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各个阶层
清代台湾的社会阶层，依照其法定身份的差异，可以区分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以具有官方身份为代表的统治阶层，除政府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具有任官资格的待职仕绅（gentry）外，另包括在司法与赋税上享有法定特权，却不一定出仕的仕绅（local elite）。[91]被统治阶层则包含从事各业的士农工商等一般庶民、地方精英[92]与贱民阶级。此一结构，除了地方精英逐渐文治化，其主体由豪强转变为士绅外，其余结构即便至清末开港通商之后，亦未有巨大的改变，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
1.统治阶层与平民
台湾的统治阶层主要是协助清廷进行统治的各级官员，以及具有举人（一说秀才）以上学衔，享有免徭役、免刑求、受赐廪膳、与官吏直接往来、出席重要庆典（如乡饮酒、春秋祭、圣谕宣讲）等法定特权的士绅。[93]
台湾汉人社会的平民阶层，主要行业有拓垦、农、工、商、渔、儒、医等七种。除了农工商各业外，则可进一步依照其职业的差异，再区分为“上、下九流”。所谓的“上九流”是指与农、工、商受同等待遇者，包括师爷（亦包括幕友或胥吏）、郎中、画工、地理师、卜卦、相命、和尚、司公和琴师。[94]这些人具备专业知识或技能，故其身份或社会地位稍与一般庶民不同。其中卜卦、相命、地理风水师、和尚、寺庙的司公等占了一定比例，足可反映台湾社会发展的特殊之处。另外，医生虽然也包含了受人尊崇的儒医与洋医，但受到许多汉医、草药医、赤脚仙或民俗疗法医者的影响，一般而言，医师在清代台湾社会地位不高。[95]
此外，台湾的平民阶层中，另存在着社会领导阶层或地方精英。这些拥有社会威望、财富和知识的少数秀异分子，包括了低阶无特权的一般士绅，基层乡庄组织中由士绅、乡耆等地方领导人物推举，经官方核验后发给谕、戳，办理地方公务的常制领导者，以及地方社会里各种民间团体、组织、关系中，自然被推戴成领导者等。[96]而其职能主要为调解民间纠纷、管理公共事业、维护治安和倡导政令等。一般而言，通过经营商、垦致富，上升为无科举功名之富豪，是平民上升的主要流动途径。而后，无科举功名之富豪可再通过正途之科举考试，或异途之捐纳、军功、参与地方公务等方式，上升为士绅。[97]
在平民之下，则为“下九流”的贱民，包括娼、优、巫者、乐人、牵猪哥、剃头、仆婢、拿龙、土公。[98]另外，乞丐也属贱业，但未列入下九流。下九流不能与上九流通婚或交际，其社交只限于自身阶级之间，其子弟完全被排除于科举考试之外。
2.贱民与乞丐
台湾社会中的贱民阶级，还包括法定贱民阶级，如隶卒，以及非法定之轿夫。隶卒与轿夫本人及其三代子孙，不得应试、捐监，但辞职后可为良民。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奴婢与乐师。首先，奴婢的身份，除不能与良民通婚之外，奴婢个人与其全家人皆隶属于家长，而为家长可以径行处分、买卖、典当之财产，但家长不得无故将其杀害。台湾的奴不多，大多是婢女。婢女又依买断或雇佣，分为“查某”与“雇工”，查某才是清律中的贱民。台湾的婢女赎身较为容易，达适婚年龄时家长需为其主持婚配，其身份不延及子孙。其次，下九流中的“乐人”，包括娼妓，在台湾又可分为两类，包含侍客演唱的“艺旦”与卖淫的“趁食查某”，她们大多是娼家买收或典收的“养女”。[99]除乐户外，台湾贱民阶级还包括婚丧祭典中“打锣鼓、吹鼓吹”者，此等人与其子孙三代不得应试与任官。
至于非下九流内的乞丐，因操“贱业”被一般庶民所轻视，然其身份并非法定之贱民。在台湾，乞丐犯罪由保长、甲长、丐头负责。另外，台湾的养济院，因收容老幼废笃疾之丐者，通常也被称为“乞丐寮”。乞丐虽未被禁止参与科举，但台湾无乞丐应试之例，亦无乞丐与良民通婚之例，仅有向乞丐买得其所生之子为螟蛉子者，[100]但乞丐到晚清已明显减少。
豪绅、买办的兴起
1860年开港后，台湾的贸易对象从大陆扩展到英、德、美、澳、日等国，出口的货物也由传统的米与糖转变成由市场经济导向的茶、糖与樟脑。茶与樟脑的产地大多集中在山区，这些区域极为接近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因而原住民出草事件频传，在国家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急需武力来保护，拥有私人武装的豪族乃应运而生。除了保障经济作物取得外，也替官方守住边防要地，官方亦因其功而授予官职，[101]其中最著名的豪族是北台湾板桥的林维源及中台湾雾峰的林朝栋两人。
1.豪绅的崛起
林维源为板桥林家的第四代，1878年兄长林维让去世后，一肩挑起板桥林家的家业。1885年，台湾建省，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奏准下，林维源出任督办台湾抚垦大臣，此一要职使板桥林家的事业与官方开山抚“番”政策相配合，商业触角因此深入山野林地，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此外林维源还协助刘铭传推行新政，包括抚“番”、清赋、兴建台北城、建筑铁路等，成为台湾近代化的幕后功臣。[102]
林朝栋是一度担任福建水师、陆路提督之林文察的嫡长子。中法北台之役（1884—1885）时，林朝栋于基隆立功，晋升为道员。台湾建省后，获得巡抚刘铭传之重用。1886年出任开山抚“番”要职，随着抚垦规模的扩大，其地位日益重要。在中部山区的土地与樟脑等利益大幅扩张后，林朝栋与堂叔林文钦成立“林合”号，开发山地，开设脑灶、脑馆，伐木熬脑。林朝栋亦跻身新绅商之林。[103]
上述商人既是豪绅，也可称为官商。
2.买办的出现
开港后，台湾商人在与外商交易时，需要懂语言与贸易手腕的人作为中介者，买办一职由此而生。买办因为长期与外商接触，熟悉国际市场行情，因此常常初期受雇于外商，最后转为自己经营而致富，如北台李春生与南台陈福谦等人。李春生幼年贫寒，父李德生是船夫，约20岁时入和记洋行（Boyd & Co.），因聪明伶俐、勤勉好学，熟知英语与商务，深受器重。1864年来台担任淡水宝顺洋行买办。其最大贡献是协助托德劝农植茶，教以焙制之法，创出“台湾乌龙茶”（Formosa Oolong）品牌，扬名国际。所经营的事业，进口以煤油、布匹、洋货为主，出口以煤、樟脑、茶、米、糖为大宗，运销南洋、美国等地，获利丰硕，成为台湾数一数二的富豪。1885年，台湾建省，巡抚刘铭传于城外大稻埕新辟市集，李春生与富绅林维源合筑千秋、建昌二街，建西式楼房，使洋商聚居于此。1890年李春生出任台湾蚕桑局局长。因协助建设台北城之功，获授同知衔，赏戴花翎。[104]
南部陈福谦，凤山苓雅寮人，早年贫穷，曾在打狗港撑竹筏贴补家用。开港后，担任洋行买办，与李春生南北并称。1862—1863年，于旗后设立顺和行，买卖蔗糖，同时经营糖廍，采用前贷金预买的方式，贷款给蔗农，因此掌握打狗地区大半的蔗糖，主要销往日本。贸易项目包括糖、米、鸦片、布、盐、海产、杂货、棺材等，进行多元化的经营。旗下号称72郊行，委由各个家长（掌柜）负责，由来自盐埕的陈中和担任总家长。顺和行的贸易范围遍及香港、上海和日本、东南亚、西洋，19世纪中叶以买办起家的陈福谦，成为清末开港致富的新豪商。[105]
开港前台湾的贸易掌握在地主与郊商手中，开港后豪绅的大家族与新兴的买办阶层顺势而起，形成影响开港后台湾经济发展的两大推手，其致富方式较一般收租地主更为灵活与多元，财富累积也较为迅速，因此官商、豪绅、买办形成台湾新社会阶层。
三 割让前台湾文化的发展
科举文化的形成
清代沿明制举行文、武科举考试。1684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第一任台厦道周昌已提出立学校、设教官、定学额、开科取士的建议。但因是时经费困难，未能办理，直到1686年才规定每岁取进的文童生、廪膳生、增广生的数额，台湾府学各20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的学额分别是12、10、10名，而学政则由分巡台厦道担任（一度归巡台汉御史）。[106]所谓文童生即经府试后，取得生员身份的人，经科考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有定额，初时台湾文风未盛，因于1687年另编台字号取中1名，中间曾一度取消，到1729年才又恢复，1859年名额已增加到8名。[107]乡试中式称举人，举人可参加在北京的会试。台湾早期中举名额不多，又因远隔重洋，辍科的人不少，即使前往也多名落孙山。1738年巡台御史诺穆布等建议照乡试之例取中1名以为鼓励。清廷则认为，赴京应试的台湾举人到达10人后方才考虑。1823年郑用锡中进士，人称“开台进士”，实则在1757、1766年台湾已各考取一名进士。[108]会试后经殿试取中一甲、二甲、三甲进士，一甲仅3人，授翰林院修撰、编修官；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余进士需再经朝考授职，可任主事、中书、知州、知县。台湾进士的名次最好的是蔡廷兰，他考取二甲61名。[109]朝考成绩好、得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湖南澧州县知县）[110]的是彰化人曾维桢。除科考外，清朝还有五贡制，即每12年选拔一次的拔贡、每年一贡的岁贡、三年一选的优贡、恩贡（恩科那年的贡生）与加额录取的副贡。这五贡亦为正途出身，[111]可入仕途。武举与文举同，但并未另编字号，因此竞争更为激烈。
除科举为任官的正途外，尚有捐官一途，亦即以捐纳银数的多寡任官，经试用一年成绩优者即正式进入仕途，唯其缺分为中缺、简缺。
晚清台湾因士风日盛，拥有科名者增多。先就文进士的数额来看，1850年以前只有10人，1851年以后则有22人。再就举人的数目来看，1851—1894年有152人，虽比1850年前的187人少，但前者是40余年的数目，后者则长达一百多年。若再就武进士来观察，只有12名，都在1851年之前；就武举来观察，1851—1894年有66人，1851年以前则多达187人。由文武举人来比较可知武举并未如文举直线上升，而是越到后来人数越少，且少于文举人的数字。举例来说，1875—1894年文举人75人，而武举人只有30人。由上述分析可知在19世纪以前，清廷的力量尚不足以保障人民的安全，台湾豪强容易出头成为社会领袖，故武人参加科考取得功名者多，然随着文治型的士绅如文进士的增加，清中叶或者说开港后台湾已逐渐文治化。[112]
如上由文进士、举人等组成的科举社群，他们去任京官或到异地去当知县、知州的比例虽大约占五成，但大半任官不久即回乡担任山长、主讲，县学教授，直接投入地方的教育工作，提倡儒教，甚至捐置学田，提供士子赴考的经费，奖掖士人。此外他们还参加诗社，上与官宦、下与文人唱酬，又投入修方志的工作，如郑用锡进士纂《淡水厅志稿》，廪生卢尔德嘉独力完成《凤山县釆访册》；他们出版的诗集将台湾风土入诗，成为了解当代台湾社会文化最重要的资料，如丘逢甲进士的《岭云海日楼诗钞》。
科举社群带来的士风与清廷的积极治台，使台湾社会安定，因此创出美术、工艺、纺织等作品，也能在修志上取得成就。
文学上的发展
台湾文学发展始于明朝末年，1652年明儒太仆寺卿沈光文因台风漂到台湾，遂设帐授徒，乃被尊为“海东初祖”“台湾文献初祖”。其后清中叶以前著名之宦台或流寓文人如季麒光、刘家谋等人，一面通过儒学、县学、书院、义学进行汉文化的传播，一面编纂地方志。而对台湾文学创作影响较大者，则是其人有关台湾的书写，并借由文学交流与社群活动，促成台湾文学的活络与进展。台湾本土文人的崛起，多在乾嘉以后，当时闻名之本土文人有章甫、陈肇兴、黄佺、施琼芳、陈辉、黄敬、林占梅、陈维英、李望洋、蔡廷兰、郑用锡、郑用鉴等，不仅著作数量多，且各具特色。[113]
1.文人及其作品
咸同年间是台湾本土文人蔚起的重要阶段，随着开港通商后北部社会经济日益发达，诗坛亦逐渐由以南部为主转为以北部为主，到光绪时期臻于高峰，不仅文学作品倍增，更有诗文集传世。本土文人在咸同以后，更成为当地文坛领导人物，得以改变前期流寓文人为主的文坛生态环境，进而从文坛边缘位置向中心靠拢，最终获得掌控权。此一时期本土文人数量颇多，著作亦夥，重要者南部有施琼芳《石兰山馆遗稿》、施士洁《后苏龛诗文集》及许南英《窥园留草》；中部则有陈肇兴《陶村诗稿》，丘逢甲《柏庄诗草》，吴德功《瑞桃斋诗稿》上卷；北部如郑用锡《北郭园全集》，林占梅《潜园琴余草》，陈维英《偷闲录》《太古巢联集》；东部如李望洋《西行吟草》，林拱辰《林拱辰先生诗文集》。论其作品体类，则以诗歌为大宗，散文次之，骈文、赋体又其次；内容以咏怀诗言志居多，咏物、写景、记事居次，文字大率浅白平易。[114]
咸同以后宦游或流寓文人仍对台湾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光绪年间达于高峰，例如：王凯泰著有《台湾杂咏》32首和《续咏》12首；杨浚编纂《淡水厅志》，所著《冠悔堂诗文钞》有不少关于台湾的作品；吴子光著有诗文集《一肚皮集》，歌咏台湾风物、制度颇多。其余如刘铭传、唐景崧、俞明震、陈文、陈季同等人，亦以诗文闻名。[115]
2.诗社的发展
旧体诗是台湾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书写形式，诗社则是以文会友、诗酒吟唱的时尚之地，也是发展诗作最有力的组织。台湾之诗社，自1685年沈光文首创东吟社，到1895年割让台湾，其间可考者概有12社，大部分为19世纪中叶以后成立。1851—1861年，郑用锡成立竹社，参加者多为科场得意之人。同时，竹堑林占梅建潜园，结交名流雅士，成立梅社，参加者多为未成名之童生。1862年林占梅捐饷资助平戴潮春事件，集名人诗酒琴歌于潜园，乃与金门举人林豪、闽县林亦图等创潜园吟社，从之者40余人。然台湾文学发展最盛时期，当在光绪年间。1878年台南武馆街诸生许南英邀集同里人士创崇正社，为清代台南诗社之滥觞。1886年苑里蔡启运侨居新竹，乃将竹社与梅社合并成竹梅吟社，又搜集七绝四百余首，刊成《台湾击钵吟集》。1890年晋江蔡德辉设帐于彰化，集门人及地方人士创荔谱吟社。1891年许南英高中进士，创浪吟诗社于台南。1889年唐景崧创斐亭吟会于台南，1891年唐升布政使，移驻台北，又创牡丹诗社，乃台北最早的诗社，文友、僚属及台籍文士入社者达百余人，台湾诗社遂由以南部为重心转为以台北为重心。1894年安溪林景商随其父林鹤年在台北为茶商，心羡牡丹诗社之余，乃与三五知友仿效其例创海东吟社于台北。[116]
此外，晚清流寓或宦游人士，在诗社活动上，引进了“诗钟”与“击钵吟”。诗钟乃诗畸之别名，是中国南方的一种诗体，唐景崧对“诗畸”特别有心得，所创牡丹吟社之吟稿辑成《诗畸》八卷，反映台北人文荟萃，一片升平景象。击钵吟可以竹梅吟社为代表，乃受闽地热衷击钵而吟的影响，诗社遂以击钵为乐。[117]
方志的纂修
所谓方志，是针对一特定区域的事物，以分类记述的方式加以纂载的著作，而台湾之有方志，则始于1685年蒋毓英之《台湾府志》，1717年周钟瑄《诸罗县志》（总纂为陈梦林），至1760年余文仪续修的《台湾府志》，台湾方志纂修的发展不仅从“府志”一级向下扩展到“县志”，志书的体例、义法也日趋成熟，为之后有清一代在台湾编纂的方志所依循。[118]此外，多种方志也随着各级行政单位的增设和《福建通志》续修的需求问世，从清朝收台湾入版图到开放通商口岸前短短近两百年间，台湾方志的纂修已具体而微地反映出方志学具体的发展进程，经历了理论由简而深、数量由寡而多的几个阶段。[119]1860年开港通商后至清末，台湾地区编纂的志书除《淡水厅志》《澎湖厅志》《苗栗县志》《恒春县志》外，尚有《台湾通志》的纂修，虽然没有完成，但比诸其他各府、省的修志事业并不逊色，分述于下。
1.方志的编纂
（1）《淡水厅志》
淡水厅设于1723年，至道光中期才有郑用锡创修志稿，是为《淡水厅志稿》。1867年淡水同知严金清倡议再修，聘同安举人林豪总纂，以郑氏初稿为基础续加纂辑，称为《淡水续志稿》，重考、按方法，采用“正史体”，乃清代台湾方志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120]1870年淡水同知陈培桂根据郑、林二部志稿删修纂辑成书，次年10月《淡水厅志》终于问世。
（2）《澎湖厅志》
澎湖厅于1727年设置，先后有《澎湖志略》、《澎湖纪略》及《澎湖续编》刊行，1878年通判蔡麟祥聘林豪主持《澎湖厅志》的纂修，然同年11月蔡离任后，志书便没了下文。至1892年邵友濂任台湾巡抚后，倡修《台湾通志》，行文各属采访志料。时任澎湖通判的潘文凤再度聘请林豪总纂，补入1885年后的事迹。但当时的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似乎不认同林氏采用的编目体例，改派江苏举人薛绍元删修后刊行。[121]
（3）《苗栗县志》
1892年巡抚邵友濂等倡修《台湾通志》，苗栗县志由苗栗知县沈茂荫纂辑。因该县于1888年新辟，缺乏各种文献资料，采集不易，本书内容潦草，记事简略，评价不高。[122]因中日战争爆发，本书编纂完成后不及付梓，1950年方豪先生托学生抄录上海徐家汇天主堂抄本，1953年才由苗栗县文献委员会据此首次付印。
（4）《恒春县志》
同样是为纂辑《台湾通志》，由恒春知县陈文纬聘屠继善仿古图经因事立目予以纂辑，对1875年设县的恒春而言，体例简洁合宜，在保存资料方面，也有其贡献。1951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排印后，才普遍流通。
2.《台湾通志》纂修未成
晚清台湾方志学的最终成就，是《台湾通志》（以下简称通志）的编纂。1885年台湾建省，有鉴于修成年代最近的府志为1762年余文仪的续修《台湾府志》，历时已百余年之久，且因建省有编纂总括一“省”志书的必要，1892年台北知府陈文等具禀请修通志，并拟定《纂修通志设局事宜》六条附呈。[123]巡抚邵友濂批示开设福建台湾通志总局，聘请蒋师辙（后易为薛绍元）办理修志事宜，并通过总局向各厅县颁布《修志事宜》十四条，[124]其中包含采访册式，要求各分局分类采访，纂辑成册，上呈总局。然而总局开办一年后，各属缴交的采访册寥寥无几，几经行文催促、增发经费后，提交的稿本才逐渐增加。但据伊能嘉矩所考，直至1894年末，通志总局收到的采访册，除已刊行的《澎湖厅志》外，其他县志和采访册（表27-1），只有《苗栗县志》完稿而已。[125]这些采访册虽有纲目缺漏、内容简略等缺失，但在保存清代台湾地域性史料方面仍有相当的贡献。
通志总局收到各属送来的采访册后，便进行分科纂修，至1895年3月成稿十之六七。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至1895年3月，日本军队已占领澎湖，修志的工作实际上已然终止。随后清朝战败，台湾、澎湖被割让的消息使全台陷入骚乱，通志的部分稿本和各属所辑的采访册也跟着散佚。目前所能见的有《台东州采访册》（1960年4月）、《凤山县采访册》（1960年4月）、《云林县采访册》（1968年4月）。
《台湾通志》虽然仅存残缺的稿本，但它在清代台湾方志发展史上实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除了使方志的纂修从“府”向上延伸至“省”一级外，还首次建立起在各地设修志分局的制度。[126]可惜还未能进一步发展，就因中日战争爆发，清朝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被迫中断，清代台湾的方志纂修事业也到此为止。
台湾府/省可说是清朝辖下方志的修纂最为完备的地区，在1860年后仍有上述县志、采访册及通志之纂修、出版。将福建省首府福州辖境内各类志书的编修数量做比较即可得知，福州府辖下的各县，除长乐县在1869年修过县志外，迄1911年清朝灭亡都未修过方志。[127]
表27-1 1892—1894年台湾各地志书编纂状况
续表
美术、书法作品与风格
割让前的台湾的美术，以中国东南沿海闽、粤移民所带来的风格为主流，文化认同上也以闽粤文化为主体认同。[128]从徐小虎在《什么是台湾艺术史？》中的艺术风格分期来看，割让前台湾美术应属于第一期，即明末清初至日据时期（约1600—1895），和福建地区的艺术风格有所联系。关于此种风格，有些学者称之为“闽习”或“闽派”，相较于讲求含蓄、高雅之“正统”中国画风或文人画而言，“闽派”的风格活泼、奔放而不含蓄。[129]
1.书画发展概略
明清时期的台湾美术，根据萧琼瑞所指出的，其所呈现的面向主要有二：一为文人仕宦的书画创作；另一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美术，包含生活工艺及宗教美术。首先，在文人仕宦的书画创作上，按照创作者身份来看，又可分为来台任官的仕宦画家、流寓台湾的职业书画家，以及在台出生的书画家三类。其中较为人知的，文人仕宦者有郑成功、朱术桂、刘铭传、唐景崧等人，流寓画家有谢管樵、吕世宜、叶化成等人，本地书画家有林朝英、庄敬夫、林觉、谢彬等人。[130]以下就两位具代表性的画家和书家——寓居台湾之画家谢管樵和书法家、金石学家吕世宜来做一简介。
谢管樵（1811—1864），字颖苏，福建诏安人。幼承家学，少能绘事，又善技击兵法，以诗书画三绝著称，未能在科举扬名，后游踪多于闽、粤。约于1857年至1860年间旅居台湾，先后寓于台南林家宜秋山馆、板桥林家，并曾北游三貂岭，时与台北大龙峒文士往来，后又往新竹潜园为客。谢管樵能诗书画，其书法受颜真卿和米芾影响深，其寓居台南时为台南商家石鼎美所做的八十寿屏是楷书之一作；其绘画作品以水墨单色居多，也有设色作品传世，从其作品中可看到其与陈淳、徐渭及郑燮等人作品之风格有所联系，以画花、鸟、兰、竹为多。[131]谢管樵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在台南时有吴尚沾与其学画，在板桥林家时，林家子弟以师待之，是晚清寓台重要画家。即使在进入日据时期之后，从《台湾日日新报》中对谢管樵作品及展览的关心来看，其影响力也未因统治者的改变而减弱。
吕世宜（1784—1855），字西村，泉州同安人。道光年间举人，曾拜郭兰石为师。曾主漳州芝山书院及厦门玉屏书院，一度兼任台湾兵备道之周凯引荐其给板桥林家国华、国芳兄弟当西席，约道光末年渡台，至咸丰初年返乡归老，在台期间为林家挥毫楹联楣额，并协助搜集金石骨董，购得数万卷图书及千余种金石拓本，立下台湾金石学基础。其书学与古拙中带逸气的篆、隶金石书风，对于台湾清领末期和日据时期书坛和金石学产生重要影响，著作数种，见存者如《爱吾庐文钞》《爱吾庐题跋》《古今文字通释》。[132]
2.工艺美术概略
工艺美术分为生活工艺及宗教工艺两大类群。生活工艺的创作包含餐具、服饰、家具等；宗教工艺则包含建筑上的装饰画和雕刻、泥塑或陶塑、版印的经书与善书等。生活工艺和宗教工艺的品项、媒材较为繁杂宽广，功能取向也各自不同，但相较于前述的诗书画等较属于文化或上层社会的产物而言，此类更贴近台湾民众，更与各阶层的台湾人民之生活息息相关。
从餐具和家具两种工艺品项来看，它们在风格上的发展，也有从一开始来自原乡的风格、趣味，慢慢地发展出以台湾自有媒材、样式为主的大致倾向。在这种逐渐生根的移民风格中，台湾工艺美术中的餐具和家具逐渐发展出属于在地的性格。餐具的材质有陶瓷、木质、金属、石材等，其中较具台湾特色的材质，要属竹藤。台湾竹藤的产量丰富，俯拾即是，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汉人，都有大量利用竹藤为生活器具的情形，“谢篮”即是很有台湾特色的竹制餐具。它是由细竹片编织而成，用于装盛食物，而在婚嫁时，谢篮也有装盛贺礼的功能。家具的材质以木、竹为大宗，也有陶土烧制者。[133]
雕版书与版画
19世纪中叶以降台湾之雕版书和版画的发展状况，要从近代台湾的出版及印刷史中来了解，其中可以台南松云轩的出现作为一个分水岭。之前无论是雕版还是印刷，皆须仰赖大陆的技术或人力，之后转变为自行在台雕版及印刷。[134]由于雕版书与版画的媒介、人力和技术重叠性高，因此研究雕版书者也多涉猎版画。
1.外来的印刷技术
以印刷技术的演变而言，台湾在19世纪开港前之印刷技术是以闽南、广东地区移民所带来之木版水印技术为主。台南松云轩的印刷事业，即是以此种木版水印技术为基础。1883年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巴克礼牧师自英国引入了铜版印刷技术，他自英国输入印刷机及检字盘、铅字、油墨等零件，用来印刷教会公报，相较于木版，铜版更坚固耐用，同时也可兼顾印刷的质量。另外，在光绪年间传入上海之石版印刷技术也传入台湾。石版印刷技术由于画面和色彩的质量良好，同时又能大量印刷生产，速度快又便宜，因而很受欢迎。在平版印刷术盛行之前，铜版印刷和石版印刷在台湾的出现使得传统之木版水印技术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135]
关于台湾的雕版事业，目前所见汉人最早在台刊行的记录，应是1671年所刊刻印行的《永历大统历》，有三部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一部、牛津大学两部）。[136]现今留存的台湾清代印刷出版品反映出台湾绝大多数的出版品是在中国沿海的漳州、泉州、厦门、福州各地雕版后，才携回台湾印刷（或是宦游台湾之人，在离职后返回故乡，出版其作品），而在台湾自行雕版、印刷发行出版品，一直要到19世纪中叶左右台南松云轩创立。[137]19世纪中叶以前，各种方志的出版为官方雕版印刷的主要目的，民间的雕版印刷则以学堂所用经学文艺诸书、民间所需之经书与善书的出版为主。[138]清代官修之台湾方志众多，清领末期的例子如1871年陈培桂所修之《淡水厅志》和1895年薛绍元所修之《台湾通志》等，[139]而民间的印书，则如台中吕家雇中国大陆的雕工来台雕版、印刷的吴子光之《一肚皮集》成书、[140]1891年淡水周荣香印送之福州林玉铭刻坊所雕之《难产十八论》等。[141]
2.台南松云轩的印刷事业
清代台南松云轩位于今日台南市永福路陈氏家庙旁，1830—1862年曾出版过50多种图籍，是松云轩的全盛时期，当时的主持人为卢崇玉（字耀昆，福建泉州人）。
杨永智在其所整理之“台郡松云轩出版品一览表”中共记录了59种出版品，作品中最早有1830年的《玉历钞传警世》，其次1862年的《回生良诀》、1880年的《台湾舆图》、1894年的《澄怀园唱和集》等。[142]探究其出版原因，可发现卢崇玉在台雕印发行出版品，一来是为了将版藏大陆的佛典、善书或益世好书，直接在台制作，嘉惠台湾读者，并使之在台广为流传。尤有进者，这些在台发行的新刊本，卢崇玉还委托文人重新校勘后再行雕版，以期去芜存精，这使得台南松云轩的出版事业，在1830—1862年达到顶峰，在台湾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43]可惜松云轩于1945年3月毁于二次大战末期的美军轰炸中。
3.版画的发展
明清以来台湾版画的发展，依其功能来看，主要可分为三类：一为版印图书中的版画插图，一为吉祥版画，一为宗教版画。[144]版印图书中的插图可见于方志、经书、善书或医书，用以辅佐图书中文字的说明。台湾方志中所罗列的描绘各地风土人情的“八景”插图，可以说是版印图书中版画插图的代表，此种八景图的例子可见于1832年李廷璧所修之《彰化县志》、1852年陈淑均所修之《噶玛兰厅志》，以及1871年陈培桂所修之《淡水厅志》。[145]此类八景图的传统，与台湾文学、艺术史上的八景诗文或图像相呼应、链接。吉祥版画和宗教版画则和台湾民众的一般生活息息相关，吉祥版画的应用如门楣上所贴的挂签、门神图像等，宗教版画如观音像、八仙像、佛坛寺庙中所张贴的神祇图像等。吉祥版画和宗教版画的使用有一特色，就是其制作技术的保守性较强，即使到今日仍有以木版水印的方式制作的，是为在割让后逐渐以石版印刷取代的印刷技术中的异数。
时装与纺织
清代台湾社会文化中最引人关注的特点之一，就是奢靡的生活情状，其中又以在服装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146]台湾甫入清朝版图，即有文献描述台人即使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仍然要“衣服丽都”。[147]而且这种现象并不限于上层，连农民在从事农作时也会穿着轻柔的丝质衣服，牧役或仆人也都“衣迭绮罗”，村姑、贩妇等更是“妆盈珠翠”。[148]此外，这种讲究服装华丽的风气还有持续扩延的情形，最初出现在台湾府城，之后在诸罗县治也出现此种现象。[149]
1.有华丽也有朴实的穿着
台人追求华丽服装的风气至道光年间后持续发展。举例而言，漳州、泉州居民会“缠首”，即用布缠绕头部以防风。台人也会缠首，但不是用一般布料，而是使用丝织成的蓝黑色绉纱，而且要长到可环绕头部五六圈，才算美观。在款式方面，男性的上衣往往长过膝盖，衣襟是直式，称为“苏裾”；领子上圆下尖，称作“瓜子领”；裤子会露于衣衫之外，称作“龙摆尾”；袜子则是不系绑带，任其脱落而覆盖足面的“凤点头”。女性喜欢穿红色衣服，袖子宽到几乎二尺，并戴着银制的手钏与脚环。[150]
台人的服装也有其朴实的一面，由清代台湾的司法档案《淡新档案》可见一斑。例如财产侵夺案件中，呈控者会详列损失列表，其中服装项目，可以见到台人的穿着是白布衫、青布棉裘，外加乌布马褂。《内阁刑科题本》中有多处发生于台湾的命案记录，在部分案件的尸身检验报告中，也会清楚说明被害者的衣着。从中可以见到案件中的台人男性仅是穿着黑布衫配黑单裤，女性则是乌布衫与白布裤，呈现出相当简素的一面。[151]
2.云锦号进步的纺织技术
清代台人的服装既有华丽的一面，而此服装奢华的特质，对台地布品生产技术的提升有相当大的影响。台人所穿着的衣装布品，一向从大陆输入，台地在服装的相关产业上，唯有善于刺绣的女红值得一提。直到道光年间，由台人纺织生产的“番锦”才开始受到好评。此种番锦，原料丝自大陆输入，由台湾府城内一户拥有高级技术的店家织制，价格颇为昂贵，其质量甚至超越明清以来即享盛名的江苏织品。也因此有从大陆来台者，将番锦视为台湾的特产，携回大陆作为伴手礼。[152]
至咸丰、同治年间，台地的纺织技术出现进一步提升。台南有一间云锦号开始用机械纺织布料，质量优良。该商号的创办人原本是南京织造局的名手，由于洪秀全起事，江南大乱，于是避居来台，在台南创设云锦号。由于其制品质地柔韧，花样别出心裁，而且不易褪色，因此在台湾受到极大的欢迎，进而远近驰名。甚至连光绪帝的婚礼，也向云锦号订制数万元的丝锦绸缎制品，包括帷幔、佩巾、礼服、垫具等。宫廷收到成品后，“内庭大悦，以为江浙官局所织犹有逊色”。[153]云锦号的例子让我们见到原本由大陆传入台湾的技艺，在台发展后，由于受到台人的青睐而打响名号，进而声名远播，甚而获得朝廷的肯定。
3.西方布料、服装的出现与追求时尚之风
台湾开港后，开始有较大量的西方布料输入台湾。清末台湾的海关资料中即指出当时不少台人的衣料是来自西洋的棉布，如《淡新档案》记载中有“白西洋裤”“乌西洋裤”“西纱裙”或“西纱女衫”等的服装。[154]除了西方的服饰、布料外，中国大陆的布品也随着台湾商贸的热络而更大量地输入台湾。如此一来，原本对服装就有高需求量的台湾市场，至此获得更多样、更大量的供应管道，于是台人服装开始出现追求时尚的现象。衣服款式“以时而易”，衣服的长度有时长有时短，袖口宽度有时窄有时宽；女性对于衣服的质料与颜色的选取，“皆从时尚”。[155]由此观之，清代台人对于服饰从追求奢侈华丽转向追求时尚样款，可说是由对量的强调转变为对质的讲究。而这一股对于时尚服装的崇尚风气在进入日据时代后有更为热切、积极的发展。
为割台而书写的著作
清代关于台湾的记录文字，除了方志纂修类的官方史学以及来台游宦士人的记述文集外，还有由台湾本地文人自动创作、成书于清朝的作品。然而探其内容，可以说清代几乎没有台湾文人以台湾为主题而撰写的历史著作。[156]
描述割让前后实况的文字，如1896年思痛子的《台海思恸录》，1897年吴德功的《让台记》，序于1906年、1922年方在北京出版的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以及收录洪氏遗稿编纂而成的《寄鹤斋选集》。相对于地方志的官方色彩，以及汉诗的哀婉幽怨，这些文字则记载了更多台湾文人眼中的战争与割让，透露了更多台湾文人心中的挫败与愤慨，以及他们对相关人物的评论与看法，堪称台湾史上本地文人第一次有意识地留下的历史见证，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台海思恸录》记载了甲午战争的战事本末，分台防、台北、台湾（今台中）、台南、澎湖五篇，作者思痛子在自序中明言其出身台地的背景与书成后的心情：“盖生于台、长于台，身受台之创巨痛深、亲见台之同遭蹂躏而痛定思痛也。”[157]成书的目的则是如实留下记录，尤其是批评清朝在台官员的举止失措，对照人民如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简精华等“台产之勇敢有为者”的英勇反抗，直言人的表现——有无忠义之心，才是这场战役胜败的关键，望日后世人以台事为鉴。[158]
吴德功的《让台记》则从1895年4月14日中日和议画押始，直到9月27日日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卒台运柩回日为止，逐日记载这段时间发生之事，详述台湾民间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军奋战：“诸君虽不能捍卫桑梓，子弟化为沙虫，识者嘉其志，未尝不悲其遇，何敢以成败论人哉！”[159]
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和收录于《寄鹤斋选集》的专著《中东战纪》也是记叙割台抗日事。《中东战纪》里，洪弃生认为战败之因是清朝官员李鸿章一路畏战求和：“清师之败，李鸿章有三误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也。”[160]
而清朝的失策，却教台人独自承担战败的苦果，《瀛海偕亡记》下卷即记载日军烧杀掳掠、土匪蜂起为害之惨状乱象。故《瀛海偕亡记》自序中的破题一句，其口吻之烈、力道之强，泄尽将与清朝恩断义绝之愤：“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161]
被迫改朝换代的经历，不甘国破家亡的感受，大大撼动了台湾传统文人的世界，让他们有不吐不快的冲动，不能不记的使命感，也因此凝聚形塑了粗浅的“台湾”“台人”“台事”意识，从中滋长出属于台湾历史的独特枝叶，“割台”确是吾人在研究台湾文学和史学发展时不能忽视的重要关键。
台湾自1860年开港后外患相寻，政治经济局面发生很大的变化。由经济方面来看，清廷治台最后这70年是台湾变迁最大的时期。在贸易品方面，除原来的米糖外，新增了茶与樟脑，进行贸易者除了原来的郊商，还有洋商。郊商利用帆船将小口、正口的货品运到基隆等大港口，再由洋商销到国外，使台湾外销市场除了原来的中国大陆外，扩大到海外，台湾的经济因而更为繁荣。然而英商大量输入鸦片，一作为交换茶、糖、樟脑之用；一作为替代性工资，大赚其黑心钱。台湾矿产不多，开港后虽有挖煤、淘金、利用石油的情况，但不具重要性。这期间也做了一些基础建设，如在官民合作下开筑水圳、疏浚基隆港，还开辟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通往后山之路；铁路由基隆筑到新竹，这是清廷所开筑的第一条铁路。
在社会变迁方面，由于茶、樟脑产地在中北部，台湾巡抚又常川驻节台北，因此造成政治中心北移，割让前台湾的省会已由今台中市迁到台北。由于经济力的提升和人口增加，市镇逐渐兴起，而茶、樟脑等山区作物的采收、制造、加工、出口都需要大量的人口，从而制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开发了沿山地带，增加了人口扶养力。人们也因为经济力获得改善，有能力追求更时尚的服装分更好的饮食。由于清廷在台推行洋务运动、开山抚“番”、官绅合作，豪绅、买办兴起，至于底层所谓下九流的人民，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速度非常慢。此时期台湾的社会亦面临基督教的传入，先是民教纠纷，继而形成教案，但基督教也带来先进的医疗、教育，并以白话字刊行台湾第一份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
在文化上，1858年起台湾的文解额由原来的5名（4闽、1粤）增加为7名，翌年又得永久广额1名，共为8名。由于解额增多，进士名额自1868年后至1895年共有22名，比起这之前的10名，足足增加一倍多。这一由生员、举人、进士所形成的士绅阶层，积极从事文教工作，担任书院山长、修纂方志、捐助赴乡会试者盘缠、协修文庙等，使台湾文风日盛，成为文治型的较稳定社会。晚清台湾文人的私人著作渐丰，以诗文集为多。台湾的诗社也不断成立，对击钵吟也十分热衷。在美术方面有漳人谢管樵的画作，本地画家则有庄敬夫等人，此外泉人吕世宜为台湾立下金石学的基础，而当时的工艺特色则是竹藤制餐具。在出版上，除官方外，私人雕板刻书以台南松云轩最为有名，除了出版善书，也出版过地图。至于1883年巴克礼牧师引进铜版印刷，丰富了台湾的出版业。在方志上，出版过《淡水厅志》《澎湖厅志》，1892年起开始修通志，虽因台湾割让而未完成，但也有三种采访册留下。1895年台湾被割让已成定局，当时的文人为了见证这段悲惨的历史，也为了发抒对清廷割让的不满，更为了记下徐骧等人为抗日而牺牲的典范，发奋著书。
总之，晚清的台湾在经济水平上有所提升，李鸿章曾说“台湾富厚内地十倍”，即此之谓。台湾在开港后，其经建、文化都有傲人的成绩出现，比起沿海各大省，丝毫不逊色。
* * *
[1] 本章由许雪姬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