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派系角力
光绪二十年四月，自本年三月间起事之东学党徒，攻陷全罗道，一时声势大涨。四月廿八日，朝鲜求告入；五月二日，清廷定议出兵，并依光绪十一年，为解决中日两国因朝鲜“甲申事变”所引发之对立，而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知会日本。惟五日之后，朝鲜政府已与东学党达成妥协，占领全罗道之东学党叛军，宣布退出。这便使中、日双方出兵理由宣告消失。其时清军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进抵牙山，[42]但以事平，奉旨“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43]然此期间，日方已启动其预设之“军事主动，外交被动”机制：在军事上，继续派兵入韩，分由仁川、釜山登陆，以扼要害；在外交上，则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以“独立”“改革”两手并用之法，拖延清廷反应判断，及日方更有效布局之时间，并向朝鲜政府积极施压，以落实日本版之所谓“内政改革”及“独立属邦”计划。及至五月十九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以所谓“第一次绝交书”照会中国，[44]拒绝撤兵，清廷方真感事情严重。
三天后（五月二十三日），一道廷寄发往北洋：
现在日本以兵胁议，唆使朝鲜自主……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设协议已成，权或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着。……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剿匪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着详酌办理。俄使喀希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查，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45]
此件密寄，堪称自事态渐峻以来，德宗首度向李相发声，由前引内容，不难觉出异于昔日朝廷柄政者对待合肥的一份严肃气息，连“身膺重任”四字，在通篇看来，非只不带一丝寄望殷深之情，反多一重耳提面命之意。上谕末段言及联俄之意，尤充满不信任之感。事态之严重，于李鸿章而言，殆不仅在韩事之日非，更在来自朝廷之巨大阴影，似已渐覆北洋上空。以李相政治经历之丰与思虑之深，焉能见不到此廷寄背后蕴积之斗争能量？
李鸿章在此一月中，于军事调度或行动上，始终极主持重，对辖下亦再三申令，并不断强调审慎乐观之情绪。李鸿章之所以能有如此态度，甚且以避免提高自身战备，减低擦枪走火之危险，当在彼恃有其可行之方针。此中思维，一言以蔽之，仍在“以夷制夷”，而所以制东夷者，就地缘政治条件论，则北夷也。“联俄制日”之原则，于此正式抛诸台面。
俄对东事之姿态，对中国具一定之正面帮助，惟此中感获益最多者，恐即为李鸿章。自韩事初起，合肥在军事措置上之保守与迟滞，不但难见容其时之德宗与一班翰詹新锐之清议，时至今日，亦往往难曲容于史家之论。然而，就李相而言，此中实有太多难言之隐。
自德宗亲政，而慈禧结束所谓“训政”，退居颐和园后，李氏明显感受到与中央渐行渐远之现实，尤其天平强烈倾向其政治对手翁同龢与彼所领南派之一端，更令李相长期统领北洋，班列辅臣、疆臣之首的地位，即便不是岌岌可危，也似日近黄昏。此于长享中外尊荣，坐拥庞大政治资源之合肥与淮系北洋而言，其情何以堪。惟此一现实中，更令李鸿章冷暖自知者，在二十余年前，其人地位之崛兴，因有淮军成朝廷缓急可恃之主力；而今朝廷似只缺临门一脚，却未能将彼踢落北洋宝座，竟亦只因其手上掌控之淮军。李氏甚明彼何能在此时犹踞此座，是以，力保淮军与北洋海军之实力，已为合肥刻下行事之最高指导原则。由此一点，我人方能真正领会李相何以自东事以来，总将一切解决之方法，寄托于外交手段、国际调停，也更能明白何以喀使以津而不以京，为联系表态之管道；盖虽迂回，却能相通也。相较于此，一方面，德宗自亲政以来，决策权威之建立，犹在未全，正跃跃于以此一战，达其立威固权之目标，尤其扶桑蕞尔旧邦，毕竟较船坚炮利之西夷，处理起来要有胜算得多，是以不宜示弱；另一方面，较诸其门生天子，翁同龢所以看待此一外交冲突之角度，就更多元且积极，而此亦正李鸿章所最感忧虑者。所谓政治对手，往往即是这般的所虑者同，所立者异。李鸿章亦明白，这对掌握决策地位的师生，为达其政治目的，对耗损淮军及北洋海军，恐不会因何利害考虑而手软。
就在六月十二日上谕催李鸿章速筹战备以调派，[46]而李鸿章犹对在朝鲜之叶志超添兵之请，持恐开衅之议，逡巡徘徊之际，[47]六月十三日，上谕颁下：“本日据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等语。着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48]
军机诸臣再迟钝，此时亦应恍然。翁同龢终于由一书房中之帝师与幕后献议者，重新走至决策核心之前台。对刻下之军机，尤其实居枢纽之孙毓汶来说，德宗此一人事安排，不能不令彼等触目惊心。十年前，当中法越事日沸之际，已故之醇亲王，不正曾奉懿旨与军机、总署会筹法越事宜，而成日后罢黜以恭亲王奕为首之全班军机的“甲申易枢”之前奏？而今德宗以近乎相同形式援入于中日朝事日沸之际之两大臣，正甲申所遭罢降之军机旧成员。昔年西后以醇王人马倒恭王军机而权大张，今德宗竟欲借恭邸军机再翻醇系阵容以抓稳实权耶？此中用心，非自多重派系纠葛考虑看，谁能真透析之？
随此下中日两国终究于朝鲜开战，淮系北洋海陆两军先后重挫，李鸿章固深受冲击，德宗所承感者，当更在合肥之上。盖如此惨重之折损与难堪之败退，不但对前此较所有臣工更倾向一战之德宗，形成信心上之打击，更可能因而转为对德宗判断力之质疑，而进一步动摇其建之不易的领导权威；而加深皇帝领导地位之权力根柢，正是德宗力求一搏，强硬以对日的关键因素。既如是，则此路只可坚定意志，或云硬着头皮走下去，苦撑待变，或见转机；一旦回头，则前此之努力必大打折扣，徒然为慈禧与亲后官僚在天平上加码。
相对于德宗，翁师傅对这位天子门生之考虑虽不能无理解，并为绸缪，毕竟对淮系北洋之迁延瞻顾，以至偾事，不能无愤愤；于与李鸿章相呼应，百般掣肘之辈，如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更已失却耐心。于是，翁拉拢大老同仇敌忾之情，联系派下力搏诸“佞”之识，便更趋积极；由此，南派言路少壮之新一波攻势升级而起。
在翁系南派对军机中两大倾李要角孙毓汶、徐用仪的连番折攻中，每指孙、徐二人企图以种种欺蒙作为，干扰德宗之决策判断，阻挠德宗之主战思维，罪属欺君，事在不赦也。孙、徐之敢于如此，必有其恃，且此恃足可令孙、徐之辈视德宗形同虚位元首也。以孙、徐二人之政治关系，则此恃为何，岂不自明？如此愈趋深化的派系攻伐，对象甚且已直指阻挠主战思维者之所“恃”的高度，将届花甲的老太后决定结束观望。透过向领导总署、职司情资掌握之奕劻垂询，慈禧等于宣示将直接过问这场战争的相关决策。[49]
对翁同龢而言，此一情势，其实在分寸拿捏上是颇费周章的。翁师傅诚愿助其门生天子乾纲独振，并同时扩大南派之权力版图，但应避免事情发展成帝后间的一道权力单选题，甚且是零和游戏。此一立场，长期作为皇家西席，同受两宫恩眷的翁师傅，该是清楚的。因此，以翁氏之思维，其乃求透过削弱包括北洋与李鸿章，及枢廷中长期与彼同声一气之旧势力，并局限住如北派与李鸿藻，及神机营系统等势力之发展空间，以创造南派清流作为新政治主流地位，并借之协助德宗完成最高权力之收束，及辅佐光绪开创一代明君之伟业。惟此中应力避者，乃形成皇帝对太后地位之正面挑战，否则不免治丝愈棼，徒增争议。
只是，即令德宗与乃师君臣相得甚深，作为南派魁首的翁氏在这一点上，仍不免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了。相对于翁氏之扩大南派权力版图以佐德宗，并进一步强化南派之主流地位，德宗所仰仗于翁氏及南派的，其实正是扫除与西后之间权力关系暧昧不明，致其无法完全执政之根本障碍。一定程度来说，这令翁氏与南派终须面对在德宗与西后间选边站的关键问题，而不容翁氏为自己与南派——其实，翁氏相信此亦是替德宗着想——打着“尊后扶帝”的如意算盘。如果翁氏认为此一路线乃为德宗完全执政，创造最大可能之南针，则德宗恰认为这是完全执政最不可能实现的死路。说穿了，师生考虑中之矛盾，实亦在以自身利益与需求为出发点，所造成之差异。来日于戊戌（1898）将出现且极为致命之裂痕，实早隐于今日。
一般相因成习之观念，总以为甲午之事，西后自始即一力主和，实此说大可商榷。东事之初，慈禧之态度即令不可强言为“主战”，离所谓“主和”，亦还差得远。严格说来，应为观望。盖若一战功成，为彼六旬万寿踵事增华，岂非美事；若战有不利，必要时以其权威，出而在德宗与群臣之上，抓抓纲领，协调皇帝与诸臣达成共识，觅个了局，而不直上决策火线，亦是符合刻下超然于最高层之身份认知。然而，自冲突初起以来，德宗与簇拥于其下之翁同龢与南派成员之表现，却令老太后愈来愈感到不安。由外而内的一连串斗争，令慈禧相信此一图谋之目的，即在瓦解其权力布局，断失其根柢，最终架空自己。
慈禧由观望而渐主和，关键不在其对和战有何具体看法，而是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及枢、译二署中旧臣之态度，明确了她的立场。其所对抗者，非在日本，而乃欲借中日交战而改变权力格局之一方——德宗，以及毋宁已被划归同一阵营的翁同龢，与南派中、青两代精英。今日之下，我人不能不说德宗与南派，在自身实力与形势之评估上，犯了极严重之失误，也伤害了进一步累积其掌握主动权条件之可能。一旦慈禧直接介入，德宗原已逐步建立之最高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可有计划地拉拢、安抚、重整或削弱各种政治势力之棋局，立归一二元对立之新局面。如此，则派系资源之流动，便不再是单纯之妥协、附从，与重组于“一人”之下的版本，而是阵营基于自身利害之选边游戏。在这种情形下，派系对两方实力之结算，便成为尽管残酷，却最重要之考虑因素。如是，则我人不免要问：亲帝势力会是较具实力的一方吗？若答案为非，则必居被动；而为扭转此被动且已失互信之局，惟赖更激烈之斗争。甲午一役，基本上尽在此派系格局中发展。
中日战事，终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廿三日，以和约画押而收场。但围绕近半年蠢动于和战争议背后的派系拉锯，使整场大战所引致的人事浮沉，惨烈绝不逊之。在淮系海陆两军瓦解于甲午一役后，失此权力依恃的李鸿章，终究被褫夺了执掌达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加以核心人马在此役中非遭论罪，即被南派精锐弹劾去职，叱咤风云一个世代的淮系，宣告崩解，也失去了对资源雄厚的北洋之掌控权。淮系之崩溃与李鸿章之失势，于其时政坛明显而立即之影响，反映于两部分，一为淮系所失却之北洋控制权，向何派系转移；一为自1860年代中期以降，长期作为清廷国防武力主体之淮军基本瓦解后，新国防武力培成之主导权，所势必牵动之派系角力。后者涉及诸多政策之讨论与厘定，路线或犹待延长；前者却是当下便可卡出结果，立占有利山头之竞争。此亦将成下一阶段，派系结构重整间之重要议题。
瓜分危机与派系的持续拉锯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经历了列强纷纷在中国要求独占性地缘政治利益的“租让权争夺战”，一度濒临被瓜分的边缘。究其缘起，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为联俄制日，中国与俄国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堪称祸根。
自甲午战争发轫前后，俄国因与日本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满洲地缘政治利益之冲突，便颇积极介入中日和战事务。及至《马关条约》签订，俄国又结合德、法，强力干涉辽东半岛之赎还，并提供对日赔款之贷放。俄国种种作为，使在其时东亚战略情势中，只能秉“以夷制夷”之旨，非“联日制俄”即“联俄制日”之中国，天平很大程度上倾向俄国。于是，当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Ⅱ）即将登基，各国分派使团前赴致贺之际，便成中俄密商之契机。而当其任者，即令稍经曲折，最终仍依俄方所望，由李鸿章承命持节。对李相而言，此不啻其甫历生涯谷底的再起之机。
对李鸿章而言，多年外交折冲，已使其与俄国方面，建立甚深厚之人脉关系。若能促使中俄联盟，而使俄国成为影响中国外交路线之主脉，则以李相与俄方之深契，将可避免个人政治生命之全然边缘化，甚且犹有转机。《中俄密约》即在此状态下，以李鸿章为机转，最终压服亦有“密结外援”之想的翁同龢等帝党领袖而签订。
事实上，俄国力促此约，实欲借中国联俄制日之迫切，以达其自1891年以来，即抱持之热望：借地筑路——令建造中之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穿过中国北满，直抵海参崴——设若如是，俄国在区域地缘政治中之战略主动可得。联中制日与否，实是副题。但李鸿章与俄国各取所需之密约，却为中国留下更大之后患。
就在李鸿章出使返国，并奉命行走总署后不及两月，状况开始出现。十一月初十，德国驻华公使海靖（Edmund Heyking）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的要求，但遭总署拒绝；十二月二十七日，海靖再提同样要求，再次被拒，于是德国决定自行其是。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曹州教案”发生，两名德国天主教徒尼斯（Franz Nies）和休尔（Richard Heule）在土匪洗劫中一并被杀，造就德国十月二十日出兵胶澳之事。事起之初，枢廷懵然，但李鸿章已直奔俄使馆求援，[50]何以致之？
依次日翁日记中所言，胶澳之祸至二十一日皆未入警，主要因电线为德方所断，且电信局全为德方控制，只能“发洋信，不准接华信”所致。[51]既如此，则李鸿章从何而知？由合肥立奔俄使馆，而其余臣工连一点风声亦无的情形看，其讯息应即来自俄馆。以俄使与合肥之关系，此或不致令人意外，但若深一层想，俄方之透风于合肥，是否即抓准李氏必将求俄助，且推成此局？再进一步，俄方是否亦有把握：俄国路线，合肥必拥以自重，不令他人插手，而此正适令俄方所面对之局势更单纯？李鸿章二十一日得俄讯后走俄馆，提出求助之说，纯为其个人行为，无任何朝命指授，甚且无同僚间之商榷，要说如此举措纯为忧危君父，实在缺乏说服力，更遑论乙未（1895）以来，李鸿章处积毁销骨之低迷中，应有其临深履薄心念。反常以此，一言以蔽之：以利于俄者争决策主导权，并更有效地将联俄之道引为自身之政治资源。李相所想不及，或更可能明知于心却难可顾及的是，俄方亦正是要利用李相这种守势待变下的迫切感，以遂其图。
内部派系的长期矛盾，甚而欲挟外力以固盘势的私图，终令局势趋于复杂。原本在中方反应之持重，与英方透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传达隐有制俄思维之表态下，至十一月初，由翁同龢主导谈判的中方，与德使海靖原已就解决胶事达成六项协议，却在李鸿章强诋成议，独断独行，力邀俄国远东舰队依《中俄密约》南下助拳的作为下，旦夕翻盘。
此下由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到终食《中俄密约》苦果之《旅大租借条约》，进而引出各国侵逼连串，几近瓜分之独占性利益范围条约风潮，都已见诸史册。今日之下，我人仍不能相信以李相之阅历与远高于判断如此事体所需之智慧，会无法预见俄国必借此扩大实占利益之后果。说到底，派系权力执念之私心自用，与全无互信至忘弃谋国忠诚，岂非个中曲折之关键？
由胶澳、旅大而全面涌起之危迫，早已令朝中君臣为之悚懔。十二月二十四日，德宗于一早见军机时，亦有于后日极为重要之表态：
见起，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谓从内政根本起），臣颇有数对，诸臣亦默然。退令领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材之旨，又拟饬部院诸臣不得延阁官事旨。
未来半年中，即将改变朝局结构之重大改变与发展，其实已肇基于此日；而枢臣第一时间之反应，实亦为后日之张本。讽刺的是：这场因胶澳、旅大之事为引，而导出极具政治角力意涵之变革，诸多要角之政治生命甚且犹撑不过胶、旅事端未尽底定之时，此尤令人不胜唏嘘。
由“戊戌维新”到“戊戌政变”的格局翻覆
经历由亲政以来，纠缠于帝后根本性权力矛盾，以致由中日战争，以至瓜分危机的种种挫折，德宗终于看到非变换体制，不足以振乾纲的领导局限。于是，变法之宣告既出，派系对决遂不可避免。
一般谈及变法运动，几乎都与康有为联结。但本章主谈派系政治对晚清政局之影响，由此以论，康氏亦派系格局运作中之环节而已。
帝党与南派拉拢康氏为首之维新人士最具体之行动，殆即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强学会之成立。惟亦因此，强学会极有限之活动期间，始终笼罩派系角力之阴影，甚且沦为各方势力意欲透过介入强学会，以争食变法大饼的局面。[52]后日李鸿章以南派盛聚于斯，唆使其子李经方之儿女亲家杨崇伊参劾强学会，终致被迫停止，其实也不过此一底因之延伸耳。
只是，相较其门人对强学会之直接参与，翁同龢在此时虽对变法之论亦有同情，同时亦努力争取新局面中之主动权，其态度毕竟间接而审慎。笔者甚且认为翁氏对壮大帝党之积极，远大于变法本身。康氏曾云其屡劝翁氏宜立举大事，行新政，利用其毓庆宫行走之身份，佐德宗创一番作为。但翁氏之态度，毋宁极为犹豫。笔者相信，对翁氏而言，南海诚堪拉拢，且翁氏一向于变法之说并不排斥，但随着康氏因翁氏之荐而终得目见青光，翁与康乃至与德宗思维之差异，却逐次扩大，终致左右大局。
对翁氏而言，荐康氏与壮大维新派声势的前提，必须符合有利于德宗与南派扩张权力版图的逻辑，一旦偏离此道，则翁同龢之犹豫，乃至反弹，只会高于其南派门众。随着对康氏企图扩大政治资本、改变权力格局之行径愈趋激进，南派成员立场出现松动，翁氏态度转趋暧昧，终究导致变法已势在必行的德宗与长期倚如股肱的翁同龢之关系产生质变。
德宗在康有为一派之激励下，走激烈路线，以达彼透过变法，对权力格局大破大立的目标，与多年来以巩固帝权、调和两宫为基本原则之翁同龢，产生了最严重的偏离。在翁氏而言，一旦帝后走向决绝，非但德宗中兴切望必成泡影，以南派为主力之帝党根柢，亦必毁于一旦；但这正是如康氏般铤而走险者，所不必负担的代价。论者其谓“康亦非真忠于帝，乃欲博帝之信任，以猎大权。太后既去，帝柔弱易制，而己可以为所欲为矣”，[53]大抵极类翁氏刻下心境之写照；其甚且以“居心叵测”名康氏，亦不难知。
尤有要者，自德宗亲政以降，历经帝后及其党附势力间历次明争暗斗，翁同龢基本上已被后党视为帝党代表人物，且渐失恩信，一旦德宗真趋康氏一派之激烈路径，翁氏个人亦必陷于孤立险境，甚且成派系间表态之筹码。衡诸后日，似即如此。种种复杂因素，将翁同龢由原本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变成反对者。论者有以“卑劣的自保手段”一语名之者，[54]我人则毋宁更愿以久处权力核心之派系领袖，与谋国老臣的无奈相理解。
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二日至四月廿七日，凡六日间，堪称以变法为主轴的本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段时日。此六日之发展，可以帝后两党间之妥协，与帝党抽梁换柱式之调整两点涵盖。具体作为，包括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升文渊阁大学士，管户部；刑部尚书刚毅调兵部，协办大学士；刚毅遗缺则由蒙古镶白旗都统崇礼补入，并兼步军都统。[55]有论者强烈主张此乃懿旨所出，为后党阻止变法之布局。[56]后党如此布局，是否有心阻止变法，是一可讨论之问题，惟刻下之要点，应在此局非依后党成办，乃帝后就推动变法，且放手由德宗主导，达成协议后，德宗所释出之条件。这才有次日“上奉懿旨，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之决然纶音。[57]
事实上，慈禧于德宗主持国家重大决策方向，其初都未必持反对态度，中日甲午之役，太后原于主战一路之支持，即为前例。慈禧之干预，皆在事态渐演为派系权力争逐后，是以此次德宗以实质利益图取帝后两党之妥协，凝聚变法共识，更见合理，且换来“上奉懿旨”式之表态支持。惟如此一来，无论是对“专讲西学”之保留，抑或翁系南派政治影响力之进一步压缩，翁同龢都不能不有个态度，此遂有德宗作政策性宣示之当日，翁氏“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回应，及其拟于前晚，而于当日发布之《定国是诏》中，“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学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与德宗“专讲西学”之落差。对德宗而言，诏谕中之门面话如何，已非重点，关键在其所欲推动以一新格局之各项作为。翁氏之说法，亦无须字斟句酌，一如对后党所做出之让步，其实正欲将凡此让步纳入一届时不具根本作用之新政治——亦是权力——环境中。只是，翁氏此时之态度，恐只令德宗更感非将此石头搬开不可。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遭黜之诏谕下。
长期以来，此道罢翁上谕，已与翁同龢被黜一事，同样引人议论纷纷，百年不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朱谕乃慈禧强迫德宗颁布，甚且其内容原即后党拟定。[58]此一说法由康有为、梁启超诸人传播而为承袭至今，影响其时局外人之闻见记录及后学之研究结论甚深。然向来之种种结论或记述，却鲜有人直接由上谕内容去琢磨，甚且由朱谕实物本身去计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身的著名学者孔祥吉，曾为文就朱谕本身进行分析，肯定令翁同龢开缺之朱谕乃出自光绪亲笔，极为明确。[59]脱开外部考证一层，就朱谕内容数落翁同龢之各项罪名来说，几段有明确指涉，且用词极为直截的语句，大概也只有自君臣关系生变以来，与翁同龢多次当面争执的德宗，方能语语中的。
翁同龢的垮台，宣告了自沈桂芬时代以来所建构之重要政治派系——南派的消沉，自“南沈北李”以来之汉士大夫两大派阀，至此统绪已尽。南派步北派后尘之命运，再次印证在晚清政治环境中，派系一旦由运作主体，而成为更大之政治角力下一附从势力时，即不免因主动性渐失，而趋向消沉。醇系如此，北派如此，淮系北洋如此，刻下之南派亦不能免。
以南派一向以来拥君之忠，德宗最终对待翁同龢与南派之方式，的确有些冷酷。我人固可理解德宗望治之切，寄希望于变法之深，惟归根结底，德宗对南派之决绝，关键实在南派因长年派系对耗，已丧失支持德宗继续从事权力斗争之实力。翁同龢长期以来，在帝后关系处理态度上之温和倾向，固然可视为曾同受两宫提携厚恩，且相信唯有以“下孝”换“上慈”，方能维持政局稳定的老臣心地。但由德宗及欲利用德宗一圆其政治企图者如康有为辈之角度看，其亦可能反映翁同龢对南派实力不足之疑虑，导致其不愿见到帝后党争过剧，而令作为帝党主力之南派，付出更大代价；而当维新势力表现得愈积极，翁系南派相对愈形保守，亦是同样理由。若依此线索思考，则德宗最终之决定，与其说是抛弃了翁同龢与南派，不如说是选择了康有为与维新势力。在派系长期角力与帝后间无解之根本权力矛盾压力下，君臣师生之情义，难免微不足道。
基于丰沛之派系实力，与立根于深厚执政经验之细腻操作手段，慈禧与后党，诚为此次变法前权力调整中之最大赢家。尤其去翁之安排，更令荣禄为后党掌握北洋军、经脉络之长期经营，水到渠成，且无形中，帝党形同自我内部清洗；而德宗寄扩权希望于一个从未实际参与政治的团队，与一套从未检证与实施过的新法，也犯了面临可能之重大调整前，派系运作之大忌。
问题是，此于德宗及帝党，毕竟为一场政治豪赌，同时亦暴露帝党在开拓权力空间时，严重受限之病根。前已论及，德宗之策略，在求以变法彻底改变旧有权力结构，扭转长期被动之局。为免于起步之初即遭阻滞，德宗一方面严肃地调整了帝党内部结构，执行“以康代翁”路线，使维新派取代南派，成为帝党之战斗核心；另一方面则不惜释出包括部分内阁、枢垣，乃至北洋人事权，以达成与后党间之妥协，图以化解彼等在变法之初可能偾事的顾虑。对德宗而言，这只是暂时性地“欲取还予”，透过对后党传统政治思维下派系利益的满足，德宗要将后党纳入一个传统派系利益不具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结构中。走到19世纪末的此时，对德宗而言，或许这已是在变法观闪现下，所能运用以一翻局面的唯一途径。
然姑不论德宗用以操作此一战略之思维，是否即其所欲摧毁之旧结构下之产物，仅由派系角力层面观之，则透过与后党达致之利益妥协，交换变法主导权，几乎等于将所有资源全押在新政必成一注上，设若变法不成，新政处逆，甚且导致新一波派系角力，则帝党落于被动，其势尽失，几为必然，加上帝党近乎抽梁换柱后，成为核心之维新派，较诸南派，更缺乏执政经验与组织能力，新政推动一旦受挫，彼辈所用以补救的，只能是一贯大破大立思维下，更加激烈而极端之手段，以弥补彼辈如同德宗相对于慈禧在政治操控实力上之弱势。当事情走到这一步，变质为一场“零和游戏”，势难避免，派系关系也因此被推到了悬崖边缘。
由维新到政变之历程，终结了近十年来帝后党争之格局，而渐导入一条于晚清政局愈见黯淡之狭径。所谓“政变”，初有康系无“势”而妄为之举措，后有后党无“法”而力取之翻局，但二者皆致清廷于迎向新世纪之际，陷入更见迟滞之沉沦。
四 满洲亲贵集团的挣扎与清末派系的残貌
一场名为“变法”，实蕴帝后权力拉锯内涵的派系拼搏，最终以慈禧三度听政、光绪断送主政权而收场。自同治时期以来之派系格局，亦因而隳堕。莫论恭醇之争早成历史，汉官僚南北派系亦几消荡于戊戌之后。于是，迎向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中枢，主导势力又经更迭。
由废立争议到义和团事件的过渡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最终以零和式结局宣告得来的胜利，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逾三十年之派系结构。作为汉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之消融与崩解，也使戊戌八月后之权力结构中，汉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来之最低点。满洲亲贵集团之重新抬头，使彼辈试图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绝对主动，以充分抑制汉人势力。
衡诸戊戌之后的中枢格局，满洲亲贵几乎占尽要津。其中，向被视为后党主力的荣禄，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降，除授文渊阁大学士，并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李鸿章之后，掌控北洋的实力派人物。至八月戊戌政变作，荣禄奉召入军机、总理衙门行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虽交由裕禄接手，但荣禄仍节制北洋各军，管理兵部事务，政、军两界领袖群伦，俨然慈禧三度垂帘政权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军机上汉大臣只剩两席原亲南派的钱应溥、廖寿恒，与复出之后行事身段甚受后党接受的“琉璃蛋”王文韶，余则世铎、刚毅、裕禄、启秀一列，加上前述之荣禄，尽皆满员，而荣禄与刚毅尤为军机实际运作之核心。在浓厚的翻局氛围下，原已在同光政局中权力边缘化的满洲亲贵之反弹与自视，不免更见放大。个中代表人物，当为端郡王载漪。
载漪乃宣宗第五子惇亲王奕之次子，因过继给宣宗之弟瑞亲王绵忻早亡的继承人瑞郡王奕志为嗣，光绪二十年，由贝勒实授郡王。但以述旨之误，本来的“瑞郡王”，变成了“端郡王”，遂以因之。
载漪之得由旁系继立，依例降等袭封贝勒后，竟又得实授郡王，议论多以为与其裙带关系相系。载漪的福晋，乃慈禧之弟承恩公桂祥之女，其同胞姊妹就是德宗皇后，亦即他日之隆裕皇太后。有这层关系，加上部分史料点出载漪与其妻，因善事慈禧，宠眷特隆，遂造就载漪在戊戌后满洲亲贵意图再起的过程中，占据攀缘的利基，甚而在这段挣扎的历史中插一脚。
由于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对德宗已无指望，加以欲对铲除不及，甚而流庇外人之帝党除恶务尽，遂有废立之图。废立而谁替？端王世子溥儁，乃以载漪“贤伉俪”之经营而成首选。由此，也带出载漪望逾其格的念想。只是，废立之图，外国反应极差，加上后党内部亦有迟疑，终究以立溥儁为“大阿哥”，作为有所坚执下的妥协。
“废立”一端，历来讨论皆集中于慈禧或后党对德宗之态度变化。其实，若由派系运作角度思考，或许更见合理。事实上，后党内以满洲亲贵为主之强硬派喊出“废立”，一方面可借除去帝党最后之残余——德宗，以持续后党之长期优势。但更重要的，透过此事之推动，亦可压迫路线不同之政治人物或派系，接受收编，或使其不可妥协性浮现，而明确打击目标。此种做法，确实狠冽，令多数汉员大吏，噤若寒蝉，进退维谷。但另一方面，也是在炒作“废立”之举措下，后党内部亦出现分立。以荣禄为首，较具长期参政决策经验之稳健派官僚，基于废立对中外观瞻及后党权力基础所可能产生之影响，全力劝说慈禧，为此图谋降温。[60]此令以端郡王载漪为首之新兴亲贵集团领袖，至为不满，也体现彼此间权力意志之落差。相较于手拥军政资源，备受西后倚重之荣禄，及立场与之相近之奕劻等人，载漪集团在以“废立”达“引蛇出洞”之作用后，遂再举“排外”之旗帜，企图借激进之行动，反客为主，令稳健派如荣禄、庆亲王奕劻等就范，且亦有以此隐然向慈禧施压，要求权力释放之作用。尤其载漪之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之事成定局，更令以彼为首之激进派亲贵图求权力之动机增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焉。
有关“义和团事件”之发展，及其后招致八国联军继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次蹂躏北京之惨祸，过程容此不加细述。但义和团于山东遭袁世凯镇压，后却窜入京畿，载漪等满洲或旗下亲贵臣僚辈之援引，实为关键。相对的，汉臣自戊戌一变，多年派系格局崩解，即使封疆大吏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在此番事态发展中，亦几全遭边缘化，可看出汉官僚实力与队形犹在重整，与满洲当权势力的压抑。一定程度上，这也使庚子巨祸的决策列车冲向悬崖时，更少了点可磨挡的刹车皮。
不过，历史的可堪玩味，往往也在此。正因以载漪为首的激进派亲贵，在短暂掌控权力时，自废立之议以降，与汉官僚为主的一众封疆大吏动辄对立，反而促使后者在北京局势大非之际，能发动“东南互保”运动，称朝命乃载漪等辈与义和团胁持庙堂下的矫诏、乱命，不支持义和团杀害外人的行为，不承认朝廷对各国宣战一事的合法性，并承诺将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外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借此与各国达成不使兵燹向南延伸的共识，相当程度地控制减低了庚子之祸可能更难想象的后果。只是，这也几乎宣判了载漪等激进派亲贵与官僚，他日必将承担全部罪责的下场。
在此，本章不欲对义和团运动之属性多所讨论，惟以派系政治之角度观察，此事实与废立争议有异曲同工之处。若云废立乃令帝党崩解后，对后党内“复古”路线心念不纯者之诱引；则借义和团而行辩证式之再斗争，进而完全掌握载漪者辈期许溥儁扶正后，决斩投机者如荣禄一路人物，并借乱局与外力，令慈禧承担罪责，交出权力，是彼等之真目的。此所以荣禄为首之后党中坚，在八国联军期间，态度游疑，甚至在极其挣扎与充满争议中，力阻灾难扩大；即令对八国宣战时，意态昂愤之慈禧，在载漪等辈图穷匕见之后，重回倚重荣禄；在西行前，命彼留京办事，后又誉以“保护使馆，力主剿匪，复能随时赞襄，匡扶大局”。[61]相较之下，载漪与呼应之一众，则沦为《辛丑和约》之首恶，或伏诛或流放。即使载漪保其首级，自戊戌后乘势突起，意图主导政局的激进派满洲亲贵，历经短暂喧嚣，毕竟在识见、实力与权力意图迥不相侔的现实下，由此走入历史。此下之派系局势，迎向有清一朝落日余晖之际，将见证有实力者胜的残酷现实。
晚清军制改革与袁系北洋的崛起
溯自中日战争时期，因战事不利，与倚为主力的淮系两军全面溃败，即使大战仍酣，清廷已积极展开军备重整工作，大体包括三项主要任务：其一，编练新军；其二，整编有作战实绩的部队；其三，遣散临时招募或溃败的军队。其中，第二及第三项，自光绪二十一年战后，即交刘坤一协调王文韶、李鸿章执行。此部分之任务，目的较为消极，要在控制原已有，而经大战后建制仍可勉存之武力，实即在进一步瓦解前此以地方练勇为主力之国防规制，尤以淮军及其支系为主。帝后两党之执行者，或许在派系利益上总相扞格，但在消弭淮系实力，令彼交出北洋控制权一端而言，倒是有志一同。
中日战役，淮军已于历经灾难性惨败后，注定将自历史第一线退下，军备重整正式搬上日程。后党经由实控督办处，又任兵部尚书的荣禄进行对定武军接收之计划，亦进入实施阶段。未来将于派系角力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人物，亦由此而与政局所趋因缘际会。此即甫结束在东事期间一段灰头土脸经历，生入榆关之袁世凯。
相较于自“壬午事变”（1882）初露锋芒，进而长驻朝鲜，代表宗主国之中国力控韩局的十二年，袁世凯在甲午（1894）至乙未（1895）不到一年之折腾，确是别如天壤。直至中日和约已成，袁氏由关外返津销差，方有段从容辰光，思索未来，及与此相涉之种种政治现实与人脉。终而由走通李鸿藻门路，进而得结荣禄，以袁氏在朝鲜曾代练新军的历练，遂于当时军备重整之潮流间，走出一条青云之路。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袁世凯接管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到7000余人，参照德国军制进行编制，并分立步、马、炮、工、辎等兵种。这也是所谓小站练兵的序幕。后日所谓袁系北洋的要角，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勋等都曾在此新军中任职，或由此发迹。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戊戌政变后，虽入直军机，但仍节制北洋各军的荣禄，整编前淮系与新建陆军，创立“武卫军”，总计达90000兵力；而袁所领导的“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相较于武卫各军，袁所领导的右军编制最新，运作最严谨，被寄望为建构未来清廷中央军主力的实验单位。[62]
然而，庚子一役，武卫军大受折损，除屯驻山东的右军之外，以旧淮系整合战力组建的各军，几近溃散，这就使袁氏所领的武卫右军，成为辛丑后一片残破的格局中，清廷赖以复原的军事主力。加上此前袁氏署理山东巡抚期间，对义和团的弹压，与对条约义务及外人的尊重保护，甚得各国正面评价，终使袁氏依凭实力，逐步走向属于他的时代。
光绪二十七年，短暂重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头衔，以利谈判八国联军入侵后之和约的李鸿章，心力交瘁，逝于京师。以当时情势，各国传达希望署理鲁抚任内，表现甚得肯定的袁世凯接棒，加以荣禄翼助，于是，就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李鸿章下世当天，朝命即令袁世凯署理直督，并在来年（1902）四月实授。
作为晚清军事资源重镇的北洋，自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去职，淮系掌控宣告转移后，荣禄透过一系列兵源与编制的重整，俨然成为北洋新的领袖。但因庚子之乱的冲击，与荣禄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辞世，实授北洋，且所属武力保持最为完固的袁世凯，顺理成章成为北洋新时代的建构者。由定武军、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增建总数约6000人的“新练军”，并在同年六月，扩建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至光绪三十一年，在袁世凯的整并经营下，北洋军扩充至六镇，逾70000的兵力，加以各种军事学堂等人才培育施设一一就轨，于是，这股新兴武力，就成为清廷晚期政权的保障，也是袁世凯建构派系势力的最大资本。晚清最终决胜大局的所谓“北洋系”亦由此形成。
“丁未政潮”与派系势力的波动
瞿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因此政坛常以“善化”称之而不名。同治十年（1871）二甲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三年散馆考试及格，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翰詹大考一等第二名，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并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来年（1876）授河南学政。此后两经丁忧，仕途不免延宕，及至庚子之际，瞿氏官至礼部右侍郎。
庚子两宫西狩后，因为随扈的军机大臣载漪、刚毅、启秀、赵舒翘承担致乱罪责而遭黜，军机上只剩老迈退缩的王文韶，与已成领班的荣禄，亟须人力。因荣禄所荐，卓有清誉的瞿鸿禨，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二十七年（1901），再晋工部尚书，召至西安行在入枢行走，并转任新成立的外务部尚书，门面因而大开。由于受到慈禧的欣赏与倚畀，即使光绪二十九年荐主荣禄下世，庆邸时期的军机，瞿氏仍居述旨秉笔的要角。
瞿鸿禨的任重，一定程度反映了庚子之后，自戊戌以来一波边缘化汉官僚决策参与角色逆流的趋缓。也在这段时期，瞿氏近身观察到庆、袁沆瀣一气、图利固权的作为。在中枢汉士大夫派系势力几近崩解的局势下，善化欲思有以制衡，势须如庆邸之有项城。于是，瞿鸿禨与岑春煊产生了联结。
岑春煊是同、光两朝历任封疆要职，平定云南回变的岑毓英第三子，得乃父庇荫，捐官出身，后又乡试中举，缓步升迁。至甲午之役，岑春煊因赴关外视察，又布防山东，担当渐获肯定，至戊戌变法期间，破格简任广东布政使，红顶已然在望了。
不过，岑氏宦途的大转折，仍在庚子之事。当时的岑春煊已调任甘肃布政使，在两宫仓皇奔亡于西路之际，岑春煊领兵勤王护驾，让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大感慰藉，也建立了岑三公子此下少有可比的帘眷。于是，安抵西安后，岑氏升任陕西巡抚。此下又转山西巡抚，表现仍可取，终而数历署理督抚，再晋云贵、四川总督。
事实上，由光绪三十二年到三十三年，岑氏两调云贵、四川总督，都称病滞留上海而未到任。个中曲折，在岑氏署理两广总督三年多期间，整顿在地贪渎牟利官员不遗余力，而以其时庆、袁把持政治资源分配的态势下，岑氏打击者后台或谁属焉？以惩办粤海关书办周荣曜贪渎的案例，岑氏在其回忆文字中，即指周氏“纳贿京朝，广通声气，得庆亲王奕劻之援”，[63]这使论者不免怀疑岑氏被明授云、川帅缺，实则又是边缘化的老戏。[64]然而，正因岑春煊的帘眷，及其明显与庆、袁不同路，但又位列封疆的重量，让在枢垣中相对缺乏有力奥援的瞿鸿禨，密与相应，并吁进京共图改政，于是丁未，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一场牵动晚清国祚跌宕之政潮作。
