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坚决排拒西方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独尊中华、鄙夷外邦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影响，有长期闭关自锁而对西方文化缺乏基本了解的因素，有在外国侵略下民族文化自卫的心理，总之，它是中国在由传统向近代、由闭关向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对西来文化所做出的一种消极自卫的反应。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自大外表，掩盖害怕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自卑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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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由熊月之撰写。本章涉及外国人名较多，不再一一括注外文，如需了解，请参见人名索引。
[2] 蔡培：《西学宜名为新学说》，《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2，义记书庄石印本，1902。
[3]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
[4] 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截至1899年，共收西书567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减去1860年以前出版的12种，故总数为555种。
[5] 徐维则、顾燮光的《增版东西学书录》，收录1900年至1902年2月译书，共366种；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收录译书仅次于《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至1904年，计533种；谭汝谦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896年至1911年收录译书共958种，扣除与《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相重复的341种，计617种；林纾在1911年以前翻译的、以上各书均未收录的欧美小说65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张於英的《辛亥革命书征》所录辛亥以前译书而为上述各书所未收者18种。以上五个数字加起来为1599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由于1905年以后中译西书缺少完整的目录，所以，实际译书当不止此数。
[6] 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1973年。
[7]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页。
[8]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3页。
[9] 林祖同：《序言》，〔日〕清野勉《论理学达恉》，林祖同译，文明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
[10] 俞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第13课。
[11] 俞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第3课。
[12] 俞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第2、51课。
[13] 俞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第19、26课。
[1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
[15] 《澳门新闻纸》1840年7月11日，转引自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85，第242页。
[16] 《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申报》1877年12月22日。
[17] 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523页。
[18] 薛福成：《奉陈教案治本治标之计折》（1892年），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91—392页。
[19]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变法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9页。
[20]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夏东元编《郑观应》上册，第242—243页。
[21] 陈炽：《庸书·自强》，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第7页。
[22] 王之春：《蠡测卮言》，《国朝柔远记》附编一，光绪七年刊本，第26页。
[23]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第1399页。
[24]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册，第1414页。
[25] “第三派以为欧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格致古微时代之老维新党无论矣。”参见陈独秀《随感录》，《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
[26] 全祖望：《黎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11，《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22页。
[27] 康熙御制《数理精蕴》卷1《周髀经解》，商务印书馆，1968，第8页。
[28] 章太炎：《历物疏证》，《章太炎全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44页。
[29] 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第287页。
[30] 章太炎：《历物疏证》，《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246页。
[31] 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第160页。
[32] 王仁俊：《格致古微》卷1，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第24页。
[33] 王仁俊：《格致古微》卷3，第38页。
[34] 王仁俊：《格致古微》卷4，第2页。
[35] 王仁俊：《格致古微》卷5，第5页。
[36] 刘岳云：《格致中法自叙》，转引自王仁俊《格致古微》卷5，第31页。
[37]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
[38] 何镛：《中国宜行新政论》，储桂山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5。
[39]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57页。对于“中体西用论”历史渊源及其对近代思想与教育的影响，陈旭麓先生在所著《论中体西用》有详细研究。参见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台湾学者孙广德在所著《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中，亦有较为详细的讨论。参见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
[40] 王韬：《与周弢甫征君》，《弢园尺牍》卷4。
[41] 汤寿潜：《危言·中学第六》，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93年，第226页。
[42] 陈炽：《庸书·内篇》卷上《学校》，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0页。
[43] 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426页。
[44] 梁启超在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写道：“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
[45] 文悌在弹劾康有为时说：“惟中国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然后为强也。故其事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学习外国文字、言语、艺术以致用，则中国一通西学之人，得一人之益矣。”参见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戊戌变法》第2册，第484页。
[46]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59页。
[47] 王闿运：《陈夷务疏》，《湘绮楼文集》卷2，岳麓书社，1996，第44页。
[48] 方濬颐：《机器论》，《二知轩文存》卷1，光绪四年刊本，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