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有学者对以往的研究作了扼要的回顾，指出在近代的诸多历史事件中，洋务运动是第一个被纳入现代化视角进行研究的事件，关于它的现代化叙事也取得了广泛的共识。[2]洋务运动的发生和推进过程，曲折坎坷，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新旧因素消长缠绕的繁复场景，折射了中国现代化步履的蹒跚踉跄。
一 动因与环境
内外交困
洋务运动的启动，可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等联署的《通筹夷务全局折》为标志。那时的清廷，正可谓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举目四望，国都沦陷，山河残破，内有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胁迫。北京失守，圆明园被焚，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后，受命留在京城与外国侵略者“议和”的奕等人，比咸丰帝更痛切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清廷统治的脆弱。权衡得失后，他们大胆上书，陈说利害关系，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强调“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力主变通内外政策，对外妥协，度过危机，并酌议章程六条，其中首条便是“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3]
1月20日，逃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准奏，并委派奕、桂良和文祥三人负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习称“洋务”。以后在奕的主持下，凡需要与外国发生联系的事务，诸如购买军火、船舰、机器，管理对外通商和关税事务，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近代海军，兴办近代教育事业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开办近代机器制造、航运、铁路、电报、矿业等，都纳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使其成了清朝政府的外交和涉外事务的总汇机构，人称洋务衙门。受命后，奕等人于1月24日奏称：“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4]强调中国屡败于外敌，是技不如人，即军事装备和战法不敌列强，主张办洋务应先从引进、仿造外国的坚船利炮着手。此后的十余年，洋务运动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
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在战场上，面对强敌所处的明显劣势，并已提出奋起直追的主张。林则徐奏称：“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以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主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5]魏源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明确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6]但是，他们的这些主张，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和付诸行动。有资料显示，在道光后继位的咸丰帝也见过《海国图志》。据档案记载，1853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但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读过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亦无从得知。[7]
严酷的现实是，在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的局面未见改善。据时人描述：“国家承平二百余年，海防既弛，操江亦废。自英夷就抚后，始请以捐输之余作为船炮经费，而官吏侵渔，工匠草率偷减，不及十年，皆为竹头木屑。”[8]最直观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炮仍是前装滑膛的土制火炮。这类炮的式样，仍是晚明引进的红夷炮稍加改变，射程近，精确度差，发射时间长，杀伤力小，又多有粗制滥造者，战时间有震裂。其中一部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铸造的，但不少是清初、清中叶铸造的，甚至是前明遗物，而英军则是最新发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军则是新式的拿破仑炮。[9]两相对照，优劣有天壤之别，清军在开战后，自然难逃再遭惨败的厄运。
也令清廷揪心的是，与其对峙的太平天国手中，也陆续握有洋枪洋炮。这些枪炮是由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出售给太平军的，数目还不少，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有洋艘二，自海道泊下关，贼始疑为大兵之借援者，继侦知其为上海之领事，舟中所带皆洋枪、火药，以通贸易为词，该逆延之入城”；[10]太平军占据浙江湖州时，“有夷人三十余人来投，售卖洋炮、洋刀、洋粉等物”。[11]1865年左宗棠曾追述：“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本部堂自江西、安徽、浙江转战而来，各战夺获，为数不少，并有降贼带出投诚者。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12]这就使清朝政府的一部分官员，特别是身处交战前线的统兵大员，更急切地意识到引进先进技术，仿造洋枪洋炮的必要。
1861年7月4日，奕等人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以对付内外交困的危局，指出“蟊贼未能尽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认为“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强调“船炮不甚坚利，恐难灭贼”，主张“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13]9月11日，曾国藩遥相呼应，奏称“恭亲王奕等奏请购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4]李鸿章自述：“自同治元年臣军到沪以来，随时购买外洋枪炮，设局铸造开花炮弹，以攻剿甚为得力”；赞同“彼机巧之器，非不可以购求学习，以成中国之长技”。[15]1864年，他又强调：“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主张“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陆可恃”，指出“中土士夫不深悉彼此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夷而破敌，其谁信之”。[16]左宗棠也认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17]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奕及曾、左、李等人的上述主张，也很难被付诸实施。而1861年11月的北京政变又称祺祥政变，为洋务主张的实际推行提供了可能。
政局演变
1860年11月，在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奕等人一再奏请咸丰帝回京，咸丰帝仍心有余悸，迟迟不愿返京，与此同时越来越消极颓废，倦怠于政事，沉湎于酒色，不久于1861年8月22日在热河病逝。临终前，授命以载淳为皇太子，由怡亲王载垣和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将一个满目疮痍的江山丢给了年仅6岁的儿子。这个幼子的母亲，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出身官宦之家，容貌出众，据说也曾诵读经史，初通文墨。1852年17岁时入宫，1856年生子载淳，母以子贵，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时咸丰帝为内忧外患所困扰，身心疲惫，疏于朝政，常让她代笔批答章奏，因此得以预闻政事，表现出很强的权欲。
咸丰帝死后，幼子载淳继位，分称钮祜禄氏、那拉氏为慈安、慈禧皇太后。当时，清朝统治中枢除了两宫太后以外，还存在另外两股对立的势力，一股以奕为首，另一股以载垣为首而以肃顺为主心骨。奕等人在咸丰帝出逃时，被留在京城主持“议和”，咸丰帝死后被排斥在赞襄政务王大臣之外，但时时觊觎着最高权力。肃顺集团随咸丰帝出逃热河后，陪侍左右，地位显赫，咸丰帝死后又以顾命大臣身份赞襄政务，实际上掌握了清廷的最高权力。奕等人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两宫皇太后也仅有“钤印”的权力，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很快白热化。
肃顺等人仗恃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地位，力图大权独揽。颇有心计的慈禧则拉拢慈安，凭借手中掌握的咸丰帝临死授予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大印，以拒绝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发给内阁和地方官员的咨文上钤印相要挟，迫使肃顺等人同意将官员的疏章送两太后披览，谕旨呈两太后钤印，任用高级官员由枢臣拟名交两太后裁定，任用一般官员在御前掣签由两太后批准。接着，慈禧又通过醇亲王奕夫妇以及亲信太监、侍卫，设法与留在北京的奕暗中联系。据知情者透露，当时慈禧和慈安在热河密商时，为防止被人窃听，特意作了防范，“以大缸置室中，相与倚缸而语，盖人声在缸中，则弥响而余音不漏于外也”。[18]
经过密谋，慈禧、奕在暗中加紧了政变的部署，而目空一切、过分自信的肃顺等人，则完全被蒙在鼓里。1861年10月26日，咸丰帝的灵柩从热河启运回京。慈禧设计让载垣、端华等扈从两宫皇太后及载淳，先行回京迎候，由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随后启程，这样就把政敌的主谋与协从分隔开来，便于各个击破。11月2日政变发生，大学士贾桢等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两宫太后随即下令革去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爵位，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五人退出军机处议罪。载垣、端华起而抗命，被囚于宗人府。这时，肃顺护送咸丰帝的灵柩，才刚刚走到北京郊外的密云县境，亦被京城派出的禁军连夜拘捕。几天后，肃顺被押赴菜市口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人或被革职，或被革职并充军。这场政变，以慈禧、奕一方大获全胜告终。
政变的结果，得到列强的赞许。11月12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 W.A.Bruce）向英国外交大臣罗素（John Russell）报告：“这一场斗争的关键，主要的要看这一年我们和恭亲王交际中，给他的印象如何而定。幸运的是，恭亲王信赖他自己对我们的观察和经验所获得的结论，而不株守中国政治历史典籍上的教条。”扬言：“为中国利益计，和我们作对，将招致悲惨的后果，我有理由相信，这已在恭亲王及其同僚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强调：“总之大家认为，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声称：“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就是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19]列强的这种态度，为慈禧、奕等人上台后开展有求于欧美的洋务运动，铺平了道路。
1861年11月11日，载淳在太和殿登基即位，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被任命为议政王，桂良、文祥、沈兆霖等为军机大臣，奕兼管军机处，并将肃顺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意谓两宫太后共同治政，慈安性格懦弱，对政治无多大兴趣，1881年又突然病故，实际上成了慈禧一人的统治，中国开始了长达48年的慈禧统治时期。她和奕上台后，首先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并沿袭先前咸丰帝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族地方实力派官员的做法，在政变后的第18天，就正式任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江南四省军务。继而，又陆续任命左宗棠、李续宜、沈葆桢、骆秉章、刘长佑、李鸿章等一批汉族官员，执掌与太平军交战地区的军政大权。
在众多幕府中人的鼎力辅佐下，随着对太平天国的战争渐占上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新崛起的地方督抚的权力逐渐扩张，也为他们日后在其辖区内着手推行洋务运动创造了条件。其中，经他们提携，其幕僚如愿跻身于官场者为数不少。据统计，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通过游幕获取高级官位者中，有56人出自湘、淮军幕府，占总数的84.8%，其中24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13人出自李鸿章的幕府，11人曾游走于曾、李幕府，其他8人则分别出自胡林翼、左宗棠、丁日昌、李瀚章等湘系或淮系官员的幕府。至于同一时期，出自湘、淮军幕府的中下级官员，则为数更多。[20]这些人经由幕府的历练，相继步入仕途，大有助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推进。在洋务运动的重镇——上海，据查考，历任上海道台中，在鸦片战争后被任命的四个满人中，三人是1860年以前到任的，另一个则是在1900年以后，也就是说，“自强运动期间（1861—1895）的上海道台，全是汉人”。[21]
社会条件
洋务运动所开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也是近代科学技术传播和各类近代企业陆续兴办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及以后陆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各种特权。甲午战争前，列强的对外经济活动，虽然以商品输出为主，但是资本输出也已经开始。围绕着商品输出和原料收购，列强相继在中国开办加工厂和轻工业。据估计，截至1894年，外国在华的投资总额为2亿至3亿美元。[22]这些外资企业多设立在通商口岸，尤以上海居多。以船舶修造业为例，1843—1894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上海设有27家船舶修造厂，其间经兼并改组，至1894年继续开工的有8家，资本总额达323.3万元，占同期外国在沪资本总额的1/3，企业数目也在各工业门类中名列第一。[23]同一时期，在沪外资缫丝厂同样也有发展。截至1894年，上海有1882年设于新闸的英商怡和丝厂、1891年设于垃圾桥的法商宝昌丝厂、1894年设于虹口的德商瑞纶丝厂共4家外资丝厂，合计拥有丝车1500部，雇工3750人，年产丝总量1620担，资本120万两。在同期上海外资工业的总资本额中，该行业约占20%，加上船舶修造业所占的约33%，它们的资本总额超过了上海外资工业总资本额的一半。[24]
由洋务运动发端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经营，需要国内有较为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分解，越来越多的人与市场发生了联系。这个扩大了的国内市场，主要为外国资本主义所把持，中国的近代企业则是在有限的市场空隙中产生和发展起来。自然经济的分解，也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兴办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举办近代企业，还需要有很多资本投资。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外国科学技术的传入和外国在华企业的丰厚利润，使中国的很多富人萌发了投资近代企业的想法，并有所行动。其中，买办的动向引人注目。
这里所说的买办，是指五口通商后，受雇于外国商行，为其在华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奔走的那部分中国人。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陆续增辟，洋行数目不断增加，买办人数自然也就相应增加。其中很多人是随着中国外贸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转移，跟着洋行从广东北上者，早期活跃于上海的买办，“半皆粤人为之”。[25]在为外商奔走的过程中，买办通过薪金、佣金等途径，分沾了外商在华榨取的利润，很快积聚起巨额财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极富有的一个阶层。据估算，到1870年代为止，先后做过洋行买办的，至少应有2000人。加上那些虽没有买办名义，实为掮客及直接为洋行承销洋货、承购土产的买办商人，估计总数不下于4000人。以每人平均拥有资产10万两计，便共有资财约5亿两，即使最低以每人平均5万两计，也共有约2.5亿两。[26]
清朝政府对兴办近代企业的态度还不明朗时，就有不少买办以附股的形式，参与在华外资企业的投资。其中就有航运业，“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27]美商旗昌轮船公司100万两开业资本，有六七十万两是华人投资。仅唐廷枢一人，就握有英国怡和洋行华海轮船公司全部股本的25%。[28]据考察，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外国在华的各类企业中，从新式工业到铁路、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以及房地产，几乎没有一项没有华商的附股活动。[29]
这种状况，为决意开展洋务运动的官员们所瞩目，他们设想“若有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也可改变“各口华商因无官办章程，多将资本附入洋商轮船股内”的局面。[30]华商附股外资企业的经历，也有助于将外国企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应用于刚开办的洋务企业。唐廷枢在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之前，曾在英商怡和洋行当了10年的买办。其间，他曾以大量的资金附股以航运为主的众多外资企业，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丰富而广阔的经验”。离开怡和进入轮船招商局后，他又把附股的外籍轮船带到招商局“入局经营”。[31]
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发端于东部沿海地区。183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玛卡雷·布朗称：“单纯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无知’的官吏们阻挠。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在一个短时期内，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学校能干什么，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在该项杂志和书籍内，不但能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也传播一些现代的科学和哲学。”[32]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在上海设立了墨海书馆，这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大陆最早设立的翻译出版机构，也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铅印的出版机构。
墨海书馆翻译、印刷了一些西方宗教及文化书籍，成为当时中国士大夫了解西学的入门书。如1853年出版的《数学启蒙》，介绍了西洋流行的算术、代数知识；1855年刊行的《博物新编》，概括地介绍了西方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动物学等知识。这些书籍成了最早的西学启蒙读物，徐寿和华蘅芳慕名从无锡来到上海，去墨海书馆参观了各种科学书籍和仪器，并购买了一些书籍和试验器具。回家后他们按照书中的讲解和提示，做各种试验，“朝夕研究，目验心得，偶有疑难，互相讨论，必求涣然冰释而后已”。[33]他们从中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等洋务企业，成为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
1870年代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展，各式外语学馆在沿海通商口岸次第开办。据统计，自1872年至1875年，仅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的外语学馆就有14所。加上此前已有的兼教外语的西学堂等，1875年时上海至少已有24所教习外语的新式学校。[34]这些学馆有大有小，有外国人办的，也有中国人办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有日馆，也有夜馆，有的明码标价，有的则声言“修金面议，格外公道”。有的标明“授英字英语，兼译英文账目并书信等”，有的声称“专教英语，学习三个月之后，可能与西人把话”。[35]
洋务运动的开展，与外国机器设备及技术人才的引进直接相关。北京政变的结果，为列强所欢迎，当时中外航运电讯联系方式又有明显改进。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上海至伦敦的航程，较之原先的绕道好望角，缩短近25%。1871年4月，英国人架设的香港至上海海底电报线开通营业；同年6月，香港至伦敦海底电报线接通。6月6日，上海收到了直接来自伦敦的第一份有线电报，以往用日月计的信息传输，缩短为数小时可达。技术条件方面的这种革命性变革，助推了中外交往和洋务运动的开展。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国内民众的反抗斗争陷于低潮，也使清朝政府得以推行洋务运动。
二 推进与成效
求强与求富
北京政变后，得慈禧太后的认可，在中央以奕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旨在以此支撑日趋衰弱的封建皇朝，史称洋务运动。其主旨前有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6]后有张之洞《劝学篇》所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批创办的近代企业是军工企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创办内军械所。次年，李鸿章在江苏苏州设立制炮局。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政府继续举办军工企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水雷、火药等，这是清朝政府所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年，李鸿章将苏州制炮局移至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开办福建船政局。以后，在天津、西安、兰州、昆明、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武汉等地，陆续又有军工企业创办，制造枪炮军械。据统计，1865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在各地共举办了34家军工企业。
表7-1 清朝政府举办的军工企业（1865—1894）
续表
洋务派官僚举办的这些近代军事工业，除了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外，资本主义的成分很少，基本上是属于封建性的官办工业。它们的企业经费由官款拨充，制造出来的产品如枪炮、弹药、轮船等，由政府调拨军队使用，并不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企业经营的目的，也不是着眼于赚取利润，而是为了镇压人民和维护统治。在经营管理方面，仍沿用封建衙门的那套方式，官场腐败的种种陋习，被照旧移用到企业内部。1876年，英国人巴尔福（F.H.Balfour）在上海写道：“只要中国依赖无知的官员管理所有涉及兵工厂的事务，而不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或以任何方式加以约束；只要这些官员怀有私心，丝毫不顾及他们掌管的设施是否能成功运转，而只对能迅速增加自己私利的事物感兴趣的话，那么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兵器、弹药，还有战舰，就必须不断地从欧洲购进。”[37]
而且，当时中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非常落后，兴办这样的企业，势必要依赖外国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乃至技术人员和信贷资金。如据不完全统计，洋务运动时期受聘来华的外国科技人员、教师、工人及海军人员共472人，其中在工矿企业的248人，在军队机构的105人，在洋务学堂的119人。[38]又因当时中国并无近代基础工业，钢、铁、铜等金属器材，各种部件和仪表，油料甚至某些木料，以及蒸汽机所需的煤炭，都要依赖进口。这一切，又都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出现的，中外的经济往来不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一些洋务派官僚又不思振作，甘愿听任外国人摆布。因而，这些军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具有浓厚的依赖性，甚至出现一些企业的大权由外国人执掌的状况。尽管如此，由于这些企业毕竟采用了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因此它不同于历代封建政府所设制造军械的官办手工业，不再完全属于封建经济的范畴，而多少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性质。1881年，受中国洋务运动军工企业的吸引，朝鲜政府曾有派遣工匠赴天津机器局学艺的举措，期望以此使朝鲜面对欧美列强的进逼，有所振作。但次年朝鲜国内政局风云陡起，发生“壬午兵变”，在天津机器局的朝鲜工匠中引起极大恐慌，“争欲还国，无一人赴厂，多般戒谕，终不恬然”，当年冬即全部启程回国。朝鲜政府原本寄予很多期望的派遣工匠来华学艺一事，终告落幕。[39]
自同治末年起，洋务派官僚在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陆续举办了轮船、煤矿、冶铁、纺织等民用企业。这些企业的开办，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军事工业对燃料和原材料的需求，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利润，即所谓“求富”，以补充军事工业的经费不足。因为，洋务派官僚在开办军事工业后，逐渐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军事工业的开办需要大量的燃料和原材料供应，长期依赖进口终非长久之计，也不是清朝政府的财力所能维持的。其次是这些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需要有近代运输工具相配合，传统的牛马车船已不能适应。再次是经费问题，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的经费，财政已十分困难的清朝政府日感捉襟见肘，短绌不支。
洋务派官僚因此逐渐感到，要想继续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实现所谓的“自强”，必须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即李鸿章所归纳的“必先富而后能强”。[40]当时外商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和买办的暴富，又给他们以很大的刺激，“分洋商之利”也是他们举办民用工业的动机之一。于是他们便着手行动。据统计，1873年至1894年，洋务派官僚共举办民用工业48家。其中有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轮船公司、近代煤矿和机器棉纺织厂，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表7-2 清朝政府举办的民用工业（1873—1894年）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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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月14日，上海轮船招商公局正式开业，半年后改名为轮船招商总局，[41]习称轮船招商局，它是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航运企业。它的出现，打破了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把持中国沿海轮运业的一统天下，挽回了一部分民族利权。1878年开办的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规模最大的近代煤矿。它的创办，标志着中国采煤业开始从手工作业阶段向机器生产过渡，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该矿自1881年从国外引进机械采煤，每人每日可采煤4.5吨，比之手工劳动时每人每日至多五百公斤，有天壤之别。抽水机的使用，克服了长期无法解决的排水问题，改变了土法开采时各煤窑只能挖取头层煤，头层采完，窑即放弃的状况。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1878年筹办。次年4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就有报道：“发起这项创建国内制造业计划的人断言，用本国出产的棉花来制造纺织物，其品质相当于或优于用国外进口的同类产品的品质。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所遵循的步骤是，建造一个由800台织布机组成的纺织厂，聘请有经验的英国人管理工厂三年。”[42]1890年该局投产，占地300余亩，机器设备有美国制纺纱锭35000锭，英国制织布机530台等，有工人2000多名，日产五六百匹平纹、斜纹布，行销上海、天津、宁波等地。[43]但投产不到三年，突发火灾，损失惨重，被迫停产。
铁路在1825年创行于英国。十余年后，有关铁路、火车的知识通过来华的外国人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后，由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曾提到火轮车和铁路，表现出对它们的兴趣。太平天国期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在倡设近代工业的同时，推行近代交通运输业，其中包括仿造外国的火轮车，表示了对建设铁路的积极态度。铁路最早出现于中国，是在1870年代。1874年，在上海的英美商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修筑上海至吴淞的铁路，并于1876年建成通车，正式对外营业。后经交涉，由清朝政府耗资285000两白银买下拆毁。
中国自办的铁路，则始于洋务运动期间。1880年，开平矿务局以“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和“恐误各兵船之用”等理由，得到清朝政府许可，从矿区所在的唐山动工修筑一条铁路到胥各庄。次年建成，全长9.7公里，名唐胥铁路。这是近代中国铁路运输系统中最先建成的一个区段，也是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1888年，这条铁路已延展到天津，全程130公里。继唐胥铁路建成后，1887年3月，刘铭传上奏清廷，要求在台湾建造铁路，并强调兴办铁路是振兴台湾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年5月，他得到清廷允许后，即开始在台湾兴建铁路。同年7月，台北至基隆段铁路正式动工，并于1891年竣工通车。这是继唐胥铁路后，中国较早投入运营的又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和通车，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刘铭传原打算将这条铁路延筑至台南，后因其离职而未能如愿。截至1894年，清朝政府共计修建铁路447公里。[44]
1882年，中国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在其后的十年间，先后修建了五条主要干线，即1882年的津沪线，1883年的苏浙闽粤线和江宁、汉口线，1885年的川鄂云贵线，1888年的粤赣线，1889年的陕甘线，加上各省自办的线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有线电报网。[45]它的开通和运营，有助于国防军事通信，也便捷了各地间信息的沟通，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洋务派官僚举办的民用企业，大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工矿业和对外营业的交通运输业，采用雇佣劳动，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据统计，至1894年，洋务民用工业资本总额3961万元，加上其军用工业资本总额1071万元，合计5032万元，占当时中国产业资本总数6749万元的74%以上，成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体。[46]洋务民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除“官办”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三者之中，尤以“官督商办”为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都是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民间集资设立企业，由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以煤矿为例，在中国传统社会，采煤业历来遭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抑。鸦片战争后，民间资本要想涉足采矿业，仍要遭遇重重阻力。举其大者，有官府的压制、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各级官吏的勒索等。如1868年，商人何某在江苏句容购买山地一处，准备开矿采煤，被当地士绅视为异端，遭到驱逐。1873年，上海商人魏镛等人向李鸿章申请在句容开矿，正在南京、镇江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闻此消息，讹言日起，人心惶惶”，纷起反对。当地官府也立碑严禁，宣称“如有不法棍徒再敢煽惑开矿，一经告发，或被访闻，定即提案照例严办，决不姑宽”。[47]即使由洋务派官员主持的矿山，也难免受到守旧派的干扰。光绪初年，唐廷枢受李鸿章委派，创办开平煤矿，不料建成投产后，就有礼部侍郎祁世长出来参奏，扬言煤矿邻近遵化“陵寝重地”，在此采煤，有碍皇陵风水，奏请封矿。[48]后经矿务局派人绘图说明陵寝位置并山川形势，保证无碍皇陵风水，方使煤矿得以继续开办。
显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不依仗一定的政治权势，民间资本要想开矿采煤，是十分困难的。洋务派官员的参与，恰在这方面给民间资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如李鸿章在指定原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的同时，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时任海关道黎兆棠前去会同督办，以防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正因为如此，1870年代和1880年代初创办的安徽池州煤矿、山东峄县煤矿和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等企业，虽然都是由私人资本集股设立的，却都拉上“官督商办”的关系，以期得到洋务派官员的支持，为企业提供政治保护。而洋务派官员之所以推行“官督商办”，乃是为了吸引和利用民间资本，以缓和官府在举办民用企业时的资金困难。如1878年开平煤矿80万两创办资本中，原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徐润一人的股份，就达15万两，约占总数的19%。[49]
军事与外交
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着力于武器和军事训练的近代化。1862年淮军初到上海时，芒鞋短衣，布帕包头，遭到在沪外国军队的讪笑。不到一年，在李鸿章的操办下，这支军队面目一新，“尽改旧制，更仿夷军”。除留劈山炮队作为进攻掩护外，所有刀矛、小枪、抬枪各队均改为洋枪队。在洋枪队之外，李鸿章还建立了独立的洋炮队。随着淮军普遍使用洋枪洋炮，军械的供应成为一大问题。作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深知购买只是一时之策，设局制造才是根本大计。营制和装备的变更，使得原来的营伍阵法，显然不能适应新式武器作战的要求。于是，李鸿章先后雇用一批洋教练，在各营中训练“洋操”。[50]
可以说，淮军是中国第一支较为系统地接受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后起的淮军，在军队的近代化步伐上，远远超过湘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各自的主帅而言，差异也是明显的。曾国藩为人守拙持重，其思想深处更多地受到封建正统儒学的影响，而李鸿章的性格则落拓不羁，对人对事均采取注重实际的态度。曾国藩作为统领全局的主帅，主要职责在于运筹帷幄，自然不及独当一面的李鸿章对洋枪洋炮的深刻体验。再加上，李鸿章驻军沪上，中西交汇，五方杂处，地理上的便利也促使他能得风气之先。而对于军队的发展来说，主帅的态度与抉择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配备了西式武器的淮军，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异军突起，骁勇凶悍。李鸿章因此声名大振，并在他的周围，以淮军将领为骨干，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淮系集团，在晚清政坛上颇具实力和影响。
在陆军开始配备西式武器的同时，洋务派官员通过从外国购买或由本国军工企业制造，着手组建近代海军。1875年，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出任北洋、南洋海防大臣。至1882年，中国沿海已陆续出现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小型舰队。其中北洋有13艘舰船、南洋有14艘小型兵船、福建有十多艘舰船，广东则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未能成为海防的重点，只有20余艘只能在内河航行的小兵船。[51]
中法战争期间，福建舰队（习称福建水师）损失惨重。1885年，清朝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奕任总理海军大臣，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由李鸿章具体主持。李鸿章遂着手组建北洋海军。次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拥有新旧舰船20余艘。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下令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海岸炮台，并于旅顺建设船坞，以旅顺、威海卫两地军港为北洋海军的基地，由淮系将领丁汝昌出任海军提督。1891年在检阅北洋海军后，李鸿章信心满满地奏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52]证之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局，这番大话如同梦呓。
清代前期，中央政府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外国使节来华，俄国使臣循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国家则由礼部迎送。鸦片战争后，清廷设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设立，它实际上是清中央政府一个重要的决策机构，权限不止于对外事务。其职官设置，大体仿照军机处的体制，主要分大臣和章京两级。大臣无定额，均由皇帝从内阁和各部院大臣中选任，内设首领1人，由亲王等皇族和军机大臣兼领，首批大臣共3名，后有增加，系由各部院保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章京，仍兼任原有职务。其中章京负责办理具体事务，分英、法、俄、美、海防等五股。通商、海关事务属英国股，传教事务属法国股，陆路通商、边防、边界属俄国股，华工等事务属美国股。其他各国交涉往来，分属以上四股。海防股系于1885年添设，南北海防、长江水师、船厂、炮台，购买枪、炮、军舰，开矿、修路等事务由其办理。
摈弃理藩院，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政府对外关系的一大变革，以后又有驻外公使派遣之举。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是郭嵩焘。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自幼随父亲诵读诗书，17岁考取秀才，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过往甚密。后又结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交游很广，亦小有文名。20岁以后，家境中落，曾去辰州（今湖南沅陵）任塾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以幕僚身份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处，参与海防事宜的筹划。战争的失败，促动他思索“洋患”的问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1847年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49、1850年，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守制在家。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曾国藩奉旨办团练，组湘军，与太平军交战，郭嵩焘作为曾国藩的密友和幕僚，鼎力相助。1853年11月，得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三年，他曾先后在湖南、浙江等地办理捐务、盐务，为湘军筹措军饷。其间，郭嵩焘曾游历上海，会见英、法等国领事，参观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访问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墨海书馆，亲身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思想颇受触动。后曾任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职。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在云南被杀，引起中英交涉，中国被迫应允派大员赴英“谢罪”。清廷遂于同年8月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国赔礼道歉，旋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是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消息传出，郭嵩焘顿遭众人奚落，有一首对联嘲讽他道：“岑毓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郭嵩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53]一些守旧的官僚，甚至视他为“汉奸”。[54]
郭嵩焘一度有些犹豫，慈禧太后亲自召见，为他鼓劲打气：“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生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劝慰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55]有她撑腰，郭嵩焘不顾旁人的诟骂，于1876年12月由上海启航赴英。途中历经香港、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参观了学校、官署，对当地的社会现状有了较真切的了解。他逐日详记所见所闻，成书《英轺纪程》（亦称《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批评中国士大夫不明时势，只知一味负气自矜，虚骄自大，无补于世。此书寄回国内后，遭守旧派群起攻之，被毁版停印。
次年1月，郭嵩焘抵达伦敦，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不久，他又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常往来于伦敦、巴黎之间，但以驻英时间为多。他以浓厚的兴趣，走访英国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种学会等，结识了不少数学、化学、天文、地理、海洋、测量、植物、医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他因自己不懂英语，译员亦不能胜任而深为抱憾，虽年已六旬仍孜孜学习英语。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尽其所能维护中国的权益。他目睹海外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的保护，上疏清廷要求在海外设立领事，保护侨民。在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厦门渔民被英商残害案、英轮撞沉华船赔偿案、英商虐待华工案等项交涉中，郭嵩焘都能据理力争，维护或挽回了一些民族权利。
郭嵩焘在北京受命出使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不顾他的反对，硬是委派一个反对西学的刘锡鸿担任副使，随同赴英，以致日后郭嵩焘时时受制，甚至连他在英国学外语、穿西服、起立迎客等举动，都被刘锡鸿视为有辱天朝威仪，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国内守旧官员也继续攻击他，要求将他撤职。在这种情形下，郭嵩焘势单力孤，只得自行引退，奏请因病卸任。1878年8月，清廷诏命撤回郭嵩焘，以曾纪泽继任出使英、法大臣。次年1月，郭嵩焘出使未满三年，就被迫卸职东归。回到国内后，他不愿赴京，托病辞官，径回故乡。时湖南守旧风气很盛，上至巡抚，下至地方士绅，皆视他勾通洋人，对他持有敌意。郭嵩焘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于1891年7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