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嵩焘1875年8月启程赴任后，相继又有一些驻外公使的派遣。同年12月，陈兰彬为驻美公使，并兼西班牙、秘鲁公使，容闳为副使。至1885年7月，许景澄受命出任驻德公使，兼任比利时公使，清朝政府已向英国、美国、西班牙、秘鲁、日本、德国、法国、俄国、奥国（奥斯马加）、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12个国家派驻了公使。[56]同时，又有一些驻外领事的派遣。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奏称，新嘉坡有侨民数十万，“请设领事，以资统辖”，清朝政府遂任命当地侨商胡璇泽为驻新嘉坡领事。此后，在横滨、汉城、小吕宋、旧金山、纽约、南非洲、澳洲等地也设立了领事。[57]
洋务运动期间，对外交往方面曾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举措。中国最早派代表出席的国际博览会，是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但当时派去的是一名洋人，他是时任粤海关副税务司的英国人包腊（E.C.M.Bowra）。187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中国派人前往，这次除了洋人，还有一位是中国人即浙海关文案李圭，受命“将会内情形并举行所见所闻者，详细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李圭一行1876年5月13日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抵美，先后去了旧金山、费城、华盛顿、纽约等地。接着横渡大西洋，游历伦敦、巴黎，最后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太平洋回到上海。前后历时7个月，行程8万里，李圭将所见所闻写成《环游地球新录》，记载了费城博览会的盛况，介绍了蒸汽机等欧美国家的工业成就，认为“机器正当讲求”，中国应该效仿，得到李鸿章的赞许，特为之作序推荐。1887年，清政府又同时派遣12名官员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洲的智利，其出使规模是空前的。[58]
学堂与留学
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开展后，一批洋务学堂陆续开办。1862年，清朝政府官办的第一所学习外语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设立，开创了中国近代官办新式教育的先河。它的开办，缘起于清朝政府培养翻译人才的需要，最初只有英文馆，学生10名。次年增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各招学生10名。1866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打算扩大同文馆的规模，增设天文、算学二馆，招收满汉科举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但遭到京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总理衙门只得放宽资格而招收杂项人员，结果半年内报名的有98人，没有一人是正途出身，应试的有72人，录取了30人，因程度太差，半年后退学20人，剩下的10人被并入旧馆。遭此挫折，京师同文馆元气大伤。至1869年，英文馆只有学生2人，法文馆8人，俄文馆较多，有18人。[59]
继京师同文馆后，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其初订章程规定入学者须14岁以下，额定40人，延聘外籍教师教授英语和法语。1864年，广州也开办了同文馆，招收20名学生学习英语。京、沪、粤三地设立同文馆的初衷，都是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只有上海同文馆从一开始就规定，除了学习外语，还要学习算学，以备进而讲求“西人制器尚象之法”。1869年，它又移至江南制造局内，主办者强调“学馆之设本与制造相表里”，旨在为制造局培养一些技术人才，规定学生在学习一段各科基础知识后，即分专科学习，共分矿冶、锻铸、制造、汽机、航海、攻战、外文等七门。[60]
1870年以后，京师同文馆的办学状况逐渐改观。一是因为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自1868年以后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二是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奉调到馆担任教习，三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担任了该馆总教习。1871年，增设了德文馆。1876年，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京师同文馆，由先前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以外语为主、兼习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877年，馆中已有学生101人，中外教习十余人。1888年，又添设格致馆、翻译处。1895年添设东文馆，学习日文。[61]
随着洋务企业的开办，广州、福州、天津、上海等地都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学校设立。在广州有1880年创立的广东实学馆，1884年设立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设立的广东水师陆师学堂，1891年设立的广州商务学堂，1895年设立的广州铁路学堂，1896年设立的广州蚕桑学堂，为广东培养了一批早期工程技术和军事技术人才。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同时附设求是堂艺局，后改名为船政学堂，招生学习制造、驾驶等技术。它分为前后两堂，前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后堂学驾驶，以英文授课，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专门技术学校，为福州船政局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和近代海军人才。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北洋电报学堂，招聘丹麦籍教师培养中国最早的电信人才。至1904年，该校共培养学生约3000人。1881年，李鸿章又设立天津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的建立和发展培养人才，成为“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培养海军人才的军事学校。1885年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培养近代陆军人才的军事学校。1893年开办的北洋医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培养西医的学校。1895年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设的北洋西学堂，最初是一所工科专科学校，1903年复校后改称北洋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1898年，江南制造局继主办广方言馆后，又设立工艺学堂，分化学工艺与机器工艺两科，学额50名，学制4年。一些学生在日后的城市经济发展中成绩突出。上海近代化学工业的早期创业者吴蕴初（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天利氨气厂创办人）、方液仙（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创始人）、李润田（上海鉴臣香料厂的创办人）均毕业于这两所学校。
自1865年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之后，为了尽快掌握西方机器工业的生产技术，1867年徐寿提议设立翻译馆，“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62]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专事西书的翻译。在翻译馆筹建的一年之内，就译成《汽机发轫》《气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4种。至1872年译成37种，1880年时已译成143种，共359本。综计前13年间，平均每年译书11种。至1890年代中叶，共译书数百种，其中以科学技术和军事类为多。在前12年共翻译的156部书中，根据内容和数量可分为算学测量27部，水陆兵法26部，工艺22部，天文行船12部，汽机11部，博物学11部，地理10部，化学7部，年表、报刊类7部，地矿学5部，医学5部，外国史5部，造船4部，交涉公法2部，其他2部。综计科技类共114部，约占73%；军事类26部，约占17%，两者共占90%。这些书都公开售卖，很受欢迎，在开办后的11年内，共售出书籍31111部，总计83454册，另售出地图4774张。1873年，京师同文馆派员在香港、上海等地购买铅字、字架、印机等印刷机器，于北京设立印书处，开始印刷京师同文馆师生翻译的著作及其他书籍，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第二大洋务印书机构。到1896年时，共编译了有关国际公法、世界历史、外语及自然科学等各类书籍29部，这些书常免费赠送京内外官员。[63]
中国留美学生，并非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47年就有黄亚胜（又名黄胜）跟随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一年后因病中断学业回国。之后参与编辑出版《遐迩贯珍》，又于1864年至1867年担任上海广方言馆的教员。[64]但那尚是零星的个人行为。1871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接受留美学成归国的容闳的建议，上奏清廷要求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65]具体办法是，每年选派幼童30名，四年共计120名，先入美国中小学，毕业后再入军政、船政学院学习，一切费用由清政府提供，15年后学成回国。
有趣的是，即使全由公费支出，当时愿意出洋留学者并不多，甚至还视作畏途，所以凡入选学生的家长要签署一份自愿书，以证明他们是心甘情愿地送子出洋留学15年，其间若学生发生意外伤害或死亡，政府皆不负责。[66]最后选定的120名幼童中，主要来自广东，共有83人，约占总数的69%，其余依次为江苏（包括上海）22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在83名广东幼童中，有近一半共39人来自毗邻澳门的香山县，约占总人数的1/3，格外引人注目。[67]次年秋，首批30名幼童在容闳的带领下抵美；至1875年，先后派遣了四批共120人。
1875年以后，又有派赴欧洲留学者。1875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派福州船政学堂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五位学生去英、法留学。其中陈季同后来成为驻法外交官，以其出色的法文造诣向世人介绍中国及其文化。1884年7月，他用法文写的《中国人自画像》在巴黎出版，时值中法战争，法国人因对中国缺乏了解，偏见很深。这本书展示了一个文化悠久、风景秀丽、飘溢着沁人茶香的东方古国，为以往大多法国人所不知，引起轰动，年内再版5次，两年内加印11次。在他之前，欧洲还没有出版过中国人用西文写的书，陈季同前后用法文写了8本书，主要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风俗，其中有的被译成英、德、意、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68]在他之后，则有留学英国的严复通过译作《天演论》等，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自然和社会科学，促进了晚清中国人的思想启蒙。
1876年，又有李鸿章派卞长胜等7人跟随德国人李劢协（C.Lehmeyer）赴德国学习军事，成为中国派遣军事留学生的开端。次年，福州船政学堂从毕业生中又选派制造、驾驶门类21人留学英、法，日后大多成为晚清海军的骨干。[69]
正当留美学生学业渐有长进时，却因一些官员顾虑他们年幼出国，未曾受过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需要补习，否则令人担心其在西学有成之后，能否回国成为有用之才，而在国外则缺乏这种补习的条件。[70]于是清政府于1881年下令提前分批撤回留美学生。除先前因故回国和在美国病逝的共26人外，其余94人均在1882年分三批回国。首批21人都进入电报局任职，其余两批分别进入上海、福州、天津等地洋务企业及机构。[71]在这些未完成学业中途被撤回国内的留学生中，日后仍出现了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这样的杰出人才。
民间的回响
在专制统治、闭塞守旧的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及其实际举措方面的某些松动，民间资本即使有独立投资近代企业的愿望，也很少有敢于付诸行动者，于是便有为规避风险，附股外资在华企业的举动。洋务运动的开展，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为民间资本兴办近代企业减轻了一些阻力，得到他们的呼应。在洋务运动期间，已有一些民间资本独立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其中有船舶修造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是1866年开设的一家手工锻铁作坊，设在虹口美商杜那普所办船厂近侧，并专为其打制船用零部件。1869年开始使用机床，并能自己制造小轮船。1890年拥有车床10余台、牛头刨床2台、钻床3台、龙门刨床l台等多种机械设备，最多时工人300余名。继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黄浦江边的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72]
机器缫丝，也是民族资本较早涉足的工业部门。最早的创办人是原籍广东南海县的侨商陈启沅。1872年，他在家乡创设继昌隆缫丝厂，雇用工人六七百名。该厂开办后，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丰厚，以至效仿者接踵而起。机器缫丝业的另一个中心是在上海。1882年，继外资缫丝厂之后，以公和永丝厂为先行，有一批华商相继投资兴办缫丝厂。1886—1894年，除公和永之外，又有裕成、延昌恒、纶华、锦华、新祥、信昌、乾康等七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先后创办。[73]据统计，截至1894年，民间资本创办的近代工业先后约有139家，其中有的企业开办不久就停办歇业，它们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缫丝、面粉、火柴、造纸、印刷、榨油等行业。[74]
洋务运动，开启了海外华侨回国投资的途径。海外侨资引起清朝政府官员的注意，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66年，广东巡抚蒋益澧率先提出应仿效欧美，保护旅居他国的本国侨民，并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认为：“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如新嘉陂（坡）约有内地人十余万人；新、老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士（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和约中原载彼此遣使通好，若得忠义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居恒固可窥彼腹心，缓急亦可籍资指臂”。[75]1874年，福建巡抚王凯泰更直接提出招徕侨资回国经商，与外国在华资本抗衡，以期“不受洋人抑勒，是又暗收利权”。[76]在此背景下，曾有部分华侨回国投资。在上海最早一批洋务企业中，就有海外华侨投资的记载。它可追溯到1870年代洋务运动肇兴之初。华侨当时在上海投资的近代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
轮船招商局自1872年开办后，为发展业务和扩充资本，于1879年派遣广东试用道张鸿禄、候补知县温宗彦赴南洋、新加坡一带考察航运，同时招徕华侨资本。他们在曼谷通过办有机器磨坊并有一定声誉的侨商陈善继（清朝政府驻暹罗、新加坡领事陈金钟之子）的协助，为企业招集到一批华侨股金。据档案记载，当时响应者多数是粤籍侨商，也有部分闽籍人士，有姓名可稽者共28人，各人的投资额多则5000两，少则500两，大多为二三千两，总计招集到股资5万两。次年即1880年，温宗彦从曼谷到达新加坡募股，得到38名侨商响应，共集得股资65200两，其中便有以后声名显赫的侨商巨头张振勋，他的投资额是3600两。[77]当时轮船招商局正面临怡和、太古等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压价竞销的排挤，侨商的这些投资，无疑有助于它应付对手的倾轧，渡过经营难关。继轮船招商局后，1880年郑观应、经元善等人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曾向旧金山、南洋、新加坡、长崎、横滨等地华侨募集股金。[78]
在建于上海的中国最早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中，也可看到华侨提出筹办倡议和实际参与的活动。1863年，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容闳，根据他在美国所学到的知识，返国向曾国藩建议在上海设立机器工厂，并强调他“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换言之，就是“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79]经曾国藩批准后，容闳即携款两次赴美采购必要的设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的举动，影响颇为深远。
但在清末新政前，侨资参与国内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清朝政府方面，并未真正引起重视和形成相应的政策条规；华侨投资也多为零星举动，并不普及，更未形成热潮。相反，由于政府方面没有提供相应的保护，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办的继昌隆缫丝厂还不时受到地方守旧势力的骚扰，以致不得不一度迁往澳门。
三 阻力与困顿
区域的差异
清朝官员的主导，既给洋务企业的兴办以一定的助力，也给这些企业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那些由政府委派的官员全面把持企业的经营大权，推行封建管理体制，并乘机任用私人、贪污中饱、营私舞弊，严重侵害商股利益。一名曾参观湖北纱厂的英国人记述：“这个纱厂最大的困难是派来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这些人都管叫坐办公桌的人，因为他们坐在桌旁无所事事。他们为了一点私利，把训练好的工人开除了，雇用一些生手。”[80]
在洋务企业的起步阶段，内陆甚至边远地区一度并不落伍。军工企业有1869年的西安机器局、1872年的兰州机器局、1877年的四川机器局和1884年的云南机器局。1867年，左宗棠以西安为基地发兵西北，为了就近解决军火供应，1869年他从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调募一批熟练工人，购买机器，设立西安机器局，制造洋枪、铜帽和开花炮弹等军火。当战事重心移到甘肃后，1872年他下令将西安机器局的设备拆迁至兰州，设立兰州机器局，调集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工匠，由略懂机器的记名提督赖长主持，继续生产军火。[81]
1876年，丁宝桢由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鉴于“各勇营亦皆习用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价值既贵，而道路转运，费亦不赀，并恐不免有受洋行欺骗之事”，奏请自设枪炮厂以供川军之用。1877年，四川机器局在成都择地建厂，于1879年规模初具，有大小厂房118间，制造洋枪洋炮。但机器局刚建成，便遭到守旧官员以靡费为由弹劾，清廷下谕停办，丁宝桢据理力争。
针对反对者抨击丁宝桢用6万两银子只造了枪炮数十杆，丁宝桢下属力陈这些银子大部分是开办经费，“譬如商贾初开铺后，用本颇多，费用不尽在物，久之自有得利之日”。清廷才知究竟，让丁宝桢决定是否续办。丁宝桢奏称“近来讲求机器，实属目前要图，然颇为众论不许”，请求保全，不久得以恢复。[82]
1856年，滇西一带爆发以回民为主的反清起义。为镇压起义，清军使用了洋枪洋炮，因损耗甚巨，修理和补充困难，遂有在滇设局仿造军械之议。1865年，巡抚林鸿年向江苏咨调洋枪队来滇教习。1868年，巡抚岑毓英利用广东所筹给的饷银和派来的工匠，开始设局仿造洋炮。1872年，起义被镇压，该局也关闭。
1874年，云贵总督刘长佑和巡抚岑毓英创设军火局于昆明三圣宫。[83]1884年，已升任总督的岑毓英由上海、广东、福建等地雇来工匠，开办云南机器局，制造弹药并修理枪炮。最初规模很小，至1890年由继任的云贵总督王文韶委托江南制造局向洋商订购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进行扩充。扩建工程于次年完工，规模虽有所扩大，但生产技术却未见明显提高，勉强仿造7.5厘米口径的克虏伯炮，又因地方守旧势力风水之见的阻挠，不准加高烟囱，致使熔炼的铁质低劣。[84]英国人戴维斯（H.R.Davis）1890年曾目睹云南军工厂的生产状况：“他们造克虏伯枪、罗登菲尔兹枪、来福枪和子弹。机器是用蒸汽驱动，但没有气锤，所以产品不可能是一流的。”[85]
民用工业有1880年的兰州机器织呢局。1877年冬，主持兰州机器局的赖长用自制水轮机和当地所产羊毛制成一段毛呢交与左宗棠验看，得左赞赏，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赖长建议从国外购买织呢机器，左宗棠遂致信在上海的胡光墉，嘱其“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86]胡光墉即与德商泰来洋行接洽，由其代为在德国购置机器和招聘技术人员。
1879年春，这些机器运抵上海，然后由轮船招商局运至汉口，再经水陆辗转搬运至兰州。1880年9月，兰州机器织呢局开工生产。它有东厂，内设纺线部和织呢部；中厂，内有汽锅房和大车房，负责动力和运输；西厂，从事羊毛加工和毛呢的漂染及蚜光；以及负责检修设备的机器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亦由赖长主持，聘有9名德国管理和技术人员，“每日产呢八匹，每匹长五十华尺，宽五华尺”。[87]
矿冶业有1886年的贵州青溪铁厂。1885年，署贵州巡抚潘霨见“各省机器局及大小轮船每年用煤铁以亿万计”，而海军衙门制造铁甲兵船，对煤铁的需求亦巨。贵州地瘠民贫，但“矿产极多，煤铁尤盛”。为开辟财源，他主张开发铁矿，既可“拨供邻省海防之需”，又可为本省“民间多一生计，即公家多一利源”。1887年，贵州机器矿务总局成立。铁厂设在镇远县的青溪，故又名青溪铁厂，由江南制造局候选道、潘霨的弟弟潘露主持。初建时，向商号借银10万两，计划在贵阳、汉口和上海招募资本30万两，向上海雇觅矿师和工匠，并派人携银8万两去国外购买机器，向英国订购全套熔铁炉、炼钢炉和轧钢机等，并于1890年7月开炉生产。[88]
西部地区的这些近代企业，虽然起步较早，但开办后多命运不济。兰州制造局随着西北回民起义被镇压，左宗棠于1881年调京离开西北后，过去那种靠催逼各省供饷维持的局面不存，1882年兰州机器局终因经费不继而停办。[89]1886年丁宝桢去世，刘秉璋继任四川总督，对四川机器局并不热衷，“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并裁减局中司事和工匠，“饬令该局专铸钢帽、后门枪弹、炮弹及起造洋火药”[90]，生产规模大为缩减。另外两家民用工业则先后倒闭。
左宗棠对兰州织呢局曾抱以厚望：“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但事先缺乏必要的规划特别是产销市场、技术要求等方面的考察，决策主观随意。当时有些人认为这种工厂最好设在汉口，把原料运到汉口来制造、销售，因为汉口交通便利，有利于产品的销售。反观兰州府一带，虽位于西北羊毛产地，有购买原料成本低廉的优点，但当地人口稀少，地方贫瘠，购买力低，况且这一地区“均尚棉布”，呢布销路更狭。然而左宗棠没有采纳这些意见，毕竟甘肃是他管辖的省份，他坚持在这里设厂。[91]
兰州织呢局的筹办和开工，都早于上海机器织布局，但因路途遥远，交通闭塞，进口的机器设备从上海运抵兰州，就大费周折。“光绪五年春，机器开始运到兰州，这是一个艰难而伟大的工作，这些机器太大，又太重了。当时内地的交通工具，委实没有资格负得起这个运输的责任。但是既已老远地从德国运到汉口，就得接运进来。可以拆散的，当然零星运，不能拆散的，只好整个运。平常的木船装不下，定做可以装得下的。大小机器共有4000箱之多。船到老河口上岸后，利用千百人力、畜力和大车来抬的抬、驮的驮、装载的装载。大车不能容，加以改造；村落不能过，只得拆让。通过山中峡道两面碰壁时，等候凿去一层石壁再走。于是从第一批到兰州和末一批到兰州，足足相隔了一年的时间”。[92]
而在规划办厂时，又忽视了织呢工业用水的技术要求。由于当地“水源不足，能找到的一点水也含着碱，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很暗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每匹长十八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显然，这导致了产品成本高，生产效率低，况且当地的羊毛“很粗很杂，弄得每天得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挑两磅，因此在织成呢布之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也“很难希望本局的产品在品质上能比得上外洋输入品”。[93]这样的局面，使企业很难维持，因为“产品没有销路”，只能限产，每日仅产呢8匹，远低于实际生产能力。1882年上海《字林西报》载：“近有人自甘肃回沪，述及该处机器织呢一事恐不能久，缘织成之呢无人购买。”[94]陈炽在论及兰州织呢局时指出：“左文襄前任甘督，亦尝购买机器仿制呢绒，然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95]
1883年兰州织呢局停工，次年被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裁撤，全套机器设备被闲置。1906年去兰州游历的英国人在原厂区“非常吃惊地见到一个设备完整、费用极高的欧式羊毛加工厂……它显然花费了成千上万英镑，这里有发动机室、发动机、织机、梳毛机、清洗机、冲压机，事实上这里有整套完全用蒸汽力发动的现代工厂必需的机器，甚至它约两英尺宽的皮发动带也保存完整。尽管所有的机器都在无关紧要的维修之中，但看得出还能继续使用”。[96]
贵州青溪铁厂自1886年筹建，1890年开炉，在购买机器、建立厂房、采购原料和运费开支等方面，共耗银27.6万余两，而所招商股远不敷支付，前后陆续挪借公款达19.2万余两。按照厂方估计，在投产后，每月用于收煤、采矿、售铁、运费和薪金等开支约需银1.8万两；预期每月可产铁120万斤，依当时售价约值银2.21万两，收支相抵，略有盈余。但实际投产后，与预期的设想大不相同。在铁厂附近没有找到合适的煤炭基地，开工后发现所用煤炭不适合炼铁的要求，以致在冶炼时“铁水和煤渣凝塞炉窍”，铁水不能顺畅流出，“炉塞”成为令厂方深感棘手的难题。再加开工后不到两个月，主持人潘露病故，铁厂“无人督理”，暂时停工。但对从上海招募来的工匠舍不得全部遣散，留下半数以待复工。1890年12月，改由该厂会办、候补知府曾彦铨主持，官府又垫借6万两资助，[97]仍未有起色。潘霨一筹莫展，1891年“因病奏请开缺”，临走时对友人叹息：“在黔创办铁厂，用帑三十余万而未见成效，黔中同僚诟病，家人亦非笑”。此后，铁厂一直处于停工状态，1898年曾派道员陈明远续办，并无转机，“几年下来厂房、炼炉机器等反而损失殆尽”，陈明远被撤职，青溪铁厂亦告倒闭。[98]
内陆地区较早创办的一些近代企业，或因战事结束，或因缺乏周密规划，决策主观随意，除四川和云南机器局继续勉强维持外，其余均昙花一现，相继停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陆地区近代企业的创办归于沉寂，即使在经济相对发展的四川，在四川机器局问世后的20多年间，四川并没有再出现过一家近代民用工业企业。[99]
督抚的因素
洋务运动推进过程中，各地督抚的作用格外突出。就清朝政府而言，开始认识到实业建设的重要，是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即开展的洋务运动，重点之一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兴办近代企业。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总的说来，当时的清皇朝并没有明确的近代化意向，清朝中央政府更没有对近代化予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事实上，甲午战前洋务企业的开办，新式军队的建立以及绝大多数新式学校的创办，都是得之于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去设立。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至关重要的政府作用的发挥，可以说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在近代中国这种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施行现代化方面没有制度供给的状态下，地方现代化的能否启动和发展，一个主导因素就是地方当政者的主体认识如何。
地方督抚们认识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需要让地方督抚能获得必需的认识环境，从思想上突破传统的阻力。一些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使置身其中的地方督抚有了较为便利的认知条件，而在此之外的广大地域，传统仍维系着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侵犯性。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大国中进行的，而社会变革的效应，是与疆域、人口和原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有相当的联系。[100]也有学者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我国现代化的推动多在于地方督抚与士绅阶级，更增强其区域间的差异性”。[101]这在曾国藩与江南制造局，李鸿章与沪、津等地区洋务事业，丁宝桢与山东机器局，左宗棠和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局，刘铭传在台湾的洋务举措等史实中，已有清晰的体现。
容闳曾回忆，1867年曾国藩在回任两江总督之前，“巡视了其管辖区域，上海是他视察的重要地方之一，而江南制造局——他自己创办的，则成为他在上海视察的重点。他兴致极高地参观了整个工厂，始终没有倦意。我给他介绍那些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他站在机器旁，非常愉快地观赏机器的自动运转，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机器以及它们的运转情形”。[102]1879年5月，左宗棠在肃州宴请到访的匈牙利探险家塞切尼（Grof Szechenyi Bela），“当我听到左宗棠问我是不是愿意喝点欧洲家乡的葡萄酒时，我感到惊异，当即给予肯定的表示。他派人拿来小小一瓶匈牙利的多卡伊葡萄酒”。[103]1885年，左宗棠曾主张在台湾兴办机器制糖业，建议“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回华试制。俟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只收其多出之数。著有成效，即行扩充”。[104]
海关报告也有生动记载，1883年5月直隶总督李鸿章经过上海去天津，他在上海停留期间，“象是很热心要看看此地的一切值得看的东西和值得访问的人。他对于雇用中国工人的各种外国工业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纱厂与缫丝厂。他参加了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开工典礼，亲自动手开动机关把水放进滤水池里，从此公司的机器便开始转动了。他对这个企业甚感兴趣，似乎很懂得它对人们的好处，因为他表示希望不久在天津也要建立一个类似的企业”。[105]据统计，在直隶总督任上，李鸿章对天津近代企事业先后投资约800万银两。[106]
1885年，刘铭传受命出任首任台湾巡抚。除了前述积极兴办铁路外，针对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刘铭传还在台湾积极兴办近代航运业。1886年，他主持设立了招商局（后改称台湾商务局），“招股购制快船二只，名驾时、斯美，船身各长二百五十英尺，纯系钢质，每点钟能行十五六诺，装兵运货均极便捷”；[107]最多时拥有大小轮船5艘，航行上海、香港及东南沿海，远至新加坡、西贡等地，大大便利了台湾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和交往。为进一步开拓近代航运业和沟通铁路运输，刘铭传曾着手疏浚和建设基隆港，后因去职而未果。
督抚对洋务的作用在后起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人们往往以为张之洞从清流到洋务的转变，是在中法战争后的两广总督任上。其实，1882年在山西巡抚任上，当他在官府旧档里，读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给前任巡抚曾国荃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兴办工业等建议时，大感兴趣，曾要求李提摩太帮助其将这些建议付诸实践。不久，他调任两广总督，在山西的这些设想未果。[108]而在张之洞履任前，虽然广东地处东部沿海，对外交往较早和接受西学便利，“但事实上广东的近代化自19世纪60年代前期开始有所启动后，一直到80年代前期，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主要原因在于，“从1861年至1884年24年中，任两广总督者共九人，任广东巡抚者也是九人，他们中不无热心洋务者如郭嵩焘、蒋益澧、刘坤一、张树声，但任期较长，受到朝廷信赖的基本是一些思想较保守、缺乏开拓精神的满员，故此对于地方的近代化始终未能提出一个象样的规划和采取有力的措施。因此，当具有一定近代化意识，同时又勇于任事，颇为朝廷所倚重的张之洞担任粤督时，广东的近代化随即有了一番新的气象”。[109]
张之洞就任后，博采西学，大力兴办洋务。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将广州机器局与增涉军火厂合并，设立制造东局。1887年，又在广州城北石井圩创办石井枪弹厂，称制造西局。西局购买德国克虏伯炮厂制造枪弹的机器设备，使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规模不断发展，后来成为广东省最有影响的兵工厂。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在广州兴办民用企业，如1886年在广州设立广东矿务局，颁布《矿务条例》，鼓励开矿和开炉冶炼。1887年，又在广州创办广东钱局，购置英国造币机器，开中国铸银币之始。1889年，还在广州设立广东缫丝局。民办企业，如轮渡公司、造纸厂、电灯公司也在广州兴建。同时还设立了电报学堂、水陆师学堂、海图馆与洋务处等，聘请洋教习教学，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务实通达，[110]推动了广东的近代化进程。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他建铁路、办工厂、兴学堂、练新军、理财税、创市政，可以说是全方位振鄂兴汉，使湖北从经济不很发达的内陆省份经历了一次近代崛起”。[111]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宝桢、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致力于推动其辖区内的近代企业，除了他们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官员对当时中国的处境认识较为清醒，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较为积极外，与他们手中握有较为丰实的财源也不无关联。清朝的财政体制，原先是以解款协款制度规定各款项，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收支，户部拥有“制天下之经费”的权力，各省并无财政权，只是奉中央命令征收各项赋税，存入公库，然后奏准开销各项经费，如有节余均须解运中央或收支不敷的邻省。经太平天国之后，解款协款制度渐趋废弛。各地督抚军权在握，原来掌管地方财政并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户部的藩司，转而受制于督抚，中央政府已无法通过藩司控制地方财政。
厘金制的实行与就地筹饷，使地方督抚的财权进一步扩大。因数额可观的厘金均由地方征收和控制，上缴仅为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被地方督抚截留。由于各省财政独立的趋势日见明显，户部无法了解各省财政的实况，只得改变解款协款制，推行摊派制。实际执行时，“户部历次筹款，终有一二策或数策不能通行于各省，甚或有一案请行数次，历时数年而各省终未遵办”。[112]传统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趋于瓦解。相对富庶的东部地区的督抚，在这个过程中崛起。
1889年，熟悉内情的薛福成记述：“江苏一省，丁、漕、盐、税、厘五者俱赢，岁入白金一千万两以外。曾文正公用之以削平大难，旋乾转坤。今伯相合肥李公亦用之以招练淮军，四出征剿。曾公所用，在江扬淮徐通海者为多，以盐务为最饶，而地丁、厘金辅之。李公所用，在苏松常镇太者为多，以洋税、厘金为最沃，而地丁、漕政辅之。浙江一省，亦五者兼备，岁入可得江苏之半”。“福建一省，地丁、盐课、厘金、茶税等项，约逾三百四十万金，加以闽关洋税三百余万金，岁入尚在浙江之上”。“广东一省，综地丁、盐课、税、厘四项，岁入几与浙江相埒”。“此外如直隶、陕西、安徽、广西四省，其力皆足以自顾，如有非常措注，则必赖他省之转输”。“又如山东、河南、山西三省，财赋以地丁为大宗，而他项稍辅之，岁入各逾三百万金”。“四川一省，地博物阜，赋额素轻，今于地丁之外加津贴，津贴之外加捐输，虽三倍旧额，尚仅得江南田赋之半”。此外，“如甘肃、云南、贵州三省，向赖他省之协助。云南岁入六十余万金，甘肃岁入三十余万金，贵州岁入二十余万金，皆断断不能自立”。[113]
偏重于东部地区的一批洋务企业的兴办，与上述财政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总的说来，当时“中央财政对于洋务企业的支持并不是十分积极、有力的。除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汉阳铁厂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补助或拨款外，大多数洋务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调剂而兴办起来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洋务派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地方。太平天国时期财政权的下移，为各地督抚经营洋务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114]而财政本是拮据甚至须靠外省协款挹注的西部省份，可以腾挪筹措的渠道狭窄，洋务企业寥如晨星，一些已经开办的企业也经营乏力，或因左宗棠、丁宝桢等人离去而陷于停产或半停产的境地。可见，地方官员的地位、政见和财力，往往对所在辖区的经济变迁影响甚大。
无言的顿挫
以往人们常常将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动的纲领，将其解读为洋务派企图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去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认为这是其失败的内在根源。这种认识，未免稍显笼统。实际上，在洋务运动的推进过程中，来自顽固守旧派的攻击、抵制和反对，几乎从未停歇。这种攻击、抵制和反对，往往又是以坚持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为说词，在长期封闭、国门又是被西方列强强行轰开的社会环境下，对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自然有着先声夺人的上风压力，有学者形容“当时士大夫见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指郭嵩焘、丁日昌——引者），皆以汉奸见摈于清议也”。[115]
动辄得咎的洋务派，不能不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洋务举措辩解开脱，已有学者指出，后人论及中体西用论，每多讥刺之词，其实中体西用论始现于1860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被张之洞概括为“中体西用”，考察其历史，可以发现中体西用论在尊崇中学的前提下，以比较温和的色彩，避过了顽固守旧派“以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为引进西学开了一条通道。[116]洋务运动，也因此得以坎坷前行。
在其推进过程中，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并非只以为中国只是技不如人，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全无认识。但郭嵩焘稍有表露，即被撤职惩处。李鸿章在致郭嵩焘的信函中，则曾这样写道：“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谘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117]联想到戊戌维新高潮时，他曾想列名主张变法的强学会，看来很难全以投机视之。但在洋务运动时期，他所做的确是中体西用论所标示的，如他后来所感叹的：“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18]这段话，自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但也多少道出洋务运动蹒跚踉跄的缘由。
1880年代，已有洋务派官员对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的弊端有所认识，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指出：“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但这是他在1884年去世前夕的《遗折》之语，此前慑于专制淫威，不敢公开表露此类言论，只能于身后呈递。[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