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近代中西碰撞过程中的首次国际战争，是陷中国社会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战争，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性质较前有了很大改变，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由此区划，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近代。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 战争的酝酿：茶叶、白银、鸦片
1840年4月4日，英国政府将对华战争议案提交国会，遭反对党质询，9日下午，在辩论无果的情况下就反战质询案表决，赞成262人，反对271人。“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决”。[2]一个相当微弱的多数，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世界上人口最众国家的战争动议得到通过。
从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谈起
1841年12月，战事正酣，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当斯（J. Q. Adams）发表演说：“一般的看法都以为争执不过是为了英国商人输入几箱鸦片，中国政府因其违法输入而予以查抄，但是我却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这只不过是争端中的一个偶然事故，而并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磕头！”[3]此言何来？指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英国使团的来华经历。当时清朝没有近代外交理念，只有宗藩观念。马氏抵华后，清廷一如既往地视为“贡使”，朝见中国皇帝依例当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抗不遵从，认定他只向上帝和女性下跪，清帝不属此列。经反复磋商，清廷同意屈一膝以为礼，并拒绝马氏提出的交涉要求。1816年，英王侍从官阿美士德（W.P.Amherst）率使团再度来华，因拒绝叩首，连嘉庆帝都未见到就被遣送回国。这个使团只是为囚禁在圣赫勒那岛上的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提供了一点借中国人来发泄其刻意嘲弄英国人的材料。亚当斯的解释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无法构建平等的国家关系，只有诉诸战争。
因此之故，西方学界十分流行“文化价值冲突论”，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主要是文化观念不一，古代中国人不以磕头为耻，但西人难以接受。看法有些道理，却不全面，可以说没有把握战争最主要的根源。鸦片战争的发生是综合因素所致，但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文化因素，而是经济原因，在于茶叶、白银、鸦片等。
“古”丝绸与“新”茶叶
古代中外贸易，以丝绸为开端，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印度、波斯，渐至欧洲。“丝绸之路”也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的代名词。但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从而结束长达两千余年丝绸在中外贸易中的霸主地位。茶在中国的培植饮用可溯商代以前，但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人所知，与同为中国远古产品的丝绸相比，何其“新”也！
茶叶在外贸中地位的崛起突然而急速。1550年，欧洲人第一次听说“茶”，知道有这种奇妙物品的存在。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Ramusio）将“茶”的字眼载入其著，茶形诸欧洲文字。1606年荷兰人从万丹将第一箱茶叶运抵阿姆斯特丹，茶首抵欧洲。1635年，这种新饮料在法国露面。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红茶转运英国，茶叶登陆英伦。1662年，英王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Catherine），茶饮带入宫廷，凯瑟琳被称“饮茶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失时机地迎合王室嗜好，1664年，公司购2磅2盎司茶叶“作为一种珍奇的礼品”赠送英王，据称“香味隽永作用柔和”，“每磅获奖五十先令”。[4]茶叶最初在欧洲还另有功能，就是被当作药物，甚至“被释义为救命之物”。[5]1667年，伦敦街头广告：茶能“舒筋活血……治疗头痛、眩晕忧伤，消除脾胃不适”。[6]经销茶叶已具有看得见的商业价值。1668年，东印度公司抢先在政府注册，获运茶入英国的特许。18世纪初，茶叶开始向大众饮品过渡。1766年，茶叶在英国每磅平均售价约5先令，[7]几乎每个英国人的钱包都负担得起，“从公爵到最卑微的挤奶女工都要饮茶……连洗衣妇也认为，在早餐时她不能没有合适的茶”。[8]茶叶给英国人的生活带来变化，“中午稍晚一些时候，人们要停下来喝茶，在18世纪，午茶演变成一顿分开的饭点”。[9]中国茶叶竟然能使整个外国民族的作息习惯发生变化！茶叶的流行，还缔造出一批依靠茶叶为生的经销商。1765年，英格兰有大约5万家小酒馆和小食店出卖茶水。同时，英格兰和威尔士有32234名有执照的茶商，这些都是合法茶商，如果加算没有执照的茶商，数量可能翻番。[10]茶叶还成为英国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1723年，开征茶叶税，“在7年中，税额每年上涨12万镑”。茶税不断提高，在18世纪中叶保持在100%或更高的税率水平上。[11]高关税带来走私猖獗，造假也应时而生，曾发现“有数百万磅计的野山梨叶、桦树叶和其他树叶被掺杂在茶叶中出售”。[12]茶叶的普及也引出担忧。克来顿（J.Clayton）宣称：“饮茶嗜好可耻地吞没了人们的时间和金钱”。[13]诗人摩尔（H.More）将茶叶的提神作用同骚乱联系在一起予以痛斥。[14]旅行家海崴（J.Hanway）声称喝茶对女性的损害来得特别大：“有多少你的甜蜜的性奴隶，由于喝茶使得她们的消化能力萎缩，精神低迷，无精打彩，郁郁寡欢，神志恍惚，尽管本能还存在，但通常已是打不起多少兴致。”[15]但民众的消费才不管文人的诅咒，到18世纪末，作家又留下这样的文字：“除非有人断言：谈论茶叶是在谈论流言蜚语，那么，联合王国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流言蜚语，因为他们都喝茶。”[16]华茶征服英伦不可阻挡。
1720年代前后，是丝绸和茶叶贸易地位互换的转折点。1717年，在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1722年，在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56%的比例，1761年更达92%。18世纪末，公司索性把丝绸、瓷器等留给私人“优待吨位”（privilege tonnage）去经营，公司集中经营茶叶。在1834年公司解散前的最后几个年头，茶叶干脆成了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7]荷兰的转折也大致相同，1729年，茶叶在荷兰输出华货总额中的比例已占85.1%。[18]美国也出人意外的一致，“在18世纪20年代，这种饮料（茶）已成为新英格兰日常伙食的一部分”。[19]但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贸易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利用垄断抬高价格；英国政府也借机剥夺殖民地，1769年5月，英国决定废除《托时德法案》（Townshend’s Revenue Act）其他物品的关税，茶税除外，使得北美茶叶价格居然高出英国本土一倍。[20]他国的低价走私茶也大批量进入，1769—1772年，英国输入该地区茶叶10619900磅，法国、瑞典、荷兰、丹麦四国输入的茶叶19902000磅。英国因此颁布《茶叶法案》（Tea Act of 1773），旋引发波士顿骚动，愤怒的民众把297箱英国茶叶倾到海湾，进而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线。这段历史人所熟知。茶叶这一小叶片的威力直可洞见，居然在北美引发了一场大革命！缘此，美国独立后，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带回的货值中茶叶占92%。到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21]因茶叶的关系，太平洋上“最年轻与最古老的两个帝国”建立起了直接联系。
茶叶成为18世纪国际贸易的最重要货品，无怪乎，人们要将此称为是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从为高等人提供华贵锦缎到为大众提供日常饮料，转折的确是历史性的。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交通的不发达，高昂价格使得古代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近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对象由上流社会转向民间大众，丝茶贸易地位的升降典型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的重大转变。
茶叶在近代西方的流行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地理大发现，几乎在同一时期，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和亚洲的茶这三种“异国嗜好”不约而同至欧洲。巧克力入欧是1520年；咖啡1615年由阿拉伯中传威尼斯。这些“提神醒脑”的新饮料几乎同时在欧洲大行其道，从人群嗜好的角度透射出社会业已出现或正在酝酿着重大变化：人们比以前有闲了，城市生活更丰富了，公众活动更多了，品茗喝咖啡都有人聚才好，咖啡馆等应运而生，并屡屡成为近代欧洲重大革命和风潮的策源点，巧克力、茶叶、咖啡都属“兴奋剂”，在欧洲各国革命的前夜流行起来，中世纪毫无生气少有交往的黑暗封闭的时代已经或即将结束，旧时宁静的心态不再平静，躁动的人群需要“兴奋剂”来温润和发酵。另一方面，茶叶普及又与英国等的清教运动有关，18世纪早期在牛津大学任教的韦斯廉（J.Wesley）就主张圣公会徒以茶代酒，“茶叶对那些严守教义墨守成规的人是一种很好的饮品”。[22]还有价格因素，“酒的价格对于平民来说还是略为昂贵了，茶叶却较便宜”。[23]有大宗消费才可能有大宗生产，而大宗消费必有特定的环境，中国古已有之的茶叶偏偏在18世纪后的欧洲获得广泛市场，绝不偶然。东西方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主要不是通过某些政治制度，而是通过经济，通过与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件件物品。
茶叶引出的问题：白银、人参、棉花和鸦片
西方需要茶叶，拿什么来和中国人交换呢？当时的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西方之上，[24]又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配，和时紧时松的海禁闭关政策的作祟，使海外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十分狭窄。所以，中西贸易呈单向流态，西方人需求中国的东西却拿不出相应的交换物品，形成贸易一边倒的格局。中国并不需要西方的一般产品，但有例外，就是银子。自五代以来，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酝酿数百年，到明朝成不可遏制之势。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与钱贱而不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溢滥。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25]
1436年改行以银为主的币制，而银的产量比之需求在中国更显匮乏。[26]外商所能做的就是以白银来购华货。据统计，只是英国人，在1721—1740年间，用来偿付中国货物的94.9%是金银币，只有5.1%是用货物来冲抵。[27]入华白银的主要来源地是当时世界银的最大产出地——美洲。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秘鲁和墨西哥的银产量在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73%，17世纪占87.1%；18世纪占89.5%。[28]无怪乎，魏源对当时中国流通白银的来源作出让人惊心的估计：“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29]问题随之而出，长期的恶性开采使美洲银矿枯竭，并拉动世界银产量的下挫，世界银产量在1781—1800年是28261779盎司，到1811—1820年，降至17885755盎司，1821—1830年更跌到14807004盎司。[30]而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殖民者的称霸战争使得用度剧增，再是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开展，不再向欧洲宗主国提供白银；还有1779年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其银元市场被封闭，所以从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到中国”。[31]几相夹击，欧洲白银的缺口愈益严重。
在严峻形势下，除英美外，大多数原先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只有淡出中国市场。以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对华出口来说，1764年，总值1908704银两，其中英国为1207784银两，占63.3%的比重，其他欧陆国家总合为700920银两，占比36.7%。此时的美国尚未形成独立国家。英国虽占大头，其他国家的份额也不为小。到1795—1799年度，情况显著变化，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对华出口总值为5908937银两，其中英国占90.9%的份额；美国占6.3%，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占2.8%；到1825—182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对华出口总值为9161314银两，其中英国7591390两，占82.9%；美国1534711两，占16.7%，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35213两，占0.4%；连1%的份额都不到。再看欧美各海上贸易国从中国进口，1764年，总值为3637143银两，其中英国1697913银两，占46.7%，其他欧陆国家总合起来为1939230银两，占53.3%。到1795—179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从中国进口总值为7937254银两，其中英国占72.1%；美国占17.6%，而其他欧美海上贸易国只占10.3%；到1825—182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总值为14390108银两，其中英国10215565两，占71%；美国4116182两，占28.6%，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58361两，所占份额与出口值同样为0.4%；同样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32]
唯有少数国家还能维持并发展对华贸易的不坠。一是美国，依靠的是几种特殊货品。人参，据说这种人形草根植物在当时的新英格兰等山林中有成片野生，运至广州后以每担170两售出（上好洋参可售188两），“花旗参”自后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中奠定了鼎鼎大名。皮毛，约从18世纪90年代成为输华品的大宗，以海獭皮、海豹皮为主要。此外还有来自土耳其等地的转手鸦片。同时，美国人依靠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传统友谊及与当地独立革命者们的密切关系，还能从美洲弄到若干输往中国的白银。[33]
二是英国，鸦片战前，在中英贸易中能够改观对华贸易入超局面的不是来自西方的货品，而是来自东方印度殖民地的货物，先是棉花，后是鸦片。中国的植棉史可上溯商周，渐成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在中国有着极广阔的市场需求。1704年7月21日，东印度公司船“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34]是输印度棉的开始。不过，印棉在中西贸易中取得决定性地位还是70年以后的事，1770年代，中国发生饥馑，政府鼓励种植粮食，导致对进口棉的需求加大，1775—1779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价额（年均277671银两），定位在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的位置。[35]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从事印棉输华的多是“散商”。东印度公司把最赚钱的茶叶贸易垄断不放，在其他货物上对散商开些口子，以“许可证制度”等，从中获利，并通过散商赢利部分改变中英贸易英方逆差的局面。1774—1797年，印棉交易额占散商贸易总额的95%以上。[36]
但情况并不总是顺利，印棉输华同时受到中国和英国市场的制约。在中国，印棉只是补缺，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棉花生产，受中国国内棉市的影响很大。1805年，“麦尼克商号”运至广州一批棉花，到港后，“行商都不肯碰一碰棉花包”。末了，由“浩官”降价收购，为此亏了一万多元。谁知，翌年，因为中国棉花歉收，转成俏货，这年输入了大约14万包（31万担），正常年景约输入6万包，价格也好得惊人，过去不太好销的孟加拉棉创每担十四两五钱银的新高；这只是广州价格，在南京可以卖到32两。但随后，“广州市场上的棉花又几乎等于是死货”。[37]印棉入华还形成与英国本土棉纺业的原料竞争。兰开夏的温湿气候极有宜于棉纱的纺织，棉织业因此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历史起点。1785年，机械织机诞生，纺织业通过蒸汽机率先实现由小手工业向近代工厂的过渡，工业革命在凯歌行进。棉纺业的迅猛发展又带出“棉荒”，英国不产棉，原料依靠进口，殖民当局鼓励印度植棉。18世纪下半叶，引进中长纤维的陆地棉，从此印度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1701年输入英国的原棉不过100万磅，1802年达到6050万磅。[38]既然英国本身的棉花都不够用，又岂能坐视印棉的大量流入中国？
故，造成19世纪初叶中国与西方贸易全局变动的不是棉品，而是鸦片。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荷兰人将印度麻洼（Malwa）及果阿（Coa）等地出产的鸦片和枪管灼火吸食法传入中国。1773年，英国驻孟加拉总督哈斯廷（W.Hastings）提出由东印度公司承揽鸦片，建立“收购承包人制”，英国的鸦片贸易以政府同大公司联手实现垄断专营和规模体系，迅即成为对华鸦片输出的最大商家。而前此的普拉西之战使英国征服了孟加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鸦片产地——麻洼、比哈尔（Behar）、八达拿（Patna）等均在英国控制下。1820年，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逆转，鸦片输出值首超棉花。[39]
输华鸦片在毒害中国人身心的同时榨取其财富，西人几百年追求未得的白银由中国转流欧洲的企望，经鸦片贸易得以实现，完成英国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改观。通过鸦片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出中国，统计很不一致，有研究表明，1807—1829年，中国有4000余万银元被英国人运出广州口岸，而1829—1839年，中国的白银净流出量约为6500万银元。[40]结果是“纹银为内地之至宝，今外夷烟土不以货物与我易，必以纹银向之买”。1836年后，清朝有关方面展开鸦片弛禁的讨论，观点两立，却又殊途同归，立足点都是从日趋严峻的白银危机来考虑，反对弛禁的想以严禁鸦片来防止白银外流；赞同弛禁的则主张以高关税来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杜绝走私，以货易货，不让银子出现在鸦片交易渠道。时人把“一年数千万之纹银不为外洋席卷”看作是那个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若能解决，“从此民财日盛，催税日盈”。[41]情势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的地步，终于促使道光帝在1838年下了严禁鸦片固塞白银外流的决心。
在1835年前的十年中，鸦片使印度的“土地价值提高了四倍”，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10倍；鸦片收入提供英印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42]鸦片堪称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中英印三角贸易的基石。于是乎，在1838年清政府实行严厉禁烟政策后，英国政府要作出如此强烈反应——为邪恶的毒品贸易不惜打一场国际战争，因为这个基石在英国殖民者是万万不能抽动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1840年代之前中国和西方交往的主要历史线索。
二 战争的进程：占领土地及其他
1840年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抵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爆发，对中国领土的夺取、易手、霸占成为牵引战事的重要线索。
从多个目标到倾向舟山
英国政府策划战争时，就将获取中国土地作为首要目标。1839年10月18日，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向驻华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传达内阁意见，要求秘密做好战争准备（抛售货物、撤退侨民等），拟夺取中国“一个岛屿地方，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某个地方想要保持永久占领”。1840年2月，在制定对华条约草案中，割让岛屿为最关键内容，设想如中国不同意，则以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来替换。[43]不难看出，侵占中国领土是英国侵华目标中最重要的部分，为此，英国不惜放弃其他重要特权。
但在攫取哪块中国土地上，英国政府内部各持己见。开始时提出台湾、海南、福州、厦门、舟山等候选目标，后逐步排除。海军部次长巴罗（J.Barrow）觉得台湾太大；而靠英国舰队的兵力封锁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国海岸是不可能的。英印总督奥克兰（L.Auckland）认为福州、厦门距中国首都遥远，威慑力量不够。[44]在选择中，舟山日渐突出。义律很早就鼓动武力占领舟山。称“舟山群岛良港众多，靠近也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当然还拥有一条最宏伟的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腹地是出口商品丝茶的主产区，如把舟山辟为自由港，将成为“大不列颠的商业中心”，该中心“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基地之一”。义律的建议得到普遍认同。巴麦尊提到，“舟山位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接近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来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令部提供一个合适的据点”。[45]1840年2月20日，英政府下达作战部署，先封锁珠江口，然后以主力占领舟山，在岛上建立屯兵转运基地，再向白河河口发展。舟山成为英国图欲在华攫取占领地的首选。
1840年7月6日，英军攻占舟山，是役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军队首次大规模交战。《泰晤士报》即时以兴奋语调发表消息：“英国国旗第一次在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土地上飘扬。”[46]至此，舟山成为战时中英争夺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战后，又一度成为中英两国外交的症结。英国在舟山成立了殖民当局——巡理府，宣布岛上的民政、财政和司法管理均由英方执行，并把舟山划为自由贸易港。
从舟山到香港的转换
殊不知，事态变化一波三折，1841年2月25日，英军撤出舟山，使浙省官员松了一口气。次日，清军葛云飞部“收复”失地。而在此前，英军占领香港，完成英国霸占中国岛屿从舟山到香港的战略目标转移。英方何以要“莫名其妙地撤出”（巴麦尊语）图谋已久的舟山？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占领舟山后英军水土不服导致大批病亡所迫。依据是参加占领舟山的英国海军上尉奥塞隆尼（J.Ouchterlony）的统计：1840年7月13日到12月31日英军的生病人数有5329人，病死448人。[47]此病死人数是整个鸦片战争中英军战死人数的5倍，舟山英军约3000人，人均得病近两次。[48]情况确实严重。但这决不是构成英军撤军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英方代表提出归还舟山的时候，英军病亡远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懿律（G.Elliot）和义律7月30日就离开舟山北上天津白河口，之后再没有得到来自舟山的具体消息。8月30日同直隶总督琦善会谈，鉴于琦善对英军占领舟山的特别抵触，英方表示如果中方能满足条件，“退还舟山便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49]这时，英方代表还没有得到英军病亡趋于严重的情报，他们得知这一情况是在白河口交涉后重返舟山以后，这在9月29日义律给巴麦尊的汇报中有确凿证明：
我们关切地告知阁下，昨天，我们回到舟山的时候，听到了有关军队士兵健康的坏消息。[50]
是的，后来义律得知英军大批病亡的消息，更加促使其舍舟山另图。在前引义律汇报中，他向英政府提出“在广州附近得到一个岛屿”来替换舟山的建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说明义律已经把霸占中国领土的目光调换到广州附近。还因为白河交涉时已经达成协议，双方将回广东谈判，就近占领毕竟更方便。既然不能把英方放弃舟山归因于英军的大量病亡，那么，是什么导致英军的撤出呢？
首先，与中方的态度有关。会谈伊始，琦善就指责英军占领舟山是“非常错误的”，“皇上不可能割让”，并把归还舟山作为接受英方某些条件的最主要前提。[51]中方立场使英方代表明白永久占领舟山的计划势必遭到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这不能不使身处前线的义律等人修改原来的战略意图。其次，驻华英商对义律等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这些商人是发动战争的有力鼓动者，但战争又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据估算，因为战争，英国有2万吨船舶被封锁于中国港口外，有3000万磅茶叶停运，使英国减少关税收入300万镑。[52]1840年11月25日，几个在对华贸易中占重要份额的公司联合致函驻华代表，抱怨英军封锁广州后，贸易停止，要求重开广州贸易。[53]这对长期担任商务监督的义律不能不形成大的压力，12月13日，义律书信奥克兰，为“避免无限期中断贸易的麻烦”，“我将会在远远没有实现本国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停止下来”。两天后，他又致函巴麦尊，表示所作停战决定“将不考虑个人的得失”。[54]驻华英商还对义律形成另一方面的推力，从1839年11月中英贸易断绝，英商被逐出广州转赴澳门等地，遭葡澳当局阻拦，英人只有往来于香港等地。还有，1840年11月，舟山的部分英军病员曾试图转移马尼拉，被西班牙殖民当局拒绝，这部分人也被送到香港。所以，这一时期的香港已然成为英商的货物存放和转运基地以及英军的医疗和休整处所，行情看涨。
1840年12月，广东会谈开始，这时，懿律因病回国，由义律负全责。11日，琦善照会要求交还舟山，“一日占据彼土，即一日不得谓之恭顺，即一日不能奏请通商”，口气强硬，“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12日，义律照会，声称只要满足赔款、开埠、公文往来平等、交还俘虏四项，就可在协议批准后的一个月内撤出舟山；但撤出的军队要在“香港岛”暂驻。[55]这是英方代表在正式场合首次提到香港，表明已将目光从舟山移注香港。英人屯兵香港的打算当即遭到中方反对。琦善向朝廷报告：
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
以为香港不能让，但增开一处口岸“似为得体”。[56]急于看到交涉成果的义律却不愿等待下去，恫吓“此地有大批部队集结，拖延时日必定会在他们中间引起焦躁不安的情绪”。又发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接受条件，否则将“采取军事手段”。[57]英方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驳回。侵略者图穷匕首见，1841年1月7日英军向大角、沙角炮台发动进攻，使广州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口之下。这场战役在鸦片战争史上规模不算大，但在中英交涉史上却具转折意义。此役造成的态势对英方是个鼓舞，从此，义律向中国索取领地不再游移，而首次亲见英军炮火威力的琦善等人被极大震慑，特别是所用的“空心飞炮”更造成很大的恐怖感，“该夷现在所用飞炮子内藏放火药，所至炸裂焚烧，不独为我军所无，亦该夷兵械中向所未见。经此次猖獗之后，我师势必益形气馁”。[58]据琦善奏，此间广东巡抚、水师提督、广州将军，以及前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同琦善举行了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佥称藩篱难持，交锋实无把握。”[59]琦善等对清军的防守能力也通过此役有了更痛切的领教。虎门炮台的炮眼，“其大如门，几足以容人出入，若彼轰击，竟致无可遮蔽。”最令人担心的是清军表现，防兵在战斗打响后，乘机向指挥将领“讹索银钱，否则欲纷纷四散”，“兵心已大可概见”。[60]广东大员的态度有所软化。
8日，义律提出将穿鼻（中译本为沙角）出让英国，限三日内答复。11日，琦善回复称沙角为清朝官兵阵亡地，忠义灵魂的聚所，英人“在该处寄寓，亦甚不祥”，答应代为奏请在“外洋”另择一处让英人“寄居”。[61]英方同日复照声称“同意接受香港海岸和港湾以代替沙角”，并表示只要中方允其所请，即不再要求增开口岸而归还舟山。义律舍舟山取香港的战略意图也完全明朗（据认为，义律对香港的兴趣还由于其有利的地理条件：港口开阔深水，有东、西两个进出口，全天候可用；而舟山港深度不大，入港要经过许多曲折水道）。请注意，义律这份照会的中英文本略有不同，英文原件词句的准确直译应该为“香港海岸和港湾”，但在汉译本中除香港岛外，还多出一个尖沙咀的地名。[62]尖沙咀是九龙半岛的岬角，与香港岛的中环隔1.5公里的海面相望，构成今维多利亚湾。英文照会大略提出港湾，并不能认定就是尖沙咀，译成中文时，却转成尖沙咀。如所周知，鸦片战争时代中英文书往来均以中文本为准，双方交涉多在此基础上进行。核查档案，英文原件中没有的尖沙咀（Chien-sha-tsui）字样在英方中文秘书（Chinese secretary，亦称“汉文正使”）的存档中已出现，当是中文秘书马儒翰（J.R.Morrison）在译成中文时改动添加，其文句是这样的：“今拟以尖沙咀、红坎即香港，代换沙角予给尚可行，若除此外，别处则断不能收领”。[63]马儒翰的改动是汉语水平不高造成的笔误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此间，译才奇缺及不胜任，导致一系列重要文件上翻译歧异，并带来严重后果）。
其改动最初大概不为全权代表义律知晓，因为在14日义律又发照会，英文原件仍只要中方将“香港海岸和港口割让”，还是没有尖沙咀字样，尖沙咀也只是到中译本中才出现。[64]马儒翰的这一有意无意的改动造成的结果却十分要紧，原本只提香港，现突兀出现两地，加重中方疑惑和震惊，因在此前日，琦善曾派鲍鹏前往交涉，义律曾与鲍鹏当面商议，仅只要求中方割让一个地方，突然价码增高使中方不知所措。更严重的是，尖沙咀所处的位置非同小可，香港“面临背山，殊非泊船要澳”，如果尖沙咀在中方控制下，英方对维多利亚湾就不便利用，“查尖沙咀与香港对峙，中阻一海，该处藏风聚气，可以停泊”。[65]所以，琦善特别在意。15日，琦善申明“尖沙咀与香港系属两处”，要求英人履行“前日与鲍鹏面定之言，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接此照会，英人当十分高兴，英人原本意在香港，尖沙咀只是一随意所译的地方，反使英人由而轻取香港，于英人是再便宜不过了。次日，义律复照，说不再“坚持”尖沙咀，只“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66]英方向中方作出并不存在的让步。17日，义律通知中方将舟山即行交还，以诱使琦善尽快定约。18日，琦善以“现在诸事既经说定”的复照含糊作答。20日，义律发布“给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声称与中国钦差达成了包括“把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的“初步协议”（请注意，义律此时仍沿用“香港岛和港口”的名目，佐证两地名仅指香港岛而言，并不包括尖沙咀。稍后，义律曾向英国外交部详细汇报中英交涉经过，也未谈及曾向中方索要过尖沙咀一事）。[67]
26日，英军强占香港，完成从舟山到香港的目标转换。义律似乎从中发现了尖沙咀的“价值”，又一再加以利用。30日，义律声称中方应从尖沙咀撤除炮台和军士。2月5日，琦善复照中国军队撤出尖沙咀。英军随即开进拆除炮台。24日，当中方调兵准备再战时，义律又以长期“据守”尖沙咀相恫吓。[68]
香港问题的一波三折
琦善为英人代奏寄居香港，遭清廷断然否定。1841年2月15日，道光收到琦善奏报后表态：香港“岂容逆夷泊舟寄住”，又严责“琦善身膺重任，不能申明大义，拒绝妄求，甘受逆夷欺侮……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各路精兵声罪致讨”，准备发动广州战役。[69]
英国政府也对义律的索港作出否决。1841年2月中旬，奥克兰率先得到消息，急函义律，对此举表示不满。4月，消息传到英国，反响更大，伦敦39家公司的商人致函巴麦尊，谴责义律把“这次远征的目标全部牺牲”。利物浦50个厂商联名致函呼吁政府干预中国事态。英国外交部提交义律对政府规定目标的执行情况，有关舟山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结论是义律有辱使命。英政府最感恼火的是义律竟然轻率地放弃舟山而自作决定地去占领香港这个“几乎没有人烟的荒岛”。巴麦尊致信义律，对交还舟山大加指责，并对香港发表了带有很大情绪化色彩的轻视言论，认为无论在政治还是经贸上，香港都几乎毫无价值可言，通知义律被免职。5月3日，巴麦尊咨文英国海军部，为确保攻占舟山的兵力，可以从香港撤出任何部队，表明为舟山不惜放弃香港的决心；并照会中国，宣布英军将“再占舟山”。[70]8月22日，新任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H.Pottinger）率兵北上，10月1日，再陷舟山。
璞鼎查抵华后，对港岛转而表露出特别兴趣，鼓励建设，“约摸一年时间，街道开始出现，集市和居住区、码头和栈桥次第修建”。[71]清政府也在积极谋求收复香港，为此，道光迭次下谕。这时，正好出现台风，香港左近受重创，道光认为此乃天助，应乘机一举收回香港，朝廷决心很大，以六百里急谕“勿再失机宜，致干重咎”。奕山等根本不想发动什么收复香港之战，推说“须谋定后动”；还声称英军主力离港，但“狼贪不遂巢穴，晋兵船十余只，在广东香港等处洋面，聚集汉奸数千人飘忽出入，拦截善后”，提出保广州比克香港更重要。清廷设计的收复香港计划未及发动便胎死腹中。[72]
1841年8月，英国政局更迭。辉格党的迈尔本（W.Melbourne）内阁让位于托利党的皮尔（R.Peel）内阁，阿伯丁（G.H.G.Aberdeen）入主外交部，在对华政策上，辉格党更富进攻性，托利党略显缓进。11月4日，阿伯丁致信璞鼎查，宣布对巴麦尊的政策“作一些重要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内容是以通商贸易政策取代占领领土政策，即注重在中国开放四至五个口岸而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永久征服”。不仅香港，而且舟山，均不主张长期占领。原因是：
长期占有这些领土的关系必定会带来很大的费用，而占领这些领土使我们能够无视中国政府而进行贸易的范围却似乎有些令人怀疑。它还将倾向于对我们在政治上同中国人保持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多的接触，而且也许不可避免地最后导致我们参与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这个奇特的民族和该帝国政府中发生的争夺和变动。[73]
新任殖民部大臣斯坦利（L. Stanley）则将璞鼎查所称“富有创造力”的新居香港者视为一些投机商和小偷小摸，还有躲避中国法律追究的逃犯，这些人“流窜聚集在港岛，导致香港最终的命运是只能放弃”，并表达了内阁的新想法，“不再追求中国领土，除了对英国人在华所受的伤害和屈辱能有满意的偿还外，英方不再要求更多的东西，早先的占领地计划被建立在对华友好和安全商业交往基础上的新计划取代”。1842年1月，外交部正式通知璞鼎查，在香港一切非军事用途的建筑物停建。殖民部也命令：“停建港岛上所有正在进行的永久性建筑。”[74]英国政府似乎想放弃在华建立殖民地的政策。
迈尔本内阁时，驻华代表想收缩，内阁急于扩大。皮尔内阁时却反了过来。在驻华代表的自行其是下，1842年2月16日，香港自由贸易港地位被重申，25日，商务监督公署从澳门迁港，各类殖民机构建立；民用建设大规模展开。3月，璞鼎查致函阿伯丁，“希望能够推迟放弃香港岛”。5月，又两次书信阿伯丁，明确反对在华“无索取政策”，璞氏语带夸张地指出：“中国的富商现在都从广东和澳门聚集香港”。还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立意，认为拥有香港，“将使英国在同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在华竞争中占有先着”。[75]
英军还对中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迫使其屈服。1842年7月15日，道光上谕：“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26日，说辞略变，“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两谕十分重要，上年琦善因香港等问题受惩后，清官员无人再敢提香港，现转由皇帝提出）。[76]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关于舟山，璞鼎查按令行事，当清朝开放五口并于1846年1月付清“赔款”时，英军将予交还。关于香港，璞鼎查却未遵政府指令，条约第三款完成了对香港岛的法权割让。当天，璞鼎查向阿伯丁报告缔约经过，承认“保留香港是其唯一超越政府训令之处”，但强调“在中国的日日夜夜都愈益使他确信，拥有这块殖民地对大英帝国在华商贸和其他重要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后璞鼎查的做法得到内阁的多数赞同。皮尔首相写道：“无庸置疑，这份条约对结束我们在中国的困局提供了完全令人满意的内容。”[77]阿伯丁、斯坦利等虽持异议，也不得不表示让步，斯坦利对璞鼎查先斩后奏造成香港既成事实的做法不无恼怒：
反复争论已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璞鼎查的计划中，香港已然成为英国的了。即或在条约签订以前，璞鼎查已经在岛上建立了管理机构。[78]
义律、璞鼎查两任驻华代表关于香港的安排得到政府认可，英国政府与驻华代表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可见，英国在华攫取领地是一个随势而定的过程，既有“蓄谋已久”的一面（国外多有学者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只是“因为垂涎中国的金银，并非觊觎领土”，[79]对此我们不能认同），更有随机调整的一面；既有英国政府的旨意，但驻华代表的意志似乎起着更大作用，早在1840年2月，英政府就赋予驻华代表对中国岛屿实施占领的决定权。比较起来，鸦片战争前夕和初期英国政府的对华殖民战略，更注重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表露出更大的侵略胃口，其一度准备长期占据的舟山为中国第四大岛，鸦片战争只是近代中外相逢的初次交手，很难想象清政府会将如此重要的地区出让。而当时仍为僻远小岛的香港得手则相对容易。无疑，身在战区的义律、璞鼎查的方案更切实“可行”，英国政府侵略中国领土战略的随其调整也势在必然，此乃英国对华地缘战略的重大变化，其后影响中国150余年。
三 战争的结果：从外到内的变化
从广义上来说，鸦片战争是农业文明社会与工业文明社会的交会，是中古封建社会与近世资本社会的冲撞。西方列强对华进攻的总目标是：拆除先前屏障，将“华夷之辨”改为西方“规范”，将中国纳入西方世界的“总秩序”内。为实现目标，战争与条约是两个交互使用的手段。从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历时两年有余的鸦片战争，不能说短暂。但战争结果一经用所谓条约的形式法律化，非法的战争结果便成了一种貌似“合法”的内容，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制度，其影响比战争本身远为长久深巨。英国人魏尔特（S.F.Wright）把《南京条约》称作“外国对华贸易的大宪章”。[80]这又不局限于贸易领域，鸦片战争是中西关系质变的临界点，整个中外关系至此逆转，旧格局随条约缔结而俱逝，中国被不情愿地拉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带有外部世界强力植入中国内部的表征，变化也从与外人接触最密切的领域开始。
敲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