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将领拥兵自重，必然导致各自为政。后期，诸王各镇一方，如陈玉成在安徽，李秀成在苏南、浙西，李世贤在浙东，成为各地的实际最高长官；城市则各由其部将驻防，官制混乱、职权不清的现象十分突出。各省之间甚至一省之内，不仅彼此呼应不够，有时还为争夺粮饷与地盘发生摩擦。安庆是陈玉成辖区首府，该城之所以在湘军围攻一年多后最终失守，与李秀成、李世贤消极迁延救援不力有很大关系。
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现象则使局面更加失控。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为避免重蹈覆辙，曾宣布永不封王；嗣后一度封自己两个兄长为王，但不久就削去其王爵，直到洪仁玕投效后才再度破例。到1860年，洪秀全共计封了七个王，即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章王林绍璋。随后则越封越多，竟然封出2700多个王，不仅血缘、地缘关系照样起作用，卖官鬻爵也几乎公开化，铨选制度形同虚设。滥施爵赏助长了朝中贪渎之风。据载，后期在天京城内，“各伪目无不极富，一馆内箱栊总不下数百件”。[32]在军中，拥兵自重、各争雄长、安富尊荣之风则日益滋蔓。从广西穷乡僻壤挺进到江南繁华富庶之地，太平军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其理想与锐气却悄然褪色。时人就此喟叹道：“故世谓发逆之亡，亡于苏州。盖恋恋于此，即怀安之一念足以败之矣。”[33]由于不少将领贪念子女玉帛，加上军心涣散，新兵良莠不齐且疏于管束和训练，太平军总兵力虽超轶往昔、远比清军占优，但战斗力却大不如前。
与朝内、军中相似，太平天国乡村基层政权的情况也不乐观。
太平天国在县以下分设各级乡官，由民人出任。太平军攻占苏州不到一月，忠王李秀成便颁布告示，促令举官造册。实际操作时，乡官通常不是由乡民公举产生，而是由太平军指派。由于设立乡官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军饷急务，太平军在遴选乡官时，倾向于任用有名望有田产的乡绅，其次是谙练公差的旧衙门胥吏和地保。苏南常熟便大多指派富户充乡官，“倘遇差徭，有财应抵；亏缺粮饷，可使赔偿……军、师、旅帅三大伪职，非无资者所能营干……而无业者欲做伪官，争谋不易得手，盖患其亏空无偿、获财逃去耳”。[34]为使绅富就范，浙江乐清县太平军还采用强硬手段，故时人有“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胁从不应系以绳”[35]一说。
这些染有官场旧习的人出任乡官后，与太平军貌合神离；有些人采用浮收勒索等手段，趁机巧取豪夺聚敛钱财。乡官做生日、赴任或升迁时饮“开印酒”等陋习很快风行一时。太平军也逐渐沾染上这种风气，官越大，征敛的钱越多。例如，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仅嘉兴王店镇就摊银三千两。这些非正常开支加重了民众负担，进一步腐蚀了太平天国肌体，败坏了官民、军民关系。
再看看清政府的情况。为挽救统治危机、争取民心，咸丰帝在即位初期数次下罪己诏，并着手整饬吏治，主要是广开言路、罗致人才、调整人事，并宣布凡被兵省份，分别蠲缓钱粮、酌情抚恤，以苏民困，严禁地方官借捐输之名苛派骚扰民间。但雷声大雨点小，这些旨令基本上形同具文，很难落实到位。而军功保举以及捐班人员激增，使仕途愈益拥挤，泥沙俱下，更增大了整饬吏治的难度。
曾国藩等人在两湖地区则显露出新气象。针对官场疲玩泄沓百弊丛生的现象，曾国藩一再表示，“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但求宏才伟识，共济时艰”。[36]自组建湘军起，他一直重视延纳人才；衡量人才时，主要看对方是否有血性、无官气，期望借此“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37]湖北巡抚胡林翼、以抚署幕客身份治理湖南的左宗棠同样重视整饬吏治，对官僚队伍进行大换血。通过广泛网罗、培植人才，曾、胡、左均集聚了一大批有“忠义血性”且各具才干之人，倡立一种有别于官场陋习的新风气，从而有效改变了当地人才匮乏、军政萎靡不振的现状。曾国藩还重视从严治军，一再强调禁止扰民，并写有一首浅显通俗的《爱民歌》讲明有关事项，强调“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另注意防范不良习气在军中滋蔓，认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38]尽管湘军无法摆脱日渐萎靡军纪败坏的趋势，但直至攻打天京时，总体上仍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
更为重要的是，曾、胡、左三人均以忍辱负重共济时艰相标榜，在战略、治军、吏治、用人等方面颇多共识，并且都深知唇亡齿寒、保大局即所以自保的道理，鄙弃败不相救、胜则相妒的恶习。湘军之所以得以发展壮大，得益于有两湖地区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而这与三人顾全大局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正是依靠以曾、胡、左为代表的两湖官绅所创立的湘军和两湖基地，清政府才得以抵挡住太平天国潮水般的攻势，避免了湘鄂赣皖四省及相邻省份战局的迅速崩溃，并为日后大举反攻积蓄了力量。清廷为应对危机，也注意调整内部特别是满汉官僚之间的关系。左宗棠后来因为樊燮案遭弹劾，最终得以躲过此劫，以及曾国藩在1860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官授两江总督，与咸丰帝亲信肃顺的斡旋与大力举荐有很大关联。
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及筹饷问题
与以往单纯杀富济贫、攻城劫狱的旧式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有着具体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政策。《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约3800字，建都初期颁布，具体反映了洪秀全的思想。
该文献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重新设计，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规定按人口平分土地，“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每户的生产方式及规模也完全一致，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为了使经济生活整齐划一，该文献设想在民间采用军事编制，由13156家组成一军；由五“伍”25家组成的“两”是最基层单位，设国库和礼拜堂各一，由两司马管理。推行财产公有、平均消费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通天下皆一式”；另宣布“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天朝田亩制度》将上述思想和规定概括为26个字，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不过，该文献并不否认上下尊卑。太平天国对永安突围前入伍者一律加“功勋”衔，该文献据此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功勋等臣”和“后来归从者”两大类，规定前者“世食天禄”，后者“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此外，该文献还强调推行上帝信仰，宣布废除旧习俗，“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等。
概括地说，《天朝田亩制度》承认尊卑等级，同时又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均匀饱暖的愿望，试图按照这种设想来重塑中国社会。其主要内容有值得赞许的一面，但缺乏可操作性，或自相矛盾，或不切实际。例如，它取消了一切私财和商业活动，却又允许银钱流通；它机械地规定每家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却没有考虑如何解决禽畜自身繁殖的问题。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兵戈纷扰的情况下，平分土地、均享财物的方案客观上难以实施；“处处平匀”很难保障“人人饱暖”，反而可能引发普遍贫困。最为关键的是，在西方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时代，洪秀全却怀着浓厚的复古情愫，将小农生活理想化、绝对化。
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往后看，试图按照理想中的古代大同模式来改造中国社会，那么，《资政新篇》则是向前看，试图通过效法西方，使中国也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在总理朝政之初向洪秀全条陈的新的治国方略，1859年夏刊行，由“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部分组成，约11000字。其中“法法类”是该文献的核心内容，共提出29条建议，内容涉及交通运输、采矿、银行、保险、专利、税收、邮政、新闻等业，堪称当时国内最为完整和先进的近代化纲领。例如，“兴车马之利”一款建议仿造外国朝发夕至的火车，“兴舟楫之利”一款主张仿造火船、汽船等等，并明确提出发展私人资本，“准富者请人雇工”。该文献还介绍了世界大势，在外交、法制、社会习俗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这些新思想源于洪仁玕流亡香港等地期间的所见所闻。作者倡言“与番人并雄”，呼吁“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自强意识。然而，在战争环境下，造火车、开矿山等方案客观上无从落实，唯一留下的痕迹是洪秀全在其女婿等人官衔上新加正副“总开矿”虚衔，如天二驸马钟万信为“又正总开矿”，天四驸马黄栋樑为“副总开矿”。
自金田起义起，太平天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定都后更以攻占城池为目标，不断开拓疆土。清政府则为收复失地而竭力实施反攻，屯集重兵围攻天京、镇江、扬州三城便是例证。这使得太平天国不得不实行战时体制，贯彻军事优先原则，一切围绕军事，一切服从军事。在天京等城市实施戒严，取消家庭、严别男女，对全体居民实行军事化管理，使城市变相成为军营，便是这种体制的一种典型体现。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庞大军队和行政系统的粮饷供应如何解决？自广西北上沿长江流动作战时，太平天国每以豁免钱粮号召民众归附，军饷主要靠攻陷城池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以及绅民进贡来接济，如太平军首克武昌起获约百万库银，但均非长久之计。于是，理想或设想，包括《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所提方案，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约在1854年，杨秀清等联名奏请在新占皖赣地盘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以充军储而裕国课”，[39]获洪秀全首肯。“照旧交粮纳税”遂成为太平天国辖境贯彻始终的主导经济政策，实际上是筹饷政策。“照旧”意味着沿袭清朝旧制来征收钱粮，即不触动旧的地权关系，包括允许“业户”即地主收租。
这便形成以农村供给城市、穷四方之力支撑城市的格局。太平天国要顺利筹饷，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军事上处于主动或强势，对农村有足够的控制力；二是征收钱粮的额度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问题是，太平军集重兵于城市，乡镇间有驻军也以设税卡为主；在地方设立乡官，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是征办粮饷，对政权与生产建设的考虑较弱。这便给筹饷带来不小难度。
太平天国重视争取民心。石达开在经略江西时，军纪严明，并推行轻徭薄赋政策，颇得民心。时人慨叹道：“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贼至犹可兵则殃。”[40]后期，洪秀全在苏福省建立不久便下诏宣布体恤民艰，将应征钱漕正款酌减若干。李秀成认真执行减征政策，并在一些地区实行减租、限租。这些举措兼顾到各方面利益，有利于休养生息，产生较好反响。为称颂忠王减粮德政，苏州乡官特意在阊门外捐建一座牌坊，上题“民不能忘”四字。常熟南门外也建有一座“报恩牌坊”，镌碑记述了“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等惠民之举。
不过，政权更迭决定了“照旧交粮纳税”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和风细雨，必然伴随着土地关系的急遽变化。太平军大兵压境，不少地主因拒绝归顺而被杀或逃匿。在乡地主的日子也不好过，面临佃户抗租这一棘手问题。常熟乡间甚至出现“业户二年无租，饿死不少，幸而降价鬻田佃户，十得二三”[41]的情形。不少富室在动荡中家道中落。针对地主或死或逃以及有些在乡地主拒领田凭（土地证）的现象，为避免田赋落空，太平军允许佃户自行完粮，即“着佃交粮”。同样出于筹饷考虑，鉴于地主收不到租就无法完粮，太平军不支持佃农抗租，宣称“同胞之将执戟之兵，虽有忠心，岂能枵腹”，申令“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42]由此引发了一些弹压佃农抗租的事件。按理说，随着轻徭薄赋政策的推行和秩序重建，筹饷会逐步走上正规。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战局恶化，减征政策变得十分脆弱，未能切实持久推行。1862年初，李秀成再次发兵攻打上海，遭英法军队、洋枪队和清军堵击。随后数月，双方在上海外围互有攻守，战事呈胶着状态。至同年春夏之交，天京遭曾国荃部湘军逼攻；皖南城池未几丢失殆尽；浙东遭左宗棠进攻，也丢失不少地盘。于是，苏浙尚存地盘便成为军需的唯一供应地。与疆域缩小形成反差的是，各路将帅为谋名位，热衷于广招兵马、抢占地盘，仅李秀成部据说就有百余万众。[43]但这种扩充漫无节制，一是战败归降的清军兵勇和各地无业游民或难民占了较大比例，大多桀骜不驯，漫无纪律；二是非战斗人员增多。据镇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统计，从事开店、官伺、看馆、看马、买菜、种菜、打柴、挑水、煮食、成衣之类的人员占了不小比例。[44]再就是官员队伍迅速膨胀，随之膨胀的还有为官者的腐化享乐意识，非分需索增多，如开印费、生日费以及建造王府、官场应酬等。
在上述背景下，单靠田赋显然已无法支撑各项庞大开支。各地遂不时向民间摊派银两、物资，同时开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并不时征派徭役，以致民众实际负担远超出田赋正额。时人就1862年常熟东乡的情形描述道：“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磐。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45]
作为具体经办者，一些乡官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但总的来说，干这份差事的难度和风险明显加大，不少乡官因筹饷不力而被锁拿拷打，以致被迫逃亡甚或自杀。太平天国苏浙地盘与清军控制区犬牙交错，出任乡官者原本大多持徘徊观望态度或抱着投机心理，至此则趋于解体。而近乎竭泽而渔式的强制征敛，加剧了民生状况的恶化和乡村经济的衰落，使筹饷变得更加艰难，且大失人心。缺乏农村作为稳固的后方，城市的陷落仅是时间问题。后来，天京陷入兵少粮断的绝境，而京外数十万大军迟迟不能应命赴援，缺粮是重要原因之一。
反观清政府一方，左宗棠在湖南整顿漕政，革冗费、禁浮收，并实行减漕以纾民力，使湖南岁增银20余万两，绅民减赋数百万两。此举嗣后为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仿行，收到显著成效，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有效缓解了湘军军饷匮乏的压力。
上帝信仰与太平天国文化政策
太平天国还试图改造文化，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用上帝信仰取代孔子的权威和地位。
其实，洪秀全所构建的上帝信仰是个混合体，既吸收了西方基督教因素，又糅合了本土的儒家学说、民间宗教成分。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后来热衷于功名，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与儒学渊源很深。皈依上帝后，基于禁拜偶像的信条，他撤除了书塾中孔子牌位，但并不否定孔子学说，对孔子仍怀有敬意。在早年撰写的布道诗文中，他大量征引儒家典籍，宣扬“非礼四勿”“富贵浮云”等观念，并奉孔子为道德楷模，如《百正歌》称“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原道救世歌》称“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这些诗文于1852年合辑为《太平诏书》刊刻，反映了洪秀全此时对儒学的公开态度。
然而，洪秀全起初劝人拜上帝时，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士大夫阶层。据李秀成回忆，每村“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46]举兵起义后，洪秀全以宗教语言号召民众响应，但反响最为寥落的依旧是士大夫阶层。在读书人看来，拜上帝是袭“外洋邪教”之余绪，属以夷变夏；“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等说教有悖人伦；至于洪秀全升天受命、天父天兄下凡以及永生天堂、不朽灵魂说，则更是荒诞无稽。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能否确立上帝信仰，显得至关紧要。显然，上帝与孔子在外在形式上分别象征着两种不同的信仰；不彻底否定孔子的权威，上帝信仰便无法立足。
于是，太平天国在定都后态度骤变，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47]即下令焚毁孔孟经书等，规定唯有经天王审订、由官方刊刻的书籍始准传读。天京城随即开始大规模搜书、焚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48]时人有诗叹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49]不过，同期刊行的《太平诏书》修订本删除了原先正面称引古人古书的所有文字，但依然保留了大量间接称引古书的文字，如源于《尚书·汤诰》的“天道祸淫惟福善”，源于《论语·颜渊》的“富贵在天生死命”等。这说明洪秀全对上述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依旧持肯定态度。后期刊刻的一些图书几乎连篇累牍地渲染儒家伦理思想，其中以《天父诗》第378首讲得最为直白：“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则引天王预诏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这说明，洪秀全否定的是孔子权威而不是其学说，是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
为了给这一文化政策确立理论依据，太平天国还对中国历史作了新解释，声称中国起初与番国同行拜上帝这条大路，从盘古到三代一直敬上帝，但自秦政开神仙怪事之厉阶后便误入鬼路，导致上帝真道在中国失传两千年，如今将由洪秀全来重新开辟。焚禁古书、贬斥古人是一种釜底抽薪的策略。洪秀全试图借此来隔断人们与传统的接触和联系，为确立上帝信仰扫清道路。
杨秀清反对排斥一切古人古书的做法，主张在独尊上帝前提下，仍不割断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联系。在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干预下，洪秀全被迫妥协，宣布一切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诵习。后期主政的洪仁玕与东王态度相近，主张给予儒学适当的尊重和地位。但是，杨秀清死于天京事变，洪仁玕无力左右洪秀全。尽管洪秀全后期的公开态度显得温和些，由他审定刊行的《天父圣旨》《太平天日》称孔子的书“亦有合真道”，说孔子“亦是好人”“功可补过”，但没有质的变化。据载，洪仁玕奉命从江南进献万余卷古书，天王看完后“总用火焚”，并且“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50]直到太平天国覆亡，洪秀全并未兑现孔孟经书待删改镌颁后仍可诵读的承诺。于是，激烈反孔便成为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主要特征。然而，洪秀全反孔主张的胜利却在一定程度上招致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
当时，儒学虽受到西学冲击，但其地位尚未发生动摇，仍被士大夫阶层乃至一般民众奉为圭臬。洪秀全再三辩解拜上帝不是“从番”、是恢复上古之风；他本人骨子里尊孔，上帝信仰始终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但他却推行过激的反孔政策，这实在是个昏招。排斥本土文化，上帝信仰也就失去依托，难以在中国社会扎根。更关键的是，这引起读书人的普遍憎恶，导致太平天国难以招揽人才。不少士子将天京焚书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提并论，指斥此举“焚弃诗书踵暴秦”“灭绝圣贤心枉用，祖龙前鉴正非遥”，甚至认为“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是“文章浩劫”“文字之劫”。[51]洪秀全以兴汉灭满的名义号召四民归附，定都后却既反满又反孔，明显缺乏策略性。即便是境况窘迫、对现实不满的士子，也会因这种过激文化政策望而打消投效太平天国的念头。
太平天国有敬重读书人的一面。起义初期传檄民间，表示各省“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号召他们“各各起义”。[52]定都后正式开科取士，且录取较宽。此外，太平军大多不识字，需要读书人办理文牍，因此，“识字能书，贼颇敬重，均以‘先生’称之，其余皆不足重”。[53]后来以环游世界著称的江宁人李圭，被掳后先当苦差，被发现通文墨后被推为“先生”。官兵们对李圭解衣推食，延纳唯恐不周，甚至主动为他说媒提亲，使李圭不由得感叹太平军“大有礼贤下士之风”。
但是，太平天国举行科考时，体裁沿用八股文、试帖诗，但题目不是出自四书五经，而是依据上帝教教义。这让儒生们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政治上的成见、文化上的隔膜，使读书人避之唯恐不及，应试者多为粗通文墨的医卜星相之辈。有些乡官为了交差，以厚给盘缠等方法吸引读书人应试，甚或捉考、逼考。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用人思路存在很大局限。应试者即便考中状元，也仅授指挥一职，并不能跻身决策层或参与机要；“先生”在营中虽受到礼遇，但仅限于抄抄写写，其余则无从置喙。太平天国在定都初期张榜招贤，内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54]虽一才一艺皆搜罗录用，但对读书人的特殊作用明显认识不足。使用但不重用读书人，这是太平天国用人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
曾国藩抓住太平天国软肋，在湘军出师之初发布《讨粤匪檄》，有意避重就轻，以捍卫道统名教的名义号召士大夫与太平天国为敌，很具有鼓动力。他与胡林翼等人均重视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设法延揽了一群才学之士，既笃守纲常名教，提倡“忠义血性”，又讲求经世之学，憎恶玩泄骄惰的官场习气，从而形成一个急思振作、较有生气的官绅群体。特别是一批书生投笔从戎，被破格录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湘军悍将。
交战双方不同的文化政策和人才思想，决定了人才在两大阵营之间的流向，进而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著名学者汪士铎就在城内，年余后设法逃出，后就经略苏浙向曾国藩提出十条建议，深获其心；留美回国的容闳在访问天京后改变初衷，谢绝洪仁玕的挽留，嗣后转投曾国藩；后来成为著名维新变法人士的王韬化名“黄畹”向苏州太平军献策，但未引起重视。太平天国尽管占据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的江南地区，但在延纳人才方面远不及曾国藩等人。时人就此评述道：“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55]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幕僚李鸿裔问：“官兵某事好，某事不好？贼中某事好，某事办得不好？”李秀成认为其一是前者“多用读书人”，而后者“无读书人”。[56]但此时才痛感到这一点，为时已晚。
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演变
太平天国兴起时，正值西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渗透。于是，如何办理外交便成为洪秀全等人无法规避的一个问题，并成为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平军攻占江宁后，列强一时吃不准清政府是否会垮台，遂宣布持“中立”政策，以静观事态发展，并相继主动来访，以试探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摸清其底细。1853年4月，英国驻华公使最早前来投石问路。同年12月、次年5月，法国、美国公使也先后来访。太平天国因为彼此敬拜同一个上帝，所以亲切地称对方为“兄弟”。西方人自己也承认，太平天国境内军民的态度始终十分友善。
但是，受其他因素影响，双方并未确立“兄弟”般的关系。
太平天国对这几批不速之客的到来事先毫无准备。由于来历不明，这些擅闯长江的外国军舰均在镇江或天京江面遭太平军炮击。太平天国对西方人持“中立”态度感到诧异，并抱有戒心，担心对方有刺探军情的意图。外交礼仪及国际观念的冲突则成为双方交往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视对方为“兄弟”，但同时又沿袭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视对方为进贡番邦，宣称洪秀全是“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导致在外交礼仪上与对方发生激烈争执。西方人这几次均乘坐军舰而来，明显带有炫耀武力的意思，粗暴侵犯了中国内河航运权。但由于缺乏国际法常识，太平天国却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双方接触时，三国外交代表均提及各国与清政府所订条约的内容或提交文本，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其条约权利。太平天国没有对此直接表态，仅表示不反对与外国通商，也同意开辟商埠，但一切要等全国平定后再行定夺，并明确表示严禁鸦片贸易。西方三国公使对这种答复感到失望，加之对太平天国沿袭夷夏观念十分反感，所以都打消了拜会天王或东王的念头，悻然而返。
基于上述原因，加上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并无迅速取胜的迹象，西方列强遂调整策略，不再理睬太平天国，转而全力与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
由于修约谈判未能如愿，英国于1856年10月下旬悍然挑起战争，出兵攻打广州。这场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法国也出兵参战。在英法联军武力威胁下，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大沽口，牵制了清军在广东、华北的兵力，客观上减轻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太平天国基于强烈的汉民族意识，倡言兴汉灭满，视清政府为死敌，并不认为打击清朝与打击中国是一回事，故而对英法联军出兵拍手称快，[57]希望对方与自己联手推翻清政府。1858年11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B.Elgin）率舰队自上海驶往汉口，欲根据《天津条约》考察沿江商务。遭太平军炮击后，英舰悍然将浦口炮台夷为平地，然后扬长而去。洪秀全知悉后，写御诏派人追送给额尔金，将其过境说成是“兄弟团圆”，言称“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替爷替哥杀妖魔”，[58]表达了与列强联手对付清政府的意愿。不过，太平天国对办理外交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主动与对方接触，且依然固守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而列强既与清政府签约，自然需要通过清政府来兑现攫取的条约权利，且对太平天国成见日深，因此也无心与太平天国接触。
洪仁玕总理朝政后，在《资政新篇》中扼要介绍世界大势，说明旧的夷夏格局已不复存在，主张国与国之间以信义相示，彼此平等往来，不可妄自尊大轻侮对方，以免引起无谓的争执和祸端。他批评了“拘拘不与人交接”的现象，认为这是“浅量者之所为”，主张采取开放务实的态度。他的建议基本上为洪秀全采纳。在随后的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用“照会”等语取代“诰谕”“札谕”等旧称，并弃用“万国真主”“来朝”“谒主”等字样，改称对方为“贵国”“贵驾”等。1860年夏率部攻至上海外围后，李秀成致函英、法、美三国公使，郑重表示将保护洋人在上海的生命财产安全，并邀请对方来苏州会晤，洽谈通商联和事宜。洪仁玕随后又亲自赴苏州进行外交斡旋。但是，列强的外交政策完全视在华利益而定，并不取决于太平天国是否更新了国际观念。太平军刚占领苏州，英、法公使便发布通告，宣布将由英法军队保卫上海，抵御任何攻击，且态度强硬，始终拒绝就此与太平天国进行接触。李秀成在事先发出照会的情形下进兵上海，遭英法军队阻击，致使占领上海功亏一篑。
在上海之战的同时，英法因上年换约之争在大沽口惨败，再次出兵进犯大沽口。随后，英法联军进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胁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为尽快落实长江通航通商一款，英国人又转而主动与太平天国接触。1861年春，双方在天京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太平天国接受英方所提的通航通商要求，并承诺在本年内不进兵上海地区。洪秀全专门为此降诏，宣称“中西永远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是，太平天国念念不忘一统山河，而英国则决意阻止太平军进兵各商埠，以避免其商业利益等受损。这就注定这一纸协约不可能是“永远和约”，无法保证长久相安无事。
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克通商口岸宁波。次年元旦，太平天国拒绝再在攻打上海问题上让步，双方谈判破裂。英国随即图穷匕见，从虚伪“中立”转为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在清政府方面，通过祺祥政变执掌中央大权的慈禧、奕为尽快击败太平天国，允准江浙官绅“借师助剿”的提议。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形成联手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英、法除直接出兵攻打上海外围及宁波太平军外，还为清军在购买西式枪炮、练兵等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并授意现役军官戈登（C. G. Gordon）、退役军官日意格（P. M. Giquel）等以个人名义受雇于清地方政府，统领常胜军（前身为洋枪队）、常捷军等多支中外混合军，配合清军深入内地与太平军作战。
在“借师助剿”问题上，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当时，双方都有外国人以个人名义投军。太平军中的雇佣军主要由各国逃兵、浪人、投机商等组成，以欧美人居多，包括菲律宾浪人、印度黑人等，但声势和规模远不及清方，李秀成部雇佣军人数最多时也不到二百人。这与太平天国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有很大关联。基于民族自尊心和对洋人的戒心，天王断然拒绝某“鬼头”联手灭清、事后平分疆土的提议，正告“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59]忠王也断然否决原常胜军领队、美国浪人白齐文（H.A.Burgevine）独立带兵的要求。驻防苏州的慕王谭绍光强调“我等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并无虚假损害之念”，明确宣布对前来投效的洋人实行来去自由政策，“既不诱之使来，亦不禁之不去”。[60]清政府也对“借师助剿”心存顾忌，担心洋人趁机“肆其狼贪豕突之心”，但“以灭发捻为先”的思想终究占了上风，故而孤注一掷，在财政吃紧情况下，不惜拼凑巨资雇募洋人助战。
列强的粗暴武装干涉改变了战争的力量对比，帮助清军扭转了在苏浙战场的颓势，从而极大影响了战争进程和结局。李秀成便愤愤不平地说：“苏杭之误事，洋鬼作怪，领李抚台之赏，攻我各路城池。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61]洪仁玕也将太平天国败亡原因之一归结为“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62]
三 太平天国的败亡
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坐镇该城，指挥湘军夹江东下。太平军节节败退，庐州陷落，陈玉成被执遇难，上游尤其是皖北屏藩渐次丢失。到1862年5月末，湘军水陆两万余人攻至天京城下。自江南大营瓦解，天京在时隔两年后又遭逼攻，而且面对的是湘军。
上游告急时，李秀成正调兵全力攻打上海，但遭到英法军队、洋枪队、清军的联合堵击，始终未能攻至上海城根。1862年4月，李鸿章率新组建的淮军自安庆增援上海。太平军由攻转守，嘉定、青浦等城相继失守。李秀成调重兵反攻，一举扭转浦西战局，迫使英法军队龟缩上海、常胜军坐困松江，但遭到淮军有力抵御，加之洪秀全一再严令回援天京，只得于6月中下旬退兵。慕王谭绍光随后组织进攻，复被击退。淮军则会同英法军队、常胜军等转入反攻，攻占苏州门户嘉定，由力保上海转为窥伺苏南。
皖南战场，湘军悍将鲍超率部展开攻势。太平军一再丧师失地，且不时有将领阵前倒戈。1862年7月，作为江浙门户的宁国陷落。辅王杨辅清等一路败退，仅据守广德、建平一隅，在皖南已势穷力竭。
在浙江，左宗棠在皖南、福建清军策应下发起攻势，与侍王李世贤部在衢州、金华一线激战。在滨海地区，英法军队、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等配合清军展开反攻，迫使太平军退出温州、台州和宁波三府全境。1862年8月中旬，闽军克复处州、缙云，与左宗棠形成夹击金华之势。仅半年多时间，浙江太平军丢失近半城池，处境被动。
清军数路大兵压境，太平军全线吃紧。洪秀全以天京为重，意欲先消灭曾国荃部湘军，再三催促李秀成火速起兵。李秀成从上海外围撤兵，决计合13王、号称60万兵力攻打雨花台湘军大营。1862年10月13日始，兵力、武器占绝对优势的忠王部发起强攻；侍王不久也领兵三四万自浙东赶来助战。受疫病拖累的湘军依托深沟高垒拼死抵御。趁忠王、侍王率重兵回援天京，淮军在吴淞江畔的四江口重创太平军，左宗棠等部攻打金华甚急。太平军在雨花台血战46日，粮食、冬衣匮乏，加之苏州外围战事失利，遂在湘军伤亡五千、几乎难以继续支撑的情况下撤围，分兵回救。
太平军雨花台之战失利，根本原因在于清军同时在上海外围、皖南、浙江发起攻势，与天京战场遥相呼应，致使太平军被挤压在有限的作战空间内，顾此失彼，陷入全面被动。随着版图日渐缩小，太平军粮食供应问题越发突出，成为一大制约因素。
为扭转被动局面，遵照洪秀全“进北攻南”的指示，太平军攻入防备空虚的皖北，同时在皖南发起攻势，分别威胁湖北、江西，试图扯动湘军回援。但各路太平军大多各自为战，且后方不稳。李秀成因常熟守军哗变而滞留苏南约四旬，待领兵北渡增援皖北先遣军时，清军已布好防线。李秀成征战不利，所部又因缺粮饿死不少，被迫于1863年5月末折回天长县境。南岸太平军也未打开局面。在浙江，因李世贤迟迟不能回救，至同年3月中旬，包括金华、绍兴在内的浙东地盘全部陷落；守军残部退往杭嘉湖一带和皖南。苏南战局也迅速恶化，至6月上旬，淮军会同常胜军攻陷太仓、昆山以及常熟福山、江阴杨舍，形成围攻苏州的态势。更为致命的是，太平军舍雨花台而进兵上游，虽先后调动曾国荃万余兵力，但同时也使后者坚定株守之念，并赢得募练新兵休整再战的时间。6月13日，即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兵败被执当日，曾国荃部攻破雨花台石城和南门外九座石垒。李秀成奉命自江北回援，渡江时遭湘军水师截杀，伤亡惨重。九洑州要塞不久失陷，天京江路补给线被切断。
忠王折损数万精锐自皖北无功而返，标志着历时半年多的“进北攻南”战役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从此再也无力组织战略反攻，完全陷入被动防御的困境。根据战争态势，曾国藩决计同时进攻天京、苏州、杭州，“使该逆备多力分，不遑兼顾，或者致力于金陵、收效于苏杭。三处有一得手，两处可期并下”。[63]围绕三城的争夺成为随后战局发展的主线。此时，淮军陆师已扩至四万人，另有淮扬、太湖两支水师以及常胜军策应；左宗棠部计三万余人，另有常捷军等援应。太平军剩余兵力主要集中在苏杭一带，人数仍占绝对优势，仅苏州守军就有近20万之众，但总体上士气低落，且水师力量孱弱。
在苏南，淮军逐一攻占外围要地，1863年9月中旬进抵苏州城外。李秀成自天京回救，激战数月未能解围，且见苏州守军人心离散，遂离城他走。12月4日，纳王郜永宽等刺杀慕王谭绍光，献城投敌，苏州陷落。李鸿章因倒戈太平军人数甚众，恐有异变，遂大举杀降。1864年5月11日，常州失陷，护王陈坤书被凌迟处死。至此，苏福省全境沦陷，太平军先后损失约50万兵力。太平天国大势已去。
在浙西，左宗棠因兵力较单，起初推进不快。程学启等部淮军在克复无锡后入浙助战，形成夹攻之势。太平军人心浮动，数地发生哗变事件，导致嘉兴等地相继沦陷。1864年3月末，太平军撤离杭州。不久，湖州府城、广德州城成为太平军在浙西、皖南硕果仅存的据点。两地位于浙皖苏三省交界处，一时成为各路败退太平军的落脚地。
天京战局则继续恶化，附城要隘相继失守。赶回天京的李秀成认为城中缺兵断粮，人心不固，已无望解围，建议“让城别走”，但遭洪秀全严词拒绝。1864年3月初，湘军正式合围天京。两个多月后，周边所有城池悉数陷落。天京完全成为孤城，守军仅万余人，而攻城湘军达四五万人。6月1日夜，洪秀全病逝，终年51岁。幼主洪天贵福被尊奉为幼天王。7月19日午刻，湘军炸塌太平门城垣，冲杀而入，日暮时基本控制全城。太平天国建都11年多的天京终告陷落。湘军围攻该城两载有奇，前后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曾国藩叹曰，城破后，守军“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64]湘军入城后，随即大肆洗劫财物，并纵火焚烧天王府灭迹，大火延烧七日不熄；另肆意奸淫杀戮。就连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也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65]洪秀全尸身则被湘军挖出，验毕戮尸，举烈火焚之。
城破当夜，李秀成掩护幼天王突围而出。他本人不久被执，在囚笼中写下数万字供述，旋被处斩。幼天王逃至广德，被先期离京搬救兵的干王洪仁玕迎至湖州。两地守军计十二三万人向江西转移，拟与在赣省觅粮的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部会合。在清军围追堵截下，太平军伤亡惨重，临阵脱逃及哗变事件时有发生，一路上风声鹤唳。行至江西石城县境时，兵力已不足万人，复遭清军夜袭而溃散。幼天王被俘后拼命洗刷自己，称“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极后，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66]表示如今只想读书考秀才。11月18日，幼天王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太平天国世系至此终结。干王被执后视死如归，决意效法文天祥，为“志在攘夷愿未酬”唏嘘不已，随后同在南昌殉难。
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接应幼天王未果，相继辗转移师福建。侍王克漳州，号称有20万众；康王号称有十六七万人。来王陆顺德以及由天地会众组成的天将丁太洋、林正扬等部依附两大主力，分别占据龙岩、永定、南靖等城池。闽军堵击失利。左宗棠奉命入闽督师围剿，逐渐扭转战局。太平军缺乏统一指挥，所占地盘陆续丢失，而内讧及倒戈事件进一步削弱了其实力。侍王战败后，其残部投奔占据镇平的康王；嗣后侍王只身逃至镇平，康王心存疑忌，将其刺杀。此外，继丁太洋等人哗变后，林正扬捆缚来王陆顺德，献长乐县城降清。康王势孤力薄，在粤赣闽边界流动作战。1864年11月19日攻占粤东嘉应州城，不久陷入清军围攻。康王在交战中负伤身亡。1865年1月19日夜，偕王谭体元率众弃城突围，两日后在丰顺县白沙坝一带全军覆没。南方太平军余部至此悉被镇压。
扑灭太平天国后，清政府得以调集更多兵力，分别镇压中原地区捻军、贵州苗民军，以及云南、陕甘地区的回民军。1873年秋，清军攻占甘肃回民军占据的最后一个城池肃州（今酒泉）。至此，国内以太平天国为主体、前后持续逾20年的大规模反清起事基本偃旗息鼓。
通过政治上调整人事、调节内部矛盾，军事上组建湘军、淮军，经济上开征厘金新辟饷源，外交上“借师助剿”，特别是依靠曾国藩等汉族地方势力，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于躲过灭顶之灾，迎来所谓“同治中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因此而被推许为“中兴名臣”。但是，汉族督抚势力的崛起在挽救清朝的同时，改变了内满外汉、封疆大吏多由满族权贵出任的传统政治格局，导致清廷军权、财权等大权旁落，形成内轻外重的趋势。这使得清政府统治潜伏着巨大变数，对随后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