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项立岭、林勇军译，张自谋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7页。
[20] J.Steven Watson，The Reign of George Ⅲ 1760-1815（Oxford，1960），p.198.
[21]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根据第41页列表统计。
[22] J.Carswell，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England 1688-1776（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p.101-102.
[23] David Macpherson，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p.132.
[24]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240—243页。
[25] 王世贞：《兖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第6页。
[26] 自13世纪以来，云南即是中国银矿的最大产区，但明代中叶，云南年产银不过34万余两；到清中叶，云南银矿的年产额也不过46万余两。参见全汉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学报》1967年第9期。
[27] 〔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徐梅芬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43页。
[28]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胡毓鼎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第353—376页。
[29] 《圣武记》卷14《军储篇一》，《魏源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04，第569页。
[30] 〔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47页。
[31]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7页。
[32]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266—267、272页。
[33] 〔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26、37页。
[34]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1929），vol.1，pp.130-131.
[35] 〔日〕田中正俊等：《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19页。
[36] E. H. 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the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1936），vol.4，p.142.
[37]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4，p.186.因交易量巨大，印度棉花成为此间广州行商亏本的重要导因。此事甚至引起乾隆帝的几次过问。参见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2005，第81页。
[38]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200页。
[39] 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124—126页。
[40]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第367—371页。
[41] Public Record Office，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F.O.），233/181/35，233/180/45.
[42]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71、281页；〔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6—97页。
[43]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胡滨译，中华书局，1993，第522、547—553页。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480页。
[45]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607—615、526页。
[46] 〔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204页。
[47]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558页。
[48] 奥塞隆尼的统计似有夸大，据义律向政府的报告，从1840年7月至次年2月，除病死者外，另共有约700人染病。见Public Record Office，F.O. 17/61.
[49]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745页。
[50]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6页。
[5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東京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会、1964、14頁。
[5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309页。
[53] Chinese Repository，vol.9，no.7，Nov.，1840.
[54]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24—826页。
[55]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03页。
[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633页。
[57]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17页。
[5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771页。
[5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1页。
[60] Public Record Office，F.O. 931/16.
[6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56、61頁。
[6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62頁。有必要强调，译文地名的差异前已由胡滨教授等揭出，见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32—833、872页。
[63] 该存档文目为Public Record Office，F.O. 682/1974/12.另请注意，在J.Y.Wong，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一书所列11日照会将尖沙咀改为“Kowloon”（九龙），九龙又是比尖沙咀大得多的地域名称。据笔者向J.Y.Wong教授当面请教得知，因尖沙咀一般不为西人所知，九龙知名度较高，该书主要面向西方学者，故有此改动。见该书第51—52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62、69頁。
[64] Public Record Office，F.O. 682/1974/19.
[65] Public Record Office，F.O. 931/58.
[6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70—71頁。
[67]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94—897页。
[6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76、78、86頁。
[69] Public Record Office，F.O. 931/58.
[70]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837—839、845—850页。
[71]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36（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231.
[72] Public Record Office，F.O. 931/58.
[73]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1019—1021页。
[74]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36，pp.231-232，200.
[75] 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37），p.99.
[7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622—624、676—678页。
[77] 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pp.101-102.
[78]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36，p.234.
[79] Ashok Mitra教授认为，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战略“表明，英国并不想同中国打一场战争，而只是采取讹诈这个怯弱的、装备不良的中央王国的手段”。谭中教授也认为，“英国作出‘打’这场鸦片战争的决定，并非觊觎领土，而是因为垂涎中国的金银”。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第290页。
[80] 〔英〕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陆琢成等译，戴一峰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71页。
[8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199—201頁。
[8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85、114、137页。
[83] Public Record Office，F.O. 233/182/504.
[84]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小雨译，澳门基金会，1995，第135页。
[85] 〔美〕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26页。
[86]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4，p.237；另见《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故宫博物院编印，1932，第39页。
[87]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88]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82页。
[8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295页。
[90] 《鸦片战争》第5册，第514页。
[9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58—159页。
[92] 《李星沅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7，第428页。
[93] 《鸦片战争》第5册，第524页。
[94]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vol.31，p.297.
[95]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第255—256页。
[96]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44页。
[97] 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25.
[98] 差异请比照参见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hanghai：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8），vol.1，pp.390-397.
[99] 〔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27，74页。
[100]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 of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Manchester，1849），pp.18-20.
[101] E.J.Eitel，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Hongkong，1895），p.197.
[10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76—377页。
[10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217、220—221頁。
[104] 《道光年间夷务和约条款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10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77页。
[106] 佐々木正哉『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247頁。
[10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第35、37页。
[108]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43页。小马礼逊死于1843年8月29日。
[10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272页。
[110] 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p.500.有学者认为璞鼎查对多出条文“一无所知”（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第251页），似不确。
[111] Lewin B.Bowring，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 of Sir John Bowring，with a Brief Memoir by Lewin B.Bowring（London，1877），p.290.
[112] 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p.126.
[1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53—254、276—278页。
[114] 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有两种中译本，一为英人自译本，是英方代表向中方提交的本子；另一是根据英人提交的英文本，中方另找在华俄国教士的翻译本。前者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3-7页；后者见《鸦片战争》第3册，第527—531页。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有“照会”字样，后译本无，反映了身在广东的英译者和身在北京的俄教士的不同语境带来的对文书格式的不同理解。
[11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8—10頁。另按：琦善使用照会文式也有一逐步“规范”的过程，1840年8月15日琦善复函中虽有“照会”字样，但名目还用“札复”，直到同月28日琦善才完全仿行“正规”的照会文式，名目亦明确冠以“照会”。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12—13頁。
[116]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第42页；嘉庆朝四，第2—3页；道光朝一，第24、27—29页。按：以清帝名义向外国国君发出的公文则称“敕谕”等，与“照会”不能混淆。
[117]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第128页。
[11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28—29頁。
[119] Public Record Office，F.O. 233/181/39.
[120] 《鸦片战争》第5册，第527页。
[121] “照会”，其对应的英文词有“note”等多种，《南京条约》英文本的用词是“communication”，在官方文件中通用的还有“despatch”。见J.Y.Wong，Angi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pp.17-18.
[122] 〔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8页。
[12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6页。
[1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25—326页。茅海建先生对此有精彩描述，见氏著《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第515—516页。
[12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4、95页。
[126]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0，pp.526，508，522，307.
[127] 天宝行后人梁嘉彬在研究中对此欠款予以否定。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国立编译馆，1937，第211页。但揆诸中英正式档案，仍应认定。
[128]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0，pp.524，513，522.
[12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87、343页。
[130]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0，pp.620，654，630，614.
[131]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1020页。
[13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45—346页。
[133]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7，pp.21-23.
[13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44页。
[135]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539页。
[136]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7，pp.26-27.
[137] 详见郭卫东《鸦片战争赔款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38]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60，101页。
[13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29页。
[140] 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3页。再据张馨保开列的广州时价是：1两=6先令8便士=1.388西班牙银元。见《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关于货币及重量单位的说明》。
[141]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7，p.23.
[142]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3，附录“常规兑换率”。又如1839年义律从颠地洋行购买的523箱上缴鸦片便是按时价1元=4先令10便士折合。见《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2页。
[143] 早在嘉庆十九年，粤督蒋攸恬即谓：“番银每元以七钱二分结算。”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174页。曾在中国海关长期工作的马士甚至认为这个比率在“整个19世纪”均被沿袭。见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2，p.41.
[144] Public Record Office，F.O. 1080/14.
[14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199、201、206—207頁。
[146] 〔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姚曾廙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76页。
[14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編〉、218—219頁。
[148] 《宣宗成皇帝实录》（6），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530—2531页。
[149] 《道光年间夷务和约条款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1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中华书局，1964，第2690页。
[151] 据认为，文祥是最早向外人要求约束领判权的官员，他在1868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讨论过这个问题。见王家俭《文祥对于时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期，197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