数学、物理学、植物学上诸多名词，如“微分学”“积分学”“方程式”“代数学”“几何学”“植物学”和“细胞”等，均是由这些西书确立的。这些西书，相当部分在明治维新以前就传到了日本，如《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地理全志》《地球说略》《重学浅说》《谈天》《植物学》《联邦志略》，对日本接引西学有一定的影响。
益智书会的是基督教传教士编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1877年在上海成立，1902年改称“中国学塾会”，1905年改称“中国教育会”。
益智书会的主要功能是编写出版初级和高级两套教科书，涵盖的学科有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博物、天文、地理、化学、地质、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各个方面。编写方针是，结合中国风俗习惯，学生、教习皆可使用，教内、教外学校能够通用，科学、宗教两者结合。至1890年，已出版和审定合乎学校使用的书籍共98种，有些是完全新编的，有些是此前已经出版、经益智书会认定可供学校教学使用的。比较重要的，数学方面有《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圆锥曲线》，声学、光学方面有《声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方面有《天文揭要》，地学方面有《地学指略》《地理初桄》，养生方面有《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延年益寿论》《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初学卫生编》和《治心免病法》。其中心理学方面的《心灵学》，由美国海文著、颜永京译，1889年出版，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心理学著作。教育学方面的《肄业要览》，由英国斯宾塞著、颜永京译，为斯宾塞名著《教育学》的一部分，是斯宾塞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
益智书会所出教科书中，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是傅兰雅编写的《格致须知》和《格物图说》两套丛书。《格致须知》原计划编写10集，每集8种，共计80种，第一、二、三集是自然科学，第四、五、六集是工艺技术和社会科学，第七集是医药须知，第八、九集是国志须知和国史须知，第十集是教务须知。至1890年，前三集已如愿编成出版，其他几集后来只出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编成。这套书浅显易懂，都是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各册篇幅都不大，1万多字。前三集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集，天文、地理、地志、地学、算法、化学、气学、声学；第二集，电学、量法、画器、代数、三角、微积、曲线、重学；第三集，力学、水学、光学、热学、矿学、全体、动物、植物。其他各集中，编成出版的《西礼须知》《戒礼须知》，介绍西方礼仪风俗；《富国须知》，介绍经济学知识。《格物图说》是教学挂图的配套读物。至1890年，已译编出版29种，诸如天文地理图、全体图、百鸟图、百兽图、百鱼图、百虫图、光学图、化学图、电学图、矿石图、水学图。益智书会出版的各种教科书，是对西学基础知识的普及，对晚清教育界影响相当广泛。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的学制，各地学校纷纷采用新式教科书，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学课程，直接采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仅1903年，被采用的有《格致须知》中的重学、力学、电学、声学、光学、水学、热学、动物、植物、全球须知，《金石略辨》，还有狄考文著、邹立文译《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罗密士著、潘慎文译《代形合参》。这些书籍成为当时中国普通学校所用教科书的主要部分。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4年易名广学会。发起人除了传教士以外，还有西方来华商人、领事馆官员、医生、律师等方面人物，初期核心人物是韦廉臣，后来是李提摩太。广学会历时70年，1956年与中华浸会书局等机构联合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广学会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宗旨、活动特点、社会影响差别很大。
早期广学会宗旨有二，一是向中国知识阶层提供比较高档的西学读物；二是向中国一般家庭提供附有彩色图片的通俗读物。广学会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学问，尊崇学者，士大夫充斥帝国各地，是中国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鉴此，他们确立以文人、官员为自己的工作重点。
自创办以后至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461种。其中有一部分是新译的，如《泰西新史揽要》；有一部分是新编的，如《中东战纪本末》；还有一些是重印的，如《格物探原》。这些书籍中，纯宗教性书籍138种，占总数的29.93%；非宗教性书籍238种，占51.63%；含有宗教意味的但也含有其他内容的书籍85种，占18.44%。[6]
广学会出版书籍中，最著名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
《泰西新史揽要》是广学会所出西书中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英国马恳西原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1895年出版。全书叙述19世纪欧美各国发展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原书于1889年在伦敦出版。当时的英国，进化论盛行，受其影响，书中充满进化论色彩。书中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甘落后，勇于进取，兴利除弊，奋发图强，就一定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由弱小变为强大、由愚昧变为文明、由专制变为民主。这对于正因落后而挨打、急欲变法图强的中国，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李提摩太曾将此书部分译稿寄呈湖广总督张之洞。张看了以后，击节叹赏，拨银1000两给广学会以示支持。全书正式出版以前，广学会又将其中一些内容连载于《万国公报》上，社会反应相当强烈。1895年正式出版以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印了3万部，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还是供不应求，只得一版再版。1898年增出普通版，初印5000本，一经推出，两星期就卖出4000本。书商见有利可图，纷起翻刻、盗印。据称，在杭州，就有6种翻版，在四川，至1898年就有19种翻版。
《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编，蔡尔康译，1896—1900年陆续出版，凡3编16卷。此书是甲午战争资料、评论汇编。此书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书中以极其丰富的资料，说明清政府在甲午战前对日本的军事装备、侵略野心了解不够，掉以轻心，以至于毫无根据地狂妄自大，蔑视日本；战争爆发以后，又张皇失措，应对无方，退舍于牙山，避道于鸭绿江，纵敌于大连湾，沉舰于大东沟，让险于旅顺口，丧师于威海卫、刘公岛，甚至前线虚报战绩，京师仍深信不疑；失败以后，相顾失色，束手无策，不明国际之情势，不谙谈判之原则，允苛刻之条约，失地赔款，后患无穷。资料显示，战争以后，英吉利改袒强国，俄罗斯强委巨债，法兰西私索土地，德意志谋夺商权，日本则日益坐大。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些叙述，有根有据，凿然可信，它不啻向世人宣示，中国在战争中败北，绝不仅是武器不如人，也不仅是指挥失当，还是清朝的体制问题。此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批西人对中国时局的评论，其中以林乐知的《治安新策》篇幅最大，措辞也最为尖锐。书中批评中国存在的积习：（1）骄傲。无端地尊己轻人。（2）愚蠢。读书人少，旅游人更少，多数人不明世界大势，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儒生，亦缺乏天文、地产、物理等方面的常识。（3）胆怯。行事不思进取，不敢冒险，即使遇到日月薄食、风雷之变，亦不敢研究其理，而奉为神明，相率儆戒。（4）欺诳。不说实话，互相欺骗，遇到战争，欺上瞒下，支离掩饰。（5）暴虐。法庭之上，正常刑讯之外，别做非法刑具，甚至草菅人命。军中将帅之待部曲，有如草芥，对伤兵病卒，既无军医专治，对死亡之人，亦乏善后措施。（6）贪私。人各顾己，不顾国家，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先欲自肥，甚至军火要需，敢以煤炭代药，豆粒充弹，终酿败亡之祸。（7）因循。做任何事情，只知拘守旧章，不愿因时变通。（8）游惰。空费光阴，虚度日月，京官有逐日借词乞假者，地方官员甚至有在军务倥偬之际演戏举觞者。林乐知认为，这八大弊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骄傲必入于愚蠢，愚蠢则流于怯懦，怯懦必工于欺诳，暴虐则忘仁爱，贪私必昧于公廉，因循则难以振作，游惰又怎能忠敬！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辞，批评中国的政治与积习，于当时实不多见，具有巨大的震憾力。
广学会所出西书中，比较有名的还有《格物探原》《自西徂东》《文学兴国策》《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和《百年一觉》，这些书或介绍世界大势，呼吁变法；或介绍科学知识，以开民智。其中《自西徂东》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名著，以中西对照的方式，介绍西方文明，批评中国积习，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男尊女卑、伪饰、奢侈、愚昧等现象批判激烈。该书问世以后，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广学会曾将此书赠送给中国官员与应试士子。1898年初，光绪帝订阅了129种西书，第一种就是此书。
传教士为什么要传播西学？在他们看来，第一，西学先进，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化学、医学等学问，都比中国的同类学问先进，中国人应该接受这些先进的知识；第二，西学有用，通过传播西学，可以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与信任，从而为传教打开通道，或提供支持。明末利玛窦等人是这个思路，清代从马礼逊到李提摩太也是这个思路。1821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就说过：“向中国人灌输智识、砥砺道德与阐扬宗教都很重要，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7]1834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来华前，美部会负责人对他说：
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以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能引起你的注视。医生的特性决不能替代或干扰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特性，不管作为一个懂得科学的人怎样受到尊敬或是对中国传教有多少好处。[8]
美部会对伯驾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整个西方教会对传教士的要求。于传教士而言，传教第一，传学第二；传教为体，传学为用。
官办机构
清廷官办介绍西学机构，包括同文馆、翻译馆、编译局、学部编译图书局与修订法律馆。
同文馆系列，包括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三馆设立时间有先后，历时有长短，规模有大小，但性质则一，都是为了适应被动开放的形势，为了适应中外交涉的需要，所介绍西学，主要为国际法、外国史地知识，兼及其他西学知识。京师同文馆所译西书分三类，一是关于国际知识，有《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会通》《星轺指掌》《法国律例》；二是一般科学知识，有《格物入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富国策》；三是学习外文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广方言馆因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处一楼，其教习与翻译馆译员交叉兼职，所用教材与翻译馆译书有重叠，情况比较特殊，其师生所译西书，包括政法、经济、军事、数学、冶炼和外文语法等方面，其中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地理、外交方面的图书，占很大比例，有严良勋译的《四裔编年表》，以年表体例编辑各国大事，钟天纬译的《英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瞿昂来译的《法国水师考》。广州同文馆学生主要翻译一些外文电报、文件，译书不多，所知的仅一种，系杨枢、长秀合译的介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概况的《各国史略》。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清政府设立的专门译书机构，译员确切可考的有59人，其中外国学者9人，著名者为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中国学者50人，著名者为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舒高第、赵元益。各人译书多寡不等，多的有60多种，少的只有一种。翻译馆自1871年开始出书，总共出书180种，主要出书年代是1870—1890年代，20世纪初已很少出书。所出书籍，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各类数字如下：军事科学41种，自然科学37种，船政、工程、矿学等30种，工艺制造28种，医学与农学23种，社会科学21种。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西书数量，在各种译书机构中，名列榜首，影响也最大，说明了官办译书机构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主导作用。
制造局所译西书，有影响的颇多。数学方面，主要有数学入门书《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8种，涉及微积分、平面三角等。物理学方面包括电学、声学、光学，主要有《声学》《通物电光》等5种。《通物电光》介绍德国科学家伦琴新发现的X射线，《声学》介绍声学基本理论和实验内容，为晚清所译声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流传了20多年。化学方面是江南制造局译书成就卓著的门类之一，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分原》和《化学考质》。这些译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包括化学的基本概念、定律和各种元素的存在、性质、制法、用途、主要化合物等，以及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确立了化学元素名称的中译原则，创造了诸多化学元素中文译名，构成了翻译馆比较完整的化学系列。这些书选本精当，译笔渊雅，影响深远。天文学、地质学方面译作主要有《测候丛谈》《地学浅释》等4种。其中，《测候丛谈》论及日光为热之源，空气的成分、性质，并介绍风、雨、霜、露、雾、雹、雪、雷电知识，推算天气变化的各种因素，空气含水量、气压与风向的关系以及霓虹、光环、海市蜃楼等现象，被认为是晚清所译的各种气象学图书之佳作。《地学浅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知识，包括地质结构、成因、生物衍化等。书中述及拉马克、达尔文和生物进化论，这在中文书籍中为首见。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曾手抄此书。医学方面主要有《儒门医学》等10余种。其中《内科理法》全面介绍西医内科学，包括什么是病人和正常人、死亡根源、全体功用、身体保养，人体结构，各系统器官的疾病与治疗。这是19世纪中国介绍西医内科内容最丰富、篇幅最大的著作。《法律医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法医学的著作。社会科学方面，有《列国岁计政要》与《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类似于大事记，分国列述。首卷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人民、土地、交通等情况，以后各卷列述奥斯曼、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希腊、意大利、俄国、美国、埃及等国政事，内有很多统计数据。此书所载知识全面而可靠，连澳洲、新西兰等新开发地区的情况亦有介绍。译出以后，该书被时人认为是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必读书。《佐治刍言》，英文名Political Economy，中译本于1885年出版。全书以自由、平等思想为出发点，分别从家室、文教、名位、交涉、国政、法律、劳动、通商等方面，论述立身处世之道，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主之权，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政治应以得民心、合民意为宗旨。这是戊戌变法以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为系统、篇幅最大的一部书，出版以后多次重版，对中国思想界影响颇大，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曾认真读过。其中法学方面主要有《公法总论》等。兵制方面有《列国陆军制》《西国陆军制考略》，有关于英国、美国、俄国、法国的各国水师考。
制造局出版之书，或自用，或销售，或选送南洋大臣和总理衙门。自1871年起，制造局逐年将所译《西国近事汇编》《防海新论》《测海绘图》《列国岁计政要》寄呈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每次寄12—20本。
与江南制造局同一类型的机构，如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也出版过少量与军事有关的西书，但社会影响不大。
晚清官办编译局还有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与江楚编译局，时间起于1864年，迄于1909年。这些编译局业务主要受地方督抚管辖，所出西书数量不多，内容多属西学普通知识。其中，金陵官书局印行的西书有《几何原本》《重学》《圆曲线说》《则古昔斋算学》等。浙江官书局印行的西书有《日本学校章程》《武备新书》《日本武学兵队各校纪略》《蚕桑萃编》《理财节略》等。江楚编译局印行的西书较其他各省官书局为多，涉及面也较广，历史学方面有《万国史略》《日本历史》《日本史纲》《埃及近事考》《外国列女传》，政法方面有《政治学》《英国警察》《交涉要览》，经济方面有《经济学粹》《经济教科书》，还有各种各样的西学教科书，涵盖格致、算学、地理、地文、地质、矿物、植物、化学、生理、修身、伦理等方面。
学部编译图书局成立于1906年，王国维等为编辑，主要工作是编译各种教科书，至1908年，编译成书55种，印书66种。遵循的原则是初等小学最先，高等小学次之，中学与初级师范又次之。凡编一种教科书，兼编教授用书。译书选择的原本以英、日二国为先。编译图书局专设研究所，随时研究磨砺，以提高编译图书的能力和编译质量。
1904—1909年，清政府为适应法律改革的需要，由修订法律馆主持审定，翻译了30多种刑法、民法方面的书籍，诸如《德意志刑法》《德意志裁判法》《德意志民法》《俄罗斯刑法》《法兰西律书》《比利时刑法》《荷兰刑法》《意大利刑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美国刑法》《日本现行刑法》《（日本）现行法规大全》等。
晚清官办介绍西书机构中，唯一显得特别的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税务司署是全国海关税务机构。这一机构虽属清政府，但长期由英国人负责。赫德自1863年起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8年。海关本来不是专门传播西学的机构，但是，由于赫德本人对传播西学的兴趣，总税务司署在介绍西学方面做了重要贡献。1880年，赫德让其中文翻译艾约瑟翻译、编写《西学略述》等西学启蒙课本16种，由总税务司署出资印行，1886年出版。
这16种西书，均介绍的是西学基础知识。其中，《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译自伦敦麻密纶大书院（MacMillan & Co.）出版之《文史启蒙》丛书，是了解欧洲历史文化的简明丛书，其余《格致总学启蒙》《地志启蒙》等12种译自麻密纶大书院出版的《科学启蒙》丛书，原书都是英国使用广泛的教科书。《格致总学启蒙》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总体介绍，《地理质学启蒙》《地学启蒙》《地志启蒙》，是关于地质学、地理学的基础读物，《身理启蒙》是生理学读物，《格致质学启蒙》《化学启蒙》《天文启蒙》《动物学启蒙》《植物学启蒙》是关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动物学与植物学的基础读物，《辨学启蒙》是逻辑学读物，《富国养民策》是政治经济学读物。这些书籍所包含的西学内容，除了少量的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学等知识在此前的传教士出版物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物中有所介绍以外，多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被引进中国，特别是《辨学启蒙》与《富国养民策》，在西方逻辑学、政治经济学输入中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弥补分门别类介绍西学知识可能留下的缺憾，艾约瑟还特地自编了一本《西学略述》，相当于西学概述。此书的编撰博采众书，包括训蒙、方言、教会、文学、理学（哲学）、史学、格致、经济、工艺、游览，凡1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