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晚清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一 开港后台湾的经济变迁
二 晚清台湾的社会变迁
三 割让前台湾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序一
王建朗
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近代。我们常说的中国近代，起于1840年，迄于1949年，几近110年的时间，在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然而这百年之变，却是前所未有之巨大，它改变中国发展进程，调整中国发展方向，影响既深且巨，其波澜之余浪及今仍未平息。
如此波澜迭起的近代史，演绎出不同的解读，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大陆学者的笔下，也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近代史。悲情与豪情、苦闷彷徨与探索争辩以不同的方式流淌于研究者的笔端，海峡两岸的史家对于近代史认知的差距则更曾有天壤之别。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距离是观察者保持客观的重要前提）与时代的进步，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密切，两岸对于近代史的认识在不断接近。在高频率的交流中，了解、借鉴与吸收彼岸的学术成果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必备前提，两岸学术交流与交融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学术自由行”早已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常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考虑由两岸学者共同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全面展示两岸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思考和成果。我们的设想获得了两岸学者的积极响应。《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采取专题架构，约请活跃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卓有研究的学者各自承担其专长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了该书的组织工作。值此《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付梓之际，略陈陋见一二，以为序。
一
经历了“康乾盛世”后的中国是在一种漫不经心中进入近代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起初并不像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异族武装大规模入侵中原那样急迫。在统治者看来，似乎无非是利益之争、贸易之争，进而有些“边衅”而已。然而，在国门被不情愿地打开再打开之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近代中国所闯入的外来者具有两重性：其一，它是入侵者，它对中国权益的不断侵犯和夺取，使中国失去了诸多主权，失去了独立与平等地位；其二，它是较农业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传入者。历史上，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中原文明曾经多次同化了征服者。而此次，面对着更高发展阶段的文明，中国社会丧失了数千年来未曾丧失的文化优越感，面临着如何向入侵者学习的问题。
简单说来，近代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行走的历程，向外部世界学习则是后进国家的必经之路；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在原有的地区性国际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近代以来逐渐沦落为一个失去诸多主权的弱国，中国要努力恢复平等地位，这一过程并非每个国家所必经。这两件事中，原应以第一件事为根本，为要务。但在近代中国（也不限于中国，若干后进国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这两件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件事成为第一件事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好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无从做好。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努力去做第二件事竟成为历史发展主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平等被置于比争取社会发展更为优先的地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屡战屡败使清政府意识到了中外军力的差距。江宁条约及其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经历了入主中原以来未曾有过的屈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危机，主张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这样的呼声并未撼动社会，撼动中枢。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除了在几个口岸增设了租界，增加了一些经商的洋人和布道的传教士外，中国社会并没有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危机，也没有产生只有在危机之下才能出现的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强烈诉求。中国社会基本上仍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节奏缓慢地发展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猛烈一击。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因其战场偏于南方，且毕竟朝廷未以全力与之死拼，其结果尚不足以警醒国人的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然而却无法抵御只有2.5万人的英法远征军，这一事实迫使国人无法继续闭眼沉浸于往日的辉煌。承认技不如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不只是少数人的认识。
在这前后，中国社会内部正经历着一场狂风暴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在它谢幕式的演出中，再一次展现了农民战争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使一个已近末世的封建王朝的弱点充分地暴露出来。与旧时农民战争稍有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对西方宗教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改造，构建了自己的造反理论，并明确地宣布与传统文化体系为敌。太平天国甚至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政新编》，尽管这个政纲看起来与太平天国体系格格不入，也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说并无实施的可能），但它的提出终究显示出西风已经吹进了东方大国的不同角落。《资政新编》的超前性使同时代的士大夫阵营相形见绌，甚至令人纳闷，如此政纲何以能在此时的造反阵营出现？观察太平天国两大未能实现的政纲《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或许不必过于在意它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操作性。它的出现，犹如长夜中的一星火花，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现代的追求。遗憾的是，太平天国虽有火花闪现，但其实质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并无太大不同，依然循着旧日农民战争的轨迹走向了败亡。
内忧外患之中，清政府终于走上了改革之路。这场改革运动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正是那些在平定造反的战场上建立了战功的将领。一方面，他们在战场上深切地体验到现代武器的威力，发展近代工业是他们的合理选择与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战功也为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尽管不断面临着质疑与反对，但在这些务实且握有实权者的推动下，洋务运动还是拉开了帷幕，并一步步向前推进。
洋务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强”到“求富”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兴办急用的军事工业到注意发展民用工业，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诚如李鸿章所说，“必先富而后能强”。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晚清似乎出现了重新振奋的新气象。社会的相对稳定、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升、新式海军的建成等，给当政者及相当一批人造成“中兴”之感，“同光中兴”之说应时而生。殊不知，危机正悄悄逼近。
洋务运动将自己的范围限定于“洋务”，而远离“洋制”。“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则，体用之分的意识十分清晰：用可学取西洋技艺，体必坚持祖宗之制。几乎洋务运动一开始，中体西用论便已出现，可说是利弊兼存。在早期阶段，它是主张学习西方者的理论武器，为突破顽固派的反对，开展洋务运动提供了理由。当京师同文馆拟开设天文、算学馆并聘洋人教习西方科学时，便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将引进西方科学上升到“用夷变夏”的高度，中体西用说则提供了可以抵御顽固派攻击的另一种解说。另一方面，中体西用说也为洋务运动的演进与深化设立了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这种局限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与中国同受西方压迫的日本，以断然之心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进行了比中国更为坚决更为广泛的改革，成效大显，很快就走到了中国这个昔日老师的前头。不幸的是，决心“脱亚入欧”的日本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并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是它在东亚扩张不可绕过的障碍，只有打垮中国，才能成就其扩张之梦。当中国仍沉浸在中兴的虚假景象中时，日本已经开始了打垮中国的谋划。甲午一战，戳破了中兴的虚幻，国人痛定思痛，重新审视体用之说。
其实，在办理洋务过程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弊端。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1884年去世前留下的《遗折》中，言生前所不敢言，指出：“（西人）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
甲午战争被视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甲午战败后，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仅仅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洋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四起。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应试举人，怀着历史传承的使命感，发出了变法的呼声。千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史称“公车上书”，构成了戊戌变法的前奏。变法呼吁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响应，新式报刊、新式学堂、新式社团广为宣扬，一时蔚为风气，并终获朝廷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公车上书”及随后开展的变法宣传，冲破了传统社会对“士人干政”的禁令，开了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家事务的先河，20世纪绵延不绝且威力巨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由此而发端。这一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也为其他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示范。由此，对国家事务的议论走出了庙堂。
戊戌变法的实质是痛下决心以西人之法来取代祖宗之法。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呈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且毫不讳言变法若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不幸，戊戌变法因诸种因素而未成功。主事者或流亡海外，或血溅闹市，光绪皇帝失去权力，处于软禁状态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有所开放的社会出现了倒退，守旧与排外的思潮进一步发展。终于，在世纪之交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就民众而言，这虽说是一场自发的朴素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就朝廷和官府而言，却是一种愚蠢的无知的倒退行为。盲目的排外主义被纵容和鼓动起来，清政府同时对若干个世界一流国家宣战，将国家陷于劫难之中。战争的胜负毫无悬念，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除了接受有损国家主权的道歉、惩凶、驻军等条件外，仅是赔款一项，中国便要支付4.5亿两的白银。
经历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再起。清末新政拉开了大幕。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它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便显示了清廷的这一意图。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主将掌握颁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1911年5月，责任内阁建立。在清政府公布的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4人，这一责任内阁被时人讥称为“皇族内阁”。其内阁名单的出台，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失去信心。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朝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通例，要求另选贤能，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但遭清廷申斥。
清政府如此拒绝改革，终于使立宪派抛弃幻想，走向清廷的对立面，而成为革命派的同路人。曾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的梁启超精辟地指出，是清廷制造了革命党，“伪改革者，革命之媒”，“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晚清的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与清廷的拒绝改革，使社会对革命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不解与反对转化为同情与期待。孙中山回忆说，当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但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则多为其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清末十年，围绕着中国应走革命还是改良的道路，革命派和改良派争论激烈，甚至彼此恶语相向。这一争论影响深远，以至百年之后革命与改良优劣之争依然余波不断。后来人可以而且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那一段历史，厘清革命与改良的纠结。至少，下列两点意见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两者都主张扩大民权，但一个要限制君权，一个要彻底取消君权。应该看到，尽管革命派与立宪派争吵不断，但在全局上却存在互动互利关系。两者之间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
其二，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愿望。对于社会的转型，一般而言，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以改良为首要选择、避免公开的暴力对抗应为常情。可以说，改良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暴力革命则是非常态。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是不依据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发展状态。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由于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再到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短短的四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
二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还不多见的共和政体，中国成为亚洲唯一的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法之后第三个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大国。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又无论这一革命本身具有怎样的不成熟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辛亥革命都是一件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屡见不鲜，短或数年、数十年，长或数百年，然周而复始，无非是王朝易姓而已。辛亥革命所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王朝时代。
辛亥革命后六年间，两次帝制复辟来去匆匆，一方面显示了专制思想的顽固性，一方面也告诉人们，封建帝制确实被扫进了垃圾堆，民主取代君主，成为社会不可挑战的共识。此前数十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提倡无君无父的民主，简直是大逆不道。即使在十余年前，在先进的中国人中，能否实施民主也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的变化竟是如此之迅速。
共和制度并不是一帖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民国初建，并未立时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带来繁荣，甚而接引了一个持续的政治动荡时期，但它开辟了在专制制度下难以出现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则是无可置疑的。从思想到制度的大解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研究表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并非像以前所描述的那样黑暗和低效。尽管这一时期呈现出转型期的动荡不安，但还是出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期思想与学术的百家争鸣，则更是常常为后世所称道。
辛亥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宫廷政治”向“议会政治”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未能成功。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持续动荡后，人们对议会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寻求更具效率的政治体制。于是，一个融合了传统因素与现代政治观念、融合了中国因素与外国范例的政治方式产生了。1920年代，一种新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党政治”出现了，由“议会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向由此而发生。接受了苏俄理念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党并不是作为一个选举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这种政党一出现，便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整合能量，开始主导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到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短短数年间，新型政党显示了它强大的作战力。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有信仰有主义的政党，它在动员社会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凡能力。中国由此而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国或政党革命的道路，政党（或作为政党领袖的个人）在国家事务中成为中心角色。
人们常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民众之所以能接受马列主义，接受苏俄道路，不只在于苏俄政权的示范，还在于西方列强的冷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主动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在中国取得的若干特权，三次对华宣言展示了苏俄外交的公开性与正义性，获得中国社会的欢呼。人们认为苏俄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应该走苏俄的道路。与英美法冷漠对待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相比，苏俄主动放弃不平等特权的宣言表现出了他们同情弱小民族的姿态，对比十分强烈。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孙中山在求助于英美援助而不可得时，把目光转移到苏俄身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走向。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也经历着一场变革。民国的建立，并未能即刻缓解中国外交的困境，并继续延续着晚清外交的某些惯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列强在欧洲作战的机会在东方采取行动，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中国胶东半岛，在此基础上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北京政府不得不签署了一系列“民四条约”。这是进入民国后所订立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给了中国外交一个缓慢抬头的机会，这个机会之源便是中国的参战。对于参战与否，中国内部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之类的闹剧。最终，北京政府决定对德宣战。通过宣战，中国废除了与德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德国在华治外法权，德国在华军队也被解除武装。宣战还使中国获得了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宣布参战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向主动参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义重大。
对战后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怀有较高期待。中国不仅要求收回德国的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还要求废除中国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废除列强在华享有的若干不平等特权。但和会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就连收回德国租借地这样的基本要求也未被和会所接受。巴黎和会的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轩然大波，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大声说“不”的举动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它摆脱了以往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规律。在此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再次提出废除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虽未能如中国所愿，但它触发了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对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5年，北京政府发起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修约活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召开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这样的多边会议，一是与单个国家展开双边交涉。关税会议初步达成协议，列强同意中国在1929年实现关税自主，中国政府承诺取消厘金制度。但关税会议进行之时，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会议遂不了了之。法权会议则未有进展。会议对中国司法状况进行了调查，认为中国的司法状况不如人意，须待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比较完善时方可讨论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条约到期国家发出照会，要求订立平等新约。在修约谈判中，面对抵制与拖延，北京政府曾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比利时、西班牙的条约。中国敢于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
当北京政府致力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等条约之时，南方的革命政府已经走得更远。孙中山改行联俄外交后，确立了反帝外交政策。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于1926年发起了北伐战争。北京政府此时开展的修约外交在南方政府看来远远不够。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不应该谈判修订而应该直接宣告废除，应断然实行“革命外交”。南方政府提出了两大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采取了比北方政府激进的外交方针。以群众运动为前导，以北伐军部队为后盾，汉口、九江的英租界通过街头冲突、中国军警开进、谈判解决的三部曲而收回。在镇江，英国在北伐军到来之时主动提出交还镇江英租界。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行之时，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发生分裂。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国民党发起“清党”运动，将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共产党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从城市到乡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促使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攸关民族存亡的危机面前，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别承担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尽管抗战期间国共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很严重的军事冲突，但国共合作大局仍得以维持，这为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提供了基本保证。
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抗战前期，中国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促使德国保持了一段时期的中立，从而继续获得德国的军事物资，促使苏联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对华援助，促使战争初期保持中立的英美逐步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两度派出远征部队入缅作战，最终解放了缅北大片地区。中国积极支持邻国的抗日活动，成为朝鲜和越南抗日力量的庇护所和大本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积极参与战时问题的讨论和战后秩序的设计，为创立联合国和建立公平合理的战后秩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日战争不只是一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还是一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战争。经此一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中国不仅废除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还担任了新成立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成为对国际事务享有重要发言权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长久徘徊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抗日战争使中国重返中心舞台。这样的巨大变化，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在战争爆发前也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内政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政治格局在战争中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全面抵抗战争，迫使国民党实际上开放党禁，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各民主政团也得以开展活动。抗战中发生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尤其是第二次运动，浪卷朝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城市，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工商阶层，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各界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到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崩塌，继续实施专制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于是，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的民主协商制度时，社会充满着期待。抗战已经为此后的政局变化做好了思想观念和舆论上的准备。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大门，这扇大门一旦打开，国民党已无力再行关闭。
在抗战前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有极大改进，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中国也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然而，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中国，它更多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面，对国民党日益失望。对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美国持一定程度的同情、肯定与支持态度，并一再敦促国民党政府做出响应。史迪威事件是中美矛盾发展的集中体现，一位上将级将领被盟国“驱逐”，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缓和矛盾，美国做了妥协和退让，召回了史迪威。然而，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这对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的坚定程度，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
战后，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命来华，试图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尽管马歇尔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他最终仍无功而返，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为了对抗苏联，阻止中国共产党获胜，美国选择支持国民党。然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国民党难挽颓势，最终在国共较量中败下阵来。
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貌似仍占有巨大的优势，何以战后短短的三四年中国共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夺取全国性胜利？人们对此有着不同角度的探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不可忽略：民心所向。当成千上万的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组成了浩荡的支前大军时，当成千上万的失去了希望的市民为温饱为自由而走上街头时，民心的指向已十分清晰。人心思变，人们向往着一个新制度的到来。
三
近代中国的巨变是在世界巨变中发生的。19世纪，西方列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向世界扩张，向东方扩张。这是一个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被视为极为正常的规则，在列强的扩张浪潮中，古老而落后了的中国不幸成为其侵食对象，国家主权纷纷流失，国家地位一落千丈。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难的抗争，力图恢复失去的国家主权，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这一抗争绵延百年，最终，在一次国际秩序的大变动中，中国抓住了机会，恢复了平等地位，并获得新的大国地位。
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直是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列强是入侵者，又是先进文明的传入者，排拒还是学习，一直是中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屈辱的经历，使包藏亡我之祸心的异族形象长久地存在于数代中国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在与入侵者的斗争中，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中，中国改造了自己，走上了一条既与自己的过去不同又与外国有别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曾有学者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来概括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或许是我们从近代历史中获得的极为重要的教益。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同事汪朝光先生承担了本书的各种事务性工作，我虽列名为主编之一，但贡献甚少，在此谨向汪朝光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徐思彦女士为本书的编审和出版工作付出巨大努力，使本书得以高质量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一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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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嗣焜编《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8，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第22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559页。
序二
黄克武
这本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规划，并由大陆、台湾、香港学者撰稿，历经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书采取专题研究方式，类似西方的剑桥史之体例，大体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分章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全书共57章，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些课题的归纳与总结，约略统计，其中大陆学者撰写34章、台湾学者撰写21章、香港学者撰写2章，为中文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现。读者阅读此书，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学界最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变迁的重要观点。
在时间断限上，本书从鸦片战争开始，描述了洋务与变法运动、立宪运动、清朝的覆灭、民国的肇建，乃至其后内忧外患之纷扰、国际关系之演变、内政外交之调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国共两党之发展，下至20世纪中叶而止。大致上包括了晚清史与1949年之前的民国史，也同时讨论了清季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至光复初期台湾人的“祖国经验”。结构上本书分为晚清卷与民国卷，每一卷又有上册与下册。上册依时序与事件勾勒历史发展之主轴，下册则包含了政治、社会、财政、经济、外交、宗教、生活世界与文化思想等诸多面向，因而同时包含了历史变迁与社会结构的两个面向。
此书名为“新”编中国近代史，主要希望能突破过去之窠臼，在历史论述上展现出新的特质。近年来因新史料之出现（如档案、报刊资料、日记与回忆录等）、新研究之进展、两岸的学术互动，以及对“研究典范”之反省，过去的不少成说都得以修正或重评。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的历史论述，各章均避免“以论代史”、“论在史先”，而能依据新的史料、以关键性的细节，平实地、客观地描述中国近代曲折、复杂之历程，其间既有革命历程之艰辛曲折，也有现代转型的逐渐开展。历史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演进过程，而是千回百转、多重面向的发展；历史中有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对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败寇之叙事。历史视野的开阔，造就了历史论述的变化。
历史未必是截然两分的。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形塑之中曾被赋予历史的正当性与崇高感，然其反对者或对立面如“改良”者，在历史中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意义。19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大陆学界开始重新评估中国近代史的各样问题和主题，“革命”与“改良”都被给予历史的合理定位，两者各有其成就与限制，也据此重新思索改良派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杜亚泉、张謇等提出之“调适的智慧”，史家的史观逐渐走向多元化。
首先在晚清史部分，过去的主流论述是以革命党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此一观点环绕着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与革命党的革命事业，如何历经多次起义惨遭挫败最终在武昌起义后得到成功。这种论述强调革命党人之角色，忽略了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尤其是湖南与江浙革命志士之地位，以及改革派（开明士绅）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更将清廷视为颟顸无能、一无是处的统治者。
新的历史视野并不忽略革命之重要，而是将革命置于长期多元发展、曲折角力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国人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走向近代，具体呈现出除了革命之外当时还有哪些选择，以及为何最后革命成为唯一的选择。本书所描述的辛亥革命不再是单一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军事行动与族群斗争，也不再争辩此一革命乃“资产阶级革命”或“全民革命”的问题，而是将之视为长期酝酿的思想动员、社会动员的结果。其中道咸以来如魏源、徐继畬等趋新士人与马礼逊、傅兰雅等欧美传教士对西方地理、历史、思想、政体之引介，新学书刊之翻译，立宪派报刊对思想启蒙、国家想象与政治改革之提倡，乃至清廷的改革措施如科举废除、新政等所造成的结构性的影响等，这些因素与革命派的努力相交错，使人们敢于构思一个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新体制，而“践行政治民主化”。由此观之，各种因素有如积涓滴而成之洪流，方导致革命之成功。同时清廷也不再全是革命宣传中的“颟顸”、“腐败”与“缺乏改革诚意”之形象，而是努力肆应、积极变革，却因“小政府”的格局与心态，在新政期间企图有大作为而触发“结构性”的困境，在缺乏体制变革与伦理更新之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本书对于清廷与立宪派的研究与重新评估，与过去对两者所做完全负面的道德判断显然有别。
本书的主体结构虽分为晚清与1949年前的民国两个部分，然多位学者均意识到两者非断为两截，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无论是从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还是从张灏提出的“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期”的观点来探究思想与社会的变迁，都强调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关系，以及新因素与旧根底如何交融互释，从而开创出一番新的局面。从晚清到民国思想界的趋新或守旧、行动界的保守或进取，都要利用新式报刊、学校、结社等来做宣传。
以民族意识来说，中国传统主张华夏夷狄之辨的“族类思想”（亦即《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同时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之元素，成为革命党“黄帝”形象与康有为“孔子”形象之根基。前者发展成革命党以汉族为中心种族革命之象征符号，以此推动反满大业；后者则凝聚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团结诸民族以成一大“国民国家”的理想，以此融合满汉。辛亥革命最后以高举种族革命之大旗获得国人认同而竟其功，然而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立即一改种族革命之初心，宣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复又制定约法、召开国会，此一做法大体上仍承袭梁启超等人“政治民族主义”的未竟之业。民族主义从建立单一的汉人政权向建立以五族共和为主体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过民族问题在民国初年以后的内外环境中未得完全妥善的解决，其后各种争端继续出现，如何既尊重多元又能维系一体，以抟成“共和”，成为新的问题与挑战。
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追求“民族国家”之建立，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传统中国的族类观念虽提供了民族思想之基础，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出现却主要依赖从古代以朝贡制度为主之天下秩序转移到以国际公法、世界格局为主之国家体制。亦即“天下观之破灭”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改变”，国人逐渐建立起“反帝救亡”、“捍卫主权”的现代国家观念，并以契约、参与等民主思想与选举机制改造传统君臣尊卑观念，重构国家与国民之关系。辛亥革命所促成“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即体现了此一现代民族国家之追求。此一转变极为复杂，有思想文化的面向，政治外交的面向，亦有财政金融的面向。革命爆发后，经由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南北议和，促成和平的政权转移，其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主政，为解决共和肇建之困局，在唐绍仪、熊希龄和周学熙等人的主持下，进行与国际银行团协商筹借外债工作。此次所谓“第一次善后大借款”，解决了推翻清朝之后共和国的国际外交承认问题，也为北京政府处理后续对外赔偿及整编内政提供了理财基础。此后以革命方式建立之民国，在“政府”与“国家”两方面建立起从清朝至民国之继承关系，才能逐渐站稳脚跟。不过借款过程中列强的强势作为则埋下五四以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对内而言，民族主义则影响到此后不同政治势力之消长，“谁最有能力调动最大多数社会力量，谁就更容易统一中国；谁能有效地统一中国，成就民族独立，谁往往也就最容易受到历史的青睐”。
在经济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清与民国的连续性。晚清以来虽在农、商、工业等方面有所进展，然因幅员广大，人口与区域发展之不均衡（19世纪初年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1/3左右的地方，约90%农村人口而10%为城市人口），形成“双元经济”。其后，由于革命动荡、内战不断，中国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使双元经济的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到了抗战时期，全国精华地区的沦陷，使政府更难负荷战时的财政负担，虽赖国际援助而苏困，但战时及战后通货膨胀亦随之爆发。双元经济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究竟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提高生产，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宏观调控并解决分配，也成为反复思虑的核心关怀。
在民国史方面本书也和晚清史一样，避免过去单一的论述模式和叙事路径。首先是对北洋时期的重新评估，这是最近十多年来史学界提出的新观点。书中有几章讨论北洋政府时期，或谈内政中的乱与治，或谈外交。这几章都改变了过去将北洋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其间外患频仍，内乱不断，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刻板印象。在内政方面，北洋时期虽有乱，亦有治，其中尤其体现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在“自治”和“联治”的冲击下，统一的中央政权受到冲击。然而这种冲击，却又为政治家在另外的政治框架内寻求国家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北洋政府是被“联治”运动及其内部之分裂所打倒的。因此“联省自治”的“分”反倒成为国民党走向新的统一的促成因素。北洋时期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也包括司法方面的改革。近年来有关北洋时期直隶、江苏、浙江等地方的研究显示，各地分权制衡体制之设立、司法独立之追求，如法官、法院制度之建立等，跨出司法近代化的一步。这些现象显示北洋之乱虽毋庸置疑，然北洋之治也是客观存在的。北洋时期在外交方面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不但外交官具有专业素质，其“修约外交”尤具正面之贡献，与广州政府“废约”的努力同样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是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修约”与“废约”都是达成此一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废约”则走政治路线，诉诸革命及民意摆脱旧约束缚，两者相辅相成。总之，北洋政府利用外交和国际法的合法手段，力图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应予肯定。
民国史之中国共发展与抗战等议题一直难以避免各种偏见，两岸各自主导一类型之论述。本书则主要依赖史实做深度的描写、分析与比较。其中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台湾学者负责，少数由大陆学者撰写，共产党史部分则由大陆学者操刀，其观点相互补足，而拼成一个较为公允而完整之历史图像。这样的合作方式与近年来两岸学者组成研究团队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也相符合。虽双方学者均依史料来撰述，然台湾学者更能呈现蒋的成功之处，大陆学者则更能客观分析蒋的派系属性，发掘蒋的个性与统治缺失之处，因而相互补足各自可能有的局限。
抗战史方面也是如此，大陆学者肯定蒋介石在对日抗战中的贡献，坚持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并取得最终之胜利，收回台湾、澎湖与南海诸岛，恢复了中国之版图。台湾学者也同意中共“提倡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在敌后游击战中牵制大量日军的成就。这样一来抗战的成功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共同之成就，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众与海外各地中国侨胞也不缺席。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战后中国能跃居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各国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