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诸古今中外，权力的争逐与妥协，利益的攘夺与交换，几乎成为一般人对“派系”一词的共同印象。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事实。然而，“党”或“派”在政治史运作中近乎亦步亦趋的存在，却也提醒我们派系互动在繁复的政治活动中，亦有其积极功能。
当本章将晚清政治史进程置诸派系脉络下来观察时，读者不难发现，很多被认为已盖棺论定的人或事，可能变得很不一样。这未必表示派系之争是解释此段史事之唯一路径，却反映过往的认知方式，仍存在更深的掌握史事间之延续性的开拓空间。这亦使得本章的撰作可能因而更具意义。
一 咸同交替与派系新局的形成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同光以降慈禧太后的专权是影响晚清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则对于“辛酉政变”在此一因素形成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相信也早有共识。若非这场政变，慈禧莫说终有独踞权力顶峰之日，就连“垂帘听政”之形式能否存在，都将大有疑问。[2]不过，如果只是慈禧个人对权力的欣趋，以有清成法，似亦难以造成扭转朝局的大作用。其时客观条件的配合，才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内外冲击与辛酉政变的发生
追溯“辛酉政变”的缘起，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文宗大行于承德之前所做的权力结构安排，毋宁是刺激政局巨变的直接成因。文宗为新君——其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所指定的顾命阵容，已然使新权力核心陷入了其时足可影响朝局稳定的两项冲突诱因中，此二诱因一显一隐：显者，柄政之御前大臣肃顺，与在京的恭亲王奕两派势力，长期对立与紧张；隐者，自太平天国起事后，汉士大夫集团中渐见复燃的历史纠结——南北地域之争。此二因素一旦互相为用，再加上承德行在护持幼帝的两宫太后积极联手所造成的效应，便可令朝局翻覆。辛酉之事，由是产生。
先说恭、肃两派的权力矛盾。在文宗一朝，宗室出身的肃顺所以能够崛起，而得咸丰帝之倚畀，与文宗即位初期即在军机领班辅佐乃兄的恭亲王奕于咸丰五年被逐出军机处而使文宗顿失股肱相关。文宗与恭王的关系，从“友爱如‘亲昆弟’”，到手足参商，源于其父宣宗立嗣时积下的心结，历来多有论者。[3]自奕罢出军机，天下因太平军作乱而引起之恶劣局势仍在持续险化，但咸丰所倚为决策依仗的军机，领班的协办大学士彭蕴章性格庸懦，又已老衰；满大臣文庆虽称有见识，但此年七月方入直，越年即下世；杜翰为文宗帝师杜受田之子，文宗报答师恩而一力超擢，亦有才识，但仍资浅，缺少发言权；此外，穆荫亦如杜翰之地位。国事蜩螗之际，咸丰不能不感到身旁少了一个真正可与言大事、一语安邦的左右手，这便造成了肃顺崛起的机会。
肃顺勇于任事，极力鼓舞文宗振衰起敝，的确是肃顺之长，《清史稿》上都不能不说“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之上，削平大乱，于此肇甚”；[4]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诸人之得蒙重用，更表现了肃顺超越满汉的眼界与对决策的强大影响力。然而，作为一个申韩法家的信仰者，肃顺求治遂策的手段，有时不免过于激烈，也为他长期树敌，终于积累出后日翻覆政局的能量。
咸丰十年九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面对满朝臣工几乎一致反对的情势，咸丰帝仍在肃顺等人簇拥下，以“西狩”为名，避往热河，而将“办理抚局”的艰难任务，留给恭亲王奕，使其处于与外人协商而易受谴责的难堪处境；而肃顺、载垣等人，则恰可推掉办洋务的麻烦担子。再者，拥帝西行，非但可避锋镝，且可将权力更集中在自己的集团手中。这由全班军机大臣中，仅一向在朝中被认为属恭王一系的文祥独被留京，可以看出。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驾崩于热河行宫。此前，于十六日短暂清醒之际，首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次谕“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文宗此命，肃顺长期随侍，必有造陈，可以想见。不过，顾命大臣名单一公布，那些曾期望肃顺与恭王能在现实政治演变下，和衷共济，同辅幼主，以开新局的人，终于绝望了；而肃顺无所不用其极的胜利，也使局面成了单选题式的“零和游戏”。无论是恭王还是期望恭王再参枢机的人都明白，眼下只有一条路：以非常之手段，收非常之功。政变引信，就此埋下。
肃顺的操作与结果，将前此因显露对政务之热衷，而与肃顺结恶，但此时已贵为母后皇太后的慈禧，推向同因文宗身后布局，沦为权力失意者的恭王一边。在慈禧影响下，对幼主未来处境，因肃顺气焰之盛而忧心忡忡的母后皇太后慈安，遂与慈禧同调。于是，两宫衡量亲疏与现实，决定与恭王合作，并以密旨交侍卫恒起驰返京师，交慈安之弟广科，令其问计于恭王，“王正久希用事，遂不惜违反家法及文宗委任辅政禁遏牝朝之旨”，[5]易言之，恭王已与两宫达成了以赞同垂帘交换辅政大权之谋。历史将两个希冀权力而不可得的人推到一处，为改变晚清政局的大政潮接上环带，开始运转了。
其次，则可由汉士大夫集团南北地域之争观照。从历代政争成因分析，“地域”因素无论在任何一个断代的研究者看来，都是主要的观照点。自宋代以降，由于黄河流域政治势力的混同与南方经济力量的成熟，地域因素的主线由原来的东西对抗，转为南北竞争，遂使问题更加无朝无之。加上科举制度自宋代得到扩大，下至明、清已完全成熟为中国社会阶级流动主要管道后，盘根错节的师友、年谊、僚属关系，及其背后存在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派系成分愈见复杂。
研究清初史事的学者，往往提及八旗政权入关后，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局面，使政治发展步上轨道，明末原属阉党的北派士大夫之合作，是一重要因由，[6]也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北派士大夫能挟此优势，在军事攻伐之外，屡兴大案，重击南士。[7]康熙中期以后，历雍、乾两朝，清廷中央表现了天下大定后，君主集中权力、主导政局的强势作风，已非立朝之初须借汉士原有矛盾以收操纵之实的阶段可比，派系斗争遂一定程度地受到抑制。嘉道守文，虽中央已乏英主，政治风气亦渐现如曾国藩所云“掩饰弥缝，苟且偷安”之貌，但还能维持一基本局面。一旦内外交攻，大势渐脱君主全面掌控的格局之外，官僚集团之势渐升，而政争便不可免了。值此，南北地域成见，再出作祟，甚且取重于国朝利益，影响深远。
咸丰朝后期，军机汉员除老衰致仕之彭蕴章及满洲正白旗出身的穆荫外，少壮当事之匡源、杜翰、焦祐瀛俱为北士，且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驾崩时被全数指定为受顾命的“赞襄政务大臣”，成为新权力核心。如此格局，与其时文宗身后权臣肃顺与恭王奕两派之权力斗争相结合，终为往后历同、光两朝，汉士大夫集团在中央决策体系内所开展的南北之争，创造了时机。
辛酉政变之成功，除恭王与慈禧两核心人物临大事之表现外，有另一助力同样关键且不容忽视，此即一批暗助恭王之军机章京。其中又有四名最具作用之章京领袖，即汉军机章京领班江阴曹毓瑛，仪征方鼎锐及仁和朱学勤、许庚身，此四人率皆南士。
军机章京为供职军机处之秘书群，日常之职务为起草较一般性之上谕、廷寄，及誊缮经上意认可颁行之廷寄文件，于枢垣决策上原不具发言权或影响力。然而，因彼等平日身处朝命所出之地，对任何重大决策及中枢动态了如指掌，因此一旦涉入政治上派系之斗争，处此地位往往便能有洞烛机先的功能。辛酉政变可称一最具代表性，也可能是有清一代唯一的事例。他们透过在热河的两宫，与在京的恭王两边呼应，在台面下积极拉拢反肃党大老官僚，中有厕身枢垣之南人章京传递其间的布局，借由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文宗梓宫移灵返京，顾命诸臣首尾不兼的机会，迅雷不及掩耳地发动政变。最终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先后加恩赐令自尽及斩立决，以穆荫为首，杜翰、匡源、焦祐瀛三北士在内的四名大臣被逐，枢垣面临重组的新局。
同治初期政坛势力的整合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亦即政变成功的次日，新军机阵容宣告产生，包括：授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原已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被视为恭王股肱的户部左侍郎文祥；恭王的岳丈，大学士桂良；另一名恭王的亲信，户部右侍郎宝鋆等几名满员。其中，桂良于同治元年（1862）六月即下世，而彼所占满军机一缺，此下即不补。至于另安插之汉军机大臣，到同年落定，由前述之江苏江阴曹毓瑛与河南河内出身之李棠阶入枢，由此南北士人同参枢机之局乃渐成。
然而，慈禧与恭王因同仇敌忾于肃党，而进行之政治利益合作，在铲除共同敌人之后，毕竟难以避免直接面对权力分享抑或拉锯之现实。慈禧一认垂帘之君臣名分已定，恭王却更认辅政之重心在彼，于是遂有同治四年恭王被褫夺“议政王”头衔之事作。
先是二月，有御史丁浩奏山东、河南一带大雪震雷请亟修省；[8]到了三月，编修蔡寿祺上疏劾恭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9]终于引起了朝局的风暴。三月初四日蔡折见览，引起廷争，恭王被慈禧削去一切差使，直到四月十五日上谕命仍在军机上行走，不复用“议政”名目，[10]一番折腾，虽然又重领枢垣，雷霆雨露之后，尽归一句“恭王自是益谨”。[11]其间于当事者心境之变化，饶有深意。
就在上述政争风波稍淡之际，军机中两席汉大臣，也因李棠阶与曹毓瑛先后辞世，而发生变动。时任内阁学士，并为同治帝师的直隶高阳李鸿藻，与江苏吴江出身的礼部右侍郎沈桂芬，双双入直枢垣。李、沈二人春秋正盛，年富力强，正可为咸同交替以降派系格局渐次明晰的现实收拢盘势。配合满洲亲贵集团，因恭王受抑而产生的质变，晚清派系政治由此更开局面。
“南北派系”与“恭醇之争”的成形
由同治四年及六年，李鸿藻与沈桂芬行走军机，自辛酉以来的军机阵容终于展开了一段稳定的历程。以恭王为首，以下“两满”（文祥、宝鋆）、“两汉”（沈桂芬、李鸿藻）的结构，维持到光绪二年（1876）五月文祥病逝，才开始有变动产生。也就在这段时期，由辛酉以降一直有山雨欲来之势的南北派系，终于在决策核心有了久居其位且备受推重的领导人树立标的之后，迅速地集中资源，并开始了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权力抗衡。
在此时期，南北派系先以政策论辩而见其大异，各聚士论，门户愈张。进而为巩固权力基础，一方面争取决策主导权，一方面削弱对方之竞争实力，逐步深化斗争。由同治九年至光绪四年间，有三件史事正可反映此一发展步骤，分别为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光绪三年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光绪四年沈桂芬简黔抚事及其后引发之沈桂芬与荣禄的政治角力。
1.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九年五月廿三日，数千名天津百姓聚集在法国天主教教堂前表示抗议。此举导因于近来天津频频发生人口失踪的案子，而市嚣传言此乃天主堂中的洋教士有利用所属育婴堂拐带儿童，杀害婴儿，并加以剜眼剖心，以为炼制邪药之资。儿童失踪、无知谣诼与仇洋情绪纠结在一起，愈传愈激切，遂有此日之事。
事发之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认为天津地方官员对此种态势不认真予以弹压，遂带着书记官西门前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处“交涉”，实则咆哮威迫衙署。随后，丰大业等又来到教堂前，并与在场处理群众滋事的天津知县刘杰发生冲突，丰大业持枪击伤刘的随员，遂引爆群众情绪，群众砸毁了育婴堂，焚烧教堂以及多处教会建筑，并入劫法国领事馆，殴毙丰大业及西门，并十名修女、两名神甫、四名法国男女、三名俄国男女及三四十名中国教徒。
五月二十六日，驻京的各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递送《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此函措辞颇强硬，要求中国政府代为伸张正义，并重新保证在华外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并且在函中指出此事是有组织的排外事件，而提督陈国瑞指挥会党在后操纵。外人的指控，使朝廷在处置措施的拿捏上更见困难，因为这极可能须牵涉对部分官员直接论罪的取舍。由此，在历次廷议上，南北两位汉军机大臣，在处置基本态度上，渐见壁垒。
基本上，在南北两派之中，以恭亲王掌枢之地位，自不宜有所偏袒，但以私衷而论，恭亲王一向较近南派，似不算过分之推论。一者，恭亲王在辛酉政变中的胜利，非南士之运作不为功，曹毓瑛即代表人物；再者，南士在洋务办理上，一向有较明敏通达的态度，这对颇须耗神于对外事务的恭亲王来说十分重要，而沈桂芬正是此道之干才，更令恭王倚重。相对于此，李鸿藻与恭亲王向不称亲近，甚且在治丝益棼的天津教案处理期间，又秉持北派一向对洋务伸张“春秋大义”的路线，屡屡对抗形同代表恭王的宝鋆及沈桂芬之立场，更造成恭王与李鸿藻的疏离。由同治年间的经验，再到光绪初期的几番升沉，遂使南北派系更见分明。
2.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
光绪三年九月十一日，李鸿藻本生母姚太夫人病故，李旋上疏乞俱服三年。李鸿藻的免直，使军机上再补一席汉臣成为当务之急。但此次人事之议，却至光绪四年二月五日方有旨意，且是由上年十月甫自湖南巡抚内召，二月二日方到京的王文韶入直学习行走。
以王文韶在湘将近六年，平黔苗及湘省民乱，“内治称静谧焉”的政绩，内召署兵部侍郎，再予补实，应称合理；但入直枢垣，便有可商榷的余地了。何况以王未经翰林之资历，而于四月又补礼部左侍郎，这便更与向例有所不侔。及至七月，在毫无相关资历的情形下，王又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亟于接收李鸿藻资源之用心，愈见切实。这便难怪时人对此皆有认王乃沈所援引，其目的在求厚植南派之势的看法。[12]
王之入枢，打破了南、北两派近十数年来于决策核心各占一席的惯例，北派魁首不得已而免，却有此事，其用意更见昭然。对照于前此恭王、宝鋆与李及北派关系之演变，李鸿藻在军机上之孤立，终于由议政时的压抑，发展到了权力布局的消长。北派经此一变，突然从权力核心的在朝者，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在野派。这便不只关系李鸿藻个人进退，而是未来北派——至少在恭王执政时期——于权力版图中可能面临全面萎缩的现实了。
北派为求扳回下势，遂将派系间争斗的水平全面升级，终成水火之势；而北派长期以来与恭王一系不相能，至此亦可化暗为明。
3.沈桂芬简黔抚事
要谈此案，除前文已述及的南派领袖沈桂芬之外，两造关键人物的另一人——荣禄，宜稍加介绍。
荣禄，字仲华，与文祥、桂良等重臣同样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祖父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父长寿及伯父长瑞曾分任凉州、天津总兵，但分别于回部张格尔及洪杨之乱初起时殉国。有此两代忠烈之条件，几即注定荣禄之腾达必易于常人。尤其在同治初年，朝廷设“神机营”，荣禄以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熟悉晚清历史者应都明白，实际指挥神机营者，即醇郡王奕，彼岁由此与醇王建立了密切关系。恩眷隆盛时，荣禄甚且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及总管内务府大臣三要职于一身，时值光绪四年，亦沈、荣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
荣禄与李鸿藻之亲近，时人多有述及，相对于与李鸿藻之亲近，沈桂芬与荣禄之间却于当年穆宗驾崩时，即有宿怨，沈桂芬疑简黔抚之事，乃李鸿藻在丁忧居停之中，联络荣禄由内廷路线对沈桂芬及南派所进行的反击，应该是合理的推论。
沈、荣之争，标识了南北派系已由庙堂之上，以政见为核心所进行的权力角逐，进展到以人事倾轧——此种权力版图最赤裸的方面——为核心的阶段。既已至此，则理念与手段已无明显分野，政见亦只成纯粹之党同伐异的工具。
尤有进者，汉官僚之派系对立，又与满洲亲贵中，自同治初期即领导政府，但与借垂帘实掌权柄之慈禧隐然对立的恭亲王奕，因其异母弟，亦为慈禧妹婿之醇郡王奕，对乃兄辅政路线之异见，引发其间之权力意识抬头，而致矛盾逐步纠结。
醇郡王自同治初年以来，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弘德殿总稽察，尤其是亲自管理了被其视为朝廷武力新锐的“神机营”，几年下来，颇觉踌躇满志，也渐不耐为池中物了，凡有机会，总力求表现，尤其似每不自觉地以恭亲王作为比较对象。前述天津教案最后在有限度妥协的情形下结束，醇王仍极感不满，最终以“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徇夷心为务”，故耻与同列之理由下，愤而辞去一切差使，直到翌年正月廿六日方销假。也就在这段时间，醇王以手缮密折面呈太后，对恭王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论者每以此疏关系晚清之成败极深，最直接之影响即“鼓励守旧派之气焰，虚憍言论因益嚣张”。[13]以此较于前引六月廿五日之会议过程，则相争之势不但未敛，反而愈显。此又岂仅止于恭醇之间，或新旧之间，盖一切党同伐异，缘之益可盘根错节，且益能以高论，甚且清议之形式，包装其中派系利益之色彩。此点于日后北派之作为，特别明显。
“南北派系”与“恭醇之争”的逐渐合流，遂埋下光绪朝前十年政局变异的伏笔；加上亟欲扩权的慈禧，以其垂帘持柄之高度，从中操作，终于指向光绪十年朝局的翻覆。
二 派系之争与政务影响的深化
“南北派系”失衡与“清流党”的产生
“清流党”系指光绪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是，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国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遂有“清流党”之称。
有关清流之历史渊源，本章所真正关切的，仍在清流与南北派系之争的联系。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若无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的丁忧，清流党是否会在光绪朝前十年间有如此积极的表现，还有待商榷。
历来有关清流党成员的界定，除清人所云之“四谏”——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宝廷外，加上邓承修、陈宝琛及吴大澂，是一般研究者所认定的。[14]而此一阵容，于奉李鸿藻为宗师的北派来说，其实只存在亲疏，而不存立场之别。其中张佩纶、张之洞及宝廷，更被视为北派之中坚。其余诸人，亦“皆高阳李文正公之羽翼”。[15]简言之，清流不介入南北之争，则未必有斯后之畅旺；北派不有清流之角色为工具，亦难以在优势尽失之情形下开创局面，二者实为一体两面。
清流与北派互为表里，展现于外者，则其凝聚力之强，绝非一般抽象之清议者结合可比。言事之步调，务求一致，因此而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指李鸿藻）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公之同意”之现象；[16]而清流中人彼此互为揄扬荐举，固有对彼此才干与致用之志的肯定，就派系运作之实质论，无非为占缺卡位，寻求人事上更有利之升迁路径，扩大权力版图，如“两张”在光绪五年后晋升之快，便令李慈铭有“张有文学，以上疏为特知，然亦内有奥援”之批评。[17]“内有奥援”，非李鸿藻谁何？凡此，实非一般理念相近云云，所可穷其底蕴。
光绪三年底起，清流之搏击开始转趋积极，已如前述。初时犹以地方督抚、基层官员及外派使臣为对象。既未受抑止，弹奏对象开始指向京官大员，自光绪四年下半年起，与南派关系密切之大吏，包括崇厚、万青藜、董恂、童华等部院主官纷纷被劾，且终致开缺，言路大振。对军机之实际主持者的恭王及南派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警讯。
西北变局与派系倾轧的加剧
1.崇厚使俄案
新疆回变于同治九年（1870），随浩罕回酋阿古柏据天山南北而成势。同治十年，俄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署照会俄国，质问占领之理由何在，俄称乃代中国收复，俟中国号令一旦可达伊犁，定然奉还。及至光绪四年，在左宗棠主持下，天山南北路逐次肃清，这便令俄国必须履行归还伊犁之承诺。
其时使俄人选之决定过程中，一度曾将曾纪泽列为主要考虑对象，但终因沈桂芬力主由崇厚出行，才使任命案最终底定。[18]以其时沈桂芬在外交决策上已是实际主导者之地位，崇厚有此，沈、崇之关系自不在话下。
崇厚抵俄后，经长时间之谈判，光绪五年底已告完成。全约共18条，其于中国之唯一所得，真的只有“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除此之外，其余17条条文有16条是载明中国须履行割地、通商、偿款等义务。揆其大要，无异“将中俄一隅问题，扩大为全面交涉”了。[19]
消息抵京，朝野震动。清流对崇厚原就不存好感，行前议论纷纷，而枢垣未依，结果一一应验。恭王以降之枢、译诸臣固感气折，清流中人当然更是为之沸然。此于北派而言，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
于是十二月初五日，张之洞一马当先，上折言宜战，搭配盛昱与以王仁堪为首共22人署名的两份“主杀使臣”的折子，[20]颇有先声夺人之势；此后宝廷、黄体芳及张之洞又轮番封奏，持续加温。清流的意向，形成一股牵引决策的力量，甚至连垂帘的两宫都受到强烈感染。十二月初十的廷议上，两宫即有“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之谕，[21]遂致崇厚以办理伊犁事件不善，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
诸端纷杂，千头万绪，但若细理其中线索，问题的根源，实在清流，及隐身于清流背后的北派；而清流之奉李鸿藻为宗师，已是朝局中一个现实。即以此次中俄伊犁交涉，李鸿藻的意向，仍是清流议劾的一主要依据。今日，我们可见到其时俨然是清流党在伊犁事件中议论的主攻者张之洞，致李鸿藻的二十六通密函。在这批多用暗语，且不附日期，但皆谈中俄伊犁交涉的密件中，有对条约内容的讨论，有对决策者直率甚至严厉的批评，几皆与清流之立场及议论相合；而“所望惟在公耳”，亦甚见其怀。密函之中，对南派的攻击，实是基调，[22]派系交倾，跃然纸上。
光绪六年正月十七日之会议，崇厚被依“增减制书”律，拟为“斩监候”，并于二十三日上谕确定。其后数日，并分有多道廷寄，命多处封疆大吏筹办防务，加上正月初八，李鸿藻服阕奉旨仍在军机、总署上行走，一时令清流士气大振。不过，中俄交涉发展的扑朔迷离，尤其是清廷决策内容的起伏，令在中国具重大利益国家开始沉不住气了，英、法两国尤其忧心，先后表达调停之意，并劝免崇厚之罪，以求和平解决。这对主其事者而言，自然是个机会，加以重要疆臣如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等，都以为应从英、法之请，如是则可“结欢于两国，俄夷换约之事可因之以求缓颊”，[23]总署遂递密折请旨，一时天平似又倾向南派；新约之成，乃成早晚间事。
中俄伊犁交涉的发展，最终虽南派仍算保住决策主导权不失，其实已有捉襟见肘之势，沈桂芬尤其独当清流锋锐，保和局，保崇厚，亦所以保南派，心力交瘁，可以想见。最后之转圜，几全在被动中经营出来，也赖诸多因缘凑巧，不可不谓险。唯最险者，仍在北派阵容愈整，处处主动；而南派与一向倾重的恭亲王，却已暮气渐深。
2.云南报销案
光绪六年十二月廿九除夕之期，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久值军机、总署的洋务当家大臣沈桂芬，于是日巳初二刻溘然长逝。
沈一下世，南派顿见群龙无首，王文韶以枢垣行走，遂成沈之继承人，一下子被推到南派领袖群伦、抵挡北派锋锐的最前线。只是，论起资望及政治历练，王比沈都差一大截，甚且比起其在军机中之同年李鸿藻，无论经历或帘眷，亦皆不如，遑论清流一向视王文韶如眼中钉，亟欲去之而后快。清流中人亦自言从王入枢以来，对彼之纠劾“无岁无之”，[24]致怨之深，可想而知。相对于王文韶的彷徨，北派固不致因沈之作古而“弹冠相庆”，唯“沈卒后公（指李鸿藻）势大增”，[25]毕竟是一个政治现实。诸端辐辏，朝局又将多事矣，首当其冲者，自然是王文韶。下至光绪八年，终来大举。
“云南报销案”的缘起，在光绪八年七月，一位甚见活跃的御史陈启泰上奏，参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经该省粮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托贿关说，上谕派刑部尚书潘祖荫及理藩院尚书麟书确切查明。
九月初一，邓承修首先发难，且摆明直挑王文韶，张佩纶随之而出，半月之内，连上三折，且蒙召对，致力者唯一道：请罢王文韶。既攻报销案，甚且议论及于王之私德。[26]
张折既上，王文韶乃于廿二、廿四日，两度乞奉亲终养，皆未获准。[27]而事实上在廿二日之前，王已请假十日，案情发展之疑虑与清流之力唱罢论，显然已令其不安于位了。随着此下数日，案情更趋扩大，王文韶遂于十一月初五三度乞请开缺，终获慈禧首肯。但经此一事，南派声势更见低迷。
中法越南冲突与派系对决
就在前述王文韶乞请开缺获允的同日，两位南派部院大臣翁同龢与潘祖荫，奉旨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来年（1883）正月，潘氏即因丁父忧开缺，南派枢垣领袖之地位，即由资历稍逊于李鸿藻的翁同龢应机而出了。
历经同光两朝，南北之争背后的阴影愈形巨大，且愈形沉重。主要原因，自然离不开两个隐身在此阴影后的人物：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只是，一如北派与南派的此长彼消，慈禧与恭王之间的权力比重似亦由此愈见落差。于是，同一时间已在发展的中法越南冲突，就成为前此派系对立能量累积，与幕后操作者阶段性的决战点。
对以垂帘执持权柄的慈禧而言，首要排除对象，自是多年来掣肘其扩权的恭王。南北派系与恭王亲疏之别，正是慈禧运用操作的筹码。另一方面，与慈禧关系更为亲近，却又颇思挑战乃兄高度的醇王，便成为慈禧取恭以代的关键角色。“恭醇之争”与“南北派系”，到此彻底合流，并以越南冲突引爆，“倒恭用醇”之伏笔遂作。
法国自咸丰末年以来，有计划地对越南进行侵略，先后于同治元年、同治十三年，与越南签订两次《西贡条约》，在此二约之下，法国固然为越南之脱离中国做出了法理上的准备，但更重要的，却是要使之成为法国通往中国西南门户的锁钥，尤其是控制北圻红江的通行权。不过，由于越南仍求固守与中国之宗属关系，而中国对法国之期望亦无积极反应，与中、越商讨而久无结果后，光绪八年四月，法军再度攻占北圻的河内，进窥滇越沿边，遂再次形成了中国西南的紧张局势。
整体氛围如此，清流也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了，以张佩纶为主论者，上折不断，由宗主国不容法国凌欺藩属及不许越南与之私订盟约，谈到越南与滇、粤的不可分；尤以坐视越南亡胥，必鼓励日本放大胆量侵吞琉球，尤其法国在欧洲诸国中现势最为不利，若示弱于法，则必见轻欧洲各国，群起要索，如此，则“但知战败之患大，而不知和之患更大；但知增防之费多，而不知和之费更多”，言之极切。[28]
事态的发展已渐渐偏离恭王及李鸿章等外交长期掌舵者“和”的主旨，刘永福在千里走边的唐景崧鼓励下，主动向盘踞北圻的法军袭击，并有斩获的消息，使主战派士气愈振。此既着眼于张国朝力护藩属、抗击外患之大义，实亦对倾向主和持稳路线的南派步步进逼。然主和一道，南派背后是掌枢垣的恭王，这就使意在恭王的慈禧，对北派清流言论之张弛，有更大的操弄空间。于是，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慈禧决定派醇亲王“会筹法越事宜”。百年以降，论者有指此为“恭、醇两王内廷势力消长之始”，诚是的论。[29]
时机需要等待，布局却须先行开展，这便不能不提及一个人：孙毓汶。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其父孙瑞珍于道、咸之间，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及户部尚书，其时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正好皆在部院大臣位阶，故有世交之好。孙毓汶与翁同龢且同于咸丰六年（1856）成进士，翁为状元，孙为榜眼，旋同入翰林。不过咸丰八年，孙瑞珍下世，孙毓汶丁忧居里，又正逢发洋两乱，孙毓汶在籍办团练，却因抗捐，被僧格林沁严劾，恭亲王其时总理抚局，对孙“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办了孙毓汶“革职遣戍”。僧邸之参，实在恭邸之恶也，《清史稿》中已然说明。孙、恭邸之恩怨，自此即始。相对的，醇王会筹法越事宜后，“毓汶以习于醇亲王，渐与闻机要”。[30]今日观之，“机要”也者，实即光绪十年三月的朝局之变了。
光绪十年的朝局之变，究其根本，实即慈禧“倒恭用醇”路线的实现。醇王诚事件之总其成者，而出谋划策在孙毓汶，《清史稿》行文已隐喻之。士论之间，亦有如同“那拉后主持于上，下唯孙毓汶实有默契焉”之记载甚多。[31]
“甲申易枢”与派系格局的翻整
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在其掌权生涯中，演出了第三次将枢廷完全抛在一边，内召御前、大学士及六部尚书等重臣，直接交代谕旨的戏码；亦是彼继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之后，第二次尽罢枢垣诸臣，存在内心多年“倒恭用醇”的路线，到此实现。
十三日尽罢军机后，同日即组成新军机，由庸懦无能之礼亲王世铎顶恭王领枢；其余成员包括户部满、汉尚书额勒和布及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及后添入之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学习行走。此外，三月十四日，即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32]醇王用事之愿，毕竟达成了。整个军机中，除孙毓汶、许庚身二人较被畀以大任，而孙用事尤专外，[33]礼王纯代醇王占领枢之缺而已，阎则借以示外以整顿之心，至于张之万及额勒和布，伴食而已，顶顶台面。其中张之万之入枢，或亦有安抚北派之用意，盖之万为之洞堂兄，而朝局翻覆，北派长期以来主战施压，亦为主要成因，不料李鸿藻竟亦出枢，势不能不稍加安抚。
自同治元年南北同治格局开始浮现以来，南派与北派首度完全被排出作为权力核心的军机。对作为北派第二梯队的清流中人而言，如果内恃高阳、外仗清议的资本，是彼等一向赖以争取帘眷、打压南派、扩张权力版图无往不利的固定模式，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中人此时恐怕已经开始感觉到事情不对了。
揄扬清流，在于彼作为高阳羽翼，搏击南派不遗余力，且有书生格调，壮其气以为武器，而实施压恭王，慈禧自有其盘算。一旦恭王已倒，什么南北派系，什么清流浊流，已不具意义矣。甚且留此群言路健辈，对慈禧之专权反成累赘。
于是，借由让清流一派主战书生督办军务，顺以此后中法战事之失利追究责任，清流势力由此崩解。继翁同龢、李鸿藻被罢去军机，近二十年南北派系格局为之动摇后，清流作为北派主干与接班势力而受此重挫，终令北派汉士之传承，为之败坏，李鸿藻即使于甲午再起，一以耄耋，一以班底全失，亦已无力回天。南、北二派，甲申之后固尚有发展，惟已全失其过去二十年来作为决策核心运作主流之地位，只愈成残酷之权力拼搏，下开甲午之后连串国权沦丧之难，而终导向戊戌之又一大变故。
三 “帝后党争”浮现与派系分合的激化
“恭醇”与“南北”两满汉派系争斗之合流，与慈禧之操纵，极大地改变了晚清政治权力结构与派系互动的格局。恭王的退出政坛，使自咸丰初年形成之恭系势力，烟消云散﹔醇王一系虽取得权力斗争之胜利，但以醇王与其派下新决策核心较诸已倒之恭系军机的素质，几乎难以避免地沦为慈禧个人操弄权力的工具。惟此一情况，将随进入1880年代后半，光绪帝亲政日近，而浮现新政治结构。
光绪亲政前后的政治情势
已将逼近之光绪亲政，与或可称为“后慈禧时代”的即将来临，无疑牵动各方势力的算计。此中冲击最大者，尤在慈禧，与其垂帘时期，备享权力，却对光绪充满不确定感的内外派系。内廷之纠葛，固为权力矛盾之投射，惟权力竞逐之坛场，究在外朝。欲于权力角逐中掌握积极主动，则万绪所本，实在人事一端。若云权力斗争中，所较即为人事布局，谅非虚词。光绪十五年（1889）德宗亲政后，布局之事已然展开。当此之时，慈禧多年柄政，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盘根错节、罕有死角的优势，便易显现，甚且帝系人马，亦可巧为运用，以达其目的。相对于此，德宗往往只能在局内“作活”，难以主导。此势于日后愈见鲜明之帝后权力斗争历程中，几是一以贯之。
先就中央而论，自甲申易枢后，醇系人马掌握军机，枢垣以醇王马首是瞻，灵魂人物孙毓汶尤为西后亲信，慈禧得能直接掌握，他日只要此结构犹存，即令撤帘，慈禧仍能持续其左右决策之影响力。此由光绪亲政当年，军机大臣许庚身病故开缺，继入者仍为亲后党之徐用仪，[34]即可见之。此外，光绪十四年归政前夕，两项易为人忽略之人事安排，尤见西后布局之深意，此即以吏部尚书徐桐，于军机大臣张之万晋升体仁阁大学士管户部后，授协办大学士，并先后成翰林院掌院学士与上书房总师傅﹔[35]另则由西后爱将，时任镶蓝旗蒙古都统之荣禄，充领侍卫内大臣。[36]此二项任令，若能明其时帝后双边渐成之阵营结构，当可见其旨。盖徐桐之用处，在以其上书房总师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之任，盯住翁同龢及其一班以翰苑新贵为主力之南派门人﹔而荣禄之要紧，则能以其职司内廷宿卫之实权，为西后之耳目。徐、荣二人之政治属性，除一贯忠于西后外，与翁氏不甚对头，亦为彼二人之共同点。徐桐之迂滞守旧是出了名的，时人有视之为李鸿藻之外，北派之另一代表，[37]惟终不及高阳之夙望，以其学问与格局，实非士林魁首之器。彼与翁氏曾同于穆宗时在弘德殿行走，徐之授读虽远不及翁，却自此建立内廷路线。后与翁氏由议政差异，加上南北对立渐烈，两人由“意见更深，至其后则成为仇敌”。[38]
至于荣禄，以功臣之后，庇荫而起，入神机营系统，复以自身之干练，受恭、醇两王赏识，兼以西后器之，光绪初年已晋身卿贰，门面大开。却因与北派李鸿藻交善，于沈桂芬大张南派阵势时，代为出头，终致跌踬。经此一挫，近十年来荣衰互见，情何以堪？帝后对立之局既可预见，此时用以与役，正其时也。慈禧以此操盘，其中之弹性空间愈大；进退取予，端视现实耳。
中央之布局有此，地方亦自有其重点安排，甚且开展得更早。惟以自太平军之役后，地方督抚多为湘、淮系宿将所踞，是以，除逐步布建觅缝外，更见地方派系间之彼此牵制。以卫戍京津、资源最丰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来说，光绪十年之前，李鸿章固已为朝廷倚为柱石，但以其与恭王互动合作之密切，不能不有所制衡，此尤以光绪七年起，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职授甫收新疆而炙手可热之东阁大学士左宗棠最见痕迹。俟光绪十年后，因恭王倒台，新格局犹待展布之际，转而利用李鸿章所面临充满不确定性之忧危心态，由醇王着意拉拢结纳，透过资源之取予，达成进一步收编之目的。但若由与亲帝党势力之互动的角度来看，情势对李氏与北洋，实属不利。虽然光绪自亲政以降，仍处于探测其在慈禧布局阴影下之权力底线，并期盼其实权得稳定扩充，而无何大事更张之动作，但透过每日书房形同“独对”之固定互动，翁同龢与南派新贵之渐形活跃于权力坛坫，终是实情；而翁氏对北洋之开展设限之基本路线，也依旧强势。尤其光绪十六年十一月醇王下世，使李鸿章与西后乃至德宗之间，失去一个中介或转圜的关键触媒后，北洋政治影响力之流失，更难阻遏。
惟即令李氏于政治权力版图上，已移向亲慈禧之一方，制衡之形实仍在。依此，除两江一缺，仍持续以畀老湘系外，慈禧自甲申之前，即已由北派阵营中拔擢培养，且升迁甚速之张之洞，此际显成西后进退可据之桩脚。由光绪七年以内阁学士授抚山西，光绪十年中法越事兵马倥偬之际，入督两广，至十五年已迁湖广总督。识者或犹记昔年李鸿章即由此而跃向直隶，大开局面，则此举于合肥衷心有何意示，今固难知，惟南皮与西后之特达恩遇，毕竟非他官僚可比，即今人思之，亦不能无联想，何况老于官场之李氏？
慈禧另一颇具权谋之安排，当推以自甲申后与李氏渐成最大政治对手之翁同龢出掌户部。[39]令翁氏掌地官，不啻在淮系北洋与翁系南派之竞争中，令翁氏得掣肘以资源丰沛为得力点之北洋一利器。此或可能令翁与南派势力稍张，惟西后可收不令李与北洋扩张过速，且为与翁氏抗衡，势需进一步向后党靠拢之效。
西后所踞之制高点，诚亦即将亲政之光绪所必取之者。然光绪在人脉上之弱点，使其往往只能在局中被动作眼，以争取一定均势之维持。如果在亲政之前，令慈禧于基本人事布局上已占尽先着，光绪显然伺机以求扳回些局面。而光绪之所倚重，端在自开毓庆宫书房以来，十数年亦师亦父的翁同龢。
如前所述，翁氏初入权力核心，在光绪八年十一月，顶替甫因“云南报销案”而被北派攻倒之王文韶，在军机行走，但旋于甲申易枢后，与恭王、宝鋆、景廉、李鸿藻等，一并出枢。当日诸人，皆于此过程中，各受极实际之打击。翁氏虽亦退出军机，但只遭革职留任，且革留之处分，当年十月即蒙慈禧五旬寿庆，加恩开复﹔[40]更重要的是，易枢之谕中，令彼“仍在毓庆宫行走”，保留了翁之权力纽带中最重要的一环，他日证明至为关键。
自入光绪朝以来，随翁同龢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之逐次拔升，与再为帝师之崇隆身份，其于各科衡文抡才大典之影响，亦愈巨大。甲申（1884）之后，翁氏实际地位之不降反升，更使翁氏几乎主导了每一场其所参与之重大考试。此不仅进一步确立其士林巨子之地位，为常熟门下开一代人才之盛，亦成南派势力再起之根本依凭。
相较之下，甲申易枢前，气势大好于南派，却同跌踬于朝局翻覆之际的北派，在翁同龢与南派新锐们门面渐次大开的同时，却是另一派荣枯互见的不同景象。自甲申三月，时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的李鸿藻，以“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之谴，被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后，直至来年（1885）二月，始奉旨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令人不胜唏嘘的是，此缺正是整整二十年前，李鸿藻将入军机行走前所得授者。一场政潮，毁了近二十年在官僚体系中之努力，诚不可不谓重挫﹔但更形雪上加霜的是，其于过去二十载苦心孤诣，拉拔培练之北派第二梯队人马，所谓“清流党”者，也在稍后中法越南之役中，以会办军务而全盘皆墨，加以其后当政者对其他“清流党”人一阵似显刻意之抑压，而告土崩瓦解。兵败之日，张佩纶函李鸿藻，作“师徒挠败，上损国威，下惭知己，腆颜治事，北望神驰”等语，[41]适成夕阳悲歌。
李鸿藻浮沉于革职留任边缘的年月，与翁同龢引领之南派阵容渐盛同时，更局限了高阳扩张派下成员之可能空间。加以翁、李与德宗亲疏有别，光绪亲政后，李氏之政治影响力，自然更不及翁同龢，北派若还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向西后靠拢亦不足意外。尤其昔与北派相善者，多已渐成后党中坚，荣禄尤为关键，更易加大李鸿藻与北派残余势力之政治倾斜。但不容讳言者，当荣、李再度结合时，人们或已忘却：光绪初年，荣是站在李氏与北派旁边的一员；此时，则是高阳与几乎快消失的北派站在荣的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