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官办的这些介绍西学的机构，经费由官府出，译员由官府聘，译书由官府定，因此，所介绍西学多为官府所认为亟须引进的内容，与清廷仿造坚船利炮、了解世界大势、学习西方政法知识、废科举兴学校的变法途径相一致，介绍什么内容，先介绍什么、后介绍什么，是由这些机构性质决定的。从清政府角度看，介绍西学本属被动之举，同文馆之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设立，都是在外交屡次受挫、军事方面屡吃败仗的情况下才起步的，既无通盘之设计、长远之考虑，亦无人才之储备，仓促上马，政府投入的经费也相当有限，因而在介绍西学过程中，为用而学、急用先学、无用不译的功利主义倾向相当明显。
众所周知，应用技术与基础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乃至各门学科之间，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单科、单门引进很难成功。要引进坚船利炮的制造技术，不光要了解采矿、冶炼、镀金、焊接等技术，还要懂得弹道、曲线、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知识，以及与蒸汽机、铁路、轮船、兵制、训练相关的各种知识。既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也要有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才，极而言之，是需要整体的、系统的引进，割裂的、片断的、单科的介绍是难窥西学全豹、难得其精粹的。晚清官办机构对西学的介绍与引进，从学科分类来看，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更轻人文学科。这样，在晚清中国的西学版图上，必然留下许多缺门与空档，而这些缺门与空档，是了解西方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可能正是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地方。结果，这些缺门与空档，就由传教士、其他来华外国人、民间机构充实与弥补。
民营机构
晚清由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经营的输入西学机构，始于甲午战争以后，盛于庚子事变以后。据统计，1896—1911年，中国新设立的出版西书的机构有100家，除了江楚编译局、北洋官书局、京师仕学馆、修订法律馆、学部编译图书局、农工商部等6家官办机构外，其余94家均为民办，内以上海最多，达80家。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金粟斋译书处、南洋公学译书院、会文学社、作新社等。这些机构，或因爱国志士满怀忧国济世之情，或因牟利商贾见西书风行一时，或两者兼而有之，其创办时意图就很明确，所以，各家出版图书都有一定的目标。以开通民智为主旨的文明书局，所出版图书以教科书著称于世，如俞复、丁宝书等编写的《蒙学读本》七编；志在维新的广智书局，所出图书多属变法、变政之类，如市岛谦吉著、麦曼荪译《政治原论》，岛村满都夫著、赵必振译《社会改良论》；志在振兴教育的教育世界社所出图书多属教育方面；湖北法政编辑社所出皆为法学书籍。
民营书局既多，分工也自然形成。译书者的政治立场决定了译书的政治取向，力主反清革命的输入卢梭学说，介绍法国大革命历史、美国独立战史；鼓吹立宪保皇的，多译维新自治学说。至于那些专以石印西书牟利的书局，则喜欢从各家学说中，摘取片断，分类编排，形成各种以“大全”“大成”命名的百科全书，诸如文盛书局的《中外时务策府统宗》，砚耕山庄的《中外策问大观》，袖海山房的《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萃新书馆的《西学三通》，著易堂的《天学大成》，鸿文书局的《中西新学大全》《万国政治丛考》，鸿宝斋的《西法策学汇源》，慎记书庄的《西政丛书》，深柳读书堂的《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晚清由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经营的这些输入西学的机构，数量既多，类别亦繁，出书数以千计，极大地丰富了西学内容。在这些机构中，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利益的代表都有。这样，先前以出版科学基础知识、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广学会之类的机构，就黯然失色了。1900年以后，广学会在西学输入史上乏善可陈，地位大为下降，让位于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由中国民间资本、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的出版机构。这是中国社会比较全面输入西学（从日本引进的时称“新学”，其主要成分仍为西学）的结果。
不断切换的时代主题
百年之中，西学输入，或由政府规划，或出个人胸臆，或为西人控制，或系华人主持，尽管他们终极目标各有不同，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中西异同，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操作原则却有相通之处。中国社会的变动曲线，也就成了西学东渐的主线。
综合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西学东渐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的。
第一是了解世界。鸦片战争，中西会面，三千年一大变局，西人面对的是闭塞的中国，国人面对的是陌生的西方。让中国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是一批西人的愿望，也是中国洞察先机之士的共识。前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士立的《大英国统志》《贸易通志》；中有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后有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傅兰雅译《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私法论》，还有介绍英、法、美、俄、德、日等国的各种新志、通史。这些著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还介绍了国际交往的惯例通则，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
第二是求强求富。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外国军队打到京师，逼签城下之盟，这对清政府来说，既是愧对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也是暴露积贫积弱的奇祸巨变。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因之而起。围绕着这一运动，1860年代至1890年代，翻译、介绍西方兵工文化、科学技术，成为中国输入西学的主体。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输入此类西学的大本营。求强的译作有关于新式军队、先进兵器、西方兵法的系列图书，《行军指要》《水师操练》《克虏伯炮说》《制火药法》《防海新论》等为其著者。求富的译作有探矿采煤、冶金制器、农工经济等方面，《宝藏兴焉》《工程致富》《探矿取金》《西艺知新》《农学初级》《农务全书》等为其要者。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作为冶炼制造的基础知识，被广泛地介绍进来，举凡数、理、化、天、地、生，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都有专门译作，而且一般都有普及读本与学术专著两个层次。分门别类的须知、入门、启蒙、图说、纲要、揭要、浅释，把自然科学界装点得色彩斑斓。
第三是救亡图存。甲午战争以后，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摆在人们面前的，已经不是求强求富，而是救亡图存的问题。于是，以进化论为灵魂、以革故鼎新为主题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一时；以亡国灭种作警告、以针砭时弊为特色的《中东战纪本末》传诵海内；以教育兴国作号召、以日本变法为借鉴的《文学兴国策》备受欢迎。天演学说因之走红，立宪之议随之高扬，各种变政历史、亡国历史、维新传记纷纷出版，各种醒华、救华、兴华、振华的刍议、卑议、高议、新议、通议、危言、庸言竞相提出。这一问题，自甲午迄辛亥，一直是中国志士仁人关心的重点之一，也是译书关注的重点之一。庚子事变后，一部分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有缺陷，认为要救国先救人，要救人先救心，要救心先救学，要救学就从译介西方哲学开始。诚如一位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所云：
泰西哲学，论理学其滥觞也。东邦维新以来，著译盈车，而吾中国独缺如焉（《理学须知》、《辨学启蒙》等译者未通此学，故多门外推敲之谈），时势岌岌，非仅形而下之学所能补救，而况形而下者形而上者之支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变法数十年无一效，或犯此耳。[9]
于是掀起译介西方哲学著作热潮。从1902年至1904年，多种哲学通论性著作译介出版。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等在《新民丛报》《教育世界》等杂志上，连篇介绍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培根、康德、笛卡儿、斯宾诺莎、休谟、尼采、叔本华、黑格尔，几乎所有西方重要哲学家的学说都被介绍进来。当时被归入哲学范畴的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妖怪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等学问都有专书，唯物论、唯心论、怀疑论、进化论等各种流派也都有介绍。从1902年至1911年，至少有37部有关哲学、逻辑的西书被翻译进来，1902—1903年，含“哲学”二字的译作就有《哲学要领》（两种）、《哲学概论》、《哲学原理》、《哲学微言》、《哲学泛论》、《哲学论纲》与《哲学新诠》八部。
第四是民主革命。1900年以后，民主革命风潮涌起。民约论、自由论、自治论、独立论的译作成为时髦之学，《路索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美国独立宣言》等成为革命志士的神圣经典，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西方哲人比孔、孟、程、朱等中国圣贤更受青年崇拜。与反清宣传相呼应，形形色色的反对外族统治的独立战史、战纪、秘史、轶闻，世界各国的民族英雄、志士、杰士、义士、侠女的传记，译作纷呈。梁启超等改良派不赞成反清革命，但他们的许多翻译、宣传，仍属于广义的民主范畴。与民主思潮涌来的同时，被视为比民主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
第五是科学启蒙。从狭义上说，有意识地介绍科学基础知识、以提高普通民众的科学素质为宗旨的活动为科学启蒙。从广义上说，晚清所输入的西方科学，绝大多数属于启蒙范畴，因为那时民众的科学素养，多很低浅，所传科学知识，从总体上说，多为基础知识。有意识地、比较系统地进行科学启蒙，自傅兰雅编辑《格致汇编》、中外合办格致书院开始，益智书会所编的大部分教材，也可归于此类。真正形成规模、影响深远的，是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推行新学制以后，涵盖各种学科、包括不同层次、遍布城市乡村与沿海内地的新式教科书。与此相呼应，各种歌略、韵语、图说，也是科学启蒙的重要读物。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地球韵言》《女学歌略》，也是很受欢迎的启蒙读物。许多启蒙读物浸润着其时流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由、民主、爱国等思想。兹以《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为例，其宣传生存竞争、优胜劣败：
秋间蟋蟀甚多，捕其雄者，置于陶器，彼此相斗，胜则瞿然而鸣，似得意状。噫！优胜劣败，蟋蟀不免，况人乎！
问蟋蟀何以得意而鸣？问人之优胜劣败则如何？[10]
牛耕于田，不勤，牧童鞭之。牛曰：吾苦甚。牧童曰：智不若人，即为人役。岂徒牛然，人亦如是。
问何以为人役，问世界以何等人为最苦？[11]
其宣传反对侵略、热爱祖国：
一猫伏案上，饲以食，不去；搔其首，不去；拉其尾，乃号而走。天下最难堪者，受人侮弄，虽猫亦不甘此。
群蜂结巢，既成，会议曰：如有伐我巢而残我同种者，共刺之。人之有国，犹蜂之有巢。尔学生当知爱国，当知爱同种。[12]
其宣传自主、自由：
牛马挽车而行，朝夕不休，少迟，痛鞭之。服劳役而又受苦楚，无自主之权，大都类是。
问：无自主之权，与何物相类？
雀在田中觅食，网获其一，置于笼中，不食而死。夫雀飞天空，上下可以自由，为人所获，不自由，毋宁死矣。
问雀在笼中，何以不食而死？问人不自由，则当如何？[13]
这些启蒙读物，虽然字不满千，纸仅数页，但其影响，往往超过同等内容的高头讲章。
三 西学传播之反应与影响
晚清西学东渐，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势如江涛翻卷，滚滚而来；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其过程波谲云诡，时而云淡风轻，时而电闪雷鸣。社会反应则百态千姿，笔墨难摹。竭诚欢迎者有之，全力排拒者有之，完全相信者有之，全然不信者有之，疑信参半者有之，始疑后信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总的趋势是，受众疑忌逐步消解，反对声音渐趋弱小，西学影响日益扩大。下文针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反应，做一综合分析。
疑忌的消解：从“西医现象”说起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这是中医的方法。西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器，每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一体，虚实相通。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医学最为合适。
西医在中国的遭遇很有典型意义。始而被怀疑、猜忌、排斥，继而被试用、接受，再而被信任、高扬，最后长驱直入，占领了医学主导地位。这与西方天文学、地理学输入中国的历史有相通之处，但其更突出。
从中国方面来说，疑忌—试用—高扬，输入西医的三部曲，也典型反映了中国研究、吸收外来文化的心路历程。
西医在中国立定脚根以后，声誉日隆，其价值再也没有受到怀疑。医学界一度甚至要求废止中医，独尊西医。在日本，中医（汉医）在一个时期里确实被废止了。后来极力高扬的，正是先前拼命反对的，这就是西学东渐史上的“西医现象”。
西医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明末传教士在澳门设立医院，为人治病，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与西洋医学密切相关的西洋药学也同时传入中国。清代，不只是澳门，内地有些地方，甚至宫廷中，已有人使用西医西药。康熙帝患疟疾、心悸症，上唇生瘤，均由传教士用西医西药治愈。江宁织造曹寅患疟疾，康熙曾赐予西方传入的特效药金鸡纳霜（即奎宁）。《红楼梦》里有多处提到西药的使用。
但是，由于西医在诊治原理、医疗手段、医疗工具（手术刀、注射针等）等方面，与中医有着明显的不同，加上行医的传教士碧眼紫髯的形貌、旁行斜上的文字、祈祷受洗的宗教仪式，多为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特别是西医为了辨明病症而开刀检视，为了进一步研究而切除部分器官组织藏于器中，加以药品，使不腐烂，更令一般人不可思议，疑窦丛生。西医由此被蒙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挖眼、剖心、熬药、炼银、摘取红丸、蒸食小儿，种种不经之说亦由此而起。
还在清初，就已有西人蒸食小儿的谣传。嘉靖年间进士，先后担任广东、云南按察司佥事的李文凤曾在笔记中写道：
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云在其国惟国王得食之，臣僚以小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兢趋之，所食无算。其法以巨镬煎滚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居二三年，被掠益众，远近患之。[14]
万历年间成书的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张燮《东西洋考》，均引用了这段文字。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转引了这段文字，但未做任何辨正。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关于西人挖人眼睛以供炼银煎药的传闻更是沸沸扬扬，愈演愈烈。连思想最为开明的魏源也将这种传闻写入《海国图志》：
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其方入教也，有吞受丸药、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祖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摆布裹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踉跄遁。闻泰西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西人如此可怕，西医进入中国自然步履维艰。所以，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内地，教会医院在初办时都是阻力重重，因而都免费送医送药。
但是，医学有着其他科学所没有的两个特点：一是治病救人；二是效果可证。因为生命的宝贵，有两种人即使在西医的价值尚未得到承认的时候，也会前来就诊：一是无力求医买药的贫民；二是中医无法医治、生命垂危的病人（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药到是否病除，妙手是否能回春，这不用很多附加的说明，一看效果便知。这两个特点，使得西医在鸦片战争以后，没用多少时间，便逐渐被中国人认可、接受。在很多地方，传教士都是首先通过施医，树立自己善的形象，建立西学的信誉。1840年，传教士描述广东人虽仍在厌恶西人却已接受西医的情况：“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由各省到来就医之人，莫不欢喜感谢，中国官府虽已知之，亦不禁止。[15]
健康欲望、生存欲望，驱使病人不顾世俗对西人、西医的成见，接受西医治疗。这给西医提供了一个与中医进行竞争、显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世人从一次次鲜明的事例中，认识了西医的价值。1877年，那位日后参与镇压戊戌变法、权倾一时的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30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他最后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医治。德贞为他做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16]
到1890年代，尽管在内地某些地方，西医仍然受到抵制，但从总体上看，西医已经在中国确立了稳固的地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仔细比较了中西医的优劣，认为西医与中医的医理、医法不同，得失互见，但总的说来，西医比中医高明得多。他说：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程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17]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从实地考察结果和天主教教义出发，说明以前人们对西人、西医的所谓“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等种种说法，都属不实之词：
按旧说谓天主教徒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郡国利病书》，亦已有烹食小儿之说。彼时中外悬隔，偶得传闻，并非事实。然是说之流传也久，则人心之笃信者众。……出洋以后，留心访查，大抵天主教徒所崇信者惟耶稣，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彼于虐人之事，害人之物，尚欲禁之，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不为怪者？即彼之精于医学、化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18]
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这是中国人接受西医的五个环节。西医如此，中国接受其他可比性较强的西方文化，也大都经历过这几个环节。例如，火油刚进入中国时，一些地方官员因不明其性质，以其容易失火，下令禁止。电灯进入中国时，有人以为取火于天，有违天意，用之将为雷击。自来水有碍健康、铁路火车有碍风水的说法，相当普遍。火油照明之于豆油，煤气灯、电灯之于油灯，自来水之于河水、井水，只要偶一试用，略做比较，其间优劣，不言自明。
大体说来，物质文明层次的西方文化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西方文化，都是通过试用、比较显示自己的价值、建立自己的信誉、确立自己的地位的。
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进入中国时，包括数、理、化、天、地、生等方面的知识，大多也经历过这些环节，只不过有的环节明显些，有的环节模糊些。以天文、历算为例，以中国士大夫傲然自大的习性和鄙夷外邦的传统，是不会轻易采用西洋体系的。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试中，西法屡试屡灵，中法屡试屡误，中国官府、士大夫才采纳西学，改用西法的。以数学而论，在近代早期的数学译作中，中国学者坚持将数码1、2、3、4、5译为一、二、三、四、五，将未知数X、Y、Z、W译为天、地、人、物，但到20世纪初，中国已普遍沿用西方惯用的数码、字母。1、2、3、4、5之所以能取代一、二、三、四、五，X、Y、Z、W之所以能取代天、地、人、物，绝不只是因为中国数学要与西方接轨，而实在是因为在实际运算中，前者较后者更为简便、实用。珠算为中国所有、西方所无，中国并没有在引进西方数学时，将其舍弃，实在是因为珠算灵活、方便，是西方计算尺之类所不可替代的。
源流之辨
西学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士大夫有一个历时很久、影响很广的说法：西学中源。
西学中源说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某些科学技术、某些事物，源出中国，是中国流传出去或从中国学去的，中国学习这些东西，是恢复自己的旧物，不是学习西方。王韬说：“铜壶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火器之制，宋时已有。”[19]郑观应、陈炽、王之春、薛福成、宋育仁、俞樾、章太炎等都有西学中源说，以郑、陈、王说得最真切：
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20]
（古时）中国大乱，抱器者无所容，转徙而之西域。彼罗马列国，《汉书》之所谓大秦者，乃于秦汉之际，崛兴于葱岭之西，得先王之余绪，而已足纵横四海矣。阅二千年，久假焉而不能不归也，第水陆程途，愈数万里，旷绝而无由自通，天乃益资彼以火器、电报、火轮舟车，长驱以如中国，中国弗能禁也。天祸中国欤？实福中国也。天厌中国欤？实爱中国也。譬我有奇宝焉，遗之道路，拾遗者密而不出，亦人之常情耳。[21]
制器尚象利用本出于前民，几何作用冉子而中国失其书，西人习之，遂精算术。自鸣钟创于僧人而中国失其传，西人习之，遂精机器。火车本唐一行水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气运，名曰汽车。火炮本虞允文采石之战，以火器败敌，名为霹雳。凡西人之绝技，皆古人之绪余，西人岂真巧于华人哉？[22]
以上诸人是从技术、器物层面上来说西学中源的，黄遵宪则更进一步，将其扩大到文化的各方面。他说：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当孟子时，天下之言，半归于墨，而其教衍而为七，门人邓陵、禽猾之徒，且蔓延于天下，其入于泰西，源流虽不可考，而泰西之贤智推衍其说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距之辟之于二千余岁之前，逮今而骎骎有东来之意。呜呼！何其奇也。[23]
他还认为，泰西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十盖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24]地圆说、天静地动说源于《周髀算经》，电气说源于《淮南子》等书。
最典型的是王仁俊。他写了一本《格致古微》，凡6卷，从《易经》《诗经》等九经中辑出24则，《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中辑出40则，《荀子》《管子》等诸子中辑出99则，从各种文集、笔记种辑出20则，分别从天、算、地、兵、医、化、矿、重、气、水、热、电、光、声、字、画、商、工、植物、政俗、自强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源出中国。书后列有详细的表格。《格致古微》在戊戌变法以后影响很广，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便以“格致古微”代指西学中源说。[25]
西学中源说并不始于晚清，在鸦片战争以前已很流行。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黄宗羲，他在清初讲学时曾认为，“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26]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方以智也有类似看法。康熙帝也是西学中源说的积极倡导人，认为：“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27]梅文鼎在述及西方天文历算方法、地圆说时，多次表示赞同康熙的意见，并论证西人天文学出于《周髀》（后改名《周髀算经》）盖天之学，这些学问是在周室衰微以后流入西方的。王锡阐、戴震、阮元等，也都有西学源于中国的说法。
西学中源说是一个内容宽泛、影响复杂的理论。首先，它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细翻晚清学者西学中源的具体说法，思索《格致古微》的考证，参照今人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包括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发现，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二进位制……西方确有一些科学技术源于中国，或晚于中国，因此，这些论断、考证并非全无道理。有些论断，从总体上说可能不确切，但其中包含着一些真理成分。比如，《庄子·天下》载惠施语：“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章太炎认为，这句思辨味道十足的话，用近代物理、化学知识便很容易解释：空气愈高愈薄，体积愈大，没有边际，这是“至大无外”；点小到原子就不可再分，这是“至小无内”。[28]章太炎的解释，与现代科技史研究者对惠施这句话的理解如出一辙。《中国化学史话》这样写道：“我们可以猜想，他（惠施）的‘大一’相当于近代所谓宇宙吧！他的所谓‘小一’又相当于什么呢？从化学角度看，‘小一’可能相当于分子或原子。”[29]《庄子·天下》载惠施语：“南方无穷而有穷。”按通行的说法，这句话是谈相对与绝对辩证关系的，意为：方向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所以“南方无穷”，但就某一范围而言，南方又是有止境的，所以南方又“有穷”。章太炎不作如是解。他说，这是地圆论：大地呈球状，南北方向如环无端，故曰“无穷”，但是，寒冷至极的冻海又在事实上阻碍了人们的通行，所以又是“有穷”的。[30]今天的天文学史研究者对惠施的话的解释，和章太炎的解释完全一致，认为“惠施对于大地之为球形，是有了初步的认识的”，惠施的“南方无穷而有穷”一语，“只能理解为大地是球形，才有确定的含义”，甚至认为“惠施的地是球形的思想，可以与亚里斯多德媲美”。[31]章太炎对惠施话的理解，至少可以算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说。
其次，许多考证缺乏证据，失于武断。例如，王仁俊据《论语》和《孔子家语》等书中关于孔子弟子冉求“好学博艺”的话，断定其所说之艺专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最后一项“数”，即数学，进而通过其他资料，推断冉求所通数学为几何，最后断定《几何原本》原为冉求所著。[32]再如，《墨子·尚同》有“是故选天下之贤者立以为天子”一语，论者便断言“泰西有合众国、举民主，有万国公法，皆取诸此”。[33]《淮南子》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说法，有人便论断这是“后世烧煤之始”。[34]最为离奇的是，王仁俊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关于“脑”的释文，断言《说文解字》已有“脑主知觉”说，西人关于“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的说法，“皆窃取许君义”。[35]
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主张学习西方和反对学习西方的人都可以利用它。反对学习西方的人认为，既然西方“长技”源于中国，那么，中国根本不必向西方学习，而只需研究本国旧法就可以了。刘岳云便持此说。他说：西方的重学、光学、汽学、电学、化学，均出于中国，“虽精益求精，然非中国启其知而能若此哉！至于得南针而知航海，得火药而后用枪炮，则尤中国大有造于彼者”，尽管如此，西方得于中国的技艺，仍是小者、末者，大者、本者仍在中国，中国士大夫根本用不着向西方学习。[36]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则说，既然西学源于中国，那么，中国学习、研究这些东西，就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光复旧物，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借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正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37]
在西学中源论的影响下，晚清学术界出现一股发掘、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的风气。刘岳云编《格致中法》，王仁俊编《格致古微》，章太炎撰《历物疏证》，以前不大为人重视的墨子学说受到空前关注，古代大批能工巧匠、科技人物名字，在久已湮没之后，突然走到历史前台，频繁地出现于报纸杂志上；谭嗣同刊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梁启超作《古议院考》，刘师培作《中国民约精义》，古代的重民思想、兼爱思想，被比附为民主思想、博爱思想，大加渲染。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中源说最为盛行的时期是1860年代至1890年代，这也是中国学习西方船炮技艺、近代化开始举步、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到了20世纪初，在学习西方、实行新政已被定为国策以后，这种理论的市场越来越小，对其批评之声越来越多。1902年，一位学者批评说：
或者谓天算格致之学，皆我中国之所固有，彼特得而深思精造之，以引申我之绪余耳，如借根方之为东来法，地圆之说出于管子，重学光学出于墨子，璇玑玉衡早已创于卢廷，指南车行于姬公，木流牛马汉代有之。至于刻鸢能飞，公输之巧未尝逊于西人；祖冲之之千里船，施机自运；虞允文之霹雳车，元代之法郎机，皆中国流入西土。旁征博引，无非欲攮人之美，以掩其拙。不知欲盖弥彰，益形其陋，虚骄浮伪，若出一辙，此其故坐不能平心以察之也。[38]
综合看来，晚清学术界谈论西学中源说的人，大多主张学习西方，少数是反对论者。上面提到的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黄遵宪都是晚清力主向西方学习的著名人物。这是因为，反对学习西方的人所持理由主要是“用夷变夏”，因夷夏大防论较之西学中源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有依据，态度更为鲜明。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则利用西学中源论调和中学与西学的矛盾，架起中学与西学的桥梁，变学习西方为光复旧物，减少引进西学的阻力。这也是曾经具有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对比之下显得落伍但又不甘心落伍，开始向西方学习又耻言学习的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文明传统浅薄的民族不会产生这种心理，襟怀广阔、站在世界文明前列的民族也不会产生这种心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中源说是中国面对西学大潮而走出传统、走向近代的时代产物。
体用之说
中体西用说是晚清学术界评价、连接中西文化的最为流行的说法，属于其范围的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重道、西学重器，中学形而上、西学形而下等多种说法。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冯桂芬。1861年，他在谈论如何吸收西学时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9]以后，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发表过类似看法。最早确切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法的是沈毓桂。1895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匡时策》，文中写道：“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讨论这一问题最为集中，影响最广，所以论者常将中体西用与张之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体、用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命题，可做主要与次要、本质与现象、实体与属性、内容与形式、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等多种解释。晚清学者讨论中体西用问题时，角度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品评中西文化的高下。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源也。”[40]汤寿潜说：“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尊者形下之器……愿人善用其议，善发其愤，求形下之器，以维形上之道。”[41]其二是讨论吸收西方文化的原则。陈炽在倡导开书院、采西学时主张：“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并聘洋师，兼攻西学，体用兼备。”[42]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时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记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43]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立言的。
中体西用论弹性很大，因为中学、西学的内容都很广泛，究竟哪些中学应该为体、哪些西学应该为用，这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张之洞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是，大多数谈论中体西用的人，对体、用内涵并没有严格界定。这种对体、用内涵解释的宽泛性，使得该理论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张之洞讲中体西用，梁启超也讲中体西用，[44]甚至弹劾康、梁的文悌也可以讲中体西用。[45]
后世论及中体西用论，每多讥讽之词。其实，中体西用论始现于1860年代，盛行于1890年代和20世纪初，通过考察它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开始时，它主要是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人们的理论武器。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汤寿潜、陈炽，都是力主学习西方的著名人物。中体西用论在尊崇中学的前提下，以比较温和的色彩，避过了顽固派“以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为引进西学打开了一条通道。翻阅以上诸人的文集，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书的要旨明明是谈学习西方的问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专谈中体西用的一篇或一段。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鼓吹学习西方的最负盛名的著作，其开头一篇却是《道器》，大讲中学为道，西学为器。透过文字，我们看到的是欲扬之、先抑之的良苦用心。无论是冯桂芬所说的以伦常名教为本，还是张之洞所说的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为体，都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任何新的内容，因为即使不说，当时的社会事实上也是以这些为本、为体的，而所说的“用”，即西学，倒是新鲜内容。所以，从总体上说，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吸收、接受西学，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中国官办机构在翻译西书、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方面还起过一点作用的话，那么，这点作用便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20世纪初，严复曾对中体西用论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46]
严复此论，被后世认为是对中体西用论最为有力的批驳。严复所论，就同一事物的本体与属性而言，自是不刊之论。但是，时人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意思，与本体、属性的体用论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西学并非囫囵一体，不可分解，至少其器物、技艺层面的内容，是可以为全世界所共有共享的。就像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西方人可以拿去为其所用；西方人的数学、化学，中国人也可以拿来为己所用。如果确像严复所说，“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那么，日本的现代化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偏激之见
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这两种见解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从本质上说，都是调和论，都认为中西文化有相通、相容、可以衔接的地方。另有一种意见，即全面排拒西方文化，可就不同了。
对西学取全面排拒态度的人，可以追溯至清初的杨光先。他的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排外的典型。到了晚清，杨光先式的人物亦非个别。
1860年代，京师同文馆拟开设天文馆、算学馆，聘请洋人教习西方科学，倭仁、张盛藻、杨廷熙等士大夫，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词，强烈反对西学，致使学习西洋天文、数学与“用夷变夏”几乎成为同义语，同文馆的生源大成问题。有些人不但反对引进西学，而且连引进西方的火车、轮船也不能接受。湖南名儒王闿运的说法近乎迂：“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驶，行炮须人运而莫能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毙而已”，因此，轮船、洋炮是万万不能仿造的。[47]方濬颐的说法有点“玄”：“有以机器胜者，即有以机器败者；有以机器兴者，即有以机器亡者。”[48]反对建造铁路者，以先任刑部员外郎、后任出使法国大臣刘锡鸿最为突出。他认为火车虽然具有快速、平稳、载重量大等优点，但总的说来，它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中国。他列举的“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总共有25条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官府无钱，集资困难；容易损坏，难以维修；炸山过川，破坏风水；路基占地，影响生计；盗贼众多，难以管理；火车通行，物价必涨；火车通至内地，关隘失去作用，危及国家安全。
对西方文化采取完全的排拒态度，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初起时比较常见，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类意见已不多见。因为那时洋务学堂已经开办，洋务企业已经兴建，西方器物、技艺方面的文化源源进入中国，思想界关注的，已不是要不要吸收，而是吸收什么、如何吸收的问题。但是，义和团运动中，这种意见又被推向极端，恼怒和尚，恨及袈裟，仇视洋人，及于洋物，即使使用洋伞、洋袜、洋烟、洋火，都要受到痛击，遑论学习洋人技术！至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的签订，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才终于寂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